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语堂散文风格（共8篇）
篇1：林语堂散文风格
林语堂关于梦想的散文
有人说过，不知足是神圣的;我却以为不知足是人性的。
猴子是第一号的阴沉动物，在动物中，我只看见黑猩猩有一个真正忧郁的面孔。我往往觉得这种动物很像哲学家，因为惟有哲学家才会有忧郁和沉思的表情。
牛似乎不会思想，至少似乎不在推究哲理，因为它们看起来是那么知足;象也许会怀着盛怒，可是它们那不断摆动象鼻的动作似乎代替了思想，而把胸怀中的一切不满都排除。
惟有猴子能够显示出彻底讨厌生命的表情。猴子是真够伟大啊!
九九归原的说起来，哲学或许是由讨厌的感觉而开始。无论怎样，人类的特征便是怀着一种追求理想的期望，一种忧郁的、模糊的、沉思的期望。人类住在这个现实的世界里，还有梦想另一个世界的能力和倾向。
人类和猴子的差异点也许是猴子仅仅觉得讨厌无聊，而人类除讨厌无聊外，还有着想象力。
我们都有一种脱离旧辙的欲望，我们都希望变成另一种人物，大家都有着梦想。兵卒梦想做伍长，伍长梦想做上尉，上尉要想做少校或上校。
一个气魄宽宏的上校是不把上校当做一回事的，用文雅的词语说起来，他仅仅称之为服务人群的一个机会而已。在事实上讲起来，这种工作确没有什么别的意义。
老实说，琼·克劳馥对于自己并不像世人那么注意，珍妮·盖诺对于自己也不像世人那么注意。
世人对一切伟人说：“你们不都是很伟大吗?”如果那些伟人真正是伟大的，他们总会回答：“伟大又算什么呢?”
所以这个世界很像一家照菜单点菜的餐馆，每一个顾客总以为邻桌顾客所点的菜肴，比他自己所点的更有味、更好吃。
一位现代中国大学教授说过一句诙谐语：“老婆别人的好，文章自己的好。”在这种意义上说来，世间没有一个人会感到绝对的满足的。大家都想做另一个人，只要这另一个人不是他现在的自己。
这种特性无疑地是由于我们有想象力和梦想才能。一个人的想象力越大，就越不能得到满足。所以一个富于想象力的小孩，往往比较难于教育;他常常像猴子那样阴沉忧郁，而不像牛那样地感到快乐知足。
笼统地说来，人类有时也被这种理想的力量引入歧途，有时则辅导上进;可是人类终是完全靠这种想象力而进步的。
我们晓得凡是人都有志向和抱负。有这种东西是可贵的，因为志向和抱负大都被视为高尚的东西。无论个人和国家，都有梦想，我们的行动多少都依照梦想而行事。
有些人比一般普通人多做了一些梦，正如每个家庭里都有一个梦想较多的孩子，或是有一个梦想较少的孩子。我得承认我私下比较喜欢那个有梦想的孩子，虽则是个比较忧郁的孩子，也没有关系;他有时也会享受到更大的欢乐、兴奋和狂喜。
我觉得人类的构造和无线电收音机很相像，所差者我们收来的不是播来的音乐，而是我们自己所产生的观念和思想。有些灵敏的收音机能够收到其他收音机所收不到的短波，因为这些更远更细的音乐不大容易收到，所以更觉宝贵。
而且我们幼时的那些梦想并不是没有实现性的。这些梦想常和我们终身共存着。因此，如果我自己可以自选做世界上作家之一的`话，我颇愿做个安徒生。
能够写美人鱼的故事，想着那美人鱼的思想，渴望着到了长大的时候到水面上来，那真是人类所能感到的最深沉最美妙的快乐了。
所以，无论一个孩子是在屋顶的小阁上，或在谷仓里，或是躺在水边，随处都有他的梦想，而这些梦想也是真实的。
爱迪生、史蒂芬生、司格德这三个人在幼年时都梦想过。这种奇妙的梦想，结出了最优美最瑰丽的果。但是较平庸的孩子也曾多少有过这些梦想。他们梦想中的幻象或许各不相同，但是他们感觉到的快乐是一样的。
每个小孩子都有一颗思慕的和切望的灵魂，怀着一种热望去睡觉，希望在早晨醒转来时发现他的梦想已成为事实。他并不把这些梦想告诉大家，因为这些是他自己的，是他正在生长的自我的一部分。
小孩子的梦想当中有些较为清晰，有些较模糊，清晰者产生了迫使这梦想实现的力量;而那些较不明晰的便在长成的时候逐渐消失。
我们一生中总想把我们幼时的梦想说出来，但是，“有时还没有找到我们所要说的话，我们已经死了。”
篇2：林语堂散文风格
林先生明明是“两脚踏东西文化，一心评宇宙文章”，却说“论理莽原社诸先生既非正人君子又非当代名流，当然有与我合作之可能。”林先生幽默、机智，“道理渗透是幽默，性灵解脱有文章”，随手摘录部分，“今日小学生无不知中国有五千年的历史，这实在是我们可以自负的。无论这五千年中是怎么混法，但是五千年的的确确被我们混过去了。一个国家能混过上下五千年，无论如何是值得敬仰的”;话说的再明白不过了，普普通通，平平实实的语言包含着作为炎黄子孙的骄傲和自豪。通过文章来了解林先生，他说自己是：“行尊孔、孟，思从老、庄。”说文学反映人生，来了一段比喻：“比方照相，有人为照相而照相，有人是为饭碗而照相。为照相而照相是素人，是真得照相之趣，为饭碗而照相，是照相家，是照他人老婆的相来养自己的老婆。”
“军阀不来骂文人，早有文人自相骂。文人不敢骂武人，所以自相骂以出气，这与向来妓女骂妓女，因为不敢骂嫖客一样道理。”“现在的学者最要紧的就是他们的脸孔，倘是他们从三层楼滚到楼底下，翻起来时，头一样想到是拿起手镜照一照看他的假胡须还在乎?金牙齿没掉么?雪花膏未涂污乎?至于骨头折断与否，似在其次。学者只知道尊严，因为要尊严，所以有时骨头不能不折断。”
篇3：论林语堂与鲁迅散文风格之别
1924年, 以刊载散文为主的《语丝》杂志创刊, 鲁迅、周作人和林语堂为主要撰稿人。此时的三人都富于激进的思想倾向, 致力于改造民族精神, 这使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很自然地处于同一阵营, 成为“语丝派”的重要成员。但林语堂一贯坚持自由的主张, 在随后的创作中逐渐与鲁迅的立场有所冲突, 这也成为其走出《语丝》的原因之一。20世纪30年代, 中国文坛上开始流行幽默闲适小品文, 林语堂便是其中代表人物之一。他于1932年创办了《论语》半月刊, 即提倡“幽默”、“闲适”与“独抒性灵”的散文文体, 此后发表了近三百篇作品。林语堂提倡幽默, 并把它视为是一种人生态度与写作立场, 他也讲求面对现实, 但是更主张在现实之外旁观生活中发生的一切。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 这种“以自我为中心, 以闲适为格调”, 一味脱离现实, 去追求幽默的消极态度就只能站到时代主流之外。
中国现代文学史对林语堂的评介褒贬不一, 大多以批判他的消极性为主, 近年来则更多地以比较中肯的客观态度对其进行全面研究。以不同版本文学史的编纂为例, 对林语堂功过是非的判断即有几种不同标准。这自然与文学史编写当时的客观历史状况有关, 同时也不可忽视由于政治原因所引起的某些人定势思维中的主观因素。例如, 同样是对其幽默风格的评价, 有人认为“林语堂的幽默从容睿智, 行文结构也化板滞为轻松, 变矫情为自然, 从另一方面拓展了现代散文的审美领域” (钱理群, 1998:306) , 而有的则主张“这是十分明显地在宣传一种市侩哲学, 要劳苦大众安贫乐道, 服从命运, 听凭外国帝国主义的侵略和蹂躏, 忍受国民党反动派的压榨和宰割, 让他们不要起来反抗和斗争, 而沉溺在这种牛马不如的奴隶生活中, 寻找出躭毒自己的乐趣来”。 (林非, 1981:118) 当然, 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今时今日, 我们所要做的应是尽力摆脱政治与历史的牵绊, 站在更高的角度去分析文学作品本身所表现出的特色。
二.林语堂与鲁迅的散文风格
多年来, 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一直以鲁迅作为标尺来评判同时代的其他作家, 与鲁迅思想及意识形态一致的作家即为好作家、人民的作家, 反之, 则很有可能沦为负面消极教材。因此在文革甚至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 “杂文就是鲁迅, 鲁迅就是杂文;鲁迅就是政治, 任何不是鲁迅的, 就不是政治的或是远离政治的”。 (顾彬, 2009:166) 黄修己也曾在《中国现代文学发展史》的初版序中提到, “在文化大革命中, 对历史的批判竟使得整个现代文学史剩下孤零零的一个鲁迅”。 (黄修己, 2008:3) 这与中国近现代历史社会发展进程有关, 但更重要的原因在于, 文革中对任何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体系不符的形式都予以批判取缔, 遏制其生成与发展。对文学的研究当然也不例外, 尽管毛泽东在1956年就提出要贯彻“百花齐放, 百家争鸣”的双百方针, 提倡在文学艺术中有独立思考和辩论的自由, 有创作和批评的自由, 但当时的文艺评论界对林语堂的评价还是留下了些许“尽在不言中”的遗憾与无奈。在此, 且不论孰是孰非, 仅站在更高的层面上来看待这二位在散文风格上的异同之处。
鲁迅与林语堂两人的关系曾经历过“相得”与“疏离”的不同阶段过程。他们曾是“语丝”时期并肩作战的战友, 而其后思想观念上的分歧使得两人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去世时, 林语堂写下《鲁迅之死》来悼念他, “鲁迅与我相得者二次, 疏离者二次, 其即其离, 皆出自然, 非吾与鲁迅有轩轾于其间也。吾始终敬鲁迅;鲁迅顾我, 我喜其相知, 鲁迅弃我, 我亦无悔”。 (林语堂, 2009:400) 林语堂对鲁迅始终是敬慕的, 林语堂主张“勿打落水狗”, 即使鲁迅坚持“凡是狗必先打落水里而又从而打之”, 林语堂仍认为这种辩论不但不可悲, 而且是可喜的现象。林语堂崇尚幽默, 鲁迅则认为中国人既不是擅长幽默的人民, 现在也不是提倡幽默的时候。两人对不同创作方式的选择展现了他们不同的思维方式, 而两人的分离与决裂也体现出各自人生观与价值观的不同。从客观角度来看这一问题, 各种文化方式、思考形式多元共存发展是值得推崇的事情, 但若与时事政治结合起来, 则会给文学批评套上无形的枷锁, 遮蔽了对除主流文学之外的其他文体的非主流研究。在当时左联的领导之下, 作家们偏爱用杂文作为政治斗争的武器。众所周知, 幽默闲适小品文本身是无害的、值得提倡的, 甚至对很多读者都产生过深远的影响, 如果仅仅因为没有成为政治民主斗争的武器而对其进行批判, 这在任何人看来都是有失偏颇的。
(一) 关于时事散文
首先, 尽管林语堂也曾创作过很多针砭时事的作品, 但对鲁迅的过于“聚焦”使得对他的评论少之又少。即使是对同一事件的刻画描写, 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人人皆知, 被收录于中学教材;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则鲜为人知, 其为被枪杀女学生所感受到的哀伤也自然不为人所知晓。但是, 仔细分析起来, 这两篇散文作品读后给人以截然不同的感受, 从中也可领会到两位作家在散文创作风格上的不同之处。
鲁迅的作品可以拿来作为武器, 激发人民的斗志去参加斗争。林语堂的散文则缺乏这方面的功能效用, 他极力反对文学成为政治的附庸。刘和珍既是鲁迅的学生, 也是林语堂的学生。面对学生的悲惨离去, 两人都无法抑制心中的悲痛与愤慨。然而, 鲁迅的态度是更为激烈的, 他已经“出离愤怒”了, 认为刘和珍是“为了中国而死的中国的青年”, 还幸存于世的“苟活者在淡红的血色中, 会依稀看见微茫的希望;真的猛士, 将更奋然而前行”。 (钱理群, 1991:251-255) 林语堂的态度则明显缓和了许多, 他虽然也认同这次事件是“经过有生以来最哀恸的一种经验”, 但用更多的笔墨去描述了刘和珍以往在学习中所表现出的刻苦态度与求学精神, 认为“她们的死, 与我们虽然不甘心, 总是死的光荣, 因此觉得她们虽然死的可惜, 却也死的可爱”。 (林语堂, 2009:21-23) 读了鲁迅的《记念刘和珍君》, 很容易让人产生共鸣, 跟随着一起去愤怒、去为死者抱不平;而林语堂的《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 则仅仅给人以平平淡淡的怀旧之感, 寄托生者对逝人的哀思, 哀痛有余, 力度不足。鲁迅在展现一个悲惨的世界, 想要为死者寻求公理, 林语堂则更注重描述琐碎的生活片段, 没有透露出太多的公与不公, 给人以超然于外的感觉。撇开政治因素与当时的斗争环境不谈, 林语堂虽然没能像鲁迅那样通过文章激励人们奋起作战, 他的散文把这一事件娓娓道来, 让人们能够更好地了解到女烈士刘和珍的生平与历史的真相。
(二) 关于幽默闲适
其次, 幽默闲适是林语堂散文极为重要的特点, 他为现代散文加上了些许幽默味道, 使其从某种程度上免于呆滞沉闷, 使文坛兴起清谈之风, 为散文的文体发展建设做出了贡献。然而, 也因此被鲁迅等左翼作家视为“小品文的危机”而加以批判, 如今细细品味起来, 这种“消极的反抗, 有意的孤行”在当时也是颇需要勇气的, 试想林语堂若经受不住舆论的压力而转为迎合左翼作家们的胃口, 放弃自己原来的风格, 那么今时今日我们也就没有机会读到这么多经典的散文作品了。
林语堂曾说过, “幽默作为人生的一部分, 构成了一个国家的文化, 在此意义上, 如果一个国家没有了幽默, 也就注定要衰亡了”。 (顾彬, 2009:168) 幽默在林语堂的观念中是如此重要, 而他的作品中也时刻运用幽默的笔调来对一些社会问题进行讽刺, 这些在同时代的鲁迅看来则是难以接受的。例如, 林语堂所写的《母猪渡河》, 用寓言故事反讽当时一些“己所不欲, 却施于人”的不当做法。有些人自诩反对洋货自己却身穿西装, 有些人假装鼓励赛跑却坐车去当运动主席, 有些人在投稿简章中声称欢迎幽默小品却破口大骂幽默刊物。这些“说一套, 做一套”的社会现象通过林语堂的幽默之笔, 读后让人在思索之后不禁一笑;然而鲁迅却不满足于此, “生存的小品文, 必须是匕首, 是投枪, 能和读者一同杀出一条生存的血路的东西”。 (林非, 1981:122) 在对幽默小品文的几次论战之后, 林语堂没有听从“规劝”, 始终坚持文章的笔调“无关社会学意识形态鸟事, 亦不关兴国亡国鸟事也” (林语堂, 2009:325) , 他选择了适合自己的创作道路, 坚持自己的创作方向, 虽然缺少当时主流文学的批判力度, 有意超脱于现实, 但是他的幽默集睿智与自然于一身, 汇趣味与知识于一体, 总让人受益匪浅。
(三) 关于国民性
最后, 林语堂与鲁迅都对国民性问题做过比较深刻彻底的论述。但是, 两人的出发点和着眼点却是完全不同的, 所期待的结果也不尽相同。林语堂熟悉中西文化, 常常屹立于多种文化之上来看待中国传统文化与西方近代文明之间的冲突。他能够客观真实地表现国民性问题, 而并不会一味地赞颂某种文化, 对于中国国民性中的优点极力赞扬, 而对于其中的某些弊端也绝不会掩饰。在他眼里, 没有优等的国民性或是劣等的国民性之分, 只有取长补短、改变作风, 才能在国际竞争场上与人并驾齐驱。“中国人的美德是静的美德, 主宽主柔, 主知足常乐, 主和平敦厚;西洋之美德是动的美德, 主争主夺, 主希望乐观, 主进取不懈”。 (林语堂, 2009:291) 如果说中国人国民性中缺乏一种动力及生命力, 那则是在以后需要改善的地方。当然, 林语堂也看到了许多消极的民族特性, 比如倚老卖老, 逆来顺受, 弱肉强食, 明哲保身等等, 但他主张从更高层面来化解, “在给与宪法人权之保障”。 (林语堂, 2009:378) 林语堂关于国民性的叙述也能让人深深感受到中国人这种主张和平、主张满足于现状的观点, 他很少义正严辞地攻击国民的劣根性, 而是采取心平气和的说教方式来阐述自己的想法。
然而, 鲁迅的态度则要激烈许多, 他常常批判国民精神上的弱点, 而致力于改造这些弱点, 仿佛国民性问题一朝不解决, 就会面临亡国的危险一样, 时常为人们敲响警钟。他在《呐喊·自序》中这样描述过, “凡是愚弱的国民, 即使体格如何健全, 如何茁壮, 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 病死多少是不必以为不幸的”。难道仅仅因为他们性格懦弱、缺乏独立意志和公共精神, 就都应该死去?鲁迅对愚弱国民既哀其不幸, 又怒其不争;认为国民性的弱点是阻挠中国步入现代国家的根源。对中国国民劣根性的彻底批判, 以及对西方文化的鼓吹与赞扬, 都难免流露出偏激性与极端性。尽管中国传统文化步入近现代面临了相当大的危机, 但是除了抛弃它, 是否还有其他可以化消极为积极的方法呢?按照历史发展的眼光来看, 在中西文化的调和融通上, 林语堂超越了非此即彼的“一元化”思维, 避免了文化激进主义与文化保守主义的弊端, 而集中对多种文化进行整合, 显然, 他的做法才更理智、更切实有效。
三.结语
鲁迅的创作在当时的历史情况下对震撼激励人们奋起斗争所起的积极作用是毋庸置疑的, 从这一层面来看, 林语堂的创作显然略逊一筹, 但也并不是一无是处的, 尤其是他通过用英文创作及翻译为中西文化之间架起了一座桥梁, 从更高的层次、更宽广的背景来看待中西文化, 为跨文化交际做出了不可忽视的贡献, 就连美国前总统布什都曾赞叹道, “林语堂讲的是数十年前中国的情形, 但他的话今天对我们每一个美国人都仍受用”。 (王兆胜, 2005:123)
世界经济全球化、一体化发展中的今天, 各国都在平等基础上互通有无、取长补短。林语堂透过散文创作散发出的那独具远瞻性的思想意识不仅属于中国, 而且属于全世界;他那种为人生, 为自由, 不屈服的信念, 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 而且还具备相当重要的现实意义。
摘要：鲁迅与林语堂都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具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由于受社会历史政治环境因素的影响, 在文学批评的过程中, 人们将更多的目光与关注投向鲁迅, 而对林语堂的研究仅从近年才开始逐渐进入大众的视野。鲁迅与林语堂在创作风格上有很多可比之处, 二人在对时事散文的创作上、对幽默闲适的看法上以及对国民性问题的思考上都有不同的见解, 本文将主要对这些散文创作风格上的异同之处进行分析比较与探讨。
关键词：林语堂,鲁迅,散文
参考文献
[1]顾彬, 《二十世纪中国文学史》, 范劲等译, 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20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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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刘禾, 《跨语际实践》, 宋伟杰等译, 北京:三联书店, 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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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王兆胜, 《林语堂.两脚踏中西文化》, 北京:文津出版社, 2005。
篇4：林语堂散文风格
【关键词】林语堂；散文；闲适；意境；内涵
1前言
林语堂先生作品很多，涉猎面很广，其作品既有杂文、传纪，也有戏剧和散文。其中，尤以散文最能反映出林先生的生活态度和深刻思想。林语堂先生的作品语言平淡，但是意境却十分深远，文中多体现出闲适思想，启迪世人应重视身边的风景，以豁达的心态对待人生，既要能够生存，又要学会适当的享受生活，这种思想对于现代文学的发展具有十分重要的影响意义。
2林语堂闲适散文风格的形成原因
林语堂先生的早期散文作品（一般指上世纪20年代的作品），文风较为泼辣，思想上也较为激进，30年代之后的作品主要以“闲适”散文为主，散文风格的形成、变化与其个人经历和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有着极其密切的联系。
首先，个人原因。上世纪20年代初，林语堂先生学成归国，就职于北大英文系，长期的留学经历使他对于西方历史和文化比较了解；加上林先生的少年时期遭遇了一些比较不幸的事件，很早就认识到了悲剧的含义，因此，他对于人生的真谛有着更为深刻的理解。正是因为他认识到了人生充满各种痛苦和坎坷，才更明白保持淡然心境的重要性，因此，林语堂先生内心和思想慢慢的发生了变化，逐渐开始关注“幽默”论调，并公开倡导“幽默”。
其次，社会因素。上世界20年代的中国，社会动乱严重，伴随着反帝运动而来是一系列惨案的发生。动荡的现实使知识分子对社会极其失望，但是却又逃避不得。这段时期林语堂的文风逐渐带了调侃、讽刺的倾向，逐渐向“幽默”发展。随着时间往前推移，社会环境在不断变化，林语堂的个人经历也在不断丰富，思想逐渐成熟，内心愈加豁达。现实动乱，家国不幸，对于一个作家来讲，给了他创作灵感，也影响了其文笔风格。30年代的林语堂作品逐渐形成“幽默”、“闲适”的风格，是其创作的鼎盛时期。
3林语堂闲适散文分析
3.1意境
林语堂的闲适散文一般文笔较为幽默，从小事出发，营造出一种和谐、具有美感的文学意境。作者年轻时的职业是教授，后期才是“作家”，因此，身份改变之后，无论是看事情的角度还是自身定位都跟以前不同，文笔和风格也发生了不同程度的变化。林语堂认为任何事情都可以作为写作素材，个人写作不需被他人限制，因此，作品蕴含十分丰富，内容多样，从小事出发，写的却不见得全是小事。作品多从生活出发，抒发对于生命内涵和人生意义的独特见解。其散文作品中，作者多以旁观者的身份进行叙述和描写，其中自有一份闲适和豁达，所谈内容看似是“肤浅小事”，但是意境中却透露出作者本人的价值倾向，从生活实际出发，畅谈人生和理想，以平淡反映深刻，意境优美而恬淡。
3.2内涵
林语堂的散文作品，语言平实，写的多是日常生活中的小事，但是往往见微知著。30年代是他作品产量最高的一段时期，作品中更多的体现出对于生活细节的关注。作品多以闲适格调论述一些小事，剖白内心实感，作品中反映出作者的对于生存和价值等问题的思考、理解，带有明显的个人特色。
林語堂闲适散文对于日常生活中的琐事有着较为详细的叙述。比如《论西装》一文中，作者对于东方和西方西服的差异、区别有者极为详细的比较，对于中式西服大加赞扬，并认为西装只是个人喜好问题，穿不穿均可，但是同时以“穿西装”为切入点，以幽默的语言，讽刺了现实生活中一部分人的崇洋媚外、虚荣。同时对于中国衣饰的赞扬、认为中式服装更“合乎人性”等，也体现出作者对于中国文化的肯定。另外，林语堂的很多作品中都有对于服装的详细描绘，除了刻画人物形象之外，还体现出作者对于传统服装文化、哲学文化的认同和继承。所以说，林语堂本质上是一个传统的中国文人，对于细节的描述看似平凡无奇，其中却往往蕴含着很多哲学道理，具有深刻的文学内涵，笔调闲适，但却能够以小见大。
4结语
林语堂先生的散文作品意境优美，内涵深刻，写作风格的形成与当时的社会环境和作者的人生经历有着密切的关系。林语堂进行文学创造的时代背景比较特殊，对于其“闲适”风格的形成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文中所述多为小事，但是往往折射出人性和社会现实，其作品是对东西方文化的知性表达，以生活展现理想，在中国文学史上具有重要的地位和价值，对于现当代文学艺术形式和风格的形成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意义。
参考文献：
[1]高巍.林语堂编译中国版“灰姑娘”《叶限》之独特审美价值探究[J].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17（01）：83-86.
[2]王东昌.论林语堂《生活的艺术》中的休闲美学思想[J].湖北理工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5，32（01）：34-39.
篇5：作家林语堂散文经典语录
2) 文学本生存于自然发生的境界中，却配备以经典的传统思想，“心的自由活动”之范围乃大受限制，这在孔夫子门槛里翻筋头，不问其本领如何高大，终不过是孔门界限里的翻筋头而已。——林语堂《吾国吾民》
3) 晋时有位女书家，世称卫夫人，王羲之尝师事之，她在论述书法时这样说：善笔力者多骨，不善笔力者多肉。多骨微肉者谓之筋书，多肉微骨者谓之墨猪。多力丰筋者圣，无力无筋者病。——林语堂《吾国吾民》
4) 吾们欢迎这种人，爱这种人，但不愿我们自己的家庭中产生这样一个人物。当我们瞧见一个孩子具有公共精神太丰富，勇于参加困难纠纷，吾们将确信地预言这个孩子定为父母的致命伤。——林语堂《吾国吾民》
5) 青绿混合了金黄的颜色，忧郁混合了愉快的情绪，而希望混合着回想。在吾们的生命中临到一个时期，那时春的烂漫，已成过去的回忆;夏的茂盛，已成消逝歌声的余音，只剩微弱的回响。——林语堂《吾国吾民》
6) 画面的所以能生动，因其背后的概念是灵活的。那好像读一篇优美精警的小诗，字句已经尽毕，可是韵味无穷，如缭绕于字里行间。中国艺术家形容这种技巧叫做“意存笔先，书尽意在”。——林语堂《吾国吾民》
7) 一个女人能取悦于一个男子，是一种珍贵的努力，至能取悦于另一女人，不啻为一种英勇的行为，所惜许多是失败的。实际上许多虐待女人的残酷故事，都可以寻索其根源系属一种同性间的虐待。——林语堂《吾国吾民》
8) 那些乡民围绕着拦住卸任而行将离别的县官的轿子，跪倒尘埃，感泣零涕。这是中国人的感恩图报的最好表现，也就是中国官吏之恩典的最好表示。因为人民只知它是一种恩典，而不知道它是一种公义。——林语堂《吾国吾民》
9) 司马迁为中国散文第一大师，他的著作与当时的白话保持着密切接近的关系，甚至胆敢编入被后世讥为粗俗的字句，然他的笔墨仍能保留雄视千古的豪伟气魄，实非后代任何古典派文言文作者所能企及。——林语堂《吾国吾民》
10) 中国人爱好此生命，爱好此尘世，无意舍弃此现实的生命而追求渺茫的天堂。他们爱悦此生命，虽此生命是如此惨淡，却又如此美丽，在这生命中，快乐的时刻是无上的瑰宝，因为它是不肯久留的过客。——林语堂《吾国吾民》
11) 建筑物倘其本身很完美而不够与四周的风景相配，只觉令人不快，以其不和谐而粗鲁固执，吾人称之为风味不佳。最优美的建筑是以融和而混入自然风景中，成为风景之一分子，亦即属于风景而不可分离。——林语堂《吾国吾民》
12) 欣赏中国书法，意义存在于忘言之境，它的笔画，它的结构只有在不可言传的意境中体会其真味。在这种纯粹线条美与结构美的魔力的教养领悟中，中国人可有绝对自由贯注全神于形式美而无庸顾及其内容。——林语堂《吾国吾民》
13) 心智上稳健过当，常挫弱理想之力而减损幸福的发皇;和平可以转化为懦怯的恶行;忍耐也可以变成容纳罪恶的病态之宽容;保守主义有时可成为迟钝怠惰之别名，而多产对于民族为美德，对于个人则为缺点。——林语堂《吾国吾民》
14) 吾们同一个时间生活于感觉生活与精神生活，如觉并无不可避免的冲突。因为人类精神乃用以美饰人生，俾襄助以克服吾们的感觉界所不可避免的丑恶与痛苦，但从不想逃免这个现世的生命而寻索未来生命的意义。——林语堂《吾国吾民》
15) 当一个人不在办理应该办理的事务，而随自己的意兴无拘束的行动时，他的个性才显露出来。当社会上的业务的压迫解除，金钱、名誉、欲望的刺激消散，他的意思随自己的所悦而行动时，吾们才认识了他的真面目。——林语堂《吾国吾民》
16) 中国诗人，具有较重功利主义的哲学思想，曾坦直地歌咏本乡的“鲈脍羹”。这种思想被认为富含诗意，故官吏上表乞退时常引“思吴中羹”一语以为最优雅之辞令。确实，吾们的爱恋乡土大半为儿童时代兴趣之回溯。——林语堂《吾国吾民》
17) 人生是残酷，政治是污浊，而商业是卑鄙的，是以依着一个人的社会生活而下批评，往往是不公正的。正因为如此，我察觉许多政治上的恶棍，倒是很可爱的人物;又察觉许多妄夸的大学校长，在家庭里才是道地的好好先生。——林语堂《吾国吾民》
18) 中国人之尊敬学者，基于另一不同之概念，因为他们尊敬学者的那种学问能增进其切合实用之智慧，增进其了解世故之常识，增进其临生死大节严重关头之判断力，这一种学者所受的尊敬至少在学理上是从真实的价值得来的。——林语堂《吾国吾民》
19) 假使造物是残酷的，那么造物正是公平的，他所给予普通女人的，无异乎给予杰出的女人者。他给予了一种安慰，因为享受做母亲的愉快是聪明才智女人和普通女人一样的情绪，造物注定了这样的命运而让男男女女这样的过活下去。——林语堂《吾国吾民》
20) 在欧美，一人吃了耳光而不能决斗以报复，那是他失了荣誉，不是失了面子。另一方面，倘有一位道台老爷的丑陋公子逛窑子受了侮辱，他马上回去带一队巡警来逮捕这个妓女，并封闭那妓院。那是他有面子，吾们实在不能说他保持了他的荣誉。——林语堂《吾国吾民》
21) 吾们的生命中，时时有悲观的感觉浮上吾们的心头，或则当我们丧失了所爱者，或则久病初愈，或当新寒的秋晨，每目睹风吹落叶，凄惨欲绝，一种死与空虚的感觉笼罩了我们的心坎，那时我们的生命已超越了我们的认识，我们从这眼前的世界望到广漠的未来。——林语堂《吾国吾民》
22) 一种风格令人读之但觉其味锐酷而又醇熟，有如陈年好酒。字里行间，弥漫一种活现的性灵，乐天自足的气氛，贫于财货而富于情感，鉴识卓越，老练而充满着现世的智慧;可是心地淳朴，满腹热情，却也与世无争知足无为，而具一双伶俐的冷眼，爱好朴素而纯洁的生活。——林语堂《吾国吾民》
23) 所谓优良的散文，著者的意见乃系指一种散文具有甜畅的围炉闲话的风致，像大小说家第福(Defoe)、司惠夫脱(Swift)或波司威而(Boswell)的笔墨然者。那很明白，这样的散文，必须用现行的活的语言，才能写得出来，而不是矫揉造作的语言所能胜任。——林语堂《吾国吾民》
24) 吾们实在为地球上惟一无所不食的动物，只要吾们的牙齿健在，吾们将永远保持这个地位。也许有一天牙医学者会发觉吾们具有最优良的牙齿。吾们有这样天赋的健全牙齿，而受着饥荒的驱迫，吾们为什么不会在吾们的民族生命中某种特殊时期发现盐炒甲虫和油炸蜂蛹为美味精品。——林语堂《吾国吾民》
25) 老年人的巨眼看尽了一切过去与一切现代生活的变迁，也有许多是浅薄的，也有许多对于吾们人生具有真理的意义。吾们对于进步略有些取冷笑的态度，吾们也有些懦弱，原来吾们是老苍苍的人民了。吾们不喜在球场上奔驰突骤以争逐一皮球，吾们却欢喜闲步柳堤之上与鸣鸟游鱼为伴。——林语堂《吾国吾民》
26) 此种对于裸体美之崇拜，实无需托辞于柏拉图的纯洁审美主义藉为口实，因为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把这人体看作无情欲的崇拜对象，也只有老朽的艺术家才谨慎地替自己辩护。老老实实，崇拜人体是含有肉欲的意味的，他必须如此。真实的欧洲艺术家并不否认这些事实，且复公开地说明它。——林语堂《吾国吾民》
27) 任何大学考试，都是同一性质，学生总能接到通知后一星期内预备之，否则大家都得不及格了。任何知识，凡能在一星期内预备速成强记者，其遗忘之速亦如是，防免应急速成的考试方法，至今尚未发明，而受其欺的可怜虫，只是那些大学教授，他们真会相信他们的学生确实明了所学的科目。——林语堂《吾国吾民》
28) 中庸之道在中国人心中居极重要之位置，盖他们自名其国号曰“中国”，有以见之。中国两字所包含之意义，不止于地文上的印象，也显示出一种生活的轨范。中庸即为本质上合乎人情的“常轨”，古代学者遵奉中庸之道，自诩已发现一切哲学的最基本之真理，故曰：中者天下之正道，庸者天下之定理。——林语堂《吾国吾民》
29) 当此反对琐细手艺之革新发生的时代，产生了一位天才大作家王维，他是一位第一流山水画家，他将中国诗的精神与技巧灌注入书画中，他用诗的印象主义、抒情、气韵的崇拜，与山川万物皆为灵秀所钟的观念来作画。如是，此具有艺术真价值而享盛名的“南派画宗”的开山大师，乃为一中国诗的精神所养成的人物。——林语堂《吾国吾民》
30) 凡属重大菜肴，像全鸭，往往在上了十二三道别样的菜以后，始姗姗上席，其实光是全鸭这一道菜，也就够任何人吃个饱畅。这样过于丰盛的菜肴，是出于敬客的虚假形式，也因为当一道一道上菜之际是假定客人乘着酒兴耍玩种种余兴或行酒令，或吟诗句，这天然需要时间的延长，仍容许胃肠以较充分的时间来消化。——林语堂《吾国吾民》
31) 人的情感达到一种高度，非短短八行的精雅律诗体所能适应了。所写的语言的本身，即所谓白话，已解脱了古典文学的羁绊，获得天然而自由的雄壮的美质，迥非前代所能梦想得到。那是一种从人们口角直接取下来的语言，没有经过人工的矫揉修饰而形成天真美丽的文字，从那些不受古典文学束缚的作家笔下写出来。他们完全依仗自己的声调与音乐艺术的灵感。——林语堂《吾国吾民》
32) 中国画家的隐逸山林生活，有几种理由是很关重要的。第一，艺术家须贯注全神于自然界的千变万化的形像以摄取其印象，同时观摹其栖息附着的草虫树木烟云瀑布，欲将此等形象灵活地收之腕底，必先出以真情的爱好，使其精神与之融会贯通;他必先熟习它们自然的条理，他得稔悉树林早晚阴影色彩之变换，他得亲历岫云的盘峰岩、绕林树的情景。但较之冷静冲淡之观察尤为重要者，为其全部精神的受自然之洗礼。——林语堂《吾国吾民》
33) 当吾们向人生望出去，吾们的问题不是怎样生长，却是怎样切实地生活;不是怎样努力工作，而是怎样享乐此宝贵为欢乐之一瞬;不是怎样使用其精力，却是怎样保藏它以备即将来临的冬季。一种意识，似已达到了一个地点，似已决定并寻获了我们所要的。一种意识似已成功了什么，比之过去的茂盛，虽如小巫见大巫，但仍不失为一些东西，譬如秋天的林木，虽已剥落了盛夏的葱郁，然仍不失林木的本质而将永续无穷。——林语堂《吾国吾民》
34) 它教训人们愉悦地静听雨打芭蕉，轻快地欣赏茅舍炊烟与晚云相接而笼罩山腰，留恋村径闲览那茑萝百合，静听杜鹃啼，令游子思母，它给予人们以一种易动怜惜的情感，对于采茶摘桑的姑娘们，对于被遗弃的爱人，对于亲子随军远征的母亲和对于战祸蹂躏的劫后灾难。总之，它教导中国人一种泛神论与自然相融合：春则清醒而怡悦;夏则小睡而听蝉声喈喈，似觉光阴之飞驰而过若可见者然;秋则睹落叶而兴悲;冬则踏雪寻诗。——林语堂《吾国吾民》
篇6：林语堂散文读后感
在他的散文当中，唯一一个我不赞成的观点就是对于女性和子女的认识。林语堂先生在文中写道：“一个人在政治上、文学上或艺术上完成了伟业，其报酬只不过是智能上几声轻微的欢笑而已，可是一个人看见自己的孩子长成起来，其报酬是极真实的，不是言语所可以表达的。”对此我不敢苟同，正如他在其他的散文里写了物质和精神能给人相近的满足感，不要分出高下，那么家庭和事业也应该是如此。杨丽萍把自己的一生献给了舞蹈，为了保持舞姿的优美，她甚至不能自已独立完成洗脸、吃饭这些简单的工作，更放弃了生育儿女的机会，可谁又能否认他在艺术上的成就？当她谈起自己的选择，也总是无怨无悔。如今他已经是接近60岁的人了，在这漫长的人生旅途中，如果她要后悔，让有太多的机会反悔，恐怕早就已经改变了自己的行为，她能力排众议，在艺术的道路上行走到今天，正说明她不曾后悔过自己的选择。
据说斯宾塞在逝世的前几天，曾经望着自己的哲学著作想道，如果他有一个孙儿，岂不更好。暂且不论这个观点的真假，即使这是真的，那就说明繁衍后代一定比事业更重要么？其实未必，那条没有被选择的路，总是以各种各样的形式诱惑着我们，因为人生当中总有太多不能两全的事情，而我们回顾的时候也无法避免去设想那个没有完成的选择会带来怎样的结果。
林语堂还说：“成功的男女伶人摆脱了舞台生活，可是成功或不成功的母亲可有放弃过母性的生活的！那是闻所未闻的事情。”君不见“弃婴堂”当中声声啼哭，放弃自己母亲身份的女子并不少见。就在前些日子，甚至还发生了这样耸人听闻的事情——年轻夫妻把亲生的婴儿亲手从楼上扔下，想要摔死孩子。
篇7：林语堂散文 读后感
静水微啊
今年寒假的冬天异常的寒冷，于是每每于阳台晒晒太阳，信手翻阅《林语堂散文》，至《论读书》，不禁又有拍案、会心微笑、鼓掌大笑的冲动。大师果然就是大师呀！读后有点滴心得，赘述如下。
一、自由地读书，持怀疑态度地读
大师说：“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或为做走狗，拟宣言；或为写讣闻，做贺联；或为当文牍，抄账簿；或为做相士，占八卦；或为做塾师，骗小孩。”这些情态基本同样适用于今天哪？！指责国人以读书为名取利禄之实，但能撼得动教育体制的力量在哪儿？这令大师不齿的现实，同样在今天也遍地开花呵？是不是读书本来就分很多种，只有等自己的人生奋斗到一定高度时候，才有资格进入下阶段的读？果然，大师接下来说，“今日所谈，非指学堂中的读书”嘘^果然！大师提醒学子不要读死书，要透过文字看本质，持怀疑态度做学问。
大师说的读书是自由读书。大师说：“读书的意义，是使人较虚心，较通达，不固陋，不偏执。”人极容易钻牛角尖，但读了一点书，会开了一点窍，发现前面的路还很宽，何必每每自寻烦恼，换个角度看问题，并不是天塌地陷的危难，乐观的活才是正理。
二、读书须求气质相合
大师说：“读书的主旨在于排脱俗气，不读书便语言无味，面目可憎。”若读得书是适合自己口味的书，那么此种读书必定是会影响人的谈吐及思维方式的，有兴致地读，必定有所收获；为卖弄而浅薄地强读，必定食古不化。这就是所谓的“读书须求气质相合。”大师
说：“读书必以气质相近，凡人读书必找一位同调的先贤。找到师法对象，全心投入、气质浸润。找到思想相近之作家，找到文学上之情人，心胸中感觉万分痛快，而魂灵上发生猛烈影响，如春雷一鸣，蚕卵孵出，得一新生命，入一新世界。”
三、读书要顺其自然
大师说：“有你所应读，我所万不可读，有此时可读，彼时不可读，即使有必读之书，亦决非此时此刻所必读。见解未到，必不可读，思想发育程度未到，亦不可读。”读书需顺其自然之势。世上无必读之书，各人有各人的生存状态，当某人某日某种心境下，有了某种读得冲动，想应和心境地读，必能在彼时读出一时之味来。比如，少年时候读《红楼梦》，只是少年时期的春心萌动，好奇它与课本的不同，感受它直抒男女之情的奇妙。
三、四十岁，关注的是人物的关系，人物的性情，其中的人情世故。
篇8：林语堂散文风格
现在有些杂文依然是严肃有余而幽默不足,批判有余而美感不足。在这种情况下,由现代著名作家林语堂首倡的杂文“闲适格调”就特别值得借鉴。
一、“闲适格调”的手法和技巧
有人把林语堂的“闲适格调”看作内容上表现“闲情逸致”,语言上则一味“自然平和”。这种看法未免失之片面,或者说未能理解和把握这种格调的实质。林语堂在《人世间》发刊词中曾经阐明,他所倡导的“闲适格调”,不是指思想内容和描述对象,而是指表现手法和写作技巧。所谓“格调”,就是笔调;所谓“闲适格调”,就是一种带有闲适特点的个人笔调。大量阅读林语堂的杂文之后,他的“闲适格调”可作如下两方面的归结。
(一)平中见奇的杂谈琐议
西方将散文分为小品文和学理文,认为小品文闲适,学理文庄严;小品文下笔随意,学理文章法分明;小品文不妨杂谈琐议,学理文则为题材所限而谨言慎行。因此,西方人称小品文为个人笔调(Personal style),也可译为“闲谈体”或“娓语体”。总之,杂文的“闲适格调”,就是一种清闲安逸的行文方式和语言特色。这种格调自然适于叙写山间明月,江上清风,身边琐事,闲情逸致。但是除此之外,也完全可以用于暴露丑态,戳穿伪善,抨击时弊,斥责罪行。人们往往有一种误解,认为攻击假恶丑必定要义愤填膺,怒火中烧,慷慨激昂,骂语连篇。当然,这样做非常痛快、非常解恨,但是如果篇篇如此,那也未免单调。杂文也完全可以采用闲适的格调,表面上是山间明月,安然祥和,实际上却是地火汹涌,义愤填膺;表面上是江上清风,清闲安逸,骨子里却是狂风怒号,慷慨激昂。这样的行文方式比起骂语连篇,自然更有情趣。这种杂谈琐议,之所以被称为“平中见奇”,其“平”,在于表面上的清闲安逸;其“奇”,则在于骨子里的慷慨激昂。
如林语堂《谈言论自由》中的一段文字:
《伊索寓言》一书,专门替鸟兽造谣,谤毁兽类与人类一样的奸诈。假定鸟兽能读这种故事,他们也不会懂得。比方狐狸看见树上葡萄吃不着,只有走开,决不会无聊地骂酸葡萄。惟有人类才有这样的聪明。
文中说人类“聪明”,不过是运用反语,实则是以人类和兽类相比,讽刺人类的虚伪。林语堂此处或有实指,却并不明言,让读者去联想那讽刺的对象;他也不直言在这一点上“人不如兽”,反而刻意夸奖人类。语言是平和的,讽刺却有些辛辣。
(二)绵里藏针的针砭讽喻
所谓“针砭”,原是中医的一种医疗手段,这里是借指发现错误,纠正错误。所谓“讽喻”,不是讽刺,这是一种用讲故事的形式来讲明道理的修辞手法。针砭用的是小小的银针而不是投枪,讽喻相对来说应是温和的,而讽刺却是犀利的。
所谓“闲适格调”,就意味着一种恬静的心态、一种平淡的语气、一种温和的语言;而不是亢奋的心态、冲动的口气、激昂的语言。文章的内容可能并不恬静平和,而作者却完全可以采用这种相对温和的格调对假恶丑进行揭露和批判。作者并不怒骂,怒骂就意味着正颜厉色的抨击;也不嬉笑,嬉笑就意味着笑谈戏言的嘲讽。“闲适格调”则意味着一种柔中带刚、绵里藏针的行文手法。如果同味觉相联系,那么,正颜厉色的抨击会使人感到辣,笑谈戏言的嘲讽会使人感到苦,而这种恬静平和的漫谈,则使人初始感到淡,而后却感到余味浓厚。
林语堂在《谈言论自由》一文中举例“猫叫春”,认为猫是“非常自由,很有魄力的”,反衬人类在求偶时就不会有如此的自由了。即便有,也断无如此的魄力。作家笔锋一转,说中国的老百姓“痛时只会回家咒骂,而且怕人家听见”,这分明是批评当时的政治生活不民主,人们没有“喊痛的自由”。但作家并不用诸如“独裁”“专制”“压制民主”等极端的字眼去抨击当局,而是用一种淡泊的态度、幽默的文笔娓娓叙谈,这正是所谓的“娓语体”。读者仿佛可以窥见那“绵里”隐藏的“针”的影子了。这种抨击,并不是握着匕首,猛刺过去,使论敌遍体鳞伤,而是稍稍闪动一下“针”的锋芒,使对方感到隐隐作痛。这些文字,虽然是一种平和的中性的言辞,但是,难道我们不能从这种恬静平和的讽喻中感到一种坚硬、愤懑的指斥吗?
林语堂一篇杂文中还有一段题为《言论系讨厌的东西》的文字:
中国向有名言道:病从口入,祸从口出,又谓知人秘事者不祥,又谓防民之口甚于防川。由此可以推知言论是讨厌的东西,岂容你自由?所以好言人是非者,人家必骂为狗:“狗嘴吐不出象牙。”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人喜欢,奉为象。政府所喜欢的,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并非好喊痛的百姓。比如此刻有侦探在坐,必认为林某人讨厌,而认守口如瓶之诸位是比我好的国民。……
所谓“言论是讨厌的东西”,这是当局者的看法。作家这段文字,意在抨击当时的社会没有言论自由。“政府所喜欢的”,“只有称赞颂扬人的人”,起码“也是守口如瓶的顺民”,而“并非好喊痛的百姓”。对于没有言论自由,甚至不许“喊痛”的社会,作家自然是深恶痛绝的,但是他并不用激烈的言辞予以迎头痛击,却是以清闲安逸的笔调,以说“风凉话”的形式,给以旁敲侧击。这种笔调和形式给予批判对象的虽然不是切肤之痛,以至于使其生出彻骨之恨,但也使其感到小小的不自在,感到自己的世界并不十分美好。
林语堂议论时政而且内容颇为敏感的另一篇杂文是《论政治病》。作家写道:
……在要人下野电文中比较常见的,我们可以指出:脑部软化,血管硬化,胃弱,脾亏,肝胆生石,尿道不通,牙蛀,口臭,眼红,鼻流,耳鸣,心悸,脉跳,背痈,胸痛,盲肠炎,副睾丸炎,糖尿,便闭,痔漏,肺痨,肾亏,喇叭管炎……还有更文雅的,如厌世,信佛,思反初服,增进学问,出洋念书,想妈妈等(毛病就在古文的不是,“养疴”二字若不是那样风雅,就很少人要生病了。)……总之,人世间上可有之病,五官脏腑可反之常,应有尽有了。只有妇科不大有,其理由是中国女子上台下台者尚少,不然一定子宫下坠,卵巢左倾……
政坛上重要人物(即文中所谓“要人”)的凡此种种病症,其实往往是一种托词,是一种勾心斗角的手段,这其实是一种“政治病”,“是他们政治上斗争的武器及失败后撒娇的仙方”。有趣的是,作家不厌其烦地列举了那么多的疾病,而有的病并不见得就有,比如“卵巢左倾”等,这些都是为了说明政坛上的“要人”为了与政敌较量而挖空心思,胡编乱造,扰乱视听。林语堂这一段犹如相声一般的语言,给人的感觉是好像不是在写文章,却像是好友之间的闲谈、神侃、东拉西扯。原来,杂文也是可以这样写的!杂文完全无须板起面孔训人,瞪起眼睛骂人,而完全可以用一种轻松活泼、信马由缰般的语言来论事说理。
以上两点,应是林语堂“闲适格调”的具体表现。
二、“闲适格调”的价值和局限
林语堂的杂文,往往牵涉严峻而敏感的话题,大多表现政治内容,而作家却都以清闲安逸的文字来表现,反映了他特有的格调。可以说,林语堂在鲁迅的匕首、投枪之外,在杂文的园地里开辟出了一片新天地,丰富了杂文的艺术手法,这应是其“闲适格调”的价值之所在。
但是,几十年来,人们一直推崇鲁迅及其杂文,于是,林语堂的杂文及其“闲适格调”就不被重视,甚至遭到批判。“文化大革命”期间,有人甚至以鲁迅“划线”:赞同与追随鲁迅的作家,便是革命作家;反之,便是反动作家。林语堂便成为批判对象。
鲁迅和林语堂在当时都是著名杂文家,同时在北京女子师范大学任职任教,又同时经历了当局枪杀刘和珍等青年学生的“三·一八”惨案。事后,二人为了悼念自己的学生,分别写出《记念刘和珍君》和《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两篇著名杂文。比较一下这两篇文章,就可见两位杂文家文章格调的不同。鲁迅《记念刘和珍君》一文的文字,是愤怒,是控诉,是锋芒逼人,是长歌当哭。现引录两段于后:
……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的,然而我还不料,也不信竟会下劣凶残到这地步。况且始终微笑着的和蔼的刘和珍君,更何至于无端在府门前喋血呢?
惨象,已使我目不忍视了;流言,尤使我耳不忍闻。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我懂得衰亡民族之所以默无声息的缘由了。沉默呵,沉默呵!不在沉默中爆发,就在沉默中灭亡。
鲁迅的杂文,可谓“嬉笑怒骂皆成文章”。面对论敌那丑角般的表演,他会写出嬉笑式的文章;面对论敌残暴的行径,他便失去了嬉笑的情绪,而只能给予严斥和怒骂。面对自己所器重的学生“无端在府门前喋血”,他只有痛惜、震惊、愤懑,面对反动当局的暴行,他毅然痛击、怒斥、冷嘲热讽。这是一篇感情深沉的悼文,也是一篇锋芒犀利的檄文。
林语堂《悼刘和珍杨德群女士》一文,也写得情真意切,认为刘女士“称为中国新女性而无愧”“可称全校革命之领袖”。文中也表达了作家的哀痛之情和对自己学生的怜惜。此文最后一段如下:
刘杨二女士之死,同她们一生一样,是死于与亡国官僚瘟国大夫奋斗之下,为全国女革命之先烈。所以她们的死,于我们虽然不甘心,总是死的光荣,因此觉得她们死的可惜,却也死的可爱。我们于伤心泪下之余,应以此自慰,并继续她们的工作。总不应在这亡国时期过一种糊涂生活。
与鲁迅的文章相比,这篇文章毕竟缺少深情,缺少锋芒,缺少深刻的思辨。不同作家的世界观、人生观、精神境界和理论深度,必然表现为其文章的深浅、优劣以至于成败。这里,倒不是说林语堂文章是浅薄和低劣的,而是说,题材相同的两篇文章,鲁迅写得更为精彩。
面对同一题材,不同的作家固然可以采用不同的思想风格和语言风格,而且有时同样能取得上佳的效果,使得文章显得异彩纷呈。但应当注意的是,内容和形式的搭配应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并不是任何内容和任何形式都能适当搭配的。作家一旦形成自己的风格,就很难超越它,这实在是可悲的事情!不论面对什么题材都统统采用一种固有的风格,那就未必能写出佳作。一个作家应以不同的风格驾驭不同的题材。风格的多样化才是一个作家成熟的标志。
林语堂的“闲适格调”本身并没有什么不妥,问题在于,如果用同样一种风格去应付各种题材的写作,那么写出的文章就有高下之分了。前述他与鲁迅面对同一题材而写的那两篇文章之所以给人留下不同的印象,原因就在这里。也就是说,若“闲适格调”运用不当,就会影响文章的质量。
当然,林语堂也有自己的苦衷,面对当局的暴行和青年的鲜血,他何尝不想严斥和怒骂,但在那文祸惨烈的岁月里,他起初也有锋芒毕露的激昂,后来因为明哲保身,也只有将锋芒收敛了许多,而终于无奈地选择了“闲适格调”。20世纪30年代中期,他在其自传中写道:“我初时的文字即如那些学生的示威游行一般,披肝露胆,慷慨激昂,公开抗议。”这显然是指他20世纪20年代收入《剪拂集》的那些小品文。自传又道:“那严格的取缔,逼令我另辟蹊径以发表思想,我势不能不发展文笔技巧和权衡事情的轻重,此即读者们所称的‘讽刺文学’。我写此项文章的艺术乃在发挥关于时局的理论,刚刚足够暗示我的思想和别人的意见,但同时却饶有含蓄,使不至于身受牢狱之灾。”“在这个奇妙的空气当中,我已经成为一个所谓幽默或讽刺的写作者了。也许如某人所说,人人太悲惨了,因此不能不世故圆滑,否则将要闷死。”“这一路的滑口善辩,其中是含有眼泪兼微笑的。”
这无疑是指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采用“闲适格调”所写的抨击黑暗政治和社会弊端的小品文。他对自己文章格调的转变是深感痛惜和无奈的。其实,这种痛惜和无奈,即便有胆有识的鲁迅也不能免除。林语堂所讲的“如某人所说”的“某人”,极有可能就是指鲁迅。20世纪30年代左翼作家曾对林语堂在其创办的《论语》《人世间》《宇宙风》中提倡“性灵”“幽默”“闲适格调”提出尖锐的批评,其中不免有些过火,但鲁迅对这一问题的批评还是切合实际的。鲁迅对林语堂杂文的“闲适格调”深表理解,他自己在杂文写作中也往往“先行抽去有些骨头”并为此痛惜而无奈。而林语堂20世纪30年代的杂文之中,“哈哈地”吐闷气者颇多,而“为笑笑而笑笑的”也不少。其实,鲁迅的杂文也并不都是“匕首”和“投枪”,恐怕此类作品尚未占其半数,此外,也有“哈哈地”吐闷气者,也有“为笑笑而笑笑的”,也往往采用“闲适格调”。此种格调虽为林语堂首创,却为众多杂文家所采用,可见此种格调的生命力之强大。
林语堂的“闲适格调”应当肯定;准确地说,应当有条件地肯定。我们经常赞赏“文学的百花园”,这是指文学文体的多样性。其实,就某一种文体来说,也应是一个百花园。比如杂文的写法,除匕首投枪之外,还可以杂谈琐议,还可以针砭讽喻,还可以闲聊神侃,还可以吐闷气,还可以只是“笑笑”,还可以说俏皮话,还可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