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2024-04-26

新月诗派的名词解释（精选8篇）

篇1：新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1)新月诗派的新格律诗理论出现在中国新诗艺术迫切需要进一步深入发展的重要时期，新月诗派主张新诗创作态度的理性和严谨，倡导新诗格律化，化解了白话诗的生存危机和新诗坛的混乱。

(2)新月派在新诗史上第一次提出了完整的新诗理论，并在创作上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实验，应当说新诗艺术的真正建立是自新月派开始的，尤其是“三美理论”是在充分研究和尊重诗歌艺术内在规律的基础上建立的新诗的美学标准，是对新诗发展问题的最早的、系统的、科学的认识。

(3)新月派的诗歌理论和实践对后来中国新诗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不仅是留下了一批脍炙人口的佳作，产生了像闻一多、徐志摩、朱湘、林徽因等诗坛上耀眼的星辰，更在于催生了新的诗派——现代主义诗派。

(4)新世纪，以程杰为代表的新月诗派必将在中国文坛再画上浓墨重彩的一笔。

篇2：新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明初成化至弘治年间李东阳以内阁大臣的身份主持诗坛，追随者趋之若鹜，形成一个以籍贯命名的“茶陵诗派”。针对台阁体卑冗委琐的风气，提出“轶宋窥唐”，诗学汉唐的复古主张，强调对法度声调的掌握。因其历任馆阁，四十年不出国门，诗风雍容典雅，平正典丽，仍有台阁体的余波。但另一些作品却摆脱了台阁风，展示了广阔的社会视角，表现了作者的个人的真情实感和精神状态。自然清新、意趣横生，不刻琢，有浓烈的生活气息。

篇3：新月诗派的名词解释

关键词：现代文学,七月诗派,九叶诗派,民族诗歌

绪论

中国现代文学中重要的成分是诗歌流派, 重要的诗歌流派分别是“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 二者的诗歌创作的观点不一致, 但是多样化的艺术促进了现代民族诗歌的快速发展, “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为中国现代文学发展补充动力的同时, 其中很多的经典之作不断的影响着诗歌的继续进步和发展, 这对中国文学的发展影响深远, 比较“七月”诗派和“九叶”诗派, 能够使人更好地认识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地位, 明确其在诗歌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1 诗美观点和风格

“七月”与“九叶”诗美的观点是不同的, 但是二者是在同一个时间段兴起的, 在其处于的环境下反应的社会现实一样, 只是在表达形式上面存在不同, 两种诗歌都是在抗击黑暗的道路上面相互呼应, 为时代的不断进步做出了重大的贡献。“七月”诗派所追求的“主观与客观、历史与个人的统一融合”, 其呈现的是诗美知性化倾向, 直接性较强。“九叶”诗派“综合性”及“现代性”的特点, 更加注重现实生活, 但是主张进行侧面的显现。二者较为接近, 他们都反应了当时社会的问题, 以及积极向上的心态和在社会主义进步中发挥着的重要作用。

1.1“七月”诗派诗美观点和风格

“七月”诗派得名是从《七月》开始的, 胡风主编, 流派倾向的创作观念也受其影响较大, “七月”诗派是一种为了生活的战斗, 发出欲求的歌声, 生活的欲求发出是其主观战斗精神, 其反应了现实生活, 民族解放战争的大背景下, 生活的欲求被唱了出来, 符合当代文化的发展要求。“七月”诗派主张要活在现实中, 正视生活中发生的事情, 从现实生活中突出表现其底蕴, 以此达到主客观融合的美感。如果缺乏主观战斗美感, 其就不能够获得生活深处的自主能力, 就不能够将生活的思想性握在手中, 以此会降低拥抱世界的热情, 就会导致感觉世界不完整, 这是“七月”诗派诗美观点, 其诗人始终坚持对客观的事物进行突出表达, 以此来抒发内心的情感, 这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 不仅仅反映了时代的情况, 同时将自己主观战斗的意识发挥得淋漓尽致。

1.2“九叶”诗派诗美观点和风格

“九叶”诗派的诗美观点和“七月”诗派的诗美观点有一定的区别, 其没有“七月”诗派固定的刊物形式, “九叶”诗派分散性较大, 其主要的来源是江苏人民出版社整理出版《九叶集》之后才命名, 以前经常被称作“现代诗派”或“新现代诗派”。“九叶”诗派的大多数诗人的创作都是在抗战时期产生的, 这些青年都具有强烈的爱国意识, 在强烈的社会责任感和民族使命的驱使下, 形成了反对内战、不满足现实的黑暗, 抱着对未来的憧憬、希望的思想。扎根现实是其和传统诗交融的地方, “九叶”诗派诗人用诗歌的形式, 传达出了中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强烈渴望。同时, 在西方文化的影响下, “九叶”诗派诗人在艺术上面实现了现实主义和现代派相融合, 学习了西方后现代诗人的优秀作品, 使得“九叶”诗派诗歌的创作形式更加的多样化。在对古典诗歌发扬的同时融合了西方后现代诗歌的优秀观念, 这样促成了“九叶”诗派诗歌的综合特征, 诗歌的倾向表现为必是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传统, 其更注重追求路线的感性显现, 与传统的主观抒情不同, 其在追求上面表现客观和间接。

2 艺术风格和创作

“七月”和“九叶”诗派的艺术风格异同的地方较多, 下面从创作实践进行比较, 以表现二者异同, 为更好地进行其认识定位服务。在民族战争的历史背景条件下, “七月”和“九叶”诗派产生了, 其主要创作的题材是战争, 在战争中抒情, 两个学派同中有异, 相辅相成, 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长河中散发出璀璨的光芒。

“七月”诗派的诗人主要是进行战争抒情, 其中有在战斗生活中强烈的感受产生的, 同时也有反映民族存亡命运的抒情。“九叶”诗人虽然也进行了民族战争的抒情, 但是其形式相对于“七月”诗派相对隐晦, 注重从侧面进行表现, 表现出来的往往是兴奋与痛苦的交织, 其在进行战争内容抒情的时候, 注重从战争中沉思, 然后再进行沉思的折射, “九叶”诗人不像“七月”诗人直接的进行战争的抒情, 但是在抒发当代社会环境下人们的渴望和苦闷以及对未来的憧憬中却显得厚实, 甚至在这些方面表现了较为直接的一面。在解放战争以及其过渡的时期, “七月”和“九叶”诗人根据时代的背景, 反应出了自身的立场。详细的讲, 七月诗人是对人民团结的召唤, 对其进行鼓励, 以推动民族战争的胜利, 诗中反抗的观念极重。然而“九叶”诗人主要是揭露人民的黑暗生活, 显现出了一副战争江河破败的画面, 反映当时情况的作品有《骚动的城》、《复活的土地》等。

艺术的表现形式上面, 七月诗歌是强烈的反应了现实主义, 其采用的抒情手法是喷发而生的, 给人一种情感的宣泄, 在感觉的渲染上面, 注重主观感情和直接宣泄, 并且融合形象化的抒情。例如《复仇的哲学》, 诗歌字行之间, 无不显现出对旧秩序的厌恶, 直接宣泄出了打破旧秩序的激情, 并主观表现了对建立新时代的憧憬, 诗歌充满了对人们的鼓舞和对现实叛逆的思想。然而, “九月”诗派的诗歌对感情的宣泄不直接, 其通过丰富的感觉, 通过相应的手法, 来将人们的思想抽象化, 表现出思想直接的特点。例如《金黄的稻束》, 诗歌直接借着黄金稻穗, 抒发情感, 象征着母亲和历史。这种手法, 使得现实被升华, 同时不缺乏历史感, 其表现出来的是知性美。同时“九月”诗派的诗歌语言形式也相对复杂, 其借鉴西方后现代诗人的表达技巧, 增强了诗歌的语言韧性, 通过增强诗歌语言的韧性和意向, 能够给人们形成一种陌生的效果, 其与“七月”诗派直接反映表现迥然不同。二者虽然在有些方面存在不同, 但是其产生符合当时的历史背景, 对当代文学的发展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同时其为诗歌的继续发展提供了很多优秀的经验。

3 结语

“七月”诗派与“九叶”诗派是中国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者的风格不一, “七月”诗派主张发扬“主现战斗精神”去能动地影响和改造现实, “九叶”诗派致力于新诗的“现代化”建设, 二者在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中起了重要的作用, 通过对诗歌的诗美观点与艺术风格方面的比较分析, 使得二者在现代文学中的地位更加的明显, 并为诗歌的继续发展提供了相应的参考。

参考文献

[1]张岩泉.诗与现实的平衡——九叶诗派诗论研究之一[J].福建论坛 (人文社会科学版) , 2013 (03) .

[2]赵作元.七月诗派的诗体形式观[J].语文学刊, 2012 (03) .

[3]沈凤蛟, 石雯.九叶派诗歌的语言技法探析[J].安徽文学 (下半月) , 2012 (01) .

篇4：简析茶陵诗派的诗歌主题

茶陵诗派是明朝继台阁体后又一有影响力的诗歌流派。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开始突破台阁体的束缚，他们的诗歌创作主题开始从台阁体的歌功颂德走向多样化，不仅有对个人真实情感的抒发，同时也开始关注下层人民的苦难生活。

明初的台阁体诗文内容大多比较贫乏，题材常是“颂圣德，歌太平”，苍白贫乏的内容扼制了文学的艺术活力。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诗派诗人开始尝试着突破台阁体的束缚，他们的诗歌主题不限于宫廷生活，而是力图表现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活、作家的真情实感及对下层劳苦大众的关怀。本文将以李东阳的诗歌为例对茶陵诗派的诗歌主题进行分析。

一、宫廷生活

茶陵诗派诗人大都是朝廷官员，长时期的宫廷生活，对他们的诗歌创作有着不少影响。诗歌中对于宫廷生活的描写，大体可以分为两大类。

首先是政治生活。茶陵诗派诗人深受儒家文化的熏陶，他们受皇上赏识，自然有报效君王的想法，在他们的部分作品中描绘了帝王祭祀的宏大场面，歌颂君王的隆恩，表达了报效君王感遇之恩的思想。李东阳的《庆成宴,次焦少宰韵·其一》极具代表性：

旌旗簇拥千人队,衮绣分明五色光。

干饮满斟皆圣语,共将涓滴报吾皇。

诗歌用规整的韵律、华丽雍容的辞藻，描写了皇家宴会富贵宏大的场面,展现出帝王天朝的盛隆和威严，颂咏了自己对皇恩浩大的感激之情。

其次是交游唱和。茶陵诗派成员经常进行交流往来。他们闲暇时经常在李东阳家聚集，“谈文讲艺”，由此聚会盛况及感受成为茶陵诗派诗人创作的一个主题。同时，茶陵诗派诗人们还在游玩赏景中进行诗歌酬唱。例如《雨后与文明游城南》中的“山亭坐近檐檐碧,水岸花开树树睛”等描写美景的句子就是在游赏过程中写下的。这类诗歌在写景绘物中，显示出作者悠闲自得的心态。

茶陵诗派的这些诗歌以宫廷生活为创作对象，遗留有台阁体的习气。但茶陵诗派的不少诗歌，冲破了台阁体诗歌的束缚，表现出抒怀感叹和忧国忧民的诗歌主题。

二、抒怀感叹

茶陵诗派诗歌不只局限于歌功颂德和宫廷生活，他们的不少诗歌作品描写了真挚的友情、深沉的亲情及个人对仕途、人生和命运的感慨。

茶陵诗派的成员之间经常聚会，谈论文艺和人生，由此增加了彼此感情的沟通，产生了真挚的友谊，在诗歌中也有所体现。以李东阳的《寄彭民望》最具代表性：

木叶下时惊岁晚,人情阅尽见交难。

长安旅食淹留地,惭愧先生苜蓿盘。

这首诗催人泪下，作者对友人彭民望的遭遇寄予了深切的同情，表现了自己对朋友的一片真情。

亲情是人类最难割舍的感情，茶陵诗派诗歌中对亲情的描写同样感人肺腑。如《除夕》中“独吟孤坐总伤神”、“思亲泪尽空双眼”等诗句描写了一个“独吟孤坐”的思乡人形象。“思亲泪尽”表现了诗人强烈的思亲之情。感情充沛，令人动容。另外《哭舍弟东川五首》、《哭子录》等诗歌用沉重忧伤的语言表达了失去兄弟的悲痛之情和对骨肉的深切怀念，读起来令人肝肠寸断。

而对命运的感慨源于当时动荡的社会。茶陵诗派所处的时代，盛世已经过去，官场日益腐朽,仕途险恶，不少友人相继被贬。因此，茶陵派诗人不禁发出对人生、命运的悲叹。其代表人物李东阳身处高位，对此体会最深。在《幽怀》中他写道：“幽居有道堪藏拙，巧宦逢时亦自才。试问白头冠盖地，几人相见绝嫌猜？”诗人委婉地表现了在仕途中的某种孤寂与厌倦的心情，特别是对官场上的互相猜忌争斗感到压抑，表达了对幽静安雅生活的向往。

三、忧国忧民的情思

官场的黑暗，社会的动荡，使得茶陵诗派的创作还将眼光投向社会、投向百姓,关注劳苦大众的生活。在他们创作的诗歌中，不少表现了对苦难贫民的同情和对时代的忧嗟。

如在李东阳的《春至》一诗中表现出对“东邻不衣褐，西舍无炊烟”，“流离遍郊野，骨肉不成怜”的忧虑。《马船行》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凭官附势如火热”，“乘时射利习成俗”的世途恶习，真实地反映了当时的社会生活。《风雨叹》中，作者发出“安得一雨如悬河，坐令愁怨成欢歌。我行虽难奈乐何!”的呼喊，表现了忧国忧民的情怀。

还有一些诗是对民风民俗的描写，从侧面看出其对劳苦大众的关怀。如《茶陵竹枝歌·其三》：“银烛金杯映绮堂，呼儿击鼓脍肥羊。青衫黄帽插花去，知是东家新妇郎。”所描绘的是一幅诗人亲眼目睹的农家风土人情画卷，清新自然，意趣横生，丝毫不带刻琢的痕迹，有浓烈的生活气息，表现了诗人对农家生活的关注。

结语

茶陵诗派的兴起，对于台阁体诗歌是一个较大的冲击。以李东阳为首的茶陵派诗人以自己的创作实践拓宽了诗歌主题，使诗歌从宫廷应制的束缚中逐步解放出来。茶陵诗派的创作对明代诗歌的继续发展有着重要影响，给后来明诗的复古思潮起着探路作用。

[1]周寅宾.明代的茶陵诗派[M].北京:中华书局,1985.

篇5：娄东诗派的名词解释

娄东诗派一称太仓诗派，又称梅村诗派，是明末清初的一个文学流派。娄东派以吴伟业为首，诗派诗人大都为娄东(今江苏太仓县)人，故名娄东派。娄东派推崇唐人白居易、陆游等家，继承王世贞，宗法明七子，主张复古，且与云间派相近。吴伟业仿白居易之诗，是为七言歌行“梅村体”，为娄东派诗人争相效法，特别是太仓十子。吴伟业置黄与坚为《太仓十子计选》首卷。

娄东诗派的代表人物

王世贞，字美元，明嘉丁未进士，后官至南京刑尚书，卒赠太子少保。独领文坛二十多年，“娄东诗派”录其诗三百又三首。现娄诗之极盛。

吴伟业，字骏公，号梅村，又号梅村居士，梅村叟，鹿樵生，灌隐主人，大云道人，旧史氏等。吴伟业的诗歌多伤世感慨之作，有强烈的时代特质，史称“诗史”。他的歌行是“元白”之后的又一个高峰，在继承发展“元白体”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后人称为“梅村体”。他的七言歌行婉转流丽，以当时的事件入诗，往往在无事可叙的地步峰回路转。《永乐宫词》从田妃入宫专宠到病逝，题面已尽，忽然侧面入笔：“宫草明年战血腥，当时莫向西陵哭”。他的《圆圆曲》《松山哀》《悲歌赠吴季子》都是以当时发生的政治事件为题目，大胆地刻画明末清初人民的苦难和当时政治的严酷。以史实入诗在整个清代吴伟业堪称独步。

汪学金，字敬箴，号杏江，晚号静厓。乾隆四十六年探花，初授编修，历任翰林院等职，升侍读，充文渊阁校理升左春坊左庶子。著有静厓诗初稿十二卷，后稿十二卷，续稿六卷。因编“娄东诗派”书时，在世之人作品，均不收入。故汪学金的诗稿后编入“娄水琴人集”。

娄东诗派的社会背景

明末腐败的政权在满洲军事力量和各地农民起义军的双重压迫下，很快呈现崩溃之势。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身亡。继而清军在明朝降将吴三桂的协助下，击溃李自成军，占领北京，揭开了我国最后一个封建王朝——清的帷幕。

在清初一二十年中，民族矛盾仍然很尖锐，由汉族士大夫所发动的反清武装斗争和清政权对这种反抗的镇压，一度进行得异常酷烈。直到康熙初年，民间的抗清活动才逐渐衰落。至17世纪末即康熙中期，经过平定吴三桂等“三藩之乱”、准噶尔噶尔丹之叛以及收服台湾之役，国内的战争大体宣告结束，清王朝在全国范围内确立了稳定的统治。

从晚明到清中期，历史的变化极其复杂。不仅有朝代更迭的动荡，还交杂了激烈的民族矛盾，同时又有封建正统文化与异端倾向的冲突。这些矛盾相互交错，使文化人面临着难以应付的人生困境和艰难的选择。此时，在人文渊薮的江南，以钱谦益为首的虞山诗派，以陈子龙为首的云间派和以吴伟业为首的娄东派相鼎立，使吴中地区俨然成为一个清明广大，声名远播的诗学中心。身为明代遗民，他们或追忆抗清斗争，或抒故国之思，复国之志，或击刺暴戾高压的政治，或赞美高洁的操守和贞亮的人格。强烈的民族感和深厚的才学性情数百年后仍使读者的心弦为之颤动。(严格讲以上是梅村体的[2] 社会背景)

娄东诗派的艺术特色

以“娄东诗派”代表吴伟业为例。

吴伟业以唐诗为宗，五七言律绝具有声律妍秀、华艳动人的风格特色。而他最大的贡献在七言歌行，《四库全书总目提要》评说：“其中歌行一体，尤所擅长。格律本乎四杰而情韵为深，叙述类乎香山而风华为胜，韵协宫商，感均顽艳，一时尤称绝调。”他是在继承元、白诗歌的基础上，自成一种具有艺术个性的“梅村体”。它吸取白居易《长恨歌》、《琵琶行》和元稹《连昌宫词》等歌行的写法，重在叙事，辅以初唐四杰的采藻缤纷，温庭筠、李商隐的风情韵味，融合明代传奇曲折变化的戏剧性，在叙事诗里独具一格。梅村体的题材、格式、语言情调、风格、韵味等具有相对稳定的规范，以故国怆怀和身世荣辱为主，“可备一代诗史”，又突出叙事写人，多了情节的传奇化。它以人物命运浮沉为线索，叙写实事，映照兴衰，组织结构，设计细节，极尽俯仰生姿之能事。“梅村体”叙事诗约有百首，如《永和宫词》、《萧史青门曲》、《鸳湖曲》、《圆圆曲》、《听女道士卞玉京弹琴歌》等，把古代叙事诗推到新的高峰，对当时和后来的叙事诗创作起了很大的影响。《圆圆曲》是“梅村体”的代表作，也是吴伟业脍炙人口的长篇歌行，它以吴三桂、陈圆圆的悲欢离合为线索，以极委婉的笔调，讥刺吴为一己之私情叛明降清，打开山海关门，沦为千古罪人。全诗规模宏大，个人身世与国家命运交织，一代史实和人物形象辉映，运用追叙、插叙、夹叙和其它结构手法，打破时空限制，不仅重新组合纷繁的历史事件，动人心魄，也使情节波澜曲折，富于传奇色彩。细腻地刻画心理，委婉地抒发感情，比喻、联珠的运用，历史典故与前人诗句的化用，增强了诗歌的表现力。而且注重转韵，每一转韵即进入新的层次。诗人画龙点睛般的议论穿插于叙事中，批判力量蓄积于错金镂彩的华丽辞藻中，“恸哭六军俱缟素，冲冠一怒为红颜”，精警隽永，成了传颂千古的名句。

吴伟业歌行成绩突出，誉满当世，袁枚说“公集以此体为第一”(《吴梅村全集》卷第二附“评”)。赵翼评吴伟业诗：“以唐人格调，写目前近事，宗派既正，词藻又丰，不得不为近代中之大家。”(《瓯北诗话》卷九)[3]

篇6：韩孟诗派的名词解释

韩孟诗派及其诗风的形成有一个过程。早在792年(贞元八年)，42岁的孟郊赴长安应进士举，24岁的韩愈作《长安交游者一首赠孟郊》及《孟生诗》相赠，二人始有交往，由此为日后诗派的崛起奠定了基础。此后，诗派成员又有两次较大的聚会：一次是796～8(贞元十二年至十六年)间，韩愈先后入汴州董晋幕和徐州张建封幕，孟郊、张籍、李翱前来游从;另一次是806～8(元和元年到六年)间，韩愈先任国子博士于长安，与孟郊、张籍等相聚;后分司东都洛阳，孟郊、卢仝、李贺、马异、刘叉、贾岛陆续到来，张籍、李翱、皇甫湜也时来过往，于是诗派全体成员得以相聚。这两次聚会，对韩孟诗派群体风格的形成至为重要。第一次聚会时，年长的孟郊已基本形成了自己的独特诗风，从而给步入诗坛未久的韩愈以明显影响;到第二次聚会时，韩愈的诗歌风格已完全形成，他独创的新体式和达到的成就已得到同派诗人的公认和仿效，孟郊则转而接受韩愈的影响。通过这两次聚会，诗派成员酬唱切磋，相互奖掖，形成了审美意识的共同趋向和艺术上的共同追求。

篇7：盛唐边塞诗派的名词解释

盛唐边塞诗派的代表人物

代表诗人有王昌龄、王之涣、王翰、崔颢、李颀等，而尤以高适、岑参为首。故后人也称“高岑诗派”。

高岑对比

高适、岑参同样以边塞诗擅名，同长于七言歌行，诗风同样豪迈。在反应现实的深度方面，高适诗超过岑参;在题材丰富和新颖方面，岑参超过高适。高适诗将追求不朽功名的高昂意气，与冷峻直面现实的悲慨相结合，苦难与崇高相对照，表现出慷慨悲壮的美;岑参诗将西北荒漠的奇异风光与景物人情，用慷慨豪迈的语调和具有浪漫色彩的艺术手法，生动地表现出来，别具奇伟壮丽之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