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精选6篇）

篇1：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1.陶瓷工艺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在全国方位内，大约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在南方，前期陶瓷烧造以浙江为中心，有著名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和均山窑等，后扩展到湖南湖北等地。主要产品有青瓷和黑瓷。此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用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是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

在北方，由于战乱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陶瓷业衰退，制瓷业直到北朝时期才出现。因此技术相对落后，但邢窑制瓷工人克服了铁对呈色的干扰，创烧了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一“白瓷”，为后来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陶瓷色彩总述：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陶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其色彩的大概风貌。南方越窑的青瓷色相主要偏灰绿色调，中明度以及低纯度。在色彩搭配上，主要以单一色调为主，但为了打破颜色的单调，常在青釉上辅以褐彩。德清窑的黑瓷则主要以黑色为主，辅以陶土颜色进行点缀。北方瓷器从色相上来看比较丰富既有白、淡黄、浅绿等高明度、低纯度的色彩外，还有低明度、中纯度的褐色;白瓷的发明对后世陶瓷的发展有这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北朝瓷器注重使用，所以不论青瓷、白瓷或黑瓷，都以素面为主，极少装饰。

2.金银工艺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除仍用来铸造货币、鎏镀佛像以外，用于制作各种工艺品和装饰品增多。这时期的金银器除了国产的以外，还有不少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拜占庭、波斯等地传入的。主要有造型特殊的胡瓶、盘、杯、碗等容器，以及指环等装饰品。金属工艺品色彩总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色彩在色相上主要是纯正的金色，在明度上偏于中低明度，纯度普遍较高。

3.染织工艺品

在织绣工艺方面，织机普遍使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生产精美的棉布，那时的棉布叫白迭，被视为可以与绢帛同等的上等纺织品。1946年在阿斯塔那墓发现的织出了“富且昌宜侯天王延命长”铭的前凉织成履，履用褐红、白、黑、蓝、黄、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编织而成，色泽如新。

在印染工艺方面，染料的使用与秦汉时差别较大，一些主要色调中的主要染料被一些新的染料所更新。如红色调染料，红花染色取代了茜草;黄色染料方面，地黄逐步取代了栀子、黄栌、黄檗(音b6)等;蓝色染料，随着木蓝的输入，制靛技术的兴起，而取代了昔日的蓼蓝和菘蓝。

染织品色彩总述： .

魏晋南北朝时期染织品色彩非常丰富，各个色相的色彩都有使用，这与当时民族间的交流及染料的更新与发展密不可分。色彩多倾向于使用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较为艳丽的色彩。色彩搭配方面，这个时期的织物大多是多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且搭配的非常协调。它们以大面积的色彩(单色或多色)作底，其他颜色织造纹样。红、绿、白、蓝、褐等色常用来做底，蓝、绿、黄、白做多用作织造纹样。

4.服饰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这时期的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男性多以黑色、褐色、红色等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色彩作为服饰的主色;士人儒生则多以白色为主，以表现自己的潇洒自如、仙风道骨;而军士们以黑色铁甲为主，里面再配以红、白、黄等色的布衫。女性的服饰色彩多种多样，各种色相、纯度、明度的色彩均有使用，但主要以中等纯度和中等明度的暖色调为主，色彩搭配上多用对比的方法，其中一方面积较大，另一方较小，以形成调和。

5.绘画

魏晋南北朝绘画，承前启后，五彩缤纷。士人画家，改变汉代粗旷、繁复的风格，向精密技巧方向发展。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等诸多大家。其中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代表着当时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绘画色彩总述：

绘画上以墨线勾勒对象外形，以红、褐、白、绿等色为对象填色，画面风格淡雅、飘逸，完整再现了当时的人物风貌。水和时间的作用使得所使用的色彩现在看来倾向于中低纯度、中低明度。色彩搭配以类似色为主，避免画面色彩夸张，打破淡雅的风格。

石窟壁画由于年代久远，色彩上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现在看来，风格非常粗犷，色彩艳丽丰富。土红色带背景上花斑点点，人物肌肤的色调也十分耀眼。原来艳丽的肉红色，被氧化成一些粗黑的线条，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色彩搭配上，多使用对比色，或红绿对比、或蓝橙对比，并以夸张的造型，表现对象的动感。 .

总结：

通过研究并提取各种资料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常用色彩，可以大体推断出这个时期的色彩风貌。

NCS色彩分析： (如图l、图2、图3)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金银器、染织工艺、服装、绘画等常用色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色相覆盖面比较广，常用色彩多集中在暖色系，即橙红色系。对NCS色相环上的红、绿、黄、蓝、黑、白三对原色及间色进行统计，可以看到这时期的应用色彩几乎囊括了色相环上的所有色相，但主要色彩大多集中在红色、黄色、绿色三大色相上，仅有极少部分蓝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大部分都属于中、高明度，中、低纯度的范围。

由于南北方、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色彩应用方面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隋唐时期的色彩应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和平.中国设计艺术史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

[2]洪再新，中国美术史[M].杭州：中国美术学院出版社，.

[3]黄能馥，中国服饰通史[M]，北京：中国纺织出版社，.

[4]长北.中国艺术史纲·上[M].北京：商务印书馆，.

篇2：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关键词：色彩;魏晋南北朝

Abstract: During the Han and Wei-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 art, crafts of different peoples and nations as a result of the separation ofconfrontation, to meet Chinese and foreign cultures clash, and showed its own characteristics.The paper makes a reasearch on the colors of pottery and metal crafts, textile crafts, costumes and painting, and analyze the most commonly used during this period by the use of color.and color brightness, purity value.Keywords: Color;The Han and Wei-Jin South and North Dynasties.正文

宗白华说，“汉末魏晋六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与热情的一个时代，因此也就是最富有艺术精神的一个时代”。政局的**并没有是艺术的发展停滞，而是继续按照当时文化发展的趋势走向繁荣。不同民族和国家的分立对峙，中外文化的冲撞会合，使魏晋南北朝出现了继春秋战国时代“百家争鸣”之后的第二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这一时期各种艺术、工艺品也呈现出自己的特色。

魏晋南北朝色彩分析

1.陶瓷工艺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在整个陶瓷发展史上，是一个承前启后的时期。

在全国方位内，大约可分为南方和北方两个系统。在南方，前期陶瓷烧造以浙江为中心，有著名的越窑、瓯窑、婺州窑、德清窑和均山窑等，后扩展到湖南湖北等地。主要产品有青瓷和黑瓷。此外，常用褐彩打破单一的青釉，使之更加活泼。用褐彩装饰的另一特色是在器物表面上书写文字，这种装饰手法在后来的唐、五代时期大为盛兴。

在北方，由于战乱中原一带遭受严重破坏，陶瓷业衰退，制瓷业直到北朝时期才出现。因此技术相对落后，但邢窑制瓷工人克服了铁对呈色的干扰，创烧了对后世有深远意义的陶瓷品种一“白瓷”，为后来青花、釉里红、五彩、斗彩、粉彩等各种彩瓷的出现奠定了基础。

陶瓷色彩总述：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南北方的陶瓷进行分析，我们可以概括出其色彩的大概风貌。南方越窑的青瓷色相主要偏灰绿色调，中明度以及低纯度。在色彩搭配上，主要以单一色调为主，但为了打破颜色的单调，常在青釉上辅以褐彩。德清窑的黑瓷则主要以黑色为主，辅以陶土颜色进行点缀。北方瓷器从色相上来看比较丰富既有白、淡黄、浅绿等高明度、低纯度的色彩外，还有低明度、中纯度的褐色;白瓷的发明对后世陶瓷的发展有这至关重要的作用。由于北朝瓷器注重使用，所以不论青瓷、白瓷或黑瓷，都以素面为主，极少装饰。

2.金银工艺品

魏晋南北朝时期，金银除仍用来铸造货币、鎏镀佛像以外，用于制作各种工艺品和装饰品增多。这时期的金银器除了国产的以外，还有不少是通过丝绸之路从拜占庭、波斯等地传入的。主要有造型特殊的胡瓶、盘、杯、碗等容器，以及指环等装饰品。金属工艺品色彩总述：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金银器色彩在色相上主要是纯正的金色，在明度上偏于中低明度，纯度普遍较高。

3.染织工艺品

在织绣工艺方面，织机普遍使用。西南和西北地区开始生产精美的棉布，那时的棉布叫白迭，被视为可以与绢帛同等的上等纺织品。1946年在阿斯塔那墓发现的织出了“富且昌宜侯天王延命长”铭的前凉织成履，履用褐红、白、黑、蓝、黄、土黄、金黄、绿八色丝线编织而成，色泽如新。

在印染工艺方面，染料的使用与秦汉时差别较大，一些主要色调中的主要染料被一些新的染料所更新。如红色调染料，红花染色取代了茜草;黄色染料方面，地黄逐步取代了栀子、黄栌、黄檗(音b6)等;蓝色染料，随着木蓝的输入，制靛技术的兴起，而取代了昔日的蓼蓝和菘蓝。

染织品色彩总述：.魏晋南北朝时期染织品色彩非常丰富，各个色相的色彩都有使用，这与当时民族间的交流及染料的更新与发展密不可分。色彩多倾向于使用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较为艳丽的色彩。色彩搭配方面，这个时期的织物大多是多种颜色搭配在一起，且搭配的非常协调。它们以大面积的色彩(单色或多色)作底，其他颜色织造纹样。红、绿、白、蓝、褐等色常用来做底，蓝、绿、黄、白做多用作织造纹样。

4.服饰

魏晋风度表现在当时的服饰文化中，特点是穿宽大的衣服、跟高齿屐，熏衣剃面，傅粉施朱，保持清秀的体形，望若神仙。这时期的男子多穿着衣襟开敞，衣袖宽大的袍衫，袒胸露怀，头上加幅巾或戴小帽，力求轻松自然、随意的感觉，和摇曳的风格，似仙女下凡，如曹植笔下的洛神的形象，魏晋南北朝时期贵族男性多以黑色、褐色、红色等中高纯度、中低明度的色彩作为服饰的主色;士人儒生则多以白色为主，以表现自己的潇洒自如、仙风道骨;而军士们以黑色铁甲为主，里面再配以红、白、黄等色的布衫。女性的服饰色彩多种多样，各种色相、纯度、明度的色彩均有使用，但主要以中等纯度和中等明度的暖色调为主，色彩搭配上多用对比的方法，其中一方面积较大，另一方较小，以形成调和。

5.绘画

魏晋南北朝绘画，承前启后，五彩缤纷。士人画家，改变汉代粗旷、繁复的风格，向精密技巧方向发展。南方出现了顾恺之、戴逵、陆探微、张僧繇等著名的画家，北方出现了杨子华、曹仲达、田僧亮等诸多大家。其中顾恺之的《女史箴图》、《洛神赋图》代表着当时人物画的最高水平。

绘画色彩总述：

绘画上以墨线勾勒对象外形，以红、褐、白、绿等色为对象填色，画面风格淡雅、飘逸，完整再现了当时的人物风貌。水和时间的作用使得所使用的色彩现在看来倾向于中低纯度、中低明度。色彩搭配以类似色为主，避免画面色彩夸张，打破淡雅的风格。

石窟壁画由于年代久远，色彩上有很大的变化，因此现在看来，风格非常粗犷，色彩艳丽丰富。土红色带背景上花斑点点，人物肌肤的色调也十分耀眼。原来艳丽的肉红色，被氧化成一些粗黑的线条，具有特别动人的力量。色彩搭配上，多使用对比色，或红绿对比、或蓝橙对比，并以夸张的造型，表现对象的动感。.总结：

通过研究并提取各种资料中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常用色彩，可以大体推断出这个时期的色彩风貌。

NCS色彩分析：(如图l、图2、图3)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的瓷器、金银器、染织工艺、服装、绘画等常用色彩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色相覆盖面比较广，常用色彩多集中在暖色系，即橙红色系。对NCS色相环上的红、绿、黄、蓝、黑、白三对原色及间色进行统计，可以看到这时期的应用色彩几乎囊括了色相环上的所有色相，但主要色彩大多集中在红色、黄色、绿色三大色相上，仅有极少部分蓝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色彩大部分都属于中、高明度，中、低纯度的范围。

由于南北方、民族、宗教之间的文化碰撞、融合，使得这一时期的色彩应用方面呈现出多种多样的变化，既有继承也有发展，对隋唐时期的色彩应用产生了重大影响。

参考文献

[1]朱和平.中国设计艺术史纲[M].长沙：湖南美术出版社，2003

篇3：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1 中国古代医僧的通史性研究

关于中国古代医僧的通史性研究方面的著作, 主要有傅芳、倪青编著的《佛医人物小传》[1]和薛公忱的《儒道佛与中医药学》[2]《论医中儒道佛》[3]三书。

傅芳、倪青编著的《佛医人物小传》一书, 是研究中国医僧的专著。该书共收录佛医近600人, 并对其生平及学术、贡献作了简述, 对了解佛教在医学方面的影响和佛医相关事迹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有助于佛学和僧医的深入研究, 为进一步深入及拓宽该领域的研究打下了基础。但该书只从通史的角度对中国古代僧医进行简要的概述, 条文中详略有失平衡, 且不乏遗漏之处。

薛公忱在《儒道佛与中医药学》《论医中儒道佛》二书, 着重研究了佛教医学传入中国的情况、佛教教义对中医药学的影响、中国化的佛教对中医药学的利用及佛教与中医药学互为传播载体等问题。薛先生的研究也涉及到僧医形成的历史文化前提、僧医群体的构成、僧医的特征等, 是该书与本文研究相关性较强的部分。例如, 书中认为僧医主要由周边区域来华弘传佛教兼行医、周边区域来华求取佛法兼习医药及中国本土兼习医药的三种僧人构成。但作者主要从通史的角度研究中国的佛教医学, 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僧医仅略有涉及而已。薛先生的研究勾勒出了中国古代僧医构成的大致轮廓及其历史地位, 为进一步深入及拓宽该领域的研究提供了基础。

学术论文方面主要有李清的《中国古代佛教医家的医学成就》[4]和李红的《中国古代僧医综述》[5]两篇学位论文。

李清的《中国古代佛教医家的医学成就》一文, 以中国古代佛门医家为研究对象, 通过发掘、整理、归纳文、史、哲、医和人物志、地方志等文献典籍, 对佛门医家的医学成就进行总结, 并做一定研究。但就作者的着眼点和注意力而言, 主要是佛教医家的医学方面成就及对中国医药学的贡献, 且是通史性的研究。从对僧医的研究情况来看, 由于选题自身的局限性, 无论是对于僧医的医疗事迹考证, 还是各种关于僧医重大问题的研究, 如僧医的构成、地域特征、发展脉络等, 相对较为薄弱。特别是缺少对僧医的逐一统计分析研究, 有待于进一步全面的展开。

李红的《中国古代僧医综述》一文, 从僧医的社会生活角度出发, 对僧医的慈悲活动、社会交往、教育作用进行了相关探讨, 为僧医的研究提供了相关参考。其中第一部分的“治病救人”“主持慈善机构”, 第二部分的“文人与僧医”“世俗医生与僧医”, 第三部分的“汉地僧医的传承”, 均与本文关系较为密切。但大多作者研究只是浅尝辄止, 停留在将有关僧医的各种材料加以简单概括的阶段, 未把僧医作为一个处在发展过程的整体加以把握, 没有描绘出历史时期僧医群体发展变化的脉络。例如, 对于僧医治病救人的记载, 作者仅举出部分有代表性的僧医相关医疗事迹, 并未对不同时期僧医的医疗事迹做出系统性分析研究, 也没有体现出僧医所具有的时空特色。同时, 作者的史料搜集方面存在一定的缺陷, 对于正史、出土文书、医史文献等资料几无引用, 难免遗漏部分重要的史料。作者在研究中, 对其引征一些史料缺少必要的分析, 其真实性有待考证。

2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

关于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方面尚未有专著出现, 主要是部分相关性的研究论文, 如李清、梅晓平的《魏晋南北朝僧医的医学成就》[6]和郑炳林的 《唐代敦煌僧医考》[7]《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8]三篇文章。

李清、梅晓平的《魏晋南北朝僧医的医学成就》一文, 通过对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医医术、著述的归纳, 总结其为我国医药的发展做出的贡献。魏晋南北朝时期来华的僧人如佛陀耶舍、求那跋摩、于法开、佛图澄、耆域等大多研习医方, 借医传教治病救人或译述佛经传播医药, 极大丰富了我国医学的内容。在当时亦出现了诸如支法存、释僧深、慧龙道人、释安慧、道丰等汉地僧医, 或详论脚气、独创效方, 或金针拔彰、精治眼疾, 或虔祁神水、咒禁疗疫, 或研习医术、针灸愈疾等, 在周游四方时广播佛教、为人疗疾。同时, 该时期僧人潜心诸科慈悲拯急, 勤于著述奉献医学, 不但留下了较多宝贵的医疗经验, 同时也丰富了中医临床各科并影响了当时的一批诸如李亮、崔彧、陶弘景等中医名家。但是, 该文的着重点是魏晋南北朝时期僧医的医学成就, 而对其时代和地域特征等缺少关注, 为后续研究留下了空间。

郑炳林的《唐代敦煌僧医考》一文, 作者利用出土文书对唐代敦煌地区的四位僧医 (索崇恩、翟法荣、索智岳、索法律) 进行了考证, 认为索氏三位僧医的医学造诣有一定的承袭关系, “严格地说, 唐代敦煌医学自吐蕃占领敦煌起完全从官学转入私学, 从官府转入寺院, 从师傅变成家传。”但作者研究仅涉及到上述四位僧医, 对唐代敦煌地区的僧医无整体性的考察。郑炳林的《唐五代敦煌的医事研究》一文, 以敦煌遗书中的医学典籍、禁验药方及散见于僧俗文书中的医史资料为基础资料, 对晚唐五代敦煌的医学教育及医家进行一定的研究。作者的着眼点是医学教育、医事制度、外来医学在敦煌地区的影响, 认为吐蕃占领敦煌后, 正常的学校制度遭到破坏, 学术文化从官府转向寺院, 僧侣承担起了传授医学知识及治疗疾病的责任, 出现一批行医治病的高僧。文中着重对翟法荣、索崇恩、索智岳、索法律四位僧医的医学业绩和医学来源进行了分析研究, 没有对唐代敦煌地区的僧医做深入研究。该文对唐代敦煌地区寺院的医学传承进行了一定的探讨, 为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3 医僧的个案研究

关于医僧的个案研究论文主要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僧医, 如林伟良的 《从鉴真医事活动探讨唐代佛医关系》[9], 周一谋的《唐代高僧医学家鉴真》[10], 范家伟的《从隋代智顗的调气法论佛教医学与中国医学思想的融合》[11], 洪丕谟的《历史上医僧行医生涯散录》[12], 王凤兰的《〈释僧深药方〉的辑佚与整理研究》[13], 吴子明的《深师治咳经验探析》[14], 朱元杖、张日的《福建和三平寺祖师药签初探》[15]等。

林伟良的《从鉴真医事活动探讨唐代佛医关系》一文, 从鉴真的医学事迹和唐代佛教界的医药活动, 探讨唐代佛学交流在中外医药交流中的重要作用, 对我国医药学的影响, 以及鉴真僧东渡对日本医药学的贡献及其历史意义。周一谋的《唐代高僧医学家鉴真》一文对唐代高僧鉴真做了简单介绍, 并对其在日本的具体行医事迹做了叙述, 且指出其撰写专门的医学著作《鉴上人秘方》虽已失传, 但创制的奇效丸、丰心丹、万病药等为后来日本人所袭用。范家伟的《从隋代智顗的调气法论佛教医学与中国医学思想的融合》一文, 通过隋代智顗五脏生患及调气法进行个案研究, 了解中国佛教医疗体系对中国传统医学及道教养生法的吸收。智顗的医学思想在佛教医学和本土医学的交互影响下产生。洪丕谟的《历史上医僧行医生涯散录》一文, 通过对历史上医僧诸如唐代鉴真、北宋时四明僧人奉真等救人治病事例的介绍, 侧面展示了佛教僧侣积极入世的精神。吴子明的《深师治咳经验探析》一文, 就我国南北朝时代释门名医僧深有关治疗咳嗽的经验作进一步探析, 从其对咳嗽的分类特点、治法特点、用药特点及佛教禁忌等方面的粗略分析, 进一步阐述了晋唐时代佛门医学的水平。王凤兰的《〈释僧深药方〉的辑佚与整理研究》一文, 对魏晋南北朝由沙门医家僧深所撰医书《释僧医药方》进行辑佚整理, 并研究其主要内容和佚文, 指出该书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医学与中医学的融合, 在理论和临床实践上具有一定的指导意义。朱元杖、张日的《福建和三平寺祖师药签初探》一文, 结合晚唐时期的历史背景, 应用中医理论, 对僧医广济禅师流传至今的75首药方药签的药性种类和方剂组成进行分析, 就以医理、药理进行客观探析, 并就其特点进行了初步探讨。

4 其他方面研究

此外, 在佛教医学的研究中, 还涉及到医僧医术等方面的研究, 较为分散, 就不再一一列举。同时, 有些医僧本身即为研究的热点, 这方面有大量的专著和论文问世。例如, 对玄奘、义净、鉴真等人的研究已较为深入和细致, 其研究成果主要是其生平的考述、佛事活动和佛事教义等, 而往往忽视对其医疗事迹、医疗水平等方面的研究。

5 结语

以上诸文的研究成果, 为进一步研究医僧打下了基础, 但研究内容及成果不够全面, 大多侧重僧医医药学成就及医疗事迹的考察, 某些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僧医的主要因素被忽略, 如医僧的地域分布特征。

综上所述, 以上论著均从不同层面为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的医僧研究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且不乏精当的见解, 但从目前的研究状况来看, 还缺乏深入、全面的研究, 主要存在以下几方面的不足:第一, 从研究的时段来看, 以宏观的、通史性的角度论述者居多, 断代研究尤其是魏晋南北朝至隋唐时期的研究不足。少数几位学者, 对魏晋南北朝和唐朝的医僧有一定的研究, 而通贯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时期相关研究没有, 甚至贯通思考该时期的医僧研究亦较少。医僧在不同历史阶段均有不同的特点, 如果要正确把握隋唐时期僧医的特点, 仅研究隋唐时期是不够的, 必须上溯到魏晋南北朝时期, 否则无论在做出长时段的概括, 或就具体问题做出具有理论性的结论时, 在一定程度上难免陷入臆断。如佛教在唐代进入鼎盛时期, 但医僧却呈势衰的趋势, 若不对医僧与佛教发展不同步的原因进行深入探讨, 难以把握这一历史时期医僧所具有的独特的时代特征。第二, 从对医僧考察的内容来看, 大多往往强调医僧的医学成就, 而对一些重大问题的研究则往往深度不够, 如医僧的构成及特点、地域特征、发展脉络等方面均有待深入。因此, 仅关注医僧的医学方面成就, 对医僧的考察是不够全面的, 不能准确地描画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发展的整体脉络, 也不能深入揭示造成这一时期医僧所具有的时空差异性的各种因素及其相互关系。第三, 从医僧研究的范围来看, 多属于个案研究, 缺少必要的群体研究。学术界对历史上有较大影响的医僧的研究颇为细致、全面 (如鉴真、俞昌等) , 对影响较小的医僧涉及少, 甚至不予关注。研究方向大多以其主要的医学成就为主, 而对其医学的传承和地域特色关注不够。第四, 从对医僧的地域考察来看, 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大多集中在敦煌地区, 对这一时期南方的研究关注较少, 缺乏必要的地域间的比较研究。第五, 更多地关注佛教医学理论方面, 而对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关注度不够。例如, 医僧形成于何时, 医僧的医学成就, 医僧的构成及其历史地位等问题, 尚需深入的研究与考证。

摘要：医僧是佛教医术的实施者。从中国古代医僧通史性研究、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医僧的研究、医僧的个案研究三个方面梳理医僧的学术发展脉络, 分析医僧研究的成果, 并指出医僧研究所存在的不足。

篇4：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关键词：魏晋南北朝；《人物志》；《颜氏家训》；杂家；名家；道家；儒家；法家

摘要：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禁锢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诸种学说互相渗透，形成彼此会通的复杂面貌。《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不专为一家之言”，是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其人才思想中均具有较浓的杂家色彩。但总体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为其道德指导原则，至于思想方法及内容上则以名、法、道居多。《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则为女流。二书“兼综驳杂”的杂家风格的形成，源于三个方面的因素，即其作者刘劭与颜之推的广综博学和对前人丰富思想遗产的继承以及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四库全书总目》将二书列入杂家，确有其理由。

中图分类号：G40－02文献标志码：A文章编号：1009－4474(2009)02－0044－06

《人物志》与《颜氏家训》是魏晋南北朝思想领域中涉及人才问题的两部极有特色的著作，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和丰富的思想内容。三国魏刘邵(约172～250)所著的《人物志》，是我国第一部人才研究专著，它由外及内探讨了人内在品德、才智以及适宜任职的问题；南北朝后期颜之推(530～约591)所著的《颜氏家训》一书，广泛而深刻地论述了家庭教育中关于子女成才的问题，是一部对中国古代家庭教育有着较大影响的经典著作。魏晋南北朝时期，两汉定儒学为一尊的思想禁铜被突破，思想界儒、道、名、法诸种学说互相渗透，并形成彼此会通的复杂面貌。我们仅以《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二书“不专为一家之言”的杂家思想内容作为分析案例，借此观察魏晋南北朝前后期人才思想观念的大致变化情况。

一

《人物志》与《颜氏家训》问世以来，历代不少文献在对二书进行收录时，曾有过如下的区分和定位，见表1。

由表1可见，唐宋以来，学界对二书类别的认识并不是完全统一的，最后，我们看到清钦定《四库全书总目》将《人物志》和《颜氏家训》均收列人杂家类书籍。《四库全书》作为清代官方权威学术成果，它作此分类，理由何在?在此，我们有必要首先将《四库全书总目》对二书所作的评语摘录于下。

《四库全书总目》评《人物志》云：

其书主于论辩人才，以外见之符，验内藏之器，分别流品，研析疑似，故《隋志》以下皆录于名家。然所言究悉物情，而精核近理，视尹文之说兼陈黄、老、中、韩，公孙龙之说惟析坚白同异者，迥乎不同。盖其学虽近乎名家，其理则弗乖于儒者也。

《四库全书总目》评《颜氏家训》云：

其书大抵于世故人情，深明利害，而能文之以经训。故唐志、宋志俱列之儒家。然其中《归心》等篇，深明因果，不出当时好佛之习；又兼论字画音训，并考正典故，品第文艺，曼衍旁涉，不专为一家之言。今特退之杂家，从其类焉。

以上两段评语将《人物志》与《颜氏家训》的思想风格阐述得较为清楚，同时我们也能看出，清代学者仍承接了班固《汉书·艺文志》中关于杂家“兼儒、墨，合名、法”的界定，他们以“不专为一家之言”为标准，来衡量《人物志》与《颜氏家训》的性质，应该说，这种衡量是有一定道理的。那么二书究竟有怎样的杂家特色呢?下面便试将二书人才思想中带有杂家“兼综”色彩的具体内容予以进一步辨正剥析。

(一)《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中的儒家色彩

先秦诸子中孔子所创立的儒家，以注重血亲人伦、道德修养的醇厚之风独树一帜并深刻影响后世。孔子一生，无论对自己还是对学生，都在努力培养仁与智(知)的人才必备素质，后来儒家便以“仁且智”来称道孔子的人格理想。例如，孟子引子贡的话说：“学不厌，智也；教不倦，仁也。仁且智，夫子既圣矣。”荀子亦言：“孔子仁知且不蔽。”在《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人才思想中，同样体现了儒家仁、智统一的内容。

第一，二书均以仁为人才道德的核心。孔子贵“仁”，《论语》载樊迟问“仁”的内涵，孔子曰：“爱人。”儒家强调仁爱是人本性的最高表现，是人美德的最高概括。据此，刘邵提出“盖人道之极，莫过爱敬”，将“爱敬”推举到极高的地位。其次，刘邵以仁、义、礼、信作为道德的主要规范，强调：“仁者，德之基也。义者，德之节也。礼者，德之文也。信者，德之固也。”颜之推则推崇“谦恭、礼让、慎交、厚重”的道德原则，提出了“圣人之书，教人诚孝”的观点。总之，刘邵、颜之推二人在其人才思想中，均力图塑造仁为己任的完美人才道德素质。

第二，二书均将智作为人才的重要素质。孔子重视对人性的了解，他曾说：“好仁不好学，其蔽也愚；好知不好学，其蔽也荡；好信不好学，其蔽也贼；好直不好学，其蔽也绞；好勇不好学，其蔽也乱；好刚不好学，其蔽也狂。”《论语》载樊迟问“仁”，孔子曰：“爱人”。问“知”。孔子曰：“知人。”由此可知，孔子所强调的智，其主要功能之一便是认知人性的能力。在《人物志·序》中，刘邵声称自己遵循孔子对智的理解，他说：“训六蔽，以戒偏材之失，思狂狷，以通拘抗之材，疾倥倥而无信，以明为似之难保。”另外，他又强调：“智者，德之帅也。”这些都表明《人物志》在认知手段上所持有的儒家立场。

孔子认为认知的主体有先天素质的差异，他说：“生而知之者上也，学而知之者次也；困而学之，又其次也；困而不学，民斯为下矣。”颜之推据此发挥说：“上智不教而成，下愚虽教无益，中庸之人，不教不知也。”以此来说明其对先天智力素质及后天努力的重视。

第三，针对“仁且知”(智)的理想人格培养，孔子总结出“修己”的道德修养理论，这在二书中也有反映。刘邵在《人物志》中提出了“三优三劣”的个人修养标准，并且提出切实可行的个人修养方法，即：“举不敢越仪准，志不敢凌轨等，内勤己以自济，外谦让以敬惧。”颜之推提倡的个人修养标准是：“君子处世，贵能克己复礼，济时益物”；并且他主张通过学习古人“行道以利世”的方式来提高自己的道德水准，达到“修身利行”的效果。此外，二人都树立了一些道德学习典范，提倡向古代圣贤如孔孟等人学习，希望以此将道德理想具体化，从而发挥儒家学说在社会道德意识和道德行为中的巨大教育和激励作用。以上三个方面都表明儒家思想对刘邵、颜之推的熏染和二人对儒家理论肯定的一面。

(二)《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中体现的其他色彩

1名家色彩

后人屡将《人物志》归人名家，是因为它表现出浓厚的名家思想内容及风格。古者名位不同，礼亦异数。班固在《汉书·艺文志》中考名家源流时认为名家出于礼官，其中心理论是提倡“名以检形，形以定名，名以定事，事以检名”。由于名学主要通过检形定名来研讨尊卑秩序、设官分职、任人以才等问题，因此同选才任官的关系极其密切。东汉以降名学的发展，一直围绕着改革吏制及如何选择吏

才这一中心问题来进行。

《人物志》作为人物品鉴方面的专著，体现出的名家色彩相当厚重，总结起来主要有如下几方面。第一为观人，刘邵主张根据骨相等生理特征观人，故书中先有“九征”之说；其次注重观察人的行为举止，故书中又有“八观”之论；他还主张更进一步观察人之行事风格，书中称为“五视”。第二为论才性。名家不同于儒家，他们不大讲性情而多言才性，其关注的是才性同异、才性大小等辩题。《人物志》亦然，例如其《材理》篇说：“或曰人材有能大而不能小，犹函牛之鼎不可以烹鸡，愚以为此非名也。”这是涉及人才能大小及其功用的讨论。第三为重谈论。名学强调观人应察其言论，欲做官者必须注重言谈之修饰。而刘邵亦相应提出了“三谈”之法。总而言之，名家名实相符的思想，形成了《人物志》人才理论的重要特征。正如刘邵所说：“名非实，用之不效。故日：名犹口进，而实从事退。中情之人，名不副实，用之有效。故名由众退，而实从事章。”另外，《人物志》在行文方面也体现了细致谨严的名家论证风格。

至于一些书目将《人物志》归入法家，是因为名学与法学在思想内容方面颇有相连之处。孔子曾言：“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先秦法家“贵刑名”，就是要按照名与实两者相符的程度或情况进行赏罚。韩非子说：“人主将欲禁奸，则审合刑名。”韩非子又说：“据法直言，名刑相当。”赏罚功罪必须名实或言事相当，所以古人言刑名往往将二者并举。《古今图书集成》将《人物志》归人法家著作，也有自己的道理。

“循名责实”的名家思想特色在《颜氏家训》中亦有反映，其《名实》一篇集中代表了颜之推在人才思想上的名实观。颜之推说：“名之与实，犹形之与影也。德艺周厚，则名必善焉；容色姝丽，则影必美焉。”他主张名实二者的高度统一，严厉批判了当时社会在人才教育中的虚伪浮华态度。第一，他反对高谈阔论、不切实际的学风。例如他说：“吾见世中文学之士，品藻古今，若指诸掌，及有试用，多无所堪。”颜之推提倡人才培养应遵循学以致用的原则，反对玄学之士所标榜的清谈习气。他批评了王弼、何晏等十余名清谈型人物，对他们“迂诞浮华、不涉世务”的行事态度表示反对。第二，他反对在人才识别中的某些先验方法。例如，针对江南“抓周”的习俗，他认为人才先天决定论不可信，相反，二亲的“无教”才有可能导致儿女无能。另外，他指出当时社会在人才识别中带有“贵耳贱目，重遥轻近”的缺陷，这一点与刘邵主张“以目正耳”而不要“以耳败目”的提法是完全一致的。颜之推颇为强调个人才能与地位之间的关系，认为过分看重个人的出身与门第，不利于识别和重用具有真才实学的人物。他在《名实》篇中将人分为上士、中士、下士三个等级，并且评议：“上士忘名，中士立名，下士窃名”。他分析道：“忘名者，体道合德，享鬼神之福佑，非所以求名也；立名者，修身慎行，惧荣观之不显，非所以让名也；窃名者，厚貌深奸，干浮华之虚称，非所以得名也。”较为细致地表达了他对名实关系的看法。通过以上的总结和概括，可以看出《颜氏家训》书中的一些观点与名家理论有紧密联系。

2道家色彩

《人物志》和《颜氏家训》在人才思想方面还表现出对道家思想的吸收。历史上的道家以超然和阴柔的态度来对待尘世的纷争，二书中提倡的个人立身之道，即多向道家人生哲学学习而来。例如在《人物志·释争》篇中，刘邵认为一个人在处理人际关系时要持有不伐、不争的处世原则，但这种态度并不是让人一味地谦让，相反，刘邵认为“不争”是手段而不是目的，其最终是要达到“大争”的目的。因此刘邵引《老子》“夫惟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之语来论证自己的观点，他进而引申道：“是故君子之求胜也，以推让为利锐，以自修为棚橹，静则闭嘿泯之玄门，动则由恭顺之通路。是以战胜而争不形，敌服而怨不构。”刘邵又言：“不伐者，伐之也。不争者，争之也。让敌者，胜之也。下众者，上之也。”《人物志》是一本鉴人之书，我们看到刘邵对老子道家之说相当欣赏。在刘邵眼中，谦虚礼让，卑弱自持，不仅是人才自我完善的立身之道，更是人才立功的重要手段。

道家立身之道也体现在《颜氏家训》中。古人关注的人生问题之一，是人生在世，受到无数外在束缚，如肌体之累、声色之乐、利禄之欲、死生之惧。怎样才能超越这些外在的束缚呢?对此，颜之推强调：一是对物质享受要适度，不可过于放纵。他说：“宇宙可臻其极，情性不知其穷，唯在少欲知足，为立涯限尔。”二是在待人处世特别是涉足仕宦时，仍要坚持谦退守亨、持盈保泰的立身之道。例如：颜之推认为，作为君子，“当守道崇德，蓄价待时，爵禄不登，信由天命。”一个人只要“谦虚冲损”，自然“可以免害”。

《人物志》没有涉及到宗教，《颜氏家训》中则融合了宗教思想的某些成分。在《归心》篇中，颜之推认为在人才道德培养上，佛学与儒学均有其教化功能，他尝试将儒学的人才五常——仁、义、礼、智、信与佛学的五种禁限相比配。他说：“内典初门，设五种禁；外典仁义礼智信，皆与之符。仁者，不杀之禁也；义者，不盗之禁也；礼者，不邪之禁也；智者，不酒之禁也；信者，不妄之禁也。”可见颜之推试图推动儒、释二家合流，促使佛教内容适合于儒家的伦理道德规范。

通过以上对《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二书思想内容的梳理和归纳，我们可以看出，二书在人才思想方面确实具有“兼综驳杂”的杂家色彩。《四库全书总目》将二书列入杂家，看来也确有其理由。总体而言，《人物志》兼儒、名、法、道，儒为其道德指导原则，至于思想方法及内容上则以名、法、道居多。《颜氏家训》兼儒、名、道、佛，其中儒家是主流，其余则为支流。至此，二书的性质便容易清晰判定了。

二

下面的一个问题，是要进一步探讨《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二书这种“兼综驳杂”杂家风格的形成原因。通过对二书及其作者的分析，我们大致认为：二书丰富驳杂的人才思想之所以产生，大致有以下三方面因素：作者广综博学的个人认知和对前人丰富的思想遗产的继承拓展以及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

(一)广综博学的个人认知

刘邵字孔才，广平郡邯郸县(今河北邯郸)人，是曹魏政权中有名的政治家、三国时期杰出的思想家。刘邵初为广平郡计吏，后屡迁太子舍人、秘书郎、散骑侍郎、散骑常侍，历仕武、文、明诸帝。他学问通博，凡文学、名理、法律、礼乐诸科无所不究。其生平著述甚多，除《人物志》外，独立或参与编撰的著作尚有《皇览》、《新律》、《律略论》、《乐论》、《法论》、《都官考课》等多种，此外，又撰有《赵都赋》、《许都赋》、《洛都赋》等文学作品。《三国志》作者陈寿除专门为刘邵写传外，还在评论文帝曹丕、陈思王曹植等人时，特意评论了刘邵：“刘邵该

览学籍，文质周洽。”认为他学识广博，修养和品质达到了完美的统一。

再观颜之推。颜之推字介，琅邪郡临沂县(今山东临沂)人。《北齐书》卷四十五、《北史》卷八十五均有传。他生于公元530年，卒年约为公元591年。颜之推一生仕宦颇多坎坷，历仕梁、齐、周、隋四朝，三为亡国之人。颜氏家族“世善《周官》、《左氏》”，素有儒学传统。博学多才的颜之雄继承了家族的文化传统，在经学上有着深厚的造诣。不过，颜之推并不认为“经外无学”，他“博览群书，无不该洽，词情典丽，甚为西府所称”。颜之推一生著述颇丰，留下《颜氏家训》等大量记载自己学术观点和研究成果的著作，被后人称为“当时南北两朝最博通最有思想的学者”。

从刘邵、颜之推一生的学术成就以及后人的评价中可以看出，二人都是当时著名的学者、思想家，他们勤奋好学，自觉地进行各类知识的吸收、融合和重组。他们博学多通的认知态度，是造成二人思想多元取向的主观原因。

(二)对前人丰富的思想遗产的继承开拓

《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人才思想方面杂家色彩的形成，除了二人的主观因素外，继承前人留下的丰厚文化遗产无疑是又一重要因素。前人积淀下来的思想资料，为二人扩大写作视野和进行深一步的探讨论述提供了极其有利的客观条件。例如，二书对“中庸”一词的理解和阐述，即是对孔子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众所周知，孔子将“中庸”确定为一种理想的道德标准。刘邵也使用了“中庸”一词，但是他把“中庸”这一相对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了。他认为：“中庸”是一种人才的理想个性，它中和金、木、水、火、士五质构成，以平淡纯一的元素为基础，平均、协和，可塑性很强，而且无明显缺陷。具有“中庸”个性之人适合于任何职业，也即是说，“中庸”是人才生成的最佳个性。

颜之推同样使用了“中庸”一词，也同样把这个相对抽象的概念具体化了。他认为，“中庸”是与“上智”、“下愚”相区别的另一类人才。秦汉以来，世人多以“中庸”为中材之称号，颜之推即是此意。他所说的“中庸”不再是一种道德标准或个性，而是一类人才的名称了。同一个“中庸”概念，刘邵、颜之推的说法均与前说有同有异，表现出了二人在思想上对前人的继承和超越。总之，《人物志》与《颜氏家训》的人才思想，是在前代著述的基础上汰粗存精、博采众长而成，有着自己的风格与特色。

(三)当时较为宽松的社会现实环境的影响

刘邵、颜之推都能在各自的论著中兼收并蓄多家思想成分，这也是当时社会现实环境相对宽松的结果。单就意识形态而言，魏晋南北朝长期分裂的政治局面使政治对学术的干预和控制弱化，这便为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创造了契机。汉代受到推崇的儒术，此时已难以保持其控御众生的地位。儒学“天人感应”的理论在今文经学家手中被推衍为谶纬神学，古文经学派则在“名物训诂”中走向繁琐破碎，这些都致使儒学危机四伏，权威性急剧下降。儒学的衰落使其他的本土学说(如名、法)或非本土学说(如佛教)得到重视，形成学术上的多元发展。为了解决理论上或政治实践中的问题，魏晋南北朝的思想家们大多采取了实用主义的态度。杂糅诸家思想而不专为一家之言，这是导致《人物志》与《颜氏家训》这类著作形成杂家思想色彩的又一重要客观因素。

不过需要注意的是，虽然二书被《四库全书总目》列入杂家类文献，但是我们也不能高估二陪所具有的杂家色彩。由于两汉儒学对学界的巨大影响力，我们观察到二书中的道德指导原则仍是儒家的，因此从儒学变迁的角度上看，《人物志》与《颜氏家训》二书亦可视为儒家思想在魏晋南北朝时期升降兴衰的标志。《人物志》中的儒学色彩逐渐淡化，表明汉魏之际儒学权威的动摇和下降，其书中多采用《老子》等道家者言，则对于玄学的兴起形成起到了积极的推动作用。《颜氏家训》重视礼仪以及道德教化在人才培养中的作用，反映出经过400年战乱以后，儒家礼教之学在南北朝后期有了某种复兴的趋势。

五四时期，胡适曾说：“我们要知道，凡是一种主义、一种学说，里面有一部分是当日时势的产儿，一部分是论主个人的特别性情家世的自然表现，一部分是论主所受古代或同时的学说影响的结果。”他将思想学说的产生归为时势、个人性情、历史及现实思潮影响等几层原因，应该说这是较为全面的分析。以胡适所论观《人物志》与《颜氏家训》杂家色彩的形成，同样也是适合的。需要补充说明的是，诸子百家大都与中国西周王官之学有历史渊源。班固的《汉书·艺文志》在论诸子之学时，曾引《周易》中“天下同归而殊途，一致而百虑”一语，用以说明诸子各家学说在判然多途的同时，也具有沟通其间的共同文化基础。如以此论观之，那些在不同方向上发挥作用的中国古代文化传统，在儒学权威下降的魏晋南北朝时期，彼此激荡和沟通，呈现出一种开放的文化态势，最终形成《人物志》与《颜氏家训》的杂家风格，也就不是偶然的了。

篇5：魏晋南北朝色彩研究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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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6：魏晋南北朝诗歌概况

继闪耀着现实主义光辉的汉乐府民歌和“怊怅切情”的古诗之后，魏晋南北朝诗歌无论在思想内容或艺术形式上，都有所发展。尤其是由于许多诗人的探索和努力，诗歌形式由汉诗的自由质朴渐趋词藻华美，音韵调谐，格律严谨，对仗工整，为唐诗的空前繁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建安诗歌是魏晋南北朝诗歌发展史上最为光辉夺目的一章。汉末的社会**和思想的活跃，促使建安诗坛大放异彩。以曹操、曹丕、曹植和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干、应等“建安七子”为代表，诗人们描写社会**的现实，抒发建功立业的抱负，形成了“慷慨任气”的时代风格。这就是后世称道的“建安风骨”。这一时期，久已沉寂的四言诗在曹操手里出现中兴现象，五言诗的创作更是繁荣，终于使这一诗体成为我国古典诗歌的主要形式之一。曹丕的《燕歌行》则开创了七言的新体制。富于创新精神的建安诗人善于向民歌学习，又缘以雅词，质朴的古诗开始转向文人诗的华美。这种现象在曹植诗中尤为明显。

魏末，司马氏集团为了篡夺曹氏政权，用残酷的杀戮排除异己。恐怖险恶的社会现实遂对文学发生极大的影响。另一方面，魏晋玄学兴起，文人崇尚老庄，高谈玄理，遗落世事。政治和哲学思想的变化，引起诗风的演变。建安诗人那种迫切希望建功立业的积极进取精神，在正始时期的代表作家阮藉、嵇康的作品中已不复存在。他们对黑暗政治满怀愤恨，但为了免遭不测，所作诗往往多用比喻象征。特别是阮藉《咏怀诗》八十二首，以隐晦曲折的手法，集中抒写其嗟生忧时的思想感情，对后代诗人颇有影响。

西晋太康中，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二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为代表的一批作家。其中陆机在当时最负盛名。但他的诗内容不甚充实，重在雕章琢句。左思则独树一帜，他的《咏史》八首借歌咏古代史事，抒写自己寒门失意之士的怨愤，情调高亢，笔力矫健，被锺嵘称之为“左思风力”。

太康之后，永嘉之际的著名诗人则有刘琨和郭璞。晋室南渡后，老庄思想更甚，士大夫崇尚清谈，玄言诗流行一时。其中代表作家是孙绰、许询。他们以老庄哲学入诗，作品枯燥乏味，绝少生活情趣。东晋末年，出现了杰出的诗人陶渊明。他是中国诗史上享有崇高地位的诗人，对唐宋以来的历代作家有深远影响。陶渊明诗可分为田园诗和咏怀诗两类。他以平淡、朴素而又富有情趣的笔墨，多方面地描写田园风光，抒写他在农村的真切感受。以前诗人所忽视的田园景物第一次被陶渊明描绘得那样美妙和情味隽永，所以后人称他为“田园诗人”。陶渊明的另一类诗是咏怀诗，继承了阮藉和左思的传统，表现了他对社会现实的不能忘怀和对污浊世俗的不满。他的全部诗篇，雄辩地证明他有“静穆”的一面，也有“金刚怒目”的一面。陶诗的突出风格是平淡自然，在质朴、简约的形式中，包孕丰厚的情韵，苏轼正确地评陶诗为“质而实绮，癯而实腴”。陶诗在当时诗坛上可谓独树一帜。这些美妙的诗因和时人喜好玄言诗的风尚格格不入，所以不被当代人所重视。陶诗极高的美学价值在唐宋以来才被人们发现。

晋宋之际，诗风最重要的变化是山水诗的兴起和玄言诗的告退。在东晋末年的谢混、殷仲文的诗里，对山水的描写已逐渐增多，但他们的成就不大。谢灵运才是我国诗史上第一个用全力精细刻划山水景物的诗人。诗发展到刘宋时期，更讲究形式。谢灵运的诗追求对偶工整，刻意雕琢。与他同时代的鲍照则继承和发扬汉乐府反映现实的优良传统，或描写边塞战争，或抒写怀才不遇的内心愤懑，或批判门阀制度的不合理，具有深广的社会内容。他擅长七言和杂言的乐府诗，节奏错综多变，感情奔放，笔力雄健，具有独特风格。

齐永明年间，在音韵学进一步发展的基础上，著名诗人沈约、谢脁等人，根据四声和双声叠韵来研究诗句中的声、韵、调的配合，自觉地运用声律来写诗，于是“声律说”大行，形成了所谓“永明体”的新体诗。这是中国诗歌史上的一大新变。新体诗的出现，反映出诗歌从比较自由到讲究格律的趋势。此后，许多诗人写作时更讲究声律，促使近体诗一步步趋于成熟。然而永明作家因过分强调声律、词藻，忽略了作品的思想内容，成就不高。只有谢脁的山水诗，吸取了谢灵运状物精细的长处，又克服了他的情景游离的缺点，表现出情景交融，清新流丽，音律调谐的优点。梁陈时代作诗的人特多，但诗风每况愈下。梁简文帝提倡新体，好做艳诗，宫廷诗人庾肩吾、徐樆等人朝夕献诗，披之管弦，于是产生了所谓宫体诗。宫体诗以描写女色为主，词藻浮华，风格柔弱。自梁至初唐，其影响相沿一百多年。在宫体诗泛滥之时，有少数诗人的作品还值得一读，如吴均的诗清拔有致，为时人所效仿。何逊、阴铿的山水诗也有清新之气。

北朝文人多宗尚南朝著名作家，多事模仿，很少创造。由南入北的庾信却是集南北文学之大成的作家。他前期出入于梁朝宫廷，多奉和、应制和流连光景之作，风格浮艳。后期被迫做了北朝的官，生活和思想发生了巨大变化，深刻地影响了他的作品。他后期的作品多抒写对故国的深切怀念和屈身事敌的羞愧心情。其代表作《咏怀》诗二十七首多方面敌反映了他的亡国之恨和身世之痛，内容充实，情意真挚，风格苍凉沉郁，兼有南方文学的秀美和北方文学的刚健。庾信的某些五言新体在声律上已暗合唐代的五言律诗和五言绝句，加上他的诗对仗工整，用典繁而精妙，因而对唐人的影响最为直接。

东晋、南北朝又是乐府民歌发达的时期。南朝民歌包括《吴声歌曲》、《西曲歌》、《神弦曲》三部分。它们产生在首都建业（今南京）为中心的江南地区和荆州（今湖北江陵）一带。南朝民歌几乎全是情歌，体制短小，多用双关隐语，语言清新自然，情调宛转缠绵。

北朝民歌风格则与南朝民歌迥异。由于南北朝长期对峙，北朝政治、经济、文化、民族风尚、自然环境与南朝大不相同，北朝民歌题材较南朝民歌广泛，诸如战争、尚武、羁旅、人民的贫寒等内容，都有所反映。北朝民歌语言质朴，风格直率豪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