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案应定运输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论文

本案应定运输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论文（精选3篇）

篇1：本案应定运输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论文

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还是土地使用权纠纷

[案情]

原告黄裕昌诉称，2005年6月7日，作为农村集体土地发包方的被告启东市惠萍镇长兴村村民委员会，对原告承包土地进行调整，以原告女儿已出嫁，其户口不在本村为由，将原告承包土地中属于原告女儿的部分由被告调整给其他农户经营。被告的行为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为此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其1.03亩承包土地。

被告启东市惠萍镇长兴村村民委员会辩称，其与原告之间的纠纷属于土地使用权纠纷，而不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故应当由政府予以处理，请求驳回原告的起诉。

[裁判]

江苏省启东市人民法院认为，原、被告之间的纠纷是土地使用权纠纷，应当由政府予以处理，而不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因此，原告的起诉不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零八条第四项规定，裁定：驳回原告黄裕昌的起诉。

宣判后，原告黄裕昌不服，向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称，本案是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而发生的纠纷，并非土地使用权纠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有关规定，人民法院应当依法受理。

江苏省南通市中级人民法院认为，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第五十一条第二款的规定，农村土地承、发包方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侵犯承包经营权竞合而发生的纠纷，不属于政府处理范围。因此，对土地承包经营权侵权发生的纠纷，人民法院应当受理。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四条、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二项、第一百零八条之规定，于2005年8月25日裁定：

一、撤销启东市人民法院(2005)启民二初字第0448号民事裁定;

二、指令启东市人民法院对本案进行审理。

[评析]

事实上，本案是因农村集体土地承包合同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权而发生的纠纷，但在法院审理过程中，又涉及两个主要的争议焦点：1.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纠纷还是土地使用权纠纷;2.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一、本案是土地承包合同经营权还是土地使用权纠纷

从民法角度讲，土地承包经营权具有物权性质，并有一定的社会保障性，是农户的生存依靠。根据本案案情，原告对1.03亩土地拥有合法承包经营权。对此由其向法院提供的《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予以证明。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村土地承包法》的相关规定，在一般情况下，该承包经营权应当保持30年不变。因此，在承包人依法承包土地的期限内，如因特殊情况确需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那么必须征得承包人的同意并由承包人在流转手续上签字认可。当然，法律也允许承包方自主流转承包经营权。但是，由于以转让方式流转必将改变发包方与承包方之间原有的土地承包关系，承包方因此将丧失在承包期内的相应的土地承包经营权，因此，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必须履行相关的审批手续。而且，以转让方式流转土地承包经营权的，应当由双方当事人协商一致，报村、乡审批并办理有关承包合同和土地承包经营权证的变更等手续。而本案被告显然没有履行相关的手续，且原告持有的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上也没有任何变更的记载。因此，原告至今仍是讼争1.03亩土地的合法承包经营权人。

综上所述，本案被告村委会未经过原告同意，擅自以其女儿出嫁，户口已不在本村为由，将属于原告承包经营的1.03亩土地变更至其他农户名下，这一行为侵犯了原告合法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此外，原告起诉要求被告返还已调整的承包土地，从形式上看，是因承、发包的合同当事人之间因该合同而发生的纠纷。而从权利属性上讲，这一纠纷又属于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侵犯承包经营权竞合而发生的纠纷，并非土地使用权纠纷。

理由在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第十六条规定的争议是指因土地所有权和使用权的权属不明发生的争议。即在无法确定所有权和使用权归谁所有或者谁享有使用权的情况下，那么对于这种争议，则应当首先由当地人民政府作出处理决定。争议双方的当事人如果对人民政府的处理决定不服，才可以向人民法院起诉。这种诉讼在性质上属于行政诉讼，而且是一种将行政复议作为前置的诉讼程序，而非民事诉讼。本案中的土地承包经营权权属明确，因而不属于土地使用权纠纷。

二、本案是否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

如上所述，如果本案当事人之间有关的土地纠纷属于土地使用权争议，那么，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及其实施条例的相关规定，首先应当由当地人民政府先行处理。亦即人民法院不能直接受理本案。假如人民法院已经受理，则应裁定驳回原告的起诉。

综观本案，原告对讼争土地享有承包经营权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故对原告的土地承包经营权依法应予保护。而且，本案中并不存在原告对土地承包经营权进行转让的事实。因此，原告起诉要求返还原属其承包经营的土地，属于维护其自身合法权益的行为。

更需要指出的是，原告以村委会将其承包土地中属于其女儿的部分调整给其他农户经营，违反法律规定和承包合同的约定，被告的行为侵犯了承包经营权为由，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已经向人民法院提供了主要证据《农村集体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因此，这种纠纷实质上是农村土地承、发包方的当事人，因土地承包经营合同和侵犯承包经营权竞合而发生的纠纷。本案原告持有土地承包经营权证书，对承包土地享有合法使用权，权属非常明确。原告现因其承包的土地被村委会发包给其他村民承包而起诉村委会，要求其返还承包经营的土地，系因土地承包经营权发生的纠纷，原告黄裕昌和被告村委会是该土地承包合同的平等民事主体。因此，原告起诉认为其土地承包经营权被侵犯，应属民事诉讼受案范围的理由是成立的。当事人在此情况下直接向人民法院起诉，人民法院应当受理。对此，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涉及农村土地承包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法释[2005]6号)第一条第一款第(一)项就已作出了明确规定。

综上分析，本案是农业承包合同纠纷，而非土地使用权纠纷，因此，应当属于人民法院受理民事诉讼的范围。二审法院的处理符合法律规定。至于本案在受理后如何在实体上进行处理，则是另外一个概念，故笔者在此不予讨论。

篇2：本案应定运输合同纠纷还是委托合同纠纷论文

成民事纠纷？ 被告人李正山，男，４０岁，农民。１９９９年３月，被告人李正山经人介绍为某市灯具厂对外洽谈销售灯具业务，灯具厂于１９９９年４月通过电传的方式发给被告人李正山委任书一份，委任书中称：“某市（县）各有关单位，兹介绍我厂营销员李正山同志代表我方与你方签订有关路灯灯具业务合同。”与此同时，灯具厂还派副厂长赵宏明、总账会计周成良到重庆市某县，被告人李正山即与灯具厂派来的副厂长赵宏明、总账会计周成良一起与某县建设委员会洽谈灯具业务。同年５月１９日灯具厂与某县建设委员会订立了工矿产品购销合同一份，约定由灯具厂供给某县建设委员会单臂路灯１７０组，双臂路灯２６０组，货款总价值７８３０００元，被告人李正山作为厂方的委托代理人在供货方一栏中签了名。当日，灯具厂副厂长赵宏明作为厂方代表与被告人李正山签订了协议书，双方就这笔业务的业务费结算做了约定。协议签订后，被告人李正山先后向灯具厂借款３３３００余元，用于差旅费用和代垫运输费用。某市灯具厂实际供货单臂路灯２３２组，双臂路灯１１０组，总计货款６１１４１６元。被告人李正山先后从某县建设委员会收取货款５２６０００元，回笼给厂方３３００００元，剔除被告人李正山应得的业务费５１４２２元外，余款１４万元被被告人李正山挪用。

分歧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正山接受灯具厂的委托担任其营销员后，又与该厂签订了协议书，约定了所做业务的业务费结算方式。被告人李正山在担任灯具厂的营销员后，以该厂的名义对外签订并负责履行供货合同，所订立的供货合同承担责任的主体为某市灯具厂和某县建设委员会，所得货款扣除被告人李正山应得的业务费外，其余应当如数归灯具厂所有，而被告人李正山却利用负责签订、履行合同的职务之便，将应当回笼归某市灯具厂的货款挪用，数额较大，且至今一直未能归还，严重地侵犯了企业的财产所有权利。被告人李正山的行为符合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构成挪用资金罪，应当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正山是个农民，虽然接受了灯具厂的委托，并以该厂的名义对外签订供货合同，但被告人李正山既不是该厂的在编正式人员，也没有在受聘后形成劳动合同关系，平时不享受厂里的任何福利待遇，只是在推销产品中赚个差价部分，税收、养老保险、医疗保险等均不是由厂方负担。因此，被告人李正山的主体资格不符合法律规定，因而不构成犯罪。被告人李正山的行为只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应当承担民事责任

评析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规定：“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挪用本单位资金归个人使用或者借贷

给他人，数额较大、超过三个月未还的，或者虽未超过三个月，但数额较大、进行营利活动的，或者进行非法活动的，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挪用本单位资金数额巨大的，或者数额较大不退还的，处三年以上十年以下有期徒刑。”根据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第一款的规定，该罪的犯罪主体为特殊主体，即只能是公司、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工作人员。这里所说的“公司”，是指依照公司法的规定设立的有限责任公司和股份有限责任公司；“企业”则是指上述两种公司以外的任何依法从事营利性活动的经济组织，如工厂、商店、宾馆、饭店等；“其他单位”则是指既不是公司和企业，也不是国有单位。纵观本案的情况，被告人李正山是个农民，不是灯具厂里的正式职工，也不享受该厂的其他福利，而是临时接受委托为灯具厂代为签订供货合同，且双方亦没有形成劳动合同关系，被告人李正山与灯具厂之间签订的协议，是对业务费结算问题作出的约定，对于这份协议可视为是平等主体间的权利义务关系；被告人李正山与灯具厂之间存在委托关系，这是客观事实，但这种委托关系不能等同于刑法第九十三条中所规定的“委派”，这里所说的“委派”是针对国家工作人员犯罪而言的，而“委派”的前提条件是“国家机关、国有公司、企业、事业单位”到“非国有公司、事业单位、社会团体从事公务的人员”。很显然，被告人李正山不符合法律所规定的“委派”条件。因此，不能将刑法第九十三条中的“委派”规定，用来套用刑法第二百七十二条

第一款挪用资金罪的主体确定；修订后的刑法废除了类推制度，实行了彻底的罪行法定原则，当法律没有对某一犯罪构成作出立法或司法

篇3：是诈骗还是委托合同纠纷

□作者：钟言

—— 一起被定性为“诈骗罪”案件的法律分析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和市场化改革的深化，人与人之间的经济交往逐步增多，各地因委托合同纠纷而产生的诉讼也增长很快。法院在处理类似诉讼的过程中首先要判断原、被告之间到底是普通的合同纠纷还是合同诈骗，因为这将决定原、被告之间是走民事诉讼程序还是走刑事诉讼程序。本文所列举的案例就是一起被告辩护律师与法院法官在案件性质认定方面意见完全相左的例子，被告辩护律师认为是委托合同纠纷，属民事范畴，而法院认为是诈骗，属刑事范畴。案件由来

2005年7月的一天，侯某找到他的朋友——北京某文化公司董事长周某，说有二个孩子高考落榜了，想花钱上一个好大学，周某说那就打个电话问问吧，随后周某当着侯某的面给王某打了电话，王某答应给办，并提出所需费用为十八万，于是周某通知侯某将十八万打给了王某，王未办成钱也没退。

因王某久办不成周某又四处托人，几经周折听说麻某能安排，周某自己又拿出十八万元钱请麻某安排。但麻某最后也没有办妥，于是其中一个孩子的家长李某联合张某等五名间接委托周某给办上大学的孩子家长在东北某地报案，指控周某诈骗他们钱财共计173万元。于是周某就因涉嫌诈骗罪于2007年1月18日被东北某地警方刑事拘留，同年2月16日被依法逮捕。2007年11月16日，东北某地中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二百六十六条、第六十四条、第五十七条第一款之规定，认定被告人周某犯诈骗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

法律分析

被告辩护律师认为一审法院所作的“虽然本案被害人均系采取请托中间人的方式联系到周某，但大部分被害人均与周某有过直接接触，周某所称其又转托他人办理的情况被害人并不知情，因而并不影响周某诈骗罪名的成立”的表述十分牵强。第一，“大部分被害人均与周某有过直接接触”的表述想说明什么呢？是想证明周某有诈骗行为？还是想证明跟周某有过直接接触后出具的证言或陈述就可以不顾刑事证据关于排除合理怀疑、非法言词证据排除等规则而完全予以采信？与周某直接接触的被害人陈述就能够证明周某有犯罪行为吗？按照法院的思维逻辑，那些少部分没有与周某有过直接接触的被害人又是怎么证明周某犯罪的呢？ 第二，“周某所称其又委托其他人办理的情况被害人并不知情，因而并不影响周亚平诈骗罪名的成立”的论断根本没有逻辑关系，如果依照法院这样的表述，那

么被害人对“周某又转托他人办理的情况知不知情”就成了影响周某诈骗罪名是否成立的因素。这样表述的法律依据何在呢？无论被害人知情与否，又怎么能成为定罪的因素呢？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犯罪行为是以行为人主观和客观的统一，根本不以被害人知情与不知情这种因素为转移。

综合整个案件的证据材料可以说明，一审法院认定的事实没有根据。因为在这六个事实中，被害人李某和毕某是先交付钱财，后来才跟周某有过沟通，从案件发展的时间顺序就可以明显证明周某不构成诈骗罪；被害人高某、王某和赵某虽是与周某接触后才交付钱财，但此三人确是基于对刘某陈述以及朋友关系的信任而将钱财交与周某；至于被害人张某，更是从头至尾根本就不认识周某，更没有与周某有过任何沟通和联系，一切事宜都是委托刘某来办理。并且，被害人及证人自己的前后证言相互矛盾，又与本案定罪没有关联性，这些证据既不应该采纳，更不能作为本案定罪量刑的依据。根据我国刑法理论，诈骗罪客观上表现为行为人首先要虚构事实、隐瞒真相，以至于使被害人陷于错误认识，并且被害人是基于错误认识而交付钱财，行为人的行为必须具备以上全部要件，并且逻辑顺序一致才能构成诈骗罪既遂，显然周某的行为不符合这样的客观要件。

另外，从本案证据材料可以很容易查明周某确实是在为被害人的孩子办理上学之事，尽管在此过程中有一些违反国家教育制度的有关规定，违反了我国行政法规及规章的规定，但是却可以证明周某没有诈骗犯罪的主观故意。我国刑法规定，判定犯罪要符合四个构成要件(即犯罪主体、犯罪主观要件、犯罪客观要件和犯罪客体)，只有行为人的行为符合全部要件才能成立犯罪。本案中周某主观上没有诈骗之故意，客观上更没有诈骗之行为，当然不构成诈骗罪。

被告辩护律师认为本案的实质就是“被害人”与“中间人”之间订立的以为孩子办理上大学为委托事项的委托合同。本案之所以错综复杂，性质难以分辨，一是因为本案中被委托人在履行合同中又有转委托的行为，二是本案大多数的证据材料都是与本案有利害关系的被害人及证人形成的，其中带有非常多的主观因素，再加之侦查机关对本案实质内容缺乏进一步的证实，因而无法全面、真实地反映案件事实。本案应该在不被被害人及其他诉讼参与人主观因素影响的前提下，通过客观的分析，得出结论：

(一)从本案的诉讼参与人的陈述可以充分表明，对通过非高考正常录取途径为孩子办理上大学的事情上都有清楚地认识。

首先，“被害人”都知道大学有统招、自考、成人等不同形式，并且知道它们之间具有很大的区别，所以“被害人”委托被委托人办理此事时都对此有明确要求； 其次，“被害人”对此事是否办成是早有准备的，所以都要求被委托人如果办不成给其退回钱财；

第三，“被害人”对我国社会现状更是有着很客观的认识。他们知道虽然国家对高校招生有着严格的规章制度，但是实际生活中仍然会有一些违规操作现象，知道此事虽然违反规定，却有可能成功，所以才会将大额钱财交与被委托人办理。这是社会让“被害人”有这样的认识，而并非某个自然人。

所以，在此事情上“被害人”根本不存在陷于错误认识，也就自然不存在犯罪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