法院工程款调解书范文

2024-05-05

法院工程款调解书范文（精选6篇）

篇1：法院工程款调解书范文

关于垦区法院案件

诉讼调解结案效果的调研报告

红兴隆农垦法院红旗岭人民法庭马利清

内容摘要：诉讼调解是我国诉讼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的重要方式，是法院调处纠纷的首要选择。诉讼调解结案真正的实现案结事了，减少诉累，防止和减少涉诉信访，保障当事人实体权益，促进了经济持续、稳定、协调发展，实现了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相统一，促进社会和谐、稳定。

关键词: 民事诉讼调解结案法律效果社会效果

作者简介:马利清，男，1970年12月14日出生，汉族，黑龙江大学法律专业，现任职于黑龙江省红兴隆农垦法院书记员。

以下正文: 为加强诉讼调解工作，提高调撤结案率，红兴隆农垦法院在民商事案件审理过程中，牢固树立“以调解为主，坚持多调少判、调判结合”的原则，将调解贯穿于整个诉讼活动中，真正实现案结事了，保障当事人实体权益，促进了社会和谐稳定，诉讼调解结案取得了较好的社会效果和法律效果，但同时也存在一些问题与不足，现以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2009—2011年民商调解案件为调研对象，分析存在的问题与不足及原因，并针对存在问题与不足提出一些粗浅的建议及意见。

一、调解案件审结基本情况

（一）从近三年的调解工作整体来看：

2009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7502件，审结7230件。其中判决结案1556件，占结案数的21.52%；调解结案3246件，占结案数的44.89 %；撤诉结案1892件，占结案数的26.16%。

2010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6793件，审结6557件，其中判决结案986件，占结案数的15.03%；调解结案3374件，占结案数的51.45%，撤诉结案910件，占结案数的13.87%。

2011年，共受理民商事案件6112件，审结5924件，其中判决结案884件，占结案数的14.92%；调解结案2986件，占结案数的50.40%；撤诉结案1854件，占结案数的31.29%。

（二）从案件类型的调解结案率来看：

2009年婚姻家庭纠纷2306件，调解1473件，调解率为63.87%；2010年婚姻家庭纠纷2281件，调解1509件，调解率为66.15%； 2011年婚姻家庭纠纷2056件，调解1402件，调解率为68.19%。

2009年合同纠纷3754件，调解1334件, 调解率为35.53%；2010年合同纠纷3350件，调解1325件, 调解率为39.55%； 2011年合同纠纷2893件，调解1140件, 调解率为39.40%。2009年权属、侵权及其他民事纠纷1442件，调解444件，调解率为30.79%；2010年权属、侵权及其他民事纠纷1162件，调解480件，调解率为41.30%； 2011年权属、侵权及其他民事纠纷1163件，调解445件，调解率为38.26 %。

二、调解率浮动的原因分析

从黑龙江省农垦中级法院近2009-2011年三年的调解率的统计数字来看，婚姻家庭类案件调解率较高，基本保持在63.87%-68.19%,调解率基本保持稳定，合同类、权属及侵权类调解率较低，但调解率上下波动不大，比较稳定。其原因为：

1、提高调解水平和工作力度需要一定的时间，在不断加强审判流程管理、强化审限管理的同时，工作效率的提高越来越受到重视，调解的工作力度在一定程度上被削弱。

2、案件数量的不断增加与警力相对紧缺的矛盾进一步突出，使法官应接不暇，没有时间过多地做当事人的调解工作，从而忽视了调解工作，甚至流于程序，客观上造成调解不能,从而降低调解结案率。

3、调解需要当事人对法官的信任，而目前法院的司法权威和法官的社会公信力与社会及当事人的期望值有较大的差距，对法院及法官还有一种不太信任的态度，怕调解使自己吃亏。

4、案件承办人员对司法政策的理解不够全面，除部分案件应当先调解外，认为其它案件调解并非必经程序，或认为调解过多有损法院形象，更体现不出法律的权威性或说强制性的一面。

5、“人情”的干预，导致部分法官不当行使调解的权利，也影响了当事人自由处分权的行使。

6、法律意识不断增强，经济进一步发展，诉讼的目的不再主要是经济利益，很大程度上打官司是“打个名气、掰个输赢”，当事人不愿调解。

三、诉讼调解结案的效果

诉讼调解作为定纷止争的一种方式，对于维护邻里和睦、化解社会矛盾纠纷、节约诉讼成本与司法资源、实现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具有其他方式所无法替代的作用。在民商事审判工作中，应始终坚持“能调则调，当判则判，调判结合，案结事了”的原则，加大通过调解方式解决纠纷的比重，尽量用“和谐”的方式化解社会矛盾纠纷。

(一)调解结案的法律效果

一是提高了诉讼效益。案件调解优化纠纷解决程序的效益，快速、简便、经济地解决纠纷，缓解当事人的讼累，缩短了办案周期、降低法院和当事人的诉讼成本、减轻了法院压力。

二是当事人诉权得到较好维护。调解有利于当事人充分行使处分权，发挥民事诉讼中当事人的程序主体性作用，实现当事人主义的私法功能；在实体法律规范不健全的情况下，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解中的协商和妥协，达到双赢结果。

三是缓解了执行难。诉讼调解以合意为基础，容易为当事人实际履行，避免了执行的困难和压力。四是实现了案结事了，实体权益得到保障。

1、案结事了保障实体权利得以实现；

一些当事人拒绝调解，主要是基于对方诚信方面的考虑。为此，应当允许当事人在调解协议中约定附条件、违约和担保内容的条款；把民法上的不安抗辩权制度和预期违约规则引入调解制度中，如有证据证明对方当事人有转移财产等逃避履行义务行为或经营状况严重恶化时，允许当事人可以不受调解协议约定的履行期限的限制即可提前申请强制执行。当然，申请人应当提供必要的担保，以防止恶意申请而对被执行人的期限利益造成损害。

2、直达诉争双方的思想根源解决矛盾纠纷。由于许多民事案件所涉及的不仅仅是单纯的财产关系，而且还涉及当事人的人身关系和情感世界，因此，用判决的方式很难更好地解决这类纠纷。调解能很好地抓住当事人之间矛盾症结，既能从事实上又能从思想上、心理上彻底解决这类问题。

3、案件调解结案后无须启动二审程序，当事人一般也没有提起申诉，很少启动再审程序，对调解所达成的协议，当事人大多能自觉地履行从而减少执行案件数量，减轻执行环节的压力，这样既减轻了当事人的诉累，也有利于人民法院提高案件的审判效率。

4、诉讼中的调解，尤其是庭前调解制度的实行，简化了繁琐的诉讼程序，及时开展调解，提前解决纠纷，这样减少了诉讼环节，避免了诉讼资源的浪费。采取调解方式审结案件，不但能提高办案效率，及时有效地保护当事人的合法权益，还能防止各种不稳定因素的产生，有利于促进社会稳定。由于民事诉讼调解具有诸多优越性，在化解社会矛盾方面具有的巨大功能作用，受到了民事诉讼当事人和法官们都乐于接受的一种纠纷解决方式，在民事诉讼制度中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作用。

(二)调解结案的社会效果

第一,法院调解有利于妥善的解决纠纷。

法院调解是在当事人自愿协商、互相谅解、自觉让步、自愿达成协议的基础上，解决他们之间的纠纷。因而，调解结案的，不仅不发生上诉问题，而且，一般也能由当事人自动履行，这样，就能迅速而彻底地解决当事人之间的纠纷，做到“案结事了”，节约了诉讼资源。而判决结案的，当事人往往上诉、申诉、上访不断，判决生效后，当事人如果不自动义务，还需要予以强制执行。既增加当事人的诉累和诉讼成本，也浪费审判资源。

第二，法院调解有利于对当事人加强法制宣传和法制教育，预防纠纷，减少诉讼。调解的过程是人民法院对当事人进行法制宣传、法制教育和思想工作的过程，通过对双方当事人详细讲解有关法律和政策，能够使诉讼当事人、旁听群众以及了解、关注这一案件的其他群众，受到很好的法制教育，从而达到“调解一案，教育一片”，预防纠纷、减少诉讼的目的。

第三，法院调解有利于促进社会和谐稳定和经济发展。调解往往能够在不伤和气的情况下，友好地处理完纠纷。所以，多数情况下，当事人之间的关系并没有完全断绝，还是可以继续合作或者交易下去的。有的时候，通过调解可以同时对当事人之间的多宗交易做出友好安排，明确双方的权利义务，增进双方进一步合作的可能性。调解结案的案子，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作用至关重要。产生争议的双方通过调解，双方相互体谅、互相让步后达成了对争议处理的一致意见，妥善的化解了双方之间的矛盾，减少了社会的不稳定因素。案件调解成功，可以化解当事人的对立情绪，防止矛盾激化，有利于减少纠纷的对抗性，有助于维护当事人的长远利益和友好关系，降低上诉率和申诉率，做到案结事了。

民（商）事纠纷影响当事人之间的团结、社会稳定，以及企业的正常生产经营。特别是自然人之间的民事纠纷，如果处理不及时或不恰当，还容易使矛盾激化，甚至酿成刑事案件，成为不稳定因素。人民法院通过调解做双方当事人的思想工作，提高当事人的法制观念，促进他们自愿协商、心平气和地达成协议解决纠纷，消除隔阂，摒弃前嫌，弥补、恢复关系，从而有利于社会稳定，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

四、诉讼调解结案司法实践中存在问题

1、法律规定“调解必须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基础上进行”弊多利少。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法院应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是判决的前提条件，而调解的含义本身就包括对某些界限不清的事实、责任含糊不究，互谅互让，以达到既解决纠纷又不伤和气的目的。当事人选择调解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提高效率，如果所有案件都要求在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前提下进行调解，调解的优势就会丧失，还不如判决更简便、快捷。可见，一味要求查明事实、分清责任，既不尊重当事人的自主处分权，耗时、费力，又浪费法院的审判资源。

2、“调审合一”影响司法公正。民事诉讼法对调解的程序未作独立、专门的规定，实行的是“调审合一”的调解模式。这种模式对降低诉讼成本、避免严格程序带来的对抗性，具有一定的合理性和现实意义。但是，随着司法改革的进一步深化，它在审判实践中所暴露出来的弊端日益突出，如在案件审理过程中，法官常常身兼调解者和审判者双重身份，势必造成法官在身份上的冲突，一旦调解不成，容易使当事人对法院的公正和判决的正义产生怀疑，有损司法权威。

3、调解中的职权主义色彩过重。民事审判方式改革虽然起步较早，但传统审判方式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反映在调解上就是法官的职权主义特别突出。首先，法官对运用调解方式还是判决方式结案，拥有较大的选择权，有些能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官却将调解走了过场；有些案件应当及时判决，法官却在开庭后反复调解，久调不决。其次，调解中法官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忽视当事人尤其是债权人的诉讼权利和实体权益，甚至强迫或变相强迫当事人接受调解。

4、片面强调调解结案率的做法欠妥。调解在民事审判活动中只是一种结案方式，虽然能够产生良好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但它并不是一个终极目标。审判活动的终极目标是实现公正和效率，不能为了完成调解结案的指标而久调不决，拖延时间；也不能违法调解，压制当事人，给当事人留下“和稀泥”的印象，让当事人心有不甘。

5、审限对调解的影响应引起重视。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3个月内审结。对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的案件来讲，因法官在同一时间段内审理的案件数量太多，导致实际分配到每一个案件上的绝对时间是不到3个月的，并且有些案件在调解过程中需要进行“冷处理”，因法律及司法解释未明确规定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是否可以延长，导致有些本来可以采用调解方式解决的纠纷最后却采用了判决方式解决。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虽规定了当事人在诉讼过程中自行达成和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可以根据当事人的申请依法确认和解协议制作调解书。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期间，不计入审限。双方当事人申请庭外和解的的并不多。如何把握审限与调解的时机较难。

6、检察机关等部门的监督对调解的影响不容忽视。在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在调解中多是扮演“主宰者”角色，调解时法官难免要提出调解方案或就当事人的责任大小发表意见，且为了调解法官又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在当事人达不成调解协议的情况下，有时检察机关等部门会以行为不当为由质询法官，并对案件审理过程进行监督，这必然会给法官造成心理压力，使法官不敢和不愿做调解工作。

7、法律及司法解释的规定过于简单，审判实践中难以操作。民事诉讼法、最高法院《关于适用民事诉讼法若干问题的意见》设专章规定了调解，但内容简单，过于原则，缺乏法官和当事人必须遵守的程序和规范。这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随意性很大，何时调解、如何调解，均由法官决定，没有程序性的约束；另一方面，造成法官在实施过程中不敢大胆适用。

8、赋予当事人反悔权的规定有待完善。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书送达前任何一方当事人都可以反悔，而无需任何理由。因此，当事人在诉讼中达成的调解协议对当事人并无任何约束力。这对调解制度的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损害了法院的权威和遵守调解协议一方当事人的利益，导致了审判资源的浪费，助长了当事人在调解中随意言行、不负责任的倾向。

9、“送达”已成为制约法院审判效率的重要原因。由于人口的流动性在不断加大，而公民的法律协助意识又比较淡薄，使法院很难将诉讼文书或法律文书递交给当事人或其他诉讼参与人签收，造成案件审理期间的延长和当事人诉讼成本的增加，特别是调解书是在送达后才能生效，不能及时送达将有损当事人的权益。

10、当事人方面的原因，导致调解的难度加大。随着法律知识的日渐普及，受当事人对诉讼的期待过高，有的缺乏理性判断的能力和对诉讼成本的核算，对司法公正，尤其是对法官调解动机的怀疑，及欲通过关系影响司法的意图、矛盾激化状况下与对方鱼死网破的决心，以及通过诉讼拖延时间，以达到某种目的等因素的影响和制约，致使案件调解难度增大，调解结案率降低。

11、律师介入的原因，使调解的机率降低

案件中有律师代理，一方面有的律师能够配合法官，正确引导当事人行使权利，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此种情况下，能够增大调解成功的机会。但由于律师代理往往替代了当事人本人的参加，而他们往往又没有真正的调解权限和调解动机，因为律师比当事人更关心法律问题，更追求官司的输赢结果，更不在乎诉讼的风险和成本；律师对法律的解释和判决的预测经常会给当事人以不十分确切的期待或盲目的乐观，而当事人往往又对律师的作用过分相信。此外，当事人甚至把请律师本身也作为增加对峙实力的武器之一，也是刺激当事人期待诉讼高回报的因素之一。

12、单纯追求调解结案率而存在强制调解、以拖迫调的现象，不仅起不到应有的效果，还将给当事人增加诉讼成本。在大调解的形势下，几乎所有的法院都会以调解结案的数量作为进行绩效考核的指标之一，因此在实践过程中，许多人为了单纯的追求调解数量和调解率，往往存在强制调解的现象，调解人员采取多种手段，多方给当事人施加压力，从而导致当事人苦不堪言，为了尽快结束这种状况而被迫接受调解方案，这种现象的存在不仅达不到案结事了的效果，还使调解违背最基本的自愿原则，严重影响了人民法院司法为民的良好形象。如：在一个劳动争议案件中，劳动者因被单位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要求单位支付一个月工资的经济补偿金。在诉讼中双方对是否违法解除存在较大的差异，在主办法官要求进行调解，劳动者未能做出的让步导致了调解未达成协议，为了实现调解结案的目的，主办法官经常要求劳动者亲自到法院交换调解方案，致使劳动者深受其累，最终被迫同意了调解方案，实践当中这种现象广泛的存在，致使法院司法为民的良好形象严重受损。

13、调审分离，使调解流于形式，不能起到应有的效果。大调解形势下，许多法院都成立了立案调解中，承担立案前的调解工作，由于立案调解中心的工作人员往往不是本案的审判人员，因此庭前调解根本不可能在查明事实，弄清是非的基础上进行，调解人员对本案的判断也具有片面性，因此提出的调解方案也与案件的实际情况存在差异，当调解人员提出的调解方案时，往往与双方当事人之间预期存在较大的差距，从而导致调解不能顺利进行，调解流于形式，起不到应有的效果。

14、由于面临着维稳的压力，因此法官在面对可能引发群体性事件的案件，便采取了采取久拖不决的方式无限期、无原则的进行调解的现象。对于一些存在违法行为的案件，为了达到调解的目的，而将违规违法行为作为调解的筹码，由此也助长了违法犯罪，削弱了法律的惩戒功能。这一点在当前的工亡事故处理中尤为明显，工亡事故发生后受害者家属为了达到索取超过法律规定的高额赔偿款项的目的，往往采取围攻企业甚至政府，施加压力的情况，更有甚者甚至在处理事故的过程中，采取殴打他人或者非法限制他人人身自由的方式来达到目的，而在调解的过程中，为了达到调解的目的，调解机关一方面对家属的这些违法行为视而不见，片面的给企业施加压力，要求企业给钱的方式来达成调解，另一方面又对利用惩处家属的违法行为来给家属施加压力，迫使家属放弃高额的诉求，最终时间调解的目的。这样做的结果往往给社会产生一种错误的示范效应，导致了当前出现工伤等安全事故时，受害者家属不愿选择向通过向法院进行诉讼的合法方式解决问题，却往往采取更加直接围攻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甚至围攻政府的方式去解决问题，极大的助长了歪风邪气。

五、意见和建议

１、确立当事人意思自治为主、国家干预为辅的调解制度。首先，充分尊重当事人的自由处分权。在没有查明事实、分清责任的情况下，当事人依法达成的调解协议，是当事人对自己实体权利和诉讼权利自由处分的结果，法院应当认可。其次，全面落实调解的自愿原则。在法律、法规中明确规定，是否调解的选择权在当事人，是否再次调解的选择权也在当事人，法院不得在事先未告知当事人进行调解的情况下通知其到庭进行调解，调解方案应当由当事人首先提出等。再次，调解必须坚持合法性原则。调解协议的内容不得违反法律、法规的禁止性规定，不得损害国家利益、社会公共利益和他人的合法权益。

2、重新架构调解与判决的关系，有条件的可以实行调解前臵、推行调审分离。将调解放在庭前准备阶段，使其成为一个相对独立的诉讼阶段。这一方面可以及时解决部分民事纠纷，减少进入审判程序案件的数量，化解法官的工作压力；另一方面，当事人在庭前准备阶段较为宽松的氛围下，通过对自己各种权益的衡量，更易于接受调解这一和平解决纠纷的方式，这也符合我国的国情和历史传统。推行调审分离，将法院内部的法官进行重新定位和分工，一部分法官专司调解，可以有效地防止法官以拖压调、以判压调等违反当事人自愿原则现象的发生，同时也可以避免现行诉讼机制下法官为了调解不得不与当事人庭下接触的尴尬。完善和发展民事诉讼调解制度,要坚定不移地贯彻调解与判决并重原则，注意防止和克服重判轻调的现象，宜调则调，当判则判。但判决前，六类民事案件最高院明确规定应当先调解。

3、对调解悔约的，加大惩戒力度，确保调解协议的履行。针对目前存在的当事人一方并不真心调解,而借调解之机让对方当事人做重大让步,以降低标的额,而后仍不履行,另一方再申请执行只能以重大让步以后生效的调解书数额进行的情况,建议在调解协议中强制加上“如不履行协议,将……”的惩戒条款,以禁止恶意调解行为,保护当事人利益。

4、简化调解书的制作。法律及司法解释对调解结案的案件法律文书如何简化没有明确规定。尽管最高法院《关于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民事案件的若干规定》涉及了该问题（即在当事人达成调解协议并需要制作民事调解书的情形下，制作法律文书时对认定事实或者裁判理由部分可以适当简化），但也有其局限性。因为对调解书的简化作列举式规定不合理，应作原则性规定，使法官面对具体情况时可以灵活掌握。有条件的法院可以采用格式调解书，当场制作并送达。

5、严格掌握对调解结案案件的再审。根据民事诉讼法的规定，调解违反自愿原则或调解协议的内容违反法律的，当事人对调解书可以申请再审。审判实践中，因对调解结案案件的再审条件掌握过宽，导致对此类案件的再审有逐渐增多的趋势。为了维护调解书的审判效益，对此类案件的再审条件应严格掌握。

6、采取倡导调解和鼓励调解的工作机制，对以调解方式结案的比例要求不得规定硬性指标。另外，对适用简易程序审理案件的期限，在有特殊情况的前提下，规定经上级法院批准可以延长一次。

7、强化、提高法官的调解意识和调解技巧。调解意识是法官做好调解工作的先决条件。当前，要校正法官的办案理念和思维定势。由于部分法官对调解仍存在轻视、畏惧、抵触等不良情绪，因此要通过各种学习和司法为民宗旨教育，使法官领悟司法政策转变背后深层次的社会根源，从思想上认识到“定纷止争”是司法为民的必然要求，调解结案是法律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结合的最佳方式，从而找准角色定位，提高调解意识和调解自觉性。注重调解技巧的总结和提高。调解的技巧和能力虽然可以通过提高法官的学识和素养来提高，但更多地依赖于实践，依赖于方法和经验的不断总结提炼。因此，应当重视调解经验的总结归纳和调解技巧的学习交流。

8、处理好久调不决与审判效率的关系，规定调解期限强调调解不能只重调解，强调调解是强调调解的自愿性，而不是强调调解的结案方式的比例，必须改变审判实务中出现的以劝压调、以拖压调、以判压调、以诱压调，久调不决等违反自愿原则的操作。调解不成或者双方没有调解诚意，应及时判决，提高审判效率，从而避免久调不决的现象。

根据2010年6月7日最高人民法院印发《关于进一步贯彻“调解优先、调判结合”工作原则的若干意见》的通知（法发„2010‟16号），法院在审判司法实践中应遵循：“多调少判，而不应久调不判；诉讼调解应以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并且不损害当事人合法权益为前提，来追求调解结案率，推动建立多元纠纷解决机制，真正实现定纷止争，案结事了。

虽然诉讼调解过程中存在许多问题，但通过建立和健全相应的监督体制，对诉讼调解进行相应的规范，调解将以其无以伦比的优越性在化解矛盾，实现诉讼调解的法律效果和社会效果的统一，在构建和谐社会中发挥巨大的作用。

2012年8月23日

篇2：法院工程款调解书范文

摘要：在现行诉讼制度中，并没有对确认制度的规定，诉讼渠道和人民调解组织基本割裂。本文试图构建一种新的制度，通过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审查和确认，将两种解决纠纷的机制成功嫁接。论文介绍了新制度设置的司法背景、具体内容、补救措施等。

一、制度内容及功能

该制度设置主要内容是人民法院通过对人民调解委员会主持下达成的民事纠纷协议进行审查，在坚持自愿、合法的前提下，出具确认书予以确认，使其具有法院民事调解书的功能，并赋予据以强制执行的效力。

该制度的正常运作后，人民法院通过对民调协议的审查，首先实现对民调指导的经常化、系统化，提高民调工作水平、工作质量;其次，通过对民调协议的确认，赋予其等同于法院生效法律文书的效力，主要是国家强制力，一方面使协议当事人基于对法院公信力的信任，促使其更加主动地履行协议，有利于化解矛盾在基层，解决纠纷在萌芽，有利于依法治国方略的施行和社会长治久安;另一方面，一旦义务人不履行经确认后的协议，权利人即可直接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以往，这类纠纷需要权利人提起诉讼，民调协议被作为重要证据使用，经司法诉讼程序审查，并在裁判文书中作出采纳与否的认定。相比之下，确认制度更利于节约司法资源，简化了司法程序，当事人寻求司法救济的成本也大为降低，新制度的创设应当具有这样的效益。其三，对于承担审查、确认任务的人民法院而言，此项制度乍一实施，看似凭空增加了不少工作量，使原本紧张的司法资源有不堪重负之虞。但作为社会纠纷的裁决机关，人民法院向来是各种矛盾的聚焦点，并根本不能回避。当今社会转型时期，各类矛盾不断暴露，普遍而尖锐，人民法院的审判任务为之不断加重。实施确认制度，正好使得人民法院借助了强大的民调组织系统的力量，将各类繁杂而众多的纠纷解决于“襁褓”，消弭于无形，使法院审判延伸，并与人民调解工作有机接轨(也可称之为成功嫁接)，实现社会纷争的良性解决机制。这最终是减轻了法院的工作负荷，对于人民法院普遍面临的人员少，经费紧张，特别是案件执行难等症结不能说不是一种缓解，乃至可称之为工作局面为之一新。可

以想见，较之法院干警数量更为庞大的基层民调组织、基层政府干部，为保一方平安，将各类纠纷(重点是民事)调处得当后，法官坐堂问案，从调解程序是否合法，调解协议内容有无违法等方面予以审查和当事人有无补充等方面予以完善，轻松地解决了相当数量的社会纷争，此长彼消，进入诉讼程序的民事案件特别是婚姻家庭纠纷、赡养案件、相邻纠纷、小额债务、合伙、租赁等相对减少，此种解决途径具有乡土基础和人文因素，比之以前更具人文关怀，社会效果显著改善。

二、制度构建背景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日渐成熟，依法治国方略渐入人心，社会民众综合素质普遍提高，同时以往的各种观念和生活程序都正在或将要受到冲击，各种利益的碰撞导致矛盾纷呈(这是社会前进、发展的原动力)。一言以蔽之，社会矛盾对现有的解决机制提出挑战。无可置疑，我国现行的法院诉讼、人民调解都发挥了定分止争的巨大作用(此外当然还有仲裁、行政裁决等机制，本文仅限于对法院和民调的探讨)。但正是这两种解决机制需要不断完善，方兴未艾的审判方式改革、“权为民所掌、利为民所谋、情为民所系”执政理念的提出也正是其反映。

从人民法院方面而言，司法资源紧张是共识，效率低下不容忽视，执行难尤为突出。尽管近年来从最高院至基层审判方式改革不断推进，各项人事管理、干部队伍建设措施翻新，但离“人民满意”，离实现“公正与效率”目标毕竟尚存不小差距。各地法院都在不断探索“司法为民，司法便民”的工作新思路。就加强民调工作，缓解法院工作压力的角度，人民法院之所需正是人民调解之所能。一名叫方如采的基层法官发表《基层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应加强通联互动》一文，其中谈到：“多年的审判实践中深深体会到，人民法院的审判工作与人民调解组织的工作密切相联，有效地建立基层人民法院与各人民调解组织间的通联互动机制，使其在各自的执法活动中做到必要的衔接互补，对各自的职能有效开展将起到促进作用。基层人民法院与人民调解组织具有双向需求同时又优势互补。近年来，新类型纠纷不断涌现，人民在解决纠纷时更愿意“讨公道，要说法”，对人民调解工作提出更高要求，如何提高人民调解人员素质已是当务之急，而这正是负有指导职责的人民法院所长。另一方面，人民调解组织设置于民间，活动于群众中，了解民情、社情，掌握一些事件的根源和真象。人民法院在审理婚姻、家庭、赡养、继承、宅基地、相邻权等案件时，而对完全陌生的人和事，往往需要付出大量精力去了解事由，如果撇开人民调解组织的支持，在案件调查、认证、执行等诸多方面都难以顺利进行。实践证明，有的当事人、证人对审判人员甚至对自己的律师说假话、作伪证，却一般不愿意或不敢在知情的基层干部或者那些素有威望、受人信赖的调解员面前说谎。有的当事人敢与法院对抗执行，但却愿意接受基层干部的教育疏导。”(见于2004年5月12日《人民法院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何兵《法律程序的价值与弊端》一文)，这位法官所言可谓一语中的，这正是本文所称确认制度的构建的主要背景和依据。人民法院施行确认制度，可借助人民调解，顺利地实现社会纠纷的解决。

另一方面，我们来对当前的人民调解工作进行考察。人民调解制度是我国特有的一种化解纠纷、解决人民内部矛盾的制度，对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都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与司法程序相反，民调本质上排斥竞争、鼓励合作，讲求容忍，奉行“和为贵”“息事宁人”的原则。调解在寻求事实真像、折衷求和的时候，更加强调未来关系的发展，立足于调和双方的姿态而不去设置、制造敌对方，尽可能将当事人双方从对立、紧张的状态下解脱出来，而不是蓄意制造紧张局势，更多是依靠调解员对争议事件的了解，对当事人情况的知悉并经常性发挥调解员的人格影响，将双方置于一种“凡事皆可商量”、“让一步海阔天空”的氛围中充分沟通，最典型的是将双方拉到酒桌上握手言和，这都是司法程序不能、也不允许的;为了防止事态扩大，纠纷蔓延，人民调解并不追求真象水落石出，如有必要甚至不惜忽略和回避真象;为了协调双方的立场，人民调解不绝对强调法律的适用，而是着重于双方的实质利益衡量，以达到当事人审时度势，用发展的眼光看问题，从而摒弃旧怨，消除芥蒂，达成协议。因其解决问题扎根于乡土，方法灵活，效果明显，成本经济，从其诞生之初至今历久弥新，调解的理念也不断变化，侧重点从伦理、道德、经济、政治、安全等不一而足，焕发出坚强的生命力并不断被赋予新的时代内容。但其达成调解协议的效力后，因没有法定形式予以固定，经常地因当事人反悔、不积极履行而夭折，并且束手无策。一位叫邱于标的人民调解员在一篇名为《对人民调解协议书效力的思考》文章中说：“现行调解协议上的这种效力状况，使人民调解与其所负的任务不相适应。主要表现有：(一)时常被民事违法行为人用以推诿责任，使被侵害人

不能保护自己的权益，常有义务方千方百计寻找借口拖延履行义务;(二)削弱调解人员的劳动成效，挫伤了调解工作人员的积极性。调解一起纠纷并不是容易的，常要耗费大量心血。这样形成的调解协议书任何一方反悔，调解人员的心血就算白白耗费了;(三)动摇了当事人对人民调解组织的信任，引发一些误解。当调解协议书得不到履行，权利方未能兑现权利时，他们常常责问调解人员：“明摆着违法你们都不敢管，还叫群众怎么靠你们?”“调解书可以反悔还要调解干什么，不如私了!”(见于2004年5月12日《人民法院报》中国政法大学副教授、法学博士何兵《法律程序的价值与弊端》一文)。这位调解员谈出了人民调解制度面临的两个问题，其一，人民调解的成果固化问题。其二，调解协议力保障问题。而人民法院恰可发挥审判职能，解决这两大难题。人民法院对民调协议予以确认，提升协议效力，解决民调工作先天不能的难题，巩固民调工作成果，定可激发民调工作的积极性。

三、确认制度的具体设置

确认制度应该包括两部分。

第一是对现行人民调解制度的规范，这是推行确认制度的前提。基层法院负有指导调解的使命，必须结合司法行政机关、当地政府系统地对调解员进行培训，对调解程序作出明确要求，对调解书作出具体要求，特别是把确认制度进行足够的宣传后，才能付诸实施。

第二是法院的审查确认。人民法院应安排专门的业务庭(如立案庭或者审监庭)对人民调解组织主持达成的调解协议进行程序性、实体性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制发确认书。司法确认书效力等同于其他生效法律文书，当事人必须充分尊重经过确认的协议和司法确认书，严格履行，并应当随即丧失根据同一事由提起诉讼的权利，否则人民法院可依据“一事不再审”原则裁定驳回起诉，司法确认书确有错误的，当事人可以申请撤销;当事人和民调组织申请确认的调解协议存在程序违法情节或者实体内容有与法相悖之处，人民法院应当进行纠正，当事人拒绝纠正的，不得确认。

四、确认制度的监督机制和补救措施

篇3：论“法院调解”的性质

关键词：法院调解,审判行为说,处分行为说,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结合说

一、“法院调解”概述

“调解”, 是请第三方作为协调矛盾的中间人的纠纷解决机制, 可分为“诉讼中的调解”和“诉讼外的调解”。而“诉讼外的调解”, 包括“人民调解”、“仲裁中的调解”以及其他“行政性调解”。“诉讼中的调解”就是俗称的“法院调解”。

“法院调解”是指在法院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双方当事人就民事权益争议自愿、平等的进行协商, 达成协议, 解决纠纷的诉讼活动和结案方式。“法院调解”在诉讼中进行。我国现行民事诉讼法规定, 对于有可能通过调解解决的民事案件, 人民法院应当调解。但适用特别程序、督促程序、公示催告程序的案件, 婚姻关系、身份关系确认案件以及其他依案件性质不能进行调解的民事案件, 人民法院不予调解。除法律规定可以不能进行调解的案件外, 对达成的调解协议应当制作调解书。调解书经双方当事人签收后就与生效判决书具有同样的法律效力, 双方不能就同一事实再次起诉、上诉, 一般情况下也不能申请再审。但是一方不履行协议的, 对方当事人仍可向法院起诉。

“法院调解”体现了和谐社会的主题, 达到了良好的“定分止争”的作用, 同时也大大降低了诉讼成本, 提高诉讼效率。“法院调解”能为社会公众提供低成本的司法救济途径, 集法、理、情于一体, 避免纠纷各方对立关系的进一步加剧, 能较好的平衡利益, 节省司法资源, 对维护社会稳定, 促进和谐社会发展具有重大意义。“法院调解制度”的良好的运作产生了巨大的社会效益而在司法实践中一直长盛不衰, 被西方国家誉为“东方经验”而加以学习借鉴。而应用中存在的诸多问题更加引起人们的极大关注, 成为我国司法改革中的重要内容和热点问题。而研究“法院调解”的性质, 对加深理解并灵活运用于司法领域具有重要意义。

二、关于“法院调解”性质的学说

关于“法院调解”的性质问题, “法院调解”是法院行使职权的行为, 还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双方合意解决争议的行为与结果, 在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发展史上形成三种不同的学说。一是“审判行为说”, 二是“处分行为说”, 三是“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相结合说”。

第一种观点是“审判行为说”。该学说认为“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依照法律规定行使审判权的一种方式和诉讼活动。它包括两层含义:其一,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在审理民事案件的过程中, 贯彻调解原则所进行的一种诉讼活动;其二, 法院调解是人民法院行使审判权, 解决民事纠纷, 结束诉讼程序的一种结案方式。在整个调解过程中, 审判人员均居于主导的地位, 并对调解程序的选择与调解协议的达成施加决定性影响。审判行为说是我国民事诉讼法学的串通学说, 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之前为主流学说。

但是持不同观点的学者认为这种学说具有片面性, 强调法院在调解中的作用, 仅看到法院的作用, 片面突出强调了法院的作用, 仅从法院行使审判权的角度说明法院调解制度的性质, 实际上是超职权主义诉讼模式下法院调解观的反映。却忽视了调解是在法院的主持下当事人协商解决纠纷的本质性, 忽视了调解与判决的不同性质、不同特征, 忽视了调解与判决的区别。另外, 这种学说在司法实务中一定程度上产生了负面作用, 使有些审判人员在进行调解工作时为了达到调解结案的目的, 强迫或者变相当事人达成他们实质上并不愿意达成的调解协议, 造成强制调解。因此受到了学者们的普遍质疑。

第二种观点是“处分行为说”。这种学说从诉讼调解的实质内核观察, 对法院审判行为说提出了相反的观点, 认为诉讼调解在本质上是当事人相互协商, 经过谈判与利弊权衡, 最终达成协议解决争议, 以致诉讼程序结束。法院调解尽管是在法院主持下进行的, 但它不同于法院运用审判权以判决方式解决争议的活动, 它本质上是当事人在法院的指导下自律的解决纠纷的活动, 当事人的合意是法院调解的本质。若无当事人之间的协商或达成协议的结果, 法院做再多的调解工作也无法达到目的, 无法以调解的方式解决纠纷。当事人经过相互协商, 行使程序上的处分权与实体上的处分权, 是诉讼调解的必要条件。

“处分行为说”的贡献在于揭示了调解与判决的不同性质, 指出了法院调解与判决的本质区别, 前者以实体法与程序法的严格适用作为审判获得正当性的基础;而后者则以追求当事人的合意为审判获得正当性的前提。对在我国民事诉讼理论界长期占主导地位的审判行为说, 以及这种传统的观念进行了必要的修正。但是这种学说也具有一定的片面性, 仅着眼于强调当事人行为在诉讼调解中的作用, 没有同时正视法院的行为和作用, 使法院调解和诉讼和解无法区别。

第三种观点是“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相结合说”。这种学说以全面的视角考察法院调解, 对法院审判行为说提出了批评意见, 认为应当从法院的审判行为和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两个方面全面观察诉讼调解藕节这一事物。法院调解如果没有当事人相互协商达成协议的行为和结果, 就不成其为调解, 与判决无异;入股没有法院主持调解工作, 也不成其为调解, 与诉讼和解无异, 因此诉讼调解的性质应当是审判行为和当事人处分行为相结合。该说主张, 应当从法院的审判行为与当事人的处分行为两个层面去认识法院调解的性质, 应当把我国的法院调解制度看作是当事人行使处分权和法院行使审判权相结合的产物。从人民法院的角度讲, 法院调解不仅仅是纯粹当事人之间私权的合意, 而是在审判人员的主持下, 通过审判人员的说服教育, 使双方当事人明了法理, 知晓是非, 从而达成解决纠纷的协议。审判行为与处分行为相结合说则既避免了处分行为说所面临的前述理论解释上的困境, 又避免了仅仅将调解视为法院审判行为带来的片面性, 不失为相对合理的解说。其实很多学术争议的解决方式就是中庸。作为两种学说的融合, 与其说是一种新的学说, 倒不如说是两种学说相互扬长避短的结合产物, 具有二者之长而回避双方之短。

“就法院调解的诉讼属性而言, 它要求法院调解程序应当符合程序正义的最低标准, 应当体现对当事人的程序保障。如法官中立、程序的参与、程序对当事人的公开、平等对待等。就法院调解的合意属性而言, 其程序的设计要考虑协商过程的保密性 (不对社会公众公开) 、协商的环境要求、程序的可选择性、当事人本人参加、法律适用的开放性等合意解决纠纷的特征。值得关注的是, 于2004年9月颁布的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民事调解工作若干问题的规定》对此有所体现, 如将调解过程是否公开的选择权赋予当事人, 体现了对当事人合意的尊重。”

本文认为“审判行为和处分行为相结合说”被越来越多的学者认可, 也从侧面体现了我国“法院调解”在实践和完善的过程中的价值取向。即体现了法律正义和效率的协调统一。任何学说如果是片面的, 就不能海纳百川。而这种相结合的学说, 不是一味的中立, 而是互相补充、互相发展的作用着, 扬长避短以求完美。

因此, 看待法院调解的性质, 既不能单纯的认为是审判行为, 也不能只是一种处分行为, 而应该看成是两种行为的结合。在性质上的认识逐渐清晰帮助法院调解在更多更广泛的场合发挥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尤其在和谐社会的大背景下, 法院调解必将逐渐完善, 为社会主义法制建设增添浓墨重彩的一笔。

参考文献

[1].江伟.民事诉讼法[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 2007

[2].沈恒斌.多元化纠纷解决机制原理与实务[M].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 2005

[3].王怀安.中国民事诉讼法教程[M].北京:人民法院出版社, 1992

篇4：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配合

关键词：和谐社会；人民调解；法院调解；诉讼

中图分类号：D915.1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864X（2015）06-0048-02

一、绪论

“礼之用，和为贵。先王之道斯为美。”“听讼，吾犹人也，必也使无讼乎。”调解在我国自古就有，是我国文化传统的一种体现，与我国的民族特点息息相关，因此成为我国调解制度进步发展的基础。人民调解和法院调解是两种不同的纠纷解决方式，他们有着一系列的区别，但它们归根到底都是为了社会的和谐稳定与发展。

二、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之间的关系

（一）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区别。

1.调解性质的区别

人民调解不涉及诉讼，仅仅是当事人在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进行沟通和联系，借此希望能将纠纷化解，其行为并不具备诉讼上的意义。而法院调解是诉讼程序的一种，它是指双方当事人在法院的主持协调下，对案件有争议的问题进行协商，从而使纠纷得到解决。而经此达成的协议双方都必须遵守，否则就违反了法律的规定，要受到法律的制裁，也就是说其结果具有法律强制力。

2.调解权力来源的区别

人民调解是由人民调解委员会的委员主持的，因此通过人民调解解决纠纷的一系列活动不具有诉讼上的意义，它并不属于一种司法活动，因而它体现的是群众与群众自治组织间的民主平等关系。法院调解是由人民法院的审判人员主持的，其依据的是审判职权，是一种审判活动，具有司法的性质，体现的是诉讼法律关系，其中存在公权力与私权利的对抗。

（二）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联系。

1.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都是解决纠纷的主要调解形式。

我国的快速发展、社会转型，使得我国的各种纠纷和冲突更加复杂化、多元化，因而运用多种多样的方式来解决这些纠纷就成为必需。从我国的社会性质，当事人利益以及诉讼成本等一系列方面考虑，非常有必要加大各种纠纷解决机制，而人民调解刚好符合这些方面的考量。从诉讼成本来看，它要求的成本比较低廉；从当事人利益看，它可以为当事人节约时间，并且具有较高的效率，因此加强人民调解的适用就成为了必由之路。

2.诉讼调解与人民调解在运作中是指导与被指导、监督与被监督的关系。

由于人民调解目前发展水平仍比较低，法律规范也并不完善，因此需要各级司法行政机关的指导。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当利用自身的权威性和丰富的资源从组织领导、制度建设以及业务水平等方面对人民调解委员会给予帮助。这样才能使人民调解活动的效率和质量得到不断的提高和加强，也会使其越来越完善和规范。

同时由于调解工作的特殊性，在指导工作中，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应该注重与该地区人民法院的联系配合，从而实现法院对人民调解工作的监督，从宏观和微观多层次对人民调解工作进行指导，促进人民调解工作的尽快完善。

三、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衔接的问题

（一）人民调解存在的问题。

1.人民调解的法律效力问题。

由于制度的不完善和法律的不规范，人民调解之后达成的协议难以完全发挥实效，这就对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配合协调形成了一定的障碍，制约着其效果的发挥。尽管有司法解释对人民调解之后达成的协议的性质明确规范化为与民事合同一致，但从本质上讲，人民调解协议是否能完全发挥作用还是更主要的取决于当事人能否自觉履行，这也就是说这一制度的实行对人们的诚实信用度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九十五条做出了如下规定：“申请司法确认调解协议的，人民法院受理申请后，经审查，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调解协议有效，一方当事人拒绝履行或者未全部履行的，对方当事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执行；不符合法律规定的，裁定驳回申请，当事人可以通过调节方式变更原调解协议或则达成新的调解协议，也可以向人民法院提出诉讼。”这一规定使人民调解协议在得不到保障的情况下，其救济途径受到了相当大的限制，也就使人们在对待人民调解时容易持保留态度。

而由此引起的“执行难”问题，也使纠纷不容易解决，再加上缺乏对不守信方当事人相应的制裁措施，使得人民调解的公信力和权威大大下降。同时，人民法院在处理该类案件之后，为确保诉讼程序的严谨性和法律的权威性，一般会选择对该案件进行复核审查，这就削弱了人民调解协议的效力。

（二）法院调解存在的问题。

现行法律规定存在的问题。《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三条规定：“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根据当事人自愿的原则，在事实清楚的基础上，分清是非，进行调解。”法院调解的根本原则是当事人自愿原则，而现行法律规定却要求调解要在案件的真实情况都明了，双方关系都明确的情形之下进行，这对于纠纷的解决实在是弊大于利。首先，如果当事人仅仅只是为了确定其事先达成的协议具有法律效力，双方在这之前已经形成合意同意和解，然而法院还要再重复的确定事实的真相以及双方当事人的关系，这就无形中加大了司法成本，是一种对司法资源的浪费，也就使当事人不能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决定自己权利的归属。其次，当事人选择调解就是为了快速解决纠纷，节约实践，而调解也正是要使双方当事人在中间人的协调下达成一致，如果还要在分清是非，查清事实的前提下，不仅是对人力、物力等资源的浪费，也不利于实现快速高效解决双方纠纷的目的。

四、加强人民调解与法院调解的衔接与配合

（一）法院对人民调解协议的确认。

正如上文提到的，人民调解协议的执行不具有法律上的强制力，导致了人民调解协议完全依靠当事人的信用，所以必须依靠法院对其进行确认，使其的执行和效力具有法律上的保障，并且当当事人依据调解协议起诉后，法院可以免去重新审查，节约司法成本，保护人民调解的公信力。

（二）建立健全矛盾纠纷信息互通制度。

人民法院在受理一些简单的常见的民事纠纷案件时，在当事人向法院正式提起诉讼或者法院接受当事人的诉讼申请之前，法院可以先组织双方进行调解，此外也可以组织当事人自己内部进行人民调解，而对于经过法院组织调解的案件，需要人民调解组织提供协助的，应当协助。引导组织当事人自行进行调解的案件，法院也不应置之不理，而应当将相关的基本情况和基本信息告知调解组织，而在调解工作完成后，法院也应当知道案件的结果和情况，这就要求法院和调解组织形成一定的互动。

作者简介：王婧，女，1993年6月生，山西孝義人，汉族，西北政法大学民商法方向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