漂泊的灵魂——我这十年散文

漂泊的灵魂——我这十年散文（精选2篇）

篇1：我这十年的权利思考

这本书起名《中国民权哲学》，是要表示，它既是关于中国的，也是中国的。编写这本书，有农民工拉车爬坡时步履维艰的痛沉，也有建筑师精心绘制蓝图时踌躇满志的愉悦。一九九二年，《人权概念起源》出版后，我把更多的精力用来“接地气”。在乡村行走，与乡民接触和交谈，的确使我这个自幼长于农村但离去甚久的人受到极大的震撼，并增添了前行的力量。

在中国，“农村”既是个地域概念，又是个政治概念。“农民”既是职业身份，又是政策身份。农村和农民是国家最坚实的基础和根本。无论是从人口的比例，还是从苦难的程度，我们都可以说，中国最重要的公民权利，当是乡民的权利；中国最重要的人权，当是农人的人权。我觉得，正是与城乡二元格局相适应的明显不平等的特殊身份，使乡下人在中国社会改革开放的过程中所经历的成功与失败、欢乐与痛苦和城里人很不相同，并拥有不同于西方工业化过程的特殊经验。随着乡村改革的深入，乡民与公共权力之间的关系紧张起来，这预示着，倘若重新厘清权利义务关系，通过理性的制度设计，把利益保护转化为权利保护，把发家致富、安定祥和的生活意愿凝聚为民主决策、尊重权利、依法办事的政治意愿，乡村就不仅是大规模经济改革的策源地，而且还会成为实质性政治改革的策源地。正如我在《乡民公法权利的生成》一章开篇所说，这个思路，把我从对农人权利现状的记录和叙述，拉回到对社会成员与公共权力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即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义务关系的一般原理的思考。

那段时间里，我思考较多的问题是，既然我们已经同意关于权利是现代法制的“核心”或“基础”的预设，已经同意中国自古以来政治动乱、法治不昌的祸根在于治人者有权、治于人者无权的解释，还同意在推翻剥削阶级统治后，广大人民群众当家做主，能够享受最广泛的民主、最真实的权利，那么，在权利观念空前兴盛的最近一百多年里，尤其是辛亥革命“立宪”、“共和”以后，中国老百姓为什么在面对强权的时候还是那么束手无策、虚弱无助?他们怎样才能够在实际的社会生活里真正享有公法意义上的权利?他们究竟是怎样看待权利的?一九七八年改革开放带来的社会变化对公民权利究竟意味着什么?为什么过去由党和政府保护得好好的利益，现在却遭受侵害，过去不曾有过的权利要求现在却提了出来，而且越来越高涨?民众的权利要求有足够的社会支持、法律支持和文化支持吗?进一步，为什么最近一百多年来，权利在中国成了一个流行的术语?为什么中国社会在古代并没有强烈的个人权利要求，到了二十世纪随着标示“民主”、“自由”等字样的多次革命取得成功和工业化不断推进，关于自由、民主、平等的权利要求反而越来越高涨?难道这是可以简单地用西方文化的影响或所谓“现代化”来解释的吗?如果说权利的语词及其相关联的制度设计初创于西方文化，难道中国人对权利的要求也出自西方文化不成?……带着这些问题，我把关注点放在对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相关解释，尤其是试图从社会学的意义上构建解释权利发展的理论框架，进而研究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公民权利意识和保护机制的变迁，并试图提出一些政策建议。

这个努力，体现在我和朋友们合作编写，于一九九五年出版的《走向权利的时代——中国公民权利发展研究》一书。及至一九九五至一九九七年秋在查尔斯河畔的小阁楼里潜心读书和写作，看新书，修新课，遇新知，寻新理，我的思考又有了一些变化。例如，接触有权利斗争传统的新英格兰地区的居民，参与他们的多种社区活动，使我对西方人权利背后的社区、宗教、道德和制度因素更为关注。当年，托克维尔考察美国时，对这些人的前辈曾有过生动的描述。对我来讲，最有意义的感触有两点：其一，这些普通的居民其实对美国以外的世界了解很少，对中国的历史、文化、社会、人权以及中国人了解更少。他们通常没有出国的机会，也不愿意认认真真地出国，有限的新闻媒体似乎是他们了解和判断外界是非、臧否人物、表达情感的主要渠道，所以，大多数人难免染有知寡而言多、强词而夺理的毛病。有时候，我想，倘若美国的霸权建立在这样的基础上，真是十分危险的；其二，这些人在文化、学术意义上的预设与他们的实际生活状况有着很大差异。在经典的西方自由主义学说如霍布斯、洛克的学说里，他们被预设为与他人没有积极关系的单纯的个体。在像我这样的非西方国家的学者那里，他们也向来仅仅被预设为典型的、纯粹的个人权利主体，预设为权利文化的代表者、个人自由的张扬者。实际上，他们有很强的家庭观念和社群观念。充斥于日常生活的主要是社区活动、宗教活动；各式各样的法律把他们之间的社会联系制度化、程序化了；违法犯罪虽然千奇百怪，但并非常态，在某种意义上还可以理解为对铁定秩序的反抗。权利是他们很少使用的物什，只是在制度上可以保证作为最后的诉诸手段。格伦顿（Mary Ann Glendon）说他们是“孤独的权利持有者”，似乎有些夸大了。

在《权利与德性》一文中，我似乎又回到权利的本原问题。不过，我已不再把关注点放在为什么中国文化传统里没有这个、没有那个，而是意识到了应当立足于中国文化，以足够的主体精神来建设性地提炼、融合或转化中国文化里的权利要素，以中国人的话语加入到当代世界的权利哲学对话里。在做出这番努力的过程中，我们既要识别中国文化的个性，也要识别中国文化与世界其他文化的共性，既要交流，也要汇流，即，既要与世界其他文化的主导思潮汇流，也与之有效地交流。

这个时候，我的思考范围还从编写《走向权利的时代》时对公民权利危机的忧虑伸展到对公民道德危机的关注。我逐渐认识到，对一个健全的人类生活和健全的社会制度来讲，对个人尊严的信仰和对社会责任的信仰是不应该分离的，也是不可分离的；应该更多地从积极的而不是消极的角度，来强调对民主和人权的道德承担，强调对不同意见的宽容，强调关于妥协与中和的政治意愿;应该努力锻造一种德性，一种新德性。

于是，我提出“德性权利”概念，并以政治参与问题作为案例，从历史文化、社会结构、政治哲学和经验素材等视角多维度地阐释这个概念。德性权利论本身，标志着我不再像写乡民权利的文章时那样，把利益个别化和个别化利益的增长，作为叙述和解释当代中国人权利生长的不二法门。我开始从人的道德资格和意志的角度来研究权利，并由此开出一片权利的文化解释空间。在我看来，强调德性并不必然导致贬低个人权利的重要意义，提升个人权利也并非必然削弱对集体利益的道德关怀。当代中国道德话语的枯竭，既导因于传统价值和学问的衰落，也导因于“集体权利—个人义务”模式的附带结果，因为在这种模式里，德性遭到滥用。为了最大限度地使政治道德化，也为了最大限度地使道德价值政治化，应当把政治参与理解为既是德性的践履，又是权利的实行。

一九九九年写成的《和女士及其与德、赛先生之关系》，代表着我对人权的比较成熟的思考。我把人权称作“和女士”，既是取“human rights”（人权)的拼音字头，更重要的，是取“harmony”（和谐）的拼音字头，意在表示人权对人类和谐、人类大同（Great Harmony）的重要意义。称“女士”，乃是为了强调人权是“德先生”（民主）和“赛先生”（科学）所不可须臾离弃的，犹如阴阳之并存相济。同时，在以人为本的意义上，人权之于民主、科学，还有本原的、母体的意蕴。在我看来，儒家的“仁”和康德的人道原则一样，都需要权利作为实践工具。既然这样，我们应该做的，就不是对“仁”本身大加挞伐，而是冷静、细致地设计为“仁”所要求的制度框架，从而让儒学在现时代具有从容大度的开放性。人权原则之所以可以使仁“必如是”，乃是因为它把同等数量和质量的权利赋予了每个人，同时，借助权利语言，人道主义的价值法则不仅得以转化为张扬人民主权的政治法则，而且得以转化为体现制度理性的程序法则。这样一来，作为平等的、自治的权利主体，每个人都有权来亲自体认和维护自己的尊严和价值；通过界定自己与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每个人都有权拥有一方由自己自主自为的疆域；更为重要的是，通过以权利语言设立人民与政府、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和维护这种关系的制度和程序，每个人相互之间又可以结成一个政治共同体，而不再被看作孤立的、分散的个人。由此，我认为，在传统的民本思想向民权思想转化的过程中，这种关于权利的预设起到了关键作用。若没有权利观念作为支撑，便不能理解民主、主张民主，更遑论实行民主了。在此意义上，没有和女士，德先生是没法存活的。人权之于民主的意义，不仅仅在于为民主提供动力和基础，还在于保证民主不出偏差，如演变为“多数人的暴政”或无法无天的“群众专政”。正如民主需要人权来引导和限制那样，科学也需要人权来引导和限制，尤其是在现代科学技术越来越多地用于战争一类恶行的时候。

或许更为重要的是，讨论人权在中国的文化基础时，我认为，人权之所以是与生俱来的，乃是因为作为人权内容的人之作为人的要求是与生俱来的。例如，乡民们在一份正式的问卷面前可能会回答“人权与我的日常生活没有关系”或“不懂人权是什么意思”，但是，他们对于什么是属于他们自己的而且是不可侵犯的（如生命、身体和自家祖传的房屋），却是一清二楚的。这是一种不依赖法律和政府而存在的规则和信念，一种关于自然法和自然权利的规则和信念。所以，我强调，“和女士属于全人类。不过，在中国，她应该会讲中国话”。

最近几年来，我的权利思考的最大变化，是结构感、整体感有所增强。正是这种增强，引导我把十年来关于权利的写作编成具有内在逻辑的九章，并冠以《中国民权哲学》。显然，这种结构感已经不仅仅是霍菲尔德意义上的权利的内部结构分析，更多的是关于权利与其他事物之关系的一种结构性把握。恩格斯说过，权利不能超出社会经济结构以及由这个结构所决定的社会文化发展。当然，权利与社会经济结构的关系，不是简单的、机械的决定与被决定的关系。权利应当进入到结构中去，成为理想的社会结构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在这个结构里，每个人都可以运用他的德性或道德能力；每个人的意愿和选择，只要是自己做出的，便都是重要的，都可以免受社会里其他个人和组织的漠视或践踏；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不是你不犯我、我不犯你的消极关系，而是互相关爱、同舟共济的积极关系。这是一个人人共享的公民社会，每个人都努力去培养为自治所必需的个性和品质，并因此不断加强对社群的归属感。自由绝不仅仅停留在“不受拘束”的层面上，而是要通过个人对社群的完全参与表现出来的。自由的个人在社群生活里随时调整个体行为的能力，体现着个人自治的精髓。社会公共权力，无论对社会正义，还是对个人自由，都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也正是这样，我终于理解并赞同罗尔斯所说的“正义的结构”或“结构性的正义”。的确，如果事先没有资源的公平分配，公民权利就是没有意义的。如果不能够适当地克制某些人的某些权利，社会弱势群体的状况便会江河日下。没有分配的正义，便没有有效的权利。从这个意义上讲，正义的价值要高于权利的价值。效率绝对不能优先于公平。不然的话，就不可能存在任何平等权利，不可能存在任何稳定和谐的社会政治秩序。

当然，这不意味着又要“打土豪，分田地”。我心里想的，是要铸造一个坚固、合理而又和谐的制度结构。这个制度结构，既是一个道德的结构，也是一个法律的结构。在这个结构里，正义的旋律，乃是道德大厦里的每一个有尊严和自由的人用权利与责任的音符循着法治的规则而奏出的天籁之声。每个人的基本权利，因维护尊严和自由之需，都得到最低限度的保障。遇有不同主体的相同权利或不同权利的冲突，可按社会正义原则适当克减某些权利，并配合以某种补救或补偿，但不得从根本上否定任何一种权利。

这是我对权利的一种新理解，也是对中国要坚持实行社会主义的一种新理解。西方有些学者根据我的权利观和法治观，认我为社群主义者（communitarianist）。其实，我并不同意这样的识别。我只是认为，不能就权利谈权利。离开了特定的社会经济结构、政治结构和文化结构，权利话语就会像一本只有词汇和词组而没有语法和句法的书。当然，只有语法和句法而没有词汇和词组，也是可怕的，难以想像的。

还有另一层或许更重要的结构性问题，是德沃金、罗尔斯那样的西方学问家不去想的。这就是，在中国的文化结构里，权利观念是如何生发出来的?如果说中国文化不是故纸堆，而是一道生命的活水，还在奔淌流转，中国的儒学之道还生生不息，那么，作为她的传人，我们如何去继承、改造和发展，就像包括罗尔斯在内的一代代西方学者总是在不断的批评和争论中继承、修正或改造西方自由主义的思想传统和政治传统那样?这个问题引领我大胆改造或转化传统的民本学说，通过阐发中国思想里的民权因素，借用现代权利理论，把以民为本的民本论转变为民之所本的民本论，把他本的民本论转变为自本的民本论，把以民为手段的民本论转变为以民为目的的民本论，同时，借助权利概念来完成民之本体建构，借助民之本体建构来支撑民权的价值证立和政治实践，并由此而倡导一种同以人为本的观念相呼应的新的民本学说。在做这件事的过程中，我把先秦以来的相关思想的历史脉络做了初步的梳理，提出了关于民权的政治浪漫主义、文化怀疑主义和制度规范主义的区分及其关系的见解，还着重批评了文化怀疑主义和相应的西方文化霸权主义。

对整体性、结构性问题的关注，还令我怀着浓厚的兴趣研究法治、宪法和司法改革问题，并试图把享受法治、建立宪政、获得司法正义，都解释为公民的基本权利——一种对特定的制度安排所享有的权利，一种享有权利的权利。

权利思考的结构感、整体感增强，在某种程度上，还要归因于从一九九二年到现在，我和同事们时常参加我国关于人权的立法、司法和外交的决策研究，并参与国际人权对话与交流。我深切感受到，在许多国际人权斗争的背后真正起作用的，往往是国家或国家联盟的战略利益，甚至是某些政治派别的私利，而且，即便是在人权学术研讨的场合，也常常充斥以西方文化霸权为支撑的浅薄与无聊。当然，这绝对不能归咎于人权原则本身，尽管当代人权概念和制度本身还存在许多的缺陷。人权得以在国际政治斗争中成为幌子、借口或工具，这个现象本身就是意味深长的。在当今世界，作为一种旨在借助权利语言和机制来维护弱势者、受压迫者的尊严和自由的普遍道德权利，人权在价值认受上已然无人敢于公开反对，在制度设计上已然成为普通法。就像古代罗马法成为中世纪欧洲的普通法时的情形，你可以依然维护或适用日耳曼法、教会法或其他的法律，但是，在私人经济交往和私法教育领域，你不能不尊重罗马法权威，不能不使用罗马法规则。同样，在文化丰富多彩、国情千差万别的当代世界，你可以依然维护或适用伊斯兰教规、天主教戒律或其他的法则，但是，在涉及政府与公民、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以及国家与国家、民族与民族的关系领域，你不能不尊重人权原则，不能不适用人权约法。

这类感受引领我认真考虑一些在过去似乎从不考虑的问题，例如，一个政府要实行良好的治理，究竟应当如何回应来自社会大众的人权要求?如何识别和表述人权要求?如何使用可得到的制度资源和非制度资源来满足人权要求?一个国家在不遗余力地维护本国的主权和利益的同时，如何不遗余力地维护本国内每一位公民的主权和利益?一个国家要在国际上有地位、受尊重，究竟应当如何承担和履行关于保护人权的国际义务?如何既对自己的人民负起责任、又对国际社会负起责任?如何本着求真务实的态度，在人权发展与社会稳定之间、价值共识与文化差异之间、理想目标与现实步骤之间、国际义务与国家利益之间以及反对霸权与增进合作之间，谋求一种恰当、有益而美妙的平衡?

这类思考和实践使我更加坚信，任何国家机器和政府机构在权利问题上都具有天然的被动性，充分地享有权利、妥善地保障权利，从根本上讲，取决于众多的权利主体在人格尊严上的深刻自觉、在社会道德上的互敬互信、在制度运作上的积极行动。同时，也是这样的思考，使我倾向于从政治上把权利看作民之所本，开始为打通民本思想与权利思想做一些理论尝试。我坚信，一个国家的最高福祉，不在财富与秩序，而在美德与自由。只有每一位国民都尽可能地秉持内心的高贵，享有行动的自由，成为道德上仁义、经济上富足、政治上自主的健康、活跃的分子，一个国家才能真正强盛并受人尊重，财富与秩序也才能真正实现其价值。在这个过程中，设定每个人对自己的思想、人格、身体、财产、行为等拥有权利并通过法律予以平等的保护，是十分重要的。

篇2：杨钰莹：我这十年

但交谈久了，还是不一样。你会发现，她从前接受采访时那些活泼的小动作，比如扬扬眉、撇撇嘴、甩甩头发，现在全都没有了。以前的她像一幅动态画，现在变成了一幅静物画。

在离开公众视线长达10年后，这次回归，她闯进了一个全新的领域——主持人。公众和媒体对她的主持人形象充满好感，那些纠缠不放的负面消息也被人们淡忘了。

很难想象，她是怎么走过低谷和风浪的。她自己的解释是：“生活中不仅有幸福和快乐，更有悲伤和无奈，都要笑纳，因为它们都是生活的组成部分。”

“柔软”面对批评

2013年初，杨钰莹正筹备自己的演唱会，突然接到天津卫视新节目《天下无双》邀约：“来给我们做主持人吧。”对她而言，这是机会，也是挑战。考虑了将近一个月，反复看了这档节目的国外原版录像，终于，在节目录制的前一天，杨钰莹答应了。

谁都没有想到，这一次会反响这么好。第一期节目播出后，获得了全国收视率第四的好成绩。没多久，杨钰莹和主持界的老前辈赵忠祥同台，也没露怯。赵忠祥夸她“水平比央视有些女主持人都要好，可以推荐她去主持春晚了”。杨钰莹庆幸接了这个工作，“为自己打开了新的一扇窗”。

环球人物杂志：这3个月的节目，看得出你进步很大。有没有请老师来辅导发声、走台这些技巧？

杨钰莹：没有呀。我每每在电视上看到自己的不足，都会说：“哎呀！怎么没有人教我一下呀！”（笑）有时候发现自己在节目中又忘了说“硬口”（指主持人必须要讲的话），就会特别着急。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给自己的主持工作打多少分？

杨钰莹：我还是多鼓励自己吧，打80分。不过，我给自己的态度打100分。任何时候，工作态度永远比工作能力更重要。

环球人物杂志：也有一些人批评你主持风格“太嗲”，“气质胜过技巧”。

杨钰莹：其实我这个人一点都不“嗲”，有时候还挺爷们儿的。至于技巧，我就是没有技巧，不过还算有点气质（笑）。

对于这些批评，我会非常柔软地去面对。我看到那些中肯的意见，会在心底说：“谢谢你，我会努力地改进。”

环球人物杂志：谁也没有想到你做主持人这么成功，以后还会唱歌吗？

杨钰莹：当然会。没有歌唱事业做基础，主持也就不必了。我首先还是歌手，而且说话和唱歌相比，我还是唱歌的水平更好。

“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我也会坚持”

杨钰莹从没放弃唱歌的努力。

2011年底，杨钰莹牵手毛宁亮相深圳卫视，合唱了《在我生命中的每一天》，完成她复出的“首秀”。歌声一下子勾起许多观众对过往的美好回忆。

2012年底，杨钰莹又推出新专辑《遇江南》。专辑的灵感来自于江南水乡的慢生活。她用10首慢歌讲述了相遇、相恋、感恩的故事。她的多年好友、词作者苏拉说：“她比以前用心多了，会为歌词里的一句话、一个词跟我讨论。”

《遇江南》销售了2万多张，在如今的唱片市场中已算不错。杨钰莹并不指望这张专辑能卖得特别好，“只希望能给一些朋友带来宁静。有人说，这些歌是最好的催眠曲，是一个人在家时最好的背景音乐。这就够了”。

毫无疑问，这已经不是流行杨钰莹的时代。就在我们采访她的当天，一走进酒店大堂，就发现大堆学生模样的“粉丝”抱着鲜花和玩具，挤满了电梯外的走廊。几名酒店工作人员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我们带到电梯门口。这些“粉丝”，等的显然不是杨钰莹。酒店工作人员笑着说：“她的‘粉丝’大多是中年男士。”

辉煌已经过去。在上世纪90年代的巅峰时期，杨钰莹一张专辑卖出480万张的销量。从480万到2万，这样的落差，如何承受？

环球人物杂志：每个时代流行的歌曲都不一样，上世纪80年代流行邓丽君，90年代流行你的甜歌，21世纪流行周杰伦。有没有思考过，为什么是90年代流行你的歌呢？

杨钰莹：80年代物质贫乏，但大家开始有所追求，特别是精神方面的追求。那是一个“有诗的年代”，中国很多很棒的诗人都出现在那个时期，比如舒婷、顾城，每次读起那些诗都让人觉得情感在燃烧。邓丽君那种细腻的歌声，恰好唱出了大家心里的柔软和情感。到了90年代，经济条件变好了，生活没有那么粗糙了，就需要更甜一点的东西。现在，生活节奏变快，社会更多元化。在快节奏的生活里，大家需要一些非常强烈的刺激才能满足。

环球人物杂志：既然知道这个时代不会再流行甜歌，为什么还选择复出？

杨钰莹：我觉得，从人的本性来说，传统的甜美和优雅是最真实的需要。但是轰轰烈烈的时代列车开过去时，这些东西会被灰尘蒙蔽一下。如今，人们离理想太远，离现实太近。但将来有一天，当我们的节奏放慢时，人最需要的情感会再次浮现出来。现在已经有这样的苗头了，比如怀旧潮、翻唱风，正好说明有些人开始寻找过去简单的生活和情怀。

环球人物杂志：回到这样的环境里，会觉得无奈吗？

杨钰莹：无奈还是有的，但社会由很多部分构成，我们每个人都是渺小的，被裹挟在巨大的社会洪流之中。不过，无奈的同时也有期待，我相信纯粹的音乐会再次得到喜爱。

环球人物杂志：所以你不会迎合这个时代，会坚持唱自己的？

杨钰莹：我是一个真正爱音乐的人。当然，可以有很多形式去爱。以前我站在舞台上唱，后来在乡间、城镇里唱，都很快乐。哪怕只有几千人买我的唱片，么感觉？

杨钰莹：你看，我也不能免俗（笑）。选秀有存在的意义，中国热爱音乐的年轻人实在太多了，他们需要一个平台。当我看到那些年轻人抱着一把吉他上台唱歌，会很感动。这是他们成长的一个渠道。但是，这种节目不要一下子太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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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时候很怀念我们那个年代的娱乐圈。电台、唱片公司、歌手拧成一股绳，一起进步。想起那个时候，心里还会充满阳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的娱乐圈已经不一样了，浮躁、功利、没有节制，有人批评这是“娱乐至死”。

杨钰莹：这是一个充满个性的年代，人们可以自由选择自己喜欢的娱乐方式。但有时候势头太猛，需要往回拉一拉。

有个坚强的母亲

值得杨钰莹怀念的始终是上世纪90年代。那时候，改革开放的观念已深入人心，市场经济开始大发展，老百姓能买到的东西不再只有柴米油盐，还有精神世界所需要的流行音乐。杨钰莹正是在这个时候，用一首首甜蜜的歌，唱出了青年一代对美好未来的憧憬。1991年，20岁的杨钰莹推出的首张非翻唱专辑《为爱祝福》卖出20万张。1992年推出的《风含情，水含笑》和1993年推出的《月亮船》销量猛增到100万张。在那个年代，10块钱还可以买到很多东西，100万人都拿着10块钱去买一盘磁带，这是难以想象的数字。

甜美的声音和相貌是杨钰莹迅速走红的法宝，也正是这两点，让她从小就讨人喜欢。

1971年5月，杨钰莹出生于江西省南昌市石岗村。一家人原本住在市里，父亲是电工，不幸遭遇意外，在杨钰莹出生前几个月去世了。母亲是一名工厂女工，响应党的号召，到石岗村落户劳动，生下了杨钰莹。为了表达“把石岗建设得更美丽”的心愿，她给女儿起名杨岗丽，小名岗岗。这是她的第二个女儿。

下有两个幼女，上有年迈婆婆，再算上自己，这位单身母亲要养活4个女人。她一直没有再婚。为了生计，她买来一台手动毛线编织机，工余时间编织毛衣，赚一点手工钱。编织机的声音成了杨钰莹童年最熟悉的声音：“妈妈的手很灵巧，请她编织羊毛衫的人多得数不清。她很少休息，我入睡时听到编织机的响声，清早醒来时机器声依旧。那时妈妈每天只睡三四个小时，我知道她是在为全家编织更美好的生活。”

如果母亲只会没日没夜地做工，杨岗丽就成不了杨钰莹。这位坚毅的母亲还有一副好嗓子。“妈妈唱歌很好听，小时候我们在外面乘凉，我睡在竹床上，她轻轻拍着我的背，给我唱《洪湖水浪打浪》，那个旋律优美极了。”母亲的歌声成了杨钰莹最早的音乐启蒙。

杨钰莹5岁时，全家回到南昌市区居住。那年的儿童节，街道幼儿园要参加文艺汇演，没有合适的小演员，只好到附近居民家里寻觅。她们看见杨钰莹时不禁惊叹：“好可爱！”就问：“你会唱歌吗？”杨钰莹说：“会啊，我会唱《绣金匾》、《在北京的金山上》……”话还没说完，她就放声唱起来。一看这孩子又机灵唱得又好，幼儿园老师放心了：“就她了！跟我们走吧。”

这是杨钰莹第一次登台演出，唱得正是《绣金匾》。母亲照着女歌唱家郭兰英演出服装的样式，给她做了一套小演出服。《绣金匾》是一首歌唱周总理的歌，杨钰莹小小年纪，唱着唱着还流了眼泪，“那时懂得不多，就觉得旋律太忧伤了”。台下的人见了都感叹：“这个小孩是天才呀！”最终，杨钰莹获得了一等奖，颁奖时，省长把她抱在怀里合影留念。杨钰莹现在回忆起来，都觉得自己“很威风”。

母亲从此注意到杨钰莹的音乐天赋。尽管生活艰苦，她还是给女儿报了市少年宫的声乐班。老师评价杨钰莹：“这是一块有开发价值的璞玉。”每周日下午，当小伙伴们出去跳皮筋、踢毽子、做游戏时，杨钰莹就到少年宫上声乐课，学习枯燥的乐理知识。很快她就受不了了。

9岁那年的一个星期日，杨钰莹本该去少年宫，却偷偷溜出去跟小伙伴们玩，还聪明地按照放学时间回到家。母亲自然没起疑心。一周后，声乐老师来家访，母亲才知道逃学的事，气愤之下动手打了她，一边打一边哭。母亲的眼泪让杨钰莹一下子长大了，从那以后，她再也没有逃过课，认认真真地学声乐。

小学二年级时，杨钰莹当上少先队大队文体委员，胳膊上挂三道杠的臂章。四年级时，江西省选派10名优秀少先队员到北京参加由共青团、全国妇联等单位组织的“中国优秀少年夏令营”，杨钰莹是其中之一。

典型的“外来妹”

1986年初中毕业后，杨钰莹的愿望是继续读高中。母亲想了又想，女儿从幼儿园到初中不断参加文艺演出，已经影响到学习，与其考高中，还不如稳扎稳打学音乐。杨钰莹听从母亲的意见，考入南昌师范学校艺师班声乐专业。

学校规定住校，母亲生怕杨钰莹吃得不好，经常弄些她喜欢的菜送到学校，同学们抢着吃，都说她有个好妈妈。杨钰莹也很懂得体贴母亲，每次周末回家，总是叽叽喳喳地向母亲报告好的事情，母亲笑她是“报喜不报忧”，她就自誉为“家庭天使”。“妈妈辛苦了一辈子，我不愿再让她担心什么。”杨钰莹经常唱歌给母亲听，有时母女俩还会来个二重唱。

师范毕业后，杨钰莹的理想是做一名幼儿园老师。“女孩子的母性是与生俱来的，那时觉得，带着小朋友唱唱歌、跳跳舞，多开心啊。”可老师的一句话改变了杨钰莹的人生轨迹：“你不能当老师，你要去唱歌。”

1989年，中国流行歌曲的前沿阵地在广州，杨钰莹随南昌籍音乐制作人吴颂今南下。起初并不顺利，他们被多家音像公司拒之门外。和其他的“外来妹”一样，杨钰莹跟很多小歌手合住，靠在歌舞厅唱歌维持生计。后来她为电视剧《外来妹》演唱的主题曲《我不想说》，里面就有她自己的经历和感触：“想想长长的路，擦擦脚下的鞋，不管明天什么季节。”

1990年，杨钰莹通过一家出版社推出首张个人专辑《爱我多深》，尽管是翻唱台湾歌星韩宝仪的歌，但订货量达到18万张，使杨钰莹在南方音像市场崭露头角。一次晚会，杨钰莹在台上演唱，台下坐着词作者苏拉和音乐制作人朱德荣。两人一下子被她的歌声吸引了。朱德荣已经包装了李春波、陈少华、火风等知名歌手，很清楚什么样的歌声能红。他直接跑到后台，找到工作人员：“我要签下她，她很完美。”可惜他晚了一步，当时杨钰莹已经被广州新时代影音公司看上了。

1990年10月，杨钰莹正式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成为中国第一代签约歌手，音乐制作人陈珞成为她的导师。公司老总吴建邦信“命理”，对着一本《姓名与命运》的书研究了半天：“你改个名字吧，杨岗丽红不了，叫‘杨钰莹’最好。”从此，“杨钰莹”三个字被越来越多的人写在歌本上，她的照片被贴在窗户上、夹在书本里，直至大红大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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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钰莹签约后不久，沈阳小伙毛宁也来广州发展，同样签约新时代影音公司。毛宁比杨钰莹大两岁，杨钰莹把他当哥哥，两人亲密无间。杨钰莹回忆说：“毛宁经常饿了就跑到我的住处，二话不说，拉开冰箱就找吃的。我也经常和他吵吵嘴、打打架，一起唱歌时也是你痒我一下，我挠你一下。”两人在台上配合默契，被观众们称为“金童玉女”，很多人以为他们在现实中也是一对情侣，其实不然。

“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

杨钰莹的恋情开始于1994年，她到厦门演出，遇见了赖文峰。1996年底，她不顾母亲反对，悄悄退出歌坛，“义无反顾地朝着自己喜欢的人奔去”。

人生际遇是很奇妙的事，一个人的出现、一个事件的发生都可能突然改变原本的生活轨迹。时至今日，仍有人感慨：如果当初杨钰莹没有选择离开，那么今天的她又会是什么样子？可惜生活没有彩排。

“那时候，我们都是20岁出头的年纪，他比我还小一些，我们很认真，感情也非常好。”这是2002年杨钰莹电视访谈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并披露那段恋情的细节。“我们经常一起去乡下喝羊奶。一个骑三轮车的老大爷把羊奶挤出来，我们在炉子上把它煮一煮，加一点芝麻粉，很香的。我们也会一起走乡下的小路，和村子里的老人家打招呼。那是段很快乐的岁月。”2002年的杨钰莹已经31岁，但回忆起这些往事，她一直在笑，做出各种生动的表情和手势，像个小女孩。

那段感情维持了3年多，杨钰莹说，“因为性格问题，大家非常友好地分开了”。随后，1999年，厦门远华特大走私案爆发，赖昌星、赖文峰叔侄涉案。尽管公安机关认定杨钰莹与案件无关，但这个轰动性的社会大案依然把她推向了深深的低谷。

2012年，杨钰莹再次提及那段风雨恋情。“我并不是一个多么完美的人。现在看来，20多岁还是大孩子的年龄，价值观还没完全建立好。最致命的是，青春时期非常懵懂，没有足够的成熟度可以料到自己将会头破血流。”此时，杨钰莹41岁，爱情留给她的已经不仅仅是美好的回忆，还有自省。

环球人物杂志：不同阶段的女人对爱情的看法不尽相同，现在的你如何理解爱情？

杨钰莹：20岁情窦初开时，觉得爱情就是童话，一定会有一个白马王子把我带走，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生活。30岁时，觉得爱情是一场迷人的探戈，里面充满了很有魅力的、小小的战斗，你来我往，带着一点点游戏的感觉，却是一场非常认真的双人舞。但是到了现在，我向往的爱情，是两个人看着同一个方向，而不是看着彼此。最好是亲密的朋友、很好的家人，当然，也是甜蜜的情侣。尤为重要的是，要拥有相同的人生观和价值观。

环球人物杂志：那就是说，如果现在遇到一个价值观是“金钱至上”的男人，一个为了钱不择手段的男人，你不会接受了？

杨钰莹：肯定不会。物质财富积累到一定程度就可以了，再多就觉得是负担。金钱够用就好，可以用来做唱片、发展事业，也可以用来买漂亮衣服、打扮自己，还可以把家人和自己照顾好，这就足够了。

环球人物杂志：今天这个年代，很多人不再相信爱情了，甚至认为你情歌里唱的那种“纯纯的爱”已经不存在，你还相信纯爱吗？

杨钰莹：爱情是人类的信仰，我们每个人都是从爱情中诞生。你可以没有爱情，但一定要相信爱情。一个女人对爱情的憧憬能让她顾盼生辉。

环球人物杂志：现在有太多“闪婚”、“闪离”，甚至为买房子去假离婚。看到这些，不会失望吗？

杨钰莹：有一点悲哀啊。当人们把物质看得比精神重要的时候，爱情信仰就缺失了。但我相信，经过这样一个物质至上的年代后，大家会回归，会回望。哲学家周国平说过一句非常棒的话：人类最美好的享受就是最原始的享受。爱情就是人类最原始的享受。

环球人物杂志：有一首英文诗说：“去爱吧，像没有受过伤一样。”在经历过伤害后，你还能做到吗？

杨钰莹：工作只要努力就会得到回报，但爱情不是，它变幻莫测。就是这种捉摸不定让它更具吸引力。我身边很多爱情非常甜蜜的朋友，他们说自己并没花多少心思，就“遇上了”，他们是很幸运的。对我这个没那么幸运的人来说，爱情需要不断去学习。女人应该在爱情中加入“理性”。这很难，对吧？就因为难才要练啊。一点点理性，可以让我们看得更清楚，拥有更长久的幸福。如果你有很快愈伤的能力，那就勇敢去爱吧。

环球人物杂志：都说爱情是女人的保鲜膜，你现在保持这么好的状态，是不是正在享受着爱情？

杨钰莹：享受生活比享受爱情更滋润。当然，爱情是生活中最玄妙的一朵花，就看你有没有能力抓住它，让它一直保鲜。

在这场爱情讨论的最后，记者轻声触及了她那段“义无反顾”的恋情。

“现在还害怕被提起吗？”

杨钰莹微微一愣，原本注视记者的眼神开始游离飘忽。显然，对于这个话题她依旧有所抗拒。不过，她还是淡淡地回答：“过去经历的一切都是对现在最好的滋养，不必太在意，只要做一个更好的、更本真的自己就够了。像佛教所说，这朵花会开得更美……”

“后悔吗？”

杨钰莹依然继续着关于“一朵花”的讲述，只是下意识地微微摇了摇头。

“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

2000年，经历风雨后，杨钰莹第一次复出。但她失去了曾经的好运，没有人留意她改了歌路，没有人留意她的新单曲，人们更热衷于关于她的各种传闻。

这次复出，杨钰莹与姐姐杨晨丽掌管的深圳一家公司签约，同年推出专辑《故事》，其中的同名歌曲《故事》唱道：“不懂爱，别在乎太多。”这既是她的内心独白，也似乎在告诉所有人：你们并不了解我的爱情，请不要随便猜疑了。

环球人物杂志：曾经所有媒体都“捧”你，后来所有媒体都“踩”你，批评你谈了一场错误的恋爱。那么多的非难，你觉得委屈吗？

杨钰莹：这就是成长的过程，也是媒体成长的过程。上世纪90年代，中国的唱片业刚刚兴起，还是幼苗，媒体对我们更多的是保护，给我们非常好的土壤去成长。直到现在，我仍对那时的媒体心存感激。后来，经历的大多是媒体的批评。如今，我成熟了，媒体也成熟了。我做得好的，他们赞扬；不好的，他们批评。这样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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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球人物杂志：很多人经历了媒体如此大的转变后，会有更强的自我保护意识，你为什么还有勇气面对媒体？

杨钰莹：我也是一个普通的读者和观众。当我在报纸、杂志上看到自己欢的名人访谈时，常常会从他们的表达中获得一些启发。我希望自己也能做到这一点，也许能力有高低，但我把真实的想法表达出来，希望对一些处在成长阶段的年轻朋友有帮助。

环球人物杂志：从你的外表看，真是我见犹怜，一点都看不出你这么坚强。

杨钰莹：我这个职业，坚强是必需的。我说过，我心里可以很爷们的，像个“女汉子”。要感谢妈妈遗传给我的坚强。她们那一代女性，经历了太多艰辛、坎坷和动荡，但妈妈依然保持着美丽和坚韧。这粒种子在我身体里生根发芽，长成我后来战斗的盔甲。

环球人物杂志：除了遗传，也需要后天的锤炼吧？

杨钰莹：当然。小时候我很喜欢《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因为她身上有一种凄美。现在才发觉林妹妹太柔弱了，这个时代更需要端庄大气的薛宝钗。女人在必要的时候要拿出点男人的气度，刚柔并济才能更好地生活。工作这么辛苦，如果不向男士们学习一些坚韧和果断怎么办？每天晚上哭吗？

环球人物杂志：你还说过自己要像王熙凤？

杨钰莹：那是我对主持人的形容，从头到尾，要在台上招呼每一个人，掌控全场，有点像管家婆王熙凤。但是作为女人，她有点太狠毒了，我学不了她。我理想的女性，就像我最喜欢的珍珠一样，光泽虽然柔软，质地却很坚硬。

“做了10年闲云野鹤，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

2002年之后，身心俱疲的杨钰莹再次选择离开，开始了10年“隐居”。有人说在澳大利亚见过她，有人说在深圳见过她。采访中，杨钰莹用“闲云野鹤”来形容那段生活，是“生命中最美好的时光”。她把向往很久的地方都走了一遍，从欧洲、南美洲、大洋洲到东南亚。

她孤身一人，一边旅行一边参加各种短期学习班，在每一处停留的时间都不同，有的半个月，有的一个月，有的甚至更长。“喜欢一个人，会希望多待在他身边，多感受真实的他。喜欢一座城市也一样。”

杨钰莹在澳大利亚生活了一年。在她看来，那里结合了欧洲与中国的气质，现代又不失淳朴，可以稍稍缓解自己对家乡的思念。在悉尼，她参加学习班，结交来自世界各地的朋友，听着“南腔北调”的英语，不再为自己的口音感到尴尬。她会和一群朋友结伴去看烟花，或是穿几十块钱的T恤，和同学们牵着手在街上逛，走上几个小时，球鞋都走破了好多双。

有时，外国朋友好奇地问她：“为什么你唱歌这么好听？”杨钰莹带着小小的得意：“因为我是天才啊。”那一瞬间，仿佛穿越了时光，变成了很多年前的自己。

有时，走在异乡的街头，当地的华人会认出她，反而比国内的人们态度更友善。这让她感觉温暖而自在：“不认识的人，却像老朋友。我很享受那一刻的小幸福。”

偶尔回国，杨钰莹就和定居在深圳的妈妈、姐姐一家住在一起，过着简单的生活。

环球人物杂志：媒体曾用“急切”形容你2000年的那次复出，2012年再次复出，你看起来很从容。是不是10年隐居生活改变了你的心态？

杨钰莹：是。这10年，把自己放逐在天地间，不同的地域、不同的文化带给内心的新鲜感、冲击感非常强烈。

当我面对其他国家的文化时，首先会想到是什么样的文化抚育了我，让我成了现在的样子。我在卢浮宫看到那些西方油画，就会想到中国的国画和水彩画，它们完全可以和卢浮宫的画媲美，甚至更美。我走过的地方越多，越留恋自己生活过的地方，越爱自己的国家，因为那是根。

环球人物杂志：在这样悠然的状态下，对以前那些想不开的事情，是不是也就想开了，不计较了？

杨钰莹：我解开内心疙瘩的能力还挺强的，出国前就解开了。这10年看了很多书，其实从一个人看的书中，就能发现成长的轨迹。少女时期，我喜欢看小说，最初看琼瑶、张爱玲的小说，后来看内地作家池莉、陈染、林白的小说。再大一些，就爱看哲理方面的书，比如南怀瑾的、周国平的。现在，开始看一些宗教方面的书，比如星云大师的，还有印度人克里希那穆提的书。这个印度人被公认是20世纪最伟大的灵性导师，看他的书，有很多感悟。

环球人物杂志：为什么你现在会转向看这样的书？

杨钰莹：为了寻找智慧。所有的一切都在智慧之下。

采访过程中，杨钰莹一直带着甜美的微笑，极尽礼貌、周到，中途还取来两盒精美的巧克力与记者分享，试图让彼此看起来更像朋友。但对于一些问题，她表现出的“警觉”过于敏感，选择用答非所问的方式“保护”自己。这不禁让人想起一位曾采访过上千位名人的记者对她的评价：“人品不坏，但你就是没法跟她正常交流。”岁月的痕迹和人生的风浪没有刻在她的脸上，但毕竟刻进了她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