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道玉离开武大的原因（精选4篇）
篇1：刘道玉离开武大的原因
1、方方（著名作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中文系）:很庆幸自己求学是在刘道玉时代的武大中文系，而不是现在这个充满市侩气、俗不可耐的文学院（全文见方方博客，方方在转载《武汉大学文学院的一次选择》后面的说得一段话）
2、邹恒甫（经济学家，1982年毕业于武汉大学经济系）：本人1987年从哈佛大学回武汉大学讲西方经济学，给刘道玉校长带来许多麻烦，更不用说杨小凯被刘道玉校长送到普林斯顿念书一事。1995年杨小凯在中国讲学还遭到封杀，岂不哀哉！我们这一辈人也只知道一个著名的中国大学校长：刘道玉！（全文见邹恒甫诗作《樱花又一苦劫》1997年3月于华盛顿）
3、自强：你在武汉大学呆的这些时间里，哪一段是最振奋人心的“风云时期”？
李工真（教授，1978年10月考入武汉大学历史学系；1985年7月留校任教）:肯定是刘道玉时期，就是我们那个时期。（见自强新闻《四名师论风云学子,析武大精神》）
4、自强：您认为武汉大学特有的精神是什么？
王三山（刘老校长免职前三年由外校进入武大任教）：我其实真的觉得武大没有什么特有的精神，我倒是很怀念刘道玉校长那时侯的自由的氛围的。（见自强新闻《四名师论风云学子,析武大精神》）
学分制、主辅修制、转学制、插班生制、导师制、贷学制等等制度的恢复或建立均出自他（刘道玉）的手笔。武大锐意改革，使当时众多高校所无法企及的，因此才有了“武大是80年代中国的小深圳”的说法。对此，王三山直言那是武大最有活力的一段时期。尽管是由国家分配到武大任教，王三山承认当时武大整个学术影响力很强，学术氛围浓厚，从老师到学生都专心做学问，是个作好学问的地方。（见自强新闻《我们需要什么样的武大精神？》）
5、谈到母校，易中天最感谢的是刘道玉：“他是一个非常爱惜人才的校长。”（见楚天都市报《易中天感恩母校武大反感被称“超男” 风格麻辣》
“那时的武汉大学是一个没有学者看官员，只有官员拜学者的氛围，”（见自强新闻《易中天：追忆珞珈山下，重温峥嵘岁月--武汉大学访谈》
“当时胡先生打电话给刘校长说要去向他汇报这件事，刘校长说‘还是我来看你吧。自古没有学者看官员的道理，只有官员拜访学者的道理’”。（见自强新闻易中天：我在珞珈山下的那些日子）
6李为（88年武大研究生毕业）：
在做学生会干部期间，我时常有机会见到校长。记得相见时总不外乎以下几个场合：一是与校方开会，讨论研究生管理的问题。我们提出的要求很多，辩论得很激烈，如发展社团，改善生活设施，丰富文化生活等问题。校方主管部门起初总是反对或托故解释，几个回合下来，轮到校长发言，他总是十分平和地把双方的意见做一个归纳，最后总是站在学生会一边。二是学生宿舍停电。每当停电时，很快就会看到校长在其他干部的簇拥下亲临我们的寒舍。用不了多久，我们的宿舍又成了一个读书的不夜城。三是我们举办社团会议和文艺汇演时，他
会出席并讲话。四是毕业生典礼，他会语重心长的、激情满怀的向毕业生们提出期望。
由于校长总是能倾听学生的意见，我们的学习环境和气氛是十分民主和宽松的。我本科是外语专业的学生，因为当时的武大允许跨专业听课，所以到了武汉大学后常爱去外语学院听课，我还可以去外校听课，我当时每周两个下午都要去中国地质大学听课，考试成绩算入武汉大学研究生的毕业成绩。研究生毕业时我是标准的文理兼学的学生。（见《一蓑烟雨任平生──我所了解的武大前校长刘道玉》）
7、野夫（武大作家班学生）：
犹记*****，先生既只身劝阻学生出校，复联名上书高层开对话之径。孰料后来时事酿成惨祸，先生竟以上书事见罪于有司。于此高压之际，所谓悔过互举以脱罪者多矣，唯先生风骨凛然，不畏威势。一日部署派员令先生去校办谈话，先生谓来人曰：自古只有官拜学者，没有学者拜官。如此节气，试问天下几人曾有？以至后来党员重新登记，先生竟不得过，种种不堪，先生亦至今无悔。
余求学时，久仰先生，于座谈会上远望而未敢亲謦咳。后入囹圄，故旧犹多回避，先生竟率博士探监，且留影合照。又每年捎药食诸物，以为慰藉。余出狱后亦多蒙先生关照，生死肉骨，海天高恩，当世校长，几人能够？（见野夫《大德无言》陈加宽（现复旦大学教授，82年武大硕士毕业，曾任教于武大）：国内形势又发生了急剧的变化（编者注：此处指89年时间，刘校长已经被免职）。我目睹了一位杰出的教育家又一次遭遇到的麻烦――刘校长的直言给他带来了灾难。当时刘校长在教育界和广大学生中有着重要的影响，学校当局对他进行了长达数月的批判，他的许多教育思想和重大教育改革措施本来是正确的，可是却成了他的“罪状”。尤其滑稽的是，有两种人批判他让我无法理解：一种人是他亲手提拔起来的中层干部，为了与刘校长划清界线，表现出了特别左的面孔，这些人随着他们以后的升迁而被师生们所鄙视；另一种人在重压之下不得不违心地作出姿态，但他们也未能受到宽恕和信任（见《我与刘道玉校长》）
9、网友：我是武大数学系七七级的学生，每当我想到在母校的日夜，就激动不已，刘道---当时我们就这样称呼我们敬爱的刘道玉校长，是我们这一代人崇敬的伟人！
今天上网，发现sohu有一篇很火的帖子《武汉大学，你凭什么让我爱你？》，作者应
该是我的学弟，初看起来，似乎很是那么回事，说得冠冕堂皇。但是在我看来，这篇文章 的作者似乎在更大程度上是以一种旁观者的姿态来评价和批判武大，而不是以武大的主人 的身份来评价武大。
在武汉大学生活了四年，我热爱我的母校！
大学本科是一个人呆得最久，也是对一个人日后的成长和思想走向影响最大的一个时 期。我在武大受到的本科教育已经深深的融入了我的骨髓，虽然我研究生毕业以后拿着的 不是武大的文凭，但是我一定会很骄傲地告诉任何人我的本科是在武大受的教育，并且很 自豪自己是在一个如此有文化底蕴的学校里面度过人生最鲜丽的年华。
我学的是工科专业，是武大合校之后第一批统一招生进入武大的。入校之后才知道自 己是在原来的武水校区学习。在这里，我们住在几乎是全校（除了樱园之外）最破的八舍。听以前的一些老校友说，我们住的一楼以前只是放工具的不住人的。而且学校里面似乎 也还有四校合并的各种思潮在翻涌。这给了我和我们同学都带来了不小的冲击。颇有一段 时间非常郁闷，但是越到后来我就越感觉到了武大的沉稳、古朴、厚重和一种让人无法言 喻的深深的依恋。
虽然我们合并之后是分校区上课，但是整个武大的学术资源是共享的，我们的培养计 划是整个武大统一制定的。在武大，我们能够选修的人文课程是非常多的，公选课表是厚 厚的一本。我现在还记得大一时候选修《唐诗欣赏》的情景。《唐诗欣赏》是由新闻学院 的李敬一教授开设的。每次上课，我和同学都会提前两到三个小时的时间去教室占位子，虽然是一个500人的大教室，但是每次上课的时候这个阶梯教室的台阶上，教室前牌，拿着 小板凳和直接坐到地上的学生差不多会有三百人左右。李教授讲课的风格特别激昂，引经 据典，信手拈来，仿佛让人回到了那个遥远而让人向往的年代。而且特别注重比较学习，记得《春江花月夜》几乎可以算是他最喜欢的一首诗了，而我，在他的课堂上，不仅学了 张若虚的《春江花月夜》，也读到了隋炀帝的《春江花月夜》。而赵林教授开设的《中西 比较哲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门公选课。对于文学和哲学的热爱，如果不是在武大，在 于我，是不会如此强烈的。
大学不仅仅教人知识，也是我们走上社会之前的重要的转折点。我在武大一起学习的 同学和从珞珈山水上面认识的校友，将会成为伴我走过我一生的朋友。而我们学院的书记 张长文，他如沐春风的处事态度，对自己的学生的爱护更是让我感动。记得在最后推研的 时间里面，有一次我们和张书记开会时，不知道为了什么原因，我突然就跟他吵了起来（依照后来男生寝室的版本是我把张书记给骂了，我自己认为没有这么严重#_#），后来确实 还后怕了一阵。但是有一次走在路上，张书记却骑一个摩托在身边停住跟我谈推研的后续 事情。那天的事情，他似乎根本没有放在心上。
至于说武大虽然有钱也不改善学生各种条件的人，我可以确认一点，就是，他们从来 没有逛过武大。武测的来樱园、桂圆、梅园、枫园走过，可是来过武水吗？武大本部的，翻过老图来武水的羽毛球场打过球吗？武水的，去过本部的防空洞吗？去过武测的一号楼 吗？去过枫园吗？我们虽然大一的时候住得很差，但是在我们本科四年里面，我们校区相 继盖了1、2、3、15、16、17。差不多六七栋学生公寓，而我们在大四的时候也搬到了公 寓，而且学校现在还在继续兴建学生公寓。在枫园，学校相继盖了法学院、外语学院、文 学院等多栋教学大楼（现在应该已经启用了）。从总体上来说，学校的基础设施建设也是 不错的。
至于武大说自己是全世界最漂亮的大学之一，我想没有几个可以否认的。每年到了三 四月间，我们的宿舍楼下都会开满樱花，主教的后面那一条窄窄的小路两旁，那么烂漫的 樱花，在我们上课时候看着都是享受。更不用说我们去樱花大道和樱顶照相的兴奋了。有 人说樱花是日本侵华的象征，我认为大自然的美景是没有感情色彩的，欣赏美不是我们的 本能么？而且学校的樱花也是中日建交后日本送过来的。至于老图，珞珈山，东湖，这些 地方，都已经浸入我的灵魂，是怎么洗也洗不掉的了。
现在，我已经不在武大念书了。可是，我还是怀念我和同学一起在东湖边吹风的，怀 念我们忽然有一天上完课要跑到水生所的小店去搓一顿的兴奋，怀念在主教五楼读英语的 怡然，怀念我在武大的美好生活。
篇2：刘道玉离开武大的原因
想
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
为什么教育的官员，武汉大学的官僚都要联手封杀刘道玉？为什么老校长办学不成，连在武大的演讲也要被封杀？我们国家对教育家就是这样的吗？我们只需要奴才吗？ 官僚教育何时才能走向末日？
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
洒墨刘道玉
作者：石 破 来源：南风窗
“我现在是个残疾人。”77岁的刘道玉在自家客厅里对记者说。“我中风13年多了，右耳聋了，右手也不能写字了。”他让记者坐到他左侧沙发上，好对着他的左耳说话。“你们对我的采访是关门采访，这是我最后一次接受媒体采访了。”
很多人对刘道玉很好奇，对他的经历执迷，对他的思想也不省其意：为什么他要辞掉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的职务回武大当校长？为什么他被中组部内定为团中央书记却无意留连？为什么他被推荐为武汉市市长时要极力推却？1988年李铁映让他去国务院负责教育改革与发展规划领导小组，为什么他要婉拒？海南大学、暨南大学、厦门大学等高校邀请他去当校长，为什么他也不去？
一个“理想主义教育家”
不懂刘道玉的人，也许是因为没他这份经历。刘道玉的一生，在升腾和跌落间跳来跳去，兔起鹘落。
1961年，国家高教部准备向苏联派出120多名留学生。当时我国内有三年困难、外临中苏交恶，120多名留学生最后只派出了一名，就是刘道玉。然而，在苏联留学一年半后，刘响应党中央、毛主席的号召，积极参与中苏论战，被苏联政府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驱逐回国。眼看到手的“副博士”学位飞了，但他却变身光荣的“反修战士”，受到周总理、陈毅副总理的隆重接见，人民大会堂召开了万人欢迎大会，陈毅副总理请他吃川菜，周总理建议他去中国军事科学院工作，却又被刘道玉婉拒，而执意要回武大“报效母校”。
他被内定为革命事业接班人，32岁就在武大当了副教务长，“文革”中却又被打成现行反革命。最搞笑的是他被武大造反派疑为“苏修派遣来的特务”。刘道玉辩解说我是被苏联政府赶回来的呀！对方回答：焉知你们搞的不是苦肉计？看来想象力真的比知识更重要，也许整个10年“文革”就是一场全民想象力的大爆发？
就这样，“文革”前期，刘道玉差点被整死。1973年他时来运转，被任命为武大党委副书记，当上了第十次全国党代会代表、湖北省委委员，1977年又当上了教育部党组成员兼高教司司长。但他不愿当京官，以“水土不服”为由辞职南归了。
48岁时，刘道玉被任命为武汉大学校长，当时是全国最年轻的大学校长，而后国内再也不曾出过如他般年轻的校长了。当时的武大，解放前全国五大名校之一，跌落至教育部直属23所大学中的第22名。刘道玉发出了“我们武大要10年生聚，10年雪耻！”的誓言。
然后他改革，他创造，他在武大搞了七大新制度：学分制、双学位制、主副修制、插班生制、转专业制、第三学期制（学生可以放暑假，但算“第三学期”，学生因为学科冲突不能学的课程，暑假期间开设，既充分利用学校资源，又为学生解决了问题）、贷学金制。刘道玉说：“到现在，全国各高校推行的学分制、双学位制、学生自由转系制都是学我们的；国家21世纪才搞贷学金制，我在1986年就搞了，超前10年！”
那时节的武大，突然一峰插南斗，人称“高教战线上的深圳”，同行皆碑。但它为什么没有像深圳那样带动全国的高等教育改革？为什么星星之火没有燎原？
刘道玉解释：“这是由教育行业的特殊性决定的。教育部门毕竟是敏感领域，国家控制很严。另外，中国推广一个东西，必须自上而下号召、布置，特别是最高领导人一号召就可以了。当时主管教育的万里副总理对武大改革很重视。他说过一句话：中国高等教育改革有„四进士‟：上海交通大学的邓旭初、华中工学院的朱九思、武汉大学的刘道玉、中国科技大学的温元凯。虽然万里对我们的改革是肯定的，但毕竟没有最高领导人号召……”在对记者谈话和自己写的文章中，刘道玉多次嗟叹：中国的国情，只要最高领导人一发话，解决问题很容易。现在没有领导人来下决心，怎么办？
1988年春，他又成了全国唯一被免职的大学校长。“我被免去武大校长职务是因为改革步伐太超前了。我这一生什么都超前：32岁当副校务长，44岁当教育部高教司司长，48岁当武大校长，54岁就被免除了校长职务。任职超前，免职也超前。”刘道玉呵呵轻笑。
有人批评刘道玉任武大校长时，“在鼓励创新的同时却忽视遵守„规则‟；缺乏对官场上„潜规则‟和上司的尊重以及对周边环境的准确判断”。但刘道玉要能把这些事情全都做到，他也就跟别的大学校长没什么两样了。不走！就是不走！
一年半后，上面又派下来工作组，查了刘道玉3年，缠头裹脑，雪意涔涔。“有的人受到我的培养而成才，但他却忘恩负义；有的人受到我的器重而擢升，但他又背弃我；还有的人，因犯错误受到我的保护而摆脱困境，但他却又写书恶毒地诽谤我。更多的人，在你得势时，他紧跟你，但是一旦气候变幻，他们马上变脸，或揭发批判，或划清界线……”刘道玉在自传里写道。
出生于湖北枣阳市蔡阳铺北大刘坡的刘道玉，从小有着农村孩子的犟劲。他被免去武大校长后，众人以为他会很快离开这个伤心地。但刘道玉下定决心，不走！就是不走！1988年2月10日被免至今，刘道玉仍是武大教授队伍中的一员。他不走，别人可能比他更难受。“那些整我的人对我的做法是：打得倒就打，打不倒就赶走，赶不走就整垮。现在看来，他们既没有把我打倒，也未能把我整垮，唯一的就是要把我赶走。如果我调离学校，那不正是中了他们的计谋吗？因此，我不能走，我的存在本身就说明一切！至于挨整，我是很坦然的。”刘道玉说。
关于“不当官”，刘道玉在自传里如此这般注释：“在一些高官看来，他们是主，群众是民，他们可以搞特权、耍威风，但是他们在其上司的面前，又是某种意义的臣仆。我讨厌这种依附性的主仆关系。古时文人有一句俗话：„不做官，不受管。‟我很欣赏这句话，所以就不愿做官。”
那么大学校长是不是官呢？刘道玉认为他是教育家，“一个理想主义的教育家”。他最推崇的5位大学校长，一是创办都柏林天主教大学的英国人纽曼。二是当了40年哈佛大学校长的艾略特。三是曾任以色列希伯来大学校长的魏兹曼。四是明治维新时日本庆应义塾大学校长福泽谕吉。五是德国教育改革家、洪堡大学创办人洪堡。刘道玉说：“如果人类历史上没有这5个风骨凛然的校长，现在的社会可能是另外一个样了。”
他认为当校长是为了实践和推广自己的创造教育理想，顶多算个“学者官”。但是，校长职务被免后，刘道玉连“学者官”也不愿再当了：“此生不再做被官方任命的任何官，哪怕是一个小组长也不做！”当国内几所大学向他发出聘任校长的邀请时，刘道玉毫不犹豫地辞谢了。他说：“那里都是教育部的„飞地‟，婆婆还是原来的婆婆，既然不能容忍我在武汉大学所作的改革，又如何能允许我在他的另一块„飞地‟进行改革试验呢？与其将来再一次遭暗算，不如现在保持自己的尊严。”
“不当官”的刘道玉，避免了再次遭受整肃的羞辱，但从没打算退出教育改革舞台的他，却安能摆脱“理想主义者就是失败者”之宿命？他一心想办私立大学，却是“归无路，进又难前”：他想办亚洲高等管理学院而未成，想办中国实验大学而泡汤（他写了文章，还把文章呈送了教育部领导，结果可想而知，呵呵）。他的胸襟越来越大，想在海南办中国教育试验城，海南省支持，但教育部不批。温州一位企业家规划在老城外建新城，邀请刘道玉去办乡镇企业家学院。“结果他的新城没搞成，我的学校也没搞成”。这位“理想主义教育家”大宽转兜回来，想在武汉办“东方人文大学”，他与江夏区政府签了合同，在汤逊湖边征了1000多亩地，最后还是……塌了台。“武汉空军政委坚决支持我，说他全部负责资金，3亿元没问题！但湖北省教委就是不批，时任省教委主任余某某说：„别人办学可以，刘道玉办学不批。‟”
“我一生都在呼吁改革办学，自己办学却办不成。为什么呢？”刘道玉一声长叹：“因为我从不找靠山，不对任何人行贿，不假借任何人的名誉，只想凭着我的先进教育理念获得认可而获得支持，在现实社会情况下，这纯粹是幻想……”
1995年，刘道玉参与创办了民办的新世纪外国语学校，从教育理念、教育方针到校训都是他一手制订。他亲自给中学生上了3年课，对他们进行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周围的人又迷了眼：你原是大学校长呀，何以身价跌至如此？但刘道玉不难为情，他说：“前苏联的很多著名教育家都是从事幼儿和基础教育的，柏拉图为实践他的教育理想创办过柏拉图学园，黑格尔办过黑格尔中学，罗素办过比肯山学校，杜威也办过实验中学，我国的陶行知先生办过晓庄小学和晓庄中学。我想步他们的后尘，搞教育实验创新。”
新世纪外国语学校办了6年。该校学生参加各种比赛，即使在武汉市教育强区的江岸区也是名列前茅。可惜的是，这家“新世纪学校”在离新世纪到来还有21天时关门了。投资人空手套白狼，跑了，教师发不出工资，债权人把门封了。刘道玉说：“我这一生，„文革‟中被打成现行反革命，1988年被免职和后来受清查，我都没流泪，新世纪学校关门时我痛哭流涕。它就像是我自己的孩子，孩子夭折了你能不悲痛？全校教职员工与我一起嚎啕大哭……”
刘道玉哭了，他哭得意味深长，哭得滋味杂陈。命运的荒诞和个人的奋斗是如此的难以融洽。此时他是否想到了那些整他的、等着看他笑话的人？“不走！坚决不走”的刘道玉，是否咂摸到了“无处可走”的悲凉？
刘道玉说：“没有，我依然在乐不思蜀地思索着教育改革问题。”
回答“钱学森之问”
创办学校失败，刘道玉把精力转到了写书、研究创造教育问题上。他写了5本书，从创造教育的理论、创造思维方法训练到创造教育的实践，形成完整体系，刘道玉称之为“创造教育书系”。
“如果不谦虚的话，我在10年前已经回答了„钱学森之问‟。”刘道玉说。
2005年7月29日，温家宝总理到陆军总医院探视钱学森，本来是征求他对制订“十一五”规划的意见，结果钱学森说要讲教育问题。
钱学森说：“现在中国没有完全发展起来，一个重要原因是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去办学，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老是„冒‟不出杰出人才。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2006年11月20日，温家宝总理邀请了6名“教育专家”座谈。温总理先说了钱学森的意见，而后感言：“我理解，钱老说的杰出人才，绝不是一般人才，而是大师级人才。学生在增多，学校规模也在扩大，但是如何培养更多的杰出人才？这是我非常焦虑的一个问题。”
刘道玉以为钱学森的意见连那6个“教育家”也没读懂。“钱学森建议的核心不是„大师‟，他这段话里没有出现一次„大师‟二字，你怎么提出了个„大师‟问题？„钱学森之问‟的意思是：中国至今没有一所大学按照科学技术发明创新性的模式去办学，所以才出不了杰出人才。模式是因，杰出人才是果。培养什么样人才，是教育方针规定的，国内外任何一所大学都不可能把教育方针定格为培养大师级人才。更何况我国许多大师都没有上过大学呢！”
刘道玉接着说：“因为我是研究创造教育的，10年前我就回答了钱学森之问。”他指的是2000年发表在上海《教育发展研究》第12期的一篇文章《关于大学创造教育模式构建》。在这篇文章里，刘道玉提出了大学实施创造教育的“SSR模式”：第一个S代表自学或独立学习，第二个S代表课堂讨论，R代表科学研究。
“钱学森说没有„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新人才的模式‟，我设计的模式，恰好与钱学森5年后提出的问题相呼应。按照我提出的创造教育模式，学生要大量自学，然后在老师指导下，在自学基础上提出有代表性的问题，按照创造性思维方法进行课堂讨论，再集中若干个有研究价值的问题，在老师指导下进行研究。我的文章发表后，全国好多杂志转载，还获得了优秀论文一等奖。我不认为我的模式是完美的或是唯一的，但至今我也没有看到有谁提出了比我更高明的教学模式。我找了几个大学，想做他们的顾问，无偿进行试验，但他们都不敢。因为现在全国的大学都要统一评估，这个指挥棒不取消，谁都不敢离开教学大纲来试验，所以问题的根源还是现行教育体制。我人微言轻吧，但钱学森是中国科学第一大师，泰斗级人物，他登高一呼，也没人理睬，悲不悲哀？”
炮声隆隆，其奈聋子何？
被免职后不久，刘道玉即对国务委员李铁映直言：“不客气地说，教育战线在全国是最保守的，其原因就在于国家教委保守，主要负责人不放权、不改革、不深入基层。”
此后他撰文抨击教育部搞假义务教育，搞假教学评估；他攻击教育部部长不懂教育，认为教育部已经不能领导中国的教育改革，教改必须从教育部改起；他吁请中央组织部把遴选和任免大学校长的权力交给大学的教授们；他疾呼“中国需要一场真正的教育体制变革”！他有一腔的火焰，很想一吐为快。2009年初，他发表《彻底整顿高等教育十意见书》，全国100多家网站转载，评论5000多条，反响扑面，骇浪暴洒，让刘道玉始料不及，但他没听到由教育部传出的任何反馈信息。
“教育部也认为自己在改革，我说你虽然合并了那么多大学，那是发展，不是改革。很多人把发展当成改革了。我文章里的原话是：„1992年以后，中国教育没有改革，只有发展，教育部是以发展代替改革，不是带动改革。‟这句话得到网民高度评价，网民说这是„金句‟。呵呵。”
到今年2月10日，刘道玉被免武大校长一职整22年了。1980年代在中国当过大学校长、党委书记的人，绝大部分偃旗息鼓了，刘道玉还在关注、研究、呼吁教育改革。“这是什么情结？”刘道玉问，“中国历年出的校长著作不少，但能写到我12本教育专著的，可能并不多见。我不谦虚地说，社会科学院专门研究教育的学者都写不出来这些书。他们有学问，但没有我的实践体会，也不像我敢言他人之未言。”
刘道玉并不是一个谦谦君子。“我是个绝对另类的人！跟卢梭一样，上帝造好了我，就把模子毁掉了。”在他的叙述中，时现“不谦虚地说”之类句式，后面跟的总是他又“创造了某项第一”。
一般人看到了刘道玉人生之悲剧性，却未看到刘道玉之喜，反而是“理想主义教育家”自己看到了。“我这一生，喜剧不是绝对的，悲剧也不是绝对的，我是悲喜交加的人生。”中国教育电视台网站、腾讯网、中国教育新闻网、中国青年网评选改革开放30年30名“中国教育风云人物”，刘道玉名列其中。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中国经济体制改革》杂志联合评选“中国改革开放30年30名社会人物”，刘也赫然入选。“它们都是民间评的……足了，这是对我30年的肯定。”刘道玉爱惜自己赢得的民间声望，将其视为礼物，而官方的评价机制则早已将他删除。
自被免职后，刘道玉的一切校长待遇被取消了，博士生导师至今不批，六次申请政府特殊津贴被拒，理由是“政治不合格”。他的自传《一个大学校长的自白》发行不久就成了禁书，“刘道玉”3个字亦是本校和本省官方最为忌讳的，“去刘化”运动兴兴艾艾，前掩后映。2008年湖北省评选“改革开放30年风云人物”，武汉大学当选了4人，刘道玉却进不了。
2009年7月10日，刘道玉开始用左手记笔记，而今他笔记本上的字迹端正、清秀，丰丰韵韵。天气好的话，刘道玉每天散步两次，每次半小时；每天上下午各工作两小时，学习、思考、写作。他给自己写下的箴言是：每日必思，思有所得；每日必写，写有新意。晚上他一般不工作，只看些感兴趣的电视剧、《新闻联播》，或者做他自己编排的保健操。他的思维敏捷，记忆牢靠，言语流利，逻辑分明，不像一个迟暮老人。他的口气还是那么强劲、火辣。虽疾病缠身但他仍然乐观，认为在自家理想主义的精神力量作用下，身上的疑难病症都会不治而愈。他对身后事看得很开，甚至，从现在就开始筹划，准备最后再抖一个包袱。
“我并不怕死，但还是希望多做一些事情，希望看到中国教育有一个美好的未来，这是一位理想主义者所期盼的。”刘道玉说，“我看到很多临危病人，家人想让他说几句话，却说不出来。我就趁现在还清醒的时候，写了一篇《提前说的话》。这又是与众不同的„遗嘱‟！绝对另类！披露了肯定会引起轰动，呵呵。但我暂时不披露，不想扰乱自己平静的学习和思考。”
不过，刘道玉还是给记者透露了他自撰的一副对联。上联：生不愿封万户侯；下联：死后不争寸冢地。横批：一无所求。
篇3：学员离开武馆的五大原因
原因一:“糟糕的课程”
在过去大约五年的时间里,我曾经和无数的武术馆馆长讨论过如何才能经营得更好,其中谈到的问题有很多,但有一个问题他们从来没提起过,而这个问题恰巧是最重要的:如何才能把课上得更好?
对策:为了让你的课程更吸引人,你需要好好设计你的课堂计划,多阅读相关的书籍,时刻为自己充电。提高你的语言技巧,最好能有像政客那样的口才。确定你自己喜欢这样的工作,有向学生传授武术的热情——要不然就在其他不同的领域找一份全职的工作,而把教授武术当做一种兼职,一种爱好。
原因二:“经济不景气”
老实说,最近几年疲软的经济确实拖累到了每一个人,有很多人都削减开支以应对失业或减薪。尤其是不少武术爱好者本身的经济不是太好。这样的经济条件下,像学习武术这样的非必要开销往往就首当其冲了。
对策:开动脑筋,发挥想象,没有条件就创造条件。比如为那些不能支付训练费用的学员举办一场“义演”来资助他们,对于那些收入减少的学员,可以在学费上打点折扣。有些不能全额支付费用的学员,和他们来个原始的物物交换,这样补偿学费也是个不错的选择。总之,通过一些变通的方法,就可以让那些渴望继续学习又不能正常支付学费的学员都成为你武馆的忠实拥护者。
原因三:学校中有太多“戏剧性”的事儿
比如,一个对薪酬不满的教练员整天在学员面前抱怨,或者把气都撒在教学过程中。再如一些教员利用教学之便,做一些有损教师形象的事情,这往往是影响口碑、造成学员流失的必然原因。
对策:建立一个对错误言行零容忍的规章制度。制作一个员工手册,确保每一个新聘用的教练员能熟悉这些东西。作为馆长,最重要的是要以身作则,要是你都不遵守这些制度,又怎么能要求你的员工做好呢?
原因四:“每人在乎”
很多人都有这样的懒惰心理:“没什么大不了的,反正也没人会在乎”。比如上课时间是下午3点,武馆就不到3点不开门。还有一些武馆的宣传方式不过就是一周一次的电子邮件或是在一些网站上传播“带一个朋友来,你将获得一件免费的训练服”这样单一的方式,而不是真正想去把这事做好。
对策:用心去关注你的武馆还有你的学员。你必须改革进取,不然就会被淘汰。如果你想知道如何改进的具体方法,可以参加正规培训机构组织的个人或是全体员工的培训。
原因五:“教练员夸大其实”
作为一个武馆教练员,也许你觉得”我已经是跆拳道和日本柔道的黑带了,因此我可以教授MMA技术,反正很多人也不知道MMA具体是什么”。如果一个学员交了钱来学习MMA,而发现你是这样的想法,我猜他肯定不会高兴,说不定第二天就要求退钱走人。实际上,如果你没能力训练你的学员去参加MMA的竞赛,你就算不上MMA教练。话又说回来,你想让你的“MMA学员”嘲笑你吗?让他在城镇周围告诉每一个人“他说他能教MMA,结果我到了那武馆,他却让我穿上空手道衣服,然后又比又划喊了半个小时……”
篇4：略谈屈原一生不离开楚国的原因
屈原也是怀才不遇,在人生的中后期,遭到险恶的小人谗害和排挤,长期被流放在外,离开了朝廷,离开了君王身边。那么,屈原为什么不效仿其他的知识分子离开故国那样, 也离开楚国呢?屈原曾两度出使齐国,这说明,他若欲离开楚国,那是易如反掌的事。以屈原的才华,不管在哪里,谋一官半职,是绝对没有问题的。然终其一生,他始终都没有离开楚国。致使他始终没有离开楚国的因素,笔者认为可大致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思考。
一、高贵的血统
在中华民族的文化里,黄帝是一位圣人,是华夏民族的共同始祖,每位中华民族的成员都是这位圣人的后代,即炎黄子孙。随着历史的演变,黄帝已经变成了中华民族的一个最强的文化心理符号,是每一位中华民族成员心灵共同的根。若谁人的祖上可以追溯到黄帝,作为这位圣人的后裔, 那将是一种无上的荣光。
楚人的祖上,就可以追溯到黄帝那里。《史记 · 楚世家》 中记载道:“楚之先祖出自帝颛顼高阳。高阳者,黄帝之孙, 昌意之子也。高阳生称,称生卷章,卷章生重黎。重黎为帝喾高辛居火正,甚有功,能光融天下,帝喾命曰祝融。共工氏作乱,帝喾使重黎诛之而不尽。帝乃以庚寅日诛重黎,而以其弟吴回为重黎後,复居火正,为祝融。”[1]楚灵王自己也曾说过:“昔我皇祖伯父昆吾。”[2]昆吾即陆终之子、吴回之孙。司马迁博览群书,知识渊博,在作《史记》时,他还常亲临很多地方进行实地考察,再者,司马迁时代离楚国时代还不算很远,所以,他所记的史事,应该是比较可信的。 从祝融开始,再经过一系列地往下推,就推到了楚国的第一代国君熊绎。于是,熊绎开始建立了国祚历时八百年的楚国。
在《离骚》中,屈原开篇第一句就是在追溯自己的身世: “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作为黄帝的后裔,对于自己的这个身世,屈原应该是一生都怀着自豪感的。如此算来,屈原与楚国王室是同宗。其实,事实也是如此。屈原的祖上就是楚国的国君楚武王熊通,他是楚武王熊通之子屈瑕的后代。屈原与楚王是本家,这使得他与楚国的关系是非同一般的。
根据我们现在能够找到的相关文献资料看,中国古代的宗法制产生于商代后期,在西周时,宗法制正式得到确立。 宗法制是以血缘关系作为纽带来维护宗族团结的,十分强调共同的祖宗,同时也十分敬重共同的祖宗。对于祖上遗留下来的基业,子孙应当要倍加珍惜,甚至不惜用性命来维护, 否则,就是不肖子孙,不仅在世时为时人所唾骂,就是将来去世后,也会觉得无颜面对列祖列宗。宗法制对中国文化、 尤其是对儒家文化产生非常重大的影响。屈原是否为儒家人物,我们姑且勿论,但是,在他的作品中,多次提到过尧、舜、 禹、汤、文王等儒家所崇敬的圣人,这说明他对儒家的文化是非常推崇的,对儒家的理念应该也是有相当程度的赞成, 不然,他应不会多次提到儒家的圣人。
作为黄帝的后裔,同时又与楚王是本家,同宗同族,屈原将自己也视作楚国王室的一员。身为王室的一员,同时又是受到儒家文化熏陶知识分子,屈原很珍视自己的身份。他不想背叛宗庙,不想背叛王室,不想背叛楚国,这应该是致使他至死都不肯离开楚国的因素之一。
二、执着的爱国
战国时期,周朝的中央政府已经非常衰弱,周天子称王, 各诸侯国的国君也称王,尤其是到了屈原所生活的时期时, 周朝的中央政府已经是名存实亡了。当时的人们,虽然生活在名义上的周朝的天下,但是,对自己所在的诸侯国的向心力却要远远大于对周天子的向心力。想求仕的知识分子,很少有人会到周天子那里去求职,而主要是奔波于各诸侯国之间。屈原就一直生活在自己的楚国。在仕途上,他也曾得志过。《史记 · 屈原贾生列传》中有记载:“屈原者,名平,楚之同姓也。为楚怀王左徒。博闻强志。明于治乱,娴于辞令。 入则与王图议国事,以出号令;出则接待宾客,应对诸侯。 王甚任之。”[3]屈原担任过左徒、三闾大夫等职,兼管内政外交等大事。在内政方面,他主张举贤任能,修明法度;在外交方面,他支持合纵,连齐抗秦。这符合当时楚国的国家利益。屈原所做的一切,最有力地表明了他对自己的祖国怀有一种深沉的热爱。
春秋战国时期,很多离开本国而在国外出仕的人,归根结底,他们并不是将所在国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而是将自己个人的利益放在第一位。若得志时,他们就尽职尽责地做事;如失意时,他们就远走他乡。去留之间,主要取决于自己个人的利益能否得到保障。甚至有不少在自己国家出仕的人, 也是如此,不得志时,就离开自己的国家,投奔他国。更有甚者,有的人还带领所事之国的军队来攻打自己的祖国,如伍子胥、范睢等人,就是如此。屈原曾先后两次被流放在外, 第二次被流放时,他一直在期待国君有朝一日能醒悟过来, 再次重用自己。但遗憾的是,直到到去世,他都再也没有被楚王召回朝廷。此期间,屈原完全可以像当时的很多知识分子那样,离开故国,远游他邦,凭他的能力与才华,求仕是绝对没有问题的。但他并没有离开楚国。这些事实都在说明, 屈原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生为楚国人,死为楚国鬼。
在屈原的作品中,也有大量的体现他忧国忧民与眷恋故土的爱国诗句,光是《离骚》中就有“长太息以掩涕兮, 哀民生之多艰”、“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指九天以为正兮,夫唯灵修之故也”、“陟陛皇之赫戏兮,忽临睨夫旧乡”、“仆夫悲余马怀兮,蜷局顾而不行”等句, 表明他非常忧国忧民,《九章 · 哀郢》中的“鸟飞反故乡兮, 狐死必首丘。信非吾罪而弃逐兮,何日夜而忘之”,表明他十分留恋故土。忧国忧民与留恋故土,都是他爱国的表现。 正因为他十分热爱自己的祖国,所以,使他至死都不愿意离开楚国。
三、强烈的自恋
屈原在《渔父》中曾说过:“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是以见放。”这就是他认为自己被流放的原因。 屈原能够清醒地认识到,“举世”已“皆浊”,“众人”已“皆醉”,而自己是唯一的清醒者。这说明屈原不肯与小人们同流合污,显示了他高洁的人格品质。但这也显示出了屈原强烈自恋的一面。
在屈原的作品中,多次重复出现“我”、“予”、“吾”、“余”、 “朕”等第一人称的词语,这在一定程度上,非常突出地体现了屈原的自我意识,所表达的寓意,常带有十分强烈的自我表现的主观色彩。这种自我表现常常是强调美化自己,而贬斥他人。如“民生各有所乐兮,余独好修以为常”、“宁溘死以流亡兮,余不忍为此态也”、“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芳与泽其杂糅兮,唯昭质其犹未亏”、“众女嫉余之蛾眉兮,谣诼喂余以善淫”等句,都是屈原在进行自我标榜, 自我表扬,而同时又在奚落他人,讽刺他人。
屈原常常用香草美人来比喻楚王或自己,而用污草秽物来比喻小人或政敌。“唯夫党人之偷乐兮,路幽昧以险隘”, 他痛恨那些钻营国家利益的势利小人,自己是不可能与他们同流合污的,但是,他又无法铲除这些势利小人,因此,心里十分痛苦。然而,心里愈加痛苦,他就会愈加孤高,孤芳自赏。这就导致了在政治上,他完全陷入了孤立无援的境地。 水至清则无鱼,人至清则无德。其实,政治是一个多方利益互相妥协的产物,需要有进有退,能柔能刚,才能成功。
由于过分的自恋,过于的孤芳自赏,以及在“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的认识下,很显然,在政治上, 屈原是一个非常“不合群”的人物,这就注定了他无法找到一位欣赏自己的伯乐。在楚国是这样,即便是去其他国家, 也仍将是这样,每个国家的官场都差不多。这一点,屈原应该也是有着清醒的认识的。所以,最终他没有离开楚国。
四、混乱的“国际”形式
屈原一生都没有离开楚国,大概也还与他对当时的“国际”形势的认识有关。当时的七国,虽说是七雄,但实际上, 最强大的国家却只有两个,即秦国和楚国。秦国的军事实力最强大,楚国的国土面积最辽阔,同时,楚国也是一个带甲百万的大国,与秦国一样,楚国也同样具备统一天下的硬实力。因此,故有“横则秦帝,纵则楚王”[4]之说。而其他五国中,齐国与赵国的国力大概处在中等水平,而魏国、燕国与韩国,国力则最小,在当时“国际”间的影响力也非常有限。
当时,楚国的国力与秦国不相上下,且两国又是死对头, 秦国对楚国狡诈无常,楚国累遭秦国暗算,连楚怀王都中秦相张仪之计,最终客死于秦,故秦国被屈原斥为“虎狼之国”。 良禽择木而栖,贤臣择主而事,就算屈原要离开楚国,那按常理,他也应该是要投奔一个大国而事,才有实现他理想的可能。而当时的大国,就只有楚国与秦国,但他又不可能会投奔被自己斥为“虎狼之国”的秦国的,其他国家又常常是成为秦国和楚国争取与拉拢的对象,国家政策也是朝秦暮楚,摇摆不定,很不可靠。因此,屈原无国可去,最终,还不如留在楚国。若楚国的国君有朝一日能醒悟过来,再励精图治的话,楚国仍然是大有希望的。所以,屈原抱着某种冥冥之中的希望,最终没有离开楚国。
结语:
屈原一生都没有离开楚国,这固然有他自身的因素,但也有外部的因素,原因非常复杂。后人对这个问题的探讨, 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各有各的说法,每一种说法,也都有它的依据。希望各位高贤再继续探索,以便给我们展现出一个更加客观的、真实的屈原的形象来。
摘要：屈原是一位伟大的诗人,同时也是一位伟大的爱国者。他也曾得到重用过,但在人生的中后期,却遭到小人的陷害与排挤,长期被流放在外,郁郁不得志。然而,他却并没有像同时代的其他知识分子那样,离开故国,投奔他邦,以实现自己的人生价值与理想。屈原没有离开故国以投奔他邦,应该是他自身高贵的血统、执着的爱国、强烈的自恋以及当时混乱的“国际”形势等因素所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