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忆艰苦年代的故事:救命的山野菜

回忆艰苦年代的故事:救命的山野菜（共2篇）

篇1：回忆艰苦年代的故事:救命的山野菜

山里人对山野菜有特殊的深厚情感，尤其是上了年纪的人，山野菜就是他们的“救命恩人”。前几天，童年伙伴从成都回来，我们十几人聚在山庄吃饭，满桌子的牛羊猪鸡肉和几种冷水鱼，做的是五颜六色花样百出，大家几乎没咋动筷子，席间庄主端上一盆泡发好的混搭山野菜和一盘豆瓣酱时，筷子几乎是同时插进了盆里。

山野菜是什么?每种野菜都有独特的味道，甚至还有苦的、涩的，我孩子就不喜欢，更不解每年野菜季，老人们累的汗流浃背气喘吁吁往家连背带扛收野菜的行为。我是出在长白山的老岭山下，是吃着野菜长大的，对它的情有独钟到刻骨铭心。如今，还是时常想起很多姐姐领着我采野菜和妈妈教邻居山东人吃野菜的情景。

在我四、五岁的时候，早春一到，阴坡的雪还没有化尽，姐姐就一手拿着筐一手领着我，到房后朝阳的山坡上，从挖婆婆丁、拔山韭菜、牡蒿、藿香开始，随着气候变暖，便走进深山里，在阳光透过强硬的柞树、挺拔的白桦、不屈的杂木林构成的整座林海的树缝间，寻找青翠欲滴的刺嫩芽、刺五加、山芹菜，毛绒绒的薇菜、猴腿儿、龙须菜等十几种能吃的野菜，我更是欣赏各种野菜野草各得其所地，占据那份属于它们的领地，水灵灵的展示着自己，无忧无虑的生长。它们有直有弯，或枝繁叶茂、或形只影单、或高或矮，一束束一簇簇风姿卓著的楚楚可人，但始终保留着野性十足的底气，仿佛除了在土地里生根，就是在天地间展示。由于山里人少，资源丰富，每次进山姐姐都是挑肥拣瘦的采，不时地训斥我不长记性，是菜就往筐里装的“挖到筐里就是菜”的做法。

满满的一大筐山野菜背回家里，妈妈总是很快的分类，有的用水焯一下蘸酱吃，有的留着炒着吃，有的放到大缸里用盐腌制，有的和上玉米面贴饼子吃。听比我大14岁的姐姐说：妈妈的这个习惯是从三年自然灾害时开始的，直到七十年代中期我记事时还是这样。姐姐说那时候，山野菜就是山里人的救命菜，因为有了它们山里人没有一个饿死的，也救活了很多成群结队从山东逃难来的人。

山东人“胆大聪明”，开始时还很听话地按照本地人的指认采，没几天就是上山吃过的没吃过的野菜都往家划拉，怕有毒就遇到牛或驴抓一把给它们先吃，看牲口没中毒，回家人就放心的吃了。我就记得沟门那家山东人，说话我一句也听不懂，一次就把鹿莲当山糜子一起采，路过我家栓毛驴的地方就要喂，多亏生产队长去大队部拿报纸，，及时发现制止，毛驴才保住一条命。

野菜对那个年代的人来说，只要能填饱肚子饿不死就是好东西，根本就不知道它的营养价值和药用功效。如今，城里人对山野菜的青睐是“天然、绿色、无污染”，这是迥然不同的需求。信息时代，农村电商的发展，大山深处的珍品，便捷快速的走进都市。随之而来的是市场上出售的很多山野菜，是变质没变样儿人工温室大棚生产出来的产物，我不知道山野菜本身具有的清热解毒、凉血止血、降血压平肝火、增强免疫力预防癌症等等的作用，在人为的催生长防病虫等的照顾下，是否还能保留着“自然好味道好本质”。

作者|陈素莹

公众号|咱们村

篇2：那个年代的作家故事

1978年6月24日, 我从湘西来到北京, 住进中国青年出版社的创作小楼, 修改书稿。这一住就是三个多月, 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才离开北京。三十年过去了, 回首当年, 往事历历在目。

那时正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 高层正在博弈, 平反冤假错案的呼声不断, 各种小道消息频传。在食堂吃饭时, 作家们很少谈创作, 大家热衷于传递各自听来的小道消息。作家们的生死存亡, 也是大家中心的话题。那时伙食差, 又没有多少油水, 一斤粮票只能买2两细粮, 早餐的稀饭仅是几颗米粒和一碗清水。为了保存能量, 以便熬夜改稿, 晚饭后我们很少去街上散步, 吃完饭就到房里去, 躺在床上继续谈论各种小道消息和时局的微妙变化。夏天天气很热, 又没有电扇, 大家都是以杂志当扇, 有的干脆光着膀子, 赤膊上阵。

我住在靠近楼梯口的第一间。几天后, 曾以电影《芦笙恋歌》和《边寨烽火》享誉文坛的部队作家彭荆风, 带着21岁的女儿彭鸽子从云南来到了中青社, 他是来修改长篇小说《鹿衔草》的。没有房间了, 父女俩只好和我同住一间房。

彭荆风也不介意, 他从街上买来一块蓝布, 穿上几根线条, 晚上入睡时便把蓝布挂上, 隔成两个空间, 他和女儿睡一张床。彭荆风1957年被打成右派, “文革”中坐了7年牢。妻子忍受不了苦难, 离他而去, 他和女儿相依为命。正是女儿给了他生存的希望。

彭荆风安顿下来后, 从第二天开始, 吃了早饭就去拜访文艺界的老领导、老朋友、老战友。每次回来, 一进房门就兴奋地告诉我:“小舒, 我今日见到了冯牧!”“小舒, 我今日见到了陈荒煤!”“小舒, 我今日见到了夏衍!”那种重获解放的欣喜之情、重逢之情跃然眉梢。一天早饭后, 彭荆风正要出门, 我接了一个电话, 说是要来看望他。半个小时后, 便来了一个人, 单单瘦瘦, 脸色黑黄, 头发凌乱。两人一见面, 彼此第一句话就是“没想到你还活着!”在床沿上坐下后, 来人便说:“我才从新疆回来, 刚在《人民文学》发了一篇小说。”彭荆风说:“我看了, 《队长, 书记、野猫和半截筷子的故事》, 题目怎么搞得那么长?”来人便呵呵笑道:“我就是要搞得怪怪的。”为了方便他们谈话, 我有意离开, 到街上转了一圈。等我回去时, 那人已经走了。这时彭荆风对我说:“刚才来的这个人是王蒙……”王蒙?这个名字当时对我来说十分陌生, 我“哦”了一声, 并不在意。没想到, 这个其貌不扬、有点邋遢的人, 后来竟然当上了文化部长。

2. 姚依林的妹夫李克异

彭荆风到的那天, 住在我对门的李克异手摇蒲扇, 特地到我们房间来坐。李克异一见彭荆风, 就轻轻唱起了《芦笙恋歌》里的主题歌《婚誓》, 彭荆风笑着说:“你还唱, 都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情调。”身材矮胖, 脸盘圆圆、为人憨厚的李克异呵呵笑道:“无产阶级革命派就不要恋爱结婚啦?”

58岁的李克异比我迟来几天。他是全家进京, 夫人姚锦、17岁的女儿李媛媛、12岁的小儿子都来了, 陪同他来修改长篇小说《历史的回声》。李克异夫妇都是珠江电影制片厂艺术委员会的委员, 一家4口挤住在一间10平方米的小客房里, 女儿和儿子只好打地铺。天气闷热, 关上房门更是酷热难熬。夫妇二人都是胖人, 怕热, 便用一块白布挂在门中间, 遮住别人的视线, 晚上睡觉便不用关门。

一天晚上, 李克异从外边回来, 气呼呼地说个不停, 夫人姚锦极力劝说安慰, 我们不知出了什么事。原来李克异50年代因“胡风反革命集团案”受牵连, 戴上了“汉奸作家”的帽子, 剥夺了他的创作权。他偷偷创作了一百多万字的史诗式的三部曲《不朽的人民》, 再现了清朝末年到“九一八”事变, 东北人民对帝国主义侵略压榨的英勇抗争。书稿寄给北京一家大出版社, 而出版社以作者尚未平反为由暂不出版, 中国青年出版社却明确表态愿意出版, 李克异便到那家出版社索要书稿, 不料对方却拒绝退还。今天是第三次登门索要未果, 性情倔强的李克异下定决心重写一百多万字的书稿。我们都劝他不要重写, 尽量找出版社做工作。李克异自知自己是个“戴罪”之人, 说话没有分量, 出版社不会放在眼里, 第二天便开始了漫长而艰辛的重写。

第二年5月26日, 书稿才仅写出40万字, 他便突发脑溢血, 猝死于客房里。中国青年出版社后来以《历史的回声》为书名出版了这部未完的书稿。对李克异来说, 珠江电影制片厂能够批准他带领全家来京创作已是十分奢侈的待遇了, 因而他非常珍惜, 在重写书稿的同时, 他又穿插写出了电影剧本《归心似箭》。痛心的是, 李克异没能看到影片的上影和获奖, 他也没有想到斯琴高娃因主演这部影片而一举成名, 影片的主题歌《雁南飞》迅速唱红大江南北, 成为当年的流行歌曲。

国庆节那天一大早, 电话铃响了。我去接电话, 是李克异夫人姚锦的电话, 她女儿李媛媛跑来接听, 放下电话, 李媛媛欢喜地说:“妈!舅姥爷要我们到他家去过节!”可李克异坚决不肯去, 姚锦就耐心地劝他, 渐渐地两人争吵起来, 房门关上了, 我就听不见了。过了许久, 突然听到瓷器被砸烂的响声, 随后是儿女们的哭声。我特别惊讶, 靠近门口想弄个明白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时姚锦猛然拉开门, 拖着儿子往楼下走去。李媛媛似乎想陪伴父亲, 犹疑不决, 李克异要女儿快去。李媛媛把地上的碎瓷片捡完, 便下楼去了。

一会儿, 楼上又恢复了平静, 我们聚集到李克异的房间里, 询问是怎么一回事。李克异摇摇头, 苦苦一笑。原来姚锦的哥哥是姚依林, 时任国家商业部部长, 后来担任了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副总理, 成为党和国家领导人。国庆节到了, 姚依林想请妹妹一家人去他家过节, 改善一下生活。姚锦没想到丈夫怎么也不肯去, 任你好说歹说, 他就是不去。姚锦气得什么难听的话都蹦了出来, 李克异被激怒了, 将手中的茶杯摔得粉碎。我们都劝李克异, 说现在物质紧缺, 什么东西都要凭票供应, 出版社伙食又差, 去改善一下生活补补身子也好。李克异似有难言之隐, 觉得我们不理解他, 颇感委屈, 沉默片刻说:“我是个什么人?人要知趣, 不要自讨没趣。我去了, 能替人家增光吗?”听这么一说我们不再说什么了。

3. 诗人公刘

51岁的公刘是颇负盛名的军旅诗人, 早在抗战时期就发表过大量诗作, 而以长诗《阿诗玛》享誉文坛, 1955年即成为中央军委总政治部创作员, 心性耿直, 豪情奔放, 1957年被打成右派。历经几十年的苦难折磨, 耿直的性情没有丝毫改变, 浑身棱角依然, 爱憎分明, 疾恶如仇。我们特别喜欢听他讲话, 哪怕在食堂吃饭, 公刘也是毫无顾忌地发表对时局的看法, 尖酸刻薄地嘲笑抨击“凡是派”的种种做法。

那天吃晚饭时, 公刘从北戴河回来, 他买了饭在桌边坐下来, 来不及吃, 就气愤地讲述在北戴河与一位“凡是派”作家发生争吵的过程。他说, 那家伙以“文革”中的红人自居, 为“文革”评功摆好, 我气得抓起茶杯朝他脚下摔去, 吓得他跳起好高。下次如果他还要在我面前为“文革”评功摆好, 我就要扇他的耳光。

姚雪垠为了创作《李白成》, 想到清东陵去实地考察。中秋节这天, 出版社特地安排一辆大巴车, 组织改稿的作家和编辑一同前往。这天下大雨, 天未亮就出发, 到了遵化县境内。清东陵尚未开放, 残碑断石, 杂草丛生, 非常冷清, 只在慈禧太后陵墓前有一块木板, 上面写着简介, 介绍当年修建陵墓时动用了多少万民工, 耗费了多少万银两。有人大声朗读了一遍, 话音一落, 只听公刘说道:慈禧的坟墓再大, 也不过是一个大土包子, 比起当代某些人, 实在是小巫见大巫。

柳青早在6月13日就病逝了, 这位行政九级的高干大作家, 为了写作《创业史》, 主动放弃京城的优裕生活, 举家迁到陕西长安县皇甫村, 一住就是十多年, 在这里写出了《创业史》的第一部和第二部。柳青是为写作《创业史》第三部而来到中青社的, 不幸出师未捷身先死。十几天后, 我们统一坐车去八宝山参加柳青的追悼大会。

会场庄严肃穆, 原总政文化部长刘白羽致悼词, 他缓缓地念道:“敬爱的江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会场上立时涌起一阵骚动声, 所有的人都抬头朝台上望去, 只听公刘在我背后说:“这种场合, 怎么想到江青去了呢?如是早两年, 江青不把你杀头才怪哩!”刘白羽意识到自己念错了, 又从头念了一遍:“敬爱的柳青同志与我们永别了!”

那一段时间, 公刘的诗作遍地开花, 很多杂志争相发表他的诗作。临别时, 公刘把杂志中刊有自己诗作的那一页撕下来, 杂志不要了。他抱了一大摞杂志准备丢到垃圾桶去, 经过我房门口时, 他突然改变主意, 想把杂志送给我, 我一数有二十多本, 其中还有一本彩色画册, 是人民日报社为华国锋访问朝鲜出的特刊, 印刷十分精美, 如今这本特刊画册成了我的收藏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