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瑞林心得体会

2024-04-16

刘瑞林心得体会（共4篇）

篇1：刘瑞林心得体会

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

——参加2016年春季教育教学工作表彰大会心得体会刘瑞林

2016年3月25日下午，我们新寨店镇全体教师在新寨店中学参加了“2016年春季教育教学工作表彰大会”。通过这次大会，让我深深地感到教师这份职业的肩负的责任。我想：教学不比种庄稼，庄稼一年没种好，可以来年再种。而学生一旦没教好，就会耽误学生一辈子。我们教师在每天所做的极其平凡的工作之中，始终牢记为学生负责，为家长负责，为社会负责，为国家负责。当你每天忠实的履行着自己神圣职责的时候，也就是在为自己负责，要成为一名新时期合格的人民教师，那将是——敬业、勤业、精业。

敬业，是对良知的尊重，是神圣在工作中的体现，是在工作中流露的优秀品德和人格。敬业的人，会专心致志于本职工作，在工作中尽心尽力，尽职尽责，尽自己的义务，努力将工作做好。对教师而言，就是尽自己应尽的教育义务，表现出高度的责任心和对得起职业，对得起学生的教育良心。教师的劳动，很难用严格的时空、具体的标准来度量。忠于职守、尽职尽责的工作，主要靠教师的职业良心和自律精神。教师时刻不忘自己的责任，把无愧于事业、无愧于学生、无愧于自己作为工作的座右铭，经常用职业良心这个天平去衡量自己、鞭策自己，形成强烈的责任意识，从而产生强大的工作动力。

勤业，就是勤奋地从事自己的工作，这是尽职尽责的态度在日常工作中的具体展现，也是人的生命价值在平凡的点滴的具体事务中实现的惟一途径。只有勤奋的人才能更敏锐地发现机会和创造机会，“教育者的责任就是不辜负机会；利用机会；能用千里镜去找机会；去拿灵敏的手去抓机会”。学校无小事，教育无小事。每一张教案，每一堂课，每一次作业，都需要去认真对待；学生上学、放学，课间活动，都需要去密切关注；思想、心理、学习、身体、个性发展，都需要去全面关心；活泼好动的、沉默寡言的、优秀的、顽皮的、聪明的、落后的，都需要去细心呵护；成功的喜悦、失败的伤感、平凡的细节、难忘的片断，都需要及时总结。这一切，只有在勤奋者的耕耘之中才会领悟其中的精华所在。“教师的职务是千教万教，教人求真”，“先生不应该专教书，他的责任是教人做人”，陶行知先生的这些论述都启示我们，培育学生良好的人格是教师的重要职责。育人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在新的历史时期，更赋予我们重大的责任，需要我们付出艰辛的劳动和不懈的努力。

精业，我们处在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我们面临的教育对象是国家与民族的未来，教师惟有不断的自我发展、自我提高、自我完善，才能更好的履行教育这神圣的职责。做一个现代人必须取得现代的知识，学会现代的技能，感觉现代的问题，并以现代的方法发挥我们的力量。时代是继续不断的前进，我们必得参加在现代生活里面，与时代俱进，才能做一个长久的现代人，我们做教师的人，必须天天学习，天天进行再教育，才能有教学之乐而无教学之苦。教师要不断的更新教育理念，用先进的教育思想武装头脑；不断的掌握广泛的文化科学知识，更新知识结构；不断的学习现代教育技术，运用现代化的教育教学手段提高工作效率；不断的反思总结，在理论的指导下大胆实践、勇于探索，我们确不能懈怠，不能放松，一定要鞭策自己，努力跑在学生前头引导学生，这是我们应有的责任。

一名优秀的教师，应该是教学能手，更是科研先锋，这样的教师，才能可持续发展,才能更好的履行自己的职责。教师应该紧密结合教学实际，立足课堂，以研究者的眼光审视和分析教学理论和教学实践中的各种问题,进行积极探究，以形成规律性的认识。一名教师“只有研究和分析事实，才能使教师从平凡的，极其平凡的事物中看出新东西，能够从平凡的、极其平凡的、司空见惯的事物中看出新的方向、新的特征、新的细节，——这是创造性的劳动态度的一个重要条件，也是兴趣，灵感的源泉。”

在以后的教学中，我将以这些优秀教师为标准，勤勤恳恳、兢兢业业教学，做一名合格的人民教师。在即将退休这一段时间里，站好最后一班岗，向党向人民交一份满意的答卷。3

篇2：刘瑞林心得体会

河曲中学刘瑞林

信息技术的飞速发展，推动了教育从目的、内容、形式、方法到组织的全面变革。站在教育第一线的教师，完全有必要对教学过程重新认识。教师运用现代多媒体信息技术对教学活动进行创造性设计，发挥计算机辅助教学的特有功能，把信息技术和数学教学的学科特点结合起来，可以使教学的表现形式更加形象化、多样化、视觉化，多媒体应用与教学改革创新的密切关系，主要体现为多媒体的先进特性在现代教育思想、教育理论的指导下能够得以充分地发挥，对探讨新的教改思路，培养新的教与学的思维方式，启发活学活用的创新精神，寻找教学改革的创新点，具有现实的意义。多媒体教学应用与教改创新的结合，是一种新型思维能力的训练，一种先进、超前意识的强化，从而使多媒体的教学应用更有创造性，更有实用价值。

多媒体教学应用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其理论研究、技术进步、硬件发展、实践应用相关紧密。多媒体教学应用不是工艺型、技术型的问题。不是了解一些概念，掌握几种套路，更重要的是一种新型思维能力的训练，一种先进、超前意识的强化，一种探索和创新精神的培养。针对当前多媒体教学应用取得的经验和存在的问题，努力为教学改革寻找创新点和突破口，使多媒体的教学应用从热点走向制高点，从低层次徘徊向高水平发展和持续发展，形成规模和整体优势，真正担负起承前启后发展现代教育技术的重任。

一、寻找教学改革的创新点和突破口

1．无论那一种媒体形式，只有在教学中切实起到了其它媒体无法替代、举足轻重的作用，使教师和学生亲身感受到其教学应用的优越性、实用性、科学性和先进性，才能认定此种媒体形式在教学中的存在价值。

先进的教学媒体只有为先进的教育思想服务，它才具有目标和出发点，具有自由广阔的创作天地，具有活的灵魂。如果承袭落后的教学思想，沿用陈旧的教学方法，简单地进行媒体替换，则只能是从“人灌知识”到“电灌知识”、“新瓶装老酒”或“大炮打兔子”，大材小用，难以摆脱低层次的徘徊。可以说在大家都掌握了多媒体的一般技术以后多媒体教学水平的高低，应用价值的大小，取决于设计、技术人员的现代教育理论的修养和综合素质。这就如同产品的设计和产品加工的关系。

2．现代教育的思想、理论、观点，都是为了适应时代的发展，适应社会对人才需要的变化，在教育改革上提出的更高要求。一般书架型、工匠型的人才已经不适应知识快速更新的信息社会的发展需要，而素质全面，接受继续教育能力强，智能型，有创新精神的人才，则更适应时代的激烈竞争。所以教育家们提出要促使传统的以教师为中心，以课堂为中心，以书本为中心的教育方式转变为以学生学习为中心，以强化个体实践为中心，以信息交流为中心，变被动教育为主动教育，变应试教育为素质教育、变知识教育为智能教育。这一类的观点以往很难在教学中得以实现，而先进的技术则可以促进先进思想的实现。有了现代教育技术的支持，许多新的教学模式、方法和手段便可以应运而生。所以，教育家对教育改革提出的更高要求，是进行多媒体教学应用研究的基本思路、主要途径和重点，也是进行教学改革的创新点和突破口，我们应据此来发挥多媒体技术的特性。

二、发挥多媒体信息集成控制的特性，促进教学和学习效益的提高多媒体技术主要特性中的多种媒体信息集成控制性，是教学应用中最普遍常用的特性。

1.可以大大提高学生在有限的单位时间内获取更多的信息，较彻底地分解知识技能信息的复杂度，减少信息在大脑中从形象到抽象，再由抽象到形象的加工转换过程，充分传达教学意图。

2.多媒体比电视在使用上更加操作灵活，控制方便。这就是信息集成控制的特性。其价值的关键所在，不仅是如同电视具有较强的形象表现力，即“好看”，而且还在于信息灵活呈现的随机控制能力，即“好用”。在“好看”和“好用”的关系上，多媒体更突出的是“好用”的特性，避免了电视教材千篇一律的灌输式的缺陷，教师可以真正做到以学生为中心的情景式教学，是现代教育所提倡的加强教与学的交流，调动学生主观能动性的有效形式。如，没有多媒体教学手段的支持，进行情景式教学往往力不从心，勉为其难，3.多媒体的信息集成控制性，有助于教师指导学生课外主动学习。在多媒体教学时，教师可以考虑课堂与课外形式的相互补充，有意识的精选课堂教学内容，突出重点，节省学时，这也是一个教学创新点所在。

4.多媒体教学，特别适合知识更新和随时在教学中增补学术前沿的内容。多媒体教材的增删修改、吐故纳新，教师可以自行完成，甚至学生也可以参与。而幻灯、录像教材常依赖于专业人员和专业设备，更新周期相对较长。这样多媒体就容易使教师以学生为中心，进行主动教育的主导意识进一步增强，教学中许多僵化、陈旧的东西也会受到冲击和更新。

五、把多媒体与网络结合，进行开放教学和协作学习

三、以多媒体教学设计促进教改创新

多媒体的教学应用，重要的是教学设计。缺乏科学合理实用的教学设计，就会有教材不会合理应用，有条件不能充分发挥作用，有能力而无法施展。好的教材，通过好的教学设计，可以使它的应用价值升值。多媒体教学的教学设计，一般应注意以下几点：

1.首先要把多媒体与其它多种媒体同样看待，研究多媒体与其它多种媒体的有机组合，因为多媒体不是万能的，有优势也有不足，它只是综合了其它媒体的优势，而没有达到其它媒体的最佳表现力。如幻灯的高清晰度和电视大容量的活动图像和动态表现力。因此，在教学中要合理设计、搭配、应用多媒体和其它媒体，共同发挥出综合效益。

2.选择适合发挥多媒体特性的教学内容，制作多媒体教材，如形态学内容，微观、宏观的教学内容，机理抽象复杂的教学内容，实习教学内容，实验技能训练课内容，使有限的制作能力用在关键的地方，好钢用在刀刃上。

3.根据不同的教学要求，采取不同的多媒体教学手段，科学设计多媒体教材的系统功能，如电子提纲型，综合演示型，实验操作型，考试测验型，资料工具型，网络教学型，充分发挥各种功能的优长，做到媒体优势与效益的有机结合。

4.多媒体的各种特性的发挥，不应以花样翻新或计算机技术的难度来评定优劣，不能认为多媒体教材做的越复杂，技术难度越高就越好，其简单和复杂的程度，应重在准确、简捷和恰到好处的教学实用性，要尽量以少而精的计算机资源，制作出简而优的多媒体教材。

5.研制多媒体教材要在创新上狠下功夫，创新，就要充分发挥多媒体的特性，了解最新理论和技术研究成果，广泛征求任课教师的意见，努力取得教学中第一手的实验资料和新的理论认识，积极探索精品制作与教学创新点相对应的良性循环路子。

篇3：刘瑞林：一本书和一群闷人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文字背后是一群理想主义出版人的内心坚持

第一次见刘瑞林是在今日美术馆的沙龙里。沙龙的主题已经记不清了，仿佛有关影像的历史。参加沙龙的几个人倒是大有来头，一是陈丹青，一是章诒和，再一个就是刘瑞林。

刘瑞林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副总编辑，这些年一批好书的幕后策划者。我只知道这么多。甚至此前，我一直以为她是个男人。

有限的了解一半来自无知，而更多的出于习惯。很少有人在读书的时候，会主动翻看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或者策划。对于每一位寻常的读者，与一本好书相遇，产生共鸣，能够忍不住去追问是哪家出版社的，已经很不易了。

从那时候，我开始试着寻找刘瑞林这个人，但除了知道她编了哪些书，我对这个人的其他，还是来自于想象，我想象这个人，应该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前辈。

以至于那个下午，她一直就站在我身边，我还四处逡巡，思索着怎么去提问这个好心的老年人。

她竟然如此年轻，而且一张口就知道是个随和且不善于辞令的人。

这差不多是她和她那个团队给我自始至终的最深印象—— 一群撇开书，沉闷得令人紧张的人。

书缘

围绕着刘瑞林和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往往存在着几个误会。

一是以为这些人偏居广西，还能把握时局，坚持出版一大批好书；二是以为这个团队肯定都是一帮上了年纪的人。

结果，许多业内人士慕名去了桂林，却发现，原来广西师大出版社的人文社科书都是在北京策划的。

那就是“北京贝贝特”——出版社在北京的分支机构。而更进一步，才知道，原来这不是一群头发花白戴花镜的老同志，而是一群小年轻。

小年轻们的带头者刘瑞林，用谢泳的话来说，竟然是出版界少有的美女。而且年纪轻轻，就有一大批顶尖学者紧密团结在她的周围。

陈丹青就不止一次地说过，自己的所有书，都归刘瑞林出版。人缘好成这样，令其他出版社同仁艳羡到嫉妒。

倒不是刘瑞林真的有多漂亮，而且她给我的第一印象，也只是有点沉闷。这份沉闷一直持续到她带我去她的办公室。走进她的地盘，立时觉得一切气氛都对了。

刘瑞林很喜欢带人到她的办公室坐坐。那是一栋四层小楼，位于和平里的化工大院。把出版社安在居民小区，恬静中多少透着些无奈。这让人迅速联想到香港的二楼书店，很生活，但之于书的处境却有些不妙。

房子是租来的，但刘瑞林依然把它装修得精致。坐在自己的办公室，刘比在外面显得放松许多。她是个对环境要求挺高的人，“陈丹青到我们的编辑室，就像到他自己的工作室一样。”

小楼里，最为醒目的就是一句话，“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这是同事们想出来能代表出版社的唯一话语，似乎有种励志的意味。

这句话曾经一度被当当网“借用”在他们的网站上，后来愣是在贝贝特人的抗议下，悄悄拿下。

这帮较真的人，有时让人难以理解，比如和他们聊天，问你的第一句话几乎都是，平时读什么书？要是知道你读书不多，对话一般不超过三句半。

这也许就是做书的人讲究的书缘。所有话题从书开始，书里面海阔天空，撇开书沉闷得发慌。

人缘

有人把广西师大出版社和另一家专做畅销书的出版社同时归为市场化出版社，这让刘瑞林有些较真。

“我们什么时候也变成市场化了？”在刘和她的年轻同事们心里，对自我的定位，应是离市场远点的，就像他们刻意把办公室建在居民区一样，让读书与生活并行。

刘瑞林上次去台湾，在诚品书店兴奋地待了一夜，搜寻到无数好书。她把一本介绍波普之父的《安迪·沃霍尔的哲学》带到内地，不仅引发了国内的文化热潮，国外出版界对此都刮目相看。

但偶尔，他们也会在私底下苦恼，一些历史书的市场压力很大。

做书的人，生活却很简单。刘瑞林跟大家一样每天地铁上下班，单位实行企业化管理，打卡，朝九晚五。中午在附近小餐馆有顿工作餐，简单的四菜一汤。席间无话，迅速地低头扒饭，然后继续返回工作岗位。

这些年轻人平时沉闷得有些发涩，眼神纯净，衣着朴素，编辑们大多不修边幅到头发翘起老高，却浑然不觉。

北京贝贝特的特约作者谢泳对他们的评价是：这是一群有活力，行动力很快，踏实干事的团队。

刘瑞林则在这些评价后又加了一句，“都是一群爱书如命的人”。刘是1980年代的大学生，学哲学出身。她上学时特别喜欢看西方哲学，借光了学校能看到的所有哲学书。依然不满足，把书目抄下来，然后一本本想办法借。

之所以进这个行业，也是因为喜欢跟做书的人打交道。刘瑞林对书有种天然的敬畏感。年轻的编辑兴趣广泛，既想出艺术类书又想出哲学类书，刘瑞林就说，“你一辈子能把一类书做好就已经很不容易了，如果感觉随便做做就能出一本书，那种感觉就太不对了。”

贝贝特能持续出好书，除了整个团队肯为理想而奔波，也跟刘瑞林的管理方式有关。

她很少挖角一些成熟的出版人，因为很难改掉出版环境中的一些“陋习”，她宁肯招一些刚从学校出来的学生从头教起。

这些学生大多是学文史哲的，离开学校就进了这里，所以一直没断了读书。

喜欢读书，也能进入到书中的世界，而且人品都不赖——刘说她对人品很挑的，因为只有这样，大家共事才简单，专注于做事。

刘在公司的考评中并没有把待遇与销售量等经济指标挂钩，她觉得这很重要。她给同事制定的奖金是内部购书券，转了一圈还是回到了书。

首先是一群爱书的人，然后就会想要做爱看的书，日积月累，就出了这么些好书。

环境

在如今的出版环境里，出一两本好书不难，但长年持续出好书，就变成了出版人的一种内心坚持。

刘瑞林大学毕业去了山东画报出版社。她在这里策划出版了老照片系列，一直受到市场追捧。37岁做到副总编辑，而这家出版社体制内的制约，却让她最终选择了北京贝贝特。

这是国内出版界的普遍处境，要么是受体制约束的老单位，思路受限。要么是脱离了体制的文化公司，却没有出版权，行动受限。

刘瑞林看中北京贝贝特的原因是，既有体制内的稳定性，又有体制外的灵活性。

那是五年前，体制内出版社的沉闷让刘迫切地希望出来透口气，于是，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的社长肖启明，把她请了来。让她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副社长和副总编辑，对书籍有着直接的终审权。北京贝贝特作为广西师大出版社的权责机构，与总社本质上也只是办公地点不同而已。

广西师大出版社的快速崛起，恰好处在中国出版业的大发展中。在它们前20年的发展中，还带着明显的高校出版社痕迹：以高校职工为主，校长兼任社长。出书的方向也以做教辅和学术著作为主。

1998年，社里一批专业人士成了主力，社长肖启明和总编何林夏，分别出自中文系和历史系，这两个人铁了心要大力出版学术书。并且比全国出版社提前一年，开始了自己的十一五规划——核心就是发展出版市场化。

此前，出版社基本走以书养书的路，要么靠做教辅书来养，要么靠评奖。要想持续出一些好书，这并不是个长久良性的办法，必须要让书能够自我生存。于是他们决定走出桂林，到北京建立分支机构，成为打开局面的必然趋势。

2000年，广西师大出版社在北京成立了全资或控股的出版顾问有限公司，取名贝贝特，意为“to be better”。

这在当时还是颇为大胆的一件事，因为国家明文禁止异地建社。但民营书店和民营文化公司却已经开始遍地开花。在肖启明的坚持下，北京贝贝特成立了。

设立之初，就确定了北京贝贝特要走学术人文图书的路子。为了在短期之内向业内推出自己，采取了版本升级的方式。把过去已经出版过的一些学术人文图书，没有再版，却仍然有市场空间的，拿来以改换形式的方式重新推出。

这套名为雅典娜译丛的书，在那两年竟一口气做了400本。第三年，接着又推出了200本翻译版本的学术人文图书。一下子市场上铺天盖地。

在这样的重磅推介下，确实引起了经销商和媒体的关注，市场占有率和形象也出来了。但也有风险，因为出版量过大，造成了一定量的库存，且书目质量有些良莠不齐。

而其实这3年都是靠总社做教辅的书来支持北京新社的发展。

刘瑞林到任时，正值北京贝贝特比较混乱的时期，之前的发展路线似乎难以为继。但该向哪里去又方向不明。

刘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将学术人文图书的发展方向改为人文社科图书。

“我特别讲究书的可读和好看，所以看我们书的多是些非专业人士。其实出高端经典书不难，而把好书做到市场叫好，是比较难的。什么是最好的书？除了内容好，精神灵魂有很鲜明的追求，形式上也有非常高的要求。而且好书都会曲高合寡，高端的学术书给文化人，畅销书给大众，除此以外最好的书如何做到通俗化，这是大家最关注我们的一点。”

于是，刘瑞林会推崇出一些海外学者的著作，如许倬云、唐德刚。同时也会做一些回忆性质的历史书，如他们的新书，一个驻中国15年的外国记者的《民国采访战》。严肃，人文，但又不失趣味。

在她看来，过度跟风诠释对于出版社是一种赔本的买卖。一个总是试图找着赚钱的出版社，不是一个有文化品位和人文情怀的出版社。

温故

两年前，刘瑞林开始压缩出版量，此前每年大约有200本的书籍出自这个不到40个人的团队。几乎每隔两天，北京贝贝特要出版一本新书。

而与此相反的是，从2004年刘瑞林开始策划出版温故系列丛刊。这本介于杂志和书籍之间的小书，是刘瑞林想了很多年的东西。

早在山东画报出版社操作《老照片》的时候，刘就感觉到市面上缺乏一部从个体角度对以往生存状态追怀的书。《老照片》属于个体对于影像的追记，而关于文字，始终相当缺乏。以至于很多时候，人们拿着当年的照片，却怎么也找不到历史上的参照点，要么是误差，要么就从来都是盲点。

这用黄仁宇的话说就是大历史下个人叙事的缺失。刘瑞林也是最早看明白这些的人，她试图希翼通过《温故》来与时间和固有的意识形态消磨。

这显然是个吃力而不讨巧的路子，《温故》遵循着一套中正平和的叙事方式，还原每一个人经历的历史。然而即便如此，依旧让一些人不满。

《温故》进行到第七期，其中一篇何方关于当年外交部的人和事，依旧引起了不小的风波，致使这本刘寄予厚望的刊物，差点夭折。

之后，《温故》的风格更加舒缓平和，起先他们打算温20年前的故，因为太近了只怕还没有故的感觉。1949年以后的故事比较多，也容易产生共鸣，但却因为人事健在，有些话题不好说，得罪人。

于是，刘瑞林和她的团队不得不又把温故的时间再靠前，放到民国，这些内容现代人还是很爱看，但却让刘和她的编辑们又陷入到了另一个怪圈，那就是与时间对抗的消磨之中，民国旧事，如今多是物是人非。

对于这些被遮蔽的历史，《温故》怎么样用一种生动可信的形式，而不是以干巴巴的道理或数字讲出来，这个比较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