培育公务员精神研讨会调研文章

培育公务员精神研讨会调研文章（通用4篇）

篇1：培育公务员精神研讨会调研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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培育公务员精神研讨会调研文章

发展或者衰败，公务员自己的沙场

——从比较学看培育公务员精神的主要途径

惠州市惠阳区人事局

世界上唯一不变的是变化。不管这是谁说的，都是真理。

一个国家对掌管国家各种机构工作的人员，如果不适时调整管理观念和行为模式，这些人员会被淘汰，这个国家的管理政党也将面临危险。所谓“流水不腐，户枢不蠹”并不过时。而我们当前的公务员队伍倒真到了必须好好治一治，管一管的时候了。如何打造这个时代，作为管理者，这个任务，谁也替谁作不了主，这是我们自己的沙场，发展还是衰败，在于我们自己国家的管理者如何行为了。于是，我们提出了要培育公务员精神。

比较西欧一些国家，由于他们历经多年多次行政管理制度的改革，部门间的扯皮现象、人事上的任人唯亲和机构臃肿问题都基本得以解决。现在的政府，一般层级较少、机构轻灵、职位定得合理。而我国却相反，一些机构和人事上的问题已到了必须大加修整的时候了。

而处于管理层的国家公务员队伍是直接关系国家和政党存亡的原因之一，一个自私自利、贪污腐化、任人唯亲、为政不亲政、渎职妄为的公务员队伍必将是一个国家和政党衰败的葬送者，而一个国家和政党的失落必将带来一支公务员队伍的消失，所以公务员队伍的强大关系着国家和政党的强大，原创：http:///而国家和政党的强大也是公务员队伍存在和发展的重要后盾。这并不是耸人听闻，而是事实，也是每个公务员可以认知的，却又常常以为事不关己。我们的党和国家认识到了这个问题，也一直关注着这个问题，即使没有“公务员”一词，这个公务员队伍还是存在着的，这个为公众服务的体系还是存在着的，我们曾经提倡也依然提倡，“公仆”“公仆意识”就是公务员应有的一种精神，“两个务必”“三个代表”无一不是对我们国家公务员的要求，并不只是那仅有的几千万党员。我们强调要“代表最广泛人民利益……”但常常是，许多人以为最广泛人民利益是自己个人的利益，从而造成一些腐败现象的滋生，在这个时候，我们提出培育公务员精神已是刻不容缓。

洛克曾有其深刻的洞察，在其《政府论》下篇中他分析到“对于统治者的失败、一些错误的和不适当的法律和人类弱点所造成的一切过失，人民都会加以容忍，不致反抗或口出怨言的。但是，如果一连串的滥用权力、渎职行为和阴谋诡计都殊途同归，使其企图为人民所了然——人民不能不感到他们是处于怎样的境地，不能不看到他们的前途如何——则他们奋身而起，力图把统治权交给能为他们保障最初建立政府的目的的人们，那是毫不足怪的。”反观我们两千多年的封建王朝的更迭史就是一部政权不断变更的充满着暴力革命的治乱史，这应该说是对选拔型社会的暴力社会性基础的极好佐证。

将“热爱祖国、忠于人民，恪尽职守、廉洁奉公，求真务实、开拓创新，顾全大局、团结协作”定义为公务员精神，积极探索培育和弘扬公务员精神的有效途径，建设一支政治坚定、业务精湛、作风过硬、人民满意的公务员队伍，将是我们自己保证自己生存并发展的必要条件。但如何在我们的公务员队伍中培育公务员精神，却并不是一件简单的短期的事情，也不是停留在语言上的空想，而是必须建立在实际的每个公务员个体中。作为国家公务员队伍中普通一员，一个最初级的或者说较底层的公务员，我想谈谈自己的粗浅看法，也许不深刻，却是来自基层，或者更接近本源吧。

一、用人，打破“选拔”制，建立“选举”制，把好引入关。

不敢说当前公务员任职还全是采取“选拔”方式，但至

少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我国政府中的大小官员还是选拔出来，而不是选举出来的。选拔必然带有很大的片面性，个人情感成份。对于这个干部是否胜任工作，是否在将来的岗位上尽职尽责，带有很大的冒险性。同时，也给用人之道暗藏和滋生许多弊端。

如今是一个选举的时代，选举已经渗入到我们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但长期以来选举的精神理念在我国是极度匮乏的，我国在过去历史上基本上属于一个选拔型社会，虽然一直也存在“选举”之名，但却无“选举”之实。这与我们的政治体制改革的深化以及政治文明的建设是极不相符的。“一个选举制度，就是一套指令，好比是一个基因中的一套指令。它们看似简单，但在国家、社会这个庞大的‘政治生物体’中，这套简单指令的千万次重复就可以导致政治互动与社会行为的千变万化！”。

一个执政党要长治久安，“为政之要，惟在得人”，政府

管理过程中对人才的关注古来有之。吏治的好坏，直接关系到政权的安危，而人才的选拔是关键，在这一点上，历代统治者均深谙此道。然而，如何才能做到

有效地选拔优秀人才？早期社会有过各种各样的方法，在我国先秦时有“世卿世禄制”，汉以后有“察举征辟制”，魏之后又有“九品中正制”，再有隋唐以后受到世界瞩目的科举制度等等不一而足。观察此人才产生机制的变迁史，不难发现我们国家自古以来就是个注重选拔人才的社会，在历经世袭、养士、军功、客卿、察举、征辟以及九品中正制所带来的弊端之后，科举制

应运而生，并显出了其强大的生命力。科举制度在中世纪被传入西方，经过发展和完善最终形成了今天的公务员考任制。

当选拔这样一种人才产生机制初露头角之时，其展示了

与先前“上品无寒门，下品无世族”的世卿世禄制等依靠身份的任职制度相比所具有的无比优越性。国学大师章太炎曾对不依赖于身份的人才选拔盛赞道：“六国兴而世卿废。民苟怀术，皆有卿相之资。由是阶级荡平，寒素上遂，至于近不废。”

但是，一个选拔型社会中的制度性选拔拥有着一种居高临下的态势，“是统治阶级按照自己的意志和需要，设定程序，挑选代理人的过程。换言之，选拔的实质是统治阶级‘治权’的寄存过程。其权力的合法性的来源，是统治阶级的同意，而非人民的同意。因此，选拔出来的人因其并非人民的代表而眼睛朝上，他们只对上级负责而不对人民负责。”他们的职位是源于上级的赏识，而不是来自于人们的选举。如此，容易造就一些在上级面前唯唯诺诺，在下级面前趾高气扬的“奴才”。更由于在选拔过程中占主导因素的是选拔者个人及他的权力，那么任人惟亲、任人惟情、任人惟财等现象在人性弱点面前几乎无法避免。

在一个选拔型社会中，整个社会的运作是单向型的。“政

府的权力不受到来自下级和独立的权力机构的约束，而只受上级主管的约束。”整个选拔型社会必定存在着一个最高主宰者，而将整个社会的良好秩序都维系在一个最高主宰者身上，这显然是危险的。所以，选拔型社会的存在与大行其道只会让集权专制“阴魂不散”。

如今选举制度已成为公认的民主政治支柱之一。西谚有

云“有选举不一定有民主，没有选举一定没有民主。”当然，最初拥有选举权的对象范围是如此狭窄，所以选举在产生之初所发挥的功效也是极其有限的。要知道，古希腊的“民主”选举是以剥夺广大妇女和诸多奴隶们的选举权利为代价的。

所以，一个选举型社会的形成不单需要选举制度，更依赖于近代以来的市民社会。当选举制度深深扎根于整个市民社会之时，才可以说形成了一个选举型社会。

选举型社会“使权威合法性的来源产生了一个重大的转移——血统身份也罢，君权神授也罢，奉天承运也罢，此时都已不再可能，领袖要想号令天下，也惟有反求诸天下的‘授权’才成，这时群众才真正成为前台的主角。”

“一小部分人管理政府。这部分人对选举他们的选民负

责，他们的权力都来自选民。”

进一步就人事任职而言，在一个选拔型社会之中，“走

运的人则每每不过是些卑鄙的诽谤者、卑鄙的骗子和卑鄙的阴谋家；使他们能在朝廷里爬上高位的那点小聪明，当他们一旦爬了上去之后，就只能向公众暴露他们的不称职。”而在一个选举型社会之中，“差不多惟有英明能干的人，公共舆论才会把他们提升到首要的职位上来，而他们也会光荣地履行职务的。”因为，在一个选举型社会中，官员的产生、政府的组成完全是由选民通过选举来控制的。从近现代民主政治的角度来分析，官员由民众来控制，才能使他们服从民众的意志。而只有民众信任的官员才有可能是真正高素质的官员。同时，由于用人权不再由具体的单个长官（上级）来掌握，政治生活中的腐败，尤其是用人的腐败便可以基本避免。

我国自1993年10月1日起正式实施《国家公务员暂行条例》，将考试做为进入非领导职务主任科员以下公务员队伍的必经途径，并于2002年进一步强化了“凡进必考”的原则以增强制度的严肃性与公正性。同时，以考试做为公开选拔党政领导干部在一些城市已取得良好的社会效应。撇开阶级属性，我们将会发现考任制度所蕴含的公开、平等、竞争择优原则是现代民主社会所追求的目标，而这一点也正是此制度长盛不衰的根本原因。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是古代科举制度所具有的一般特征，也是现代公务员制度最为重要的原则之一。公开是指录用公职人员时应该面向社会，将相关内容（如岗位、资格条件、考试时间、地点等内容）以公告等形式告之公众，使有志于从事政府部门工作的人员能够及时、便利地获取其所需要的信息以做出相应决策；而平等意指任何符合报考条件的人员均有相同的机会和权利参与竞争；竞争择优的原则则是指在录用公职人员时，要根据考试的结果进行择优选拔。三项原则相辅相成，缺一不可。

公开、平等、竞争择优体现了现代民主社会所倡导的价值取向。然而，在任何有阶级的社会里，公开与平等只能是相对的，因此竞争也就有可能是以形式上平等但事实上的不平等为落脚点，从而导致择优的目标无法真正落到实处。

所以，任用个人考试和人民选举的方式结合起来，应该

相对能选用一些真正有用又能代表人民利益的干部吧。

二、用职，打破“久任”制，把好职位关。

去年8月中旬，国家质量技术监督检验检疫总局(以下简称国家质检总局)发布消息，将在江苏等五省(自治区)的质检系统推行质量技术监督官和检验检疫官制度。事涉13000多名在职公务员。

9月20日，人事部解释，五省区试行“两官”制，是国家行政执法类公务员改革的“试验田”。

与传统对“官”的理解不同，“质量技术监督官”并不表明领导权力，而是一种公职岗位。在新通过的《公务员法》中，明确了公务员实行分类管理。该法第十四条规定：“国家实行公务员职位分类制度。公务员职位类别按照公务员职位的性质、特点和管理需要，划分为综合管理类、专业技术类和行政执法类等类别。”

官与公务员在中国这个有着很长“官文化”“官本位”思想的国度，再次引起激烈的争论。实际上这“两官”属于西方公务员制度中的“事务官”，与选举产生的“政务官”不同，更于我国封建社会的“官”不同。

其实，在公务员法实施后，一些职位的合理设置则成为一种公务员队伍健康化的关键。

今年全国将有14个省(区、市)于年内完成四级基层党委换届工作，2007年上半年再完成17个省(区、市)。

换届之年，数十万干部将在进退留转中丰富个人的政治阅历，同时，这些干部的来源和产生方式，更决定了中国整个公务员队伍的成长基调和发展方向。2006年是“十一五”开局之年，又恰逢《公务员法》正式实施，这些因素都使此轮换届获得了更加恢弘的背景，也因此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

而历来副职太多，职工设置不合理，也是影响公务中施政的阻力之一。

宋福范分析认为，地方党委副职过多最大的弊病是影响到党内权力架构的正常运行。根据《党章》和《地方党委工作条例(试行)》的相关规定，党的地方各级委员会的常务委员会，在委员会全体会议闭会期间行使委员会职权，主持经常工作。对书记办公会的职能，《地方党委工作条例》规定：书记办公会不是一级决策机构，不得决定重大问题。其议事范围主要是酝酿需要提交常委会讨论决定的问题；对常委会决定事项组织实施进行协调；交流日常工作。

中央党校调研处处长辛鸣也坦言，这么多年来地方党委重大的决策很多都是在书记办公会上，甚至仅仅是书记碰头会上就决定了，然后才到常委会。现在的常委会12个人左右，如果书记加上副书记就占到6个，只要是书记办公会确定的事情，再争取到个别常委就可以多数通过，这样就很难实现发挥常委会的作用。要充分发挥常委会作用，与其扬汤止沸，不如釜底抽薪，减少党委副职势在必行，通过换届可以得到较好地落实。

国家行政学院宋世明副教授曾经参与《公务员法》起草工作，他更多从领导成员的进退留转去解释“人往何处去”这一问题。他认为，从《公务员法》的规定来看，领导成员是实行选任制，其进退留转跟西方公务员制度相比，最大的不同是以国家政权机关的存在为依据，只要政权机关存在，人就在里面工作。而新西兰、瑞士、瑞典、加拿大等国家公务员的进退留转完全以职位的存废为依据，职位消失就自动退出。因此，中国公务员是“职业型”的，西方公务员则是“职位型”。

先以职位定人，职位设置合理，才选用适合职位的人。

而不是以人定职位，不是为某些人量身定做职位。

三、建立绩效测评制，实绩与民生为先，把好政廉关。

西方国家，公务员也是一个令人羡慕的职业。不过这些国家对公务员的选拔更为苛刻，不仅门槛较高，还十分强调公务员的道德修养、对国家忠诚以及注重工作效果。此外，公务员收入透明公开，鲜见因利用部门权力而产生不同公务员之间的“收入差”，政府部门贪污受贿的“群体”案件也十分少见。

西方国家公务员领取的薪酬一般分两部分：一是按职

位、等级和服务年限领取的工资；二是考核奖励。前一部分是公务员职位的明码标价，后一部分差别较大。英、法等国比较注重业绩奖励，德国的公务员则比较注重明码标价的工资和福利。

美国近年对行政管理制度改革的一个亮点是，注重行政

效率，以行政行为结果实现的优良程度作为衡量公务员政绩的标准。

世界上实行文官制最早的英国，近年来一直较多地依仗绩效管理。体现在公务员报酬方面就有了较大的不确定性。公务员每年考核一次，考核项目繁杂内容广泛，包括工作知识和能力、品格、热情、诚信度、创造性等，英国政府人事管理特别强调“责任”，出现问题必须查清责任归属。在英国发生任何一件事情而不了了之是不可想象的。工作人员出了问题，既要追究当事人的责任，部门主管也难辞其咎。

应该说明的是，西方国家公务员可能因卓有成效的工作而获得一个价码不菲的“红包”，但这一切都是透明的，并在议会通过的预算框架内。

美国对于公务员的录用，除强调不同的职位应具有相应的学识外，近年来对个人信用考察非常“较真”。在德国，公务员不但要经过严格考试，而且还要进行品行审查，以保证让那些专业技能和品行最好的人进入政府。德国为避免政府官员贪赃枉法，还以法的形式强制性规定公务员五内年必须轮岗交流，对易生腐败的权力部门，轮岗期限规定为三年。

公务员财产公开是建立廉洁政府必不可缺的保证，也是考验一个政府是选择为民众服务还是为少数人谋取私利的方向标。在西方国家，只要选择了为政府工作，就不要奢想在个人收入问题上玩“猫腻”。这是基本的牌规。谁违背了这个牌规，就不要在这里打牌!

按照西方国家政府官员管理规则，公务员所有涉及个人或为大众服务的行为都要公开。纳税人如对某个公务员收支情况有疑问，可随时举报，反贪官员要对此进行调查，并将调查结果公示于众。拒不申报或无故拖延申报个人财产者，司法部门可直接对当事人提起民事诉讼；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不但饭碗不保，被送进大牢蹲上几年也是必要的“成本”支出。

以美国为例，包括总统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子女的有关情况。受理财产申报的部门一般情况下应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纳税人查阅监督。

财产申报的内容一般包括接受的馈赠以及个人买卖交易、社会兼职等。比如所获价值超过一百美元的红利、利息、租金，原创：http:///从他人处获得累计一百美元（德国规定在公务活动中接受十五欧元以上的礼品必须上交）以上的礼品，除亲属外的任何方面累计价值达二百五十美元以上的食宿或款待方面的馈赠等。

尽管这些国家公务员索贿受贿的案例每年都屈指可数，但这些国家的新闻媒体仍然不依不饶，非常热衷对官员们日常生活中显露的“蛛丝马迹”进行追踪曝光。去年底，加拿大移民部长朱迪仅因免费享用了一个印度移民制作的比萨饼，而被媒体逮着曝了光，因可能“影响移民处理问题的公正”而丢了乌纱帽。

四、建立民意测评制，透明，公开。以民众意志为先为重，改“民为官”为“官为民”思想。

有人预言“治理型领导”将脱颖而出。按照领导能力的时代特征，有学者将建国以来的领导干部分为三种类型，即马背上成长起来的军功型领导,改革开放以后大量涌现的有专业技术背景的专家型官员，以及与科学发展观要求相适应的治理型领导。

与知识结构相对应的是治理型领导的能力特征，日前,中央提出领导干部必须具备的四种能力中第一次提出了“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可以视作是对领导干部新的时代要求。

刘峰认为，改革的利益必须分享，如果只关注既得利益者，就会出现“马太效应”，时间长了会使那些未得利益者成为改革的旁观者甚至是反对者，因此改革需要汇集大多数人的支持，特别是未得利益者。一切政策的制定说到底就是利益分配问题，换届中就需要把那些能够兼顾最大多数人利益的人选上领导岗位。

中央党校党建研究专家宋福范教授在接受《决策》采访时，将“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描述成三个“善于”，即善于从政策取向上抓准最大多数人的共同利益与不同阶层的具体利益的结合点，正确反映并妥善处理不同阶层、不同方面群众的利益；善于利用法律的、经济的、行政的手段解决利益冲突；善于引导群众以合法的形式表达利益诉求，健全社会利益协调机制。

宋福范也认为“是否具备处理利益关系能力，已经成为

衡量各级领导干部执政能力的重要指标。在干部的综合考核评价体系中，突出地增加处理利益关系的能力，既是执政规律的必然要求，也是落实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具有一定的历史必然性”

“郡县治则天下治”，即将到来的党委换届，什么样的干部能够走向县级正职岗位呢？中组部《意见》明确提出了四种能力，即驾驭本地区经济社会发展全局的能力，处置突发事件的能力，做好群众工作的能力和解决自身问题的能力，可以肯定的是，对这些能力的考量不再只看gdp指标。

民心向背会终将成为重要的衡量尺度。

所以，理应让公务员成为一个“权力有限，待遇不高”的队伍，改变位高权重，远离民众和官僚习气。还原“为公众服务”的本质身份。

篇2：培育公务员精神研讨会调研文章

谱写移民创业致富新篇章

――东阳市水库移民后扶项目实施工作的思考

东阳市民政局

黄振刚

摘要：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资金直补政策的实施增加了移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鼓舞了移民群众创业致富的信心。但随之也带来了一些矛盾和问题，东阳市从实际出发，分析了这些矛盾存在的原因，并在大中型水库后夫结余资金项目的使用上提出了化解矛盾、改善关系、普惠各村、配套建设，促进移民致富增收的分配方案，对有矛盾、有要求的移民安置村和库区村都给予一定的扶持，在项目实施中得出如下经验：

1、配套建设、分散使用的后扶项目资金分配方案减少了各种矛盾维护了社会稳定，促进了移民创业致富，从而增加了移民后扶政策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2、配套建设、分散使用的方案也存在着在管理和效益上的缺陷，在当前各类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工作中产生的突出问题、热点问题已经基本加以解决，各类不平衡因素产生的矛盾也已基本理顺的新形势下尤显不足。

因此在下一步后扶结余项目的实施中，提出也应该适应新的形势，探索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的使用办法，在整合资源、聚小成大；适应形势、转变理念；创新方式、加强交流三个方面作出尝试，更好为移民创业致富服务。

关键词：稳定；创业致富；后扶项目；实施

引言：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政策最终目的是为了使移民创业致富，而保持移民群体乃至整个社会的和谐稳定，是后扶政策实施的前提和保证。随着社会经济形势的不断变化，后扶结余资金额度的逐年增加，如何使后扶结余资金项目创造出最佳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帮扶移民创业致富，维持社会稳定，是东阳市移民办一直在认真研究的课题。

1、东阳市移民工作基本情况

东阳市位于浙江省中部，现辖1乡11镇6街道，347个行政村和43个社区。2010年末总人口82.01万人，其中农业人口67.11万人。市域内有大中型水库三座（横锦水库、南江水库、东方红水库），经核定大中型水库移民22776人（包括606名滩坑水库移民），其中水库库区17个行政村，核定移民人口2638人、移民安置区314个行政村（社区），核定移民人口18724人。大中型水库移民人口占东阳市农村人口的3.4%，库区和移民安置区村（社区）占东阳市所有行政村（社区）的85%。所有移民均采取后扶资金直补到人的扶持形式。

2、东阳市移民后扶结余资金项目的实施特点和原因分析

2.1、移民后扶政策实施中产生一些不稳定因素

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资金直补政策的实施直接增加了移民的经济收入，改善了移民的生产生活条件，并极大鼓舞了移民群众创业致富的信心。但也带来了几个不平衡的问题：一是移民与安置村非移民的不平衡。由于东阳市域内的三座大中型水库都是五六十年代动工建造的，大多数移民迁移年代较早，早已溶入安置村生活，其生产生活条件同安置村非移民区别并不大，直补政策反而凸显了移民和非移民两个群体，并造成安置村非移民心理的不平衡；二是外迁移民同原搬迁村的不平衡。由于水库多建造在山区，水库造成后，给库区村未搬迁人口交通、生产、创业等带来诸多不便，而外迁移民多安置在平原地带，现在的生产生活条件反而要相对优厚得多，造成拥有原库区村未搬迁人口的心理不平衡，并在山林

等未作重新分配的资产上制造矛盾。三是库区后靠村移民和非移民的不平衡。东阳市采取全部核定到人的直补扶持方案，而库区后靠村虽然非移民未发生房屋迁移,但土地等生活资料是全部进行重新再分配的,并且由于历史原因搬迁时未被界定为移民的的边缘人口也较多，这些后靠村边缘人口和后靠村移民、非移民之间存在着不平衡。

2.2、结合实际情况，制定后扶项目实施方案

东阳市虽然移民人口只占东阳市农村人口的3.4%，比例不是很高，却分布于现辖所有镇乡街道的331个行政村（社区），占到东阳市所有行政村（社区）的85%，因此以上所分析的几个不平衡问题在很多安置村、库区村存在，引起的各类信访问题和群体矛盾直接影响了大中型水库后扶直补政策的实施效果，也影响了社会稳定。针对以上情况，东阳市对大中型水库后扶结余资金提出化解矛盾、改善关系、普惠各村、配套建设，促进移民致富增收的实施方案，首年采取项目配套资金使用的形式对有矛盾、有要求的移民安置村和库区村都给予一定的扶持，并在其后两年内采取这种形式对所有安置了30人以上移民和有滩坑移民安置的村（社区）都进行了一轮项目扶持。三年来，共安排项目254个，项目总投资 6694万元，其中安排后扶结余资金626万元。项目具有投资总额大，投资范围广，投资项目多，配套资金少的特点。

（其各年项目实施情况如表）

2008-2010扶持项目分类表（单位：万元）实施

项目

总数投资总 扶持资额

金总 额 基础设施文教事业 生产开发 其中（个）

项目扶持项目扶持项目扶持

个数 资金 个数 资金 个数 资金

546694 626 215 476.5 17 98 3 51.53、取得的成效和存在的问题分析

3.1、取得的成效

由于采取了对有矛盾、有要求的移民安置村和库区村都给予一定扶持的分配办法，而东阳市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结余资金总额三年来总额度仅为626万元，分配到各项目的资金只有几万元，甚至几千元，每个项目的扶持资金极为有限。但东阳市移民办利用小资金做大文章，将结余资金项目与东阳市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紧密结合，后扶项目以小博大，配套东阳市新农村建设，与“百亿帮扶致富工程”、“下山创业工程”“千万农村劳动力素质培训工作”“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乡村康庄工程”“千万农民饮用水工程”等工程有机结合，充分与其它相关部门协调沟通，撬动各部门资金和社会其它资金。三年来配套后扶结余资金项目总额度仅为626万元，但项目总投资达到 6694万元，争取的其它部门和自筹资金达6068万元。这些项目的实施极大地改善了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基础设施，使其村容村貌大有改观；改善了移民生产生活条件，增加了移民创业致富机会。并且后扶结余资金作为扶持到村集体的政策，享受对象不局限于移民，有效弥补了移民与安置村非移民、外迁移民同原搬迁村村民、库区后靠村移民和非移民之间的裂痕，促进了安定团结，维护了社会稳定，增加了移民后扶政策的影响力，取得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如安置了66名滩坑水电站移民的城东街道塘鹤村，2008年建设一条村主干道时资金遇到困难，多方筹集还缺少资金，东阳市移办积极和其它部门协调沟通争取资金，并在当年移民后扶结余资金项目中给予安排配套资金0.5万元，村干部和本地村民对此很感动，认为移民后扶结余资金虽然只有区区0.5万元钱，但在移民安置村建设项目遇到困难时市移办能积极帮助协调其它部门争取资金，也解决了当时的部分燃眉之急。2010年该村集体经济情况好转，村干部当即决定由村集体出资十多万元帮助滩坑移民屋前道路全部加以硬化，屋后也造上花坛。取得了移民开心，安置村村干部、村民也满意的效果。歌山镇林头村对所有村民每年都进行分红，一些非移民村干部和村民认为移民即享受了村里所有正常待遇，又享受大中型水库后扶政策补助有所不公，东阳市移办从实际出发，安排配套项目资金12.4万元，建设了从村广场到省道的道路硬化工程和加宽了移民安置点到村主道的桥梁，村干部和其它村民都交口称赞移民后扶政策考虑周到。

3.2、分散投资的缺陷。

采用普惠普利的办法分散安排项目，对后扶政策实施初期解决大中型水库移民扶持历史遗留问题，化解各项矛盾，解决库区和移民安置区在新农村建设和经济发展中资金缺乏，项目难以启动等起到了积极作用，但通过几年的实施也发现存在不少缺陷：

3.2.1、管理缺陷。项目资金的分散增加了全市实施的总项目个数，减少了每个项目可分配到的资金额度。一方面，市移办人手有限，后扶项目个数的增加使市移办无法对所有项目进行认真的指导检查和监督管理，而每个项目资金额度不多又使项目实施单位产生懈怠心理，一些项目不能严格按照项目管理实施办法准备前期资料并认真开展实施，两个因素相互叠加，给后扶项目的管理工作带来一定难度，同时也大大增加了市移办工作人员的工作量。

3.2.2、效益缺陷。后扶项目资金配套其它资金分散使用的方式，虽然也建设了一大批基础设施和生产开发项目，但归根到底，项目的主体资金大多是通过其它渠道筹措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结余资金和撒糊椒面一样，只起到点缀作用，难以发挥自身的经济效益和社会影响，也无法真正为有困难的大中型水库移民安置村和库区村办几件有影响力的实事。

4、下一步后扶项目实施思路

通过三年结余资金项目的实施，各类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工作中产生的突出问题、热点问题已经基本加以解决，各类不平衡因素产生的矛盾也已基本理顺，现在进入到“十二五”规划时期，移民后扶工作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随着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结余资金逐年不断增加，后扶结余资金的使用也应该适应新的形势，探索更加科学、合理、可持续的使用办法。

4.1、整合资源，聚小成大

要尝试整合资源，在每年的项目安排中要确定几个重点项目进行扶持。具体思路是在尊重移民意愿前提下集中一个村几年的项目规划资金或者集中一个地域的项目规划资金，办成几个有影响力的项目。尤其是当前经济基础相对薄弱、移民生产生活条件相对落后的库区（安置区）村，更要集中财力、整合资源，做几个移民后扶项目的典型，提高项目的规模效应，确实发挥大中型水库移民后扶

政策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

4.2、适应形势，转变理念。

一方面要与时俱进，转变扶持重点的理念，在前几年的项目后期扶持工作中，为了解决问题、化解矛盾，根据库区和移民安置区的实际需求，后扶项目以基础设施建设为主，创业致富等产业开发项目很少，在今后工作中，需要逐步转变工作理念，做好对移民和移民干部的政策引导工作，着眼长远，加大创业致富扶持的投入力度。另一方面要转变扶持管理办法的理念，后扶项目的选择要慎重，后扶项目的管理要认真，后扶项目的程序要简化，为移民后扶工作持续健康发展提供保障。

4.3、创新方式，加强交流。

篇3：公务员服务精神培育的路径探析

1、维护服务型政府合法性的前提

现阶段我国提出构建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服务型政府与和谐社会的构建首先是政民关系的和谐,这是其他一切和谐的基础和前提,对于政府及公务员来说,强化服务精神,搞好服务质量是实现人民利益和实现政民关系和谐的最重要因素。服务型政府构建成功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政府公务员的服务精神以及服务的质量。

2、公共行政精神培育的内在要求

公共行政学在一百多年的发展历程中经历了几次重要的范式转变。20世纪90年代初在批判与总结新公共管理理论及实践的基础上罗伯特·丹哈特教授又提出的一个全新的公共管理理念及管理模式。他指出:“管理归根到底是公共服务的性质,政府或公务员的首要任务是帮助公民。明确表达并实现其公共利益,而不是试图去控制或驾御社会,即服务而非掌舵的新公共服务理论。”[1]显然,这些理念和模式恰恰能有效契合我国目前的社会转型和经济转型,能够有效避免管制型政府模式的价值偏差和实践困境,可以说,建设服务型政府是构建和谐社会的内在要求和必然选择。现阶段在建设服务型政府这个视野下政府公务员的精神品质必须彰显服务、民本、法治、责任、公平正义的核心价值理念。

3、公共治理的现实选择

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权威。我国目前的管制型政府在一定程度上约束了人性的发展,公民没有合适的途径诉诸自己意愿,而服务型政府则强调政府与公民、公民与公民之间的对话与合作,这种对话合作与协调在较大程度上取决于公民的认同。公民认同是对政府制度或机构以及对公民社会的一种珍视或归依,如果没有公民的认同,这些机构或者是制度就不可能运作。[2]在这里,公务员精神鼓励公民的参与、倡导政治平等、团结、信任和宽容,这对化解社会矛盾,提升政府合法性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

二、国公务员服务精神的现状分析

1、我国公务员服务精神存在的问题

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一些市场交换法则也侵入到公共行政生活中,公共权力成为一些人牟取私利的工具和手段。此时我们的一些公职人员开始迷失自己的价值观,忽视了对人民授予的权力正确运用,导致服务精神的缺失。(1)部分公务员“公仆意识”淡化。政府官员时刻处在一张利益网的包围之中,尤其在现阶段社会物质文明还没有发展到足够的高度时,由于个人利益的驱动,使得政府利益和个人利益具有自动扩张的性质。一些政府公务员手握政府的公共权力,面对市场经济大潮,面对物质利益的诱惑,使得我们个别的公务员把人民赋予的权力异化,使公共权力市场化,同时政府公共管理的目标也被异化了。张康之曾提到:“把服务作为一种基本理念和价值追求,政府定位于服务者的角色上,把为社会、为公众服务作为政府存在、运行和发展的基本宗旨,这样的行政被称为服务行政。”[3](2)部分公务员责任意识淡薄。公务员的责任包括政治责任、法律责任、行政责任和道德责任。当前在社会转型期,我们的一些公务员和干部忽视国家和百姓利益,有些公务员只对上负责,不对人民群众负责、往往是上有政策,下有对策。还有些公务员和干部的法律意识十分淡漠,滥用职权、滥摊派、滥罚款,有的甚至做了违法的事,如有的部门官员挪用公款、建立小金库。超出职权范围行事的事情时有发生。(3)部分公务员服务低水平,低效率。政府公务员的行政水平和效率是政府行政能力的集中表现,也是判定政府工作情况的综合指标。然而,现阶段我国的现实情况是政府各部门对于应该自己处理的问题议而不决,决而不行,出现推诿扯皮,而对涉及部门私利的事,却从中作梗,使简单问题复杂化。各部门之间工作不互相配合、支持,而是彼此拆台。有的权重部门还出现多头领导,重复指挥,严重影响了政令的畅通和管理的效率的提高。(4)服务规范的匮乏。在中国,“重实体,轻程序”的观念影响着政府的行为规范。一些政府的行政行为存在着服务不规范、不按程序办事、决策不民主、不科学,执行不透明,监督不到位,反馈不真实等问题。中国现行行政审批程序也极不规范,一些审批机关重审批、轻管理,少数部门利用审批乱收费,把审批作为一种增加部门权力和利益的手段,搞权钱交易,在政治上损害了政府形象。

三、公务员服务精神培育的路径

1、重塑以服务为价值导向的行政文化

行政文化是行政人员对行政体系及其行政活动所持的态度、情感、信仰和价值观以及人们所遵循的行政原则、行政传统和行政习惯等。公务员在实际工作中,往往不是单纯的遵循一些道德原则和规范,更多的时候他们需要把自己内在的道德情感、意志和自己所信仰的价值和信念在必要的时候创造性的运用。这是一种深层的能力,而能激发这种潜在的心里状态的东西,就是深植于组织中的行政文化。因此在现阶段培育公务员服务精神时,我们要加强公务员精神的思想教育,思想教育是培育公务员服务精神的基础工作,因为精神的约束是发自内心的、自觉的约束,可以从根本上防患于未然,是公务员遵纪守法的基础和保障。

2、健全制度,规范服务行为

“人是在制度中生活的,如果制度不合理、不道德,那么,个人的道德行为所起的作用是微不足道的,而只能作为修身养性、独善其身的手段;反过来,如果制度是合乎道德的,即使某些个体有不道德行为,它对社会的危害也会受到抑制。就此而论,制度的道德比个体的道德更为重要。”[4]制度建设是思想建设的保证,没有一套严密切实可行的规章制度,公务员精神培育就难以落实到实处。(1)实行岗位责任制度。当前在我们建设服务型政府视野下,我们要科学的结合公务员自的能力、素质,尽量做到“一人一岗”或“一人多岗”明确划分岗位职责,特别要对岗位责任做出全面准确的规定,要客观制定具有可操作性岗位考核标准。(2)推行政务公开制度。政务公开制度满足公民的知情权,知情权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应当知晓政府在做什么以及政府为什么要这样做。同时,政务公开制度确保“主权在民”,防止权力滥用.政务公开可以减少权力滥用的可能性。(3)普及引咎辞职制度。现在政府有太多的政府官员工作懒散,动力匮乏,引咎辞职制度为不称职的领导干部开辟了一条“下”的渠道,这一制度激发了公务员的事业心、责任感和斗志,同时也是对现有行政监控机制的必要补充。(4)建立绩效评估制度。绩效评估制度引入我们的政府使政府处于被评估者和被考核者的地位,政府在其绩效考核面前不能为所欲为,不能侵犯公民权益和威胁政治民主,建立科学的政府绩效评价系的核心是要有一套科学的指标体系,确定政府绩效考评的内容和范围,从而形成正确的导向和有效的激励。

3、开展各类针对性培训

根据公务员学习培训的特点,加强培训需求分析,科学设置培训班次,不断完善课程设计和培训内容.培训时一定要加强公务员的人格培训,只有把公务员培训成为一个具有高尚品质的人,才能使其进一步提升公共服务的精神.具体来讲,首先,观念培训,应该使所有公务员明白一个观念———“活到老,学到老”。其次,业务培训,针对不同的工作岗位和工作需求,对公务员的自身业务素质加强培训。最后,培训质量的评估,为了使培训更能够学以致用和防止培训流于形式,本着“评建结合、以评促建”的原则,必须对公务员的教育培训质量进行评估。

4、完善舆论监督机制

美国早期传媒业的巨头普利策曾说过:“罪恶、卑鄙和腐败最害怕的就是报纸,因为任何法律,伦理和规章都无法与报纸相比。”[5]舆论作为一种社会意识现象,广泛渗透于社会生活的各个领,他是一种普遍的、隐蔽的和强制的力量。因为它们在监督上具有信息公开、传播速度快等特点,具有广泛的影响面等特点.虽然舆论监督不像法律监督那样具有强制性和制裁性,但在另一方面新闻舆论监督确实可以起到一定的预防腐败的积极作用。在我国媒体作为“第三种权力”还没有发挥出它最大的效用,地方保护主义严重;新闻工作者的整体素质不高;民众参与舆论监督不够充分等等,我们应该加大舆论监督的力度,为公众通过舆论监督开辟更广阔的途径,让舆论监督的形式多样化.

摘要：公共服务精神是21世纪政府行政的灵魂,是统摄服务型政府的核心价值理念。国家公务员精神状态与服务质量,是衡量政府服务水平的一把标尺。政府服务公平、服务效率、服务质量、服务手段等都要通过公务员服务精神来体现。而公务员服务能力和服务效率的提高和保证都离不开公务员的服务精神的培育。

关键词：公务员,服务精神,培育

参考文献

[1][美]珍妮特·V·登哈特,罗伯特·B·登哈特新公共服务:服务,而不是掌舵[M]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

[2]李东倜.论中国服务型政府建设中公务员精神的培育[A]四川师范大学.2008.23

[3]张康之.论公共管理者的价值选择[J].中共中央党校学报,2003(4).45

[4]李建华.中国官德[M].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2000.274.

篇4：培育公务员精神研讨会调研文章

省委副书记王富玉致信研讨会并指出，新时期的贵州精神是全省3900多万各族人民的总体特征，共同理念，是实现历史性跨越的基础和精神动力。我们要不断丰富和发展新时期贵州精神的内涵，各级文化宣传系统要大力宣传弘扬新时期的贵州精神，各级党政干部和共产党员要成为贵州精神的推动者和践行者。

省委常委、省委宣传部部长谌贻琴出席研讨会并讲话，她强调，党的十七大报告指出，文化越来越成为民族凝聚力和创造力的源泉，越来越成为重要的软实力。欠发达、欠开发的贵州要实现经济社会发展历史性跨越，尤其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去支撑和推动。省委十届二次全会提出要大力塑造“自强自信、开放创新、能快则快、团结和谐”的新时期贵州精神，对于全省经济社会发展意义重大。培育弘扬贵州精神，领导干部要作出表率，全省宣传文化战线要进一步整合资源。形成共识，形成合力，不断加大宣传力度，使贵州精神深入人心，成为贵州人的品格特质，成为促进贵州经济社会又好又快发展的强大精神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