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用刑事和解协议书

实用刑事和解协议书（共12篇）

篇1：实用刑事和解协议书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男，身份证号码：

乙方：），男，身份证号码：

事件：2014年2月25日，在娄底市娄星区一克拉酒店附近电玩城内，（男，身份证号码：）因打电游与电玩城工作人员发生冲突，致使右膝盖受伤，导致二级轻伤。现经甲、乙双方充分洽商，一致同意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由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元）;

二、双方于2014年5月12日12时前一同前往娄底市娄星区检察院，乙方在检察院人员的见证下，向甲方交付一次性赔偿甲方人民币壹拾捌万元整（180000元）;

三、甲方承诺不再追究的一切刑事和民事责任，并向检察机关出具对刘光华从宽处理的书面请求。

四、本协议生效后，在乙方履行了就本协议所承担的义务的前提下，甲方不得以任何方式向乙方以及检察机关、法院提出任何其他要求;

五、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甲、乙双方的任何一方不得反悔。

六、本协议一式二份，由甲、乙双方各持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字捺印)：乙方：(签字捺印)

年 月 日年 月 日

篇2：实用刑事和解协议书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男，汉族，*年*月*日生,户籍地及现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码******。

乙方：***，男，汉族，*年*月*月生,户籍地及现住址***,居民身份证号码******。

简要案情：

*年*月*日*时左右，在*地因琐事甲方与乙方发生争执和厮打，乙方将甲方打伤，经法医鉴定甲方身上伤已构成轻伤。

因双方当事人请求和解，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二百七十八条规定，公安

机关认真听取了甲、乙双方的意见，对双方和解的自愿性、合法性进行审查，证明和解系双方自愿并合法，公安机关依法主持了和解。

甲、乙双方在自愿、合法的前提下经充分协商达成和解协议如下：

一、乙方深感歉意，向甲方赔礼道歉，请求甲方予以谅解。

二、乙方于本协议签订后一次性赔偿甲方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损失费用共计人民币大写***元整。

三、乙方向甲方切实履行本协议一次性支付上述全部赔偿费用以后，甲方不再追究乙方的刑事责任和民事责任，甲方希望公安机关或人民检察院或人民法院对乙方从宽处理。

四、本协议自甲乙双方签字并经公安机关办案部门盖章后生效，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主持调解公安机关一份，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 乙方：

年 月 日 年 月 日

主持调解公安机关

年 月 日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

乙方：张xx。代理人：

年 月 日，吴仲才因交通事故死亡，乙方被永定区公安局涉嫌交通肇事罪刑事拘留，现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和解协议

由于乙方的过错行为，已经给甲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和财产损失，对此，乙方深有悔意。同时，甲方在咨询律师，充分了解法律规定及赔偿金额后，自愿就本案的赔偿相关事宜与乙方协商，订立如下协议：

1、乙方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并致以诚恳的道歉，请求甲方予以宽恕。

2、乙方一次性包干赔偿甲方死亡赔偿金、丧葬费、被扶养人生活费、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全部财产损失合计人民

币万元。

3、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当日付清上述赔偿款项。乙方付清上述赔偿款项后，双方因本案纠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止，甲方自愿放弃追究乙方其他民事责任的要求，不再要求乙方给予任何赔偿。

4、甲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乙方的交通肇事行为给予谅解，并同意并请求检察机关对本案作调解处理，不再请求检察机关追究乙方交通肇事的刑事责任。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由双方各执一份，呈交永定区检察院一份存档一份。

甲方： 乙方：

刑事和解协议书

甲方：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

住址：xxx

乙方：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

现关押于xxx

乙方代理人：xxx，男，汉族，xxxx年x月x日出生，身份证号：xxx，住址：xxx

见证人：xxxxxxxxx律师事务所 律师 xxx，执业证号：xxxx，地址：xx

纠纷事实与主要责任：

2016年3月2日，乙方与甲方发生争执并在争执过程中造成甲方受伤。2016年3月3日，乙方因涉嫌故意伤害罪被深xxxxxx公安局刑事拘留。

由于乙方的过错行为，给甲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对此，乙方深有悔意。现双方就本案的赔偿等相关事宜，经过诚恳、友好的协商，一致同意达成和解协议：

1、乙方对自己的行为给甲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请求甲方予以宽恕。

2、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各项赔偿金人民币xxxxx万元。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号之赔偿项目等所有一切与双方伤害有

关的诸如今后的后遗症、并发症等全部损害赔偿费用。即此赔偿数额为现在或将来、直接或间接与该次伤害纠纷有关的索赔的最终和全部赔偿数额。

篇3：实用刑事和解协议书

2012年3月14日全国人大对《刑事诉讼法》进行了大幅度的修改,其中以专章增设了一个特别程序———当事人和解的公诉案件诉讼程序,即理论与实务界通常说的刑事和解程序,这标志着刑事和解从无法可依进入有法可依的状态。当然一个法律制度的落实并不是增设几个法律条文就可以轻松完成的,在从法律文本到现实的转化过程中,必然会遇到诸多问题,需要在实践中不断地摸索、总结,唯有如此,这个法律制度才能焕发出其应有的生命力,而不至于成为一个僵死的法条。

刑事和解是指在刑事诉讼程序运行过程中,加害人以认罪、赔偿、道歉等方式与被害人达成和解以后,国家专门机关不再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或者对其从轻处罚的一种案件处理方式。刑事和解贯穿于侦查、审查起诉、审理等各个刑事诉讼阶段,本文以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为视角,即下文中所涉刑事和解在没有特别说明的情况下仅指法院审理阶段的公诉案件的刑事和解。

刑事和解制度正式进入法律进行司法实践已一年有余,在司法实践中该制度的运行状态如何,是否能发挥出制度创设时所预期的制度功效等问题值得我们进行思考。

二、一个案例所展现的刑事和解实践

王某与陈某系多年的邻居,因琐事发生争吵并相互拉扯,拉扯过程中致使陈某受轻伤。案件公诉至法院后,陈某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法官在审理该案时组织了当地司法所、派出所、村委、双方的律师及原被告双方进行调解,经过多方努力,最后达成和解协议。法官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加害方当众向被害人赔礼道歉,并赔偿被害人经济损失;被害人据此出具谅解书,对加害方表示谅解,请求法院对其从轻处罚并且撤回附带民事诉讼;当地司法所同时出具了具备对被告人进行社区矫正的条件,建议法院对其适用非监禁刑的函。法院据此对被告人判处有期徒刑并宣告缓刑。

这是一个司法实践中比较典型的刑事和解案件,从各方面看都符合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范围,案件的审理过程、最后处理结果等也基本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但是就该案件的处理过程看,如果严格对照刑事和解程序的实体与程序要求,就会发现这个案件并不完全符合刑事和解的要求。该案件虽具有刑事和解的实质内容,但在形式上只是进行了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并在调解的过程中以刑事责任的追究为筹码,促成了双方的和解。最终的判决中虽言明了双方达成和解协议但是仅以被告人对被害人进行了赔偿并取得了被害人的谅解为由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换言之,最终以一个酌定从轻处罚的情节取代了法定的从宽处罚,也即《刑事诉讼法》所架构出来的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为司法实践所自觉适用。

三、刑事和解在审判实践中存在的一些问题

(一)刑事和解适用不足,未能充分发挥出制度的价值

刑事和解在法院审理阶段仍然具备较大的适用空间,但目前适用仍显不足。虽然《刑事诉讼法》对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做了较为严格的限定,但是通过对某基层法院审结案件的抽样调查显示,其符合刑事和解适用范围的案件仍然占所审理案件的1/3左右,而最终具备刑事和解核心要件的案件占抽样总数的1/10左右,但是真正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刑事和解的实体与程序要件适用刑事和解的却几乎没有。笔者对某基层法院随机抽取的100个刑事案件进行统计,在这100个案件中,符合《刑事诉讼法》关于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且至少具有达成赔偿协议或取得被害人谅解之一的案件,共有34件,也即34%的案件具备刑事和解的基本条件。其中具备达成赔偿协议且取得被害人或者其家属谅解这一刑事和解核心要件的案件共计10件,占总数的10%。令人遗憾的是,这10件案件,无一例外的都是按照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酌情予以从轻处罚。造成这种局面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第一、被告人在刑事诉讼中处于弱势地位。刑事案件中被告人通常处于被羁押状态,其自身无法积极主动地与被害人协商,以及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其唯有通过家人或者辩护律师才能与被害人沟通,当其家人能力不足或无辩护律师时,其就缺乏与被害人进行和解的渠道。司法实践操作中,法院一般只有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时,才会就双方之间的民事赔偿组织调解,此种情况下法院通常也仅会以被告人积极赔偿被害人、取得被告人谅解等酌定量刑情节对被告人进行从轻处罚。而对于被告人未提出附带民事诉讼的,法院通常秉持不告不理的原则,不主动地推进双方的和解。在被告人被羁押且没有外力帮助的情况下,被告人几乎不可能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导致了刑事和解这一制度在实践中并未能发挥出其应有的制度功效。

第二、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缺位。当纠纷的一方因被羁押而无法主动积极联系开展刑事和解时,如果纠纷的另一方能够相对主动地推动和解,那么双方进行和解的可能性也将会大大提高。但是,实践中案件进入法院审理阶段后,除了那些符合刑事附带民事诉讼起诉条件的案件被害人法院会通知其可以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其他刑事被害人法院并不会主动告知其案件进展情况。且此时如果被告人处于羁押状态,被害人也很难与被告人取得联系,以协商和解的问题。这种情况下其既不可能向法院申请,请求法院主持双方当事人协商以达成和解,也缺乏与被告人直接协商以达成和解的可能性。

第三、法院在刑事和解工作中的角色错位。人民法院作为对被告人行使审判权的机构,如主动主持刑事和解,则有违反法院中立原则的嫌疑,因此在制度设计之时,也仅仅赋予了法院依申请主持和解的权力。且对具体案件承办法官而言,主持或推动和解,通常需要与双方多次沟通,有时还需要借助于各种社会力量的参与,这需要承办法官做大量的沟通与协调工作,其间花费的时间与精力比直接依据法律判决显然要多不少。在当前案多人少的司法大环境下,具体案件承办法官只能是选择少数特殊案件主持和解或者说是只有在需要通过和解,尽可能化解矛盾,解除案件审判的潜在麻烦时,承办法官才会相对积极主动地去推进刑事和解工作。

(二)刑事和解制度价值在实践中被弱化

如上文提到的实践中审判阶段的刑事和解往往与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混和在一起,或者说具体办案法官并未有推进刑事和解的目的,其主要目的是促进双方民事部分的调解,其关注的仅仅是被害人经济赔偿能否到位,至于是以对被告人是依据积极赔偿被害人而对其酌情予以从轻处罚,还是以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而对其从宽处罚不作区分。刑事和解所允许的对被告人刑事责任的协商成为了推动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民事赔偿协议的手段,但是刑事和解又湮没于刑事附带民事的调解之中,这一定程度上限制了被告人享受刑事和解所带来程序权利,不利于发挥出刑事和解程序所应具有的制度价值,以致于刑事和解功能在实践中一定程度上被弱化了。

刑事附带民事诉讼从本质上而言是一种民事诉讼,其调解必然不涉及刑事问题,只能就民事赔偿问题进行。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与刑事和解主要区别就在于此,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仅针对民事责任,其与刑事责任的处理是分开的,而刑事和解会导致刑事责任的减少或不追究。

(三)实践中刑事和解方式单一,过于关注经济赔偿

由于司法实践中通常把刑事和解与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混同,这导致和解过程中过于关注经济赔偿问题,甚至经济赔偿问题成为和解的唯一关注点,容易给一般社会公众造成“花钱买刑”的印象,一定程度上也会进一步束缚法院的手脚,使案件承办法官产生规避刑事和解的想法。诚然,填补被害人的经济损失,是使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恢复的最重要的方式,物质赔偿一定程度上也是抚慰被害人所受心灵创伤、化解复杂矛盾的最重要手段,但是把经济赔偿与刑事处罚挂钩,容易损害刑法的公平原则。经济能力强,对被害人赔偿情况好的就能够得到从轻处罚,适用非监禁刑的概率就高;经济能力不强,无法满足被害人的赔偿要求的,就不对其适用非监禁刑,这显然不是公众所乐见的,也不应是刑法所追求的。实践中我们也发现还是存在一定量的案件,双方虽然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但是被害人仍然是给予了谅解。这种情况下,如果能够进一步促成双方达成和解,刑事和解制度所追求的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的价值显然能够更好地得到体现。

(四)刑事和解的程序还有待进一步的规范

《刑事诉讼法》和《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已经确立了相对规范且具有可操作性的刑事和解程序,但是实践中,一些案件承办法官还是抱着传统的工作习惯,在被害人提起附带民事诉讼,对双方进行刑事附带民事诉讼的调解时附带的对刑事部分进行处理。即便在已经促成双方和解,整个案件基本满足了刑事和解的各项要求时,最终也只是把这种“和解”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予以从轻处罚情节。此外,双方自行和解的,法院通常也只是在审查合法性与自愿性的基础上把其作为一个酌定量刑情节处理,而没有按照《刑事诉讼法》司法解释的要求重新主持制作和解协议书。这一定程度上既限制了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又侵犯了被告人的权利。因为当其事实上具备了刑事和解的各项要件,那么其一定程度上就获得了对其从宽处罚的权利,而实践中其通常只是以酌定量刑情节对其酌情从轻处罚。

四、刑事和解程序实践功能完善之进路

(一)完善刑事审判流程,确保刑事和解程序的落地

《刑事诉讼法》在对刑事和解程序进行制度创设时,赋予了法院告知义务和依申请组织双方进行和解的权利。在实践中,法院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这个告知义务,这就导致了很多当事人对刑事和解程序的认知不足或者是根本没有意识到法律中还有这样一个对其相对有利的程序,进而导致刑事和解程序的启动偏少。鉴于此,法院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在受理刑事案件后要切实履行好对被告人的这一告知义务,使符合刑事和解范畴的当事人,无论是被害人还是被告人都能切实明晰地了解到其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以及刑事和解后所能达成的效果及其所能采取的相关措施。特别是对于那些已经符合刑事和解条件的,仅是缺乏一些刑事和解的形式要件的案件,法院更是应该确保当事人特别是被告人能够明了刑事和解程序的相关规定。结合法院一般的办案流程,笔者认为应当在向被告人送达起诉书副本即一并告知其可以进行和解,因为这个时候刑事诉讼刚进入审判阶段,当事人具有相对充足的时间进行刑事和解。

规范法官的自由裁量权,确保各种酌定量刑情节能得到准确适用。刑事和解的要求相较于一般量刑情节较高,因此在达成刑事和解的过程中通常会产生几个酌定量刑情节,这些酌定量刑情节往往是传统司法实践中经常适用的情节。法官在面对这些量刑情节与刑事和解时,要审慎选择确定到底应该适用哪些情节。对于符合刑事和解基本条件仅缺乏一些形式要件的,法院应主动促成形式要件的完备,以最大程度发挥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

保障诉权,提升被告人的抗辩能力。依据相关统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案件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概率相比没有辩护律师参与的被告人要高,取保候审的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协议的概率相较于羁押的被告人要高。从中不难得出,被告人诉权得到保证程度的高低一定程度上决定了被告人与被害人达成和解的可能性。被告人本身是其自身利益最好的维护者,是化解矛盾最有力的参与者,只有其诉权得到充分的保证,才能更相对主动参与到刑事和解中,也只有如此,刑事和解的制度价值才能真正得到发挥。

(二)完善刑事和解制度,提升刑事和解程序的适用率

完善刑事和解的启动程序。现行刑事和解程序并没有赋予法院主动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但是在实践中我们发现由于被告人处于相对的弱势地位,且被告人与被害人之间缺乏沟通的渠道,如果只能被动地参与刑事和解程序,那么刑事和解程序在实践中的适用将变得很艰难。为了更好地实现刑事和解程序的制度价值,在具备刑事和解的条件下可以赋予法院启动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当然这种主动启动应当受到严格的限定,且各方当事人都有选择是否接受刑事和解程序的权力。

完善刑事和解的方式。刑事和解的最终目标是恢复被犯罪行为所破坏的社会关系,从而减少乃至消灭犯罪行为对社会的破坏。虽然经济赔偿是目前最便宜操作和衡量的方式,但不应该成为刑事和解的唯一方式。应该创新刑事和解的方式,回归刑事和解的本源,以加害方与受害方真正的和解为考量。对于那些没有达成赔偿协议,但是已经取得被害方谅解的刑事被告人也可尝试推进进行刑事和解。

摘要：刑事和解程序进入《刑事诉讼法》并在实践中运行已一年有余,在这一年多的实践中,暴露出了刑事和解程序适用率低,刑事和解制度价值被弱化,刑事和解方式单一,刑事和解程序不规范等一系列问题,文章在总结经验的基础上提出应进一步完善刑事审判流程,最大程度发挥现有刑事和解程序的功能,同时应完善刑事和解制度,以解决刑事和解制度设计存在的不足。

篇4：浅析刑事和解制度

关键词：刑事和解；性质；必要性

一、刑事和解的文化内涵

刑事和解，是指通过调停人使受害人和加害人直接交谈、共同协商达成经济赔偿和解协议后，司法机关根据具体情况作了有利于加害人的刑事责任处置的诉讼活动，包括经济赔偿和解和刑事责任处置两个程序过程。在和解过程中，被害人与加害人可充分阐述犯罪给他们的影响及对刑事责任的意见等方面内容，选择双方认同的方案来弥补犯罪所造成的损害；在刑事责任处置过程中，加害人能获得从轻、减轻或免除处罚。这样，被害人在精神和物质上可以获得双重补偿，而加害人则可以赢得被害人谅解和改过自新、尽快回归社会的双重机会。刑事和解是刑事契约的典型形态，和“私了”的区别在于，有司法机关的监督和确认，保证了纠纷解决的有效性、合法性和正当性。

刑事和解也有别于辩诉交易，辩诉交易中公诉人一般根据所掌握的证据能否获得胜诉而决定是否进行交易，并不征求被害人意见，也不以赔偿、道歉作为条件，被害人被边缘化，交易的结果很有可能违背被害人的意愿。而刑事和解则是被害人和加害人之间为了利益最大化而选择的案件解决方式。

二、刑事和解的性质

在当今的司法实践中将“和解”引入刑事案件，让发生纠纷的双方当事人以自愿协商的方式达成和解协议来解决纠纷，笔者认为，刑事和解提供了一种刑事纠纷解决途径，和解的诉讼行为具有契约性，其契约精神又与典型的公法契约辩诉交易截然不同。

1.刑事和解是一种刑事纠纷解决途径

人类社会冲突与纠纷的解决方式经历了从暴力复仇的私力解决到法律诉讼的公力救济，整个过程建立在文明理性的人性基础之上。通常对于刑事纠纷主要有审判与和解两种解决途径，刑事审判作为公力救济方式，由国家司法机关对加害人进行刑事审判，科处刑罚以追究刑事责任。然而事实上以法庭审判的方式使加害人承担刑事责任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犯罪行为的伤害及所造成的心理创伤。这点可以从刑事纠纷所造成的矛盾状态的不同来分析，刑事纠纷的矛盾可以分解为国家和被告人之间、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两对矛盾。国家刑罚权的适用体现了国家对危害刑法保护的法益的惩罚，也是对侵害法益的危害行为的报应，同时国家刑罚权也起到了威慑的效果，国家和社会利益因刑罚的实现得到了维护和恢复，然而这只解决了第一对矛盾。

而对于第二对矛盾，认为被害人和被告人之间的纠纷也因刑罚的实现而获得解决的观点就显得理由不够充分。因为刑罚权的实现只是解决了被害人“以牙还牙、以眼还眼”的报复欲望，而对受害人的损失和心理创伤及双方冤仇的化解并不能从刑罚权的实现中一并得到化解。

在刑事案件中如果被害人因宽恕和谅解而不愿意惩处被告人而只希望获得物质赔偿，那么对于刑事糾纷解决方式之一的刑事审判而言，审判的作用至多只是为冲突主体提供了对冲突事实及法律后果的预期和评价，或者说为国家运用暴力手段强制消除冲突提供了一种直接依据。而实践更多地证明了，在被害人和加害人这一特定的主体之间，社会冲突的化解和消除并没有因裁判的作出而消除。相反裁判未能消除冲突主体在心理上的相互敌视，裁判与消除冲突二者之间没有任何直接必然的逻辑联系。

和解是不同于审判的另一种冲突解决方式，不再是由公权力直接解决，而是以加害人和被害人的直接商谈自行解决为特征的解纷方式。双方自行和解的刑事纠纷解决方式弥补了以刑事审判为主流的解决模式中忽视被害人权利和意愿的不足。和解同样可以解决冲突，如果受害人的损失很好地获得了赔偿，损害得到了及时的弥补，加害人就可被从轻处罚，获得改过从新的机会，从本质上说，刑事和解作为一种纠纷解决途径是个人权利对国家权力的一种分割，是个人以放弃追究权来换得对国家刑罚权的分割，是公权对私权的合理让渡。

2.刑事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

刑事和解是一种诉讼行为，不同于民间广泛存在的解决刑事争端的“私了”。私了是纠纷双方私自协商解决纠纷，不经过国家公权力机关监管的私下了结，这种方式的合法性和公正性一般很难保证，加害人和被害人的权利也无法得到法律的保护。而刑事和解作为一种诉讼行为是指“在诉讼程序中能按意愿达到所期望之法律效果，并促使诉讼程序继续进行之意思表示”，刑事诉讼行为就是刑事诉讼法律关系主体在刑事诉讼过程中有意识实施的能够产生刑事诉讼法上效力的行为。刑事和解正是刑事纠纷中加害人和被害人根据意愿达成合意以解决纷争，这种经合意解决纠纷的活动完全是在公权力机关监督和审查后被获准而产生刑事诉讼法上效力的行为，因此刑事和解是不同于私了的一种诉讼行为。

3.刑事和解是一种公法契约

刑事和解协议属于契约，体现了与民事契约相同的契约精神。通常认为契约更多存在于私法领域，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契约方“意思自治达成合意”的思想观念也逐渐渗透到社会公共生活和国家政治领域，契约观念也随之从单纯的市民社会私法领域走出来，“契约不仅是私法的法律形态，而且也是公法的法律形态”这种观点已为我国法学界所接受。实质上“并非所有的诉讼法律关系均具有强行性质，只要当事人的诉讼契约不危及程序安定，不违背诉讼公平正义原则，不影响公共利益，诉讼主体间的自由合意应该得到法律保护”。

刑事和解协议与民事契约二者的契约特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第一，强调意思自治；民事契约的意思自治强调双方当事人意志完全自由；刑事和解同样也体现了这一点，被害人和加害人双方自愿是和解的前提，任何一方不同意和解，就会转而进入正常的诉讼程序，而且不会对加害人产生任何不利影响。对契约双方来讲都体现了意思自治而不受任何强制，是一种可根据意愿自由选择的程序。第二，追求利益最大化：不管是刑事和解协议还是民事契约，订立契约的双方都从自身利益出发通过衡量利弊得失、权衡风险以达到各自利益最大化。

4.刑事和解的必要性与可行性

篇5：刑事和解协议书

乙方(受害人)： 身份号码：

因××行为致使被害人××遭受身心及财产损失，现甲方代××诚恳道歉，并就被害人××人身及财产所遭受的损失进行赔偿，双方经协商达成如下协议，以兹双方共同信守履行：

一、甲方对××的行为给乙方造成的伤害，深感歉意，并致以诚恳的道歉，请求乙方予以宽恕。

二、甲方一次性以现金方式赔偿乙方遭受的损失，支付乙方赔偿金共计： 元。

三、甲方付清赔偿金后，乙方不再追究甲方的任何民事责任。乙方在此之后发生的任何损害后果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负责。

四、乙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甲方的行为给予谅解并出具谅解书，同时请求公安机关、检察机关、人民法院对××给予从轻处罚;如被害人撤回对××的谅解，甲方有权请求乙方返还上述款项。

五、本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三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甲、乙双方各执一份，呈交××公安机关存档一份。

甲方： 乙方：

篇6：刑事和解协议书

乙方：李某某，身份证号码：

本着互谅互让的原则，经甲乙双方协商一致，自愿达成如下协议：

1、乙方愿意一次性赔偿甲方各项损失共计12万元。(赔偿数额包括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交通费、物品损失等全部费用。该赔偿款共计12万元。其中，包括某省建设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为乙方已经垫付给张某的赔偿款6万元和中介公司为乙方已经垫付给张某的赔偿款3万元。)甲方保证以后不再就本案再行向李某某要求任何赔偿。甲方在此以后所发生的任何后果，包括后遗症、复查、伤残等均与李某某无关。

2、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二日内，通过某市公安局某派出所，退还给某省建设有限公司某分公司为乙方垫付给张某的赔偿款6万元和中介公司为乙方垫付给张某的赔偿款3万元。另乙方应在本协议签订之日再付给张某赔偿款3万元。实际乙方共计赔偿甲方各项损失共计12万元。甲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乙方的行为给予谅解。乙方在付清上述赔偿款项后，甲方不再追究乙方的任何赔偿和刑事责任，并请求公安机关对乙方不再追究刑事责任。(甲方向公安机关提交书面谅解书)

3、若乙方支付上述款项后，甲方不履行本协议相关之规定(包括以任何形式主动要求公安机关对乙方追究刑事责任等情况)甲方应将上述款项退还乙方。

4、本协议经甲乙双方或代理人签字后即产生法律效力。

5、本协议一式三份，甲乙双方各执一份，一份交公安机关。

甲方：

篇7：刑事和解协议书

2、乙方一次性赔偿甲方各项赔偿金人民币___万元。赔偿金包括但不限于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20号之赔偿项目等所有一切与双方伤害有关的诸如今后的后遗症、并发症等全部损害赔偿费用。即此赔偿数额为现在或将来、直接或间接与该次伤害纠纷有关的索赔的最终和全部赔偿数额。

3、双方于____年___月____日在见证人见证下，乙方或乙方代理人向甲方支付各项赔偿金人民币___万元。乙方或乙方代理人付清上述赔偿款项后，双方因本案纠纷所产生的一切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止，甲方不再追究乙方的民事赔偿责任，也不再以其他任何途径和方法索偿。

4、甲方对乙方的故意伤害行为给予谅解。在见证人见证下，乙方或乙方代理人向甲方支付赔偿金后，甲方撤回附带民事诉讼的书面请求，并向法院出具对乙方的谅解书及从宽处理的书面请求。(乙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甲方的行为给予谅解，并同意请求公安机关对本案作调解处理，不再请求公安机关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

5、双方确认本协议内容是双方在公平、自愿原则下共同商议决定，是各方真实意思表示，不存在欺诈或胁迫情形。

6、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五份，双方各执一份，公安局、___人民检察院、___人民法院各存档一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

甲方签名：(捺手印)

签订时间：____

乙方签名：(捺手印)

篇8：浅谈刑事和解

[关键词]刑事和解；传统刑事诉讼模式；对抗

2002年随着黑龙江省牡丹江铁路运输法院审判的“中国辩诉交易第一案”的产生，一种新的刑事诉讼方式引起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①刑事和解在西方称之为“加害人与被害人的和解”（victim-offender reconciliation）它是西方三十年刑事司法领域的一种改革尝试；它一改传统刑事司法以国家为本位，主张对受害人权利的关注，它为刑事司法理念研究和实践注入一种全新的理念。

刑事和解的出现，使在国家公权力与私权利对抗基础建立起的传统刑事理论面临了挑战。假如刑事和解制度能在我国通过完善理论而获得成功，可能为世界司法理论做出贡献。

一、与传统模式比较

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建立在国家追诉主义的基础上，将公诉机构与被告人置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法院则应“保持中立”。自贝卡利亚以来，无罪推定被奉为刑事诉讼的“王牌条款”，公诉机关必须证明被告人有罪，并需要达到让人信服的最高标准。相反，法律免除了被告人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这样，保证了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宗旨。

以上理论建立在“对抗性司法”的基础上。加入犯罪嫌疑人向侦查人员做了有罪供述，放弃无罪辩护，上述理论则毫无意义。国家公诉机关与犯罪嫌疑人并不处于完全对抗的地位，而且有进行合作的可能。比如，在轻微的刑事案件中，被告人一旦认罪，法院可征得检察官的同意适用简易程序；对存在立功、自首、初犯等情节的被告人，检察官发表公诉意见时主动要求法院“在量刑时考虑上述情节”等。

在刑事诉讼中并不都包含“控辩双方平等对抗”的过程。由此我们发现了两种司法模式：一是传统国家与被告人进行对抗的司法模式。二是国家与被告人通过协商和妥协进行的合作模式。

但是刑事和解不同于以上两者。这一模式作为非形式化方式处理刑事案件，其所追求的最高价值即为社会冲突的化解和社会关系的和谐。公权力机关不与“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进行和解，而是作为居中促成和解的调解人。这样一种模式的存在与发展，是传统司法中所固有的冷冰冰的权利责任分配体系开始让位于互相谅解与妥协。这种模式在奉行“冤家宜解不宜结”的古老信条的社会，更容易为普遍接受。但是对于传统司法来讲，更是一种挑战，它使建立在原有对抗模式的理论无法运行。对于接受和解协议的结果，必然是对传统实体正义的摈弃。同时，无罪推定和沉默权也将失去意义。

二、刑事和解注重对被害人的关怀

传统的诉讼法理论将犯罪界定为“孤立的个人侵害整个社会秩序的违法行为”，强调对犯罪人的国家追诉主义。传统刑事诉讼则将国家——被告人的关系视为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但是，传统刑事司法模式无论是强调国家刑罚的实现，还是侧重于被告人的权利保障，都似乎忽略了刑事被害人。刑事被害人作为直接受害者，其人身、财产甚至生命都受到了伤害，他们不仅在经济上遭受损失，而且精神上也遭受不同程度上的打击。但是传统理论过于强调犯罪对社会的危害性，对私权利的侵犯得不到重视。被害人所遭受的精神创伤和痛苦也不被作为法院量刑的依据，甚至在如缓刑、减刑、假释等刑罚制度的适用中，被害人的侵权后果和意愿都不属于考虑的基本因素。

1996年的刑事司法改革完成后，被害人获得了名义上的“当事人”地位，但是在实际诉讼中并没有得到实际的地位。侦查机关、公诉机关做出的不立案、不起诉等终止刑事诉讼进程的决定是并不需要征求被害人意见，有的时候甚至连通知都没做到；由于定罪程序与量刑合二为一，法院在适用缓刑及其他轻缓刑罚时，也并不征求被害人的民事意见；附带民事诉讼与刑事诉讼在程序上也没实现分离，被害人也难以充分参加附带民事赔偿的决定过程。显然，传统的刑事诉讼理论过于夸大了国家与被告人关系的重要程度，忽略了被害人这一方。被害人在刑事诉讼中很难合理平等的参与，甚至很难得到有效赔偿的机会。

刑事和解制度为我们提供了重视被害人利益的新模式。在这种模式下，被害人主导着刑事和解的进程和诉讼实体结果。和解协议的达成其实是被害人主导下的过程，嫌疑人想要获得非刑事化的处理结局，必须说服被害人放弃对其刑事责任的追究。为此，加害方须真心悔过请求对方原谅，还必须主动提出一个让受害方满意的经济赔偿，并保证迅速履行。在这样的过程中，被害人具有很高的自主能動性，对物质赔偿可以提出自己的要求，甚至在精神上得到了更大的安慰。司法机关在尊重双方和解协议并以此做出非刑事化或轻微的刑事处理，最终得到了被害人的理解和尊重，提高了司法的威信，维护了正义。

刑事和解追求的是社会的和谐。西方的法制理念是一种权利对抗博弈的结果。而在中国传统社会中，儒家文化倡导“冤家宜解不宜结”，更强调以和为贵，这样的思想更容易被中国人所接受。刑事和解之所以在轻伤害案件中得以适用，原因在于这种发生在朋友、亲人之间的案件对社会造成的危害较轻，假若对这类案件采取刑事追究的方式，反而会使冲突更加剧烈，不利于社会安定，司法机关本着对正义的追求，可能会反过来伤害社会关系。其次，刑事和解制度还为被害人精神创伤的治疗以及重新回归社会提供了可能性，相对于犯罪人而言，被害人的再社会化更容易被忽略，而这一模式可以逐渐消除被害人对被告人仇恨心理，相对于消极面对公权力处理结果，积极主动地参与各项实体结论的形成过程往往对其心理恢复有更大的作用。因此，对这类案件适用刑事和解，

可能放弃了抽象的正义，但是这种抽象的正义无助于任何一方。刑事和解保障了社会安定团结，这是刑事和解对刑事诉讼最大的贡献。

[注释]

①参见张景义等：“聚焦国内‘辩诉交易’第一案”，载《人民法院报》2006年8月9日。

[参考文献]

[1]陈瑞华.刑事诉讼的中国模式[M].法律出版社,2010-3,(2).

[2]孙勤.刑事和解价值分析[J].中国人民公安大学,2009-1,(一).

[作者简介]范伟（1987—），女，太原人，山西大学2010级法律硕士（法学）， 研究方向：刑法学。

篇9：刑事和解协议书范本

本协议由以下双方于 年 月 日签订于 市 区。甲方： 公民身份号码： 乙方： 公民身份号码：

鉴于：

1、年 月 日 时许，甲方于 附近用餐，因，因言语不和，甲方与乙方发生争吵并于争执过程中造成乙方受伤；

2、甲方的过错行为，已经给乙方造成了身体上的创伤及财产损失，对此，甲方深表歉意并决心悔改。

有鉴于此，现甲方与乙方就本案的赔偿等相关事宜，经过诚恳、友好的协商，订立如下协议，以兹双方共同信守履行：

1、甲方对自己的违法行为给乙方造成的损害，深感歉意，并致以诚恳的道歉，请求乙方予以宽恕。

2、甲方一次性赔偿乙方财产损失（包括但不限于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赔偿金等）合计人民币 万元（大写： 整）。

3、甲方应在本协议经公证处公证并取得公证书之日付清上述赔偿款项。甲方付清上述赔偿款项后，甲方与乙方因本案纠纷所产生的债权、债务关系全部终止。乙方也不再追究甲方的任何民事责任。乙方在此之后发生的任何后果（包括但不限于日后因此出现的后遗症、复查等）均与甲方无关，由乙方自行负责。

4、上述款项支付后，乙方不再要求。

5、乙方本着化解矛盾的态度，对甲方的行为给予谅解，并同意请求公安机关对本案作调解处理，不再请求公安机关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

6、若甲方支付上述款项后，乙方不履行本协议相关之规定（包括继续要求对伤情进行鉴定、以任何方式主动要求公安机关追究甲方的刑事责任等情况），乙方应将上述款项退还甲方。

7、本协议自双方当事人签字之日起生效。本协议一式四份具有同等法律效力，由双方各执一份，公证处留存一份、呈交 区公安局存档一份。

（以下无正文）

甲方：

篇10：刑事案件和解阶段赔偿协议书

甲方：许仁贵温振楠、乙方：陈鸿王江

2013年3月23日晚23时左右，甲乙双方因小事发生口角，后因发生肢体冲突，导致乙方两人受伤，送往医院救治，现病情已无大碍。甲乙双方在平等自愿、协商一致的情况下，达成如下协议：

1、赔偿金额：

乙方两人住院期间，医疗费1688元已由甲方支付。现甲方向乙方支付后续医疗费、误工费、住院期间伙食补助费、护理费、营养费、伤残赔偿金、精神损害抚慰金、交通费、住宿费等其他合理费用以及出于人道主义补偿，共计人民币2000元，两项合计3688元。车辆损失15850元，累计合计19538元。其中许仁贵赔偿9538元，温振楠赔偿10000元。

2、乙方收到上诉款项后需把因此次事故而发生的全部票据，包括住院医疗费票据、交通费票据等当场交付给甲方。

3、甲方赔偿乙方以上款项后，乙方与甲方达成谅解。乙方不再追究甲方任何责任，包括刑事责任及民事责任等。乙方就此事保证不以任何形式、任何理由就乙方受伤一事向甲方要求其他任何费用。

4、两被害人对甲方的伤害行为予以谅解，请求司法机关从轻处罚。

5、甲方按本协议履行后，乙方自愿放弃对该损害所享有的仲裁、诉讼的权利。

6、乙方如违反本协议，则甲方有权要求乙方返还全部款项并赔偿损失。

7、本协议一式两份，自双方签字后生效。

篇11：实用刑事和解协议书

刑事和解协议的效力

近年来，加害人与被害人和解作为解决一般轻微刑事纠纷的一种方式，日益受到各法律部门和理论界的重视，一般称为“刑事和解”。刑事和解是一个三方结构，包括被害人、加害人和国家，三者之间的互动过程就是刑事和解的过程。刑事和解不同于简单的“私了”，其间存在着公权力的参与和确认，然而其赖以存在的基础却是被害人与加害人之间的协商和谅解，和解协议即为此种协商和谅解的现实表现方式。

一、和解协议的效力

犯罪始终是严重危害社会的行为，国家对追究犯罪有着垄断性的权力。和解协议在确定加害人民事责任的同时，要求被害方促使办案机关放弃对案件的刑事追究，显然与国家权力冲突。自诉案件中，和解协议的效力与实现不取决于国家的态度，而是建立在平等民事主体之间的合同关系。在公诉案件中，适用于轻微的刑事案件，被害人与加害人达成和解协议后，国家一般会加以确认，因此也可以理解为被害人享有不完全的刑事处分权。而除此之外的案件，被害人既没有刑事处分权，也没有刑事处分的请求权。

宣齐惠律师认为，犯罪客体所代表的法益，谁的法益，法益的最终指向是个人还是社会、国家，决定了被害人能否向司法机关请求适用刑事和解。仅仅在犯罪直接侵害个人的法益，而与社会、国家的整体法益无涉的情况下，被害人才具有刑事实体处分权，但仍需要司法机关进行形式和实质上的审查才能决定与否;在犯罪侵害社会、国家的法益或者两者兼而有之的情况下，由于现实的被害人总是具体而有限的，无法完全代表被侵害的国家、社会，因而即便被害人谅解了加害人，其也不得请求适用刑事和解。

二、未经确认的和解协议能否获得法律救济

国家对于和解协议是在一定范围内有条件的予以确认。和解协议是一种特殊的契约之债，其特殊之处就在于被害人处分了其自身无权处分的权力。这种无处分权人订立的合同属于效力待定的合同，经过西安惠律师 免费咨询电话：***咨询QQ857786178邮箱***@126.com

权利人(国家)的追认，合同即自始有效。如果权利人(国家)不予以追认，则自始无效。在和解协议达成后，国家未能依据和解协议，按照双方当事人意愿终止刑事诉讼的情况下，和解协议当然成为自始无效的合同。合同无效之后，因该合同取得的财产，应当予以返还。因此，被害方应返还加害人依据和解协议支付的赔偿金。对于因此遭受的损失，因双方均有过错，应在各自过错范围内承担。

宣齐惠律师解法：依无效合同处理，由被害方返还加害人财产在感情上似乎不利于弥补被害人因犯罪行为遭受的经济损失。实际上，刑事诉讼从来都是利益平衡的产物，既要兼顾被害人的利益，也要兼顾加害人的利益。实践中，加害人为了避免被贴上“犯罪人”的标签，免予刑事追诉，往往给被害人支付高额的赔偿金，通过明显高于被害人实际损失，也明显高于在诉讼中法庭所能支持的赔偿金额换取被害人的谅解，而被害人也常借机夸大自己的损失。显然，如果加害方不能实际获得其所期待的终止刑事诉讼的目的，那么其所付出的高于正常赔偿金额的部分，于其就是极其不公正的。和解协议归于无效，并不能免除加害人对被害人进行赔偿的责任，加害人对于被害人的侵权之债依然存在，被害人有权依据侵权之债对加害人索要赔偿。

二、和解协议经国家确认后能否翻悔的问题

案例回放：

失主常某的一辆摩托车被邻居靳某盗走，后在一修理铺找回破烂不堪的被窃摩托。常某恼怒之下不停地催促警方破案。靳某因为害怕，主动找到常某承认盗窃，并托人说情，后二人达成一份协议：靳某向常某支付3000元，常某同意不再追究和告发此事。数月后，警方偶然破获此案。靳某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9个月。靳某出狱后，气恼常某的“不仁义”，向他索还3000元。常某不愿返还，认为3000元是自己应得的赔偿，坚持警方办案与己无关，靳某为此起诉常某。和解协议一经国家追认立即发生合同效力，因而对于订立合同的双方当事人产生法律约束力，即双方有义务依照合同约定履行合同义务。非因重大情势变更，不得随意推翻。一方不履行协议义务，另外

一方有权向法院提起诉讼要求其履行。这是在民事部分，和解协议一经国家追认即发生效力，非因重大情势，不得变更的基本原则。但是在重大情势变更情况下，比如故意伤害案件中，当事人和解时认为仅仅是轻微伤，后经确诊鉴定为重伤，被害人要求追究加害人刑事责任的。宣齐律师认为，被害人与加害人可以就新情况继续和解，如果达成和解则不必重启刑事诉讼。如果不能达成，则因为情况已经发生了显著变化，和解的基础已经丧失，国家经过审查确认该变化的真实性后，应当撤销原决定重新启动刑事诉讼。但是国家为了避免此类情况的出现，在确认和解协议效力之前，应当尽到慎重审查的职责，应包括督促被害人对所受损伤进行全面的检查和鉴定，防止日后损伤变化引起和解破裂，另外还应当尽量督促加害人一次性支付赔偿金等等。类似于上述偷车贼状告失主这样，因和解协议未能获得确认而要求返还财产的案件，被害人可以依侵权之债提起反诉，法院合并审理，仅判令被害人返还其所获得的明显高于有证据支持的损失金额。而实际上这部分“差价”，才是加害人为了避免被刑事追究愿意为被害人支付的额外费用，加害人未能获得额外利益，当然也没有理由支付这个费用。

宣齐惠律师温馨提示：

签订和解协议时，应注意以下几点：

1．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签订刑事和解协议的主体应具有理性表达意志的自由，对和解后果有清醒的认识，具有履行和解协议的能力并能承担相应的责任。

2．刑事和解协议的真实自愿。在主观方面，签订刑事和解协议应当是当事人自愿、真实的意思表示。

篇12：苏州试行“刑事和解”

此前2月10日深夜一点多，吴极和同学把轿车停放在白塔东路保洁利桥路面后不久，被骑着电瓶车在此路过的张若（化名）碰擦。

吴极过来和张若理论，争执几句后，两人就撕扯到一起。平江路派出所接到报警，过来处理。

一个月后，司法鉴定认为吴极以拳脚殴打，致张若头部、腰部受伤，经鉴定构成人体轻伤。

“平江路办案民警告诉我说，根据司法鉴定结论，已构成轻伤害罪，要负刑事责任。我原本以为属于民事案件赔点钱就完事了，没想到会演变为刑事案件！”曾当过兵的吴极后悔自己出手会如此之重。

接着办案民警告诉吴极，他的事情可以进行刑事和解，但要补偿张若的损失。在办理了取保候审之后，吴极等待与张若的调解。

与此同时，张若也接到办案民警电话，询问是否愿意和吴极调解。“事情刚发生时我很气愤，当时想一定要让他坐牢，但后来慢慢一想自己喝酒也有责任，并且还撞了他的车。如果能调解也好，我也不想得罪人。”张若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说。

经过多次沟通协商，在办案民警主持下，吴极和张若自愿达成协议：吴极向张若赔礼道歉，并给予张若医疗、误工、护理、交通、住院伙食补助、营养、精神抚慰等费用总计17500元人民币；吴极对自己的故意伤害行为表示认罪，并以当场给付现金的方式进行履行；张若对吴极表示谅解，并请求公安机关对吳极依法从宽处理。

双方当事人和解协议签订以后，办案民警对吴极将开展3个月的社区帮教，经帮教合格取消取保候审措施，销案后将不再追究加害人的刑事责任。

一起本该公诉的轻伤案件，最后以调解了事。这就是苏州公安正在试行的“刑事和解制度”。

减少对抗

“这个案件符合我们刑事和解的适用范围和条件。”负责该案件的平江路派出所副所长刘强向《中国新闻周刊》介绍说，他们搞的刑事和解是缘于中央精神的。

2008年12月，中共中央政法委《关于深化司法体制和工作机制改革若干问题的意见》中明确提出：对刑事自诉案件和其他轻微刑事犯罪案件，探索建立刑事和解制度，并明确其范围和效力。

2009年12月中央文件又明确提出，对因民间纠纷引发的一般治安案件、轻微刑事案件和交通事故，公安机关、检察机关要依照法律规定，探索建立运用和解等方式解决问题的机制。

去年5月20日，苏州市公检法司联合下发《轻微刑事案件侦查阶段刑事和解暂行规定（试行）》（以下简称《暂行规定》），轻微刑事案件是指公安机关管辖的依法可能判处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管制或者单处罚金，且犯罪嫌疑人系初犯、偶犯，未成年人或者七十周岁以上老年人，真诚悔罪，并且具有法定从轻、减轻或者酌定从轻处罚情节的刑事案件。其中因民间纠纷引起的轻伤害案件；交通肇事案件；情节轻微的盗窃、诈骗案以及其他轻微刑事案件可以适用本规定。

据刘强介绍，在和解书签订之前，办案民警和双方当事人进行充分沟通，向双方当事人介绍可以进行刑事和解，在充分尊重当事人自愿原则条件下，吴极伤人案的和解很顺利，几乎用不到一个小时时间就签订了《轻微刑事案件和解协议书》。

“加害人吴极的悔罪态度很关键，对被害人表示自己的愧疚，愿意去弥补自己的过错，另外被害人也很谅解，并且承认自己喝酒也有过错。”刘强说。

苏州市法制支队法规科长薛金玄也认为，该案如果在公安侦查阶段不适用刑事和解制度，吴极有可能被判刑。现在省去了检察院公诉、法院审理、判决等司法程序，从整个司法链条来看节省了大量司法资源。

“对轻微刑事案件适用刑事和解可以促使嫌疑人积极赔偿，在弥补被害人损失的同时也有益于嫌疑人回归社会。否则有些嫌疑人在经过起诉、被判有罪之后，心里会埋下仇恨的种子，重新走入社会后报复社会。”苏州市公安局法制支队支队长吕思廉如此说。

面对舆论关于“刑事和解”是“花钱减刑”的质疑，苏州市人民政府副市长、苏州市公安局长张跃进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情绪有些激动，“这是一种误解！刑事和解旨在追求‘利益多元以及‘修复关系，和解了事。因此一定要转变传统司法观念。”

警察权扩大？

苏州市公安机关试水的刑事和解工作，属于结案型刑事和解。也就是说在公安机关侦查阶段刑事和解后，无须再走公诉以及审判等司法程序。

“公安机关独立行使刑事裁量权，这岂不是警察权力在扩大?”在《中国新闻周刊》采访过程中，有关人士表达了担忧。

张跃进表示，为确保刑事和解的案件经得起社会、法律、历史的检验，一方面，市局法制办开发了刑事和解办案系统，刑事和解案件全部网上运转，对法制部门领导和办案民警授予相应执法审批权，做到全程监控；另一方面，各办案单位普遍采取和解现场录音录像的做法，全面真实反映和解双方当事人的陈述和意见，记录和解过程和协议结果。

除此之外，和解前先期向检察院沟通汇报，主动接受检察院监督；和解后案件报备，接受检察机关的抽检。

苏州市公安局刑事和解课题组在调研时，有民警反映，刑事和解过程繁琐，程序复杂，还要看双方脸色，一手拉两个人耗时费力，不如按程序办理刑事案件爽快。也有民警反映，公安机关办理刑事和解，是“种了检察院和法院的田，荒了自己的地”。

课题组在调研中还发现，有的民警对轻伤害案件，伤情鉴定结论往往依伤势恢复情况而定，时间相对较长，而加害人大多数是暂住人员，如取保后隐匿或脱逃将难以处置而担忧。

更有交巡警部门办案民警提出，对交通肇事案和解以后，公安机关对肇事者还应有惩戒措施，而实际中无此依据，造成刑事案件和解后不再处罚而违反治安管理的违法行为倒要处罚的现象，认为法律之间存在脱节，担心产生社会不好反响。

面对试水中出现的问题，苏州市公安局刑事和解课题组成员之一、苏州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政委陆晓认为，一方面是和解基数增大的问题。由于轻微刑事案件体量较大，而暂行规定框定范围较小，使一线执法办案民警对刑事和解案件的办理处于“小试”阶段；另外对照新的刑诉法有关规定，在开展结案性刑事和解的同时，还有和解后“公安机关向检察机关提出减轻处理的意见”这条渠道可走，可以会同检法司出台新的规范文件，对从宽处理的非结案型刑事和解进行新的探索实践。

作为一线办案民警，刘强感受更为深刻，他表示相对于办理一般刑事案件，刑事和解工作量相对较大，质量要求也更高，若没有考核导向的激励，会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办案的积极性和主动性。

“我们已将刑事和解列入了规范化指标体系。”张跃进表示，通过统一和解标准，规范全市刑事和解的操作流程，并且今后将建立刑事和解考核机制。

作为一项颇受争议的新型司法制度，一年来，苏州公安已办结94起轻微刑事案件，主要涉及故意伤害、交通肇事、盗窃、故意损坏财物、寻衅滋事、过失致人死亡等6类案件。

“从调研情况看，已办结的轻微刑事案件没有一起当事人反悔，没有出现反复。”苏州市公安局刑事和解课题组成员之一、苏州市人民警察培训学校政委陆晓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介绍说。

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学院副院长宋英辉在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认为，法律上设立刑事和解制度，并不否定对刑事诉讼传统价值的追求，而是对传统刑事司法二元价值的补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