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的人生态度（精选6篇）

篇1：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王长辉

摘 要: 苏轼作为宋代一位十分重要的文学家和思想家, 他的人生态度给了后人以巨大的影响。他主张积极入世有为, 又不失灵活圆通;他主张义是人生追求的境界, 又认为应该义利常兼;他主张维护社会纲常代表的礼, 又不失人生的情趣, 越礼法而显真情。苏轼这种人生态度, 不仅是他个人修养的结果, 而且也是中国社会发展到一定时期的必然结果, 因此特别值得研究和重视。

关键词: 苏轼;人生态度;出世与入世;义与利;礼与法 苏轼(1037——1101)字子瞻, 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北宋著名的文学家, 唐宋八大家之一。在诗、词、文、书、画各个方面都有独诣的成就。苏轼是集儒、道、释于一身的大家, 博采众长并圆通加以运用。“ 达则兼济天下, 穷则独善其身”的儒家思想使他积极入世, 又不过分迂执, 道家的无为、齐物与释家的通达使他淡泊名利, 纵情山水, 达到人生的超越。苏轼的一生是迷一般的人生, 研究他的人生态度对我们深入理解宋代乃至宋代以后的中国文人的人生特点是极为有帮助的。

一、出世与入世观

苏轼的思想集儒、释、道于一身, 儒家思想占据了主导地位。同时佛道思想的影响也不可小视。正如李泽厚所说: “苏轼不是佛门子弟, 也非漆园门徒, 他的生活道 路、现实态度和人生理想, 仍然是标准的儒家。“少年的苏轼,，便已萌发了报国的热情。宋史本传记载:“母程氏亲授以书, 闻古今成败, 辄能语其要。程氏读东汉5范滂传, 慨然太息, 轼请曰: ‘轼若为滂, 母许之否乎?’程氏曰:‘汝能为滂, 吾顾不能为滂母邪!’”为了干一番经世济时的事业, 苏轼和其他士大夫一样通过出入仕途来实现他的抱负。他的政论文充满了新的政治思想。试前, 他上进策, 进论各二十五篇。秘书阁考试时, 作了《王者不制夷狄论》, 《礼以养人为本论》 等六论, 仁宗殿试时, 他认为当时国家的形式是“有治平之名而无治平之实” ,“ 方今之世, 苟不能涤荡振刷而卓然有所立, 未见其可也”。苏轼在作官期间经常在他的文章中主张要以德治国、以仁治国。“人存则德存,德存则无诸侯而安, 无障塞而固矣”。“ 区区之仁义,不足以易吾之大计也!” 苏轼在贬居黄州之时, 屡因文字得罪, 自己也想“焚砚弃笔”。但还是写了《荔枝叹》 针砭时政,表现了他抱负不得实现的愤懑。但他没有沉沦, 而是“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 把入世的热情转化为个人情操风节的修养上来。苏轼在思想上追求道家的乘时归化返朴任天的出世态度。他亲近自然, 纵情山水, 对自然的依恋, 使得他不得志的情感得到了很好的寄托。如《前赤壁赋》，所谓“哀吾生之须臾, 羡长江之无穷”, 浸透了作者对人生苍凉感受, 表现了他对人生真谛的体验与思考, 把有限的生命个体融入无限的大自然之中, 物与我一体, 共享明月清风的诗意。这显然继承了庄子玄学禅宗的浪漫精神, 超然物外, 遗世独立, 从而达到精神的自由。外在的物象与内在的情感合二为一, 用内在生命去体悟外在的自然, 达到物与我的相融相应, 达到物与我的完美结合。正是因为苏轼有道家那种“ 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的人生意识, 所以即使在被贬也能处之泰然。从被贬黄州所作《鹧鸪天》就可以看出: 林断山明竹隐墙, 乱蝉衰草小池塘。翻空白鸟时时见, 照水红蕖细细香。村舍外, 古城旁。杖藜徐步转斜阳。殷勤昨夜三更雨, 又得浮生一日凉。

这种在不得志时都能幽默自己的无奈是很难的。苏轼很喜欢陶渊明的诗, 很欣赏他的为人。他喜欢的是陶渊明所代表的一种理想的生活模式, 精神的大解放，人格上、思想上的大自由。苏轼他自己也作了很多诗附和陶渊明。苏轼在任杭州通判时, 曾在常州宜兴购买田宅, 在南都接到了批准他在常州居住的诏命, 于是“ 归去来兮, 清溪无底, 上有于仞山魑嵯峨。画楼东畔, 天远夕阳多。老去君恩未报, 空回首, 弹铗悲歌。船头转, 长风万里, 归马驻平破”。在黄州时便有“小舟从此逝, 江海寄余生” 的打算。后来游赤壁便希望自己可以“挟飞仙以遨游, 抱明月而长终”，苏轼的这种道家的出世态度一直贯穿他晚年, 元佑六年, 苏轼在杭州同参廖别离时说, 我们相约他年重返浙东, 退隐山林, 切莫违背这个美好愿望。在《八声甘川-寄参廖子》诗，约他年东还海道, 愿谢公雅忘莫相违。在《赠王子直秀才》中期表现了理想生活, 那就是“ 万里云山一破裘, 杖端闲挂百钱游。五车书已留儿读, 二顷田应为鹤谋。水底笙歌蛙两部, 山中奴婢橘千头。幅巾我欲相随去, 海上何人识故侯”。一种完全脱离官场的生活, 无拘无束, 逍遥洒脱, 了无牵挂的生活。这其实也是对现实的无奈的超越。苏轼内心深处还是一直缠绕着建功立业的思想。苏轼一生并未真正的退隐和归田, 但他始终追求精神上的自由和人格上的完善。他内心的矛盾并不是脱离官场和脱离尘世所能解决的, 他身在官场, 却能超脱于官场, 甚至置身事外。“起舞弄青影, 何似在人间”, 人生的快乐既不在繁扰的尘世, 也不在高处不甚寒的天上, 而在大自然, 去享受大自然美景良辰带来的精神愉悦。他那种月下起舞式的人生理想是渡尽劫波后返朴归真的人生境界, 是一种虽平常却蕴涵哲理的生命至境, 而这种境界只有苏轼才能达到。

二、“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人的生存与发展必然要形成一定的社会关系, 人在社会中, 必然与他人发生关系才能生存下来。人在社会交往中, 必然有一个准则, 这个准则儒家往往用“ 义”和 “利”来表述。义是指道义、准则, 利是指物质利益、功利。孔子认为“义”和“ 利” 是对立的。他说: “君子喻于义, 小人喻于利”。可见孔子把君子与小人的区别建立在在道德基础之上。他还说：“ 君子谋道不谋食, 君子忧道不忧贫。” 孟子也将“义”视为一切行为的准绳。在孟子的道德评价体系中, “ 义” 是人们内在的本性, 即使在生死攸关的选择上也要求“ 义” :“鱼, 我所欲也, 熊掌,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 亦我所欲也, 义, 亦我所欲也, 二者不可得兼, 舍生而取义者也。”从这可以看到中华民族崇尚道义、不重私利的传统美德, 这便是这种传统美德的最高境界。义与利是对立的, 人的言行必须/ 惟义所在。儒家的义利观已经成为士大夫的价值取向和强制的人格规范, 儒家的的义利对立的观点要求趋义避利, 把追求利益看成是一件可耻的事。这一种人生观价值观落实于人们的社会生活实践, 必然带来两方面的负面后果:(1)重视伦理世界而轻视经济事务, 压制商业的发展, 阻碍社会经济的正常发展。(2)蕴育了整个社会的伪善之习, 因为谋利乃人之本能, 是感性生命不可或缺的。苏轼受儒释道三家思想的影响, 并没有完全继承儒家的义利观。在苏轼看来, 义与利并不是对立的, 而是和谐统一的, 他说:“ 君子之为仁义也, 非有计于利害, 然君子之所为, 义利常兼, 而小人反是”。从这里可以看出, 苏轼眼中的君子与孔子所说的君子是不同的, 孔子认为君子是“ 喻于义” 的, 而苏轼认为君子是“义利常兼”的。他首次把“ 义” 与“利”统一起来, 他从自然的人性论出发, 肯定了人欲的合理性。他在5东坡志林#养生难在去欲说: 昨日太守杨君采、通判张公规邀余出游安国寺, 坐中论调气养生之事。余云: “皆不足道, 难在去欲”。张云:苏子卿(注: 苏武, 字子卿)啮雪啖毡, 蹈背出血, 无一语少屈, 可谓了生死之际矣。然不免为胡妇生子, 穷居海上, 而况洞房绮之下乎? 乃知此事不易消除。.众客皆大笑。余爱其语有理, 故为记之。这里记载的故事正是说人欲的合理, 也就是对利追求的肯定, 人们生活在这世界上, 需要穿衣吃饭, 需要舒适的物质生活条件, 不食我们就不能保持自己的生命, 不色就不能保持种族的延续。因而人人都会考虑利益问题。苏轼对“利”的肯定也是基于此的。当然苏轼并没有忽视“ 以义节利。“义”是一种行为原则, 这种原则表现在内心是对欲望的控制, 表现在外是对言行举止的严格要求。“ 义” 往往和“ 仁” 联系在一起,“ 仁” 重在对他人, 而“ 义” 重在对自我。孔子所说的“ 仁”是义、礼、慧、信诸种美德的统帅, 是伦理世界的最高境界。人要达到“ 仁” 的境界, 必须提高道德修养, 通过学习、遵守外在的礼法, 守住灵魂的安静, 不为外在的物欲所引诱。通过内在的修为, 把礼法内化为人的本性, 达到 从心所欲不逾矩0 的境界, 把遵守礼法成为一种自觉。在《超然义台记》中写到:“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 皆有可乐, 非必怪奇伟丽者也。哺糟啜酉离, 皆可以醉;果蔬草木, 皆可以饱。推此类也, 吾安往而不乐?”他认为人之所以不快乐, 是因为有欲望而不能得到满足的原因, 减少欲望则减少痛苦;追求欲望则可乐常少, 而可悲常多。在他看来, “ 凡物皆有可观。苟有可观,皆有可乐”，人有谋利之心, 但不能仅仅沉溺于物质上的满足, 要享受更高的精神生活, 所以苏轼认为, 去除了物欲, 就能得到物之可乐。而且要“ 游于物外”, 只有这样才能不被外界事物所迷乱。才能达到人生的超然。苏轼的义利观不同于理学家的“ 存天理灭人欲”的义利对立的观点, 理学家“ 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泯灭了人生的意义, 剥 夺了人的感性生活的权利。苏轼的义利观也不同于功利学派“ 义就是利, 利就是义”的观点。苏轼避免了以上两种观点带来的缺陷和不足, 他“执其两端而用其中” , 达到义与利的统一。

三、越礼法显真情

苏轼是一位典型的士大夫, 他所信奉的“ 礼” 具有明显的阶级烙印, 也就是维护封建统治, 但由于他吸收了释、道家的思想, 他的“情”超越了当时的礼法使他身上散 着独特的韵味。居庙堂之高, 苏轼骨子里还是充满了儒家的那种建功立业之情, 他是主张维护代表封建社会的根本利益的“ 礼”。正如有的论者所说:礼，作为标准贯彻于道德制度、仪式等方面发挥其对人的影响作用, 使之潜移默化, 让人的思想、言行、活动都逐渐遵循礼的规定,这就是“礼” 的本质。苏轼曾言: “ 夫礼义之失, 至于君不君, 臣不臣, 父不父, 子不子, 其意皆以善为之, 而不知其义, 是以被之空言而不敢辞。” 显然这是由其时代决定的。在不违背最根本“ 礼”之下, 苏轼的性情却是非常的率真、旷达洒脱, 也非常重/ 情0。也许因为这样让他不为当时社会礼法所容, 使他历经人生坎坷, 但也使他人生更为独特。就其苏轼所处的那个时代, 其思想还是较为开放的, 当时以二程为代表的理学思想已经初具影响, “ 理学认为人生应当严肃, 而且要非常非常地严肃,除了日夜努力训练自己成为圣人外, 不许可有其他意念。游戏和幽默都被视为罪恶, 比基督教清教徒和佛教苦行僧还要严厉。” 而苏轼却是一个幽默的人, 所以与理学格格不入。从苏轼与程颐之间可以看出: 当司马光死讯传出时, 政府官员正集体参加一项庆典。大家认为应该马上前去吊丧, 只有皇家教师程颐反对, 他说: 孔丘说, 哭的那一天不快乐。有人驳斥他:孔丘并没有说欢乐的那一天不哭。.苏轼幽他一默说:这都是西汉王朝死鬼叔孙通发明的怪礼。这也难怪程颐的门人会弹劾苏轼, 但这也可以从中看出苏轼的幽默率真的一面。世人在悲苦面前往往容易走极端, 不是被困难压倒就是锻炼成铮铮铁骨。苏轼在多次被贬之后, 并没有消沉, 佛、道思想的融入特别是佛家的“无我”和道家的“齐物论” 使得他更加的洒脱, 更加彻悟人生。从而就没有屈原的那种执着, 杜甫的深沉, 也没有李白的狂傲的飘逸。当时偏僻的黄州是一个落后的地区, 苏轼谪黄州时政治上不得意, 当地自然环境又差,苏轼处变不惊。苏轼的旷达是他人难以企及的, 在他的《薄薄酒》 就可以看出: 薄薄酒, 饮两钟;粗粗布, 著两重;美恶虽异醉暖同,丑妻恶妾寿乃公。隐居求志义之, 本不计较东华尘土北窗风。百年虽长要有终, 富死未必偷生穷。但恐珠玉留君容, 千载不朽遭樊崇。文章自足欺盲聋, 谁使一朝富贵面发红。达人自达酒何劝, 世间是非忧乐本来空。

这种旷达之情是不被当时的迂儒所容的。他没有脱离现实而去象道人那样遁世而去隐居山林, 虽然是“人生如梦, 一樽还酹江月”，但在月圆之时他流露了他的真情发出了“ 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的感慨。苏轼所表现出来的“ 情” 总是这样带有禅意。苏轼是一个很重情义的人, 他与他三位妻子的相处和与其弟子由间的真情就是最好的证明。相隔多年, 他对亡妻王弗还是万般思念否则就没有那感人至深的《江城子》: 十年生死两茫茫。不思量, 自难忘。千里孤坟, 无处话凄凉。纵使相逢应不识, 尘满面, 鬓如霜。夜来幽梦忽还乡。小轩窗, 正梳妆。相顾无言, 惟有泪千行。料得年年断肠处,明月夜, 短松冈。

这样出于肺腑的诚挚感情是当时“ 灭人欲, 存天理”的理学所不能理解的, 泯灭人性的理学家们只一心想做圣人哪管你儿女情长。醉过的人都有这样的经验, 醉后情最真, 正是中秋月圆苏轼大此时他非常怀念他弟弟子由从《水调歌头》可以看出: 明月几时有? 把酒问青天。不知天上宫阙, 今夕是何年。我欲乘风归去, 又恐琼楼玉宇, 高处不胜寒。起舞弄清影, 何似在人间? 转朱阁, 低绮户, 照无眠。不应有恨, 何事长向别时圆? 人有悲欢离合, 月有阴晴圆缺, 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 千里共婵娟。

这首词表达了对弟弟苏辙的怀念之情, 也是对人生的彻悟。现实生活的变幻无常, 人生的浮浮沉沉, 苏轼始终以其豁达的胸襟容纳,这是一个智者对苦难的超越。他是一个儒、释、道三教合流的典型代表, , 他的思想所体现出的人生态度成为了封建社会后期士大夫的普遍心态。[ 参考文献] [ 1] 朱熹集注: 四书集注[M].长沙: 岳麓书社1985 [ 2] 李泽厚.美学三书[M].天津: 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2003 [ 3] 张瑞贤, 任志英编著.中华人物传库(宋卷)[ M].北京: 华夏出版社, 1996.[ 4] 李修生编著.中国文学史纲要(三), [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1998.[ 5] 孔凡礼点校.苏轼文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99.[ 6] 刘乃昌选注.苏轼选集[M].济南: 齐鲁书社, 1981.[ 7] 吴楚材, 吴调侯编选.古文观止, 2003.[ 8] 夏于全主编.唐诗宋词元曲第二卷[M].呼和浩特: 内蒙古出版社, 2002 [ 9] 李贽.四书评[M].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1975.[ 10] 韩传达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11] 启良著.中国文明史(下)[M].广州: 花城出版社2003.[ 12] 苏轼.东坡志林[M].北京: 中华书局, 1991.[ 13] 李泽厚.论语今读[ M].合肥: 安徽文艺出版社,1998.[ 14] 李中华主编.中国人学思想史[M].北京: 北京出版社, 2005.[ 15] 柏杨.中国人史纲(中)[M].北京: 同心出版社,2005.[ 16] 孔凡礼点校.苏轼诗集[M].北京: 中华书局, 1982.[ 17] 谢孟选注.中国古代文学作品选(中)[M].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3.

篇2：论苏轼的人生态度

庞丽

内容摘要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他的处事原则，他的才华，他的哲学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源于他对生活的超然态度。作为宋代一代文豪，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政绩更令人刮目相看。苏东坡在我国诗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风格多样，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东坡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 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关键词

苏轼词风

超然态度

一、苏轼的魅力人生 苏轼（1037～1101），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享年64岁。南宋高宗朝，赠太师，追谥号“文忠”。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山）人，汉族，是父亲苏洵的第五个儿子，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诗人、词人

苏轼是唐宋八大家之一，首屈一指的大文学家，他的处事原则，他的才华，他的哲学观，尤其令人钦佩的是源于他对生活的超然态度。作为宋代一代文豪，他的散文他的诗他的政绩更令人刮目相看。据史料记载苏东坡是当官的，他这辈子不是官运亨通，而是官越当越小，不是他能力不及，而是怀才不遇更是奸臣排挤，他们如一丘之貉使当时有相当口碑政绩斐然的苏东坡被贬了又贬。当初贬到黄州写下《赤壁赋》之千古绝唱，然后再贬到杭州，在那里他依旧活得潇洒，他在“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西湖写下了脍炙人口的诗篇:水光潋艳晴偏好，山色空蒙雨亦奇，若把西湖比西子，淡装浓抹总相宜，他把西湖比作西施，无论化浓妆还是淡妆总是那么美丽，人们说游西湖要游两次，雨中要享受，晴天更要去慢慢体会咀嚼!他所表达的意境和审美已经达到一个新的高度和境界

苏轼人生态度是入世而非出世。他宦海沉浮一辈子，他从来没抛弃过世俗生活和仕途生活，他是大儒，但又通佛通道，儒释道在他身上矛盾又统一。受儒家思想的影响，古代读书人都希望有所作为，建功立业，所谓“大丈夫当以天下为己任”，“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等，当这种理想无法实现或遭遇挫折时，道家的思想又占上风，而道家讲的是无为，所以他又像庄子一样,要逃离这个社会。旷达——顿悟——感伤，是苏轼文学作品中所特有的一种情感模式。他一生屡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但内心深处的感伤却总是难以排遣。这种感伤有时很浓，有时又很淡，并常常隐藏在他爽朗或自嘲的笑声的背后。无论是人间天上，抑或是廊庙江湖，对于苏轼来说均是“外部世界”，本无区别。他最后的归宿只能是自己的“内心世界”。所谓的“也无风雨也无晴”和“小舟从此逝，江海寄馀生”，实际只是词人希望获得精神解脱的一种象喻而已。他遇艰危而不悔，身处逆境而泰然的豁达精神，尽管对一些事情或压力无法释怀，但能做到的就是尽力从容面对之。

“像苏东坡这样的人物，是世间不可无一难能有二的，是乐天派，是道德家，是百姓的好朋友„„可是这些都还不足以描绘他的全貌，苏东坡的人品，具有一个天才所具有的深厚和广博，苏东坡像一阵清风一样度过了一生，虽饱经忧患，却始终不失其赤子之心。”（1）

二、苏轼的多样词风，突显其超然的人生态度。

苏东坡在我国诗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刘辰翁说：“词至东坡，倾荡磊落，如诗，如文，如天地奇观。”苏词风格多样，有代表性的豪放风格是苏东坡刻意追求的理想风格,他以充沛激昂甚至悲凉的感情融入词中,写人状物以慷慨豪迈的形象和阔大雄壮的场面取胜，也最能代表其思想和性格特点。还有数量在其词的总数中占有绝对多的比例的“婉约词”,这些词感情纯正深婉,格调健康高远,也是对传统婉约词的一种继承和发展。喜欢苏东坡当然最先是由他的诗文开始。对于苏子诗文，用什么样的溢美之词都不觉得有过。在中国，如若游历名山名水，如若中秋月下饮酒，人们往往会情不自禁地提到苏东坡仿佛离了苏东坡，山、水、月、酒都会大为逊色。历史上最具文化意义的山是庐山，将庐山写得最有韵味的诗是苏东坡（“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最具文化意义的水是西湖，将西湖写得最为传神的诗也是苏东坡（“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而中秋，自有了苏东坡大醉而作的“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后，其他便都“余词尽废”。无论苏东坡是在思亲，或在怀旧，无论他自品孤傲，或自作潇洒，无论他心情畅快，或清苦闷，总而言之，但凡他有所作，其作品都几乎可列人同类作品“之最”。

“苏轼是我国北宋文学家,开创一代豪放词风。第一,苏词主要表现为面对人生挫折时表现出达观情怀;第二,苏词善于将个人的遭遇与自然环境的描写融合在一起,豪放中蕴含着凄楚。第三,苏轼以诗为词,使词的语言议论化。”（2）

1、苏轼词豪迈的风格。苏词中流露出人生挫折时达观的情怀，积极的人生态度，透露着浓烈奔放的豪情，表达了对生活的热爱。

苏轼因直言不讳，得罪了掌权的“革新派”，而在朝廷中累遭诽谤，倍受排挤，处境颇为艰难。不得已只好自请出朝，放了个杭州通判，当他得知多年未曾谋面的胞弟苏辙（子由）在山东济南任职的消息后，思亲之情顿然而生，他向朝廷请求调任山东，与胞弟团聚。朝廷中毕竟还有同情他的人，他的请求得到恩准，宋神宗熙宁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被调任为山东密州知州。

他在密州所作的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中“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通篇纵情放笔，气概豪迈，一个“狂”字贯穿全篇。开篇“老夫聊发少年狂”，出手不凡。接下去的四句写出猎的雄壮场面，表现了猎者威武豪迈的气概：词人左手牵着黄犬，右臂擎着苍鹰，好一副出猎的雄姿！随从武士个个也是“锦帽貂裘”，打猎装束。千骑奔驰，腾空越野，好一幅壮观的出猎场面！作者以孙权自比，更是显出东坡“狂”劲和豪兴来。“酒酣胸胆尚开张”，东坡为人本来就豪放不羁，再加上“酒酣”，就更加豪情洋溢了。读来自有一种豪迈之感。作者在这里塑造的是一个充满斗志的形象。此中并未透露出对自己被贬的哀伤。可见此时的苏轼满腔是驰骋疆场、以身许国的豪情壮志而对个人受到的不公正遭遇却丝毫不在意，即便是“鬓微霜”，却“又何妨”呢？

2、《定**》为例，看苏轼的词风和人格魅力

元丰二年，苏轼因“托事以讽”写了一些与王安石变法有关的诗文，被人弹劾为“包藏祸心”，于是在湖州任上被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文学史上著名的“乌台诗案”。出狱后，他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定**》这首词就是他谪居黄州时所作：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这首词写于元丰五年春天，他到黄冈东南三十里的沙湖相看新买的农田，路上遇雨，因为没带雨具，同行人都怨声哀叹，惟有苏轼从容不迫，泰然视之。事后，他便写了这首词来记述这次经历。词的上片开门见山，点名题目。骤雨突至，扑面而来，穿林打叶，声声入耳，然而诗人此时却不慌不忙，漫步徐行，且吟且啸，快乐无比。夕阳西下，一抹斜阳笼罩着山顶，似乎在迎接着诗人。此时此刻，诗人原来的酒意经过风雨的洗礼。早已消散，回望刚刚走过的风雨萧瑟处，斜阳已收起了光辉，一切都消失了。经过阵风骤雨，得来的往往是轻松平静的惬意。自然界如此，人生路途上又何尝不是这样。这里所写的是诗人经历风雨的感受，又何尝不是他对自己经历一切政治风云的体验与反省？这是一首抒情词，更是一首哲理词，塑造出一位在烟雨中吟啸徐行的人物形象，使我们领悟到一种超然于利害得失之上的人生观与处世态度

3、苏轼“以诗为词”，使词成为一种独立的抒情诗体，侧重表现作者的精神面貌和审美情趣，这是对词的一大解放。

苏轼一生经历坎坷，思想复杂，感情丰富，故其词作内容广泛，风格多样：豪爽旷放者有之，婉约蕴藉者有之，清透淡逸者有之，古雅峭拔者有之，清丽回转者有之，绮丽绝艳者有之，刚柔相济，即苏轼自谓的“刚健含婀娜”。后人认为苏词风格豪放，目之为豪放之宗，主要是指的是其能以雄放之笔遣辞驰骋，意境超脱，扩大了词境，打破了词的“法度”常规，并非专指气势豪迈、气象恢弘、笔力刚建。毫无疑问，这也确实是他的一种风格，《念奴娇•赤壁怀古》是其代表。“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读来的的确豪气逼人；但苏轼同样有不少言情咏物之作，《水龙吟•次韵章质夫杨花词》《喋恋花•春景》是其代表。“枝上柳绵吹又少，天涯何处无芳草”，读来确也婀娜委婉。故苏词风格多姿多彩，确具大家风范。

三、苏轼的人品和词风相辅相成，浑然一体，是北宋时期璀璨的明星。

苏东坡的一生，是本性自然流露的一生，其人品与词风相辅相成，相映成趣，正是文如其人,词风天然。他是中国文学史上风华绝代的旷世奇才。

苏轼的人品正如他的文品一样，让人信服。他一生磊落豪放，对人从不设防，具涵养、沉稳等特点，并且高风亮节、善良有爱心。

苏轼认为王安石变法过于激进，其结果必然是欲速则不达。于是，苏轼写了很多批评变法的文章。面对苏轼犀利的批评，王安石终于坐不住了。苏轼因此被贬湖州，接着又被逮捕，送到汴梁受审。

史书上记载了这样一件趣事。苏轼在湖州任上被捕时，捕快押着苏轼将要起行还京，苏轼的妻子王氏送他出门。临行前，两人一时千头万绪，不知说什么好，唯有相对大哭。苏轼很快就镇定下来，对妻子说：“你能不能像杨朴的妻子一样，也作首诗送我？”妻子一听，顿时忍不住敛泣而失笑。苏轼随即随捕快而去。

苏轼说的是一个典故。杨朴是宋真宗时人，有才学，颇得宋真宗的欣赏，但杨朴性格怪异，不愿为官。一次，宋真宗出宫祭祀，经过杨朴所在的地方，派人把杨朴召来，想要封他一个官职。宋真宗问杨朴：“卿来，有人写诗为你送行吗？”杨朴知道宋真宗想要他入朝为官，就随口编道：“唯拙荆（妻子）写有一首。”宋真宗让杨朴念来听听，杨朴当即以妻子的口吻作了一首诗：“更休落魄耽杯酒，且莫猖狂爱咏诗。今日捉将官里去，这回断送老头皮。”宋真宗听了开怀大笑，知道勉强不得，就赏赐了杨朴一些财物，让他回家。

在生离死别之际，苏轼还不忘用幽默的话语来安慰妻子，化解悲伤，并取得了很好的现场效果，既体现了他通达脱俗的人格魅力，也反映出了他高超的语言技巧。

后来，王安石变法失败辞世后，宋哲宗诏命苏轼代拟敕书。苏轼不计较个人恩怨，高度评价了他的这位政敌，文中有一段曰：“瑰玮之文，足以藻饰万物；卓绝之行，足以风动四方。”苏轼的宽广胸怀和大公无私的精神实在令人感动。

林语堂先生有句话说得很到位：“苏东坡是政治上永远的反对派。”用苏东坡的“红颜知己”王朝云的话来说，他是“满肚子不合时宜”。（3）

王安石与苏东坡是一对“政敌”，王安石出于政治需要贬谪过苏东坡，也出于道义责任援救过苏东坡。历经无数政治惊涛骇浪的王安石，深知苏东坡的性格不适宜官场，他以肺腑之言劝苏东坡求田问舍，远离政治。苏东坡从生命的谷底黄州屹立成伟大文学家后，到南京拜访早已“裸退”的宰相王安石。伟人相会，飘逸潇洒，友谊超迈，人品风流，成为中国历史上一个光辉的节点。

离开江宁四个月后，苏东坡又作《次荆公韵四绝》，其三如下——

骑驴渺渺入荒坡，想见先生未病时。

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

这是苏东坡历经仕途坎坷之后对王安石所说的由衷之言。这次钟山相会，正值王安石大病方愈，所以，四十八岁的苏东坡，在诗中真诚流露出对六十四岁的王安石这位孤独和老病前辈的同情与感伤。

苏轼的潇洒飘逸而不羁脱的风格更加真实与自然，和李白一样，苏轼也是一个好游之人，苏轼虽然反对过王安石变法，被降过职，也因为作诗诽谤朝廷被贬过官，但毕竟在死后被赐太师，谥文忠。也算是个政治家了。苏轼在诽谤朝廷之后就被贬到了黄州这个地方，但这并不影响他的游兴，农历三月初七这天，他就去了黄州东南三十里的沙湖这个地方游玩，结果回来的时候遇上了大雨：“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

淋雨都能淋出这种境界，估计是职业玩家了，这种洒脱在理学兴盛的宋朝，估计也算前卫了。

熙宁九年的中秋，远离家乡的苏轼玩了个通宵，还喝的大醉“丙辰中秋欢饮达旦，大醉”，在这团圆的日子里，苏轼看着天上的月亮，开始想自己的弟弟子由，朦胧的月色，醉意朦胧的苏轼：“明月几时有？把酒问青天，我欲乘风归去，又恐琼楼玉宇，高处不胜寒, 起舞弄清影，何似在人间？”

我一直认为这句是苏轼洒脱到及至的表现。

“人有悲欢离合，月有阴晴圆缺，此事古难全。但愿人长久，千里共婵娟.”

这种淋漓尽致的洒脱，东坡之后无人再有。

绍圣三年，苏轼被贬到了惠州，在一个春暖花开的子.，这位玩家又开始出游，这次，在一个高墙大院的外面，听到了佳人荡秋千的笑声：

“墙里秋千墙外道。墙外行人，墙里佳人笑。笑渐不闻声渐悄，多情却被无情恼。”

这首词可能是苏轼唯一一首被认为有红杏出墙之嫌的词作，不过才子佳人，自古就是绝配，此时的苏轼，应该说是老才子了，作这首词的时候已经年近五旬，年过半百还有如此兴致，真是相当的厉害。

苏东坡最可贵的是他那种屡遭挫折却能够始终保持一种乐观旷达、超然脱俗的人生态度。苏东坡，一个让人念念不忘的名字，一个让人津津乐道的名字，更是一个亦官亦民，为官为民的人物。在古代黑暗官场中，苏东坡以他特有的人格魅力，照亮着千百万普通劳动人民的心。

最后引用林语堂先生的《苏东坡传》为本文作结：“苏东坡今生的浩然之气用尽。人的生活也就是心灵生活，这种力量形成人的事业品质，与生命俱来，由生活中之遭遇而显示其形态，正如苏东坡在潮州韩文公庙碑中所说：浩然之气，不依形而立，不恃力而行，不待生而存，不随死而亡矣。故在天为星辰，在地为河狱，幽则为鬼神，而明则复为人。此理之常，无足怪者.。”

苏东坡为韩文公所作碑文何尝不也是为自己所作的碑文！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

篇3：从苏轼词管窥其人生态度

一

苏轼的生活态度和文学创作与他从小接受儒道两家思想密切相关。他自小就以范滂作为自己立身处世的榜样,在他十岁时其母给他读《后汉书.范滂传》,东汉范滂受荐于朝廷,心忧邦国,胸怀天下。后党锢之祸,范滂被小人所害,诀别之时范母对范滂说:“儿今日能与李膺,杜密齐名,死亦何恨?既得令名,复求寿考,何可得兼!”苏东坡读完此故事问母亲:“轼若为滂,母许之否?”其母答曰:“汝能为滂,吾顾不能为滂母耶?”由于自小母亲对苏轼的教育和潜移默化地影响,在其年少时就已显示出了立志向范学习“奋厉有当世志”(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此时期的他修平齐家的思想是相当明显的,显示在其词中首先以一首出猎词《江城子》(老夫聊发少年狂)为突出代表。宋神宗熙宁八年,东坡任密州知州,曾因早去常山祈雨,归途中与同官梅户曹会猎于铁沟,作此词,一种少年狂气席卷全篇,“太守出猎而须报知人民跟随去看,其一狂也;出看时须倾城,其二狂也;猎必射虎,其三狂也,自比孙权,其四狂也,”而出猎时的场面“左牵黄,右擎苍”,“千骑卷平岗”其气势之迅捷;“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充分体现了其报国立功的豪情壮志和强壮勇武的英雄气概。此时北宋朝廷正是边患频仍时期,西夏来犯。苏轼这里借云中太守杜尚再获朝廷信任,寄托自己的报国之心和立功之志,也坦露了其“兼善天下”儒家三不朽“立功”、“立言”、“立德”的积极入世的胸襟。

二

随着苏轼人生境遇天悬地隔的转变和宦海沉浮,道家思想在其人生的思维中逐渐抬头并日益浓重,其中庄子思想对苏轼的影响尤大。苏轼在其早年就读过《庄子》,但从“致君尧舜”的理想出发,他有意独尊儒术、排斥佛老。他就曾说“吾昔有见,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可见在经历了政治打击之后,苏轼重读《庄子》就产生了心心相印的效果。

首先,苏轼接受庄子相对主义的理论,站在“道”的高度,以相对的眼光看待一切,安时处顺,一切顺其自然,培养一颗处变不惊、旷达、虚静之心,随意而安,随缘自适,创造了一种独特的“心隐”方式。他在勘破人生的玄机之后从一种高屋建瓴的角度用哲思的眼光将现实中的政治失意之悲寄托到词中表现出对田园生活的热爱,以及躬耕隐遁梦想的勾勒与憧憬。而在其词中心已隐而身向往隐的吟咏歌唱层出不穷。一首据考为元祐时期作品的《行香子.清夜无尘》就强烈表现了他归隐的愿望:苏轼一生总保持自己独立的政见,决不随声附和,以求升迁,生活在王安石与司马光党争的夹缝中他终身屡薄冰。到此时他对官场生活已无比地厌倦,在此词中他想说明“浮名浮利,虚苦劳神”。而万物于宇宙中都是短暂的,人生只不过是“隙中驹,石中火,梦中身”,然而苏轼又善于从虚幻与苦难的人生中得到心的超越与自拔,多么企慕那种“且陶陶,乐尽天真”的怡然自乐的生活,归去“做个闲人,对一张琴,一壶酒,一溪云”已足矣!

其次,苏轼接受庄子“无用方为大用”的思想,超越“有用”,追求闲适悠游自在的生活。苏轼淡化生活中的苦痛哀愁,以诙谐哲性的态度对待烦恼人生。他在遭贬途中怡然自得,一路享受自然风光,人情风物。初贬黄州时的“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初到黄州》);通判杭州时沉浸在“欲把西湖比西子,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美景中(《饮湖上初晴后雨》);远谪岭南时“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做岭南人”(《食荔枝》);流放海南时仍高歌“九死南荒吾不恨,兹游奇绝冠平生”(《六月二十日夜渡海》)。

三

受佛教“四谛”、“六如”以及“万物皆幻,四大皆空”等思想的影响,基于佛教的否定人生,苏轼的人生虚幻意识与苦难意识相当深重。这在其早期已露端倪,在他的一首《和子由渑池怀旧》的诗中充分体现“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哪复计东西”的人生感慨,人生如雪泥指爪离合无定,聚散、祸福、凶吉、分合都只是处于人生的某一个点上,只能是人生的一个驻足,其中人生偶然无常的感慨溢于言表,迷惘、彷徨之情跃然纸上。

然而苏轼的可贵之处就在于他没有一直沉溺于这样的消极逃避中,而是从苦难中奋起超拔,以一种淡泊平和的心态来对待人生,超然物外。其在《超然台记》中曾说:“凡物皆有可观,皆有可乐,非必怪奇纬丽者也。餔糟啜醨皆可以醉,果蔬草木皆可以饱。推此类也,吾安往而不乐?”苏轼也正是以这种随遇而安,随缘自适的情怀对待宦海的沉浮与人生的挫辱,在明白了“人之所欲无穷,而物之可以足吾欲者有尽”的前提下消解苦难,自嘲、自解、自慰。

苏轼还善于将生活中的小事进行哲理地思考以洞悉人生。其作于黄州时期的《定风波》(莫听穿林打叶声)可做明证:这首词写的虽然只是极平常的生活细节,却反映了作者胸怀开朗的一面。‘一蓑烟雨任平生’是一种不避风雨,听任自然的生活态度。作者这时在贬谪中,在他看来,政治上的晴雨表也是升沉不定的。词里似也含有不计较地位得失,经得起挫折的暗示。”作者在此即是借自然界之风雨暗喻人生仕途上的风雨,一开始“莫听”二子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仅莫听,还要在风雨中“吟啸独行”表现一种旷放与闲逸,“一蓑烟雨任平生”“也无风雨也无晴”的胸怀正是一种对宦海仕途风雨难料的轻视与消解,从而表现出一种超然旷达的胸襟,正如叶嘉莹在《苏轼词》中所云:“它将作者立身之志与超然之襟怀做了泯没无痕的最好融汇和结合。”

四

通观苏轼的人生,苏轼是不幸的,苏轼又是幸运的,正是一连串的仕宦打击人生挫辱塑造了我们这样一位伟大的文学巨匠。然而在苏轼看似悲剧的人生中苏轼并没有使自己过得悲哀而感伤,而是在兼融儒释道思想的基础上,他导向了一种人生的旷放超然,随缘自适,正确化解与对待自己人生的苦难,他以儒家作治世之具,积极入世,不忘国事,体恤民情;他以道家作修身之本,总是生活得率真天然,清虚澄净明澈无尘;他以佛家为安身之法,在落职蒙难时,随缘旷放,傲对尘寰,笑谈生死。对三家思想的兼收并蓄形成了苏轼具有独特个性的处世人生观。就如他在《自题金山画像》中总结自己多难的一生时说:“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他将人生的成功期定于贬所,是对社会的最大讽刺,又是其傲世情怀和豁达旷放心胸淋漓尽致地展现。

苏轼正是以一种身居尘世而超越尘世的眼光来审视仕宦人生,站在庐山之外来识得人生的庐山真面目,面对苦难不忧、不惧,坐看天上云卷云舒,笑对庭前花开花落,宠辱不惊,随缘旷放,最终实现了心灵的自由而达到了一种澄明之境。我想之所以千百年来我们对苏轼的研究络绎不绝,也正是他为我们提供了一种生活的榜样,抑或是一种快乐人生的模式。人生在世祸福相依,总有逆境,苏轼的处变不惊,失意淡然,超然物外,也会给我们不平的人生几多安慰与帮助吧!

摘要：苏轼一生屡遭贬谪,坎坷不平,然其却兼融儒、释、道思想指导人生。三种思想渗透于其词中,表现了其虽屡遭不幸却胸怀国家,心忧黎民的赎世精神和孤傲不驯,洁身自好的高洁品格以及那种历经宦海沉浮后呈现出来的洒脱之气和俊逸傲然的风骨,面对风雨人生,荣辱皆忘,随缘自适,随遇而安,超然物外。

关键词：苏轼,儒释道,随缘旷放,超然物外

参考文献

[1]林语堂.苏东坡传[M].上海:上海书店,1989.

[2]柯大课.苏轼及其作品[M].吉林通化:吉林人民出版社,1984.

[3]曹础基.庄子浅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2.

[4]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主办.中国苏轼研究.第一辑[G].北京:学苑出版社,2004:5(《苏轼的人生思考和文化人格》(王水照)).

篇4：论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

关键词超然 终极意义 人生的有限 超越

中图分类号:B82文献标识码:A

1 苏轼超然人生态度的思想基础

苏轼是中国历史上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奇才,儒家看到他的忠义,道家看到他的洒脱,佛家看到他的空灵,这些与其融合众家而形成的复杂思想是密不可分的。苏辙曾说:“(轼)初好贾谊陆赞书,论古今治乱,不为空言。既而读(庄子),唱然叹息曰:‘吾昔有见于中,口未能言,今见(庄子),得吾心矣。’……后读释氏书,深悟实相,参之孔老,博辩无碍,茫然不见其涯也”。

苏轼的思想是一种复杂的精神组合体,他尊重个体的主动性,同时追求精神的超越。苏轼的人生态度是积极入世的,这方面明显是受到了儒家思想的影响,但是现实生活的残酷,又使其不得不具有道家思想的超然。物质世界是客观存在的,而人的主体精神则要对这种物质存在的局限形成超越。苏轼借鉴了佛家的思想,静心观照,了察自我。把个人的思想价值观融入到宇宙万物中去,在精神上形成了一种超越式的超然。苏轼的胸怀坦荡开阔,他既是真情入世,又是超然名利。苏轼的人生态度就在这种超然中完成了自我完善和自我超越。

2 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

苏轼超然的思想境界,造就了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苏轼的人生际遇非常坎坷,这也造成了他的人生态度既存在具有一贯性的部分,同时又具有随时变化的成分。苏轼的超然的人生态度具有其近乎悲剧的人生基础。苏轼的超然,是一种对现实生活苦难的超越,是一种对现实困顿的升华。没有苦难的淬炼,没有绝望的挣扎,就没有苏轼超然的人生态度。

苏轼对人生的含义进行了非常透彻的思索,对于生命的本意,生死的感悟,具有一种彻底的认识。在这个基础上,苏轼树立起超然的人生态度。苏轼在经历苦难,历尽坎坷之后,终于摆脱现实生活的重压,获得精神的解脱,从而铸就超然的诗性人生。

2.1 对人生终极意义的超然

苏轼很早就意识到了在无限空阔的现实时空中,个人名利的微薄与虚幻。他已经清楚地看到,人生是一场有限时空中的浅薄游戏,它无力改变人的最终命运。现实生活的强烈感触和深刻体验,促使苏轼的目光超越了现实物质世界的纷扰,去探寻永恒的生命价值。现实的否定对苏轼来说,并不意味着对生活的彻底放弃,苏轼仍然在现实世界中充满热情的追求,只不过他的追求已经不再是仅仅追寻那种简单的物质的欢愉。因为苏轼非常了解,物质是生命存在的依托,没有了物质,生命将会难以为继。但是生命是有限,物质亦有限,唯有人生的终极意义追寻可致不朽。

现实世界的无限对人类有限的生命来说,是一个无法究其穷尽的辽远时空。与这样广阔的对象相视,任何一个人都不得不产生极大的惶恐。人的生命是那样的渺小,人的能力又是那样的微不足道。在这样的情景逼视下,所有的人都会有意无意的去问自己,我人生的根本意义在哪里?这种生命的终极问题,对那些敏感的人来说,更是必须正视的本源疑问。早年的苏轼,就属于此种情况。比如其《夜泊牛口》:“人生本无事,苦为世味诱。富贵耀吾前,贫贱独难守……今予独何者,汲汲强奔走!” 现实的生命是渺小的,它甚至难以承担苏轼那厚重的精神。个体能力的局限、时光的飞速流逝,现实生活曲折无常的逼迫,都让苏轼处在一种无力回天的焦灼之中。这种压迫从年青的时候开始就对苏轼的精神产生了极大的折磨。所以,苏轼在诗文中多次发出其对人生虚无的感慨,比如“惟有人生飘若浮”,“过眼百世如风灯”,“己将世界等微尘,空里浮花梦里身”,“生死犹如臂屈伸,情钟我辈一酸辛”。

人的生命是有限的,对人的一生来说,功名利禄的物质追求,都是只能满足人在某个生命阶段的一些需要而已,一旦人的生命终结了,所有争斗都变得毫无意义了。人生的快乐,不仅仅在获得物质的满足上,在纷纷扰扰的争斗中青丝变白发是一种人生的悲哀。临到生命结束时,回头来看,那些纷争都会变得非常荒唐可笑。苏轼超然人生态度的根本是一切无谓争斗的终结:“蜗角虚名,蝇头微利,算来着甚干忙。事皆前定,谁弱又谁强。且趁闲身未老,尽放我、些子疏狂。百年里,浑教是醉,三万六千场。思量、能几许?忧愁风雨,一半相妨。又何须,抵死说短论长。幸对清风皓月,苔茵展、云幕高张。江南好,千钟美酒,一曲满庭芳”。

苏轼站在对个人生命的终极关怀之上,立于佛道的人生思辨之上,看透了人生现实名利的追求,进而提出了个人直面生命的主张。这也证明了佛家、道家对其产生的深刻影响。

2.2 对人生有限性的超然

经过对现实社会无谓争斗的否定,苏轼斩断了其与现实社会之间精神上的勾连,视野上独立于社会之外,从远处审视各种社会争斗中的世相百态。在经过一番静观审视后,苏轼冷静地看到了俗世争斗的种种不值,精神上的苦痛得到缓解,对待人生的超然由此而生。通过冷静的思考,苏轼成功的将胜利与失败,成功与挫折的区别抵消,胜利亦不嚣张,失利亦不悲伤,使得人生得失是非的界限逐渐模糊,从而达到了精神上的平衡。

人的欲望是无限的,但人的生命又是有限的,如果人对自己的欲望不加限制,就会耗尽生命有限的空间。一个人要超越自我,首先就要克制个人的欲望。人的生命的终极关怀对欲望的膨胀是否定的,而这种否定同时又带有积极的因素,基于这种否定,人的精神境界才能完成对个体生命价值的超然。只有完成了这种超然,一个人即使在身处逆境之中,仍然可以淡定而从容,解脱名利的枷锁羁绊,在与苦难的抗争充满镇定与从容。不管何时何地,都可以平心静气,享受生活。从苏轼的个人经历来说,现实社会无疑是苦难深重的,而面向人生终极关怀的生命视野,则化解了这种压力。基于终极关怀的超然,苏轼的精神境界变得极为洒脱,他的内心是坦然的,是释然的,终极关怀的否定和超越,让苏轼身心得到一份安逸的精神家园。

苏轼的超然,并不是单纯的、决绝的。苏轼并不否定生活的乐趣,他并不高高在上,而是探身到现实生活之中,用自己的身心去体验、去感悟。尽管面对人生无尽的波折,但苏轼对待人生仍然是旷达的。他始终没有彻底离开现实生活的怀抱,陶醉于个人虚构的精神家园。相比较前辈的清高或者苟且,苏轼对待人生的态度更积极,在超然的人生视野下,保持着鲜明的棱角、独立的人格。

苏轼的超然,使他不会屈从于生活的压力,趋炎附势的走向圆滑与世故。苏轼强调的是“群居不倚,独立不惧”,所以“遇事则发,不暇思也”。宁愿“万事委命,直道而行,纵以此窜逐,所获多矣。”这种精神为苏轼的超然思想增添了许多的亮色。

苏轼的超然是积极的超然,是不退缩、不回避,是直面人生的大气。尽管人的生命会终结,但人对生命终极意义的追求没有止境。现实生活的挫折,不能动摇苏轼的信念,反而更激起他对生活的勇气。生命不仅仅是否定,更不是彻底的虚无。人生有信念,就要毫不犹豫地去实行,百折而不悔。这样的人生,是没有得失是非的缠绕因而不再痛苦的人生。

参考文献

[1] 孙凡礼.苏轼诗集[M].北京:中华书局,1982.

[2] 王水照.苏轼选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4.

[3] 朱靖华.苏轼论[M].北京:京华出版社,1997.

[4] 林语堂.苏东坡传[M].北京:百花文艺出版社,2000.

篇5：苏轼人生态度的诗句

“叹息苏子瞻，声名绝后先。

衣冠传盛世，兄弟固多贤。

感慨诗三百，流离路八千。

直心羞媚灶，忠力欲回天。“

秦观的这首《赠苏子瞻》中几句，简要的概括了苏轼的声望、文才、遭遇和品第，反映苏轼当年即备受文林士人的钦仰和推崇。林语堂在他写的《苏东坡传》中是这样描述苏轼的一生的“苏东坡生于宋仁宗景佑三年(一0 三六)，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一O 一)逝世。是金人征服北宋的二十五年之前。他是在北宋最好的皇帝(仁宗)年间长大，在一个心地善良但野心勃勃的皇帝(神宗) 在位期间做官， 在一个十八岁的呆子(哲宗)荣登王位之时遭受贬滴。”他一生在仕途上迭经升沉，起落甚大，在人品文品上则是公认的名家、天才、全才。他所创造的文化瀚海，动人心目，沾溉历代。

苏轼像李白、杜甫等人一样，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位巨人。据说，宋神宗曾问他的大臣：“唐代的哪个人物，可以跟咱们的苏轼比?”一个大臣回答说：“苏轼跟李白差不多。”另一个大臣反对说：“李白有苏轼的才情，但在学问方面可比不了苏轼。”我们不去评论到底是李白还是苏轼更好些，就凭这点就可以看出，苏轼的确是个卓越之才。

苏轼生活于党争剧烈、政局变幻的北宋中期，他志在有为，终生未离仕途。故其人生征程欺负曲折，感受阅历丰富多样。正如他自己所咏：“身行万里半天下”，“崎岖世味尝应遍”。这往往激发出他的深湛反思和超妙感悟，不时在其诗作中有所闪现。

然而，苏轼最可贵的一点，还是他对待人生的态度。他平易近人，风趣幽默，完全没有一个文人孤芳自赏的态度。他一生遭遇过不少打击，经历过非常艰苦的生活，几次差点儿被政敌害死，但他总能以一种乐观的心态去看待逆境。我们普通人也许无法学到他的才学，但他对待人生的.这种精神，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苏轼的人生态度在于他不畏艰难，敢于对文学进行大胆的革新和创造;在于他忠心为国，爱民如子，勤政为民，与民同乐的气概;在于他感怀伤事，对于政治上的失意，依然能够胸怀祖国，情系民生，将自己的满腔热血付之与诗词创作的另一种生存力量。

苏轼的命运可谓悲惨，但我们翻看他留下来的文学作品，却几乎看不到他哭哭啼啼。他总是幽默、乐观地去看待挫折。

苏轼的这种豁达的人生态度深深印在他写的每一行诗词上 。他的一首词就很形象的反应了他的这一特点。就是他在经历了文字狱，被贬到黄州的第三年的一天，他和几个好友出去游玩，遇上了雨，没有雨具。同行的人都四处奔跑，结果还是被淋得湿透，十分狼狈。只有苏东坡不在乎，好像没雨一样，一边走一边吟诗。过了一会儿，天就晴了，他就此写了一首《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

何妨吟啸且徐行。

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

一蓑烟雨任平生。

料峭春风吹酒醒，

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

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

也无风雨也无晴。

苏轼就是以这样一种淡薄达观的心境，去迎接人生的无数风风雨雨的。他自己非常喜欢“回首向来萧瑟处”和“也无风雨也无晴”这两句，在晚年贬居海南的时候，还在自己的诗里用了这两句。

“也无风雨也无晴”的态度，贯穿了苏东坡大起大落的一生，成就了一种高贵的人生境界。

苏轼所以能如此开朗乐天，绝非偶然，这是与他超尘脱俗的人生悟性分不开的。他为人超拔物欲，淡漠富贵，而倾情人格品第、学问文章。这在他的作品中往往自然流露，时时体现。如“心闲万缘空，身安一床足。岂惟忘净秽，兼以洗荣辱。”“浮云时事改，孤月此心明。”

林语堂把苏轼称为“快乐的天才”，一语中的。

而如今的人们每天过着浮躁的生活，埋怨这个社会是如此的不公，好机遇总不是自己的。可当我看苏东坡时我们没有资格这样说。不论是当时的社会，还是个人的机遇，我们不知幸福多少了。虽然，逆境的他是可悲的，一个人一生中几次大起大落，即便是再坚强勇敢的人，也不一定能够坦荡自如，可想而知，苏轼的遭遇是悲凉的。但是，实际上他并没有被打倒，他时刻都对生活充满着无限的向往，对生命充满着无限的热爱。这样一种气度，是非一般人可以比的。所以不是这个世界让你不幸，而是我们不够强大而已。

当我们在人生的路途中，因为种种困难而难过、悲痛，前进艰难时，不妨读读苏轼的诗词，每一首不一样的感悟总有一个给我们一些启发。《苏东坡传》中这样写着：不管怎么说，能使读者快乐，的确是苏东坡作品的一个特点。苏东坡最快乐就是写作之时。一天，苏东坡写信给朋友说：“我一生之至乐在执笔为文之时，心中错综复杂之情思，我笔皆可畅达之。我自谓人生之乐，未有过于此者也。”苏东坡的文字使当代人的感受，亦复如此。欧阳修说每逢他收到苏东坡新写的一篇文章，他就欢乐终日。宋神宗的一位侍臣告诉人说，每逢皇帝陛下举着不食时，必然是正在看苏东坡的文章。即便在苏东坡贬谪在外时，只要有他的一首新作的诗到达宫中，神宗皇帝必当诸大臣之面感叹赞美之。

“百年三万日，老病常居半。

其间互忧乐，歌笑杂悲欢。

颠倒不自知，直为神所玩，

须臾便堪笑，万事风雨散。”

在人的一生中，有病痛、忧乐、悲欢，循环往复。其实转眼即时过境迁，直可付之一笑。

后世的对苏轼的评价

王鹏运：北宋人词，如潘逍遥之超逸，宋子京之华贵，欧阳文忠之骚雅，柳屯田之广博，晏小山之疏俊，秦太虚之婉约，张子野之流丽，黄文节之隽上，贺方回之醇肆，皆可模拟得其仿佛。唯苏文忠之清雄，夐乎轶尘绝世，令人无从步趋。盖霄壤相悬，宁止才华而已?其性情，其学问，其襟抱，举非恒流所能梦见。词家苏辛并称，其实辛犹人境也，苏其殆仙乎!

沈曾植：东坡以诗为词，如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此后山谈丛语也。然考蔡绦铁围山丛谈，称：“上皇在位，时属升平。手艺之人有称者，棋则有刘仲甫、晋士明，琴则有僧梵如、僧全雅，教坊琵琶则有刘继安，舞有雷中庆，世皆呼之为雷大使，笛则孟水清。此数人者，视前代之技皆过之。”然则雷大使乃教坊绝技，谓非本色，将外方乐乃为本色乎?

夏敬观：东坡词如春花散空，不着迹象，使柳枝歌之，正如天风海涛之曲，中多幽咽怨断之音，此其上乘也。若夫激昂排宕、不可一世之概，陈无己所谓：“如教坊雷大使之舞，虽极天下之工，要非本色。”乃其第二乘也。后之学苏者，惟能知第二乘，未有能达上乘者，即稼轩亦然。东坡《永遇乐》词云：“紞如三鼓，铿然一叶，黯黯梦云惊断。夜茫茫，重寻无处，觉来小园行遍。”此数语，可作东坡自道圣处。

王国维：以宋词比唐诗，则东坡似太白，欧、秦似摩诘，耆卿似乐天，方回、叔原则大历十子之流。

林语堂：苏东坡是一个无可救药的乐天派、一个伟大的人道主义者、一个百姓的朋友、一个大文豪、大书法家、创新的画家、造酒试验家、一个工程师、一个憎恨清教徒主义的人、一位瑜伽修行者佛教徒、巨儒政治家、一个皇帝的秘书、酒仙、厚道的法官、一位在政治上专唱反调的人。一个月夜徘徊者、一个诗人、一个小丑。但是这还不足以道出苏东坡的全部……苏东坡比中国其他的诗人更具有多面性天才的丰富感、变化感和幽默感，智能优异，心灵却像天真的小孩——这种混合等于耶稣所谓蛇的智慧加上鸽子的温文。

篇6：苏轼人生态度及其作品

作品的旷达

【内容提要】

北宋的建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 伴随着统治阶级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的调整，在文化领域产生了一系列的变化。在这样一个文学多方面丰收的时代，苏轼做为北宋文学变革中一位影响极大的人物，其重要性不言而喻。他一生屡遭贬斥，坎坷多艰。但他并未因此消沉，而是走向了旷达清放。人们对苏轼的作品及其人格所表现出来的清旷豁达赞赏不已。本文拟结合北宋的社会环境和文化背景，联系苏轼的人生经历和政治观点，深刻分析其人生态度的豁达和文学作品的旷达及其深刻的社会意义。

【关键词】苏轼

人生态度

豁达

文学创作

旷达

引言

中国古代文人中, 苏轼是具有典型意义的。他处在中国封建社会的转型时期，在由盛而衰的特殊时段，他将传统文人出仕与入仕、进与退完美地协调在一起。作为宋代文化孕育出来的旷世奇才，他历经磨难而笑对人生，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自适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其豁达的人生态度令人叹服，而其作品则在传统的阳刚与阴柔之外，形成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研究苏轼的人生态度及其作品风

格，对我们认识中国后期封建社会文人的文化心理结构和作品的艺术内涵有很大的意义。

一、宋代的文化背景和文人的价值取向

㈠、宋代的文化背景。宋代的文化背景集中体现在封建统治阶层方面。由于自古以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达到极其激烈的程度，所以无论是对宋代的文化还是文人的价值取向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公元960年，赵匡胤“黄袍加身”，代周而起，虽然他建立了赵宋王朝，但国力并不强大，燕云十六州始终没能收复，卧榻之下也只好听任辽和西夏等强邻酣睡，所以两种生产方式的冲突并没有因为宋王朝的建立而平息。但不管怎样，毕竟北宋结束了安史之乱以来二百余年的分裂割据状态，农耕文明则自然成为主导，但依然呈现的是守势而非绝对的强势。在此基础上，统治阶级的心理也发生了不小的变化，由进取渐趋内敛，由拓僵开国的豪情，逐渐变为治国守业的冷静。于是“杯酒释兵权”的出现，显得如此自然而随意，但却是极具深意的标志性事件。在这样的政治背景下，宋代的文化顺应统治阶级需要，采取了最为稳妥，最有利于调和矛盾的方式，即“三道并重”。对儒、释、道的并重很好的调节了文化界的纷争，而在此基础上，出现了“存天理，灭人欲”的理学，则进一步从精神上加强对知识分子的束缚，同时，适应当时统治阶级娱宾遣兴、歌舞升平的需要，由晚唐五代以来形成的浮靡文风继续发展。

㈡、文人的价值取向。宋代政治文化的独特性决定了士大夫人格的独特性。宋代社会可以说是大变于唐，他有两大特点，一是君主专

制的强化。二是文人政治。这种制度实际上强化了文人士大夫对君主政权的依赖性。①宋代士大夫人格的特质突出表现在他们人生价值取向的狭窄和单一。因为宋王朝是个君主专制高度强化的社会，文人出路并不多，他们不能脱离中央集权的巨大引力。这样宋代文人只能在忠君，报国的位置上确定其政治人生的价值。理学以儒家伦理纲常的所谓道统为基础，杂以为政教所利用的道、佛思想，建立了一套为巩固专政政权服务的客观唯心主义哲学。这样的思想对于强化君主专制统治是非常适合的，理学的最大作用是将儒家外在伦理规范变成对人的行为。思想的约束变成内在心性的自觉要求。在这种自觉的意识下，宋人士大夫的文化人格已是大不同于唐人了，他们收敛了内心深处放荡狂放的欲望，至情至性的浪漫，而是老成正经规矩。宋代诗文较少有至情之作，却充满了强烈的政治关怀与忠君的道德意识。但是骨子里，文人士大夫所以失去自己创功建业的理想，没有失去自己“达则兼济天下”的梦想，所以在进取与隐退、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的矛盾间徘徊。中国的知识分子是极具韧性的，也是极具自我奉献精神的，他们会自觉不自觉地思考自己在整个社会的价值实现。在宋代的历史大背景下，文人们没有失去社会责任感，也没有失去自己主动地、理性地理想追求。然而，当建功立业注定只能成为美丽的憧憬，当兼济天下的理想注定只是泡影，很多文人迷失了自己的方向，要么遁隐以逃避，要么变化以迎合，但也许都不是他们本意的抉择。

㈢、苏轼的典型性。于是，苏东坡走来了，带着一种明亮而不刺眼的光辉，带着一种圆润而不腻耳的音响，带着一种不需要对别人察

言观色的从容，带着一种不理会哄闹的微笑，带着一种洗刷了偏激的淡漠，带着一种无须声张的厚实。②所有的人都停止了争吵和喧闹，静静地看着他。喜欢的，惊为天人，恨之者，斥为妖魔，但是，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时候出现，苏东坡的典型意义是毋庸置疑的。他的典型意义正在于，他是上述地主阶级士大夫矛盾心情最早的鲜明人格化身，他把中晚唐开其端的进取与隐退的矛盾双重心理发展到一个新的质变点。③政治上，苏轼向来是积极的，饱含热情的，他所到之处，多有善政，受到人们的欢迎。他到了杭州，修葺了“苏堤”，他到了徐州，亲自率军民参加黄河防堵抢救工作，保全了一城人的生命财产。在琼州三年，他多方鼓励、培训当地后一辈的学者、文人，始终保持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和旺盛的创作力。苏轼一直坚守自己除弊救民的政治理想，却不赞成王安石比较激进的变法；他与司马光等旧党集团交谊很深，但也不同意他们尽废新法。苏轼在新法推行时虽上书神宗表示反对，但对裁抑贵族特权、增强国防力量等措施，却表示赞同。多年来做地方官的经历，使他对社会矛盾和新法的某些好处有进一步了解。这时司马光要废除一切新法，他则主张：“较量利害，参用所长”(《辩试馆职策问札子》第二首)。”反对执政大臣一意孤行。随着王安石变法的推行，苏轼的厄运也就接踵而来，屡遭贬谪，越贬越远。一个被文史家称为“乌台诗狱”的案件，成为他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即便站在朝廷的立场上，这也完全是一个莫须有的可笑事件，一群大大小小的文化官僚硬要说在和很多诗中流露了对政府的不满和不敬，方法是对他诗中的词句和意象做上纲上线的推断和诠释，搞了半天连

神宗皇帝也不太相信，在将信将疑之间不得已地判了苏东坡的罪。④但是，伟人就是伟人，进退维谷之间，遭遇坎坷之时，他依然保持着自己可贵的人生热情和豁达的人生态度。不是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安置吗，那我就认真的自省调整，诚恳地自我剖析，不断完善自我，于是顿悟后的苏东坡成熟了，于是黄州赤壁留下了《念奴娇·赤壁怀古》和前、后《赤壁赋》这样光照千秋的旷世奇作，其中展现的旷达和乐观的情愫一直被人所称道。然而，事情还远没有结束，到了晚年，哲宗亲政，大反元祐党人，苏轼又成为新贵打击的对象，又被一贬再贬，从英州(今广东英德)、惠州一直远放到荒僻的儋州(今属海南省)。“海南连岁不熟，饮食百物艰难”、“药物、酱等皆无”、“然胸中亦超然自得，不改其度”(《与元老侄孙》)。可见他在恶劣的环境里生活虽然艰苦，苏轼却能“食芋饮水，著书以为乐”，仍然一如既往，关心国事民情。⑤作者以旷达的人生态度地对待人生的曲折、苦难和不幸，正如他诗中所说“九死南荒吾不悔，兹游奇绝冠平生”。他一生磨难跌起，但即使在艰难危苦之中，他也能苦中作乐，活得有滋有味。苏轼，不要富贵，不合流俗，在当时的“太平盛世”，苏轼却喜欢任侠居山，超然物外却又积极入仕，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二、苏轼能够做到这些的原因

任何真正的文学家都是深刻的思想家，他们的作品充满了对人生的观察、思考和感慨，苏轼当然也不例外。他的思想比较复杂，儒家思想和佛老思想在他世界观的各个方面是既矛盾又统一的。政治上他从儒家思想出发，排斥老庄为异端，生活上要求以安然的态度应物，“听其所为”，而“莫与之争”，更多表现佛道二家超然物外，与世无争的洒脱态度。然而他从儒家出发的比较现实的生活态度，又使他对佛家的懒散和道家的放逸有所警惕。因此他一生在政治上虽屡受挫折，但在文艺创作上孜孜不倦，没有走向消极颓废的道路。总体而言，苏轼的思想特点在于：他能博采儒、道、佛三家之长，奉儒而不迂执，好道而不厌世，参禅而不佞佛，这使得他在政治挫折和生活坎坷中从来不放弃自己对生命价值的追求，并以此实现从现实人生到艺术人生的转化与飞跃。⑥下面我们就来看看他具体是怎样结合的。

首先，他作为一位有抱负的学者，苏轼从小研读经史，儒家思想对他的影响最大，也一直是他的主导思想。他汲取了其中积极的进取精神，知其不可为而为之，并以此来治世，始终不失自己的生活理想。他的一生中，对国家的政治事务，不管其见解是否正确，总是敢于坚持自己的意见，“尽言无隐”（《杭州召还乞郡状》），“不顾身害”（宋孝宗《御制文集序》），不肯做圆滑的官僚，不盲从，不徇私，始终保持黑白分明、表里如一的精神。⑦而另一方面，经历多年宦海**和人生挫辱的苏轼，也清楚地看到政治斗争中不可避免的阴暗、卑琐和险恶，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他参悟佛法，用其中的的“苦海无边，回头是岸”化解现实的苦难，求得内心的平衡，并以此来治心，用超然恬淡的心境看待生活中的不如意。再次，他又研习道家法则，注重“回归自然”，关注今生如何度过，并以此来治身，指导自己的处世态度,把自己经受的一切都看做自然而然的事情，“知其无可奈何而安其若命”。

公事之余，苏轼博览佛道两家典籍，与许多和尚道人交往，并热衷于道教养生之术，尤其当他贬官在野时，佛道思想时有冒头，但儒家思想也并未泯灭。佛老思想帮助他观察问题比较通达，在一种超然物外的旷达态度背后，仍然坚持着对人生、对美好事物的追求。当然，苏轼并不是简单的杂合，他扬弃了其中部分消极的遁世思想和懒散的无为念头，汲取了其中恬淡而有为的积极因素，加以整合，融会贯通，加入自己独特的人格魅力，成为极具代表性的典型文人特质。一般来讲，各家思想对苏轼都有吸引力，然而，他是习惯于把政治思想和人生思想区别对待的，又大致以“外儒内佛”的形式将二者统一起来，儒家的淑世精神与佛、道化解人生苦难的虚幻意识互补，使他的人生观没有发展到对社会人生的厌恶和伤感，他在以佛老庄禅超物我齐生死的空无思想化解人生忧患的同时，亦含有一种儒家士大夫在恶劣的社会政治环境中追求道德人格挺立的意味⑧。苏轼一生，并未隐遁，也从未真正归田，然而他的很多作品又如此超然和洒脱，豁然和达旷，仿佛将人世的一切苦难都看透，这是他的独到处，也是他思想特点的外在体现。

三、豁达人生态度对艺术创作的影响

苏轼“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懂得生活的艺术，具有坦荡坚贞的品格、随缘旷达的文心和风流洒脱的气度，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对他的艺术创作影响极大，他的诗、词、文等所展现的旷达，正是这一人生态度的外在体现。

㈠、苏轼文学作品总的风格。概括的讲，苏轼的文学作品总的风

格就是旷达。在人们通常的认识里，苏轼是豪放派（当然这主要针对他的词作而言），其实在他的作品里，真正可以称为豪放的只有寥寥几首，至于《念奴娇·赤壁怀古》则更多的以周瑜年少风发反衬自己的失意，但总体格调依然是旷达的，绝不是一味的消沉。还有那首脍炙人口的《水调歌头》所表现的思想感情，本来甚为明显，苏轼因政治处境的失意，以及和其弟苏辙的别离，中秋对月，不无抑郁惆怅之感。但是他没有陷在消极悲观的情绪中，旋即以超然达观的思想排除忧患，终于表现出对人间生活的热爱的矛盾过程。此外，在他的诸多散文和诗作中，也表现出旷达的艺术风格。

㈡、旷达文学风格的形成。苏轼文学作品风格的形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与他的人生态度关系很大，也深受其人生经历的影响，最后才成为一种自觉的风格，在所有的作品中得到体现。

1、苏轼对于宇宙，人生、社会彻悟后形成了正确的人生态度，他“远去了刀光剑影，暗淡了鼓角争鸣”，用一种旷达的态度面对生活中的一切。所以对宇宙的探讨，奠定了其作品旷达的基调。

当种种不幸袭来之时，他都以一种旷达的宏观心理来对待，把这一切视为世间万物流转变化中的短暂现象；他不愿以此自苦，而更多地在“如寄”的人生中寻求美好的、可以令人自慰的东西。仕途坎坷，屡遭贬谪；人到中年的苏轼，流落黄州，与好友两游赤壁，极目渺渺苍穹，感慨人生短促，多少壮志随风消逝，多少期许转头成空，他却未言失意沮丧，反以豁达胸怀写成前后《赤壁赋》，纾解胸臆苦闷，重寻人生快乐之源。下面，就让我们以他的前《赤壁赋》为例，来见

证其作品的旷达吧。

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举酒属客，诵明月之诗，歌窈窕之章。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徘徊于斗牛之间。白露横江，水光接天。纵一苇之所如，凌万顷之茫然。浩浩乎如冯虚御风，而不知其所止；飘飘乎如遗世独立，羽化而登仙。

于是饮酒乐甚，扣舷而歌之。歌曰：“桂棹兮兰桨，击空明兮溯流光。渺渺兮于怀，望美人兮天一方。”客有吹洞萧者，倚歌而和之，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余音袅袅，不绝如缕；舞幽壑之潜蛟，泣孤舟之嫠妇。

苏子愀然，正襟危坐，而问客曰：“何为其然也？”客曰：“月明星稀，乌鹊南飞，此非曹孟德之诗乎？西望夏口，东望武昌。山川相缪，郁乎苍苍；此非孟德之困于周郎者乎？方其破荆州，下江陵，顺流而东也，舳舻千里，旌旗蔽空，酾酒临江，横槊赋诗；固一世之雄也，而今安在哉？况吾与子，渔樵于江渚之上，侣鱼虾而友糜鹿，驾一叶之扁舟，举匏樽以相属；寄蜉蝣与天地，渺沧海之一粟。哀吾生之须臾，羡长江之无穷；挟飞仙以遨游，抱明月而长终；知不可乎骤得，托遗响于悲风。”

苏子曰：“客亦知夫水与月乎？逝者如斯，而未尝往也；盈虚者如彼，而卒莫消长也。盖将自其变者而观之，而天地曾不能一瞬；自其不变者而观之，则物于我皆无尽也。而又何羡乎？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

客喜而笑，洗盏更酌，肴核既尽，杯盘狼藉。相与枕藉乎舟中，不知东方之既白

清风明月，水光接天，本就是用来赋闲邀客的，箫歌奏和，诗酒相发，原也是借以寄情抒傲的，前两段写眼前美景自是实况真事，为全篇渲染气氛、酝酿情绪。一乐一悲，后先相应，人生之无常难测、世路之乖舛多戾不正如此吗！作者睹物兴情，情以物兴，两段叙事、写景、引情，意在铺陈，提起下文，是本赋的基础。作为“乌台诗案”受害者的苏轼，内心肯定有一定的矛盾与挣扎：一是他太出色，“木秀于林，风必摧之”，“为当路者沮之”；二是他的性格和遭际，早已练就了他处惊不变、逆势顺迎的本领。他不乏诗友过访，亦不缺野老相问，但是“望美人”垂顾的期望还不可能消弭，为朝廷所用的执着会时时撞击心扉。三四两段借赋之本体，主客问答，即景怀古，畅论

变与不变的哲理，这是全文的重心。这里主也是客，客也是主，互为参照、相为表里。之所以采用此种形式，一则行文上显得奇崛多变，有助开掘，生发义理；二则与此前山川风物、心绪起落后先映照，好似此苏与彼苏在意气相斗相和、自说自话，正是如此，被排挤、遭贬谪的心中郁结苦闷，就在这轻松的对答中得以消解缓释。

“酾酒临江、横槊赋诗”，一世之雄的曹操何等气魄；雄姿英发、指挥若定，少年得志的周郎何等风流。赞耶羡耶，抑或兼而有之，但借客一声“而今安在哉”的反问，一下子使诗人苏轼的精神空间提升到一个超迈古今、独步天下的舒阔境界：伟大与渺小原是一回事。执迷也罢，超脱也罢，出将入相也罢，临渔问樵也罢，在历史的长河中都不过是短短的一瞬。既然非凡的世事都将转空，横空的人物终成过客，人还必要去执念一物，不托意于箫音、不纵情于酒歌吗！人事如此，造化亦然。水月之属，变是永恒的，不变也是长久的。人作为大千世界的一分子也是与时俱进，与物相生，不会总是一种姿态和面目。在苏子看来，既然“万物皆备于我”，既然人事上所取有限，人为何不拜自然之赐，尽享清风之爽、明月之洁呢？借眼前景，因当前情，作者以旷达的胸怀、超然的态度，不滞于物，无碍于事，让自己的思想休假，精神散步，谁人能有此等襟怀和能耐？而且全篇景、情、理水乳交融、相互应发，笔端寄兴，兴尽而止。无论内容或形式此赋均堪称登峰造极之作，垂之永久。其实，英雄豪杰之悲，不一定是嬴不得全世界的凄惨，而是窒碍难圆、赔上性命的死呆。生命的来临与消逝，即使盖世英雄也无法过问，不能预知。平凡人物的悲哀，是生无补于

時，死无伤于世，而生死动静，只不过与蜉蝣寄予天地无异。至于挟飞仙以遨遊的乐趣、抱明月而长终的梦想，不论伟大的圣贤，抑或卑小的渔樵，都无法实现。苏轼正是参透这一至理，他在精神上才占据了常人难及的高地，无论何种风浪，百般刀剑，都不能动摇他思想的迈勇、精神的高贵。这就是苏轼。

2、作品无论写大材小事，都有一种旷达的艺术风格。苏轼一生宦海浮沉，奔走四方，生活阅历极为丰富。他善于从人生遭遇中总结经验，也善于从客观事物中见出规律。他的作品，无论是描绘日常生活中的小事情，还是描写宏大的历史事件、自然景物，无不体现了作者乐观的生活态度、豁达的人生态度，其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极其鲜明。比如这首《独觉》。

瘴雾三年恬不怪，反畏北风生体疥。朝来缩颈似寒鸦，焰火生薪聊一快。红波翻屋春风起，先生默坐春风里。浮空眼缬散云霞，无数心花发桃李。倏然独觉午窗明，欲觉犹闻醉鼾声。回首向来萧瑟处，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诗作于诗人晚年流放岭南之时，把谪居荒凉之地生火取暖的窘困生活，写得如此富有诗意，如此生机盎然，意趣高远而超凡脱俗，作者旷达的艺术风格表现得淋漓尽致。再看看那首著名的《江城子·密州出猎》。

老夫聊发少年狂，左牵黄，右擎苍。绵帽貂裘，千骑卷平冈。为报倾城随太守，亲射虎，看孙郎。酒酣胸胆尚开张，鬓微霜，又何妨！持节云中，何日遣冯唐？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

这首词作于熙宁八年（1075年）冬。苏轼词风于密州时期正式形成，这首词即公认的第一首豪放词。苏轼对这首痛快淋漓之作颇为自得，在给友人的信中曾写道：“近却颇作小词，虽无柳七郎风味，亦自是一家。呵呵，数日前，猎于郊外，所获颇多，作得一阕，令东州壮士抵掌顿足而歌之，吹笛击鼓以为节，颇壮观也。” 苏轼深受儒家民本思想的影响，历来勤政爱民，每至一处，都颇有政绩，为百姓所拥戴。密州时期，他的生活依旧是寂寞和失意的，郁积既久，喷发愈烈，遇事而作，如挟海上风涛之气。这首词起句陡兀，用一“狂”字笼罩全篇，藉以抒写胸中雄健豪放的一腔磊落之气。苏轼时年四十，正值盛年，不应言老，却自称“老夫”，又言“聊发”，与“少年”二字形成强烈反差，形象地透视出、流露出内心郁积的情绪。他左手牵黄狗，右手擎猎鹰，头戴锦绣的帽子，身披貂皮的外衣，一身猎装，气宇轩昂，何等威武。“千骑卷平冈”，一“卷”字，突现出太守率领的队伍，势如磅礴倾涛，何等雄壮。全城的百姓也来了，来看他们爱戴的太守行猎，万人空巷。这是怎样一幅声势浩大的行猎图啊，太守倍受鼓舞，气冲斗牛，为了报答百姓随行出猎的厚意，决心亲自射杀老虎，让大家看看孙权当年搏虎的雄姿。上阕写出猎的壮阔场面，表现出作者壮志踌躇的英雄气概。下阕承前进一步写“老夫”的“狂”态。出猎之际，痛痛快快喝了一顿酒，意兴正浓，胆气更壮，尽管“老夫”老矣，鬓发斑白，又有什么关系！以“老”衬“狂”，更表现出作者壮心未已的英雄本色。北宋仁宗、神宗时代，国力不振，国势羸弱，时常受到辽国和西夏的侵扰。苏轼由出猎联想到国事，联想到自己怀才不遇，壮志难酬的处境，不禁以西汉魏尚自况，希望朝廷能派遣冯唐一样的使臣，前来召自己回朝，得到朝廷的信任和重用。“会挽雕弓如满月，西北望，射天狼”，“天狼”，即喻指辽和西夏。作者

以形象的描画，表达了自己渴望一展抱负，杀敌报国，建功立业的雄心壮志。下阕借出猎表达了自己强国抗敌的政治主张，抒写了渴望报效朝廷的壮志豪情。这首词感情纵横奔放，令人“觉天风海雨逼人”。词中表现了作者的胸襟见识，情感兴趣，希望理想，一波三折，姿态横生，“狂”态毕露；虽不乏慷慨激愤之情，但气象恢弘，一反词作柔弱的格调，“指出向上一路，新天下耳目”，充满阳刚之美，成为历史弥珍的名篇。苏轼此词一反“诗庄词媚”的传统观念，“一洗绮罗香泽之态，摆脱绸缪宛转之度”，拓宽了词的境界，树起了词风词格的别一旗帜，作者豁达的人生态度表现得极其突出。

3、旷达的文学风格，是苏轼在自己的人生经历中不断自省、反思、调整、总结形成的。“乌台诗狱”之后，他痛不欲生，到黄州之后他反思历史，观察现实，调节心态，形成这种旷达。苏轼一生，饱经磨难，然而每一种经历都是一种财富。苏轼那种谈笑于生死之际的旷达情怀，那种经历磨难而始终乐观向上的精神，和任性逍遥、随缘自适的创作个性，是在贬谪黄州之后才真正树立起来的。尽管他说自己“自得罪后，不敢作文字”（《答李端叔书》）；然而正是在他到达黄州，自号“东坡居士”之后，才创作出大量优秀作品，形成他文学创作的一个高峰。譬如他被贬到当时为远恶之地的岭南时，吟道：“日啖荔支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再看看他的《定**》。

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竹杖芒鞋轻胜马，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山头斜照却相迎。回首向来萧瑟处，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

此词作于宋神宗元丰五年（1082），贬谪黄州后的第三年。苏轼在黄州处境十分险恶，生活也很穷困，但他依然很坦然乐观。从这首

词里，我们便能看到他的开朗的性格、豁达的胸怀及超脱的人生观。词前有一个小序，介绍作者写作此词的缘由。三月七日这一天，作者和一些人因事到沙湖，回归途中遇雨，不巧的是雨具已被前期拿走，同行的人都因无法避雨而狼狈不堪，只有苏轼毫不介意，好象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不一会儿，雨过天晴，一切都又复归如常。作者便写出这样一首于简朴中见深意，寻常处生波澜的词来，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生活态度。首句“莫听穿林打叶声，何妨吟啸且徐行”展示了作者不为外界的风云变幻所干扰，总是以自己的定规行事的生活态度。只“莫听”二字便见性情。雨点穿林打叶，发出声响，是客观存在，说“莫听”就有外物不足萦怀之意。不但如此，还要吟着诗句悠然信步，这里隐含着对生活厄运的挑战。首两句是全篇主脑，以下词情都是从此生发。接下来是“竹杖芒鞋轻胜马”，这里有点调皮的味道。别看我穿者草鞋，拄着竹杖，在这风雨横行的沙土路上，要比骑马舒服自在多了。这种幽默不仅是苏轼个性的反映，而且是他从多年的政治**中总结出来的处世之方。“谁怕？一蓑烟雨任平生。”这点小小的风雨有什么值得可怕，人的一生不知要经过多少风风雨雨呢！在这两句中作者已点明了穿林打叶的风雨实为生活中的灾难和不幸。不要把风风雨雨看得太重了。他本人就是以这种“一蓑烟雨任平生”的态度来对待坎坷不幸的遭遇的。正是这种稳定的心态结构，才使他度过一次次的难关，始终没有垮下来。下片两句“料峭春风吹酒醒，微冷，”是指一阵料峭的寒风吹在他湿淋淋的身上，使他略有寒意。正在他冷冻难捱的时候，“山头斜照却相迎。”温暖的阳光已为他驱走了寒意，真是“柳岸花明又一村”，他终于送走了厄运，迎来了光明，怎不使他心花怒放呢！厄运过去了，回头看看厄运发生的地方，“回首向来萧瑟处，”作者看到的是什么呢？“归去，也无风雨也无晴”，好象什么事情也没发生过。不管是风吹雨打还是阳光普照，一旦过去，都成了虚无，反映了他不随物悲喜的思想，和上片“一蓑烟雨任平生”一样也反映了他豁达的人生态度。在遭受挫折时，不要悲观失望；在境遇顺达时，不要沾沾自喜，而要永远保持自己内心平静和超脱，只有这样，才能在世态炎凉、瞬息万变的社会里生活下去。词序中说：“已而遂晴，故作此词。”八个字闲闲写下，却是点晴之笔。没有这个“已而遂晴”，这首词他是不一定要写的。写晴，仍牵带着原先的风雨。天已晴了，回顾来程中所经风雨，自有一番感触。自然界阴晴圆缺的循环，早已惯见；宦途中风雨的袭来，却很难料定何时能有转机，但必定有雨过天晴时候。遭受风吹雨打的人都是要望晴的吧，苏轼于此想得更深，他说无风雨更好。无风雨，则盼晴、喜晴的心事也不需有了，这便是“也无风雨也无晴”的真谛。如何得到政治上“也无风雨也无晴”的境界？是“归去”！这个词汇从陶渊明的“归去来兮”取来，照应上文“一蓑烟雨任平生”。⑨如此洒脱，如此旷达，几人能够。他从老庄哲学、佛禅玄理中追求超越的解脱，他把老庄哲学从无限的时间与空间的立场看待人生的苦难与欢乐及世间是是非非的观照方法，与禅宗以“平常心”对待一切变故、顺乎自然的生活态度结合起来，求得个人心灵的平静。

苏轼的朋友、诗僧参寥在《东坡先生挽词》中写道：

峨冠正笏立谈丛，凛凛群惊国士风。却戴葛巾从杖履，直将和气接儿童。

正是从两方面归纳了苏轼的人格精神。他既严正又平和，既坚持了士大夫积极入仕、刚正不阿、恪守信念的人格理想，又保持了士大夫追求超越世俗、追求艺术化的人生境界与心灵境界的人格理想，把两者融为一体，巧妙地解决了进取与退隐、入仕与出仕、社会与个人那一类在士大夫心灵上历来相互纠结缠绕的矛盾，并在其文学作品中加以充分的表现。⑩苏轼为后来在类似社会条件下生存的文人提供了一种典范，因而获得他们普遍的尊敬。

结束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