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禹锡为何因桃花诗两次被贬（共6篇）
篇1：刘禹锡为何因桃花诗两次被贬
对于很多文人来说，只要参与了政治上的一些事情，或者说在朝中有自己的.见解或者地位，总逃不了“被贬”的命运，这也是因为，对于文人骚客来说，他们在政治上会有自己的意见和坚持，有时候这些坚持、新潮的想法总会影响一些人的利益，所以，很容易遭人排挤，最后惨遭被贬。刘禹锡也是这样。
从刘禹锡一生来看，其实刘禹锡前后总共被贬三次，最初的原因，是因为刘禹锡初入官场，再加上长期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所以在永贞改革开始之初，便大力的支持革新，与王叔文、柳宗元共成一派。但是，最后永贞革新失败后，便被贬于朗州，也就是现在的湖南省常德市，在朗州呆有十年，在此期间，也常常受当地官员的欺负，但是刘禹锡，能够乐观的面对，《陋室铭》便是当时写的。
在十年后，刘禹锡被朝廷召回，回到长安之后，在一年春天，刘禹锡游玩时诗兴大发，创作了一首诗，诗中隐约的包含对权臣的讽刺，《玄都观桃花》“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以桃花隐喻暂时得势的奸佞小人。这便被人抓住把柄，之后便又被贬，这次被贬了十二年，十二年后，刘禹锡重新游玩到玄都观的时候，又作诗一首——《再游玄都观》“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同样的，刘禹锡又遭遇了第三次被贬，但是刘禹锡虽然为人性格倔强刚毅，但是面对自己被贬，并没有消沉，而是积极面对，所以总体来说还是不错的。
篇2：刘禹锡为何因桃花诗两次被贬
森林里，住着一只老虎，她叫靓靓，虽然她的名字很好听，但她非常笨、爱听好话。
一天，靓靓撞上了狐狸恬恬，想吃掉恬恬，说：“恬恬，你还有什么遗言要说?”恬恬问：“为什么要说遗言?”靓靓回答：“因为你很快就要成为我的盘中餐了!”恬恬想了想，说：“哎哟，靓靓姐姐，刚才我有眼不识泰山，您饶了我吧!”靓靓说：“想得倒挺美!”恬恬见来软的不行，灵机一动，说：“只要你爬上这棵树，我就任由你处罚。”恬恬话音刚落，靓靓便爬起树来，她左跌右爬，还是爬不上去。转身一看，恬恬已经逃走了。靓靓非常憎恨恬恬，决心吃掉她。
于是靓靓开始在森林各处寻找恬恬的`踪迹……
终于有一天，靓靓找到了狐狸恬恬，恬恬向靓靓宣战，比赛3千米障碍赛。比赛开始了，恬恬把靓靓甩了老远。突然，狐狸看见前面有个泥潭，便想出了一个办法，干掉靓靓。恬恬见靓靓离自己越来越近，觉得时机已成熟。便跪下，假装哭泣，伤心地说：“爸爸你死得好惨啊!一不小心就……呜呜。靓靓姐姐，你能跨过去吗?如果能，就请您表演给我看，好吗?我可是最崇拜你的粉丝啊!”靓靓见有人夸自己，骄傲地说：“好吧!”可谁知靓靓跃到潭中就掉了下来，一直沉到潭底。
篇3：两次被炒鱿鱼的经历（1）
这是我来美后的第一个暑假。最初一周，日子过得单纯安宁，每天清晨起来晨跑，吃完早饭去研究所，坐在自己的办公桌旁做课题一直到天黑才回家，晚饭后看一会电视或录像带。
昨晚的长途电话打破了我心里的宁静。妻子在电话里说小孩又犯了肺炎，在校医院住院，她每天手忙脚乱。想想我一点都帮不上忙，心里干着急啊。一直想把他们接过来，可到如今，银行帐户里只有一千来块钱，想了办法找人借，也开不出6500美金的存款证明。我想来想去，决定去找第二份工作赚点钱。
我买了份《纽约时报》周末版，从密密麻麻的广告里挑了些电话号码，提起电话一个一个地拨号，对方的回答几乎一样：不是委婉地拒绝就是要求工作许可。于是，我预约去了学校外国学生办公室，几分钟谈话后就灰溜溜地走了出来，想申请办张工卡的欲望，就像掉进火炉里的白纸，一下子成了灰烬。
现在自己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去打黑工！我漫步在阿姆斯特丹大街上，边走边这样想着。在靠近哥伦比亚大学的一家零售店，我买了《世界日报》、《星岛日报》各一份，然后快步流星地穿过熙熙攘攘的人群，回到了宿舍。
看完招工广告后，头脑里第一个反应就是去餐馆做招待。那晚，我打了十几个电话，一无所获，哪家餐馆都不要我。躺在床上，我翻来覆去睡不着，琢磨失败的原因，总结了两点。一是自己不该老老实实承认没有干过这份工，何不说有点工作经验呢？二是要求不要太高，招待的工作找不到，找份送外卖工也行嘛。
次日晚上，我又独自待在宿舍里，一个一个地拨号，想找份外卖工。
“有没有做过啊？”电话里传来老板的问话。这已经是我今晚打出去的第五个电话了。
“有，做过一年多。”我镇静地回答。
对方接着问在哪里做过，来美国多久了，等等，我胡乱地编了些故事。
“明天来试工吧，上午10点。”老板的话音刚落，我兴奋地把电话一搁，跳了起来。哈哈，成功了！
这家餐馆坐落在四十六街和十一大道附近，是10天前新开张的。老板自称姓林，福建人，矮矮的个子，脸色黑黑的。那天上午一见面，他就脸色一沉，说话的口吻略带训斥：“你来送外卖，怎么不骑单车来？”我一怔，答话说：“我以为你这店里有单车呢。”“我这里哪有？送外卖的没有单车？一看你这人就没有干过这活。去去去，骑部单车来，要不然你就回家算了。”
我赶紧转身出店，在街上问一行人附近哪里有自行车商店。那位中年妇女倒真热情，陪我走了几个街区，引导我找到一自行车专卖店。这家店门面不大，里面摆满了各种式样的崭新的自行车，有的车标价到700百多元。
店里的销售员非常热情地给我介绍各种名牌车，我说只想买部最便宜的车。“这车只有105元，看，多棒的车！”他说着，指着架子上一辆五档跑车（商标已记不清了）。这车横梁结实，式样美，天蓝色的漆水亮铮铮的，手提起来居然很轻，骑骑感觉轻巧舒适，比自己国内的那辆“永久”牌车好多了。销售员在滔滔不绝地介绍车的性能，还说我很幸运，今天这车正好是促销，昨天还标价150呢。其实不用他多说，我已经喜欢上了这辆车。想想这价钱够贵的，我一个月的伙食费也就是八九十元啊。可是今天不买这车，那送外卖工也做不成了。想到此，我心一横，从兜里掏出信用卡给了他。
这家 餐馆里有5名“雇员”：老板夫妻俩、厨师、小刘和我。小刘是个漂亮的中国女孩，乌黑的头发撒落在肩上，笑起来脸蛋上一对酒窝很美。今天她也是第一次来上班，身兼接电话和招待两职。
餐馆里冷冷清清，偶尔有三两个顾客光临。到中午时分我没有出外送过一起外卖，只是被老板安排不停地干些洗碗、搞卫生、抬东西之类的杂活。老板娘显得烦躁不安，不时对我和小刘发脾气。这生意这么差，谁也高兴不起来。
到了下午两点多，老板叫我和小刘一起去街上发单。我俩各自拿着厚厚一叠餐馆菜单，往时代广场方向走去，边走边向过路行人散发菜单。到了广场，我俩分别站在大街两侧路口的行人道上，手里举着菜单，向过路行人示意。
广场四周耸立着的一排排高楼像层层叠叠的山，中央巨大的电视银幕一闪闪地播着广告画面，行人如海，一波波地从我面前匆匆而过。大多数人健步如飞，对我手头的菜单不屑一顾。我站在那里，感到很不自在，苦涩像潮水般在心头涌动。在这片楼山人海的汪洋中，自己显得多么渺小！
熬了约四五十分钟，我手头的菜单也就是减少了几十张。看看小刘，还站在街对面发单，她手头剩下的菜单比我少多了，看来她的漂亮脸蛋有助推销。我不想呆下去了，估计到天黑时手中还会有菜单。于是，我横过街道，对小刘说，“走吧，别再卖力了。”“我正不想干了呢。这活也够丢人的。咱们这些菜单可怎么处理呀，带回去老板看见了会骂的。”她回答说。我没有哼声，接过她手上的所有菜单，连我的一起塞进了街道旁的一个垃圾桶里。
“我们去逛逛商店吧。”小刘的这个提议正合我意。于是我俩开心地逛起来，这个商店进那个商店出，边走边聊。从谈话中我得知，她新婚丈夫在纽约大学做博士后。她自己3个月前来美，没有小孩，在家呆着闲得慌，于是出来找点事做赚点钱。
逛了一两小时商店后，我们回到店里，进门就挨了老板娘一顿臭骂，抱怨说怎么出去这么久？小刘争辩说，菜单才发完。我鸦雀无声地站在一旁，心里直想笑。
天黑了，有了些定单电话。老板自己揽了大多数的外卖送单，只偶尔给我派个送单的任务。在店里我不停地干各种杂活。
好不容易熬到晚上12点多。老板给我20元钱，说：“这是你今天的工钱，明天你不要来了。”接着又给小刘20元钱，说了同样的话。我俩都愣住了，这么快就被炒鱿鱼了？我俩走去店门，相互对视了一下，互相说声再见，就各自去了地铁站。
这是我生平第一次被炒鱿鱼，虽说感到很意外，心里倒还平静。毕竟自己下过乡、走南闯北一二十年，这点小挫折算不了什么。次日晚，我又继续进行“电话外交”。两天后，找到了第二个送外卖的工作。
这家餐馆位于布朗士区南端维布斯特大道上，以外卖为主，生意还过得去。老板自己很能干，待人比较和气。第一天上班，我干得并不利索，出外送单几次迷路，因此在外耽误些时间，老板并无责怪。他的态度使我安下心来，心想这回找工真是找对了地方。
今天是我在这里上班的第三日。我送完两家定单后，正骑车沿着西向的一百五十五街返回餐馆。已是黄昏时分，迎面一轮火红的夕阳把西边的天空涂抹成金黄色，绚丽多彩的阳光与街道两旁高楼里的灯火、街道中央的车灯相辉相映，甚为壮观。我一边欣赏着这城市美景，一边轻声地哼着自己最喜欢的歌《小草》。前面十字路口的红灯亮了，我轻轻地握握车闸，缓缓地停在路旁。
信号灯转绿了，我着地的右脚重新回到了车脚蹬上。哎，不对劲，车子这么沉重？回头一看，不好！一位矮个的黑人青年抓住了车的后椅，他的旁边还站着一个壮实的大个黑人。
“这车是我的！”小矮个黑人一边叫唤着，一边使劲拽我的车。
“这车是我买的，怎么……”我的话尚未 完……
“砰”就挨了大个黑人的一重拳，只觉左胸口一阵痉挛，随后是钻心刺骨的痛，不由自主地松开了手中的自行车把。
小矮个提起地上的车子，飞身跃上，急速行驶，眨眼功夫就拐入另一条街，不见人影。
篇4：刘禹锡为何因桃花诗两次被贬
2014年09月24日 06:14 来源：第一财经日报 作者：成宇鹏
原标题：王儒林天问吕梁官员坦言“压力山大” 成宇鹏
吕梁当地官员坦言压力山大：“即使有新书记坐阵打气，但由于问题矛盾积累多年，官员们人人自危，很难放开手脚去干工作”。
四天时间，五个县区，十六个调研点(包括走访7个村和社区)，两家工业企业，四个农业产业基地，两个革命纪念馆和一个科研单位。这是9月16日至19日，山西新任省委书记王儒林在腐败重灾区吕梁调研时的行程安排，而吕梁也是其履新山西不到三周以来省内调研的第一站。
在此时选择吕梁为调研第一站，在王儒林看来，颇有些偏向虎山行的味道。“实事求是地说，有的同志建议，吕梁情况复杂，第一站最好不去吕梁。我经过认真考虑，第一站还是要到吕梁来。”王儒林在调研当地时举行的座谈会上说。新任省委书记选择吕梁的理由有四点：第一，吕梁是革命老区；第二，吕梁是腐败问题重灾区；第三，吕梁是“天下廉吏第一”于成龙的故乡；第四，吕梁是当前经济发展社会稳定矛盾突出的地区。
尽管心理准备充分，四天走访下来，王儒林还是感慨万千：“我们吕梁的传统文化是重德重廉，历史上出清官廉吏，而且出了„天下廉吏第一‟，现在为什么却出了这么多问题？成了全国发生严重腐败问题出名的地方呢？大家要反思，这是个重大问题。”
“好似天问，看似简单，却又无从说起。”在提及当天座谈会上王儒林的上述讲话时，一位与会人士颇感无奈地对《第一财经日报》说。
无奈的不只是当地官员，在兴县的随机调研中，遇到群众临时反映的诸如吃水、住房等问题，也让王儒林感到些许无奈。座谈会上，王儒林直言，“蔡家崖不是一般的村，曾是晋绥边区领导机关所在地，是全国著名的地方。现在，这个村老百姓办事都这么难，老百姓生活还这么苦，意见这么大，我感到心里很难受。”当地官员透露，在兴县调研期间，王儒林至少两次被喊冤群众拦住反映问题。
在上述座谈会上，王儒林开篇即谈到吕梁腐败问题的严重性和危害性。公开资料显示，十八大以来，山西有7名省级领导干部被查，其中有3人曾在吕梁工作，包括山西原省委常委、统战部部长白云，山西原省委常委、秘书长聂春玉，山西原省委常委、副省长杜善学。吕梁市级干部也有3人被查，包括原市长丁雪峰、原副市长张中生和原人大常委会副主任郑明珠。
过去几个月，也不断传出多名官员被带走调查的流言。即便是在当地召开领导干部大会期间，也有至少三名县区一把手被带走问话。
王儒林还揭晓一些谜底，如山西联盛集团董事局主席邢利斌确实被带走调查。邢利斌曾经是当地政商“朋友圈”的红人。曾有当地人士称，吕梁一些企业主被带走调查，与聂春玉关系极大，根源则是邢利斌。目前当地被调查的企业主达到10多名，包括山西中阳钢铁有限公司董事长、全国人大代表袁玉珠。
“吕梁的严重腐败问题对吕梁、对山西的形象都造成了极为恶劣的影响。”王儒林说，必须旗帜鲜明地反腐败，坚决把吕梁反腐败斗争进行到底。要对腐败现象“零容忍”，坚持有案必查、有腐必惩、有贪必肃，坚持“老虎”“苍蝇”一起打。
在王看来，“吕梁发生严重腐败问题，一个根本性的原因就是在一些干部身上失去了老区的革命精神，伤了根、丢了魂、忘了本。”
王儒林在讲话最后，也安抚吕梁官员的情绪，“虽然吕梁一些干部出了问题，但省委相信吕梁大多数干部是好的，吕梁的未来是充满希望的。”
篇5：柳宗元为何被贬柳州
柳宗元为何被贬柳州呢?柳宗元发生了什么事情呢?他被贬柳州的前因后果是怎样的呢?
在做官时期，他参加了主张革新的王叔文政治集团，推行了一系列进步措施，被朝中保守集团所反对。贞元二十一年正月顺宗即位，王叔文集团当政，继续推行革新措施。同年八月，顺宗被迫不得不将皇位让于太子李纯(即宪宗)。宪宗即位后，改元永贞，王叔文集团被迫害，许多官吏被贬。柳宗元开始时被贬为邵州刺史，永贞元年十一月又加贬为永州司马。永贞元年冬季到达永州贬所。在当时刘禹锡、韦执谊、韩泰、陈谏、韩晔、凌准、程异等七人，亦同时被贬为远州司马。历史上称他们为“八司马”。元和十年春，柳宗元被召至京师。三月又外出做柳州刺史。
篇6：白居易被贬江州的后因后果
唐代大诗人白居易于元和十年(815)七月被贬谪为江州司马。这件事，对于白氏来说，当然是一次很大的打击，也是他对于政治方面和诗歌创作方面态度有所转变的一个转折点。
唐代自安史之乱以后，地方割据势力(藩镇)越来越根深蒂固，形成一股强大的力量，与唐王朝相对抗。唐宪宗(李纯)元和中，盘踞在淮蔡的节度使吴元济、镇州的王承宗和淄青的李师道，互相勾结，拥兵叛唐。元和十年六月三日，王承宗派遣刺客刺杀主战派宰相武元衡，刺伤御史中丞裴度，引起了一场政治上的轩然大波。当时，唐王朝的宰相为武元衡、张弘靖、韦贯之等人，武为积极主战派，御史中丞裴度也主张用兵，而张、韦两人表面上以不宜同时讨伐两河(河北、河南，即王、吴等)为辞，实际主张绥抚，息事宁人，承认既成事实，而与武元衡意见不合。事情发生以后，朝臣们大为惊恐。而这时白居易不过是一名闲官，但忧国忧民之心，却仍旧非常强烈。他看不惯那些贪生怕死的官僚们的行径，首先向宪宗上疏，请求迅急逮捕凶犯，以雪国耻。遭到了张、韦等人的不满，并对他加上了“宫官不当先谏官言事”和“伤名教”的罪名。在封建社会里，尤其对做官为宦的人，后一罪名非常严重。这两种罪加起来，于是被贬官到长江以南边远地区去做刺史。但是，事情并没完，中书舍人王涯利用自己的职权(中书舍人有权驳回皇帝下达的诏书)，说他的罪太大，不宜作一州之长，这样，从六月初到七月，这件事经过反复酝酿、制造，两次下令，最后，追回前诏，另下一道命令，让他做一名江州的副职——司马。白居易在那儿整整呆了四年。这就是当时被贬的全部经过。
除了张弘靖、韦贯之两人以外，其余那些“素恶居易者”是些什么人?因为什么“素恶”?白居易为什么得罪了他们?这就要从白居易的有名的诗歌说起。他在《与元九书》中明确提出“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并在他创作的实践中加以实现。他在元和初年，写下了大量的反映现实生活的著名诗篇，用诗歌作为武器来揭露社会黑暗，反映民生疾苦，使得当权者有所警惕，在政治上有所改革，人民的痛苦有所减轻。正是这个缘故，得罪了“权豪贵近”“执政柄者”“握军要者”，招致了许多人的非议和不满。这些人暗中怀恨在心，等待时机，对他或施明枪，或射暗箭;但因这时白居易正在皇帝跟前做翰林学士，虽“为奸人所排陷”，但有一道护身符保护，对他也莫可奈何，无从下手。而到元和十年，盗刺宰相这一公案发生时，白是一名闲官，不仅没有保护伞，而且曾经信任他的那位皇帝，对他的“直言极谏”早已厌烦了。这时，白居易的敌手们看见有机可乘，便一窝蜂地、集中火力对准他开炮，一个罪名不够，加一个，再加一个，必置之死地而后快。
这几年里，执政柄、握军要、掌大权的，具体是什么人呢?
元和三至五年，三公中，杜佑是勋旧贵戚，时年已七十多犹掌朝政。白居易在《秦中吟》第五首《不致仕》中对于七十以上高龄而贪恋禄位、不肯致仕(退休)的.大官僚，讽刺备至，遭到杜佑(及其子孙和门生故吏)之忌，自是意料之中事。于是贞元末、元和初极为专横的一个方镇，《旧唐书》本传说他“公然聚敛，恣意虐杀，专以凌上威下为务”，德宗对他亦无可奈何。
对于这种人，白氏是深恶痛绝。元和三年九月，曾向宪宗上奏《论于裴均状》，论其三不可，之后，又有《论于所进歌舞人事家状》，揭露于的丑恶。这两次劝谏自然会遭到于的嫉恨，于和他的党羽打击白氏，当然是十分可能的。其次宰相中的李吉甫和度支使中的裴均，也都是白氏的对手，这些人的党羽，一直在朝掌权，“素恶居易者”之中，这些人和他们的党羽自然也包括在内。至于一直被皇帝信任、统率禁军的宦官吐突承璀，正是白居易在诗中斥责的“中尉”。元和十年，吐突承璀还在掌权，他不趁机报复，才是怪事呢!还有一个落井下石的中书舍人王涯，不顾公理私谊，反而恩将仇报，狠狠地在白氏头上抛下一块石头!
总合上述各方面的打击力量，使得白居易在江州过了四年的贬谪生活。其实，他们所加于白氏的罪名，都是捕风捉影，没有道理、没有根据的，是假公济私、乘机报复的假案、冤案。而罪名中，“伤名教”一罪，更是毒辣。
所谓“伤名教”，具体是说白居易对他的母亲不孝，母亲看花，掉在井里死了，他还作新井和赏花的诗，毫无伤心和忌讳的表现。这种行为，被认为是大逆不道，连作“人”的资格都丧失了的，还哪能做官呢!——这也可以说是我国历史上的一件“文字狱”。从现存的白集看，没有新井诗，宋代人也没有看见新井诗。至于赏花，白集中却很多，但据现存的白集看，元和六年白母卒后至九年补官前，白氏在渭村丁忧期间，所作诗不算多，基调大都是悲伤哀痛的，与其他时间的作品很不一样，也根本没有赏花诗。再者，他母亲堕井而死，并不是因为白居易不孝所致，这从白氏自己对这件事的说法和唐代(比白氏稍后)及宋人关于此事的记载中可以得到证明。
白居易对于政治(国家大事)的热情减退，并不始于元和十年的遭贬。当然，这次对他的打击更大，对他的思想转变影响更深，使他的态度更坚决罢了。被贬之后，有时偶然地又被国家大事所激动，而“愚计忽思飞短檄，狂心便欲请长缨(他想请求皇帝让自己从军，去攻打吴元济)”。写到这里，自己又觉得多事、好笑，赶快又警戒自己，说：“从来妄动多如此，自笑何曾得事成!”后来，就干脆发誓：“世事从今口不言”，——因为“忧国朝廷自有贤”，国家大事，自己只好不管，其实也管不了!不过，话虽如此，当自己在其位、有说话的机会和责任时，他仍然为国为民，积极建议，以求尽到自己的职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