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共3篇）

篇1：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

拉美所

黄志龙

2007年6月7日，由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和美洲开发银行主办、西班牙对外银行集团和亚洲开发银行学院协办的“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在京举行，这也是在中国首次召开的关于中国与拉美地区金融改革比较研究的国际研讨会。会议邀请了两位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国内一流金融问题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和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以及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作主题发言，美洲开发银行、国际清算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学院、西班牙对外银行集团等国际知名经济学家也在各自研究领域阐述了自己的观点。来自外交部、中联部、商务部、财政部等国家机关，北京大学、对外经贸大学等高校，中国人民银行、中国银行、中国进出口银行、国家开发银行等金融机构，中国国际问题研究所、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等科研机构和我院研究所的官员、专家、学者，《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电视台、中国国际广播电台、《中国金融》杂志等新闻出版单位的代表，以及厄瓜多尔大使及拉美其它国家驻华使馆外交官和国外学者，共约100人参加了本次研讨会。

在研讨会正式开始前，两家主办单位负责人拉美所郑秉文所长和美洲开发银行亚洲代表处主任武雄先生分别致欢迎词。郑所长首先对国内外知名金融专家和其他与会人员表示诚挚欢迎，并指出此次研讨会的主要目的，即中国在金融改革和对外开放过程中，有必要学习和借鉴国际尤其是发展中国家金融改革的经验与教训，其中拉美金融改革从银行私有化、资本项目开放、利率市场化到金融危机防范和拯救等改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也留下了许多教训。中国和拉美的金融改革虽然差异明显，但共性也值得关注，尤其是“如果没有金融稳定，就没有可持续的经济增长，也就难以消除诸多矛盾突出的社会问题”，这点是双方面临的共同问题。因此，有必要对拉美金融改革进行深入的研究，为我国构建和谐社会提供有益的参考。随后，武雄先生在欢迎辞中简单介绍了美洲开发银行发展历史，以及在亚洲地区业务开展情况，并对中方为筹办此次研讨会所付出的劳动和出色的组织能力表示谢意。

这次国际研讨会共分五个单元。

第一单元的主题是“中国金融改革的议题”。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奥（Alicia Garcia-Herrero）女士就“中国银行业改革的议题和未来展望”论述了中国银行改革备受关注的原因、中国金融业改革进程、金融改革的成效和问题以及未来的改革方向等方面内容。而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金融研究所所长李扬教授发言题目是“中国外汇巨额储备的挑战：货币当局冲销操作分析”，他的核心观点是“当前中国面临的流动性过剩的首要因素是连续多年双顺差积累的外汇储备，因此有必要对当前外汇储备管理机制进行改革，切断外汇储备与货币发行量之间的联动机制”，并且以央行资产负债表作为分析框架就人民银行发行央行票据进行冲销操作的原因、成效、弊端以及未来前景发行了全面深入分析。

第二单元的主题“美洲开发银行报告《银行业与发展：拉美的危机与改革》（中文版首发式）”。报告的两位主要作者美洲开发银行高级经济学家安德鲁·鲍威尔（Andrew Powell）和亚历杭德罗·伊斯基耶多（Alejandro Izquierdo）对报告内容进行了介绍。包括拉美银行业存在的四个问题、拉美银行危机和银行业脆弱性是拉美长期宏观经济失衡的表现、危机拯救措施和具体的操作原则、外资银行和公共银行的地位以及未来银行改革方向等内容。

第三单元的主题是“拉美地区的外资银行和中国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西班牙对外银行（BBVA）亚洲地区主管曼努埃尔·加拉塔斯（Manuel Galatas）就“拉美地区的外资银行”重点分析了西班牙银行和BBVA在拉美地区业务的发展、BBVA在新兴市场加速扩张的原 1 因、外资银行进入拉美地区影响的双重性等问题。北京师范大学金融系主任贺力平教授发言主题是“外资银行进入中国：后转轨时期的回顾”。贺教授先后阐述了2001~2006年中国银行业的变化、外资银行进入中国的四种形式和外资银行全面介入中国经济在扮演中国银行改革催化剂角色的同时，也给国内银行部门、监管层和宏观经济决策者带来了一系列挑战等内容。

第四单元的主题是“充足稳定的银行信贷和合理的金融监管：新兴国家如何寻求平衡”。西班牙对外银行首席经济学家何塞·路易斯·埃斯克里瓦（Jose Luis Escriva）先生认为宏观经济经常性波动是制约拉美金融部门发展和爆发金融危机的主要原因。而近年来随着拉美地区宏观经济形势的改善，拉美地区的金融发展指标也出现好转，无论是资产质量还是盈利能力等银行业发展指标都得到较大改善。另外，他还论证了金融监管的尺度与金融部门和金融业务发展的关系以及拉美地区未来银行改革的方向等问题。国际清算银行高级经济学家阿莉西亚·加西亚·埃雷奥（Alicia Garcia-Herrero）女士就“新兴市场国家的金融监管如何确保稳定的银行信贷”全面分析了金融监管的发展历史、《巴塞尔协议I》执行情况、《巴塞尔协议II》出台的背景和成效以及未来银行业监管的改革方向等内容。

第五单元的主题是“金融改革与脆弱性：如何开放并保证安全”。中国人民银行前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所长余永定教授就“当前我国资本市场与宏观经济稳定”重点分析了当前我国宏观经济不稳定因素、流动性过剩是造成当前资产价格尤其是股票市场飙升的关键因素以及监管当局采取的一系列抑制流动性的应对措施等问题，并就人民币未来走势以及影响因素发表了自己的看法。亚洲开发银行学院院长河合正弘先生就“资本项目自由化：亚洲金融危机的教训及对中国的启示”重点分析了东亚金融危机中资本项目开放的角色、资本项目开放的前提条件和次序问题以及东亚金融危机中中国应吸取的一系列教训。拉美所副所长江时学研究员发言主题是“拉美金融自由化与金融危机”。他首先简要回顾了拉美国家两次金融自由化进程，并提出了成功的金融自由化的“三个有利于”标准。然后分析了90年代拉美金融自由化的成效以及拉美三次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启示。最后他认为，应该以辩证的观点来看待金融自由化。

在研讨会过程中，各位发言人还就与会者提出的问题进行了详尽的回答。在致闭幕词中，研讨会主办单位负责人一致表示，研讨会非常有成效，虽然日程安排紧张，但讨论的问题都极为深入，并期待此类研讨会再次举行。最后，研讨会在意犹未尽的气氛中落下帷幕。

篇2：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一、要发挥税收制度在经济结构转型中的作用

(一) 中国税制改革与可持续发展

北京大学中国公共财政研究中心主任、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财政学系主任林双林教授在会上作了中心发言, 他从促进公平和可持续发展角度对中国新一轮税制改革问题展开了深入探讨。

首先, 林教授对税制改革与中国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进行了详细而深入的分析, 指出30多年来中国税制经历了分权让利、利改税、包干制、利税分流、分税制、取消农业税、两税合并、增值税转型等重大改革, 为促进经济发展作出了贡献。随着经济发展, 我国目前出现的一些新问题如贫富差距大、地区差别大、环境污染、科技创新不够、资源短缺和人口老龄化等都与税制有关, 进一步改革税制势在必行。

其次, 林教授对税收的基本原则和世界范围的税制改革做了细致比较。中国传统财税思想中轻徭薄赋、藏富于民和国家垄断及征隐形税的影响都比较深远。而亚当·斯密的现代税收原则强调公平 (税负应该与纳税人的能力成比例) 、确定 (纳税时间和方式及数量必须确定、不随意) 、纳税便利和征税成本低。而斯蒂格利茨更强调税收应促进经济效率的提高, 增加储蓄和劳动积极性, 简单、成本低、灵活、透明和公开, 有稳定经济的作用。资本积累是提高增长率和社会福利的关键, 过去30多年, 世界税改的主要目标是促进经济增长, 增加储蓄和资本积累, 激发劳动者的积极性, 促进社会福利提高。

再次, 林教授对中国税收现状进行了考察。他认为, 基于传统税收思想与当代西方税制改革理念以及中国欠发达的现实, 1994年中国形成了新税制, 主要由中央税和地方税构成。随后, 中国的税改目标是税收占GDP比重20%;中央财政收入占60%。这一税改有力地促进了中国财政收入的迅速增长, 中央财政收入比重大大提高。目前, 中国税制仍然面临严重挑战:一是不能有效调节收入分配和再分配, 原因在于大部分税种不是累进税, 缺乏个人财产税、遗产税、赠与税, 因此中国的税制是利于经济增长的, 而不利于收入再分配。二是高税率, 根据《福布斯》2011年税负痛苦指数, 中国内地的税负痛苦指数高居全球第二, 仅次于法国。这个指数的依据包括公司所得税、个人所得税、财富税、雇主及雇员社会保障金及销售税的税率。三是地方财政收入短缺, 中国正在快速城市化, 对公共基础设施和其他公共品的需求在急剧增加, 地方政府财政支出需求增加, 转移支付体系不能有效降低区域差别。四是税在价格里, 物价高, 不能有效刺激消费。

最后, 林教授从促进经济社会公平和可持续发展的角度指出中国改革税制的方向, 认为中国税制改革目前不应再增大税收规模, 税制改革应该是结构性的, 主要是增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允许地方政府建立地方税, 增加地方政府增值税份额 (25%~40%) , 取消增值税返还。降低部分税收, 比如降低企业税特别是中小企业税, 逐步建立新税种, 像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和资源税等。增加政府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护方面的支出, 将税制改革和支出改革结合起来。

(二) 中国收入分配格局调整与结构性减税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财政系李香菊对我国收入分配的主要问题从三个层面做了分析:一是初次分配过程中收入分配结构不合理、分配秩序紊乱。初次分配既是我国收入分配差距过大的重要方面, 也是收入分配改革的重点;二是在再分配领域, 部分财税政策导致了财富的逆分配, 从而拉大了差距;三是社保制度不完善, 农民工等最需要社保的低收入者往往没有覆盖在内, 社保调节收入分配的功能再次发挥逆向调节作用。在再分配环节中, 存在“五高五低”现象:政府所得过高, 居民所得过低;在政府所得中, 中央政府所得过高, 地方政府所得过低;在居民所得环节中, 少数居民所得过高, 而大多数居民所得过低;从城乡居民收入来看, 城市居民所得过高, 农村居民所得过低;从不同行业职工收入来看, 少数垄断行业职工所得过高, 多数行业所得过低。第三次分配的调节作用有限。

现行税制在调整收入分配关系方面仍然存在问题。李香菊从以下六个方面进行了深入分析:

一是税制结构不合理, 流转税比重太大, 在我国现行税制体系中, 70%以上的税是间接税。流转税直接附着于商品价格, 随商品流转, 税负最后转嫁到消费者身上, 造成税收负担向中低收入阶层转嫁, 不利于促进消费能力的释放, 难以担当现代税收所应担负的重任。

二是直接税比重低, 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弱化, 而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让税收在调节高收入方面力不从心。目前调节收入分配力度大的直接税比重偏低, 而组织收入大的增值税、消费税、营业税等间接税占税收收入的比重高, 在调节收入分配公平上难有大的作为。

三是累退性的所得税制减少中低收入阶层的可支配收入, 我国现行个人所得税总体上存在累退性, 调节收入分配的力度较弱, 在一定程度上成为我国贫富两极分化的一个推手。从目前个人所得税征收情况来看, 个人所得税成了“工薪税”, 如工资、薪金所得税长期实行定额扣除法, 与物价指数和通货膨胀率不挂钩, 加之目前不是以核心家庭为纳税申报单位, 纳税人赡养、抚养、子女教育、医疗等基本费用未纳入费用扣除项目, 对那些因家庭负担较重及疾病等带来实际困难的中低收入者不利;而对股息、红利所得长期采用比例税率, 客观上具有累退效应, 加剧了贫富分化。

四是财产税残缺, 未能有效调节贫富差距。我国财产税制较少涉及存量资产, 其表现为:至今尚未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 造成我国贫富差距更加严重;财产税的累退性质加剧了不同社会阶层之间、不同行业之间、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收入的不平衡性, 其差距不断扩大。

五是促进中小企业发展扩大就业的税收优惠力度较小, 例如在税收政策方面, 现行增值税、营业税起征点的规定只适用于个人, 小企业不能享受。在安置就业方面, 优惠政策仅限于符合条件的商贸企业、服务业等, 而不是所有中小企业。在企业所得税方面, 小型微型企业实行20%的优惠税率, 力度较小, 不利于就业, 也无法创造就业机会。

六是尚未实现社会保障体系全覆盖, 影响了人们的消费预期。我国属于未富先老型社会, 在调节居民预期不确定性收入方面, 社会保障水平低, 公共服务不到位, 尚未实行社会保障金费改税, 这是居民储蓄倾向居高不下、消费倾向持续偏低的主要原因, 也是制约居民扩大消费的主要障碍。

二、中国税收体制如何体现社会公平

(一) 公平是现代税收体制的要求

德国利隆经济研究所财税专家Ralph BRÜGELMANN认为, 研究中国税制的依据是把中国界定为新兴经济体。中国近几年的税制改革目标与西方越来越趋同。税收体制设计的基本目标首先就是增加税收收入及公共可支配资源。现代税收体制次要目标是减少经济发展障碍和收入不公, 实现国家化的外部效应。目前我国可以通过税制改革解决经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如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已经很高, 可以借税制改革进一步减少贫困;建立一套更加平等的收入分配机制。他还认为, 中国的税制是有利于经济增长的税制, 尤其是企业所得税在国际上属于中等或偏低水平, 这也是中国能够吸引大量国际资本直接投资的原因。外商投资企业税收豁免50%左右, 这个比率在国际上特别是对于很多发达国家而言是不可想象的。

税收应该是中性的, 资本主义市场可以给出答案。如何执行中性税收政策?税收转移支付功能中政府应该扮演什么角色?BRÜGELMANN认为, 税收规划中的重要概念是引导经济良好运行, 引导经济快速发展, 降低税收负担, 不能做到这一点, 税收改革只是个幻想。税制中性首先基于储蓄和投资的平衡, 劳动收入税对劳动力供给具有直接影响, 发达经济体中, 这一点很重要。消费税影响储蓄结构, 税制改革影响消费和储蓄结构, 遗产税会影响家族王朝。税制改革公平的重点在于累进税制, 主要针对个人收入累进比例、公司税收负担和消费者税收负担。OECD国家的个人所得税在35%左右, 而中国仅为4%, 并且再分配效应几乎没有。中国税收改革方向应是增加税收公平。新兴经济体的特点是竞争不稳定, 考虑长期增长, 就要减少税制对经济增长造成的扭曲。

(二) 个人所得课税制度公平的再思考

西安交通大学经济与金融学院宋丽颖认为, 我国当前实施的个人所得课税制度在设计上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一是无法对富裕阶层依靠资本及其他要素取得的收入、其他非正常收入进行综合准确的计量并实施有效的调节;二是形成巨大收入差距的“黑色收入”、“灰色收入”等基本上还没有纳入我国个人所得税的调节对象;三是收入差距的形成很大程度上与个人或家庭所拥有的资产存量高度相关, 而我国个人所得税调节针对的主要是资产流量, 而对存量资产尚无法进行调节。

合理的税制体系是建立在合理的税收理论体系基础之上的。从我国个人所得税征管现状来看, 只有从拓展税基入手, 构建“一体化”所得课税体系, 对个人所得课税进行重新设计, 这样才能使个人所得税的征管走出困境, 充分发挥税收的调控功能。在此基础上, 宋丽颖提出了“一体化”所得课税方案。该方案具体分为税种的完全一体化、税率的完全一体化、税基的完全一体化和税制功能协调互补四个方案。

税种的完全一体化是指所得课税诸税种的完全一体化, 即转而实行单一税制。该方案需要消除政治、经济、技术上的各种障碍, 首先是公平性问题, 其次是技术设计问题。税率的一体化是指在保持各税种独立存在的前提下, 对各税种的税率做相同的规范和规定。税基的一体化不仅可保持各税种的相对独立性, 而且能使各税种的税率结构和税率形式都相对独立。功能协调互补型方案是将所得课税作为一个大系统, 每个税种是其独立的子系统, 使各子系统既不相互重叠、相互抵消, 又不出现调控空白, 共同发挥所得课税大系统的调控功能和整体合力。协调互补型方案能充分发挥各税种不同调控功能, 实现结果公平的目标, 最低限度地扭曲资源配置, 有效地克服税负的叠加。宋丽颖的分析结果表明:为了更好地发挥所得课税调节社会分配的作用, 中国税制改革的基本思路应是建立多税种、立体式的所得课税调节体系。单个税种的力量毕竟是有限的, 只有着眼于整个税制体系的建设, 从个人收入取得、个人财产持有、个人财产转移、个人潜在所得、社会保障等各个环节, 逐步建立和完善相应的税种。

三、中国税制改革的目标与方向

(一) 中国地区间税负差异与社会不平等

西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王满仓教授以《中国地区间税负差异与社会不平等》为题, 对日益严重的宏观税负差异和社会不平等进行了研究, 尤其是对社会不平等进行了量化研究, 并进一步通过泰尔系数和面板模型直接估计了地区宏观税负和社会不平等之间的关系。模型结果表明:不断扩大的地区宏观税负差异不仅通过税收负担不同, 扩大了收入差距, 而且可通过差异化公共资源、机会不平等等方式加剧社会矛盾, 不利于社会公平目标的实现。

王满仓教授认为, 自1994年税制改革以来我国税收出现了持续的高增长, 但与此同时不同省区之间的宏观税负水平存在着巨大的区域和省际差异。从地区税负差异泰尔指数来看, 我国总差异指数从1995年的0.088 4上升至2010年的0.182 7, 地区间的税负差异表现出了与总差异相同的趋势, 但区域内的差异则相反。

(二) 社会公平视角下的税制改革研究

西北大学宋德安教授对1994年以来我国税制改革的公平性做了比较分析, 认为1994年以及此后所进行的税制改革, 虽然在经济效率方面取得了重要成果, 但它是以牺牲社会公平为代价的。我国今后一段时期的公共方针必须进行调整, 要在继续保持效率优先的前提下提升相对公平的水平, 缩小与效率优先的距离。

从1994年实行税制改革到2012年, 我国在社会公正方面的改革成效比较显著。从财政支出方面来考察, 1998年我国开始实行公共财政至今只有14年, 我国的均等化服务和转移支付水平大大提升, 有效地缩小了城乡差距和东西部差距。宋丽颖教授还指出, 我国的税制改革应由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向着以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变化, 但事实正相反, 基本上仍保持着以间接税为主体的税制结构。目前, 我国应以个人所得税改革为契机, 推动税制模式从当前的以间接税为主体税的税制模式, 向着以直接税为主体税的税制模式转变, 为建设一个公平正义的和谐社会奠定制度基础。

陕西省宝鸡市凤县地方税务局王少恒结合实际工作的体会谈了看法, 他认为一定时期的税收指导思想与当时的社会背景、经济制度以及政府的政策目标密切相关。现阶段要通过税收促进社会公平, 需要从以下几方面着手:

一是优化税制结构, 提高直接税的比重。2011年6类间接税收入占我国税收收入的63.52%, 13类直接税收入占36.48%。从收入结构来看, 货物与劳务税比重偏大, 所得税与财产税比重偏小;间接税比重偏大, 直接税比重偏小。由此带来一些不公平问题: (1) 最终消费者特别是负担增值税、营业税等普遍征收间接税的纳税人和中低收入者的税负偏重, 税制的累退性比较明显; (2) 由于所得税、财产税所占比重较小, 税收调节个人收入、财产分配的功能受到很大的限制。优化我国税制结构, 以货物与劳务税类、所得税和社保税类、财产和行为税类三大税类为主体, 逐步建立起多税种、多环节、多层次、调节功能齐全的复合税制体系。

二是加快资源税改革, 尽快完善资源税改革方案并推广到全国, 扩大现有资源税征收范围, 提高资源税税负标准, 使资源和能源耗用得到有效补偿, 促进资源节约型社会的形成。还应尽快开征环境保护税, 在环境税开征初期, 其税率可以从低设计, 但从长远来看, 要让环境税发挥有效作用, 应该扩大征收范围, 提高征收标准。

三是完善地方税系, 保证地方政府收入来源。在我国地方税收虽然税种较多, 但多数规模较小。地方政府要维持正常运转, 必须依靠中央政府大量的税收返还、转移支付或者过于依赖土地财政, 财力不济的甚至形成了巨额地方政府债务。可以说, 财力与事权不匹配是导致目前诸多问题的根源所在。在增值税扩围后, 如不改变分成比例, 这种不匹配现象将更加突出。如何确定地方政府的主体税种, 使地方政府有稳定的税收收入来源是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三) 中国今后税改的核心目标

西安财经学院院长铁卫教授认为, 税收公平是公平范畴的重要组成部分, 当前中国税收不公平问题较突出, 造成了两个严重后果:一是导致贫富差距不断加大、收入分配不公的矛盾突出;二是税收不公加剧了各市场主体间的不平等竞争, 违背了市场经济公平原则。

铁卫教授提出, 我国今后的税收改革应以追求公平为基本原则。首先, 在社会分配的第一阶段, 通过税收支出, 实现税收公平。例如:开征遗产税和赠与税;继续调整消费税, 把一些奢侈品和消费项目纳入税目;加大个人所得税的征收力度;在财产存量环节, 加大资源税、财产税的调节力度;尽早将社会保障费改为税, 以加大保障力度;对各类要素市场的建立应提供更积极的公共服务和税收支持等。其次, 在财政再分配阶段, 加大对低端公共产品的分配和投入, 增加对基础教育、医疗、社会保障以及“三农”和贫困地区、后发地区的补助和转移支付, 通过转移支付实现先富地区帮助后发地区、工业补贴农业、富人补贴弱势人群的“损有余以补不足”的再分配目的。最后, 在社会再分配阶段, 放宽对非政府社会组织的限制, 加大税收对慈善捐赠的支持力度, 比如促进遗产税与赠与税的立法工作, 逐步形成捐赠税制、遗产税与赠与税相结合的“一疏二堵”式税收激励机制与“倒逼机制”。增加接受税前扣除捐赠的公益组织数量, 对实物捐赠给予税收优惠等。

(四) 中国宏观税负及其扩展研究

上海财经大学公共政策学院朱为群教授以《中国宏观税负及其扩展研究》为题进行了阐述, 他认为, 从收入分配视角来看, 首先, 要弄清结构性减税的逻辑关系。在税种内部结构中增值税比例应该降, 中低收入的税收比重应该降, 这是一个大的方向, 另外要明确灰色收入税和费的结构。其次, 从规则来看, 公平制度应包含效率, 这是发达国家提供的经验。税制改革应该更多地关注背后的效率规则, 流转税上涨对中低收入者敏感度高, 中国目前营业税重复征收, 结构性减税应降低营业税, 向增值税转型。税收增长要减下来, 结构性减税应体现在总体上减轻税负。

与会专家还从三个方面就中国税制改革进行了展望:一是中国税制规模增速, 对结构性减税的理解;二是税制的公平问题;三是税制改革的方向和步骤。

专家认为, 税制改革不是单纯讨论税收规模与税收公平问题, 而更应该明确税收改革的方向, 包括:依法治税;稳定税制, 实现统一税制;规范立法权、执法权、司法权以及中央和地方税收分享权;公平规则应让每个人都能够得到公平待遇, 劳动收入和资本收入是对等的;将税收的征收和支出结合起来, 防止超收转超支, 政府规模应适度控制。

目前中国的税制改革应以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和社会公平和谐为主要思路和目标, 税制改革应该是结构性的, 有增有减, 根据现实情况, 总的原则应不再增大税收规模。根据财权和事权的匹配原则, 应该增大地方政府财政收入, 允许地方政府建立地方税, 重点是增加地方政府增值税份额 (25%到40%) , 取消增值税返还。为了保护人们工作和企业投资的积极性, 刺激消费以带动经济持续增长, 部分税收特别是中小企业税和增值税可以逐步降低;同时, 一些新税种应逐步建立, 如财产税、遗产税、资本利得税、资源税等。在城市化加快时期, 地方政府发挥着更大作用, 在增加地方政府财权的同时将税制改革和支出改革结合起来, 重点增加政府在教育、医疗卫生和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 通过税制改革和支出改革的有机结合, 控制政府规模, 引导强势政府向服务型政府转变。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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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孙智勇, 刘星.基于关联规则挖掘方法的结构性减税实证研究.重庆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 , 2010;1

[3].祝遵宏, 张九如.结构性减税的税制思考.财经科学, 2011;4

[4].任高飞, 陈瑶瑶.当前结构性减税与税制改革问题探讨.财会研究, 2010;7

篇3：中国与拉美的金融改革国际研讨会综述-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

由内蒙古自治区文化厅、内蒙古自治区文物局、赤峰市人民政府、赤峰学院主办，赤峰学院承办的中国·赤峰红山文化国际学术研讨会，于2013年8月12日至15日在赤峰市隆重举行。

中共赤峰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佟国清、赤峰学院院长李春林、内蒙古博物院院长塔拉在开幕式上致辞，国际遗址理事会副主席、中国古迹保护协会副主席兼秘书长郭旃先生作了《世界遗产语境中对红山文化遗址的期待》的主题发言。

来自英国、美国及国内知名的红山文化研究专家参加了本次研讨会，与会专家学者围绕“红山文化与中华五千年文明”展开研讨。

一、红山文化与其他类型文化的交流研究

辽宁省文化厅原副厅长、著名考古学家、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郭大顺研究员在报告中指出，从世界史的角度看待红山文化，是继续深入研究红山文化的一把钥匙。他认为，在红山文化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与周邻文化交流一直起到十分重要的作用；虽然随着西辽河流域文化系列的建立，渐多从当地自身发展看待其形成发展过程，但文化关系仍不断显现；特别是牛河梁遗址发现后，对于这样超大规模祭祀性遗址在辽西出现的原因，除了自身发展以外，文化交汇的作用仍被视为一个主要原动力。红山文化处于古书所记的“四裔”地区，与欧亚大陆和环太平洋地区等周边地区联系较多，在中国早期文明与世界早期文明的比较和联系中，红山文化有条件作较多比较；彩陶与玉器分别是包括中国西半边的欧亚大陆和包括中国东半边的环太平洋地区文化交流中最活跃的两种文化因素，红山文化彩陶与玉器共存且都较为发达，这也是红山文化与周邻及域外地区比较的又一有利条件。红山文化时期的西辽河流域，既是“彩陶之路”的东端，又是“玉石之路”的起点，正是沟通东西方的“彩陶之路”与环太平洋“玉石之路”的交汇点，这也许就是红山文化在中华大地较早跨入文明社会的一个重要推动力。

中国社科院考古研究所王仁湘研究员论述了红山文化彩陶的双旋纹、菱形纹、绞索纹三元素的来龙去脉及其所表现的与其他文化类型的交流问题。他通过对红山文化彩陶中的菱形纹、旋纹、绞索纹这三元素分析，认为这种交流是互动的，红山文化彩陶的一些元素与外部文化发生过密切交流，吸收了一定的外来文化元素；同时，由具有特色的变形旋纹可以看到，红山文化彩陶元素也可能有过输出。彩陶元素的交流是艺术交流，也是信仰互渗，是文化认同与趋同的表现。敬天法祖、人神互通，是红山文化中的核心理念，这个理念与殷商传统有着一以贯之的血脉联系。

赤峰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红山文化研究院首席专家于建设研究员在题为《红山文化人物造像分析》的报告中，通过对红山文化时期出土造像的基本现象、人物造像的本质，以及红山文化与东方文明起源等问题的探讨，得出以下认识：第一，红山文化是典型的神本社会，这个社会是以神灵为中心整合社会资源、配置社会力量、统一社会精神、创造社会财富的机制。第二，在繁富的神灵系统中，祖先神是人间沟通至上神的主要中介；造像祭祀先祖、先王的重要形式。第三，造像祭祀在红山诸文化中首开先河，从兴隆洼文化到红山文化有着一脉相承的传统；红山文化的造像祭祀达到了各种文化前所未有的高度。第四，高大的墓葬积石冢与坛庙中的神像是对祖先神祭祀的不同阶段或不同的形式。造像是对先祖形象的真实临摹。

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党委书记、红山文化研究专家雷广臻教授对前黄帝文化时期、黄帝文化时期、后黄帝文化时期，与前红山文化时期、红山文化时期、后红山文化时期的对应关系及其与中原文明的演进关系进行了探讨。其中，前黄帝文化时期大约在距今8000至6500年，以北方黄河流域和辽河流域文明为中心，以庙底沟文化和赵宝沟文化整合演进的文明成就为代表；黄帝文化时期距今6500至5000年，以红山文化区为文明中心，而且红山文化与黄帝文化重合；后黄帝文化时期距今5000年及以后，形成了中原文明中心，后黄帝文化则以中原文明为代表。他认为，对黄帝文化进行分期的意义：在前黄帝文化的基础之上，黄帝文化在红山文化时期形成了基本内核，进入中原之后升华、扩张，形成了中华文明之根，展示了后黄帝文化的根源性、创造性、延续性和兼容性，形成了博大精深的中华文明。

二、红山文化玉器研究

中国科学院杨益民副教授阐述了玉器加工痕迹的三维重建问题。辽宁省博物馆孙力研究员介绍了高光谱成像技术在红山玉器检测分析中的应用问题，他认为，高光谱成像技术同摄影拍照一样是无损检测，具有光谱范围大和光谱分辨率高，方便快捷和准确的特点，相较于其他方法，在研究红山文化玉料来源问题上具有更大的优势。赤峰市巴林左旗博物馆乌兰研究员以出土资料为基础，对红山文化的蚕蝉玉器进行了分析。生动自然的蚕和蝉，为探讨桑蚕史的起源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证据；红山文化蚕神，是赤峰古代先民的衣源之神，也是中华民族的衣源之神。朝阳师范高等专科学校朱成杰教授的学术报告《红山文化玉器蕴含绿色和谐信仰》中认为，红山文化时期“惟玉为葬”的理念，表达了先民对绿色和谐的追求和信仰。

三、北方农业及环境问题研究

英国剑桥大学考古学系主任马丁·琼斯（Martin Jones）教授在其主题报告《农业知识的旋转餐桌》（Turning the tables on the spread of agricultural knowledge）中，强调了古代的农作物和农业系统的重要意义。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主任赵志军研究员对中国北方地区旱作农业形成的过程进行了探讨。他将旱作农业形成过程划分为4个阶段，重点剖析了西辽河流域地区在各个阶段的发展模式。

赤峰学院红山文化研究院院长滕海键教授认为，中国北方西辽河流域地区具有自然地理环境过渡性、多样性、脆弱性和史前及历史时期文化发展多元多样的特点，是开展环境史研究的典型区域，以此为考察对象，从环境史角度出发探讨了环境变迁与旱作农业的起源进而文明因素的兴起，均与自然环境的特点和上古时期的气候变迁有着密切的联系；红山文化晚期，文明因素的发生可能与5500年左右的降温事件存在着密切联系。

四、其他

内蒙古师范大学科学技术史研究院董利军副教授利用现代冶金学原理，通过比较已发现十余处不同的夏家店上层文化冶铜遗址间冶炼过程的重要参数，在夏家店上层文化背景下讨论技术水平差异背后的政治、军事和社会等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朱延平研究员探讨了红山文化和辽西地区的冶金考古问题。他认为，红山文化时期的赤峰地区可能已经出现了冶铜业，并于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达到较高水平。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孔昭宸研究员通过对兴隆洼文化、红山文化和夏家店下层、夏家店上层文化的考察，探讨了8000多年来赤峰地区某些古文化期植物遗存的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科技考古中心王树芝研究员通过对考古遗址出土木炭的分析，探讨了赤峰地区不同古文化时期的经济模式。她认为兴隆洼文化时期，经济模式是以渔猎、狩猎为主，兼少量的农业生产的复合型经济形态；夏家店下层文化时期的经济模式是以农业为主，兼营畜牧、狩猎的复合经济形态。

大会闭幕式由赤峰学院院长李春林教授主持。严文明先生作大会总结。严先生对本次研讨会的成功举办给予高度评价：“本次研讨会筹备充分、组织严谨、层次高、质量好，希望红山文化研讨会坚持办下去，让从事研究红山文化的专家、学者通过这个好的平台，深入地交流和探讨，集思广益、共同努力，促进红山文化研究的不断深入和优秀的研究成果不断涌现，为传承和发扬红山文化做出应有的贡献。”

会后，与会专家学者赴敖汉旗史前博物馆、通辽哈民忙哈遗址、朝阳牛河梁遗址进行了学术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