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减少安全信息分析中的偏见

如何减少安全信息分析中的偏见（通用2篇）

篇1：如何减少体育课中的安全事故

关键词：新课程；体育教学；安全

体育作为素质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担负着塑造、培养学生健全人格，健康体魄的职责，也是为学生全面发展，落实学校教育“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营造充满活力和生机的校园服务。

1 要对体育教学中的安全问题有正确的认识

1.1 新课程体育是建立“健康第一”的基本理念

我们在体育教学中应该切实贯彻与落实，而“健康第一”的先决条件是不出现任何安全事故，现代家庭绝大部分都是独生子女，在我们学校来说可能只是上千分之一，对于家庭却是百分之百，出现安全问题对每个家庭都是灭顶之灾，将会影响学生一辈子，造成无可挽回的损失，所以每个体育教师必须要高度重视，时刻绷紧安全这根线。

1.2 安全问题客观存在

体育教学中活动是载体，通过活动，使学生得到体育锻炼，使我们的体育学科的任务得以落实。正是因为这样，安全问题才客观存在，经查：对本组6名体育教师做过调查，他们中从事体育教学工作最长的近30年（最少的3、4年），在他们的教学实践活动中，都曾发生过安全问题，自己都记忆犹新。因此，安全是我们体育教学活动中不能回避的问题，更不能刻意隐瞒，而应该积极面对，去思考如何落实好各项安全措施，使我们的课堂更安全。

1.3 教学安全问题不安全因素是什么（体育器材、学生不安全意识、课程设置不合理等）

2 我们应该如何面对体育教学安全问题

2.1 不惧怕安全问题，更不能影响正常教学活动

由于安全问题客观存在，部分老师还在这方面吃过苦头，因此，会有部分老师有惧怕心理，进而导致在教学中会出现一些不正常现象，有人不敢安排一些激烈对抗的项目和一些体操类、投掷类项目，甚至有人出现只要安全不要内容的课。同时，从学校角度看，领导也害怕体育课中出现安全问题，不少学校出现了刻意删减体育课的现象。这些不良现象产生，表面上看是回避了体育教学活动中的安全风险，但已经严重干扰了体育的正常教学活动，使体育学科的意义和任务大打折扣。

2.2 坚持科学、合理安排教学，促进学生全面发展

作为现代素质教育中的必不可少的课程，体育学科有着其它学科不可替代的作用和价值，校方和体育老师对此要有清醒、明确的认识。我们要对学生全面发展负责，要对国家教育方针负责，切实安排好体育课程的教学活动，严格执行相关教学规定，开足课程，要从面上认真落实工作要求，使体育教学在学校教育活动中的应有地位得到体现，使学生的全面发展、“健康第一”的指导思想得到应有落实。

3 如何保障体育教学中的安全（对存在的安全问题提出解决方式和方法）

体育教学活动由教师和学生共同参与完成的双边活动，保障安全，师生都有责任。校方和教师方面：

3.1 合理安排教学内容

教学活动中，有很多教学内容可供选择，我们应结合学生特点，学校实际情况，还有季节、气候等因素去安排教学内容，在综合上述因素中，不能脱离实际，凭空想象，要周密考虑，合理安排，有效地预防和减少伤害事故的发生。

3.2 认真备好每一节课，充分了解学生

学期前，上课前，我们都要先了解自己所任教的学生情况，尽可能熟知学生的身体状况、兴趣爱好、守纪情况等，这样，可以为我们备课提供依据，也可以为我们上课打基础。备好课才能上好课，体育教师应针对上课内容及学生情况，去精心准备每一节课，设计科学合理的教学方法及步骤。要加强预见性，预见可能发生伤害事故的教学环节，做到心中有数，早做准备，这样，我们可以较好地去组织、驾驭课堂，有效地实施教学，有效地防范伤害事故发生。

3.3 加强安全教育，落实好课堂常规

学生参加体育课，都是在一种比较开放的状态下进行的，他们生性好动、活泼可爱，因此，在课堂上容易张扬个性。所以，我们体育教师要切实加强安全教育和警示，要利用课前的一点时间或者利用室内课机会，还有学校橱窗等，多渠道开展安全教育，使学生在思想上认识到安全参加体育课的重要性和必要性，他们认识到位了，自然和老师配合了，也就可以有效地避免安全事故的发生。另外，良好的课堂常规；也是保证体育课安全进行的前提之一。体育课上，教师应严格执行课堂常规，并努力要求学生做到，切不可忽视组织、纪律性的要求，更不能放纵学生，要及时发现、处理违反课堂常规的人和事。只有保证良好的课堂常规得以落实，学生的组织、纪律性才能提高，才能有效地提高学生的自我约束能力，当然可以有效地预防伤害事故。

3.4 课堂运动负荷安排要合理性

体育课中学生身体要承受一定的运动负荷，并且学生正是在这样不断适应中得到身体锻炼。但是，运动负荷的安排是否合理，将对体育课的质量有直接的影响，负荷过小时，学生得不到锻炼，过大会给学生的身 体造成伤害。作为专业体育教师，应能及时观察课上学生的状况，做到张驰有度，既让学生得到锻炼又不能伤害学生身体，要有利于学生的健康发展，切不可随意的安排学生的运动负荷。从这点来讲，要求我们的体育教师专业素质要高，要懂得如何科学地安排运动负荷。

3.5 要注意场地、器材安全使用及布置

场地、器材是上体育课的必备条件，能否保证这块安全，将直接影响课堂能否安全进行，教师首先应根据教学内容合理选择场地、器材，避免场地不整，有障碍物等隐患出现。布置场地器材时，首先要考虑合理的空间位置，防止相互拥挤相撞等出现，还要考虑不能千篇一律，要考虑学生的个体差异。同时，每次工作前，首先要对场地、器材本身做一次安全检查，防止因器材本身安全隐患而发生伤害事故。

3.6 要掌握一些常用的急救方法和正确对待已经发生的伤害事故

我们总是在尽最大努力去防止伤害事故发生，但实际工作中，伤害事故是难免要发生的。因此，我们就必须掌握一些急救方法，争取在第一时间给学生开展救治，阻止伤害事故进一步恶化，也消除一些负面影响。我们专业体育教师都应该掌握中暑，脱臼、骨折、抽筋、扭伤等情况的急救方法。如果遇到也不要惊慌，首先开展急救，同时应尽快通知校医、学校等，采取合理、有效地处理措施。再者，对已发生的伤害事故，教师要积极与家长联系，要以积极地态度参与事故善后处理，如陪伴学生、垫付费用等，最大限度消除负面影响。

3.7 要在健康状况下参加体育课

由于体育老师任教班级较多，不一定能全面了解每个学生身体状况，因此，要教育学生要主动向老师报告自己的既往病史；另外，锻炼为了健康，当身体不舒服时不提倡坚持锻炼，要主动请假。

3.8 切实做好准备活动

做好准备活动，可以最大限度地防止伤害事故发生。体育课上，老师非常注重准备活动，但学生往往不重视、不配合，这样身体没准备好的情况下，就容易发生伤害事故，因此，我们一定要让学生对准备活动有新的更清晰的认识，让学生在最佳状态下参加体育课。

在体育安全的环境中，和谐的氛围下，学生的学习才能有序地进行下去。为了明天，为了祖国的未来，要把学校的体育安全管理工作做好，做细，为孩子们开创出一个优越体育课的学习环境，为国家培育出更多的有用人才，完成国家，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不辜负人民的重托。

篇2：如何应对国际传播中的偏见

伴随着经济全球化，国与国之间的跨文化交流与传播也日益频繁，但现实传播的最终结果有时却与沟通理解的愿望背道而驰。由于各种复杂原因，不同群体之间的误读与偏见愈来愈激化而频繁，甚至呈现固定化的趋势，在跨文化国际新闻传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马赛尼斯在跨文化传播的领域内对“偏见”的解释是：“偏见就是对一类人僵化的不合理的概括，以至于人们在只有很少或者根本没有直接证据支持的情况下，持有僵化不变的态度。”偏见的可怕之处在于，人们带有偏见的心理变化进而会影响他们的行为，从而产生对异质文化群体的不公正待遇与歧视行为。从西藏“3·14” 事件开始，西方媒体对中国报道是否有偏见引起广泛讨论。偏见的存在已经过确凿的论证，但如果放任偏见任意发展，或者用过激的方式对西方进行另一种“偏见”化，后果是令人担忧的。

我们更应该做的是分析偏见产生的原因，思索如何尽量减少偏见的发生。本文以西方主流媒体对西藏“3·14” 事件报道为例，分析偏见产生的原因，以及东西方从这次事件中应有怎样的反思与改进，探讨在未来出现类似突发危机事件时，如何能更有效地进行沟通。

一、偏见产生的原因

西方主流媒体在对中国的报道中，产生“傲慢与偏见”的原因是复杂多元的，在西藏“3·14” 事件的报道中，本文认为有三个方面的原因：西方、中国、藏独。

（一）西方的原因

今天的西方已经对掌控了60余年的自由、民主价值，有了独特、执着的关注。一方面西方有着领先于东方的优越感，从而坚定地认为他们的自由、民主一定是普适真理，是适用于全人类社会的，代表着人类历史进步的大方向。他们习惯于用自己的标准体系去对不同民族国家指手画脚，当然也包括中国。就像在北京工作的美国记者Josh在接受《南方周末》采访时所说：“西方记者在西方长大，自然会认为西方民主制度是最好的，在潜意识中会对中国的制度有所不满。”另一方面，保持民主价值，并在全球推广，这并非仅仅是意识形态的需要，在西方世界，这意味着从政策理念、政治资源到民众信仰的全方位的“内在冲动”。所以，从价值理解的角度“修理中国”，或者说要顽固地影响中国发展进程的心态，却是普遍而又深刻的。

其次，新闻偏见产生的重要社会心理机制即“安全性需要”。跨文化交流中最基本的障碍之一便是“对他者的恐惧”，不同群体之间存在的不同使人类产生恐慌与排斥，并通过坚守自己原有的刻板成见，对并没有接触过的其他群体继续保有偏见。出于对自身价值的确认，西方的刻板印象实际上也等同于他们在认知中对自尊的保证以及对安全感的维护。英国女皇伊丽莎白二世曾在2007年胡锦涛主席访英时含蓄而清晰地表达了西方社会为什么对中国的崛起存有戒心：“中国的发展备受全球瞩目和钦佩。但是，我们很想知道，中国人民究竟想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而他们又将在二十一世纪的国际事务中，扮演什么角色？国际社会如何看待它们的新角色？”

第三，人们在长期进化过程中逐渐习惯了用简化的方式建构世界。要充分认识变化纷繁的外在世界并适应它，就必须学会“范畴化”，即通过特定的话语将事物分化、簇合成团来组织、梳理世界。西方新闻媒体长期建构的中国负面形象早已在西方受众和媒体工作者心中转化为范畴并固定下来,他们大多数人都没有对中国有一个长期的切身的深入了解，不肯或者说不能来重新认识当今的中国现实，特别是改革开放后中国政府和社会所取得的进步。美国记者Josh说：“最大的问题是西方媒体总部的编辑。许多人长年在本国生活，只来过中国一两次。于是这样的情况时有发生：驻华记者写了一个报道，可能立场比较公平，但编辑却不同意。”由于媒体了解受众预期会读到中国不好消息的心理，市场竞争的压力又促使它们为了迎合受众口味，而更加放大中国的阴暗面。从而导致了西方从媒体到受众对中国误读的恶性循环。

（二）中国方面的原因

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首先，一般如果负面信息由境外媒体率先披露，那么当事人扭转局面的可能性就已微乎其微。所以，抢占舆论先机是实现“成本最小化，影响最大化”的关键环节。新加坡《联合早报》3月22日发表文章称：“暴乱发生之后，中国本应抓紧时机，在第一时间就邀请外国媒体记者亲眼目睹现场，使暴乱真相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但令人不解的是，西藏地方却封锁现场，送走境外（包括香港）记者，几天之后才公布暴乱真相，使西方媒体得以抢先发出歪曲报道。如此迟疑的反应，说明中国还缺乏一套符合信息时代高速高效要求的危机处理机制，难以在危机事态发生时占有先发制人的主动地位。”新华社高级记者熊蕾就指出，在一些问题上，有关部门因为觉得“不好说”，放弃了发表意见的机会。

其次，由于大众传媒在当今信息社会中的作用和影响力越来越强大，善于与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对政府人员，尤其是对外工作人员的要求也相应提高。美国政府就曾延揽世界知名公关专家夏洛特?比尔斯和凯伦?休斯担任美国副国务卿。在聘请国际公关公司来帮助和培训后，中国官员在奥运会期间与媒体打交道时虽有了变化，但沟通技巧的运用也尚未到达理想的程度，“例如某些官方发言人有时在面对外国媒体质疑时，用尖刻的语言回应，甚至失态发火。”究其原因，媒体未走向市场以前，是“党的喉舌”，是宣传工具。现在部分媒体逐渐开始了批评监督政府的角色转换后，政府官员将媒体简单的分类化：宣传工具或挑刺揭露者。这也形成了官员在面对媒体时要么是领导指令、要么是防备排斥的心态。然而这两种态度在面对精于揭露政府的外媒来说，更加受之于柄，看似是主动交流的动作，却反而使偏见更深。

从中国媒体来说，当媒体被定位为“党的喉舌”，为官为党言声的宣传，成为在国际上公信力受到质疑的根本原因。而中国缺乏能够在国际上发出声音能被听见并愿意接受的、非政府所属的“独立媒体”。其实《南方周末》对于西藏“3·14” 事件的报道比较客观冷静地呈现了多种声音，影响力却局限在国内，在国际上受到很少关注。其次中国对外传播机构长期以来过分重视正面报道，而对中国发生的负面新闻少作或不做报道。在国际传播中总是发出统一的僵化的声音是不正常的，违背新闻传播规律。中国媒体不报道的新闻，西方媒体正好可以拿来大做文章。德国《经济周刊》驻北京记者Frank Sieren在接受德国之声采访时，表示“中国目前还缺乏一个能够达到BBC、CNN或者半岛电视台这类国际新闻媒体标准的媒体，这是非常可惜的。作为外国人，我无法从中央9台清楚地了解到中国政府的立场。”

从中国民众角度来说，网民以及海外留学生办了“Anti-cnn”网来纠错打假，自发搞起了独立媒体式的行动。但发展到后来，出现大声叫骂者的蛮横，以及不能允许多种声音出现的围攻。比如南方都市报发表了《西藏真相与民族主义情绪》等文章，就出现了对《南方都市报》的围攻，高喊”汉奸媒体的代表”等不理智的行为。其出发点是盲目狂热的，并不是本着就事论事解决问题的目的去讨论，自然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反而显示出中国部分国民略微过头的、容易受伤的敏感与脆弱。

（三）藏独方面的原因

达赖及其“流亡政府”精于公关，成功吸引了国际媒体和能接近政府与决策层的非政府组织，还拥有绝佳的市场营销能力。德国《名利场》周刊发行的一期刊物，不仅有对达赖的专访，还附送缩写本的《达赖自传》。藏独集团还有专业的宣传网站，很多在西方大报或者大型媒体的网站上有链接。除去形式上的精细操作，在传播内容上藏独也尽量接近西方，用西方乐意接受的方式去自我宣传：倚仗的是其单方面认为的各种主张的“道义正当性”。而这种道义正当性往往脱离了西藏问题的本来内涵，它经过必要的修饰，表现为非暴力、民主自治、藏民人权、文化保存、宗教自由等价值主张，形成某种“软实力”与中国政府博弈。

二、怎样减少偏见的发生

要减少偏见的发生需要东西方都真正的以沟通理解为出发点。

第一，从中国政府方面来说，首先是转变对待媒体的方式，改善和媒体打交道的能力。原则就是开放、透明和对话。政府“善待媒体”，媒体也必定会回报政府。这种回报并不是简单直接的宣传，而是从更长远来说推动了社会的良性发展，从而最终有利于政府的管理。在对待国外媒体时，要懂得使用西方能够接受的方式进行沟通，说话和表达的策略技巧要更加成熟明智。

其次，政府要对专业分工、专业价值进行认可和引入，允许多种声音的存在，也许更能适应新时代的变化。这一方面要求政府允许独立于政府和大众的“精英一极”的存在，甚至在其起步阶段充当保护者和支援者，允许这个群体的成长。中国目前缺少一个具有国际地位的精英群体，这个群体必须客观且理性，独立于执政党主导的一极和大众一极，懂得国际语言和沟通习惯，有权威和公信力。这样，无论是这个群体本身，还是它的崛起必然附带的“独立媒体”，都能担负起向国内民众、向西方社会发出“第三方”声音的责任。另一方面也包括政府对民众、尤其是网民巨大力量的信任与合作。

第二，从中国媒体来说，提升自身公信力和传播地位，改善传播方式，用两者可以对话交流的方式进行国际传播是首先要考虑的，逐渐培养出高素质、有国际地位和实力的独立于政府的媒体。其次，在国际报道上，中国媒体应该提供多方面的信息和全面的视角，帮助受众对国际社会、对中国在国际中的形象有一个真实理性的认知。而非目前的国际报道所呈现的外国对中国的态度要么是批评要么就是赞扬，纯粹两种对立。

第三，从中国广大民众来说，要从态度和心理上有正视偏见、接受挑战的准备。中国如果要崛起，就必然要拿出勇气和理性，去面对世界的各种反应。宽容与自信的心态，是“13亿中国人民的合理意志的表达”，是在各种怀疑、批评甚至敌意的反应中，坚定向前。

第四，从西方的角度来说，尽量摒弃原有的对中国的认识框架，以空白的纸张去重新书写与描画现在的中国。不要仅仅抓住中国的阴暗面不放，并将其人为扩大化。既要批评中国的不足，也要肯定其成就。在报道中国的过程中，选择的角度不应该总是将任何事情都与中国政治问题、中国人权、中国威胁论等联系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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