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通用9篇）

篇1：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

“

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

”，总得说

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

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

以儒治世

“

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

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篇2：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题目：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儒学与传统文化浅论

【摘要】众所周知文化是一个民族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柱，中国传统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发挥着重要的作用，为历代统治者和知识分子所推崇。儒家的价值理念、伦理道德观、仁爱观等影响着中国和世界，我们要继承和弘扬以儒学为代表的中国传统文化，取其精华、去其糟粕，迎接未来的竞争与挑战。

【关键字】儒学 传统文化 和谐 修身 精神文明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在中国古代社会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比较稳定的文化形态，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历史遗产在现实生活中的展现，这个思想体系蕴涵着丰富的文化科学精神，这种科学精神又是通过儒学之要义体现的。儒学传统中这一被传统社会奉为经典准则的“以修身为本”的理论，同样也适用于现代社会。建设起一个和谐文明的社会，根本在于每个社会成员的素质状况。只有每个社会成员都具有较高的文化水平和道德水平，整个社会才能达到文明和谐之境。因而每个社会成员的和谐人生乃是组成和谐社会的基础，而要达到和谐的人生，自然应从“修身”开始。

一、儒家文化的源起

什么是儒家文化？回答这一问题的先决条件是要搞清什么是儒家思想，因为儒家文化应该是社会在儒家思想指导下自觉实现儒化的必然结果。儒家思想严格地说指的是儒家学派的思想。不过，儒家学派的思想并非与史俱来，它是在我国的文明史经历了夏、商、周的几千年之后，由春秋末期伟大思想家孔子所创立的。儒家学说正是在总结、概括和继承了夏、商、周三代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完整的思想体系。司马迁在《史记•孔子世家》中说：“孔子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在这里，太史公准确扼要地指出了儒家思想与传统文化一脉相承的渊源关系。当时儒家学派的创始人孔子也颇为自诩地说：“述而不作，信而好古”(《论语•述而》)是自己的思想本色。正是这种出自对传统文化的由衷景仰和狂热追求，才产生了他创建儒家学派的根本动力。

二、儒学的基本思想

儒家思想的内涵是丰富而复杂的，但就统治阶级来说，是取其如下三重基本精神作为自己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的，第一，讲大一统；第二，讲君臣父子；第三，讲华夷之辨。这三项也可以说是我国传统文化的主要精神支柱。

（1）大一统所谓大一统，用孔子的话说就是“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论语•季氏>》，即坚决维护在君主专制之下的集权政治，坚决反对地方主义的分权政治，坚决维护国家的统一局面。（（2）君臣父子儒家讲君臣父子，实际是讲我国传统文化中的两种基本关系。在阶级社会里，政治关系与血缘关系归根结底是互相对立的，但是由于我国传统文化的特殊性，二者之间不仅存在着一致性，而且彼此渗透，形成了我国特有的宗法社会

（3）华夷之辨儒家讲君臣父子主要讲的是社会内部关系，而讲华夷之辨讲的则是对外关系，即我们这一文化实体与其它文化实体的关系。这种关系是人类活动范围扩大之后，民族接触与民族斗争的必然产物。

三、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在儒学中的体现

1、中国传统文化是凝聚之学。中国传统文化是内部凝结力的文化，这种文化的精神是注重和谐，把个人与他人、个人与群体、人与自然有机的联系起来，形成一种文化关系。儒家文化是体现中国传统文化中这种凝聚之学的重要组成部分。儒学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的和谐与人际关系的和谐。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即“和而不同”和“过犹不及”，实质是强调矛盾的统一与均衡，强调通过事物之变的把握以获得人际关系的和谐，避免和克服人与人，人与社会乃至国家、民族之间的对立和冲突。这充分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凝聚之学的科学精神。

2、中国传统文化是兼容之学。中国传统文化并不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尽管中国古代对外交往受到限制，它还是以开放的姿态，实现对外兼容，这正是依靠儒学“和而不同”的精神而实现的。儒学在保持其学统传承的同时，总以“和而不同”的精神，以我为主地汇通、吸收和融合外来文化的优秀成果。儒家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强大吸收能力和它强大的同化能力是相辅相成的，更加出色的承载了中国传统文化兼容之精神。

3、中国传统是经世致用之学。文化的本质特征是促进自然、的人文之化，中国突出经世致用的学风，它以究天人之际为出发点，落脚点是修身、治国、平天下，力求在现实社会中实现其价值，经世致用是文化科学的基本精神，儒家学说则更是这种精神的体现者和者。

四、儒学的现代价值

一、道德价值<1>仁作为儒家文化的创始人，孔子首先提出了“仁”的思想，并以之作为治国使民的基本准则<2>孝是中华民族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和特征之一，同时也是儒家伦理思想中基本行为规范和重要道德范畴。<3>义义是儒家文化的又一重要价值。

二、教育价值孔子无疑是中国最伟大的教育家，他兴办私学，推动平民教育的发展，其“有教无类”的思想可以说是最早的平等教育主张。“学而时习之”、“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等思想已影响无数教育活动的参与者。

三、政治价值儒家的思想，不仅是道德的哲学，生活的哲学，当然还是政治哲学。重要体现之一就是孟子的“仁政”主张和民本思想。众所周知，“和”的思想是先秦儒家的重要思想，“和”不仅是一种政治手段，还是一种政治目的、政治价值，即儒家学者理想中的社会至少是一个和谐、团结、和平的社会，这与时下的和谐社会建设相似。尽管有其历史局限性，但它“礼治”的秩序思想、“德治”和“人治”主张，都对当今政治有借鉴意义

四、社会价值<1>和谐。儒家文化中的和谐意识包涵天人关系与人际关系的和谐两层意思。关于天人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天人合一”。关于人际关系的和谐，儒家提倡“中庸”。<2>人本。所谓人本意识，也就是尊重人和推崇人，一人为本。

五、经济价值“利”与“义”是市场经济中始终存在的一个核心问题。是“见利思义”，还是“见利忘义”，是两种对立的价值观。

五、总结

不可否认，从历史角度来看，每一种文化都有糟粕，需要遗弃。儒家文化也不例外，比如它的森严的等级观念，比如它的歧视女性的思想，比如它狭隘的香火观念，比如它对商业的歧视等等，因而它引起了清醒者的反抗。然而，毛主席老人家告诉我们要古为今用，洋为今用，原则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所谓拿来主义是不错的，至少能为当今的社会注入一些力量。

中国传统文化是中国文化的主题，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儒家文化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两者是血与水、源与流的关系。“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总得说来，就是究天人之际，明修身之道，述治国方略，求天下为公，最终实现天人和谐的境界。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中国传统文化精神通过儒学体现，在悠久的历史发展过程中，形成了优秀的儒家文化价值理念，“以儒治世“被历代统治者所推崇，现实的需要，促使人们对中国传统文化做出价值选择，用历史的眼光和时代的精神去更好的保留、弘扬和传承优秀的中国文化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为中国之未来而奋斗。

篇3：试论中国古代儒学文化中的人文化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

对于人的主体意义, 东方与西方的观念截然不同。在西方传统文化中, 人道主义曾经是一个十分重要的支柱, 它是在反抗中世纪神权文化的过程中兴起的思潮, 其要义是把长期处在神权统治之下的人的地位提高到神和自然之上的重要位置。站在封建统治者极力倡导的神权的对立面, 倡导人、人性的自由、平等、博爱, 也正是在这种观念驱动下对大自然的破坏, 只是人类赖以生存的自然界对人类自身的无情的报复。

与西方人人文化思想截然不同, 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人文化, 是把全部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定格在围绕着人的社会存在而建立起来的, 他刻意于宗教或所谓神灵的寄托, 也不追求单纯大自然的知识体系, 而更多的关注人作为类存在的社会关系的和谐, 以及在人们相互交往、物质交换过程中形成与塑造的个体道德人格。尤其是以儒家人文化为代表把关注的视角从一开始就落到人本身上。在论及人性上, 我国自古以来就流传“性相近, 习相远”, 这是出自孔子的《三字经》。这几句看似简单朴实, 其实隐含着孔子深刻的思想哲理, 也是儒家文化的经典名句。我认为这里的

人文化影响

“性”是对人的本性的诠释, 是人作为类存在的天性, 并不以善与恶来为其定性, 只是说人的天性是相近的, 至于这种天性是什么, 相近到何种程度并没有过多地阐述。正是孔子对人性问题没有作出非常鲜明的表述, “性相近”可以理解为无论贵贱贫富在人性上都是平等的, 从而使一种平等观在人们心中得以树立, 进而鼓励人们向“仁”的方向发展, 并树立了“君子、圣人”等不同成次的理想人格目标来引导人们向好的方向发展。人们依据这种天性区别于自然界的其他生命体。孔子是“人性”理论的倡导者, 它奠定了中国传统思想对人性问题的叙述以及理解的基调。孔子的道德人格理论揭示出了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自己的后天努力达到所最球的理想人格, 达到伦理道德上的自我完善。

孔子是全人类的思想家。孔子在发现“人”的基础上, 揭示并完整地把握了人的本质、社会实际和人类社会的根本规律;创立了以”仁”为核心, 包括中庸之道的方法论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的儒学。为恰当地处理人际关系, 社会关系以及人和自然的关系找到了客观的标准:个人价值的实现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他人和社会的发展为界限;同样, 社会的发展以促进或起码不危害个人的权利为界限。这既区别于片面强调自由发展, 自然无为的道家, 又不同于片面强调整体利益, 无视个人权利和自由的墨家、法家。和西方文化相比, 既区别于强调个人权利和自由的英美自由主义派也不同于空想社会主义。所以, 儒学迄今仍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道主义思想体系, 它虽然创立于宗法封建社会, 由于它从根本上解决了人性发展、社会进步这个根本课题, 所以具有人类意义和永恒价值。

二、儒学文化的人文化对中国及世界的影响

儒学在中国存在几千年, 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依然存在巨大的潜在影响, 这种影响在短期内不会消除。儒家思想一直是汉族及中国其他民族等民众最基本的主流价值观。“礼、义、廉、耻、仁、爱、忠、孝”的儒家思想基本价值观, 它们一直是指导绝大部分中国人日常行为的基本意识规则。中华民族礼貌友善、温良忠厚和认真刻苦的气质, 也是在儒家的教化下逐渐形成的。但也有人认为, 儒学忽略了人的个性。儒学经过了董仲舒到了宋明变成了理学, 理学后来到了明清, 变成了礼教。总的趋势是人文精神越来越淡薄, 越来越削弱。人的自身价值越来越被忽视和压制, 在近代, 由于中国的落后, 使得大多数知识份子反思中国落后的原因, 其中的一部分知识分子认为是儒家思想造成中国的落后局面, 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 这种思潮在文革期间的批林批孔中达到高峰, 从而导致儒家思想的逐渐衰落。改革开放以后, 人们力争保留与发扬儒学文化的精华, 完善与推进中国传统文化的进一步发展, 儒学文化是中国及世界的瑰宝, 对我国乃至世界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综上, 产生于秦汉时期的儒学文化是我国传统文化的典范与支柱, 没有儒学文化的博大精深就没有我们为之自豪的中华文化。而儒学文化的人文化更意义深远, 正是我们的祖先创造的儒学文化为我们营造出了浓厚的人文氛围, 它已是中国及世界文化的珍品。

篇4：文化台独、中国文化与后新儒学

林：文化台独是一个逐渐兴起的势头，要消解它，单向的批评或骂它，是无效的，需要回过头去了解台湾的历史，了解汉人到台湾拓垦几百年的历史，需要去了解台湾的孤儿意识、悲情意识是如何出现的。最近中央台播出了《沧海百年》电视剧，我大体看了，演得不错。如果能用闽南话配音在台湾播出，影响会很好的。这些东西，不仅要台湾人了解，全体华人都要了解，尤其是制定两岸政策的官员更要了解。现在老是出现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有时是要打击台独，但却往往给官增加力量，这用一个佛教概念来说就是“逆增上缘”。其实，这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也很容易理解的。在日据时代，我们的先贤是用中国文化来抗日的，那时候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那时候有没有台独论者?有。但那时候的台独论者是要独立于日本统治之外，最终要回归于中国的。比如，张深切先生也讲台湾要站立起来，但指的是台湾要独立于日本之外站立起来，而不是独立于中国。张深切先生谈的台湾性与中国性是一个连续体，与日本性是一个断裂体。这在那个时代是很清楚的一个问题。文化台湾与文化中国本来是一个连续体，现在却好像成了一个断裂体。为什么会这样，就需要花些功夫去了解。也就是说，并不是不能谈文化台湾，只能谈文化中国。这就像谈文化福建、文化湖南、文化甘肃等等一样，并不与谈文化中国相对立，并不妨碍谈文化中国。现在为什么谈文化台湾会妨碍文化中国呢?这就要了解一下诠释角度是什么，政治权力是怎么介入的。现在台湾的有些政治人物与文化人把台湾性与日本联系到一起，这不合乎常理，不合乎文化的脉络发展。这主要是政治权力的介人导致诠释上的扭曲。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理论的分析不够，对历史的认知不够，结果打了一场混仗，最终还是被权力给利用了。

问：作为身居台湾的儒者，您的内心感受如何?您做了些什么?

林：我不敢自居为儒者。作为中国文化的研究者、爱好者、传承者之一，我做了一些自己力所能及的工作。从理论层面来说，我做了一些相关的工作。在日据时代，台湾民族主义和中国民族主义是一体的，在现代，这二者却分家了。这就需要我们做一些工作去了解、去澄清、去弥合。这方面的工作我们做的还太少，内地的有关方面做的也很不够。就实践来说，我也做了一些宣介工作，比如我用闽南语给台湾民众讲中国文化经典。在今年的五二○选举之后，我也参与发起成立了民主行动联盟，参与了“反6108亿军购”游行，在广场上演讲了几次。2004年5月4日，36位文化界、教育界与社运界人士组成、已获504人连署响应的“民主行动联盟”正式成立。台湾现在的优点是任何声音都可以发出，但与此同时，在一个资本主义化、消费化的社会里面，权力和理性之间是一种很复杂的关系，真正理性的声音往往会被淹没，而主导性的声音往往是被权力所支配的。因为声音太嘈杂，内地这边的很多人，包括有些官员，对台湾的真实现状及其台湾人的心理还了解不够，甚至有很大的误解。

问：两岸分离太久，内地这边对台湾人的孤儿意识恐怕是缺乏体认的，所以了解不够啊!

林：是的。马关条约把台湾割让给日本后，唐景崧、丘逢甲宣布台湾独立，在东亚成立了第一个民主国，虽然只存在了几十天，但目的很明确，就是不愿意接受日本人的统治，希望总有一天回到大清国。丘逢甲的诗句是很悲痛的啊——“宰相有权能割地，孤臣无力可回天”。台湾人这种被抛弃的感觉是很痛苦的，这种孤儿意识也是很正常的。终于到了1945年，台湾光复，重见天日，当然是大好事了。没想到在1947年发生了二二八事件，是非常不幸的。1949年，两岸又分隔了。国民党为了巩固自己的统治，极力打压台湾本地势力。国民党政权本不是外来政权(虽然民进党现在把它说成是外来政权)，但这种本土政权结构上具有外来性。同样是炎黄子孙，国民党政权却没有平等看待，于是就跟台湾的知识分子产生严重摩擦，国民党自己也没有好好处理、认知、忏悔这件事。从我们儒家来看，发生了一件事，首先应该反躬自省。在台湾问题上，我们应该好好地了解我们的先贤是怎么抗日怎么爱国的，然后想想我们在今天应该怎么做才能对得起列祖列宗、往圣先贤，可惜现在还是在混战一场。这件事就会很快拨云见日，台湾的这段历史就会慢慢恢复本来面目的。

问：陈明先生说，在台湾与内地的统一问题上，讲中国文化不见得有用，但不讲中国文化则绝对有害。在文化上认同一个中国，也会给政治上的一个中国提供支持。

林：那是当然。两岸的问题实际上是个角度的问题，是个态度的问题，不仅仅是个技术性的问题。我们要把技术提高到方法，把方法提高到本体。谁拥有“道”了，谁就在这个问题上占有优先性了，谁就统一了中国了。中国是中国人的中国，中国不是哪一群人的中国。现在谁最容易做到统一中国?中国共产党最容易做到。就看它怎么做了。现在很多人忧虑台湾会走上违反统一的道路，我看未必。台湾现在基本上是个民主宪政体制，不是政治领导社会，而是社会领导政治——社会每隔四年就要颠覆、重组一次政府。我们在台湾最关心的不是政府被颠覆了，而是社会风气是不是被败坏了，人心是不是颓靡了。

问：在台湾的民主宪政过程中，新儒家为反抗集权政治进行了不懈抗争，这其中尤以徐复观先生为代表。可是，正如你所言，现在台湾基本上实现了民主宪政，但却在政治上出现了独立于中国之外的倾向，这对于台湾的新儒家而言是不是个悖论呢?

林：台湾有它的历史悲情，用佛教的话说就是有一个长期累积的“业力”。我常说，这就要用慈悲来化解悲情，用愿力来解消业力，要领受天命来克服宿命。去年我在《联合报》上发表文章来谈这个问题，呼吁台湾同胞要正视这个问题。在实际操作上，台湾现在是民主宪政的操作体制，但在整个历史进程中，它是从原来的威权体制下的传统社会走向民主宪政的公民社会的一个阶段，是掉下到了一个“江湖社会”。江湖社会就是山寨林立，就是草莽气嘛——现在就连一些很文雅的人参与政治后也会讲出很草莽的话来。在江湖社会是不讲正义的，只讲狭义的“道义”，其实就是“情义”。“情义”不是“天理”，是“偏私”。台湾现在的政治人物就像墨家、墨侠一样。墨家、墨侠往下掉就是“黑道”了。至于有人说新儒家追求的新外王“民主与科学”给台湾带来了乱象，于是就忧心忡忡内地的民主化前景。我认为是不对的。民主并没有给台湾带来乱象，台湾目前的状况并不是乱象。台湾现在是政治人物的叫嚣很严重，传播媒体的炒作很严重。民间社会，老百姓还是各安其位。而且，我们用国语、闽南语在民间讲学还是很多的，也没有什么阻力。各个教团、社团还是一如既往地活动。我们要恰当了解台湾。而且，台湾的政治发展在整个华人世界里面，是个很重要的试验品，现在正在苦痛的考验之中。能否成功走向民主宪政和公民社会，还不好说。我认为，它是有可能成功的，因为它的民间底蕴是很丰厚的，文化的调理能力是足够的。

问：很多人对牟宗三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开出民主、科学的理论提出批评，认为中国文化还是阻碍了中国的现代化进程。

林：牟宗三先生论证通过“良知自我坎陷”开出“知性主体”，是诠释上的一个理论逻辑次序，并不是一个历史的发生次序，也不是一个实践的学习次序。台湾也是在实践的学习发展过程中不断进行调理。台湾在学习西方的现代化，但由于有中国文化的调解，所以才走得比较顺。中国文化土壤在台湾学习西方的过程中起到了一个很好的调理作用，也是一个相互调理的过程。这并不是一个“内圣”开出“外王”的问题，而是在学习“新外王”的过程中，用中国文化调理“新外王”，也用“新外王”回过头去调理出一个“新内圣”。

问：港台新儒学作为近现代以来儒学的一个重要学派，为儒学的传承、发展做出了巨大成绩。在牟宗三先生之后，它的发展前景会是怎样?

林：港台新儒学的发展现在出现了不同的路向。一个路向就是继续沿着牟先生的思想往前走，我名其曰“护教型新儒学”。这种路向的新儒学人数还不少，在目前的新儒学阵营基本上占一半以上。另一个路向就是“批判型新儒学”，人数还比较少，我自己就属于这个路向，也可以说是后新儒学吧。我受牟先生的启发比较大。但是我认为应该由牟先生回到熊十力先生，应该由熊十力先生回到王船山先生。如果回到中国文化传统来谈几个核心范畴，如理、心、气何者为先?我认为是气为先。我的“存有三态论”对中国文化的解释在目前看来是成立的。牟先生受康德学的影响比较大，知识学的色彩比较浓厚，这在他们那个时代是有独特的成就，但也有限制。我们现在应该继承牟先生的思想资源，应该了解牟先生他们那个时代所面临的和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他们那一代人所面临的问题在现在已经不成为问题了，如中国传统文化是否会妨碍现代化。在当时，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太强了，牟先生他们不得不回答胡适、鲁迅等人提出的问题，不得不指出彻底的反传统主义者对儒学的非本质把握。牟先生认为中国传统文化的本质是儒家的心性之学，从儒家的心性之学是可以开出科学与民主的。中国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问题虽然是被制造出来的一个假问题，但很能蛊惑人心，牟先生在理论上做了澄清工作，在理论逻辑次序上给出了一个答案，是很重要的贡献。但是，理论的逻辑次序不等于实践是学习次序。就拿台湾现在搞民主化、现代化的这帮人来说，他们了解牟先生的“良知自我坎陷”是什么吗?我相信大部分人是不了解的旭这并不妨碍他们学习现代化。牟先生所要解决的问题在今天已经不成为问题了，现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在他们那时候还没有出现，如全球化与本土化问题等等。这是一个新的年代，后新儒学必须考虑新出现的问题。 问：那您对蒋庆先生对港台新儒学的批评有什么看法? 林：蒋庆先生对儒学是有他的理解的，很有见地，也深入思考了的。而且，他对西方的民主、宪政有忧心。这个忧心是容许的，也是可以讨论的。自由主义者和新儒学都可以来讨论，我也愿意加入讨论。蒋庆先生的想法很理想，但是如何可能?不容易啊!我发现现在内地有些人把西方的民主宪政与西方的基督宗教关联起来思考问题，认为只有在中国发展出基督教，中国人只有成为基督徒。中国才有可能发展出民主宪政和科学来。这种思考是很奇怪的!怎么在现在还有这样的看法呢?这是一种胡涂的思考，是一种本质主义的方法论。它认为中国文化发展不出来民主与科学，必须把中国文化的本质撤换为基督教文化。我认为蒋庆先生的可贵之处是指出了西方的民主现在问题很严重，这不是一个国情适合不适合的问题。中国文化发展出来的“人格”概念是很重要的一个概念。如果我们只是高张西方近代发展出的“人权”概念，对于中国的发展是很不切实际的。如果再把“人权”概念挂到一个神圣的伟大理想里面，就会发生奇特的、严重的撕裂危机。

台湾的宗教是自由的，但台湾基督徒的比例一直没有增加，主要原因就是台湾的本土宗教一直得到了很好地发展，儒、道、佛仍然是民间信仰的主体，几百年来从来没有中断过。内地如果没有“文化大革命”，就不会有今天的这个麻烦。现在，我发现内地无论是官方还是民间，都希望儒、道能有发展。儒如何发展?民间讲学是很重要的一个途径。现在不是提倡儿童读经吗?这很好，并且要在青年、成年中都鼓励，要让古典的话语跟现代的生活话语接轨。我们学界、文化界都要做些工作。《原道》这十年就做得满不错嘛!

问：近年来，官方和民间都对复兴中国文化有所关注，不仅提倡“弘扬和培育民族精神”，在公民道德建设中也强调要加强中国传统道德教育，而且，一些人呼吁要祭祀黄帝陵、孔庙、儿童读经、传统节日放假、改教师节日期为孔子诞辰日等等，于是有人就联想到台湾在1960年代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林：蒋介石在1966年发起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主要是针对内地的“文化大革命”。蒋介石搞“中华文化复兴运动”，肯定不是真心的。但是，蒋介石不反对中国文化，则绝对不假。只要不反对中国文化，不毁损中国文化的土壤，它就会很好地生长。内地目前的这些现象，是很好的势头。只要有了优良土壤，秧苗就会生长出来的。以传统节日放假为例，就应该认真考虑。传统节日是保持民族文化的连续性、增强文化认同的很好形式。现在西方的很多节日都进来了，我们可以借鉴它们的形式，但要赋予我们中国文化的内容。如西方的母亲节日期，对于中国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但是如果把中国的母亲节定在孟子出生日，就不同了。孟母是伟大母亲的代表，孟母三迁的故事可是千古流传啊。如果把中国母亲节定在孟子诞辰日，就会具有文化传承与生养的双重意义。

问：在一个白话语体主宰的时代，依赖文言经典承载的儒学如何表达?

林：儒学并不是只能依赖文言来承载它的意义。话语是意义的载体。不同的时代有不同的载体，是会变化的。文言和白话不是截然断裂的，是一个连续体。我们平时很多口语，也是文白夹杂的，如“不以为然”；在福建和台湾，你会在日常生活中听到用闽南话说“尔有闲否”，你说这些话语是文言还是白话?我们看《红楼梦》，就会发现文言和白话是完全交融一体的，根本没有什么隔膜和冲突。这次我到中国人民大学，看到草坪上立了个小牌子，写着“绿草茵茵，踏之何忍”，很文雅嘛!这总比“请勿践踏草坪”要好吧?这句话就是中国文言文，也体现了儒家的道德观。道德是唤醒的，不是禁止的啊。现在，为什么会把文言文和白话文搞成断裂的呢?这是我们中国知识分子自己造成的灾难啊!为了抢救中国文化，却采取了摧毁性的方法，就像《庄子》中所讲的“以火救火，以水救水”。现在是有机会反省、清理这个灾难了。但在清理这个灾难的过程中，不要有激愤、鄙视的心态，而要有理解、同情、慈悲的心态。前人走错了路，给了我们借鉴。

问：“血缘性纵贯轴”理论，在解释中国父子君臣关系上，建立了一种粗糙的模式，这一模式林先生是否有继续深入探讨的文章或论著?或者说在同一理路中还有没有继续深入探讨的可能性?

林：我并不认为它“粗糙”，应该说比较“概括”。概括与粗糙不同，概括是有诠释力的。一个东西是不是有诠释力，就要看它是不是有展开性。如果成为最后的总结，这个东西的诠释力是有限的。

问：台湾民间儒学情形如何?有哪些民间儒者?林先生与牟宗三先生学术师承关系有多大?台湾儒者一般认为内地对台独应采取什么立场?

林：台湾很多研究义理的民间儒者多在社团、教团里面。但儒学的主流还是在学院里。学院派和民间派的发展都很正常，没有什么特别之处。至于我和牟先生的师承关系，很大，也不很大。牟先生把中国传统的话语与现代的学术话语结合在一起，而且缔造出新的话语系统，这是非常可贵的，是一个伟大的创造。我认为，在牟先生那一代人里面，他可以在海峡两岸的思想家中排到前五位。在接受牟先生的教养过程中，我学到了很多东西，学到了很重要的方法，这对我的影响很大。说不很大，是说我不仅仅只学到了某个结论，我是对牟先生的结论予以批判性继承的。

篇5：儒学在中国传统文化中的作用

儒家学说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和重要组成部分，或曰中华主流文化，是凝成中华民族精神的主流，是东亚文明的精神内核。“察业识某如佛，观事变莫若道，而知性尽性，开价值之源，树价值之主体莫若儒。”

儒学的这种地位是历史形成的，在两千五百多年前，孔子创立儒家学说，不是凭空创造的，而是在社会的大**中通过对三代流传下来的中国传统文化遗产进行反思，认真清理和重新加以诠释而形成的思想学说体系。孔子提倡“信而好古”和“好古敏以求之”，使儒学具有深厚的历史渊源，成为中国原典的保存者和当时中国传统文化的集大成者。孔子非常注重实地考察，坚持“察知征信”与“因革损益”的原则，使儒学又具备审慎的因时制变的品格，在中国处在第一次社会形态大变革的时代，儒学应运而生，突出了中华传统文化需要保存、延续和发展的历史必然。

儒学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文化，只能在超越了单一民族观念和思想体系时才能存在。他一方面提倡“夷夏之防”，十分注重激励民族精神与爱国主义，同时又以“近者悦，远者来”和“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博大胸怀，倡导民族和睦，友好相处，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形成与巩固起了凝聚作用，因此儒学长期以来是中华民族共同的精神支柱。“儒学不是宗教却能取代宗教”，坚持的是一种对儒学的信仰和依赖。儒学提倡德化社会、德化人生的思想对中国人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成为华人世界共同的文化心理基础。直至今日，儒家文化仍具有一种积存深厚的民族文化认同的凝聚力，起着中华民族团结和国家统一的重大作用。正是由于儒学避免了狭隘民族性的特点，为它走向世界，形成东亚儒家文化圈奠定了基础。

在先秦，处于私学地位的原典儒学，为它的长远发展奠了基。汉武帝“独尊儒术”，儒学始成为官学，两汉时基本完成了对先秦以来道、墨、名、法、阴阳之学的综合吸收，扩大了学术包容的范围而成为文化的宗主。虽两千余年其形成屡经变换，但总的方向是强化封建统治意识。

篇6：儒学与企业文化.

儒学是对人类文明的重要贡献。儒家管理思想的仁爱原则和“仁、德、礼、智、信”的治国方略，是世界管理思想的瑰宝。研究传统文化，就是要继承发扬优秀文化传统，去创新、去开僻新路，加快前进步伐。

对儒家思想进行深入研究后，就会发现其对于现代企业管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有可鉴之处。

“仁”是孔子思想的核心，解释为“爱人”，“仁亲也”。今天，我们仍然要提倡“团结、友爱”，“已所不欲，勿施于人”，被伏尔泰视为待人处事的座右铭，曾被写入《法兰西共和国宣言》和《世界人权宣言》。西方商人视这话为“黄金法则”，谁违背，谁失败，这是很有见地的思想。今天，如果我们在企业管理中对职工施以仁爱，对客户施以爱心，为客户提供多品种、高品质的产品，不搞假冒、伪劣、坑蒙拐骗的行为，企业肯定能办好。

“德”是仁的思想延伸，即我们讲的道德。孔子说：“以政为德，比如星辰，居其所而群星共之”。这个德就是仁爱之德，有义之德，上下同心同德，如果企业领导人都能有这种“德”，企业职工就会如众星待北辰那样共之，企业各项工作就会运转自如，“上下一条心，黄土变成金”就是德的威力。

“礼”是指人与人之间来往要待之以礼、待之以诚，互敬互爱。在今天建设企业文化同样适用。“礼之用，和为贵”，人与人之间如果都能崇尚礼义，以礼相待，社会就能亲和安定，企业如果重礼仪，领导尊重职工，职工尊重领导，干群之间亲和致礼，企业凝聚力就强，企业兴旺，就有了保障。

“信”即讲信用。“民无信不立”，今天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信”更具有特殊意义，企业要占领市场，必须讲信用。人与人之间相处，同样要讲信用。从

一定意义上讲，市场经济也是信用经济，“信”更具有特殊的意义。凡是在市场经济中不讲信用的企业，最后必然要被淘汰。

孔子认为，天地间以人为贵。由他创造的儒学文化是塑造人、培养人、提高人的重要思想库。运用儒家思想管理企业，生产得快、经济效益好、风气正、人心齐，企业就有很强的凝聚力。我们可以把儒家的“仁”诠释为“施仁政，得民心，在企业中就是关心爱护职工，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把“义”诠释为“通晓大义，同党中央保持一致，在维护大局的原则下行动”。把“礼”诠释为“要讲文明礼貌，培养‘四有’职工，在市场经济中讲道德，讲文明”。把“智”诠释为“群策群力，讲究经营策略，善于把握时机，开拓市场”，把“信”诠释为“言而有信，维护企业信誉，真抓实干，赢得群众信任和支持。”

篇7：李翱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改造

李翱对传统儒学的继承与改造

李翱的思想倾向与韩愈基本相同,但在政治主张与哲学思想方面却有自身的特色.他继承了儒家传统的民本思想,对现实政治与民生疾苦表现出强烈的关怀,同时致力于儒学理论的创新.他对佛、道二教的批评比同时代人更为理性,善于吸取其中的理论精华,丰富了传统儒学的内容.李翱于儒家众多的经典中,着重表彰<中庸>、<大学>、<易传>、<论语>、<孟子>.其<复性书>以儒为主,综合佛、道二家(特别是佛教)的思想,加以创造性的熔铸,形成一种较为系统的`心性理论,补充和完善了儒学在心性论方面的不足,丰富了儒家思想,开启了宋明新儒学的先河.

作 者：杨世文 作者单位：四川大学古籍所刊 名：中华文化论坛 PKU英文刊名：FORUM ON CHINESE CULTURE年，卷(期)：“”(2)分类号：B241.6关键词：李翱 儒学 继承 改造

篇8：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一、中国传统儒学中提出并实践了许多极有价值的教育思想

中国传统儒学中的教育思想最重要的贡献是首先全面而正确的回答了关于教育三个基本问题, 即教育指导思想、方法和目标。对这三个基本问题的提出和解决抓住了教育的本质, 找准了做好教育工作的最佳途径。

1. 儒家“有教无类” (1) 的指导思想, 体现了教育面前人人平等, 抓住了教育的本质

在中国古代社会, 受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限制和特权思想的影响, 生活在最底层的劳苦大众是没有受教育机会的, 儒家主张的“有教无类”即受教育者不应分贵贱、贤愚, 应该机会均等, 全民都可接受教育。这在当时是非常勇敢和先进的思想, 打破了教育的等级界限, 使广大平民百姓都能得到受教育的机会, 对于提高国民的整体素质, 具有重大意义。虽然在当时的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之下, 儒家的这种美好理想难以完全实现, 但这毕竟是一种勇敢的改革和尝试, 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现在国家推行的九年制义务教育、普及中学阶段教育、高等教育扩招等等举措, 实际上也是“有教无类”的教育思想。特别是高等教育的大力扩招, 使得我国的高等教育进入了大众化阶段, 正在向普及化阶段迈进, 这是全面提高整体国民素质国家教育战略。现代化教育应该进行实质性的改革, 消除应试教育的弊端, 大力推进素质教育, 保证人的综合发展和社会的不断进步。

2. 儒家“因材施教、循循善诱”的教育方法, 充分关注了个性发展

关于教育方法问题, 儒家思想中明确提出了“因材施教、循循善诱”教育方法。孔子在教学过程中, 首要的事情就是注意对自己学生的观察和了解, 在充分了解其性格秉性之后, 再根据其性格特点采取适当的教育方法。比如孔子说:“求也退, 故进之;由也兼人, 故退之。”就是说冉求办事畏怯, 所以要鼓励他;子路胆大过人, 自以为是, 所以要故意抑制他。孔子还特别重视采取诱导式的教育方式, 不要求学生死读书, 而注重触类旁通, 即所谓:“告诸往而知来者” (2) 。孔子特别强调“不愤不启, 不悱不发, 举一隅不以三隅反, 则不复也。” (3) 即:不到他苦苦思索而想不通时, 我不去启发他, 不到他想讲而讲不明白时, 我不去开导他。列举一个道理而他不能类推出三个道理, 我就不再教诲他了。孔子还强调在实行启发诱导的基础上, 必须注意循序渐进, 即:“夫子循循然善诱人” (4) , “因材施教、循序善诱”的教育思想在我国教育史上占有重要地位。

而我们现在教育评价机制中, 对于学生发展的评价指标过于单一, 仍然没有跳出“考考考, 老师的宝, 分分分, 学生的命根”这种评价机制的窠臼。考核评价学生的手段主要还是考试, 还是分数。特别是高考, 分数基本上是决定考生命运的唯一指标。所以现代教育的确应该从儒家优秀的教育方法当中吸取精华, 完善教育方法和评价机制, 确保不同类型的人才都有适合于自身成长的空气和土壤。

3. 儒家“学而优则仕”的教育目标, 体现了儒家的政治理想

在孔子看来, 进行教育的目的除了用“仁义礼”净化人的灵魂, 协调人的社会行为之外, 其重要目的在于培养具有仁义之心的“仕”“君子”, 以为当时的社会服务, 这就是他著名的“学而优则仕”思想。当然, 我们应该辩证的看“学而优则仕”这种教育目标。它既有积极的一面, 又有消极的一面。在当时的社会中, 这种思想的确是激励了大批的儒生穷尽毕生的精力去博取功名, 有志之士可能有“达则兼济天下”远大抱负, 但大多数人还是追求个人的荣华富贵、光宗耀祖。这种传统思想对我们现代的知识分子仍然有积极的影响, 现在大批的高校本科毕业生、硕士研究生甚至是博士研究生争先恐后地去报考公务员、选调生。今年国家公务员招考时, 岗位需求和报名人数是1/88, 有些地区的特殊岗位甚至达到几千人竞争一个岗位的火爆程度。这为政府机关选拔优秀毕业生、提高政府工作人员整体工作能力和执政水平, 无疑具有重大意义。同时, 也应该意识到, 现在的世界是经济全球化时代, 社会的发展动力来源于生产力的发展进步。大量的优秀人才还是应该多进入生产领域, 去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从而促进社会的发展和进步。

二、儒家关于做学问的基本观点, 仍具很强的现代意义

儒家在如何做好学问这个问题上, 不断总结积累, 形成了较为系统和科学的、具有很强实践意义的一系列基本观点。特别是大教育家孔子, 在这方面贡献有为突出, 孔子的教育思想在古今中外的教育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 值得我们借鉴。儒家关于如何做好学问的基本观点, 比较有现代价值意义的主要有以下几点:

1. 关于学习态度。

孔子对于学习的态度问题开宗明义, 首先, 非常明确地提出了学习要“好学、乐学”。孔子认为, 追求学问首先在于爱学、乐学, 这是关键。孔子曰:“知之者不如好之者, 好之者不如乐之者。” (5) 即真正爱好它的人, 为它而快乐的人才能真正学好它。其次, 学习时要“默而识之, 学而不厌”。即学习要有踏踏实实的精神, 默默地记住学到的知识, 努力学习而不满足。第三, 专心致志, 知难而进。第四, 要虚心求教, 不耻下问。孔子曰:“三人行, 必有我师焉。择其善者而从之, 其不善者而改之。”这说明学无常师, 作为人应随时随地注意向他人学习, 取人之长, 补己之短。

而反观当今社会的浮躁心态, 学术上的造假和腐败, 学术上的急功近利, 相对于儒家这种严谨的治学态度和治学作风, 的确应该认真反思。现代教育体制改革应当大力借鉴中国儒家教育思想中的精华, 追根溯源, 从根本上解决学术道德和学术风气存在的问题, 净化学术空气。

2. 关于学习方法。

在学习方法问题上, 孔子还特别强调学思结合, 勇于实践, 他说:“学而不思则罔, 思而不学则殆。”另外, 孔子还非常重视精益求精, “如切如磋, 如琢如磨”, 反对一知半解, 浅尝辄止。孔子关于学习方法的观点, 包含了辩证法思想, 抓住了事物发展的本质规律, 也就抓住了学习的本质问题。他的“理论联系实践、学思结合、精益求精”等等的良好的学习方法, 至今仍有巨大的现实意义和实践意义。

3. 关于学习目的。

学习目的是学习的归宿, 也是学习的动力源。没有明确的目的, 学习也就没有方向和动力, 孔子认为, 学习必须有明确的目的, 但重点在于“学以致用”。子曰:“诵《诗》三百, 授之以政, 不达;使于四方, 不能专对;虽多, 亦奚以为?” (6) 也就是说, 熟读《诗经》三百篇, 交给他政治任务, 却办不成;派他出使到外国, 又不能独立应对;虽然书读得很多, 又有什么用处呢?由此可见, 读书的目的, 不在于死记书本, 而在于应用, 在于实践, 在于“举一反三”地灵活运用知识。现代的社会是一个日新月异的社会, 经济全球化趋势继续蔓延, 社会对人才的需求也是千差万别。学校的学科建设、专业设置和人才培养模式必须与社会人才需求紧密对接, 才能保证人才培养具有实际意义和社会价值。

参考文献

[1]丁祯彦.儒家理想人格的合理内核[J].文汇报, 1998, 19:45-48

[2]藤春兴.儒家之人本教育思想[J].国际儒学研究, 2000, 3:50-52

[3]李军.儒家人格理想的铸造[J].国际儒学研究, 2000, 4:32-34

篇9：儒学与中国传统文化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传统儒学；对接方式；融合方式

中图分类号：A81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2596（2016）03-0084-03

一、研究基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传统儒家的内涵与关系探讨

（一）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实质

所谓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概括说来，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这一源自于西方的理论精华可以真正为中国土壤所吸收。具体说来，则包括在制度层面、时间层面和文化层面等方方面面实现马克思主义原理的中国本土化、现实化。其实质就是马克思主义与民族文化结合的民族化、中国传统文化改造升级的现代化和中国具体实践经验的理论化的有机统一[1]。

（二）传统儒家

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博大精深，曾经在历史上熠熠生辉的有儒墨佛道法等各大学术派别，其中儒家思想更是当之无愧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主流，春秋战国时期的孔孟学说源远流长，纵贯中国历史文化政治经济，更是深深影响了每一代中国人的人格态度、生命格局。儒家思想真正开始作为一种统治思想的地位正式确定于西汉时期，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其后宋明理学对儒学的创新和推动，传统儒家思想直至清末民初都牢固占据着中国人思想的制高点，其地位和影响都处于难以撼动的地位。这与儒家思想在本质上讲究维护大一统的国家现实、维护君臣父子这一伦理道德有密切关系。而其天命观、义利观、中庸的价值取向也最大程度的组成了中国文化的本性。随着中国进入近代，在西方列强的打击和侵略下，人们逐渐对传统儒家思想失去了理论自信、民族自信。但是不可否认，传统儒家思想尤其迂腐、固化的一面，也有其值得今天中国建设发展所需要继承、吸收的一面。

（三）二者关系

1.对立排斥说。此种观点认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是种水火不容、此消彼长、你死我亡般的关系。认为儒家文化代表的是封建余毒，两者相结合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带来严重的负面影响，中国实践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应保持其纯洁性与纯粹性[2]。此论调的基础基于马克思主义及传统儒家思想产生的背景、原因、地理位置、历史时间以及各自所代表的阶级利益迥然不同而做出的认识。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西方资本主义社会，其所代表的是无产阶级的利益，用以指导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以及未来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建设。而传统儒家思想则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灵魂精髓，代表的是封建地主阶级对农民阶级的统治和封建社会伦理价值观的引导和掌控。从这种意义上来说，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一场与顽固占领中国人意识形态的儒家思想进行战斗的过程。二者是一方战胜，打败另一方的关系，必须划分好楚河汉界，界限分明。

2.互补相融说。学术界持这种观点的在于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家思想在一些精神本质上的相通性。如孙铁骑提出二者的终极价值追求与文化进路具有内在的本质一致性的观点，具有共同的实践品质、共同的价值取向与共同的社会理想[3]。而此外二者更有其独特的优点，也可以进行理论上的互补，使得这样一种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变成了一种动态螺旋互补上升的过程。在充分认识到马克思主义与传统儒学的各自特点、优缺点及相互本质精华点之后，进行的一种理论整合。首先，从二者相同性上来看，无论是现世人的关注还是对理想社会的孜孜追求上都使得二种理论得到了交融的立足点。其外，儒学对道德理想的重视，马克思主义对实践的追求都使得二者有互相值得借鉴之处。最重要的是，儒学的广阔吸纳包容的特征，使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扎根开放了理论大门。而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思想又对于儒家在传统中国后期走向禁锢、迂腐的特性进行了有效化解。

3.主体引导说。持主体引导观学者认为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儒学虽然是共同存在当前中国社会中，但是地位有着主次之分。这种观点又分为两种形态，即可以总结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儒学化与儒学思想马克思主义化的对峙。有的学者认为儒学思想是中国思想的正宗，而且又有着开放、包容性，以其为主体，在其基础上，吸收马克思主义有益成分而为自身服务。与之相对，则是现在更多的研究者所支持的，以马克思主义为引导大旗，改造儒家思想，并使儒家思想居于从属位置，形成“主导意识与支援意识关系”学说。该观点认为作为当代中国“主导意识”的马克思主义，依靠其科学性。前一种观点的出发点在于对本土性的重视和传统的尊重，而后一种理念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及自其传入中国以来在中国革命、建设等方面做出的成果而言。

二、融合方式研究中存在的不足现状分析

（一）对方式问题研究较少

学者们多将其研究关注点放在对马克思主义和儒学思想的内涵、关系、地位、结合原则上进行理论分析，关于如何进行切实的对接方式方面的论述寥寥无几，而即使是在其他文献有也往往在长篇大段的进行学理性分析后，在全篇末尾对对接方式有一定论述。造成如此情况的原因在于：

1.理论界往往重学理、轻应用性讨论。对于马克思主义和传统儒家思想问题，其作为一种思想观念、意识形态，大多学者更愿意从理论上进行概念对比及理论分析，对于现实性的策略研究明显属于一笔带过或者浮光掠影的状态。可以说，这是理论界的通病，不愿意甚至是不屑于从哲学理论层面下降至实用层面，觉得实用性的研究只能算是末端，是学理性研究的自然延伸。

2.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深入。与主观上忽视实用性研究，伴随而来的是对该问题的重要性认识不够。其实马克思主义是一个实践性很强的科学，同样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也并不是一个束之高阁的理论性研讨，而是实实在在与我们当前中国社会的现代化建设、改革开放、中国梦的实现、人民的思想状态、日常生活发生着切切实实关联的现实过程，对于这一重要性的认识不够，使得研究中得出的对接方式往往过于抽象，宏观，不具有操作性。

3.对接方式的提出有难度。既然是对接方式，则必然要与社会现实、人民心理等紧密相连，而这些现实都具有相当程度的复杂性，多变性，这些就自然使得切实有效、操作性强的实用性对策的提出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在理论界还争论不休，对一些核心价值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大的路径依然有研讨空间的基础上，更使得实用性对策提出难度增加。

（二）很少见到可行性的具体策略分析

对于对接方式问题的研究，不仅数量上少，即使是有涉及，也是较为抽象宏观的思想性指导，如：要认真解读经典，注重传承传统的载体，对儒家优秀传统的现代转化，将儒家的优秀传统提炼出来，根据当代中国社会发展的需要挖掘出儒家传统中有价值的因素[4]。当代中国推动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契合必须立足时代特点和中国国情，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优秀传统文化契合的发展坚持正确的理论指导，明确实现二者契合的领导力量。其中，马克思主义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灵魂，中国优秀传统文化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根基，中国共产党是实现二者进一步契合的领导力量。实现上述三者的有机统一，是现实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当代契合的本质规定[5]。

诸如以上的对接方式虽然讨论的是明确马克思主义原理与传统儒家关系和地位等问题后该如何将马克思主义真正有效中国化，怎样处理好二者关系的问题，但最终的表述却依然属于理论讨论范畴，只能给实际政策制定者以宏观的方向指导，而不能切实的献计献策，提供一些切实有效、有操作性的启发，从而使得这些建议往往流于表面，不能实际发挥其应有的为社会主义建设添砖加瓦的功能和效用，从而使得整个如何去做的研究任务仍然没有完成。

（二）全球性文化视域的不够开阔，中西二元文化的狭隘性

在当前全球化大潮的时代背景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问题，不仅是个中方传统文化与西方思潮的一种碰撞，更是全世界所有优秀文化的一种积极碰撞。亨廷顿在其文明冲突论中，提到了包括伊斯兰文化、非洲文化等。诚然，世界上并不只有中国和欧洲这两个文化系统，还有其他文化系统，比如南亚的印度教、佛教系统以及在中东存在一千多年的伊斯兰系统[6]。

虽然不少学者提到了全球化和多文化思维，但是对其他优秀文化系统的具体吸收也是一笔带过。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家的讨论，主要还是就事论事，就二者论二者，没有把这一问题放在一个更为宏大的世界思想文化坐标系当中去思考。而对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过程中，会受到其他文化的怎样影响，其对接方式怎样在实现与本国实际需要相符合的同时，怎样以一种更为积极的姿态，进入世界文明的进程之中，还缺乏专门且深入的思考。如此现象的造成，与广大学者、文化上对中欧主体的狭隘视野和对其他地区非主流文化的轻视有关，也是与马克思主义强调统一、动态的世界观相悖的。

三、对融合方式研究的未来展望

（一）学者的个人研究

1.坚定无产阶级立场，以马克思主义为导向。《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一条就规定，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这样的国体以及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指南针的地位，使得作为身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意识形态研究方面的学者都应该坚持自己的无产阶级立场，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及处理其与中国传统儒家的关系问题时，以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为依归。另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革命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

2.学以致用，理论联系实际的精神的培养。正如马克思的创立者所强调的那样，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7]。对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家思想的对接问题，不能就理论论理论，仅仅是在意识形态地域争论不休，研讨不停，而应该有一个理论研究的成果最终是要投入于社会实践之中的思维和认识。学术笔仗嘴仗是没有任何意义的，只有能切实在社会、人民中取得切实成果，为国家的建设、思想的成熟添砖加瓦的理论才是我们真正需要的，人民真正支持与渴望的。

3.视野的扩宽，现实与历史相结合，世界文化视野。在当前全球化大潮席卷而来的世界大背景之下，加强学术视野的扩宽，多学科视角和世界文化视野的增强推进儒家传统文化的现代化，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培育开放兼容性的世界眼光，成为对当代学者的要求。没有宽阔的视野、多种文化的交织碰撞的观念，就很难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传统文化的对接问题看得透彻，对对接方式提出有新意、有见地的见解。这也要求当代学者更多的汲取全世界各地区思想文化的精髓，联系历史与现实，在更为广阔的思想天空，不断突破自己的思维限域，使得提出的对接方式能够为这个新的时代服务，为整个地球村做出应有的贡献。

（二）国家宏观控制

1.坚持党的主体性地位。中国共产党不仅是社会主义革命的领导者，也是社会主义建设的领导者。其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传统儒学对接的问题，也自然是处于不容置喙的领导地位。坚持党的领导，使对接路径真正发挥无产阶级政党的群众性，先进性。对这一对接方式问题，要认识到这是关系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真正扎根并稳健成长的重要问题，必须取得这一问题的主导权，要积极主动的去寻找思路及实行政策。

2.切实的政策制定层面。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和传统儒学的问题与现实紧密相关，要与时俱进，马克思主义也要与时俱进，都要适应现代经济社会的发展[8]。而这二者的对接方式作为一种现实性的策略问题，必须将其成果与国家政策制定相挂钩。将对接方式研究成果上升到国家层次，也就意味将以国家强制力来保证对接方式的实施，从而体现国家对这一问题的重视，无形间完成了意识形态上的指导作用。此外，也是一种对理论转化为实践最为有力的保障。

3.社会实践活动的切实展开。好的理论倡导，必须回归在现实层面才能发挥其真正的内涵。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儒学对接的过程中，以国家意识形态为领导，以国家强制力为保障，并且以一种春风化雨的姿态投入广大群众的社会生活、社会活动之中。社会实践活动不流于表面，切实展开，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真正与中国群众发生连接和关系。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是我们立党立国，实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顺利实现改革开放，完成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所必须坚定遵循的思想领导。而中国儒家思想则是通过世世代代的因循传递，深刻影响着当代中国人的传统文化精髓。将二者进行有效、平稳、良性的融合，实现马克思中国化和传统儒家思想的时代化、全球化发展，为我国的经济发展、社会进步、人民幸福做出最佳的指导作用，不仅需要学理上的探讨，更需要将思考力转化为执行力，将理论上的突破春风化雨般的播撒在每个当代中华儿女的心田之中。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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