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经验启示

国外经验启示（共8篇）

篇1：国外经验启示

国外干部考核经验启示

《中国组织人事报》（2013-11-20 07版：海外瞭望 版）

纵观英、美、日、法等国，对干部人事考核工作均十分重视，并在实践中形成了一些好的经验和做法。

明确岗位职责，进行有针对性的考核

只有明确岗位，才能明确职责；只有职责分明，才可能考实考准。1985年美国开始进行文官制度改革，将各种职位的工作种类、性质、难易度、责任大小和任职资格等加以区别，建立了“职位分类”制度，制定出职级规范作为考核、任用以及人事行政管理的依据。在此之后，英、法、日等国也纷纷效仿，不断据此改革完善本国的文官制度。从我国的现实状况来看，仍存在对不同干部“一锅煮”的考核方法，造成党政、政群、政事、政企不分，针对性不强。应当根据我国干部特点及岗位特征，分类别建立起党群、政府、企事业单位等干部的不同考核体系及制度，逐步实现干部考核的类别化。

实施综合考察，注重潜力的发挥

从欧美等国干部考核的实践看，既注重考察干部以往的工作实绩和表现，也重视干部潜力的发掘。比如，英国实行能力考核制，围绕人的能力、工作热情和潜力等方面进行考核，除了考勤外，还要考核工作知识、人格性情、判断力、责任心、创造力、机敏适应性等十项内容，把动态考核和静态考核、实绩考核和潜力考核有机结合起来。我国当前的干部考核，过分重视干部过去表现，而忽视潜力的发挥，这在客观上促使干部热衷盲目追求形象好、见效快、容易出政绩的工作，片面追求GDP，我们必须尽快纠正错误倾向，既要重视干部过去的工作成绩，也要科学测定、评价干部的潜在能力和水平，促使地方科学发展。

采用多种方法，定性与定量并重

在上世纪20年代，美国实行统一的“考绩表”法，对三个方面16项内容进行因素分析，统一考核。英国将考核内容分解为10项要素。日本实行综合考核制，对工作、性格、能力等方面综合评估。归结起来，国外干部考核主要运用三种方法：分类法、评级法、比较法。每种考核方法都是既重视掌握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的质的特点，也注意了解考核对象工作等方面量的特点。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偏重于定性而忽视定量，一般为“年终考核表”法，大致程序为：个人鉴定、群众测评、分管领导评价、主要领导审定等。近年来，各地也探索了一些定性与定量考核相结合的方法。但是，如何设置出科学的干部考核量化指标，仍需我们不断探索实践。

倡导公开与民主

在干部人事考核中，英美等国都比较注意贯彻公开、民主的原则，认真做好考核情况的反馈。美国的考核制度中明确规定：考核结果必须书面通知被考核者；被考核者有知晓考核内容的权利；本单位人员有查阅考核结果的权利；被考核者认为考核结果不当时，可以提出申诉，要求纠正和补偿。这样更有利于检查考核是否全面、准确，最大限度降低失真度，提高信度和效度，也有利于被考核者扬长补短，更好地改进工作。我国以往的干部考核制度存在着一定神秘化色彩，被考核者对考核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考核工作在封闭的状态下进行，一定程度阻碍了考核效度和信度的提高，也为任人唯亲者提供了可乘之机。因此，当务之急是按照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的要求，坚持走群众路线的干部考核，建立健全科学的干部考核民主程序及制度，增强干部考核的公开程度和民主程度，不断深化干部人事制度改革，使各方面优秀干部充分涌现、各尽其能、才尽其用。

（摘自11月18日《学习时报》 段鹏/文）

篇2：国外经验启示

城市化，主要是指人口、非农产业向城市集聚，以及城市文明、城市地域向乡村推进的过程。现代意义的城市化起于英国工业革命，伴随工业革命的发展，城市化扩散到欧美大陆。二次大战后，广大发展中国家 始城市化进程，而欧美发达国家则步入郊区化发展阶段。至２１世纪初，城市人口已占世界人口的近半数。联合国有关机构预测，不远的未来，世界大多数人口将在城市居住。随着经济持续增长，城市化水平（这里指城市人口占总人口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并成为衡量一国或地区现代化水平的重要指标。积极推进城市化有助于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当然，由于国情不同，各国的城市化道路以及所面临的问题也不尽相同，但这些国家在城市化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方面的经验或教训，对我们来说仍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城市化的不同类型及特点一国的城市化进程从属于该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总过程。从世界范围来看，凡与经济社会发展相协调的城市化，都会产生积极的影响；反之，则会产生消极的作用。以大都市区为特色的美国城市化。美国是一个在不断移民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城市化国家，其城市化进程脉络清晰完整，带有一定“原型”特征，同时又具有明显的阶段性特点，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从建国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美国１９世纪初才开始工业化进程，１９世纪中期起工业化进程加速，其工业发达地区也成为城市化发展最快的地区。１９２０年，美国近半数人口在城市居住，已进入城市时代。第二阶段，２０世纪２０－７０年代。其中５０－７０年代是美国城市化进程最为迅猛的阶段。该时期城市化有两大特点。一是郊区化现象出现。郊区化在很大程度上是罗斯福新政大规模推动公共工程建设的结果。高速公路的建设带动人口从中心城市向郊区迁移，促使城市向郊区蔓延，由此出现了城市向大都市区的转化。二是城市化发展的重点逐渐转向早先经济较为落后的西部和南部。大批新的城市中心在新兴高科技行业以及国防工业的支撑下崛起。第三阶段，２０世纪７０年代至今。美国郊区化进程更加迅速，部分地区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即城市人口向农村迁移。伴随郊区化的进程，大都市区的数量不断增加。１９９０年，人口在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区数量达４０个，人口占总人口的５１．５％，美国成为一个以大型都市区为主的国家。美国的郊区化不是一种孤立的现象，伴随人口郊区化，先后出现了制造业、零售业、个人服务业和办公业的郊区化。大量的就业岗位迁到郊区，形成现代化的中心区。中心城市由于受到了周边郊区城市的有力挑战，人口不断减少，而产业的转移又造成自身功能的衰落。到２０世纪７０年代，由郊区化导致的中心城市财政危机、失业、种族～、贫困等问题持续恶化，衰落的中心城市成为美国社会问题的中心，造成很大的社会压力。从８０年代起，一些老工业城市针对旧城衰落采取许多振兴对策，部分城市如纽约通过现代服务业的发展或旧城的再开发，吸引中产阶级从郊区回迁中心城区，使中心城区经济重新焕发生机，这种现象被称为“再城市化”或“中产阶级化”。不过，人们对“中产阶级化”也有争议，反对者认为旧城改造往往以少数民族或低收入阶层居住区为对象，这些弱势群体成为中心城区“中产阶级化”的牺牲品。由政府引导的日本城市化。日本城市化开始于明治维新时期，但直到１９４０年，城市化水平仍落后于当时欧美工业化国家。１９５６—１９７３年间是日本工业发展的黄金时期，农业劳动力转移量年均达到４２．９万城市化也进入加速期，并于１９７５年达到７５．９％，实现了人口城市化。在日本城市化的进程中，同样出现了大都市区（日本称之为大都市圈）超前发展的现象。按日本政府的定义，日本共有７个中心城市人口达百万以上的大都市圈，其中最为著名的是“东京圈”、“名古屋圈”、“京（京都）阪（大阪）神（神户）圈”三个大都市圈。此外，日本还有４个中心城市人口达５０万以上的都市圈。在日本城市化发展的过程中，政府对工业发展和城市布局起着重要指导作用。二战后，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日本政府为工业的重建提供了重要的投资基金，在工业建设用地、工业区的准备、工业用水和交通设施的建设以及技术帮助等诸多方面，提供了多种多样的金融支持和帮助。另外，政府大力倡导发展出口行业，外向化的经济战略使产业向沿海城市高度集中。１９８０年以来，随着经济不断发展，人口和社会各项职能开始向东京集中，形成了“东京圈”控制其他区域的局面。日本最大的１０个城市也集中分布在太平洋东岸的工业带，而且有７个位居从东京到大阪的东海道都市带内。为解决区域发展不平衡问题，日本先后制定和实施五次全国综合开发规划，形成了包括区域规划与城市规划在内的较为完善的规划体系。“过度城市化”的拉丁美洲。拉美的现代城市化进程始于１９世纪末期。１９００年，整个拉美地区城市化水平为２５％。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大多数拉美国家先后进入工业化发展阶段，城市化进程也开始加速，１９４５年城市化水平达到３９％。２０世纪５０年代，一些拉美国家推行“进口替代”战略，伴随着工业以及服务业的迅速发展，农村剩余劳动力涌入城市，形成以中心城市为核心的大都市区。但自６０年代后，由于遭受严重的经济衰退，加上政府不重视农业，大量破产农民涌入城市，该地区城市人口由５４００万迅速增加到１９９０年的３．１４亿，占总人口比例达７１．４％，阿根廷、智利和乌拉圭等国的城市化水平甚至超过８０％。虽然从人口城市化水平来看，拉美地区同西方发达国家相差不大，但拉美的经济发展水平却远远低于后者。总体而言，拉美的城市化是建立在农村经济持续恶化、普通农民大量破产基础之上的。这里的农村大庄园制度导致土地兼并现象十分严重，大量农民在破产并丧失发展空间后，不得不进入城市寻找新的生存机会。但由于拉美主要国家自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后，工业和整个经济的增长缓慢，甚至不时爆发经济危机，城市就业机会严重不足；而农民缺乏工业技能，加上工业化水

制定区域规划，如日本国土厅先后数次制定了比大都市圈范围更大的首都圈、中京圈、近畿圈的发展规划，以协调都市圈内部的发展。在城市可持续发展问题上，涉及的问题更为宏观。为使地方与全球生态可持续性联系起来，还需要各国政府乃至国际社会发挥重要作用。总而言之，为促进城市化的健康发展，有必要建立政府之间以及政府与个人、各类社会组织之间的合作伙伴关系，以共同缔造城市的美好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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篇3：国外网络监管的经验及启示

网络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深刻改变着人们生活和生产的方式。但如何为数亿中国网民提供一个绿色、文明、健康向上的网络环境, 已是网络管理面临的严峻挑战。

国外网络监管的经验

韩国

“网络黑名单制”联手“网络实名制”。

韩国是目前网络管理水平最先进的国家之一。早在2001年, 韩国就颁布了《不当互联网站点鉴定标准》和《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 确定了对网上信息内容过滤的合法性。《互联网内容过滤法令》禁止互联网服务商接入所有被韩国政府列入“黑名单”的网站, 要求网吧、图书馆和学校等场所安装过滤软件, 并引入内容分级管理制度。同年, 出台了一份包含11.9万个网站地址的“黑名单”, 要求互联网服务商加以屏蔽。近年来, 韩国还陆续通过了《促进信息化基本法》、《信息通信基本保护法》、《促进信息通信网络使用及保护信息法》等法案。这些法律规定监管机构有权对不符合监管要求的网络行为进行限制、删除甚至处罚。此外, 韩国还成立了违法和有害信息报告中心, 负责监督互联网上不良信息的传播和民众举报。

韩国网络有效监管还在于网络实名制的成功实施。通过用户真实身份登记, 遏制网络匿名传播环境下的不文明行为和网络犯罪, 并在公民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 追究不法行为人的法律责任。韩国网络实名制是后台实名制, 用户在登录时用真实身份信息, 而在前台发布信息时则用代号代替真实身份。在实名制实施过程中, 韩国政府坚持有步骤的慎重推行, 而不是迅速全面的展开。

新加坡

多管齐下、严格立法、安全第一。

作为网络管理最为成功的国家之一, 新加坡网络管理经验可以简单概括为:多管齐下、严格立法、安全第一。首先, 新加坡政府高度重视互联网的立法及执法工作, 将国家安全及公共利益置于首位。政府将《国内安全法》、《煽动法》、《广播法》以及《互联网实务法则》等相关法律有机结合起来, 严厉打击和制止任何个人、团体或国家利用网络来危害新加坡国家安全的行为。其次, 严格控制网站的创立及网络服务内容。新加坡《互联网实务法则》规定, 所有互联网服务供应商都为政府所有或有政府背景, 并遵守媒体发展管理局制定的互联网操作准则。管理局有权命令供应商关闭被认为危害公共安全、国家防务、宗教和谐及社会公德的网站。同时对互联网的内容做了严格要求, 并支持开发推广网络管理软件, 过滤不符合要求的网络内容。再次, 加强公共教育, 提高公民自觉过滤意识。

英国

监督非监控、全民共参与。

作为市场运行机制较为成熟的国家, 英国的网络监管更多的是通过市场调节与行为自律的方式来实施。监督非监控、全民共参与是英国网路监管的典型特征。早在1996年, 英国政府部门牵头与网络业界代表和行业组织代表签署了网络监管的行业性规范《R3安全网络协议》, 其中“R3”分别代表分级、检举和责任。由互联网监察基金会负责该协议的具体实施。

首先是对网络信息进行分级。对于不违法, 但可能引起用户反感的网络内容, 网络监管者会进行分级和标注, 以便用户自行选择取舍。对于非法内容建立“同一资源定位符” (URL) 名单, 并对名单进行及时更新, 以便网络企业自己决定是否关闭有关链接。其次, 健全投诉渠道。公众可以向基金会举报问题或非法网站, 当基金会确认举报情况的真实性后, 会与政府的有关部门和网络供应商协调并作出处理。再次, 基金会以《R3安全网络协议》为基础, 拟定了《从业人员行为守则》, 要求网络提供商承担起确保网络内容合法的责任。

需要指出的是, 基金会董事会的十名成员中, 主席和其他六人都是竞选上岗的独立人士, 只有三人是从网络企业中选出。董事会成员广泛的社会代表性, 确保了全社会对网络监管的参与和平衡。

法国

打击非法下载行为、重视对未成年人保护。

法国网络管理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重视网络知识产权保护, 严厉打击非法下载行为。2006年的《信息社会法案》和2009年的《创作与互联网》等法律均严厉打击各类非法下载行为。网络著作传播与权利保护高级公署是网络监管的执法机构, 该机构由行政、立法及司法三个部门组成, 专门负责监督管理网络盗版的情况, 受理举报, 建立档案, 提出警告, 并及时向司法部门转交有关违法盗版行为事件。对于非法下载行为, 法国建立了灵活的反应机制, 注重执法效率。在具体执法过程中, 执法部门会对非法下载行为提出警告, 在二次警告失效后, 法官会对其做出一年的断网惩罚和1500欧元的经济处罚。对于不思悔改的盗版分子, 则会加倍处以重金处罚。

法国网络管理的另一特点是重视对未成年人保护。为了降低和消除网络对未成年人不良影响, 法国建成了从政府、学校到社会的监督保护网络。1998年法国通过了《未成年人保护法》, 严惩利用网络诱导青少年犯罪的行为。法国教育部以控制加引导的方式, 在打击网络犯罪的同时, 利用网络开展文明教育, 引导学生防止黄色、暴力等不良信息的侵害。学校一方面对学生积极进行网上文明教育, 另一方面通过在校园网上安装浏览自动监视器, 并链接涉及淫秽和种族歧视的“黑名单”, 进行专门的技术处理, 限制学生的上网内容, 防止学生免受不良信息的侵害。另外, 一些非政府组织也积极加入到保护未成年人免受“网毒”侵害的队伍中。

启示

实践证明, 净化网络环境, 促进网络产业的健康发展, 单单依靠市场调节和民众自律是远不够的, 必须加强政府的网络监管。国外网络监管的经验做法对完善我国网络监管具有重要启示。

启示之一, 完善法律法规体系, 注重执法方式和部门协调。

目前我国关于网络安全立法存在的主要问题是立法主体多, 层次低, 缺乏权威性、系统性和协调性。尤其是涉及反网络攻击、治理淫秽色情网络信息和保护数字版权的法律还不够完善。多头立法以及多头监管又造成了交叉和重叠监管, 严重影响了执法的效率。执法过程中, 执法机构往往对违法违规行为直接做出处罚, 缺乏配套的预防和治理措施, 难以做到标本兼治。因此, 应尽快将我国网络立法问题做通盘考虑, 借鉴国外先进的立法模式, 在人大统一立法的前提下, 授权各个部门制定一定的部门法。另外, 在立法和执法的内容和范围上, 重点应是公共信息, 对于个人正常的网络信息, 政府不应随便越界干涉。公共信息和个人信息的边界在于接收对象的属性, 如果信息发出前接收对象不明确, 那么该信息为公共信息, 反之则是个人信息。

启示之二, 有步骤地推行网络实名制。

网络实名制是网络治理的第一步, 是实行网络执法的最基本条件。网络实名制有利于减少政府网络监管的成本和难度;有利于网民形成文明上网习惯和提高网络责任意识;有利于网络执法的国际协调。需要指出的是, 网络实名制的实施, 需要具备一定的民意基础和技术条件。虽然当前我国还不具备实行网络实名制的民意基础, 但决不能停止推行网络实名制的步伐。首先, 要加强对民众关于网络实名制的引导、宣传和教育, 获取民众支持, 同时, 通过技术手段建立庞大的个人真实信息数据库, 为网络实名制的实施做好必要的技术准备。另外, 不应忽视网络实名制可能存在的负面影响。要通过立法和技术手段保证个人信息不被非法披露、盗用, 防止网络实名制成为不法分子从事不法行为的工具。在网络实名制的推行过程中, 应从访问量较大的网站开始, 有步骤、分阶段展开。

启示之三, 严格市场准入, 限制网络信息的内容和范围。

目前, 网络上的诽谤和污蔑信息、网络煽动信息泛滥, 不仅不利于个人合法权益的维护, 更不利于社会稳定和国家安全。尤其是大量的网络色情信息严重影响了青少年的身心健康。为了净化网络环境, 严格市场准入和对网络信息的内容和范围进行限制是完全必要的。从国外经验看, 限制手段主要有立法、黑名单制度、分级制度和技术手段等。在具体的做法中, 网络信息的限制程度应根据对象而定, 对青少年应严格限制, 对于其他民众, 应以分级制度作为主要的限制手段, 在对网络非法信息进行严格限制的同时, 对不违法但可能引起民众反感的信息, 应该通过技术处理, 由民众自行决定做出取舍。

启示之四, 加强行业自律。

行业自律是构建完善的网络监管体系的必要组成部分。加强行业自律应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一是由政府牵头建立健全行业法规和标准, 提高网络供应商的责任意识;二是完善行业组织主要成员的任用机制, 最大限度地确保全社会对网络监管的参与和平衡。行业组织除了负责监督行业法规和准则的实施外, 还应注重与政府监管机构和社会民众的沟通协调, 支持政府各种监管措施的实施, 并广泛接受社会各界监督。三是应促进网络行业内部的公平竞争, 避免网络提供商为了谋取私利, 提供非法网络信息和为不法分子提供从事网络犯罪的网络空间。

启示之五, 充分发挥民众的力量, 建立社会各界参与相互协调的监管体系。

篇4：国外版权输出的经验及启示

一、政府在版权输出中的作用

由于出版业的特殊性，从世界范围来看，很少有国家在图书输出活动中完全使用市场手段。许多国家大量运用各种手段对出版业进行管理调控，大力推动出版走出国门，以提高本国出版物的市场竞争力，增强本国文化的国际影响力。诸多手段中，经济和行政手段是最为常见也是作用最为突出的。

1.通过财政补贴，建立专项基金等，鼓励出版企业对外输出

国外政府对出版物输出采取的经济调控措施主要有三种：一是项目制度，即政府拨款建立专项基金，鼓励对外输出行为；二是奖励制度，由政府提供出版奖金，奖励优秀的翻译作品和翻译人才，鼓励出版行业各个环节将本国的优秀出版物推介到其他国家；三是直接的财政补贴，主要是鼓励本国出版单位与外国出版业建立交流关系，提供资金供出版行业举办和参加各种国际书展等。

以英国为例。英国政府对图书输出工作的资助主要体现在图书出口贸易方面，提供资助的政府部门包括：英国文化委员会、艺术委员会、海外贸易局、外交部、海外开发署等，资助英国图书的海外推广。具体包括举办、参加国际书展；为出版商参加国际书展提供展位补助和旅费补助；为访问图书出口国的销售代表团提供旅费和生活费补助；为负有图书进口使命的国外出版商提供资助；为开拓图书出口市场的研究提供资助等。

2.建立相关管理机构，提供有效制度规范，维护良好市场秩序

欧美发达国家市场经济运行成熟，其管理图书输出的一大特点是政府很少直接进行干预，政府机构中也较少设有专门负责管理的部门。虽然使用次数不多，但行政手段广为存在并在该项工作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同时，由于国家历史背景、市场发育程度、政府施政方针的不同，各国在具体管理方面又呈现出一些鲜明的、不断变化的特色。

美国政府中没有专门负责管理出版业的机构，政府仅是负责检查判定出版物是否违法。但政府中有对书刊出口客观上起到了促进和支持作用的美国新闻署。此外，美国国会中还专门设立了登记、保护版权的机构——美国版权局和负责解决版权纠纷的机构——版税裁判所。

法国是西方国家中设有主管出版工作的政府机构的少数国家之一。该国出版业的管理机构是文化部图书阅览司，该部门的主要任务就是制定相关法律、分配政府补贴、鼓励本国出版机构在国际上的竞争，帮助出版商在世界各地开展业务活动，为法国图书的输出和在国外传播创造良好的条件。政府部门中同样起着重要作用的还有法国外交部及其下设的文稿和多媒体图书馆局，该机构主要负责在国家出版资助计划的框架内支持国外出版商，并为他们获得法国图书版权提供帮助。法国国际出版署每年都要组织本国出版机构参加全世界的相关展览，同时组织国外同行参加法国的相关活动。

除了机构设置，出版法规也是重要的行政管理手段。

二、行业协会在版权输出中的作用

在国外尤其是市场经济较为成熟的西方发达国家，行业协会拥有较高的地位并在经济运行中发挥着重大作用，出版行业协会亦是如此。目前，国外出版行业协会兼具行业服务、行业自律、行业代表、行业协调、行业管理等多种基本职能。他们紧密围绕会员需要，通过不同的服务形式，保护会员利益，在克服市场经济条件下行业与企业的市场随意性，协调政府、企业关系，有效配置行业、社会资源，促进行业发展等方面都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

随着出版国际化浪潮的不断高涨，发达国家出版企业纷纷将行业和自身未来的经济增长点投向了国外市场，外向意识不断增强，对国际市场的介入也日益增多。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作为出版企业利益代表的出版行业协会也纷纷加强自身在国际交流与合作方面的功能，开始把工作重点投向国外，日渐成为出版企业海外市场开拓和权益保护的代言人。

在出版物对外输出中，国外出版行业协会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加强整个行业的对外交流，包括筹集资金举办和参加书展、代表出版商与外国政府和出版商进行沟通等，多数出版商协会都设有专门的国际交流部门具体负责此类事务，二是代表本国出版业维护国际出版市场秩序，如与其他国家政府协调，敦促其打击盗版，改善市场环境等；三是为本国出版商提供有关国外出版业的信息，特别是版权贸易和新技术方面的动向。

三、出版业自身在“走出去”中的作为

西方发达国家在出版物输出中取得的巨大成绩，与其出版业自身的努力分不开。

1.选择输出地区

在输出地区的选择上，大多数出版商首先考虑的是该国家和地区的经济条件、教育水平以及出版市场秩序。如英美出版商近年来对马来西亚和新加坡市场的大力介入，就是因为这两个国家政治稳定，经济已经从金融危机中有所恢复，并且对教育投入力度都比较大的缘故。此外，语言因素也是西方出版商在出版物输出时重点考虑的一个问题，出于语言因素的考虑，图书输出工作做得较为成功的图书商，其“走出去”工作大多起步于同语种或有类似文化背景的国家或地区。例如，有近一半的美国图书是出口到加拿大的，而近一半的英国图书则是出口到欧盟国家的。

2.选择目标市场进入方式

在目标市场确定后，发达国家的出版商注重与当地政府有关部门以及行业协会进行密切接触，从而绕开政策壁垒，顺利进入当地市场并与当地出版商展开公平竞争。在此仅以美国杂志进入我国市场的方式为例予以说明。为进入中国市场，美国杂志出版商采取了多种办法，主要有：一、出版中文版本。具体运作模式通常是先在香港注册一家出版公司出版该杂志的中文版本，然后通过中国图书贸易总公司以图书进口方式引进国内。二、版权合作。该手段是国际品牌杂志进入我国市场的主要方式。具体有两种模式，一是将刊物版权卖与中方某杂志社，另一种是以版权作为投资，与中方杂志合作。目前业已发生的版权合作案例绝大多数是这种模式。三、参股。杂志出版商通过资本运作，以参股的方式迂回进入中国市场。四、外围渗透。有些杂志出版商虽然还没有进入中国市场，但已通过采取“外围渗透，逐步推进”的策略，发起冲锋的准备。

3.确定市场竞争方式

进入目标市场后，为迅速打开局面，实现本土化运作，他们大都或通过收购当地有品牌价值的出版公司作为跳板，或是在驻外公司内部大力推广当地的文化价值观，小心翼翼地观察当地读者的需求，用自己拥有的强大内容来满足这种需求。一本图书从书名的确定到作者的物色，从书稿的审读到字体、色彩、格式的确定，从出版时机的确定到发行推广策略的选择，都严格从当地读者的消费需求和阅读习惯的角度出发，简言之，就是“投其所好，出其所要”。

4.重视版权代理机构的作用

目前，西方发达国家的版权代理制度已经发展得相当成熟，在国际图书贸易中表现得十分活跃并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美国，版权代理公司多达600余家，并已形成较大规模优势，真正成为版权产业链的重要一环。不仅美国如此，即便是版权代理公司相对较少的德国、日本、俄罗斯等国，版权集体管理机制也十分健全。发达国家大量版权代理公司的存在，不仅有效衔接了作者一书稿编辑一出版社这一图书输出的链条，还成为版权价值战略性、系统性开发的催化剂与保障。有的还可以促成跨媒体、跨国交易，帮助版权所有人向其他行业的公司、企业转让版权的经济权利，实现版权的广度深层开发。

篇5：国外农村土地流转经验及启示

来源：国土资源报作者：李珂 高晓巍2010-08-30

日本：政府积极推动农协提供服务

日本的土地流转主要通过买卖和租赁两种方式。日本的农地改革和1952年制定的《农地法》，不允许拥有土地的农户离开村落，凡是那些离村就职的农户必须出售他们所持有的土地；1962年对《农地法》进行了第一次修改，开始允许农地出租和出售，但是，由于地价的不断上涨，阻碍了农地耕作权的让渡；1970年和1982年先后两次修改《农地法》，突破了土地占有和使用方面的限额，以土地使用权和经营权为中心内容，鼓励土地的租借和流转等；1980年日本政府颁布的《农用地利用增进法》对农地的有效流转也发挥了一定的作用。

除此之外，日本还建立合作经济组织等中介机构，来促进农地的流转。合作经济组织作为农地租借转让的桥梁，他们接收租出的农地，再将这些农地租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们。1993年制定的有关法律规定，农地流动的方向主要是向“认定农业者”集中，并且那些认定农业者可以获得农地方面优惠的政策支持。

点评：在日本农地流转制度的发展过程中，政府所起到的积极作用是不容忽视的。政府通过行政、立法等手段，培育了良好的农地流转的政策和法制环境，也为农地流转创造了良好的市场氛围。另外，农民合作组织的产生和发展也发挥了其作为农地流转市场中介的作用。日本农协的良好发展是各国农民组织发展中的一个比较典型例子。它不仅促进了农民的合作，也成为了农地流转过程中最重要的媒介，加快了流转的速度，保证了流转的成功率，为农民提供了有效的保障。

美国：产权边界清晰市场自由度高

美国在20世纪初确定了以家庭农场制为主的土地制度。美国农村的土地有国有和私有两类，土地流转的方式主要有两种形式，一是出售国有土地，它通过出台一系列的法案，如《土地先购权法》、《宅地法》来鼓励拓荒和土地的开发。二是市场交易，如果要使用那些不属于自己的土地，都需要通过市场交易来实现。土地流转的目的主要在于扩大农场的规模，加快生产要素的有序组合以及促进先进科技与管理知识在农业方面的运用。土地流转过程中，通常都是土地使用权、经营权的有偿转让，一般不涉及土地的所有权。除此之外，美国还通过信贷支持、政策引导、利息调节、价格补贴等经济手段以及各种优惠性的政策来鼓励和诱导家庭农场规模的适度扩大。

点评：美国的土地流转制度因其有效的制度保障，以及以土地私有权为基础的家庭农场制度，使得土地在流转过程中能够达到产权边界明晰，在市场上的买卖出租都有很大的自由度，能够很好地得到市场的调节，而且对于农地的权利方面有很好的法律保障，促进了美国的农地合理地进行流动，农地经营规模能够随着经济的发展而不断扩大。

英国：市场为导向科技做带动

从20世纪初到现在，英国的农业发展中变化最大的就是过去由大地主、租地资本家、农业雇佣工人所组成的租佃制农场开始走向衰落，转变为目前的以自营农场为主导的经营形式。促成这种转变，与英国政府所做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英国政府通过立法手段对农业生产和土地关系进行干预和调整，倾向于保护自营农场主的利益而限制地主的权利，促使了自营农场的快速发展。颁布的法律、法规包括1906年的《农业持有地法》、1941年的《农业法》等。之后，英国先后对《农业法》进行了修订，继圈地运动之后，英国政府为了扩大农场经营的规模，促进农村土地的流转，从政策的制定上支持大农场的发展，排挤合并小农场。1967年，经过修订的《农业法》规定，对合并小农场，政府提供所需费用的50%。除此之外，政府对农产品差价补贴的数额也基本取决于各个农场的播种面积和销售数量，也就是说，农场的规模越大，其所获得的补贴就越多。因此，在政府鼓励、市场竞争、农业技术的改进等因素的共同作用下，英国的农用土地得到了顺利流转，农场的规模也逐渐地扩大。

点评：英国农地流转的模式主要是扩大农场规模，以市场为导向，在农业科技的带动下，促进土地的有效流转。在制定制度过程中，政府发挥了很大的作用，立法和相关政策的出台加速了土地的流转速度。同时，也有效地发挥了市场在土地流转过程中的调节作用，形成了良性的流动机制。

法国：中介完善运作规范

法国农地流转的一大特点就是实施土地集中政策，扩大农业经营规模。20世纪20年代，法国相继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推进小农场的合并，促进和支持中等农场的发展。颁布了《农业指导法》，成立了土地整治与农村安置公司来负责收购小片土地，以优惠的价格卖给大农场，并通过租赁经营（土地使用权流转）的方式加速土地集中，提高农业生产效率；政府对中等农场在土地购买、贷款和税收上给予优惠；对年老农民发放终生养老金，鼓励他们离开农业，优先安置达到中等规模的青年农民，达到改善农场结构的目的。

除此之外，法国还通过一些法律上的规定来保护土地，促进土地的流转。如私有农地一定要用于农业、不准弃耕、劣耕和在耕地上搞建筑；土地转让不准分割，只准整体继承或出让；设置土地事务所和土地银行等相关机构促进土地的有效管理和流转；对于土地市场的管理和规范，法国采用直接干预的方式，控制土地的收购和转卖。

篇6：国外税收宣传成功经验及启示

税收宣传是税务部门的一项经常性的重要工作，我国长期以来一方面秉承税收宣传工作的传统，另一方面不忘合理扬弃，大胆创新，收到了良好的社会效益。同时我们也看到，随着社会经济不断发展以及税务工作各种元素的变化，税收宣传工作面临着愈来愈多的机遇和挑战。许多新形势、新要求的出现，使税收宣传显现出工作疲软、前进乏力、发展迟滞的状态。从国际上看，许多西方发达国家在税收宣传方面经验丰富，成果显著，本文将通过简要介绍其宣传经验，从而得出有利于推动我国税收宣传工作健康、有序发展的一些启示。

一、世界各国税收宣传经验

（一）把宣传寓于服务之中

世界各国的税收宣传都把对纳税人权利与义务的宣传放在首位，并着重强调“服务”，是这些国家纳税人自觉纳税的观念深入人心，征纳环境秩序良好。

1.免费提供申报表和延长工作时间。为尽可能减轻纳税人的纳税成本，以激励人们自觉遵守税法，不少国家的税务局除免费提供申报表外，还在某些地区延长工作时间，请税务人员就有关问题向纳税人进行详细讲解。

2.免费提供电话服务。纳税人可免费打电话到税务局，询问关于税收方面的信息，索要表格或出版物，或询问关于其个人税收账户的信息。

3.个人联系。有关资料表明，美国大约有4500万纳税人是通过纳税人服务系统与税务局联系的，税务工作人员每年都要向税务名册上的纳税人邮寄税务表格和说明。另外海年大约有700万纳税人拜访税务局的办公室，以寻求帮助。

4.志愿者计划。一些国家的税务局为了帮助那些自己不能填写报表又用不起税务代理的纳税人，发起了志愿者行动。志愿者还对老年人提供税务咨询，帮助老年人履行纳税义务，志愿者不领取任何报酬。

（二）广泛应用传播媒介

很多国家和地区税收宣传中，传播手段多样、途径广泛，这也是这些国家纳税观念深入人心的主要原因。

1.免费提供出版物。许多国家的税务局都出版“税务指南”等特殊的税务出版物。加拿大税务当局为配合实施新的商品和服务税，曾出版过近90种专门的小册子，这些出版物一般都不直接向纳税人收费。

2.利用大众媒介。许多国家都广泛利用广播、电视、报纸等媒介向纳税人传播信息，如智利的报纸专门刊发税务增刊。近年来，也有的国家开始利用电子媒介向纳税人提供信息和材料。提供录像带和录音带。一些国家税务机关专门发行有关各种税收问题的录像带，并将这些录像带分发到私人录像带商店，免费提供给消费者看。墨西哥税务局还把录像带分发到地方税务分局，纳税人可以到当地税务局去看。还有的国家为视觉困难者提供录音带。

3.广告委员会。为使宣传效果达到最佳，美国请广告委员会帮助设计税务宣传方案，通过各种媒体，将“尽早填报，准确填报”等信息传给公众，从而使尽早、准确填报申报单的人数越来越多。

（三）宣传与教育紧密结合税收教育在不少国家和地区得到重视，这种教育往往是涉及面十分广泛，且分门别类，针对不同的个人和群体采取不同的方式，使税收观念深入人心。

1.媒体宣传。不少国家的税务局都利用媒体向纳税人进行宣传教育，通过一些人们感兴趣的税务话题，使纳税人明白社会如何得益于各种税收，不承担公平税负的人会受到哪些惩罚等。

2.学校设立税务课程。美国有被称为“了解税”的教学计划，对14岁～18岁的中学生进行教育，课程的主要内容是解释征税的必要性，以及如何填写简单的纳税申报表。菲律宾对学生教育也很重视，在初中和高中加入税务课程。

3.小型企业税务研讨会。许多国家为初入商界的人制定了这一计划，主要是向他们介绍有关税收信息和提供帮助。研讨会的课程一般由税务局设计，由税务工作人员在税务局讲授，也可以由税收专家在社区学院或教育中心讲授。

4.税务诊所。美国联邦税务局每年都与商业性的电视台联系，在2月初的一个星期天，通过公共电视频道和有线电视网向全国播出“税务诊所”节目。节目中请纳税人与税务官员、会计师和律师讨论有关纳，税的话题，同时安排热线电话，邀请公众参与。

二、对我国的启示

（一）在服务中强化税收宣传。树立“以纳税人为本”的服务观念，税收服务要深入纳税人中间，诚心诚意听取纳税人意见，掌握纳税人需求，在保障纳税人需求的同事有效进行税收宣传。保障纳税人合法权益，从实际出发，科学简化工作程序，减少审批手续，认真落实“一站式服务”、延时服务、预约服务、远程服务等。在基层成立纳税服务志愿队伍，是志愿服务成为税收宣传和税收服务中的常态。

（二）创新宣传的形式和载体。建立全国统一的税收宣传与服务免费电话，向纳税人提供税法信息，解释税收政策，接受税收咨询。多运用技术含量高的宣传载体，在有影响的广播电视栏目中开设税收固定栏目，拍摄播放电视宣传资料，加强与新闻单位的联系，即使全面地将相关税收信息传递给没提以供宣传。进一步完善网络，推进网络宣传的“平民化”，在条件成熟时首先为大型企业和重点纳税人建立门户网站，为他们提供多种多样个性化的纳税服务。

篇7：国外农业产业化经验与启示

郭生河

（龙岩市农业学校福建龙岩364000）

摘要：农业产业化是目前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本文列举了美国等国家的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通过分析，对如何提高我市农业产业化发展水平得到了一定的启示。关键词：农业产业化经验启示

农业产业化，国际上通常称之为“农业一体化”。是指以市场为导向，以效益为中心，依靠科技进步和龙头企业带动，对农业和农村经济实行区域化布局、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社会化服务和企业化管理，形成贸工农一体化、产加销一条龙，公司、农户和基地相结合的农村经济经营方式和产业组织形式。农业一体化最早产生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目前，已经成为世界农业发展的共同趋势。国外农业产业化发展经验

1.1 美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美国的农业产业化经营起步于20世纪五十年代，是世界上最早开始农业产业化经营的国家。经过几十年的发展，生产布局区域化、生产高度专业化、经营一体化、服务社会化的产业化大格局已全面形成[1]。其经营形式归纳起来主要有三种：一是农业的合同制经营。这种形式是通过工商运输大公司与农场主签订合同的办法，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与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联结起来，形成产供销（或产加销）的有机综合体。美国的绝大部分农产品如饲料、肉鸡、水果、蔬菜、蛋等都是根据合同生产的。二是农场主合作社经营。这种形式是由若干农场主自愿联合组成合作社，通过合作社联合经营农业。这种合作社并不改变家庭农场的经营地位，它主要为农场主提供包括农业生产资料供应、农产品收购、销售、储运、加工等产前、产中、产后各个环节的服务。三是农工商综合企业。这种形式是指大公司（工业、商业、或金融垄断资本）直接投资经营大农场，并把农业生产资料的生产和供应、农业生产本身、农产品的加工和销售、乃至科学技术研究等各个环节联结起来，组成有机的农工商综合体。这种农工商综合体的特点是实行完全垂直一体经营，生产技术水平比较先进，经营规模也较大[2]。

1.2 日本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日本是亚洲东部的一个群岛国家，农业经营的土地规模十分狭小，基本上是以一家一户的家庭个体经营为主[2]。日本在家庭经营的基础上通过农业产业实现了农业现代化，成功地创造了一条不同美、英、法、德等国的农业现代化道路----小规模家庭经营

1为基础的农业产业化。日本如此之快地实现农业现代化，与其农业社会化服务组织农业协同组织（简称农协）的作用是息息相关的。日本农协是一个具有二重属性的农业合作社，一方面它是农民自愿联合起来的经济组织，另一方面，它又是政府借以推行农业现代化及其他农业政策的中介机构。农协围绕产前、产中、产后开展一系列的服务，解决一家一户办不了的事情。比如：农协组织可以为组员集中采购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价格上可以得到优惠。在实际运作过程中，农协组织的主要任务是围绕发展农业和农村社区福利，开展了包括对农业经营进行宏观和微观上指导、生产资料购买、资金存贷、农产品仓储、运输、加工、销售、保险，以及与农业、农村和农民有关的问题研究、出版和教育活动，深受农民的欢迎。值得我们注意的是，日本农协有如此强大的力量推进农业产业化的进程，这与日本政府对农协在税收、价格、信贷、流通以及设施等方面，有许多优惠政策，给予补贴有关[3]。如：在税收上，日本对农协法人采用特殊税制，农协所得税率为23%，事业税率为8%；而一般企业的所得税率为40%，事业税率为12%，等等。

1.3 泰国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泰国是我国的近邻，经济上属于中等收入的发展中国家。泰国的对外贸易在国民经济中具有重要地位，在GDP中所占比重一般为50%--60%。泰国模式农业产业化经营的特点是实施农业工业化战略，并经外向型农产品加工业作为实施战略的突破口和关键。其经营形式主要有：农业合作社；“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家庭农场生产模式。农业合作社是在不改变土地所有制的基础上，由农民自愿组织，实行民主管理，并为农户提供有偿服务的。政府不干涉合作社具体事务，但在贷款和税收等方面给予优惠扶持。合作社在实际运行中尽可能为农民降低生产成本，增加收入，提高了经济和政治地位。“政府+公司+银行+农户”经营模式实现了政府、银行、公司和农户四者之间互惠互利、优势互补和紧密合作，这有利于用现代企业制度组织分散的农户进行农产品生产，发展产加销“一条龙”的生产经营。家庭农场在泰国具有相当的规模，这些农场经营管理水平高，技术先进，商品量大，在农村商品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1.4 荷兰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荷兰是一个位于欧洲大陆西北的发达国家，享有“欧洲门户”之称。荷兰虽然农业人口少，农业增加值只占国内生产总值的4%，但它却是一个农业和农村发展非常成功的国家。农业为国民提供了丰富的高质量的食品，农业净出口要占全部产品净出口（不含服务出口）的90%左右[3]，是世界上第三大农产品出口国。这主要得益于它充分采

用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农业发展战略，充分利用了自己的优势，发展高效农业，走农业产业化之路。荷兰的农业产业化经营形式主要有两种：一是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大农场经营，实行高度集约经营和专业化经营；二是农业合作社组织。荷兰采取以家庭农场为主的集约化、专业化经营模式，一方面是因为荷兰人多地少，特别是农用地的缺乏；另外一方面，是因为农业人口少，大约71%的农场平均不到2个劳动力，但是，农民普遍接受了较高文化教育，国家的农业教育、农业科研机构也十分发达，并且建立了完善的农业科技服务网络进行农业技术推广。合作社组织是荷兰农业产业化经营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它不仅存在于农业生产领域，而且广泛存在并作用于农产品加工、销售、贸易和农业信贷、农业生产资料供应等领域。合作社组织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1.5 以色列模式的农业产业化经营

以色列位于亚洲西部，地中海东岸。该国不仅耕地少，而且水资源严重缺乏，气候对农业生产十分不利。然而，以色列的农业却取得了巨大成就，并且实现了农业现代化。以色列农业的成功主要是得益于其因地制宜地走自己特色的农业产业化经营道路。以色列的农业产业化经营主要是依靠农业科学技术水平的迅速提高和科技成果的广泛应用作为实施农业产业化经营和重要措施和根本保证，除此之外，还与政府通过制定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对农业产业化经营进行宏观调控及建立农业区域合作组织和农业专业组织等支撑与服务体系是息息相关的，这些措施都促进了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快速有效地发展。国外农业产业化的启示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其共同的特点是以国内外市场为导向，按照现代化大生产的要求，在纵向上实行“产加销一体化”；在做法上实行资金、技术、人才和管理等要素的集约经营，形成布局区域化、生产专业化、经营一体化、产品商品化、企业规模化、管理企业化和服务社会化的经营方式[4]。借鉴国外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成功经验，对提高龙岩市及福建省农业产业化经营水平，促进农民增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2.1 政府部门对农业产业化要积极扶持和引导

国外的经验表明，政府部门在推进农业产业化经营的进程中起了不可磨灭的作用。政府部门通过制订政策、提供低息贷款等措施直接或间接地对农业生产进行宏观调控，引导农业产业化发展。如，（1）政府给合作社各种优惠政策。（2）实施农业信贷支持政策。（3）采取低税收优惠政策。因此，要促进农业产业化发展，政府部门要制定和落实加快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有关政策，加大对农业产业化经营的扶持力度和引导。

2.2 重视大型龙头企业的建设和培育

在农业产业化发展的过程中，龙头企业是关键环节。它一方面连接着国内外市场，另一方面连接着生产基地的千家万户，担负着开拓市场、疏导生产、深化加工、延长农产品销售时间、增加农产品附加值、提供服务等综合功能。龙头企业经济实力的强弱、竞争能力的大小和带动能力的大小，直接影响产业化经营的规模与成效。例如，泰国正大集团就是农业产业化的最佳典型。

2.3 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

农业产业化经营组织与农户之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经营机制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本质，是维系农业产业化经营存在和发展的基础，也是提高农民进入市场组织化程度的核心和关键所在。在美国，通过农业的合同制经营、农场主合作社经营和农工商综合企业等产业化经营组织形式和利益调节机制，使农业生产的供、产、加、运、销等部门间形成“利益共享，风险共担”的利益共同体；在泰国，特别是通过“公司+农户”的经营形式，把小农的个体经营纳入公司社会化大生产的协作范围，并与农户结成利益共同体；在荷兰，农村家庭农场与合作经济组织为了各自的利益和效益结成利益共同体，具有很强的生命力。

2.4 合作社是农业产业化经营的重要载体

从各国农业产业化的成功实践比较中，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些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国家，合作社不仅数量多，而且形式多样，从基层到全国都比较健全，这些合作社为农业产业化经营提供产前、产中、产后的各项服务，与农民形成利益共同体，使得合作社在农业产业化经营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占据着重要地位。例如，在美国，有5/6的农民参加了合作社，而家庭农场一般都参加几个不同性质的合作社，平均每个农场参加2个合作社；在荷兰，每人平均至少是3—4个合作社的成员；泰国70%的农民参加了农业、土地、渔业等各种合作社，另有奶牛、农产品、菠萝等合作社；以色列80%的农产品是由集体或合作组织生产的。因此，政府应积极引导和帮助组建各类农民专业合作经济组织的发展，才能更好地加快农业产业化的发展进程。

2.5 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是基础

纵观国外农业产业化发达的国家，农业生产区域化布局都非常突出，这为农业产业化的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例如，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现代化农业的国家，其通过长期演进，已形成玉米带、棉花带、畜牧带等10个各具特色的农业带。在美国50个州中虽然有37个州从事商品蔬菜生产，但主产区比较集中，并且形成西南冬季蔬菜基地、中南冬季蔬菜基地、东南冬春早熟蔬菜基地和北方冷凉蔬菜产区四大产区，以上

四大产区的蔬菜产量约占美国蔬菜总产量的90%左右[3]；荷兰是农业产业化高度发达的国家，区域化布局突出。全国由西向东已形成了三个主要生产带，即西部沿海园艺生产带、中部奶类生产带和东部、南端畜牧生产带[2]。各地发展农业产业一定要根据实际，以行政区域为基础进行合理规划，实现区域化布局，集中连片种植。

2.6 农业服务社会化是农业产业发展的客观要求

在西方农业发达国家，农民进入市场都是以完善的社会化服务体系为支撑的。农业社会化服务一般是通过合同方式将产前、产中和产后各环节的服务统一起来，形成综合生产经营服务体系。如在农工商综合体系中，农业生产者一般只从事某一项或几项农业生产作业，而其他的工作都是由综合体提供的服务来完成。这种一体化的全程服务，不但经营风险大幅减少，而且也使综合体的整体效率大大提高。例如，在美国，农场主的某种需要通过打电话就可经按时得到高质量的服务。

2.7 加强教育，重视科学技术在农业中的应用

教育是强国之本，科学技术在农业生产中的推广应用是农业产业化经营发展的必由之路。例如，以色列就非常重视教育，政府对教育的投入占国民生产总值的9%，高于美国等西方国家，以色列的文盲率只有1%，高素质的农民不仅能很快地掌握新的农业技术，而且能在实践中创造和发明新的技术和方法。这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发展的强有力保证，也是以色列农业产业化经营成功的一个重要因素；荷兰的高效农业之所以取得举世关注的成效，这与其重视农业教育、农业科研和农业推广是紧密相关的。因此，要加快农业产业化发展，就必须加强教育，特别是对农业人口的教育，提高他们的素质，使他们掌握和应用现代科学技术进行农业生产，提高效益。

参考文献：

篇8：国外医改经验对我国的启示

1荷兰的医改———以管理型竞争为目标［4, 6-8]

1. 1 1990 年前, 政府管制的医疗体制

1990 年前, 荷兰的医疗保险体系是“破碎化”的, 作为法定保险的社会医疗保险覆盖约63% 的人口, 而收入高于一定数额的人可选择不参加社会医疗保险而参加商业医疗保险, 商业医疗保险覆盖约37% 的人口, 并且公务员还有专门的医疗保险。即具有竞争性的商业医疗保险市场仅涉及约1 /3 的参保人口, 而在覆盖了约2 /3 人口的社会医疗保险下, 产品和价格并无区别, 公众也不享有选择权。因此, 保险方由政府主导是该时期的荷兰医疗保险体系的一大特征。

随着医疗费用不断上涨, 上世纪70年代至80 年代末期, 荷兰政府对医疗服务价格和供给量实施了严格的管制。总额预算制成为对医院的费用支付方式, 1982 年通过的《医疗服务价格法》规定政府有权控制医生收费和总收入, 并规定建立新医院和医院的大额投资必须得到政府批准[9]。政府甚至可以通过控制医生人数从而控制医疗服务的产出量。

1. 2 1990 年至今, 以管理型竞争为目标的改革

斯坦福大学医疗保险专家Alain C.Enthoven教授在1977 年提出了医疗领域“管理型竞争”的理论[10] ( 也称为“有管理的竞争” ( managed competition ) , 这一理论后来成为美国克林顿政府医疗改革方案的指导方针。1988 年, 荷兰政府内阁的Dekker委员会根据这一理论的提出建立卫生体系管理竞争模式。

随后, 荷兰在医疗保险和医疗服务提供这两个市场中都引入了竞争机制, 即医疗保险提供方展开竞争, 公众有权选择医疗保险公司和医疗保险方案; 医疗服务提供者间也展开竞争, 医疗保险公司和疾病基金作为参保人的代表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就价格和质量进行谈判, 购买医疗服务。其整体思路是通过医保方的竞争来撬动医疗服务提供者的竞争。具体措施包括:

( 1) 让医疗保险方自负财务风险, 并将部分医疗服务项目的定价权让渡于医疗保险方, 允许医疗保险方与医疗服务提供方谈判、签约

1992 年开始, 原本具有严格地域限制的强制性疾病基金被政府允许可以跨地区经营, 而且参保人每年享有一次选择疾病基金的机会[9]。随即, 一些商业医疗保险公司也进入了疾病基金市场, 疾病基金市场逐步开放。1993 年开始, 荷兰国家疾病基金委员会对各家疾病基金开始实施风险调整基础上的预付费, 即疾病基金逐渐从单纯的基金管理机构转变到自我承担财务风险的机构, 从而促使疾病基金改善自身的运营和提供更好的服务。通过谈判, 疾病基金打破了一些医疗器械提供商间的价格联盟, 医疗器械价格下降了1 /4 ~ 1 /3。2009 年, 全荷兰医院年收入的34% 来源于议价后的产品或服务收入[11]。到2011 年, 34% 的医院护理和15% 的初级保健项目由市场定价。2004年底, 荷兰国会通过医疗保险法案, 该法案于2006 年1 月1 日起生效。该方案规定所有荷兰公民都必须参加法定医疗保险, 结束了之前医疗保险体系“破碎化”的局面, 也大大增加了医疗保险提供方的谈判能力。

( 2) 构建有效的质量评价体系, 加大医疗服务信息的公开力度, 有效保障病人行使选择权

1995 年, 荷兰出台了《质量控制法》, 法案规定所有的医疗专业协会制定本专业的最佳质量方案, 协会的质量报告必须以年报形式上报政府质量监管部门和患者协会, 行业协会对专科医生和医院专业人员的服务质量进行常规比照和评价。荷兰的卫生部也制定质量控制标准, 对医疗保险公司和医疗服务提供方进行测评, 并定期在网站上发布分数和评定等级。同时, 每个医疗保险公司的价格、服务、消费者满意度和补充医疗保险的价格和内容等也通过网站发布。医疗服务观察员、医疗卫生市场监管局有权对情节严重的过错进行通报。

2 英国的医改———走向内部市场［3，12，13］

在1987 年的金融危机冲击下, 英国医疗服务体系资金短缺, 民众的医疗服务质量受到较大影响。公众强烈要求撒切尔政府增加医疗服务投入。撒切尔政府成立专门组织对医疗服务体系进行“首相审查” ( Prime Ministers Review) 。随后, 政府于1989 年1 月和11 月分别发表了《为病人工作》 ( Working for the Patients) 和《关心民众》 ( Caring for People) 的医改白皮书, 并在此基础上形成了《1990 年国民医疗服务体系和社区法案》 ( NationalHealth Service and Community Act) 。撒切尔政府认为国民医疗服务体系的真正问题是因为缺乏有效的激励机制, 而非财政投入不足, 因此, 该法案最重要的举措就是在医疗服务机构之间引进“内部市场” ( Internal Market) 竞争机制。

1991 年4 月开始, 梅杰政府引入内部市场竞争改革, 首先将医疗服务购买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分离, 人为地制造出一个医疗服务市场, 建立法人化的公立机构作为民众的代表向医疗机构购买医疗服务, 而医疗机构也从政府卫生部门脱离出来, 医疗机构的收入不再由政府直接拨付, 而必须直接面向市场和病人, 医疗补偿基金依据病人接受的服务情况进行支付, 医疗服务机构只有通过向患者提供廉价的优质服务, 才能赢得病人的选择, 从而获得医疗保险基金, 即, 维持公共部门整体组织架构不变, 政府在其内部模拟市场机制来促进公共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

1997 年以布莱尔为首的工党政府主张在医疗改革中以合作代替竞争, 基于第三条道路理念进行了折中性改革, 既重视市场在医疗服务质量与效率的作用, 也重视政府在改善医疗服务公平性中的责任和作用, 尤其重视社区与预防保健的作用, 坚持广覆盖的普遍性原则。布莱尔政府保留了医疗服务的购买者和供给者划分这一做法, 保留了医疗服务的信托机构制度以及全科医生基金持有者的购买服务的权力, 即, 其承认和接受前任政府改革在提高医疗服务效率中的作用。布莱尔政府对医疗服务体系管理模式进行, 主要是将权力下放到基层, 削弱大区卫生机关对医疗服务经费的管理权限, 直接分配至初级医疗服务机构, 加大医院管理层和全科医生的医疗服务供给自由度, 并通过建立初级医疗保健机构和加强公共卫生措施, 提高服务效率, 增强地方疾病预防工作。

2010 年起, 卡梅伦政府掀起了新一轮医改, 强调病人的中心地位, 并扩大病人的选择权, 并且将竞争这一内部市场制的精髓在全科医生中推进, 新医改法案 ( 2012 年3 月27 日英国女王正式签署了《健康与社会保健法案》) 打破原有的注册全科医生分区就诊制, 允许公众“用脚投票”, 即人们可以自由选择全科医生, 以此体现病人是医疗服务核心的理念并且通过扩大公众的选择权来促使全科医生提供更好的服务, 提高医疗服务效率。而为了保障病人选择权的有效行使、促进有效竞争, 新医改还对医疗服务体系的信息进行改革。政府将提供一个在线服务范围, 并关注病人自己制造的信息, 这些信息将会在诸如PROMS ( Patient - Reported OutcomeMeasures, 病人报告的结果测量方法) 、病人感受数据、实时反馈等有效的工具中更大范围的被利用。政府也将鼓励更加普遍的病人感受监测利用, 并进行实时反馈。病人将能够通过所接受的保健质量对服务和临床部门进行评价;政府要求医院公开错误; 要求职员反馈机构为病人提供公众可及的保健质量。这些来自病人、护理员和家庭, 以及职员的反馈, 可以帮助患有相似疾病的人了解如何选择医院或临床部门, 也将促使服务机构提供更好的服务。

可看到, 英国近三十年来的医改都坚持了医疗服务购买者和提供者分开的原则, 核心是建立政府购买医疗服务的组织和机制, 无论扮演购买者角色的组织的名称如何变更, 医疗服务购买者与服务提供者分离的原则并没有变, 内部市场制也没有变, 改革的对象是政府购买服务的组织和制度。英国医改的方向不在于医疗卫生体制的需求方, 而在于供给方, 即如何将经费支付给医疗服务的供方。英国医改的“内部市场制”被许多国家借鉴, 并成为全球性公共管理变革的一个重要内容。

3 美国的医改———强化政府的作用［13，14］

市场竞争的理念在美国的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领域得以充分体现, 加之美国对医生队伍建设的大力投入, 因此其医疗卫生事业拥有医疗技术先进、拥有高素质的医生队伍和服务选择多样化等优势, 但其两大“顽疾”也是众所周知: 一是效率低、浪费大; 二是公平性较差、分配不合理。美国GDP中的17% 被用于医疗支出, 且绝对支出逐年上升, 但美国却是发达国家中唯一没有实现全民医疗保障的国家。目前, 美国还有三千多万人没有医疗保险。低效率问题主要体现在医疗机构和医生层面。在美国的整个法律体制下, 美国医生不得不在医疗保险、医疗授权和医疗诉讼的事务上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在美国现行的医疗保险偿付体制和对医疗诉讼担忧的情况下, 过度医疗和保守治疗在美国也同样存在。

医疗保险改革是历届美国政府必提的内容, 但屡屡流产。此次奥巴马医改的重要内容之一或说争议最大的焦点也在于医疗保险的改革。奥巴马政府将扩大医保覆盖面, 尤其是改革医疗资金的筹资方式作为此次医改的重要目标———使医疗保险成为医疗费用的主要支付方, 降低个人自付的比重, 实行全民医保。医改法案对保险公司的道德风险进行了防范, 规定保险公司不得拒绝为投保前已有疾病的人士提供医疗保险, 不得设立投保人终身最高赔偿额, 不得根据投保人的健康状况决定其是否符合保险条件。这些措施表明在医疗保险中, 政府将发挥更大的作用。

竞争机制的发挥同样受到重视。在医疗保险费用和医疗费用飙升的同时, 医药行业和保险业却收益颇丰, 为此奥巴马政府认为有必要通过增加保险和医药市场的竞争来解决这一问题。

4 国外医改对中国的启示

荷兰、英国和美国医改有不少共同之处: ( 1) 在顶层设计上, 融合政府和市场的长处, 避免两者的短处, 实践“有管理的竞争”理论。竞争是市场的精髓, 而管理是政府之长, 也是政府之责。用良好的管理制度来促进竞争, 才能使卫生事业可持续、良性发展。荷兰和英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在政府主导的大框架下, 逐步引入竞争机制, 而美国的医疗卫生体系是在市场主导的大框架下, 推进政府的作用。国外的医改的基本方向是一致的, 即, “在筹资和医疗卫生体制的宏观管理上, 发挥政府的组织领导功能, 而在医疗卫生的实际生产和微观管理过程中, 政府放手和退出”[3] ( 2) 分离医疗服务购买者与医疗服务提供者, 并在医疗保险方和医疗服务提供方领域内建立和促进竞争, 并且以医保的竞争撬动和促进医疗服务提供方的竞争; ( 3) 扩大医保覆盖面, 改革医疗支付方式, 构建医保方与医疗服务提供方的谈判机制; ( 4) 扩大公众的选择权, 促进信息公开以保障公众选择权的行使, 以体现公众的主体地位和促进竞争。这些经验和做法对我国医改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有管理的竞争”理论由美国斯坦福大学医疗保险专家Alain C. Enthoven提出, 该理论的主要观点和精髓就是在医疗市场加强竞争和管理[15]。由于市场机制会排斥健康风险较高的人, 因此必须限制保险公司的逆向选择并加强管理, 即通过政府的管理来弥补市场机制的缺陷。该理论提出要在参保人和保险公司之间加入一个管理者, 参保人向管理者缴纳保险费用, 由该管理者代表参保人和保险公司签订合同, 管理者有权监督保险公司的财务情况; 保险公司不得拒绝任何一个参保人, 并向参保人提供应当根据具体情况作适当调整的基本服务包; 保险公司必须满足管理者的监管条件[16]。这一理论在美国、德国、英国、荷兰等国都得到了应用。我国应当将“加强竞争和管理”的理念贯穿到医疗体系的顶层设计和具体制度设计中。

我国的医疗体系在上一轮医改之前, 是“命令与计划”模式, 具有该模式必然的人员臃肿、人浮于事、效率低下等问题。上一轮医改则看似是引入了竞争机制, 让医疗机构“自力更生”“发挥主观能动性”, 但是在体制上又管办不分、政事不分, 公立医院在内部机制还是政府的一套, 在外部运作上又要采取“市场”的方式, 导致公立医院的运行体制畸形。有学者认为, 在上一轮医改看似市场化的医改中, 我国政府实际上绝对垄断了医疗体系, 具体包括: 公立医院对医疗服务行业的垄断、政府卫生部门对办医权的垄断、医院等级划分的行政垄断、对医疗人才的行政垄断、医保资源的行政垄断、医药价格的行政垄断定价机制、医疗科研经费的行政垄断、医疗人员专业职称的行政评定、医药市场的地区行政垄断等, 政府垄断的根源在于政府行政力量的过度扩展和不受任何约束, 而我国新医改最大的障碍就是行政垄断[3]。市场化并非上一轮医改失败的原因, 行政化才是根本问题。因此, 我国新医改不是要去除竞争, 而是应当促进真正的竞争; 新医改要去除“管得太多, 管了不应该管的, 管的方法不对”的制度, 在市场机制失灵的地方才进行管理, 而不是在政府失灵的地方才引入市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