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

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共6篇）

篇1：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

美国政策决定的过程

就美国政府而言，他一般不参与政策制定的全部过程，它本身既无庞大的政策研究，咨询机构，也支付政策形成的初期过程中所需的调查，分析和评估的巨额费用。美国政策制订的全过程基本上可以分为三个环节，形成政策的最初的利益表达来自经济界的权势集团，包括了那些庞大的 金融，工商财团，大企业以及拥有庞大私人财富的富商巨贾、权势集团通过由其组建或支持、控制的基金会和著名大学将其政治意图或者政策目标与经费一起投向相关的政策规划，咨询机构。受基金会和大学的委托并利用其投入的经费，政策咨询机构将权势集团表达的粗线条的政治意图，政治目标，进行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的研究，论证，使之转化为可操作的具体的政策方案，政策咨询机构研究制定出政策方案之后，一方面通过新闻媒体，大众传播工具向权势集团反馈研究结果，另一方面将各种政策方案提交政府及立法机构，之后联邦政府和国会参众两院参考权势集团各个政策咨询机构不同的政策方案的舆论反应，对于各种政策方案进行分析和综合，评估和选择，最终产生正式的官方的法律政策。美国政治制度简介

宪法的主要内容是建立联邦制的国家，各州拥有较大的自主权，包括立法权；实行三权分立的政治体制，立法、行政、司法三部门鼎立，并相互制约。宪法规定，行政权属于总统，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职权集中于总统一人，总统兼任武装部队总司令，总统不对国会负责。总统的行政命令与法律有同等效力。总统通过间接选举产生，任期四年。政府内阁由各部部长和总统指定的其他成员组成。内阁实际上只起总统助手和顾问团的作用，没有集体决策的权力。国会为最高立法机构，由参议院和众议院联合组成。国会的主要职权有：立法权、行政监督权、条约及官员任命的审批权（参议院）和宪法修改权。对总统、副总统的复选权等。两院议员由各州选民直接选举产生。参议员每州２名，共１００名，任期６年，每两年改选１／３。众议员按各州的人口比例分配名额选出，共４３５名，任期两年，期满全部改选。两院议员均可连任，任期不限。参众议员均系专职，不得兼任政府职务。此外，国会可通过不需要总统签署的决议案，它们无法律作用。国会对总统、副总统及官员有弹劾权，提出弹劾之权属于众议院，审判弹劾之权属于参议院。美国设联邦最高法院、联邦法院、州法院及一些特别法院。联邦最高法院由首席大法官和８名大法官组成，终身任职。联邦最高法院有权宣布联邦和各州的任何法律无效。

美国政府决策机制的主要特点

（一）决策目的明确。美国联邦、州、县、市各级政府的直接决策者，包括总统、州长等各级行政长官、议会议员等，大多由不同范围的选民选举产生。他们在竞选时，都发表了各自的政策主张，并取得比较多数选民的认可。因此，他们的决策目的比较明确，非常注重选民的利益和意向。

（二）决策程序规范。对决策内容自始至终进行民主讨论、辩论以及对决策结果进行绩效估计，并按多数人的意见做出决策，是美国政府决策的一个重要特点。美国各级议会是政府决策立法的主要机关，当行政机构或民间将提案交到议会时，首先由专门的委员会（或小组）进行初步考虑；当委员会决定进一步考虑时，则举行听证，召集有关人员作支持与反对两方面的充分辩论；听证完毕，如委员会通过，则由议会两院（众议院、参议院）讨论（辩论）和表决；如两院通过后，交行政首长（总统、州长等）签署成为法律；行政首长否决则要附上理由退回议会，若议会又以2/3的多数票通过，即成为法律。许多行政机关的决策，也经过听证和投票表决。

（三）决策公开透明。美国联邦政府先后制定了《信息自由法》、《政府公开法》等法律，规定除少数文档不能公开外，政府文件和公开举行的会议记录，必须允许公众查阅。公众可以通过现场听证、会议旁听和新闻媒体了解决策进程，也可以到政府机关或通过电子网站，查阅政府情报。

（四）公众参与决策。美国法律赋予公民提出政府决策建议的权力。主要有两种途径：一是公民或民间组织可以向各级议会议员提出立法建议，议员接受后提交议会讨论；二是公民可以联合提出提案，交由本地区公民表决。

（五）决策受法律约束和民众监督。所有政府机关和公务员都受法律约束、民众和媒体的监督。公民认为违法的政府决策（包括法律），可以向法院提出诉讼。法院有权受理，并就决策是否违法（法律是否违反宪法）做出判决。政府和公民对于法院的终审判决，都必须执行。由于美国公民对政府决策的参与度、知情度比较高，他们的权益和愿望受到政府的尊重，因此他们对政府的法令大多能够遵守。

小政府的大奥妙：美国政府的构成特点及决策机制 美国政府的构成特点

美国政府乍看很小，其实并不尽然。因为除内阁各部外，美政府的行政部门还另设有一套庞大的总统办事机构及许多独立机构。从总体上看，美政府具有以下四个特点：

（一）内阁部门少。美是联邦制国家，中央和地方依法分权。由于宪法的限制和国民普遍反对建立大政府，美既无必要也不可能建立起庞大的联邦政府。美建国之初，联邦政府的行政部门仅设立陆军部（即国防部前身）、财政部和国务院三个部，其后经过200多年的演变，才逐渐发展到现在的14个部。美采取联邦制，实际上等于把中央管理国家的相当大部分职权下放到州，这不仅有利于发挥地方政府管理的积极性，有利于提高政府工作效率，而且大大减轻了联邦机构膨胀的压力，从根本上防止大政府的形成。

（二）独立机构多。美政府的另一个重要特点是把所有经济职能部门统统划入“独立机构”之例，设立了许多独立于各部之外的管理机构。目前，这样的机构共有75个之多，如小企业管理局、国家航空和宇宙航行局、美进出口银行等。其高级官员均由总统任命，参院批准，其中一些较重要机构的主管享有内阁级官员地位，经常应邀参加内阁及有关决策班子会议。大量设立这类机构，一方面可避免设立相应的内阁经济部，另一方面可使这些机构独立地依法并按市场经济规律运作，从而达到既精简了联邦政府又提高了政府工作效率的目的。

（三）总统决策机构庞大。由于经济、法律和政治等多方面的原因，美不可能建立起强有力的集中内阁，促使总统不得不设法建立起另一套决策机制。随着总统办事机构的建立及其决策职能的不断增强，内阁各部的顾问职能逐渐趋于淡化，成为名副其实的“行政部门”。实际上，美政府各方面的决策大权，目前已主要集中在由白宫办公厅、国家安全委员会、国家经济委员会、国内政策委员会等十大机构组成的这一决策系统中。

（四）内阁组成及地位均较独特。美宪法没规定要设立政府内阁，但几乎自立国伊始，便一直有内阁存在。实际上，美目前实行的是一种总统制与内阁制相结合的独特的领导体制。

在传统上，美国政府内阁是由总统、内阁部长和内阁级成员组成，其人数随政府机构的变革以及总统的需要而不断变化。目前，克林顿内阁共有26名成员，即：（1）内阁会议主席：克林顿总统。（2）内阁14个部的部长。（3）内阁级成员11名：副总统戈尔、行政管理与预算局长、美贸易代表、白宫办公厅主任、美驻联合国大使、环境保护局长、联邦紧急措施署长、小企业管理局长、全国药物管制政策办公室主任、总统高级顾问2名。

自1795年美开始使用内阁名称起，美内阁始终只是一个总统咨询、顾问机构。在历届总统中，由于总统的个性不同，有些总统经常定期举行内阁会议，有些则很少开会，有些更喜欢和个别阁员就某个问题开小会。内阁会议一般不作决定，也不负集体责任；总统只要求

阁员提出意见，然后自己作出决定。与真正实行内阁制的国家相比，美内阁的作用很不稳定，并趋于下降。

美国政府的决策机制

决策是实施有效领导的前提。美政府目前的决策机制，主要是在本世纪30年代以后逐步建立起来的。

目前，美政府已初步建立起了以四“小内阁”分别代行“大内阁”部分职能的新领导体制。

（一）总统顾问办事班子。该班子主要由白宫办公厅和其他总统办事机构的100多名各类总统高级助手组成，是为总统出谋划策、协助总统处理国家政务的主要智囊。克林顿的这一班子共有各类总统顾问、助理115人，其中由27名高级谋士组成克的核心智囊。在这27人中，以白宫办公厅主任为首的4 名总统高级顾问和总统助理主持该厅日常工作和安排白宫活动，其余23人分管国家安全、国内政策和经济政策等各方面的工作，或负责处理总统嘱办的某一重大问题。此外，在总统办公室还设有若干总统高级顾问和总统助理直接协助总统办公。由于这班人马最接近总统、深得总统信任，往往在决策过程中起着主要作用，被称为“核心内阁”。

（二）外交安全政策班子。该班子即国家安全委员会，由总统、副总统、国务卿和国防部长四人组成，中央情报局长和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为其法定顾问，财长、美驻联合国大使、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和总统首席顾问（白宫办公厅主任）应邀参加其所有会议，其日常工作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代表总统主持。该委员会成立伊始即被称为“国防内阁”，是总统赖以制定和掌管国家军事、外交政策的重要机构。该委员会下设有19个地区性或专门办公室，分别由一名总统特别助理担任主任，负责处理世界各地区的国家安全事务、全球性问题或主持政策、法律等方面的工作，还设有一战略计划委员会，由一名总统特别助理负责领导撰写战略计划及总统有关发言稿。从总体上看，总统外交班子的核心由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国务卿和国防部长“三驾马车”组成。

（三）经济政策班子。1993年前，美经济主要由联储系统独立调控，总统着重通过经济顾问委员会和财政、劳工、商务等部门了解经济运行状况及政府各项经济政策、计划对经济的影响，并根据其建议相应调整经济政策。1993年克林顿任总统后，考虑到经济因素在内政外交中的重要性明显上升，遂决定建立与国安会相对应的国家经济委员会，作为其经济政策班子。该委员会由总统任主席，包括副总统、有关部长等18名委员和25名国内经济、国际经济顾问，其日常工作目前由总统经济政策助理斯珀林主持，并由总统国际经济事务助理塔鲁洛负责国际经济政策研究。1997年克连任总统后进一步完善上述班子，宣布由以下7 人组成其经济班子的核心：财长、总统经济政策助理兼国家经济委员会负责人、商务部长、美贸易代表、行政管理与预算局长、副财长、总统国际经济政策助理。

（四）国内政策班子。即国内政策委员会，原包括总统、副总统和有关部长等23名委员，以及22名国内政策顾问（大多为总统特别助理），日常工作由总统国内政策助理主持。1997年克林顿连任后，进一步把国内政策班子与经济政策班子明确分开，建立更相对单一的国内政策班子。目前，该班子由总统国内政策助理兼国内政策委员会负责人、经济顾问委员会主席、总统高级顾问、劳工部长、司法部长、内政部长等18人组成。该班子目前由总统国内政策助理里德任“队长”。

值得指出的是，除上述政策、办事班子外，由中央情报局、联邦调查局、媒体和驻外机构所组成的庞大的新闻、情报系统，以及由数千家思想库组成的强大的社会智囊系统，对

美政府的决策也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正是上述三者的紧密结合，使美政府得以形成一个较完备的决策系统。

美政府小而高效的秘密

综上所述，美之所以能建立一个较小而高效的联邦政府，主要是由于：

（一）在设立政府机构时，实行了以下三个原则：一是联邦与州分权原则。美宪法规定，美实行联邦制，凡是应由联邦政府和州政府行使的权力，对方均不能插手干预。由于联邦与州实行分级管理，因此无必要建立庞大的联邦政府。二是主要依靠市场调节经济的原则。美立国以来一直奉行经济自由主义，联邦政府一般无权过问企业如何投资经营，而只能通过宏观财政、金融政策调节经济活动，因而也无必要建立许多主管经济的内阁部。三是行政与决策部门职能相对分开的原则。由于实行这一原则，美政府内部逐渐形成以总统办事机构主管决策、内阁各部侧重行政两者相结合的领导体制。这不仅使总统的总体决策能力大为提高，而且使各部的行政职能随其顾问职能的相对淡化而相对增强，并进而为联邦政府不断精简机构创造有利条件。

（二）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现代决策系统。如前所述，美自1939年以来逐步建立起了一套类似现代企业制度的现代决策机制。从决策过程来看，这一决策机制大致可分为“顾问→总统”、“小内阁→总统”和“思想库→小内阁→总统”三种决策模式。它们的共同特点是十分重视各类专家的智囊作用，在这方面，第三种模式更为突出。在这种模式中，各思想库首先竞相向政府提出各种政策研究报告，然后由各小内阁的政策班子作进一步的分析研究，从中挑出较佳的政策建议供总统选择。这种决策模式使政府决策者能广泛接触到各种不同的政策主张，有利于集思广益、避免决策失误和保证政策的连续性。从总体上看，美政府决策系统包括以下三个主要环节：一是总统物色一批专家、教授担任总统顾问、助理或某些重要部门的高级职务，直接为总统出谋划策；二是由总统助理出面牵头组建各种政策班子，分别负责有关战略及重大政府问题研究；三是总统决策班子与思想库等学术机构紧密结合，注意充分利用社会智囊资源。

篇2：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

一．“天赋使命”观念

“天赋使命”观发源于17世纪盎格鲁——撒克逊白人清教徒的宿命论思想，深受16世纪宗教改革和清教思想的影响，其基本含义是：美国人是与众不同的“上帝的选民”，上帝不仅给了它最优越的自然环境，还赋予了它先进的国家制度（独立宣言和宪法，三权分立，相应的社会制度）、发达的物质与文化，对人类社会的发展和人类自身的命运负有一种特殊的责任和使命。“上帝选民”、“山巅之城”、“希望之乡”等，便是这一使命思想的核心表述。

它在美国文化中由来已久，根深蒂固，成为美国人世界观、价值观的重要组成部分。这种“使命”观不仅对美国领导人以及政治家们所作出的决策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并促使了美国积极向外扩张，成为表现在美国对外关系上的一个显著特征。

具体表现：1.独立战争和立国早期2.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西战争3.一战和二战：威尔逊的理想主义和“十四点”，表面倡导公正而持久的和平，实际企图利用战争中增长的实力重新瓜分世界。4.冷战时期：对抗“共产主义恶魔”，肯尼迪的理想主义

5.冷战后：从科索沃战争到伊拉克战争（新帝国论）

评价：美国外交的理想主义传统；利他主义和国家利益；当代美国霸权和“天赋使命”观念

二．实用主义文化

实用主义哲学强调人的创造性，要求一切从实际出发，把实际效果看作是检验一切理论和学说的标准。实用主义作为美国土生土长的哲学思想，其产生具有一定的历史文化根源：首先实用主义是带领美国人不断开拓进取、战胜恶劣自然条件的指导思想，其次美国文化中的务实传统与早期移民信奉的新教伦理有着密切的关系。

实用主义的形成过程：1.开拓的历程：边疆经历、殖民地和西进运动、边疆精神2.新教伦理：清教的观念和传统、对物质财富和名誉地位的追求、用上手建立的上帝之国3.理性主义：启蒙运动、科学主义

美国外交中的实用主义（务实传统）：1.早期：法美同盟（独立战争时）2.冷战时期：冷战时期的美苏对抗、和平演变3.冷战后时代：冷战后世界政治变迁——美国对外政策做出调整

实用主义对美国外交的影响：1.国家利益界定的不确定性（美国对外政策制定者们往往随时修订国家对外战略和政策以适应不断变化的国际社会现实）2.外交政策制定的灵活性（一切从实际出发）3.价值观上的双重标准（主要表现在美国推行的人权外交上：对外宣称“人权高于一切”，对内存在严重的民族和种族歧视）

? 权力和利益：国际政治的现实主义思考

 现实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与美国外交

 国家利益和道德诉求

三.孤立主义

篇3：软实力与美国公共外交

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手段来影响他人服从自己的目标，从而使自己达到想要目的的一种能力，它建立在能够左右他人喜好的这种能力基础之上。软实力政策是日常民主政治中主要的一种政治策略，与左右他人喜好的能力和诸如具有吸引力的个性、文化、政治价值观和政治制度和具有合法性或者合乎道德权威的政治策略等这些无形的资产有关。一个国家的软实力主要依赖于三种资源：一国的文化（具备吸引能力的文化）、一国的政治价值观念（国内和国际上均被认可）、一国的对外政策（具备合法性或合乎道德权威）。譬如说，在一国的文化方面。文化指的是一整套能为社会创造意义的实践活动，通常被分为高雅和大众两种文化。前者例如：文学、艺术、教育这些经常被精英们所呼吁，后者主要集中于大众娱乐。在中法-普鲁士战争中法国遭到挫败，法国政府动用了于1883年建立的法兰西联盟组织来提升法语和法国文学水平并试图修复支离破碎的国家形象，法国对外文化输出的这种规划就成为法国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信息时代的公共外交

1963年，爱德华·默罗这位著名的播音员同时也是肯尼迪政府时期美国新闻署的监管员认为，公共外交是一国政府与他国政府之间的互动行为，更主要的是政府同非政府个人及组织之间的互动行为。传递信息和建立良好的形象只是公共外交的一部分内容。除此之外，美国的公共外交还表现在如下三个方面：

（一）政府信息的引导和意义深远的文化相融合。

在对国内外政治决策的解释方面，现代民主国家的政府官员们会在向媒体解释什么样的政策以及如何解释这些政策这一问题上挖空心思。但是通常他们又只在国内的媒体上下这番大的功夫，国外的媒体报道应该是公共外交第一阶段的核心目标。在公共外交的第一阶段还应该在如何能积极地处理同国外媒体这一关键性因素的活动上做准备。例如，当半岛电视台广播于2001年10月7日播放本·拉登的录像时，美国政府即刻阻止该台和其他广播电视台对本·拉登相关信息的报道。在当今的信息时代，美国这一做法让人们感觉到了逆历史潮流般的沮丧。美国政府的这一做法同时又与代表美国象征的开放性价值观背道而驰。美国政府应该鼓励半岛电视台和其他广播网用美国的声音抨击本·拉登的罪恶言论。然而半岛电视台和对外广播网不能发表任何具有偏袒性的言论，他们仍需得到政府的旨意。

（二）政府政策的沟通。

政府政策的沟通要同政治和广告的宣传活动一样得有一整套简单的主题思想。政策沟通的宣传要通过制定象征性的大事来加强宣传的主题思想或者提出特定的政府政策，根据特定政策来制定主题。比如里根政府决定以协商的形式达到用北约的双边部署导弹取代苏联的中程导弹的目的。苏联就伙同欧盟一起反对这一提议的实施，在苏看来北约的意志就是美国的意志。在此情况之下，美国试图让欧盟牵头去实施这一导弹部署计划，并鼓动其他亲美的非政府组织攻击苏联的反对意见。

（三）政府通过学术、互访、培训、研讨课题、会议以及媒体等渠道与重要人物建立可持续性的发展关系。

据统计，多年来大约70万人，其中包括200名政府首脑参加美国的文化学术交流活动。而且这种活动还有助于世界性领导人物的培养。例如：安尔瓦·萨达特、赫尔穆特·施密特、玛格丽特·撒切尔。除了美国，其他国家也有实施过类似的活动。比如日本发展的对外语言交流项目。每年都有40个国家的6000名青年到日本去开展母语的教学宣传活动。为了维持这一合作的纽带，日本还开办了男校友协会组织等等。

三、美国公共外交的实施

（一）为了实施硬实力而作表面工作的公共外交是不会成功的。

2003年，前众议院议员纽特·金里奇指责美国政府没能宣传美国的政策，他抱怨美国不应再在2001年退出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但美国之所以退出的原因是没有交会费和小布什政府实施的单边主义政策。诚然，正如共和党参议员查尔斯·哈格尔说，9-11之后，华盛顿民众突然开始谈论通过新出台的公共外交政策把美国的政策推向世界的必要性了。至此，高效率的公共外交要做好宣传和接纳的良性互动工作。原则上（通过定义），软实力的定义意味着让别人想要达到你所想要的目的。软实力同样需要你去理解别人是如何接收并接纳你的宣传活动及内容的。理解目标群众的想法对宣传者来说至关重要，当前美国逐渐加大了对国外公共意见的研究力度和关注程度。

（二）想要影响国外民众的思想，简单的说教并不能起到好的作用。

对他国民众进行说教不是转变其思想的最好方法。一般情况下，美国政治领导者认为，他国民众的信息储量太贫乏，如果他国民众接受了美国传达的信息，他国民众也必定会采取与美国相一致的行动。但是由于文化的渗透或筛选，国外民众不能如期地接受美国所传达的大部分信息。说服力远不如实际行动和一些有代表性事件产生的影响力大。这就是为什么布什政府在顶住了伊拉克战争的压力下提议全球共同对抗艾滋病和协助相关发展工作完成的原因。

2004年，美国对印尼海啸灾难事件的援助挽救了自伊拉克战争以来美国在印尼的对外形象急剧下降的现状。通过广播来宣传固然重要，但当世界上大多数人都只有电话，而只有少数的精英人物能享受网络服务时，有限的网络宣传就更重要了。网络宣传既廉价又灵活的特性能把目标信息传达给特定的人群。它也能向政府控制媒体国家的民众们输送信息。正如面对面的交流很重要一样，网络交流同样很重要。网络资源的虚拟交流和互访的实际交流能更好地使得两国了解彼此国家的文化。这一点上美国应该效仿日本，也应该每年举办对外语言的交流活动，允许他国的青年人到美国各个学校去教习本国的语言和文化。

（三）公共外交中，有时候行动的力度大于宣传的影响力度，而且政府输出的形象与宣传口号未必会得到他国的认可。

例如，在一些国家中，大部分的公共外交活动是通过行动而不是宣传来完成的。挪威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它仅有500万人口，缺少跨国性的语言和文化，它既不是欧盟的成员国也不是各方组织和多国合作纽带的中心国。但是挪威能成为世界和平的动力以及它对中东和哥伦比亚地区冲突的调解作出的努力这一事实树立了它伟大了国际形象。当然，并不是每一个挪威人的行为都与其国际形象相符。例如，国内的捕鲸政策就与环保主义者的倡导相悖。但是整体上，挪威还是向世界展示了一个小国是如何开拓世界环境并树立良好国际形象和地位的。

又如，国内群众支持或喜欢的形象和口号不一定国外公众也支持或者喜欢的。在2002年布什总统在国情咨文中用罪恶的轴心这一术语来定义伊拉克、伊朗和朝鲜三国，这在国内得到了积极地响应。可是国外的公众极其反对这种以一种道德为标准把不同的外交情况混为一谈的做法。此外，自9-11之后，对恐怖主义的宣战得到了国内民众和议会的支持，但是他国民众则认为美国合作打击恐怖主义的努力变得更加困难了。尤其是在反恐战争的不确定性时间段中，在没有充足的法律权力下在关塔纳摩关押囚犯。2006年，英国外交部禁止外交官使用“罪恶轴心”一词，他们认为这个词藻直接导致了基地组织在全球圣战的开始。

（四）虽然军事力量在软实力的塑造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在如今的公共外交中，军事力量的使用也受到了某些限制。

在战时，军事心理作战是影响外交行为的一种重要方式。例如，敌军的前哨能被巡航导弹摧毁或者能被地面武力所攻占抑或是通过说服的方式让敌军主动投降。这种军事心理作战法又是以骗术和假情报作为工具的。这些工具在战争中很有用，但是在和平时期继续运用这些骗术和假情报经常会得到事与愿违的结果。公共外交中，在模棱两可的情况下仍沿用战时的军事策略会使公共外交更容易遭到人们的怀疑和批评。正如当前的反恐战争模糊了正常的公民活动和传统战争之间的界限，其结果必将削减而非塑造软实力。

（五）政府间的共同需求或者对外政策的相同，在某种程度上会促进公共外交的良好发展。

冷战时期德国的公共外交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与法国试图脱离美国影响的公共外交相对应，德国公共外交的核心主题是要把自己塑造的更像是美国的朋友，德美两国的政治目标趋同，因此，德美两国的政治目标都得到了实现。政治领导者们或许有共同或是类似的动机，例如促进民主和人权的发展。在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协调好公共外交政策，双方利益就都能得到实现。

（六）在公共外交中，不应忽视非政府组织所发挥的作用。

如果国外政府的政治压力能带给本国私人公司更大的利益，私人公司往往愿意屈从于国外政府的意愿。而且在后现代社会中大部分群众对政府的权威性持怀疑态度，这就迫使政府不得不与一些私人公司合作。

其一，与政府相比一些非政府组织更能够赢得民众的信任，尽管这些非政府组织难以被政府所控制，但是在沟通的多种渠道上他们都能派上用场。冷战结束后，美国基金会和非政府组织在东欧国家民主统一进程中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在吸引大批移民人口的英美国家中，这种大移居使得文化微妙性和语言技巧相联系在一起。在不同国家的政党之间建立关系的做法其首创在德国。有影响力的大党都与其他国家的政党互有联系，具有强大影响力的政党又多半离不开政府的资助。里根政府效仿德国建立了全国民主捐赠这一机构。这一机构通过对国家民主研究所、国际共和研究所、工商会等的资助来提升其他国家公民社会的民主程度。

其二，美国公司的作用也不小。他们的代理人和产品比政府的代理人更能直接地深入人心，一些开明的商业主，建议在公司的代理商被派遣出国前，各个公司应该开发和共享信息的敏感性，共同培训企业代表。公司还在投资特定公共外交项目中起到了带头作用。例如一家技术公司与芝麻街工作室的合作；黎巴嫩的广播公司们联合制作以科技为主题的英语儿童节目。这些被世界所瞩目的成就仅仅是美国所得成就中的一小部分。

其三，间接公共外交的另一个好处是它能在一系列观念上承担更多的风险。有时政府很难去维护那些对政府政策本身有利的观点。然而批评有时也是树立信誉的有效方法。美国软实力部分来自于开放性的社会和政治，部分还来自于出版自由、议会能对政府决策进行批评和修正这一事实现象。政府为了避免批评而采取的一些措施只会削减政府的信誉而不会帮助外交精英们利用软实力这一重要资源。事实上，一些研究人员认为，如果美国把自由电视台（Al-Hurra）转变成为一个国际间的机构来播报研究课题、城市会议、议会议题的内容，美国的收获将会远远地大于它所付出的努力。

三、结语

自9-11之后，在软实力和硬实力相融合的时代中，美国不应该再按照冷战的思维来对待处理问题。当前国家同跨国恐怖主义之间的较量是一场国家为了赢得民心民意的较量，当前单一地、过分地依赖硬实力是很难达到目的的。只拥有宣传性质的公共外交不仅不具备说服力，而且还会削弱国家的软实力。

摘要：软实力是指通过吸引而非强迫或支付手段来影响他人服从自己的目标, 从而使自己达到想要目标的一种能力。一个国家的软实力有赖于其文化、价值观念及其政治的吸引力。一个国家睿智的实力策略就是把硬实力和软实力这两种实力资源巧妙地融合在一起。作为提升美国国家软实力的一种手段, 公共外交的作用不可忽视。当前美国同跨国恐怖主义之间的较量是一场国家为了赢得民心民意的较量, 单一地、过分地依赖硬实力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只有将国家的软实力和硬实力巧妙地结合起来才是美国公共外交中最为有效的外交法则。

关键词：实力,软实力,美国公共外交

参考文献

[1]、Between Soft Power and a Hard Place:Dilemmas of the Bush Doctrine for Inter-American Relations[J].Jaime Preciado Coronado, Journal of Developing Societies 2005, 21, pp:322-335.

[2]、Public Diplomacy and Soft Power[J].Joseph S.Nye, Jr, The ANNALS of the American Academy of Political and Social Science 2008, 616, pp:94-110.

篇4：政治精英与国家外交决策

关键词：政治精英；外交决策；观念共同体；公共外交

中图分类号：D80

文献标识码：A DOI：10.3963/j.issn.1671-6477.2016.01.0012

国家政治精英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会间接地影响国家的政策制定，这是精英对政府决策的间接影响。除了间接影响之外，精英还会直接参与政府的决策机制和决策过程，形成精英对国家政策制定的直接影响。国家的外交决策机制也不例外。政治精英可以直接参与政府的外交决策过程，对国家的对外政策和国际战略的形成施加一定的影响。

一、政治精英与外交决策机制

克里斯托弗？希尔①指出：“每个时代都会出现活跃的集团，其中一些集团逐渐进入决策过程。它们相互影响而达成妥协，在与基层保持一定距离的情况下，还可以让决策者接触舆论，但实际上内外的边界只是略微向外移动了一点而已。这个过程虽然有些不太光彩，但却是不可避免的。”[1]312政府的外交决策随着政府成员的改变和国际关系的转变而不断变化，政府决策只有根据各方利益和国家整体诉求才能得到符合现实需要的外交政策，政治精英可以帮助政府决策者实现这一诉求。政治精英为外交决策提供重要意见和信息主要通过几个主要途径来实现：一是利益集团的成员反映其所代表的领域的重要关切，二是智库成员通过社会调查、数据统计等方式为政府决策提供可能的科学依据或民意调查，三是专家学者通过学术研究为政策提供可能的历史参考或理论依据，四是传媒精英对新闻事件的报道和对公共舆论的引导为政府决策施加一定影响。对此，希尔举例说②：“海湾战争末期媒体关于伊拉克北部库尔德难民的困境的报道，促使英国政府和其他国家政府先后承诺提供‘安全避难所，使之免于伊拉克的攻击。”决策者“拥有一些总结新闻言论的顾问，所以能很快发现任何弱点和任何舆论倾向。一些重要的舆论制造者……都是被观察的对象。” [1]314-315希尔所说的政治精英对外交决策的影响牵扯到政治精英的态度与观点。政治精英与决策者处于互动与相互建构之中，政治精英的论点和观念会直接影响国家外交决策的取向，甚至决定外交政策的本质属性，政府决策者也会反过来影响政治精英的观念建构，这正是政治精英与政府的互动和建构过程。

关于这个问题，卡尔？多伊奇的论述是很有价值的，他在谈到对外政策是如何制定时指出，国家幅员愈大，国力愈强，其领导人、精英和人民在国际事务中大显身手的愿望就愈强烈，并且感到自己注定有责任去理顺国际事务，或至少把世界事务调整到某种使他们满意的形态。多伊奇提出研究国家外交决策机制的出发点，即假设整个国家都关注并参与决策问题，从而形成一个国际决策系统，其中信息的流通和决定的传输是一个五级瀑布式模式，每一级都由一个独特的大众或精英的舆论库组成，而每个舆论库与社会机构和社会集团的特定复合体相联系。日益专门化的精英的观点、利益和行为模式，在精英之间迅速实现沟通，除了内部的信息流通及其记忆的分享，这些精英阶层也接受社会其他方面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并产生针对其他社会集团和外部世界的信息和行动。他还指出，政治精英内部也有许多一致和交往，他们与官僚和军方精英一起，组成了政府及其周围的最直接的社会环境。一个政府、一个全国的精英集团或国家的大众传播媒介在国际舞台上和国内政治中的信誉，极大地取决于其所发出的信息在多大程度上符合对公众、集团和有关的其他国家政府的直接现实影响。一个制度中多元的成分、交往和参与活动愈多，其统治集团和利益集团就愈难保持一成不变，各层次之间的平衡和内外的政治交往和决策也就愈易发生变化。卡尔？多伊奇[2]还提出精英“价值的凝集”的概念，认为在任何一个基本价值方面地位较高的人，很可能在其他价值方面也有很高的地位，在许多传统色彩浓厚的国家中这种价值的凝集更为强烈；但是在大多数现代国家中，专业化的精英正在取代老的、单一的、抱有各种目的的精英，复杂的交流与网络使新一代精英聯系在一起，他们对受过高等教育、政治上更加活跃的人有更广泛的责任。③

卡尔？多伊奇的论述传达了四个方面的重要信息：第一，主要国家也即实力强大的国家对国际政治的影响力更大，一方面来源于国家强大的综合国力作为后盾，另一方面来源于国内政治精英的使命感、责任感和主动性的发挥；第二，政治精英的观念建构受来自国内信息和社会现实的影响，更受来自外部世界、其他国家和世界局势的变化的影响，并会与这些变化发生互动进而产生与之呼应的行动；第三，也是我们这里重点论述和想说明的，就是政治精英的影响有时是通过参与外交决策机制产生的，而且正是由于精英的参与使得政府的政策会因时因势、结合国内外情势而不断进行调整，以更加符合国家利益和国际局势的现实需要；第四，精英的品质在这里仍起关键作用，但是精英群体的变化在现代社会是显著的，尤其是高科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非政府组织的兴起，使得精英集团的组成和活动方式都发生了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变化。

我们结合上文论述可以知道，政治精英参与外交决策的重要性在于提高决策的民主程度，实现外交决策的制度化，增强外交决策机制的科学性，使外交决策能够反映国内社会的现实，更能够反映国际局势和国际关系变化的需要。因此，这里我们可以引申多伊奇的论述，将上文的观点二和观点三融合在一起，一方面政府需要参考和采纳社会精英对外交决策的观点和意见，因为他们更能够代表对国际时局的独到认识和精确把握，更能够理性地思考国家利益的所在和国家发展的未来走向。彼得？古勒维奇在《困难时期的政治》中的第一句话就是：“政策需要政治。”意思就是：“形成推动某种政策的社会联盟的政治运作，也就是说有了追求某种政策的利益并不一定就能形成推动这种政策的社会联盟，社会联盟的形成以及对这种政策的成功推动往往要依赖与国家、社会中的政治行为者的协商与妥协，也就是说要依赖于他们的政治运作。”④这是社会联盟范式的思考方式，其核心就是“政策靠社会联盟推动”。外交决策机制对精英群体和精英政治的需要也表现在此，国家利益的实现和外交决策的民主科学化要求需要社会精英的参与。另一方面，政治精英能够参与外交决策机制是取决于政治精英的自身属性的，除了更多地接触公众，更加了解民意和社会现实以外，政治精英更多地参与跨国交往，更多地从事国际政治研究，更多地了解国际关系发展的历史与现状，也更为熟悉他国现行的外交政策和一以贯之的外交理念，因而也更有能力针对国际时局和他国外交对外交决策提出较有见地的观点和行之有效的建议。因而，政治精英的观念分配是重要的，外部信息对政治精英的影响是重要的，它能够直接影响国家的对外政策内容。

二、英美经济精英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

二战后的英美经济精英对于战后国际货币体系的建立发挥了主导作用。国际货币体系主要是基于西方国家的一种经济与金融秩序的多边合作的制度性安排。在这里，主要西方国家英国和美国是这种制度安排的主角，而两国的经济、社会精英是制度建立过程的核心要素。就像所有对外决策机制的形成一样，多边合作的制度安排是一种多方互动和观念建构的过程，政治精英的观念，有时散布于政治精英中的主流思想，决定外交政策和国际制度的走向。因而，在政治精英—政府外交决策的框架下能够更好地理解精英对国际政治的影响，我们的模型中至少有四个主体：A国精英、A国政府、B国精英、B国政府。这四个主体在现有的国际政治制度下活动，可以得到如下活动过程：

在这里，A、B两国社会精英是各自持有已有观念的互动主体，双方之间的进一步互动造成彼此观念的调整和重新分配，两国精英对各自所在国政府的相关领域的外交决策过程施加影响，对两国之间的互动和对外政策的形成发挥作用，在这种双层双线的影响体系中，相关的外交结果在四个主体彼此的建构、妥协和观念重塑中完成，国际制度和体系安排逐步确立下来。在这个过程中，观念的形成、调整和相互影响是一个贯穿始终的联结因素，首轮的谈判是政府之间的观念互相交换与精英对议题的初期交流和认知；在谈判进行的前半时期和制度安排的初期，精英的观念进行互动同时也经历调整与变动，谈判的后半时期和制度安排的末期，精英之间逐渐达成共识，与此同时，发生于精英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对政府施加影响，最后政府之间形成共识，共有观念建构成功，国际制度确立。第一阶段是政府的代表精英之间的接触与互动，第二阶段伴随着第一阶段的互动同时加入了精英与政府的互动，第三阶段是政府之间的共有观念形成，背后推助的是精英之间的观念重塑。在复杂的国际互动和国际制度安排中，三个阶段是循环往复的过程，精英之间的互动、政府之间的互动、精英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处于交互进行的状态。

在英美两国战后货币秩序安排中，这一互动过程有所体现。早在二战结束之前，英美两国的经济精英已经开始了战后经济秩序安排的讨论；战后初期的谈判开始时陷入僵局，因为英美政府在国家自主和贸易开放程度上观点不一，各持己见：美国倾向于低关税壁垒并重新确立多边贸易体系，英国关注的是经济的脆弱和贸易的不平衡，不想推动国家对经济的管制，因而抵制美国的动议。英美两国之间的最初接触和精英的观念之间存在分歧。

在谈判的前半时期即建构体系的第一阶段，情况开始发生转机。谈判开始后，英美两国经济精英之间思想和观念在沟通交流中走向趋同，表现在新思维的形成，建立在这样的共识基础之上即战后秩序的目标应该指向资本和贸易的流动性与促进稳定和充分就业之间相协调，同时提高对国家货币与贸易政策的国际监督和管理水平。英国的谈判代表凯恩斯在多次谈判中，从初期的坚持国家对兑换等经济行为严加控制，到后来重新考虑帝国特权制的优点，诉诸于一个处理支付平衡问题的国际机制，既能保持贸易体系开放又能防止萧条，当然，与之伴随的是美国经济精英也在进行相应调整，寻找两国精英之间的共有观念。正是这些金融专家的共同努力，以及英美之间固有的共同的利益领域，使得战后金融秩序协定的形成成为可能。

建构体系的第二过程正是精英与政府之间的交互作用阶段。早在战争期间，英美政府内外已经集结了一批政策专家和经济学家；谈判过程中，政策专家和经济学家在交往过程中逐步重构关于货币秩序和战后世界经济组织的一套观念，正是这些新思维改变了政府原有的对战后经济秩序的思考方式和架构方式，为英美政府领袖所采纳。精英的努力为各自政府内部之间进而是彼此之间建立共有观念，达成政治联盟创造条件，跨大西洋的合作有了实现的可能。精英对政府的说服过程，是一个划定其他人所看不到的共同利益，重新界定身份认同的过程，所有的行为共同指向同一个目标，那就是引导各自的政府达成协定。实际上，英美政治精英在克服两国政府内部之间的政治分歧和谈判僵局十分重要，正是他们对决策机制的参与，在制度形成的关键时刻，帮助政府决策者界定自我身份和共同利益这些关键问题，为正确和符合现实的政策的形成奠定基础。精英的存在和研究成果，最终服务于政府决策，这是建构的中心环节。

在政府之间达成协定的过程和结果中，精英的观念影响渗透其中。布雷顿森林方案被提到谈判的议事日程中后，政府决策者意见形成统一态势，凯恩斯主义规划者看到了方案中的将凯恩斯管理推广到世界经济的意图，自由贸易者看到了对扩大自由贸易的承诺，精英的学术观点转化为政府的经济政策实践方案。在英美两国内部以及相互之间竞争重重的情况下，布雷顿森林协议的达成意义非凡，在全球权力格局深刻改变和民族经济较为脆弱的背景下，这无疑是世界经济秩序进一步走向开放的重要一步，这一成就离不开两国经济、政策精英的参与。精英们的政策观点既有政治立场的坚定，更有专业知识上的综合性，为政府立场包括一些极端的观点提供了交流的平台，为政府之间政策的妥协创造了环境。正如约翰？伊肯伯里[3]所揭示的，“政策观念之所以起作用是因为他们为精英们提供了以更加有效的方式追求其利益的机会。这或许是观念产生作用的最深远的方式。”⑤

三、重视针对精英的公共外交的开展

英美两国政府之间协定的最后形成，归因于英美两国经济专家和学者之间形成的共有观念圈，或称观念共同体。公共外交的出现和蓬勃兴起正是致力于创造这种社会精英之间的观念共同体的形成，也即公众认同和理解的达成。20世纪传统外交之外的努力，如今本身成为一种外交需要和外交努力的方向。这也正是为什么称公共外交为传统的政府外交的重要补充的原因。公共外交所针对的对象在公众，正是看到了公众在新世纪对外交往中的主体地位，国家间关系发展的社会基础正在变得越来越重要。社会基础的关键在社会精英，社会精英是社会公众的意见领袖，能够引导公共舆论；是政府对外政策的社会基础，能够影响甚至直接参与外交决策过程；无论是从公共外交的内容、形式和属性出发，还是從社会精英的品质、地位和主体地位来看，公共外交的重点是社会精英。

國家的外交决策是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交互界面。这种交互界面对外决定国际关系和国际格局，对内是由国内政治形态和外交决策机制决定的。社会精英影响对外决策过程，这种影响力正是公共外交行为重视精英的主要原因之一，它与社会精英引导公共舆论共同构成公共外交外部的作用机制。分析到此，可以看出，其对当前中国开展公共外交亦有不少启示。公共外交的目标就在于通过向他国公众宣示本国政策和传播本国优秀民族文化，影响他国公众对本国的观念认知，他国公众的观念认知将会有助于形成期望的公共舆论和影响所在国政府政策，进而形成良好的国际舆论和国家发展的良好的外部环境。概而言之，公共外交的作用可分为四步走：一是公共外交开展国向他国公众介绍本国的国家政策，传播本民族的优秀文化；二是通过上述行为使他国公众理解认同本国政策，了解熟悉本国文化，形成良好的公共舆论；三是与他国公众形成良好的互动，两国关系发展和交往的社会基础增强，并影响所在国政府的相关外交决策；四是将公共外交的效果推而广之，范围扩展至国际社会，达到良好的国际发展环境的最终目标。为了更有效、更快速地达成这一目标，将公共外交的重点放在社会公众中的精英身上，社会精英是公共舆论形成和政府外交决策中的重要因素。正如约翰？A. 霍尔所说⑥：“一个具有凝聚力的集团实际上能够使其他集团屈从于自己的意愿。但是，权力在性质上并不总是分配性和零和性的。它可以建立在合作的基础上。一个特定集团的技巧使得它能够领导社会，能够以某种方式提供服务以让社会借给它权力。……他们富有特点的生活方式终将会使有限的命令工具掌握于自己的手中。”[4]在国内政治效应中，精英可以构建社会认同，虽然这种社会认同是复杂的并且是多个领域共同叠加的结果，但是共同的规范常常是从属于其他社会权力资源，或是由其所创造的。更值得关注的是，社会精英的凝聚力和影响力已经可以跨越国界，形成作用于国际政治层面的效应，既然公共外交致力于国际舆论的追求和重塑，那么就不得不重视社会精英的潜在权力与观念建构。

注释：

①希尔认为，加入压力集团可以成为一种职业选择，压力集团的专职工作人员可以和集团的游说目标建立良好的关系。不过，在对外政策问题上，公众没有多少选择余地，只能依靠压力集团的行动来促使政府关注整个社会的态度。参见[英]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等译）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2页。

②类似的例子还有，北约的扩大对于普通公民是一个神秘的话题，经过大西洋两岸新闻界的深入辩论，北约扩大政策被贯彻实施；新闻界的辩论和国会的辩论构成互动，使北约东扩政策不得不受到审查。参见[英]克里斯托弗·希尔的《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唐小松等译）一书，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314-315页。

③卡尔·多伊奇在论述这一问题时还指出，对外决策中经济利益的重要性仅次于国家安全利益，经济的、社会的和心理的结构与进程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国家利益，美国公众在20世纪70年代初和1982年对政府的防务立场和对苏政策的不同变化，就深刻地反映了公众舆论和社会心理因素对国家外交的影响。转引自赵银亮的《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精英——大众因素》，载于冯绍雷等主编的《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43-144页。

④转引自朱天飚的《比较政治经济学》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126-127页。

⑤伊肯伯里还指出，在英美安排中，金融精英们的观念确实起到了扭转作用，改变了有关战后秩序的讨论，精英观点的影响巨大除了已有的分析，还有其他重要原因，包括英国经济精英从1925年回归金本位后的灾难性后果中汲取教训，战争的结果为20世纪30年代无法做到的国际规则与制度安排方式提供了环境，还将经济精英吸引到英美政府进而受到了新思维的训练。精英的观念为建立新的利益集团提供了机会，至少赋予这些联盟以知识的力量和灵感。参见G. 约翰·伊肯伯里的《创造昨天的世界新秩序：凯恩斯的“新思维”与英美战后安排》，载于[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 基欧汉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等译）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86页。

⑥霍尔分析这个问题时，利用的中介变量同样是社会认同的建构，他指出知识分子是权力集团的一分子，能够通过构建忠诚和认同感来影响社会。当上层阶级的团结已常常跨越国家体系而广泛传播的时候，外交政策分析应当切实认真对待身份认同形成的过程。参见[美]约翰·A. 霍尔的《观念与社会科学》，载于[美]朱迪斯·戈尔茨坦、罗伯特·O. 基欧汉主编的《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等译）一书，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1-55页。

[参考文献]

[1]克里斯托弗·希尔.变化中的对外政策政治[M].唐小松，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

[2]赵银亮.俄罗斯外交决策中的精英：大众因素[M]∥冯绍雷.转型中的俄罗斯对外战略.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143-144.

[3]伊肯伯里.创造昨天的世界新秩序：凯恩斯的“新思维”与英美战后安排[M]∥戈尔茨坦，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9-86.

[4]霍 尔.观念与社会科学[M]∥戈尔茨坦，基欧汉.观念与外交政策：信念、制度与政治变迁.刘东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51-55.

（责任编辑 文 格）

Abstract：The participation of political elite in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making can make it more democratic， achieve the institutionalization of foreign policy-making， enhance the scientific of diplomacy decision-making mechanism， and make the foreign policy decisions a reflection of the reality of civil society， and the needs of the international situa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changing. The ideas of the political elites is important， and the impact of external information on the political elite act directly on the country's foreign policy. The successful creation of British and American post-war financial order is due to the community of ideas between the economic elite from the two countries. Public diplomacy should aim to promote the formation of such community ideas among the political elite.

篇5：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以遏制理论为例

课程：外交决策分析 班级：国政1002班

2011年4月20日 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以遏制理论为例

【摘要】国际关系理论产生较晚，处于不断发展和完善过程中。战后美国的遏制战略成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本文以美国的遏制战略为例分析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影响：理论在决策前为决策提供了多条选择路径，在决策中促进决策的科学化并在实践中不断完善从而作用于决策实践，然而理论也存在诸如与实践脱节、不为决策者所重视等种种局限性，因而探讨理论和外交决策关系对中国当前理论研究发展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关键词】外交决策 遏制理论

一.国际关系理论的演变和发展概述

国际关系理论一般是指研究国际政治事件或过程的个性与共性，并据以提出命题、得出结论或总结出规律。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大体经历 “从描述性到分析，从具有浓厚的法

1理主义道德主义色彩转变为比较冷静和客观科学的政治研究”。

早期的国际关系理论主要是为了向君主这提供实际的咨询，并未对国际关系现象作抽象的分析；20世纪初国际关系研究最先在英美兴起，二战以来国际关系理论出现了诸多的流派，形成了包括对理想主义学派的批判和对二战反思中的现实主义理论，对现实主义进行修正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制约作用的新现实主义，强调国际机制的新自由主义以及强调国际体系中的社会结构的建构主义等一系列理论和理论学派。这些理论通过学者的批评、政策的辩论等各种途径在诊断政策制定者的政策、预测国际形势的发展、评估政治决策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并不断继承发展完善。

二.遏制理论的产生和实践概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随着战争的结束和共同敌人的消失，两国均凭借自己在战时所形成的强大政治军事经济实力实现本国的安全和扩张的目标。1947年3月12日杜鲁门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以遏制苏联作为国家最高战略目标的“杜鲁门主义”标志着美苏冷战的正式开始。在长达近半个世纪的冷战中，美国始终将遏制战略作为美国对苏战略的核心，对战后国际关系产生了极其深刻的影响。1 周桂银 主编，《当代国际关系理论与实践》，第2页 遏制理论的产生：1946年2月22日乔治·凯南在从 莫斯科发回国务院的一份长达八千字的电报中对战后苏联的理论、意图、政策和做法以及美国应当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全面的分析和建议，引起决策层的注意。1947年5月，凯南担任新成立的国务院政策设计室主任，并从此进入了美国决策的核心。7月凯南在美国的《外交》季刊上发表了著名的《苏联人行为的根源》，正式向美国公众公开美国的遏制战略。

遏制理论的主要内容和实践：苏联对外扩张的根源在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感；苏联行为的理论依据是马克思主义；苏联的政策目标是试图削弱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和影响以扩大苏联的影响范围；美国对苏政策应是遏制苏联扩大势力范围的努力，限制苏联的影响范围并促使其内部发生变化。遏制战略提出后美国的政治上实行了以遏制苏联为目标的杜鲁门主义在经济上实行了扩大美国在欧洲势力的马歇尔计划，在战后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美国后对苏联实施了包括围堵，威慑、胁迫、预防等多种手段对苏联围追堵截，相当程度上在对苏联的解体上起了促进的作用。

三.理论对外交决策的影响

理论为外交政策提供了更多选择的路径。首先，理论的产生过程决定了理论的直接价值。理论是古代向君主提出的合理的建议在近代的抽象化规律化的演生产物。它的直接而实质的价值便是通过专业的信息采集信息分析和研究为决策者提供具体的政策建议选择，减少在决策者的非专业性造成的对国家利益的损失。其次，不同理论的直接价值需要在不同具体环境中有不同的体现。不同的具体环境下理论所产生的作用各不相同。弱肉强食的年代，列强纷争诸强割据的时代，实用主义现实主义的理论往往发挥更显著更有效的作用，而在和平与发展的时代带有温和色彩的自由主义往往能收到较好的效果。因此，不同理论的不同的适应性带来了理论选择的多样性。理论的多样的纷争使得决策者有更多的可选择理论，改变了以往少数“谋士惑君”的非科学的局面。

二战结束后美国面对一个战后国际地位空前提升的苏联面临诸多的战略选择。由于在二战结束前后美苏之间在东欧、德国等诸多问题上的争夺，加之二者意识形态的巨大差异，两国无可避免地走向了对抗。然后关于对抗方式当时不同理论给出了不同的回答，杜鲁门政府正是在此时选择了遏制战略作为其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可见，专业化的学者理论对外交决策提供了更多合理而可行的新路径，促进政策实践利益的最大化。

理论促使外交决策的科学化。决策者常常同时以政务官的身份出现，不仅参与决策且需要处理大量包括外交活动、竞选活动等事务，因此往往在相关专业能力难以与专业学者相匹。决策者更多依赖个人素质、经验等因素制定政策，带有极大的主观性和非科学性，可能给国家利益带来极大的损失。六十年代的古巴导弹危机中，决断的赫鲁晓夫在过程中以冒险主义开始而以投降主义结束使得苏联在世人面前丢尽脸面。而肯尼迪政府团队的科学决策不仅使美国在危机中获得胜利，也成为“危机决策”的经典案例。科学的决策离不开抽象化的理论指导，危机的科学决策是常态化的理论研究的产物，因此研究理论无论对于常规型决策亦或是非常规型决策均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凯南的遏制理论并非仅仅是书斋简单逻辑分析的产物，长期在苏联的实践工作使之拥有了超过普通美国学者官员对苏联的认识，专业化的分析方法和可靠而广泛的信息来源是其战略理论提出的前提。在《苏联人行为的根源》中凯南从俄国人传统的不安全心态入手，对苏可能采取的方法进行了科学化的估计，从而得出以遏制作为国家对外战略的目标。因此，理论不仅提供了多条决策的路径，更使得路径的可行增加了专业和科学的砝码，减少了因决策者的武断、少数政策建议提供者的片面性带来的风险。

实践对理论的修正作用促进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国际关系理论由于始终处于不断的发展 和变革之中，难以有一种完善的理论能够真正诊断、指示、预测和评估所有的国际关系现象，因而实践对理论的不断修正和完善成为理论发展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完善后的理论对实践的指导和评价也就越具有说服力。

遏制理论自提出到发展并非一成不变，遏制是美国对苏外交的主轴，然而在不同时期伴随着国际形势的变化，遏制理论的内涵也在不断完善及变化。冷战中，遏制理论的具体内容大致随美苏实力对比以及不同的总统而有所区别。冷战初期，苏联综合国力与美国有一定差距，处于美攻苏守阶段。美国凭借在展示膨胀起来的政治军事实力在全世界范围内遏制苏联与苏联争夺势力范围，包括拉拢欧洲出兵亚洲和支持镇压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等。但随着美国深陷越战，苏联军事实力的增强，全方位的激烈对抗和遏制已经难以符合实际的情况。70年代起，遏制理论的内涵悄然发生改变，尼克松上台采取收缩战略，包括结束越战、改善中美关系、对苏缓和、加强与西欧日本的关系，但目的仍然是与苏联对抗来遏制苏联，是美国实力衰微的无奈之举。苏联入侵阿富汗和保守的里根的上台使美苏实力对比和遏制战略再次发生改变，在苏联内部出现了经济发展的停滞，美国以经济和科技实力实力加快遏制苏联的步伐，直至冷战结束。

纵观冷战，遏制理论为美国对苏政策提供了原动力，然而在具体实施过程中因美苏实力对比变化而出现的新问题尤为遏制理论注入了新的内涵使之更可行地知道现实政策。这无疑体现了理论与实践之间互生共荣的关系。

理论对外交政策作用的局限性。首先，理论同时具有超前性和滞后性，理论的两性使理论往往与实践脱节，造成理论与实践的鸿沟。理论的超前性体现在理论由于学理上的分析和发展，使之超前于现实的生活和发展，提供了一幅未来的蓝图和愿景，它可能提供了为现实预测的功能，也往往是书斋的产物，因此常常脱离现实的存在，不仅短时间内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也造成了民众及决策者的不信任。相同的，理论还存在着与超前性截然相反的滞后性。由于理论常常对已有现象事实的概括抽象，若无法提升理论之所以为理论的一般性，就会出现就事论事、“事后诸葛亮”的误区，出现与超前性共同的问题，即无法实现理论的价值及失去信任导致理论研究的持续性遭受挫折。

再者，许多正确的决策并未能为当政者和决策者所看重。理论为决策者提供多条路径选择，却并非都是尽善尽美，可行而可持续的。学者在为决策者出大量“选择题”的同时却无法为其确定最后的答案，这使得最后的政策实施难以符合期望。同时，众多研究的非科学化、书斋化增加了非良性路径的数量导致了正确建议为决策层所看重的可能性。多重理论的缺陷使其失去决策层的信任，他们往往更愿意将理论作为其行动的美好外衣，实行宣传和行动两副面孔，失去了理论作为实践指导的现实价值。

四.研究理论与外交决策的影响对中国的启示

理论研究的发展应该两条路并行。所谓的两条路并行即不仅需要发展具有超前指导意义的理论也应该同时发展与现实问题相关的理论研究。没有所谓超前艰深的理论拓展，理论的未来出口将变得有限，理论的现实瓶颈将很快到达。但没有着眼于现实问题考量的具有短期成效性的理论研究将造成许多现实问题，即理论难以服务于实践，社会对理论的期待的减少导致理论研究的保障和激励的减少，理论发展同样将陷入困局。

现实的做法为形成并不脱节的但各自有所侧重的两套专业化的研究队伍，形成以实务理论研究和非实务理论研究的两套体系，两者并重。以前者作为后者研究的现实保障和现实出口，以后者研究作为前者的基础。

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最佳的路径选择。现实中在中国部分地区的决策不调查不研究脱离实际情况，以领导的个人喜好滥用决策权，被群众讥之为“先拍脑袋决策，再拍胸脯 保证，后拍屁股走人”的干部。为了减少传统的“拍脑门”决策所带来的严重后果，科学化的理论决策关系是决策正确优化的最佳选择。科学化的决策理论关系不仅在于学者提高自身的研究水平，更在于决策者改变观念，转变在过去以研究者作为其政策粉饰者的地位。借鉴部分国家现实在实行的政府官员、智库、大学学者之间的职务互换的“旋转门”形式，改变理论研究和现实决策的关系。

理论的成果应该符合决策者的需要。国际关系领域的重要著作一般过于抽象化，他们所提供的一整套专业术语往往难以很快令决策者了解，难以使决策者完全理解和实施贯彻研究者的意图而出现偏差，并且时常在决策者采用该成果之前已经为决策者所抛弃。决策者在处理大量事务性工作时需要的往往是可信度强的而方向性明确易懂的决策方案，而非艰深难懂的理论过程。可信度源自于方案提供者以往的理论研究对现实的可行的积累，而在做到可信度足以和决策者沟通时，方向性明确且易懂的方案就显得尤为重要。系统的专业加工而产生的有力而要的政策选择在未来也将成为理论服务于决策的最佳道路。

【主要参考资料】

篇6：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

所谓非正式意识形态, 指的是一个国家政治人物和大多数国民普遍信奉的, 经过长期历史积淀形成的文化价值观、思想偏好、成见、倾向、信念、愿望以及关于国家历史、现实与命运的基本看法。非正式意识形态可能比正式意识形态更加稳定和持久, 因为它根植于一个国家的历史文化之中, 并因为潜藏在不自觉的意识中而常常被视为理所当然, 其影响可能更大。

政治学家罗伯特·达尔指出, 人们通常不注意他们的意识形态, 那是因为他们都赞同同样的意识形态, 其程度令人吃惊。这一看法用来解释美国人的思维方式, 再贴切不过了。大概受国内的教育和媒体的影响, 长期以来我们对“意识形态”的理解非常极端, 一提到“意识形态”, 总是与国家制度和政治斗争联系在一起。这显然是把“意识形态”这一术语政治化了, “意识形态”真正所指远不止此。对于美国的外交政策, 意识形态范式有助于克服单纯以权力———利益这种思维方式去理解的限制。对于我们了解两国在文化影响上的差异, 意识形态范式有着重要的作用。

一、意识形态与美国

美国更像是一个理念国家, 其原则体现在《独立宣言》和宪法等文本中。对于美国来说, 《独立宣言》、美国宪法等建国文献和葛底斯堡演讲等总统演说中的古典自由主义的基本信条, 就是具有正式意识形态的特征的。虽然这些原则没有像中国一样, 进入政治和基础教育的范畴, 也没有像前苏联那样被公开宣称为官方哲学, 但是事实上却有着正式意识形态的一切特征。而且, 这些思维贯穿于美国人生活的方方面面, 而非只是在政治层面发酵。2013奥斯卡奖获得提名最多的电影《林肯》, 就是一部讲述南北战争的主旋律影片, 正如同当年的《阿甘正传》呼应了国内反智主义的潮流、《拆弹部队》呼应了伊拉克战争, 可以说就算对于文化和娱乐产业来说, 政治正确也是极为重要的。

对于美国人来说, 他们的国家是世界人民最后的避难所, 而他们就是这个世界上保卫自由的卫士。但是关键在于, 这种说法并非完全是一种虚伪的欺骗或者赤裸裸的辩护工具, 而是美国人的真诚信念。亨廷顿认为, 冷战结束对美国人心理的深刻影响就是“他者的丧失”。苏联———美国人心中的邪恶帝国和自由的敌人———的存在有助于美国人民和政府中培育一种共同的国家认同。

不仅如此, 美国政治和生活上的方方面面, 都可以体现出宗教对于这个国家的意义, “清教”本身就包含了限制与排他的意味。在美国, 参加宗教活动的美国人超过了参加美国社会中其他任何组织活动的人数。目前, 美国共有250多个不同的宗教派别, 222万多个地方性教会团体。这些宗教团体包括各自的教徒构成了无处不在而又运转良好的社会网络, 使得美国宗教组织的政治积极性和社会渗透力远远大于其他国家。一个美国人是否承认自己有宗教信仰、什么样的宗教信仰并不意味着其思维方式就不具有这样的特征。而且, 作者认为对意识形态最简单的定义是把意识形态视为一种“思想体系”, 而透过这种定义, 最早的意识形态就是宗教。那么从这个定义来讲, 美国人具有与生俱来的意识形态。

二、意识形态与中国

中国同样也存在非正式的意识形态, 而这些意识形态同样影响了每个人最深处的思想方式。这些非正式意识形态包括了传统的儒家思想、道教和民间传说的影响、在改朝换代中对于安全感的追求、建国以后的红色革命思想所带来的对于平等的追求, 等等。中国的意识形态一方面以传统文化为基础, 受建国后革命和共产主义熏陶, 另一方面又受到近年来资本主义和市场经济的影响。

近些年来, 国内的各个层面似乎都举起了向美国学习的大旗。不管是制度、法律、还是文化层面, 无一不在其中。可是如果探讨美国与中国在这些层面的差异, 一个绕不开的话题就是, 这两个生长于不同文化的国家, 究竟是否可以秉承拿来主义, 直接横向对接。对于美国来说, 之所以政策得以实施、国家得以发展、文化得以进步, 最重要的就是他们运用根植于自己国家的思维方式, 制定了一套最适合自己的方法。而随着一代又一代新人的出现, 这些想法通过意识形态的方式、随着他们的教育, 塑造了他们思想的方方面面。

如果说中国的最大问题就是发展到了今天, 突然发现许许多多的普通人已经对国家的意识形态宣传产生了抵触的情绪, 正面宣传造成了相反的效果。对于一个国家来说, 走什么样的发展路径尚可以放在一边, 然而如果人民对于这些说法不接受, 那么说再多也没有丝毫意义。而美国的普通人也能够深刻的怀抱着救世主的情怀, 期盼能够更多的引领这个世界的其它国家走进民主和自由。美国试图去影响和干预其它国家的决定, 对于其自身来说是具有极高政治正确性的, 这根植于他们的意识形态。美国的思想现状应该让我们看到, 国内的意识形态目前树立的程度, 其实不是太多, 而是做的不好, 而且是远远不够的。

三、理解我国文化自信的新角度

对于一个国家的发展来说, 最重要的就是人民的信任与全力的支持。而最可怕的就是人民的不信任与抵触情绪。然而, 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与言论范围的拓宽, 微博等SNS媒体上所弥漫的情绪越来越负面和消极。中国人的文化自信在时间的推移不断消逝, 剩下的, 除了自卑, 还有自负。

美国国内并非没有对于制度、国家的反思, 然而这些言论都谨慎地停留在意识形态的这边, 不会越过那一边去触碰国家生存与发展的底线。这可以说是意识形态的作用, 或者说, 意识形态让这个国家具有文化自信, 让他们尽管同样面临着种种问题, 却从始至终坚定地相信自己的制度和文化。这与美国外交中那种将其价值观念、民主政体等传播出去的强烈使命感类似, 他们试图按照“美国模式”来建立“世界新秩序”, 凸现出理想主义的特点。美国外交中的法治主义倾向尽管具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是如果将其强行学来并用于我们自身, 那就是忽视了美国法治社会得以建立的独特的历史文化背景, 混淆了国际政治与国内政治的区别, 误以为可以像规范国内政治那样用法律规范国际政治。对于美国人来说最大的悖论就是, 当他们满心期待给予别人他们自己所拥有的自由时, 却习惯性的忽略他们的干涉已经剥夺了这些自由最基本的条件。

在当下这个时代, 消费社会的兴起同样对我们的社会产生了重要的作用。一个媒体去争得自己的言论自由, 是否真的意味着每个人作为普通的公民, 都拥有相同的言论自由呢?实际上在美国, 言论自由被理解成新闻集团的财产所有权, 而不是公民个人的人权。尤其在消费主义至上的今天, 通过购买版面, 可以在美国的各种报纸上刊登你想刊登的任何不违背基本原则的内容。然而, 如果没有这笔钱, 你就被剥夺了这种表达的自由。而在今天的美国, 报纸更是被当作一种商业经营, 很少将重点放在它们理应当包容的“别的东西”上, 寻找读者群中的中间观点就成了一种趋势。当一切都以吸引读者为目的, 新闻和媒体的意义早已不像它们宣称的那样高尚, 媒体的力量并不能达到我们期待的那样。

新自由主义国际政治学派的代表人物亚历山大·乔治和罗伯特·基欧汉, 提出了三种国家利益:物质生存、自由和经济繁荣。然而在中国, 也许前三位会有所不同, 也许还会包括平等、安全感、幸福感等等。可以说, 不同文化生长出来的人民, 对于所追求的幸福的定义都不尽相同, 更何况如何去实现了。

四、对于我国文化自信的反思

中国文化史、社会史学大师许倬云在一次访谈中说道, 中国文化中, 人天生是贵者, 人的禀赋里面最要紧的是人爱人, 也就是“仁”。我们讲自由、人权, 不再建立在神造世人、人人平等的观念上, 不再是自由平等的观念上的博爱, 而是以中国的忠恕之道, 将心比心。我们的内心还是相信人, 人情、人性、人心里的思想, 这都是中国文化决定的行为。对于中国来说, 最重要的是从自己的传统逻辑当中生发出一套适合现实发展的话语体系, 这个体系不是从权力分割、自由民主等角度阐述的, 中国人所理解和期待的自由与国外不同, 只有从我们自己的语境出发, 才能获得真正的改变。只有使用我们的文字、文明所具有的词汇与内涵所生发出来的概念, 才能获得真正适合我们的改变。

资本主义的经济是建立在人类需求和生产的无限扩张、财富及消费品的无限录攫取上的, 市场自由主义是其意识形态润滑剂。我们的星球正面临着超消费的危机, 地球资源和环境正在恶化, 这一危机来自于资本主义自身的逻辑、技术的进步以及主流的发展模式。因此对于我们来说, 首先就是要意识到, 每个国家现在的制度与发展状况, 都是根植于其独特的历史、文化与思维方式的。对于国内问题的发现是有益于社会进步的, 然而盲目的在美国或是其它任何国家寻找解决方式, 却并不可靠。意识形态塑造了我们的价值观, 影响了我们对事物的看法和判断。只有从我们独特的意识形态出发, 才能找到最适合我们的未来。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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