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杂文的读后感（精选8篇）
篇1：鲁迅杂文的读后感
鲁迅先生的杂文是在尖锐的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中创造的他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进行了批判;探索和研究国民性问题，暴露和批判过敏性弱点;对旧中国社会的思想，文化，文学进行了广泛广泛而深入的批判;积极歌颂了人民群众和无产阶级领导的革命事业，鲁迅的杂文一次被称为“中国的民族魂”。
鲁迅在小说散文等领域取得了卓越的艺术成就，而且他一毕生心血和精力，创造了大量的独树一帜，无与伦比的杂文;这些杂文在半个多世纪以前对促进整个中国的革命斗争的人民的思想解放起到了巨大作用。鲁迅用犀利的笔，写下了“篇篇杂文”如匕首，似投枪，直刺敌人要害，发挥无可代替的战斗作用。这些杂文对生活的反应敏感迅速泼辣犀利，战斗性强。正如先生所说，杂文是感应的神经，是政府的手足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自上而下的血路来的东西。
这些文字确实激烈又尖锐，短时间内，太过频繁的阅读，带来了一定的反面效应。一件事物关注的太多，即便是好的，可能也会变了味道。然而它真的变了味道，物极必反，在此，虽无这般夸张，但是得懂得如何适可而止，点到即可。书，就慢慢读看了。闲暇之余，翻将几页来看，倒也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嫌隙的也并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自己在文字的基础上附加了个人的情感。报喜不报忧，见好不见坏，在长篇累读之后，精神疲乏，需要另类的、轻松的文字来解脱，来释放。
篇2：鲁迅杂文的读后感
《鲁迅杂文》读后感
单位的书柜上不经意多了一本《鲁迅杂文精编》，想起了昔日读书时代的《朝华夕拾》，那个不同年代的童年之梦-热爱自由向往的生活，便拿着翻看起来，鲁迅先生的文采非比寻常，嬉爱辰骂皆成文字，某些论点上更是一针见血的犀利，一口气下来读了十多篇，就这样间隙的一直读着，某天竟忽然嫌隙起来，杂文的字里行间，缺看不到几句称颂的话。
鲁迅是中国现代文学的开端，是现代中国的伟大思想家、文学家、革命家。他在文章中表现了他热爱自然、向往自由的那股热情。希望自由与大自然亲密接触的生活，不希望整日在父母的管束中生活着，这正是儿童期间所希望的。曾几何时，我已经远离了童年，进入了青年，每天都活在在这忙忙碌碌、纷纷扰扰的工作之中，但我自己认为自己还是一个稚气未脱的.孩子，有时还做着甜美的童年之梦，回忆起那些童年琐事，还是记忆犹新，忍俊不禁。而如今随着社会的发展，小时候游乐场地现已变成高楼大厦，我和儿时小伙伴们都为了自己的前程努力奋斗，因此对大自然的接触也少了许多，但我心中对大自然的热爱始终如一，向往自由，这也许就是我和鲁迅先生的相似之处吧，让我在读过鲁迅先生的文章感触颇深。
书中头几页的出版说明中讲到鲁迅可以说骂了，但他骂从不对被骂对象的外形上加以丑化，而是打击、剖析：从政治、道德、精神方面，结论予以最本质的揭露。相比那些优美的散文来说，杂文激烈了许多，尖锐了许多，原本一门心思的扎了进去，读到会意处，不忘会偷笑几声，而后的偷笑少了，文字在视线里渐渐模糊，或者停留在某一段、某一句，竟然不知文意，在也读不下去了，()骂的堆筑的太高，作为读者我难免也要发几句牢骚，写上几段感慨。况且这些文字确实激烈又尖锐，在短的时间太过频繁的阅读，会有一定的反面效应，一件事物关注的太多，即便是好的，可能也会变了味道。然而它真的变了味道，物极必反，在此，虽无这般夸张，但是要懂得如何适可而止。书，要慢慢的读，闲暇之余，翻将几页来看，倒也意味深长，耐人寻味。嫌隙的也并不是文字本身，而是自己在文字基础上附加了个人的情感，报喜不抱有，见好不见坏，在长篇读之后，精神疲乏，需要另类的轻轻的文字来解脱释放。
或许我就不该只看一个人的文章，只欣赏一种风格的文字，鲁迅的文字是**年代的写实，这些苦难动荡的日子，多多少少给我加重了沉闷与压抑，然而我又是那种见不得伤口的人，尽快终结这样的痛苦，回到我真实的和平的世界，岂不痛快？再有兴致百家各样的文字调剂看着。换一换异样的口味。；领会异样的风采，正所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应该别有一番韵味。
篇3：李敖与鲁迅的杂文文风比较
李敖是一个想说就说、特立独行和放荡不羁的文人。他说鲁迅可议、可检讨、可批判之处太多了, 而说鲁迅的文章很别扭, 文字很可疑, 文风不好, 有两点原因:“第一, 它是从中国的旧文学出来, 就是所谓包小脚, 小脚揭开了, 可是那骨头里面, 还是碎掉了, 所以揭开了以后呢, 还是有那种旧文学的底子, 一些白话文有的时候不能够脱胎换骨;另外一个原因是日本人的文法、日本人的文字影响了鲁迅, 这两个原因使鲁迅写出来一种很别扭的白话文。”[1]李敖认为:“鲁迅的文章写得实在不够好。”他说:“如果是伟大的文学家, 就不应该写出来这么多奇奇怪怪的鲁迅式的中文, 尤其鲁迅没有写过长篇小说。”[2]对于这一说法, 我们不敢苟同。
一、狷狂与沉稳
凡是认真看过鲁迅作品的人都知道, 鲁迅的语言是自成一体, 别具特色。李敖说:“这种风格我无法解释它, 我只能推断说, 他是接受了那种发杂反复的日本文法、日本语文结构的影响, 再加上这种生吞活剥出来的中国的文言文的结构, 两个里面混出来的鲁迅的文体。”[3]李敖这样分析鲁迅文章的语言风格, 表面上似乎有几分道理, 其实他并不真正懂得鲁迅的文法。
鲁迅的文字, 因为产生于白话文刚提倡的时代, 所以自然会有些生硬, 这一点我们不能用现代的眼光来对鲁迅进行苛求, 而事实上正是鲁迅他们这一群新文化运动的勇士竭力提倡白话文, 才会有今天行云流水的美丽文字。鲁迅的文风, 应该说是有时代烙印的。鲁迅出生在19世纪初, 科举仍然是读书人正统的出路, 青年鲁迅也不例外, 他曾经苦学过一阵八股文。研究鲁迅的学者曾经说:“他那样肃杀的文风, 我一度以为是他个性索然, 后来方明:是那样的现实环境逼出了那样的文风, 甚至可以说, 是那样的时代需要那样的文风, 他正是用那样的文风忠实地反映了那个时代的黑暗。”[4]鲁迅在中国文学史上, 树起了一座伟大的文学丰碑。鲁迅的语言风格是独特的, 独特到别人难以模仿的程度。没有扎实的知识做底子, 就算是模仿, 也只能是鹦鹉学舌, 得其表而难入其里。我认为, 鲁迅的文章, 犀利辛辣, 深层厚重, 张力到点, 辩证到位, 激愤中不乏调侃, 嬉笑中不乏凝重。仅从语言形式来看, 鲁式文法最大的特征, 就是“橘子的结构”给人一种沉实稳重、张弛有度、内敛之感。而这种沉实稳重正是李敖所缺乏的。鲁迅是骂人的高手, 但不会赤裸裸地去叫骂。有时候, 被骂的人往往被骂过很长一段时间, 才能回过神来, 知道自己被骂。像“有本事你娶几个漂亮的女人给我看看啊”、“够胆你脱光了衣服让我瞧瞧呀”、“就是像你这样的畜生啦”、“你才是混蛋呢”这种李敖认为最正投的中文骂法, 太直截了当, 没有半点美感, 无异于泼妇骂街, 鲁迅是断然不会用的。伟大的文学家这样骂, 就不够伟大了。这样一骂, 不够文明不说, 而且也失去了鲁式文法的特征, 骂人的力度更是一落千丈。
二、投枪和匕首
李敖和鲁迅都以一个不饶恕的斗士面目面对现实社会和民族传统, 都有丰富的历史知识, 都采用了“诙谐”的语言将传统纳入叙事的游戏中。诙谐可以是热情的参入、介入的现实, 可以带有攻击性。中外文化史都证明着一个基本的事实, 当人民的声音被压制着的时候, 人民就不得不通过幽默和讽刺来表达自己。李敖看来深受鲁迅的影响, 他的尖刻也丝毫不逊于鲁迅, 他也常将历史人物、神话故事、掌故、新闻和现实人物并置杂列, 借此颠覆官方的正统文化。李敖的文章亦具有一点诙谐的风格, 但这种诙谐风格并不能严格地称为“诙谐风格”。
鲁迅和李敖的杂文应该同属于精英文化范畴, 如果从官方的角度出发, 他们也应该归为具有民间性的文化, 尤其在鲁迅的杂文和小说里, 杂糅了许多民间俗文化, 比如女娲的故事、精卫填海的故事, 在《无常》、《社戏》、《阿Q正传》中, 绍兴民间戏的运用都渗透着纯粹的民间内涵。正是这些民间内涵和官方的正投文化形成了冲突, 也使得作者个体充满了一种自由狂欢的体势, 这自由狂欢的体势以不可阻挡的姿态与正统的官方意识形态形成对峙, 构成了内在张力, 而鲁迅似乎正是从这些狂欢的乡村场景中吸收了本源精神, 正是这种深层次的人生体验和生命感受, 使得鲁迅的小说和杂文均有了“诙谐文化”的内涵, 也使得人真正达到了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气势, 在他的诙谐语言中明显渗透着个体孤独感和悲剧氛围。但李敖的杂文并没有达到这样的意识深度, 它的诙谐还停留在一种表面的语言工具认识论上, 他只是将骂人、奇闻怪事作为一种增加谩骂力度的手段, 并没有很深厚的人生体验和思想深度, 因此他的诙谐或许只能称得上巴赫金所说的一种讽刺体文章, “一种讽刺性作家只知道否定的诙谐, 而自己置于嘲笑的现象之外, 以自身与之对立, 这就破坏了从诙谐方面看待世界的角度的整体性, 可笑的 (否定的) 的东西成了局部的现象”。“李敖的文章即是这样, 他不能从世界的整体, 从历史的深度去看待问题, 他对太无奈的认识, 对中国人的批判都带着一种极端片面的认识, 因此他的诙谐语言就成了一种是真的夸张, 他的语言太直白, 近乎大街上的叫骂, 失去了诙谐固有的内在品质, 使得其文本呈现出一种戏剧色彩”。[5]
真正的“诙谐风格”应该涵盖以下两方面:一是具有悲剧性;二是要有隐喻性。鲁迅《阿Q正传》里就有这样一个场景:阿Q唱:“手执钢鞭将你打……”围观的群众大喊:“好!”在这样的狂欢场景中, 不乏诙谐风趣, 但其内在已经渗透出无法排遣的悲剧色彩, 在这笑声中, 我们已经感觉到了个体的悲剧命运。李敖的杂文却并不存在这样的一种“诙谐”, 有的只是谩骂和侮辱。鲁迅说辱骂和恐吓绝不是战斗, 真正的战斗需要历史理性, 需要深度, 真正的诙谐包涵着很深的人生体验。因此具有诙谐风格的作家, 像鲁迅, 就精心地选择题材, 他绝不会泛滥地寻找骂人材料, 尽管鲁迅也和梁实秋等人展开面对面的笔战, 但是在其中鲁迅倾注了自己对社会人生的独特理解和体验, 因此他的笔战也就超越了笔战本身。许多历史题材、民间轶事、典章制度都可以按照自己的需要重新排列, 但是优秀的作家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安排这些事物, 在这些词汇的背后, 他们将自我意识传达出来, 即通过一种隐喻的象征形式将事物的真实面目表现出来。因此这种诙谐风格就包含了事物的双重甚至多重景观。如在《秋夜》中那样, 鲁迅不是将诙谐建立在一个固定的形式上, 而是将其建立在一个象征的平台上。李敖的杂文缺少了这样的深意, 他只是想通过自己的文章骂倒对手, 他也承认自己的文章别无深意, 或许有时李敖仅仅是满足于一种感官上的愉快, 只是为了单纯的文字炫耀。
三、结语
李敖的文章缺少重建意识, 虽然他在传统中成长, 但他没有什么根基, 他对历史传统的激烈批判结果是形成了历史虚无主义, 使人不仅对民族历史的过去产生绝望, 而且对它的将来也毫无信心。他的诸如对中国“国民性”, 以及政治制度和文化秩序的批判并没有超越鲁迅和胡适。在《由一丝不挂说起》、《长袍心理学》中, 他只是复制并夸张了鲁迅等人的历史意识。梁启超、鲁迅等人提出:“国民性是基于特定的历史情境:中国由传统古代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 国民身上自然遗留了许多传统的痕迹。”因此对国民性的批判是鲁迅等人诉求现代性的体现。李敖生活的时代已经是台湾转型过渡到现代性社会, 李敖对“国民性”的再次批判显然缺少理性。李敖对现代传媒和信息技术的运作流程非常熟悉, 他知道大众的趣味, 经常制造耸人听闻的言论。只要稍稍有人赞他两句, 他立马就和那个人成为好朋友, 而一旦有人骂了他几句, 他必是对之加以报复, 就连与他离婚的老婆胡茵梦女士他也不饶恕。或许李敖称得上是真正的骂人斗士, 他无畏专制政体数度入狱, 但是他却算不得一个思想家。
总之, 鲁迅与李敖是中国杂文史两个不同时代的路标, 一个指向独立富强, 民族觉醒;一个指向民主自由, 清明政治。身处逆世, 他们不约而同选择杂文为共同的武器, 一个高屋建瓴, 站在民族视野的最高处, 为我们剔除一个古老民族身上的脓疮;一个身体力行, 梦想在海岛上回到那浪漫的古典的道德世界。鲁迅和李敖都是他们所处时代的总记录者。鲁迅的文章被误读多年, 而李敖的文章也不曾为所谓的正统文学界所承认。通过对两人杂文文风的分析比较, 我们能跟真切地体会到这两位杂文史上巨人的息息相通。
参考文献
[1][2][3]李敖有话说.凤凰卫视, 2005-8-4、5.
[4]朱学勤.想起了鲁迅、胡适与钱穆.人大人陈的BLOG, http://blog.sina.com, cn, 2006-11-19.
篇4：浅析鲁迅杂文的特点
[关键词]鲁迅；杂文；特点
鲁迅是中国现代小学的开拓者，是杂文的奠基者。他的杂文是一座艺术宝库，美如辽阔的天空和浩瀚的海洋；他的杂文如匕首、似投枪般的对黑暗的历史、传统、社会和人生进行了剖析与嘲弄，深刻的表现出了他作为一位“民族魂”人物为民族解放而上下求索的精神。
一、鲁迅杂文的创作概况
鲁迅的杂文创作以1927年为界，分为前期和后期。前期杂文有《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后期杂文有《而已集》、《三闲集》、《二心集》、《南腔北调集》、《伪自由书》、《准风月谈》、《花边文学》、《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集外集》、《集外集拾遗》、《集外集拾遗补编》。
鲁迅杂文的内容十分丰富，取材广阔，短小精悍，形式自由，语言精炼。他赋予了杂文内在的文学品格，达到了内容与形式的有机结合和完美统一。瞿秋白在《鲁迅杂感选集.序言》中说：“鲁迅的杂感其实是一种社会论文——战斗的阜利通。谁要是想一想这将近二十年的情形，他就可以懂得这种文体发生的原因。剧烈的社会斗争，使作家不能够从容地把他的思想和情感熔铸到创作里去，表现在具体的形象和典型里；同时，残酷的强暴的压力，又不容许作家的言论采取通常的形式。作家的幽默才能，就帮助他用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他的政治立场，他的深记得的对于社会的观察，他的热烈的对于民众斗争的同情。不但这样，还反映着五四以来中国的思想斗争的历史。然而，它的特点是更直接更迅速地反映社会上的日常事变。用鲁迅自己的话说，他那时的杂文写作，主要着眼于“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就是文化批评，诸如所谓国民性、国粹、封建主义的纲常礼教以及种种形而上的精神弊端，都属于文明批评的范畴；“社会批评”，就是举凡专制政治的种种表现、统治当局的倒行逆施、无聊文人的助纣为虐等，均在社会批评视野之内。
二、鲁迅杂文的特点
（一）鲁迅杂文在形式上具有多样性。杂文这种文体虽然自古就有，但从来没有被重视过，只是一种不起眼的小文章，在形式上也没有什么新颖之处。鲁迅在选定了以杂文作为自己从事写作的主要文体后，首先在形式上做了很多新尝试，并取得了成功。他的杂文，有随感、杂感、题辞、启事、短评、闲谈、漫笔、琐谈、闲话、日记、书信、序、跋、记、忆、論、说，有题目或者“无题”等。鲁迅主要根据内容的需要来选定文章的形式，没有定规，形成了很多创制，为后来者提供了样本；尤其是由于他所取得的巨大成就，使杂文成为文坛百花园中的一杂奇葩，并且成为一种独立的文体。
（二）鲁迅在运用逻辑思维来揭露事物的矛盾时，构成了文章强烈的论战风格，别具一种动人的艺术魅力。《灯下漫笔.一》先说“纸币换银元”的事件，百姓们吃了亏还内心欢喜庆幸，从而联想到我们非常容易成为奴隶，成为奴隶后还很高兴；为什么呢？接下来就通过历史事实来说明，在战乱年代，百姓们总是有“乱离人不如太平犬”的感叹，希望有一个固定的主子来管理他们，哪怕不把他们当人也愿意；天下太平后，统者者果然也不把百姓当人，元朝的法律就有明文规定，百姓则恭颂圣明。之后得出结论，中国历史就是百姓们“想做奴隶而不得”和“暂时做稳了奴隶”这两种时代的交替，而号召青年们“无需反顾，去创造历史上不曾有有过的第三样时代”的结论，就水到渠成地得出了。整个论述顺理成章，一气呵成，逻辑严谨。
（三）鲁迅杂文中讽刺笔法得心应手地加以运用，从而达到“嬉笑怒骂，皆成文章”的境界。讽刺，是杂文写作的基本手法之一，也是鲁迅最常用的。在《夏三虫》中，鲁迅采用了这样的笔调：“假如有谁提出一个问题，问我三者之中（跳蚤、苍蝇、影子）最爱什么，而且非爱一个不可，又不准像‘青年必读书’那样的缴白卷的。我只得回答道：跳蚤。跳蚤来吮血，虽然可恶，而一声不响的就是一口，直截爽快。蚊子便不然，一针叮进皮肤，自然还可以算得有点彻底的，但未叮之前，要哼哼的发一篇大议论，使人觉得讨厌。如果所哼的是在说明人血应该给它充饥的理由，那可更讨厌了，幸而我不懂。”这段文字虽然妙趣横生，别开生面，但决不轻松、欢快。作者的笔调很明显，着意在讥刺、挖苦、嘲讽那些所谓的“学者”、“文人”们的狡诈、虚伪，批评、否定这种行为。我们看了也会笑，但决不是会心的笑，而是鄙弃的笑，在笑的背后隐藏着强烈的憎恶。这样的讽刺非常有力，在鲁迅文中也随处可见。
（四）鲁迅杂文中既有精辟深刻富含哲理的语言，又有生动幽默的妙句，显示出语言大师的功力。《这个与那个》是1925年在批判教育总长章士钊要在小学恢复“读经”的文章，开头写道：“一个阔人说要读经，嗡的一阵一群狭人也说要读经，岂但‘读’而已矣哉，据说还可以‘救国’哩”。这里用了一个“阔人”和临时生造的词“狭人”，又用了象声词“嗡”、词组“据说”、语气词“哩”以及文白夹杂的句式，对章士钊妄图开历史倒车的不自量力给予了致命的讽刺，在极简章平凡的用词和句式中，那种轻蔑、不屑、挑战的意味力透纸背，而在这一切的背后看出作者灵活运用的语言、举重若轻的深厚功力。
（五）鲁迅杂文形象性很强。在勾画出某种人物或现象特征的同时，往往造就具有典型特征的形象，使文章的内涵更加丰富饱满，意义也更加深刻。鲁迅主张“论时事不留面子，砭锢弊常取类型”，因而他的文章观点深刻，形象丰满，堪称典型。像他笔下的脖子上挂着小铃铛的“领头羊”的形象，就立刻使人想起某些为专制统治当局帮忙或“帮闲”的知识界中人的卑劣嘴脸。还有像“落水狗”、“丧家狗”、“苍蝇”、“蚊子”等形象，都是鲁迅笔下某类人物的专属画像。
总之，鲁迅的杂文，对敌人，犹如黑暗中的一把利剑；对同胞，犹如一杯精心泡制的清茶，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给予读者以艺术的享受。还有许多诗意盎然的篇章如《白莽作孩儿塔》、《夜颂》、《秋夜纪游》等。这一切，充分显示了鲁迅杂文是诗与政论的高度结合与精湛融汇。它既有强大无比的思想威力，又有无限深厚的文学魅力，不愧是我国现代杂文的典范。
篇5：鲁迅杂文精选读后感
杂文，顾名思义，是指现代散文中以议论和批评为主而又具有文学意味的一种文体。是随感录、短评、杂说、闲话、漫谈、讽刺小品、幽默小品、知识小品、文艺政论等文体的总称。
而《鲁迅杂文精选》这本书收集了鲁迅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杂文虽然古已有之，然而直到到了鲁迅的手里，杂文的艺术魅力和思想潜力才充分表现出来。在艺术形式上，鲁迅的杂文擅长分析，以其高度严密的论证，总能够在有限的篇幅里，一针见血地把道理说得深刻透彻，因此具有高度的说服力。同时，鲁迅杂文特别擅长使用讽刺手法，把社会上公然的、常见的、不以为奇的，但却不合理的事物，加以精练、夸张，给予辛辣的讽刺，使其文很有感情力量，常常能制强敌于死命。鲁迅经常运用典故或自己创造的故事，以具体生动的事例，来论述抽象的道理。总之，鲁迅的杂文，形式丰富多彩，手法不拘一格，莫不清新独创，给予读者以隽永的艺术享受。
对于文明，它对封建旧文明旧道德、对资本主义文明、半殖民地文明，对帝国主义奴化思想等都进行了毫无保留的批判;深刻地暴露并批判了国民劣根性，对国民卑怯保守的病态心理作了深刻的剖析。对于社会，它对社会的一切黑暗、统治者的凶残、帝国主义特别是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都给予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与此同时，对于统治者的压迫以及文化界同仁的污蔑攻击，鲁迅也不惜用杂文对他们进行毫不留情的讽刺。
篇6：鲁迅杂文的读后感
很荣幸，在暑假里啃了鲁迅老先生的杂文精选，若说啃的连骨头都不剩那是不可能的，但是最起码，在啃这本书前，我还是做了一些调查的。原来鲁迅跟我可以说是老乡啊，居然是浙江绍兴人。
对于杂文写作，鲁迅怀着一种目的明确的自觉意识，其中蕴含着他的严肃、崇高而执着的思想追求和精神追求。他说过，“我早就很希望中国的青年站出来，对于中国的社会，文明，都毫无忌惮地加以批评。”鲁迅的杂文，正是这样一种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这种批评，正像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是在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
这本书为我们收集了鲁迅先生的部分杂文，充分表现了鲁迅先生的坚韧人格和鲜明个性。鲁迅先生曾说自己的杂文里讲的“并名优宇宙的奥义和人生的真谛。不过是，将我所遇到的用笔墨写了下来。说的自夸一点，就如悲喜时节的歌哭一般，那时无非借此来释愤抒情……名副其实，‘杂感’而已。”这本书把鲁迅先生的杂文介绍给读者，其意义也在与此。鲁迅先生的杂文被诗人称为史诗，通过这本书收集的杂文，显现出鲁迅的不屈不挠与旧势力战斗到底的革命形象。(www.lz13.某)
杂文也被鲁迅称之为“杂感”或“短评”)，在中国是古已有之的，而现代杂文的兴趣、发展和繁荣，则是和鲁迅的名字分不开的。在鲁迅的笔下，杂文成为一种自由地摹写世相、描述见闻、评说人事、言志抒情，内容无所不包、思想启蒙和反抗现实的使命，从而以博大精深的思想内涵和独特完美的艺术形式，攀上了中国文学的高峰，进入了“商尚的文学楼台”
篇7：鲁迅杂文的内容
一、鲁迅杂文的创作概况
早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鲁迅是《新青年》作家的主将，又是《语丝》派的坛主之一。中国现代杂文，基本上是由这两个前后承接的流派开辟的。鲁迅正是这种文体的奠基人。鲁迅杂文的总体成就，在以后专章论述。他早期杂文分别收入《热风》、《坟》、《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而已集》等杂文集中。
《热风》于1925年出版，收集了1918至1924年的杂文41篇，其基本内容是抨击了“国粹主义”，扫荡愚昧迷信。文章的色调具有“五四”初期的亮色，明朗有力。在形式是短小精悍、格言体。这种文体类似尼采、叔本华的哲理小品，丹麦著名文艺批评家勃兰兑斯在《尼采》一书中，对尼采的哲理散文给予很高的评价。勃兰兑斯认为：尼采是“德国散文中最伟大的文体学家。”尼采“总是以格言方式阐述自己的思想，他的”激情澎湃的格言体著作方式无疑是独创性的。”“在他身上，抒情的风格与批判风格不仅同样得到了强健的发展，而且，它们之间还形成了一种迷人的结合方式。”这时的鲁迅在思想上已批判和否定尼采，但对尼采的格言式文体是相当赞赏的。因而勃兰兑斯对尼采格言式文体的论述，对我们理解鲁迅的《热风》随感录的文体特点，还是有相当启发的。
《语丝》时期，开始了鲁迅一生自自觉运用杂文武器进行战斗的时期。他这时在多种报刊上发表了大量的杂文，这些杂文收入《坟》，（1927年），《华盖集》（1926）、《华盖集续编》（1927年）《而已集》等。《坟》里的篇章，除了一部分属于他辛亥革命前的思想结晶外，大部分偏重于深入剖析说理，揭出封建传统文化思想与道德的反动内核。如《春末闲谈》、《灯下漫笔》、《论“费尔厄泼赖”应该缓行》等力作。鲁迅在这些文章中意态自如，议论风生、从容舒卷。纵横开阖，对历史和现实的阶级斗争规律作了前夫古人的开掘和概括，对这种开
掘和概括融铸在“细蜂腰”、阔人摆的“人肉筵宴”、“落水狗”和“叭儿狗”等创造性的杂文形象之中。鲁迅在揭露旧社会的种种弊端，同时也在探索着新的道路，如《灯下漫笔》里指出，长期处在封建统治下的中国人民一贯处在“想做奴隶而不得”或“暂时做稳了奴隶”的地位，所以他号召人们要创造“中国历史未曾有过的第三样的时代。”
《华盖集》、《华盖集续编》记录了他在五卅运动、女师大**、“三一八”惨案等重大历史事件中，指斥帝国主义、北洋军阀政府及其帮凶文人无耻罪行的战斗风貌，犀利透辟，讽刺手法日趋圆熟，思想与词句锻造得熠熠发光，显出鲁迅杂文的凝炼之美。
总之，鲁迅早期杂文体现了最彻底的“五四”精神，他直面现实中形形色色的封建主义表现，进行广泛的尖锐的社会批评、文明批评。同时，由于鲁迅的努力，这种兼备论文的逻辑性和散文的形象性的特殊文体在现代文学史上取得了一席之地。鲁迅的杂文自成一家，针砭时弊，像匕首投枪一样。他后期的杂文就是在二十年代杂文的基础上发表起来。
二、鲁迅后期杂文的内容与特色
（一）后期杂文的内容
鲁迅在他的一生中，特别是后期思想最成熟的年月里，倾注了他的大部分生命和心积压于杂文创作中。据统计，鲁迅一生创作文字170万字，其中杂文135万字，占疳百分之八十；而后九年所写比前九年多两倍。从1927年10月，鲁迅在上海定居，以后的十年，由于“不在革命旋涡中心，而且又不能多处去考察（《答国际文学社团》），给他从事小说创作带来了很大限制；更由于三十年代风云变幻的时代，对文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求文学能够迅速及时地反映广阔复杂的社会生活。为适应时代的要求，鲁迅在他后十年生涯中，重心就从小说领域转移到了杂文。
他后期的杂文分别辑在《而已集》（1927年），《三闲集》（1927——1929），《二心集》（1930——1931），《南腔北调集》（1932——1933年）、《伪自由书》（1933年1月5月），《准风月谈》（1933年6月至11月），《花边文学》（1934）、《且介亭杂文》（1934）、《且介亭杂文二集》（1935）、《且介亭杂文末编》（1936）。鲁迅后期杂文内容十分广泛，思想深邃，理论含量异常丰富。概括地说有以下几个方面：
1、我们说鲁迅的杂文价值首先在于，它是一部活的近代和现代的中国社会史。而鲁迅后期杂文就是真实记录从大革命失败到抗日战争爆发以前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而已集》收入鲁迅1927年写的杂文，虽然还有收入同“现代评论”派论战的文章，但主要是阐述鲁迅的革命文学主张，批判梁实秋的“人生论”，揭露蒋介石的反革命政变。《三闲集》里是有关“革命文学”的论争，鲁迅在社会批评和文明批评中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使他的杂文创作出现质的飞跃。到了《二心集》（收入1930——1931年所作杂文37篇）（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比较锋利），则是收入三十年代初文化思想战线斗争，有批判新月派如梁实秋的《丧家的资本家乏走狗》，批判法西斯民族主义文学的《民族主义文学》，揭露国民党对内镇压，对外妥协缺陷如《友邦惊诧论》。揭露胡适面目的《知难行难》，揭露色情文学家张资平的《张资平氏的小说学》等等，鲁迅已渐渐把杂文“锻炼成精锐的一击，能以寸铁杀人的匕首和投枪”，诸如说梁实秋是“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说张资平的小说“△现在我将《张资平全集》和《小说学》的精华，提炼在下面，„„那就是——“△”，一个“△”，就把张资平的全部斤两称出来了。在后来《伪自由书•后记》又为这位小说家的破产敲响丧钟：这位大家的大作，我自己晃要看的，理由很简单：我脑子是不要三角、四角的这许多角，倘有青年来问我可看与否，我是劝他不必看的，理由也很简单：他脑子里也不必有三角四角的那许多角。我是从不想到他那三角四角的角不完的许多角的。
象这样妙语连珠的形象化的文字，怎不让人拍案叫绝呢！？还有那篇《知难行难》，鲁迅于文中引用胡适去谒见“废帝”溥仪，对人说他们当时的对话：“他叫我先生，我叫他皇上。”仅此一句，就将胡适的反动和无耻写尽了。这些话，显示出鲁迅对评论形象的精湛理论分析和富于独创性的形象概括。所以，连鲁迅后来颇满意这本杂文集。认为“我的文章，也许是《二心集》中比较锋利。
“鲁迅很喜欢演说，只是有些口吃，并且是南腔北调，然而这是促使他深刻而又滑稽的条件之一。”鲁迅说：“前两点我很惊奇，后一点可是十分佩服了。真的，我不会说软绵绵的苏白，不会打响亮的京腔，不入调，不入流，实在是南腔北调。”而《南腔北调集》的内容是《二心集》继续和发展，另外收入和“第三种人”论争的文章。《作家素描
（八）鲁迅》：《倒提》，相界上禁止鸡鸭“倒提”，有人因此而感慨洋人厚待鸡鸭，虐待华人，华人不及鸡鸭。从这种感叹中，鲁迅捕捉到了一种奴性的病态心理，写道：“人能组织，能反抗，能为奴，也能为主，不肯努力，固然可以永沦为舆名，自由解放，便能获得彼此的平等”，然而我们却不想念自己的力量与本质，等着别人来“解全悬”，“其甚者意‘以为莫作乱离人，宁为太平犬’，不妨变狗，而合群的改革是不肯的，自叹不如租界鸡鸭者，也正是有气味的。”
1933——1934年，这是鲁迅杂文的成熟期。这时期的杂文大多发表在《申报•自由谈》上，结集为《伪自由书》、《准风月谈》和《花边文学》。《伪自由书》是讥评时政为主的。无情地揭露和讽刺当局奉行“攘外必先安内”或“只安内而不攘外”的反动政策。文字曲折而犀利。《自由谈》于1933年5月25日被迫登
在编辑室启事：“吁请海内文豪，从兹多谈风月，少发牢骚。”《准风月谈》就是这种政治气氛下的产物。这本杂文集的特色是寓政治风于社会风月的写法；从而以曲折的方式揭穿中外反动统治的。而《花边文学》大多从日常社会生活和文坛琐事取材，如对服装、广告、标点符，鲁迅都能写出洞幽烛微的精辟见解。最后三本杂文集《且介亭杂文》、《且介亭杂文二集》、《且介亭杂文末编》，除了继续对国民党卖国投降政策进行揭露外，还对革命阵营内部错误倾向的批语进行“两个口号”的论争。因此，我们鲁迅的杂文是一部中国现代“社会相”全书。
篇8：鲁迅杂文的读后感
现在有些杂文依然是严肃有余而幽默不足,批判有余而美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由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首倡的杂文“闲适格调”就特别值得借鉴。
一、“闲适格调”的手法和技巧
有人把林语堂的“闲适格调”看作内容上表现“闲情逸致”,语言上则一味“自然平和”。这种看法未免失之片面,或者说未能理解和把握这种格调的实质。林语堂在《人世间》发刊词中曾经阐明,他所倡导的“闲适格调”,不是指思想内容和描述对象,而是指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所谓“格调”,就是笔调;所谓“闲适格调”,就是一种带有闲适特点的个人笔调。大量阅读林语堂的杂文之后,他的“闲适格调”可作如下两方面的归结。
(一)平中见奇的杂谈琐议
西方将散文分为小品文和学理文,认为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章法分明;小品文不妨杂谈琐议,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而谨言慎行。因此,西方人称小品文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也可译为“闲谈体”或“娓语体”。总之,杂文的“闲适格调”,就是一种清闲安逸的行文方式和语言特色。这种格调自然适于叙写山间明月,江上清风,身边琐事,闲情逸致。但是除此之外,也完全可以用于暴露丑态,戳穿伪善,抨击时弊,斥责罪行。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攻击假恶丑必定要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慷慨激昂,骂语连篇。当然,这样做非常痛快、非常解恨,但是如果篇篇如此,那也未免单调。杂文也完全可以采用闲适的格调,表面上是山间明月,安然祥和,实际上却是地火汹涌,义愤填膺;表面上是江上清风,清闲安逸,骨子里却是狂风怒号,慷慨激昂。这样的行文方式比起骂语连篇,自然更有情趣。这种杂谈琐议,之所以被称为“平中见奇”,其“平”,在于表面上的清闲安逸;其“奇”,则在于骨子里的慷慨激昂。
如林语堂《谈言论自由》中的一段文字:
《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谣,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方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这样的聪明。
文中说人类“聪明”,不过是运用反语,实则是以人类和兽类相比,讽刺人类的虚伪。林语堂此处或有实指,却并不明言,让读者去联想那讽刺的对象;他也不直言在这一点上“人不如兽”,反而刻意夸奖人类。语言是平和的,讽刺却有些辛辣。
(二)绵里藏针的针砭讽喻
所谓“针砭”,原是中医的一种医疗手段,这里是借指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所谓“讽喻”,不是讽刺,这是一种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明道理的修辞手法。针砭用的是小小的银针而不是投枪,讽喻相对来说应是温和的,而讽刺却是犀利的。
所谓“闲适格调”,就意味着一种恬静的心态、一种平淡的语气、一种温和的语言;而不是亢奋的心态、冲动的口气、激昂的语言。文章的内容可能并不恬静平和,而作者却完全可以采用这种相对温和的格调对假恶丑进行揭露和批判。作者并不怒骂,怒骂就意味着正颜厉色的抨击;也不嬉笑,嬉笑就意味着笑谈戏言的嘲讽。“闲适格调”则意味着一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行文手法。如果同味觉相联系,那么,正颜厉色的抨击会使人感到辣,笑谈戏言的嘲讽会使人感到苦,而这种恬静平和的漫谈,则使人初始感到淡,而后却感到余味浓厚。
林语堂在《谈言论自由》一文中举例“猫叫春”,认为猫是“非常自由,很有魄力的”,反衬人类在求偶时就不会有如此的自由了。即便有,也断无如此的魄力。作家笔锋一转,说中国的老百姓“痛时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这分明是批评当时的政治生活不民主,人们没有“喊痛的自由”。但作家并不用诸如“独裁”“专制”“压制民主”等极端的字眼去抨击当局,而是用一种淡泊的态度、幽默的文笔娓娓叙谈,这正是所谓的“娓语体”。读者仿佛可以窥见那“绵里”隐藏的“针”的影子了。这种抨击,并不是握着匕首,猛刺过去,使论敌遍体鳞伤,而是稍稍闪动一下“针”的锋芒,使对方感到隐隐作痛。这些文字,虽然是一种平和的中性的言辞,但是,难道我们不能从这种恬静平和的讽喻中感到一种坚硬、愤懑的指斥吗?
林语堂一篇杂文中还有一段题为《言论系讨厌的东西》的文字:
中国向有名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谓知人秘事者不祥,又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论是讨厌的东西,岂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骂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人喜欢,奉为象。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侦探在坐,必认为林某人讨厌,而认守口如瓶之诸位是比我好的国民。……
所谓“言论是讨厌的东西”,这是当局者的看法。作家这段文字,意在抨击当时的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政府所喜欢的”,“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起码“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而“并非好喊痛的百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甚至不许“喊痛”的社会,作家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并不用激烈的言辞予以迎头痛击,却是以清闲安逸的笔调,以说“风凉话”的形式,给以旁敲侧击。这种笔调和形式给予批判对象的虽然不是切肤之痛,以至于使其生出彻骨之恨,但也使其感到小小的不自在,感到自己的世界并不十分美好。
林语堂议论时政而且内容颇为敏感的另一篇杂文是《论政治病》。作家写道:
……在要人下野电文中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指出:脑部软化,血管硬化,胃弱,脾亏,肝胆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红,鼻流,耳鸣,心悸,脉跳,背痈,胸痛,盲肠炎,副睾丸炎,糖尿,便闭,痔漏,肺痨,肾亏,喇叭管炎……还有更文雅的,如厌世,信佛,思反初服,增进学问,出洋念书,想妈妈等(毛病就在古文的不是,“养疴”二字若不是那样风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总之,人世间上可有之病,五官脏腑可反之常,应有尽有了。只有妇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国女子上台下台者尚少,不然一定子宫下坠,卵巢左倾……
政坛上重要人物(即文中所谓“要人”)的凡此种种病症,其实往往是一种托词,是一种勾心斗角的手段,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病”,“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有趣的是,作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那么多的疾病,而有的病并不见得就有,比如“卵巢左倾”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政坛上的“要人”为了与政敌较量而挖空心思,胡编乱造,扰乱视听。林语堂这一段犹如相声一般的语言,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不是在写文章,却像是好友之间的闲谈、神侃、东拉西扯。原来,杂文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杂文完全无须板起面孔训人,瞪起眼睛骂人,而完全可以用一种轻松活泼、信马由缰般的语言来论事说理。
以上两点,应是林语堂“闲适格调”的具体表现。
二、“闲适格调”的价值和局限
林语堂的杂文,往往牵涉严峻而敏感的话题,大多表现政治内容,而作家却都以清闲安逸的文字来表现,反映了他特有的格调。可以说,林语堂在鲁迅的匕首、投枪之外,在杂文的园地里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丰富了杂文的艺术手法,这应是其“闲适格调”的价值之所在。
但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推崇鲁迅及其杂文,于是,林语堂的杂文及其“闲适格调”就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甚至以鲁迅“划线”:赞同与追随鲁迅的作家,便是革命作家;反之,便是反动作家。林语堂便成为批判对象。
鲁迅和林语堂在当时都是著名杂文家,同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职任教,又同时经历了当局枪杀刘和珍等青年学生的“三·一八”惨案。事后,二人为了悼念自己的学生,分别写出《记念刘和珍君》和《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两篇著名杂文。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就可见两位杂文家文章格调的不同。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文字,是愤怒,是控诉,是锋芒逼人,是长歌当哭。现引录两段于后: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杂文,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面对论敌那丑角般的表演,他会写出嬉笑式的文章;面对论敌残暴的行径,他便失去了嬉笑的情绪,而只能给予严斥和怒骂。面对自己所器重的学生“无端在府门前喋血”,他只有痛惜、震惊、愤懑,面对反动当局的暴行,他毅然痛击、怒斥、冷嘲热讽。这是一篇感情深沉的悼文,也是一篇锋芒犀利的檄文。
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也写得情真意切,认为刘女士“称为中国新女性而无愧”“可称全校革命之领袖”。文中也表达了作家的哀痛之情和对自己学生的怜惜。此文最后一段如下: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与鲁迅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毕竟缺少深情,缺少锋芒,缺少深刻的思辨。不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境界和理论深度,必然表现为其文章的深浅、优劣以至于成败。这里,倒不是说林语堂文章是浅薄和低劣的,而是说,题材相同的两篇文章,鲁迅写得更为精彩。
面对同一题材,不同的作家固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思想风格和语言风格,而且有时同样能取得上佳的效果,使得文章显得异彩纷呈。但应当注意的是,内容和形式的搭配应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都能适当搭配的。作家一旦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很难超越它,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不论面对什么题材都统统采用一种固有的风格,那就未必能写出佳作。一个作家应以不同的风格驾驭不同的题材。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适格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如果用同样一种风格去应付各种题材的写作,那么写出的文章就有高下之分了。前述他与鲁迅面对同一题材而写的那两篇文章之所以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若“闲适格调”运用不当,就会影响文章的质量。
当然,林语堂也有自己的苦衷,面对当局的暴行和青年的鲜血,他何尝不想严斥和怒骂,但在那文祸惨烈的岁月里,他起初也有锋芒毕露的激昂,后来因为明哲保身,也只有将锋芒收敛了许多,而终于无奈地选择了“闲适格调”。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其自传中写道:“我初时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游行一般,披肝露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这显然是指他20世纪20年代收入《剪拂集》的那些小品文。自传又道:“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的‘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所说,人人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世故圆滑,否则将要闷死。”“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是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这无疑是指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采用“闲适格调”所写的抨击黑暗政治和社会弊端的小品文。他对自己文章格调的转变是深感痛惜和无奈的。其实,这种痛惜和无奈,即便有胆有识的鲁迅也不能免除。林语堂所讲的“如某人所说”的“某人”,极有可能就是指鲁迅。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曾对林语堂在其创办的《论语》《人世间》《宇宙风》中提倡“性灵”“幽默”“闲适格调”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不免有些过火,但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批评还是切合实际的。鲁迅对林语堂杂文的“闲适格调”深表理解,他自己在杂文写作中也往往“先行抽去有些骨头”并为此痛惜而无奈。而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之中,“哈哈地”吐闷气者颇多,而“为笑笑而笑笑的”也不少。其实,鲁迅的杂文也并不都是“匕首”和“投枪”,恐怕此类作品尚未占其半数,此外,也有“哈哈地”吐闷气者,也有“为笑笑而笑笑的”,也往往采用“闲适格调”。此种格调虽为林语堂首创,却为众多杂文家所采用,可见此种格调的生命力之强大。
林语堂的“闲适格调”应当肯定;准确地说,应当有条件地肯定。我们经常赞赏“文学的百花园”,这是指文学文体的多样性。其实,就某一种文体来说,也应是一个百花园。比如杂文的写法,除匕首投枪之外,还可以杂谈琐议,还可以针砭讽喻,还可以闲聊神侃,还可以吐闷气,还可以只是“笑笑”,还可以说俏皮话,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