手机媒介素养

手机媒介素养（精选十篇）

手机媒介素养 篇1

从现实来看, 当今传媒格局日新月异, 而党政工作人员往往将关注点锁定在传统三大媒体而忽视了新生媒介的强大力量, 这也影响到政府对媒介的使用能力。本文仅以新媒体形式之一——手机短信为例, 浅析新时期党政工作人员媒介素养建构的新途径。

问题的提出

2008年7月, 黑龙江大学新闻传播学院师生对哈尔滨市政府工作人员开展了以“公务员队伍媒介素养现状”为主题的问卷调查, 发放问卷450份, 回收有效问卷409份。调查结果暴露出党政工作人员在新媒体了解与使用方面的诸多问题, 如“日常工作中进行信息发布和解读的首选媒体”一项, 84.9%的公务员倾向于将传统媒体 (报纸、广播、电视) 作为首选渠道, 因特网的选择率近12.8%, 成为仅次于传统三大媒体而受青睐的新媒介。至于另一种新媒体形式——手机媒体, 选择的人寥寥无几, 只占到2.3%的比例。在访谈中提到这个问题, 大多数受访对象认为手机只是私人通信工具, 短信大多时间用来个人联络和娱乐, 甚至很多人并不把手机看作大众媒体。

调查还发现, 党政工作人员在日常工作中和发生大规模危机事件时, 对媒介形态的选择也存在不同, 危机事件后, 对网络和手机短信的选择率明显高于平时的日常工作, 分别上升至33.8%和7.1%。可见, 党政工作人员对手机媒体的特性仍缺乏较明确的了解, 同时也说明政府只是把手机媒体作为处理突发事件的应急手段, 手机媒体作为大众传播渠道尚未常规化。

无独有偶, 2006年6月到2007年6月间, 重庆市渝北区委党校对在该校进行培训学习的党政干部进行了关于媒介素养的问卷调查;2006年6月至8月, 南京政治学院军事新闻传播系分赴北京、上海、广州、新疆, 对部队师团营连政治干部开展了以“政治干部媒介素养现状”为主题的问卷调查。这些调查与本实验组的调查结果有相同之处, 可见手机媒体在党政工作人员队伍中的边缘性问题在各地具有普遍性。

手机短信在党政人员工作中地位缺失的根源所在

由于我国独特的电信体制和收费模式, 在手机的各项增值服务中, 短信因其简单便捷、收费低廉最先为用户所接纳。与短信在民间的红火势头不同, 政府部门并没将手机短信纳入信息传播系统进行统一管理, 也因此, 手机媒体在党政人员日常工作中没有占有一席之地。究其原因, 笔者认为可以从历史与现状两个视角进行分析。

首先, 从手机短信的发展现状来看, 短信的使用仍存在很大的随意性, 无法与传统媒体的权威地位相抗衡。按照美国社会学家戈夫曼的戏剧理论, 人们的行为是按照自己的角色在表演, 表演的场所被称为“前台”, 与之相对的场所则为“后台”。在前台中的表演是可以被观众看到的, 以固定的方式有规则的发生。而后台是不让观众看到的, 表演者可以不必关注自身形象及其布景的限制。参照此理论, 手机短信是典型的“后台”式表演, 传播内容不必经过审查与把关, 经过多重传播后甚至连传播源都会被淹没, 因此对传播效果不必承担责任。这种与生俱来的随意性为政府的核心式管理带来困难, 也为其晋升为正式的信息发布渠道埋下了隐患。而且在多次发生公共危机事件中, 手机短信成为谣言的发源地, 早期如2003年非典时期短信谣言加剧了社会恐慌心理, 近期如2007年短信谣言使海南香蕉大量滞销, 2008年初北京地区油价上涨的短信谣言使司机排队加油致使交通堵塞, 一时间, 短信谣言与公害齐名。

其次, 从历史角度看, 手机短信的非主流性传播难使其成为公务员工作的必备工具。我国的大众媒体自诞生之日起就已明确定位, 属于意识形态领域, 长期以来享受着政策与市场的双重保护。尽管现代媒介运营中市场的作用在加强, 但传统大众媒体在受众心目中的权威地位已根深蒂固, 是人们获取主流声音与舆论导向的主要平台。党政机关工作人员是政府职能工作的引导者和执行者, 其行为与态度直接影响社会决策与公众舆论, 因此该人群完全为自己的行为负责。在这种压力下, 他们倾向于以传统媒体通告的观点作为自身决策的参照标准, 因为这些主流观点已经过严格审查, 不会带来政治风险。与传统媒体相比, 完全体现个性与自我的手机短信自然在政府人员严谨的工作节奏中找不到踪影。其实, 归根结底, 是我国由来已久的官本位思想在作祟。

手机短信在党政人员工作中的作用空间

手机媒体打破了互联网接收终端的限制, 有“带着体温的媒体”之称。尽管短信只是手机媒体在3G正式到来之前的初级尝试, 但它已使手机实现了由人际通信工具向大众媒体的转变。短信对数字时代党政人员媒介素养的重构, 有以下几方面的作用:

传播权利的自主性和无障碍性, 可增强党政人员队伍对媒介的使用权。本实验组的调查显示, 党政人员与媒体的接触呈不平衡状态。“过去一年中, 您或您的单位借助媒体开展工作的次数”一项, “0次”占13.3%, “5次以下”为30.5%, “10次以下”占18.2%, “10次以上”占35.1%, “不清楚”占2.9%。可见, 在公务员队伍中, 对媒体的接触呈两极分化趋势, 而接触媒体较频繁的大多所从事工作与宣传有关。因为传统大众媒体拥有一套既定的运行规则, 信息的采编播必须由专业人员运用专业技术在指定的地点完成, 而且政府组织内的相关规定也限制了非媒体工作人员对媒体的介入范围。手机作为草根媒体的典型代表, 彻底摧毁了媒体高高在上的神坛地位, 尤其短信信息的编写发送更是呈零壁垒状态, 任何人都可平等地传播自己的声音, 从而使媒体的话语权回归平民。

手机短信拓展了信息接收渠道, 利于党政人员信息传播层面的延伸。手机短信受承载量70个汉字的限制, 所制定信息短小精悍, 因此传播速度快、及时性强。加之目前我国用户订制短信业务的人数众多, 无形中就为短信传播构建了一张巨大的受众网, 无论是国家大事还是生活小事, 都能通过短信第一时间在若干级受众间进行传送。如2006年1月3日早晨, 北京市手机用户收到了交通管理部门发布的关于东三环京广桥污水管漏水, 号召市民车辆绕行的短信, 防止了上班高峰期的交通堵塞现象。此外, 还有2005年3月天津市发生的牛奶投毒恶意事件;2007年初的病猪肉短信事件;2008年文城县暴雨预警事件, 手机短信都在关乎民众集体利益的公共事件中发挥了积极作用。

大规模危机事件中短信传播的快速便捷, 利于党政人员第一时间把握舆情, 消除谣言。在大规模危机事件中, 总有谣言与有效信息相伴相生。谣言生于恐慌和信息的不透明, 党政人员作为政府工作的执行者, 有义务在第一时间将真实信息公布于众。传统大众媒体因其固定的制作流程, 在及时性上比网络媒体和手机媒体稍逊一筹, 短信与互联网相比, 其优势在于突破了终端设备的局限, 可以随时随地收发信息。在2008年汶川地震中, 各级政府部门积极开发手机短信时间快、范围广、功能强的优势, 与其他各种媒体类型优势互补, 有效打破了谣言滋生的环境, 打赢了这场媒体攻坚战。

提升手机短信在党政人员媒介素养构成中的地位

目前, 我国手机短信服务仍局限在电信增值业务的狭小范围内, 作为一种前景远大的信息终端, 还未形成完整的发布、监督体系。提升手机短信在党政人员日常工作中的地位, 必须从短信自身和党政人员意识两方面齐头并进。

首先, 必须政府牵头, 建立手机短信的常态发布机制, 用政策调控短信发展。2007年3月14日, 甘肃省建立重大突发事件手机短信及时发布制度。这种政策值得弘扬, 且政府应将手机短信纳入更多公共系统, 如关于开栓供暖、停水停电、交通流量调整等与民生相关的政策实施与变更信息, 都可以及时向市民发送短信, 将手机作为建立服务型政府的有效工具。同时, 针对短信表现形式单一、垃圾短信滋生等问题, 政府应制定相应的法规与政策, 使手机短信真正成为通畅的信息发布渠道。

其次, 各级政府人员应改变唯主流媒体是从的传统观念, 在传播形态各异的新时期, 具备较高媒介素养的人员不但要了解各种媒介的独特传播技术和传播手段, 更要积极进入各种媒介传播的路径, 利用媒介表达思想和传播信息。因此, 在今后的工作人员媒介素养培训中, 应适当对手机新媒体的内容进行政策倾斜。

大学生媒介接触及媒介素养研究 篇2

【关键词】媒介接触 媒介素养教育

为了调查大学生在不同媒介环境下的媒介接触情况，我们特选地理位置很有对比性的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和西北师范大学安宁校区的本科生作为调查对象。以调查问卷的形式于2008年12月份进行了随机抽样调查。

一、引言

媒介素养教育是英国学者和丹麦教育工作者于20世纪30年代率先提出的一种教育主张。“媒介素养是指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①。“美国媒介教育研究中心曾经给媒介素养做出过如下定义，即媒介素养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②

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地处兰州市以东的榆中县，是一个国家级的贫困县，而西北师范大学位于兰州市的安宁区，那里交通便利。那么这两所大学的学生在自身媒介环境很不相同的情况下，他们的媒介素养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本次调查主要就是针对这两所大学地理上的显著差别，来比较大学生们的媒介素养能力，调查将有助于了解在不同的媒介环境下大学生们的媒介素养能力以及改进的方法。

二、研究方法

本调查采用问卷调查的形式，运用当面访问法对所访对象进行调查。本次调查以兰州大学和西北师范大学全日制本科学生为总体，调查以抽样为主。本次调查共发放100份问卷，采用自填问卷的形式，共回收100份，回收率100%，有效问卷100份，有效率100%。被调查者的性别比例为男生60%，女生40%；文科生45%，理科生55%，学生来自农村的比例为66%，来自城镇比例为34%。各年级比例为大一占23%，大二占39%，大三占37%，大四占1%。

三、调查结果

（一）大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

随着科技的发展，大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趋于多样化。

1、大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种类

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两所高校的学生在学校及周边可接触的媒介种类主要有以下六种：报纸、广播、电视、杂志、网络和手机。排在前三位的分别是网络、报纸、杂志。如图所示：

从表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出，两校存在着的显著差异。对于一些传统媒体来说，西北师大学生的依存度较高，而兰州大学的学生依存度较低一些。主要原因是由于西北师大的宿舍中配有电视，而且学生很容易获得报纸和杂志，但是兰州大学学生所订报纸和杂志配送不是很及时。对于广播媒体来说，兰州大学校园广播每日的播出较为及时，并且适时地转播国家和省市的广播节目。两校学生在网络媒体上的区别不太明显，因为校园上网都很方便。

2、大学生主动接触媒介的具体情况

“对接受高等教育的大学生来说，消遣娱乐已不是媒介接触最主要的功能。通过调查我们发现，两所高校大学生主动接触媒介的目的最主要的是为了获取信息，其次是娱乐和学习。”③大学生们通过各种媒介了解新闻，获取当前生活的实用信息，如就业信息、学术信息、政坛信息和军事信息等等。这与大学生所处的环境和受的教育不无关系。同时我们进一步发现，大学生的媒介接触行为趋于理性。

传播学家麦库姆斯和肖认为：“大众传播具有一种为公众设置‘议事日程’的功能，传媒的信息传达活动以赋予各种议题不同程度显著性的方式，影响着人们对周围世界的‘大事’及其重要性的判断。”④但对大学生来说，他们更倾向根据各种媒介的综合报道，结合实际情况作出判断，并不是一味依赖于媒体报道。

（二）大学生接触几种主要媒介的时间段

调查显示，两所高校的大学生接触报纸及电视的时间段主要集中在12：00-14：00及19:00以后。但西北师范大学的学生选择收看电视的居多，而兰州大学榆中校区的学生由于条件所限，选择收看电视的较少，而且时间主要集中在午饭时间。收听广播的时间主要集中在7：00-8:00,12:00-14：00，16：00-18：00及19：00以后这四个时间段内。两所高校的大学生选择上网的时间主要集中在19：00以后。

（三）大学生分别接触不同媒介的内容：以报纸、期刊为例

调查显示，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对于报纸类型的选择主要以时讯权威和娱乐类为主，都市生活和行业类较少。对于报纸内容的选择主要是时政新闻、社会新闻、财经新闻、娱乐新闻、文体新闻、生活百科、时事评论。男女生在选择内容上有所区别，男生中的71.7%喜欢时事新闻，而女生中的32.5%喜欢时事新闻；男生中的26.7%喜欢娱乐新闻，而女生中的65%则喜欢娱乐新闻。对国外媒体的接触，整体上来说，大学生对国外媒体的接触不多，主要是接触不方便。

（四）大学生使用广播和网络广播的情况

1、网络是当今大学生获得信息的主要来源，在获取信息的同时，网络也成为大学生们主要的娱乐和消遣的工具。这种情况在兰州大学榆中校区最为明显，因为那里地理位置较为偏僻，广播电视的收听和收视较不方便，所以学生们主要求助于网络。但两所高校的学生在具体使用时也有所区别，兰州大学榆中校区由于位置较偏，广播信号不太好，所以62%的学生通过公共广播收听为主，而在西北师范大学由于地理位置较好，所以有44%的学生通过收音机收听，26%的学生通过公共广播收听，两所高校的学生具体的使用情况如下图所示：

2、广播满足大学生的需求。调查显示，两所高校的大学生主要通过广播满足以下一些需求；获取时事新闻、获取生活健康知识、听评书、参与讨论、寻求帮助、听音乐。其中获取时事新闻和听音乐是两所学校的学生的主要需求，在获取时事新闻方面，兰州大学有62%的学生，西北师范大学有21%的学生；在听音乐方面，兰州大学有40%的学生，西北师范大学有50%的学生；在获取生活健康知识方面，兰州大学有14%的学生， 西北师范大学有26%的学生。

(五)大学生参与媒体、制作媒介产品的情况

调查显示，由于各种原因，大学生参与媒体、制作媒介产品的情况一般。在开设课程方面,两所高校均开设了关于信息技术、音乐欣赏、文献检索、网页制作、课件制作和photoshop等课程.具体如下图所示：

另外，两校学生在制作媒介产品方面并不是很活跃，调查显示，大学生们只是偶尔参与制作一下报纸新闻或电视短片，关于DV作品、摄影作品及网络播客的制作就更少了。相对来说，两校学生向报社、杂志社投稿的行为稍多一些。由此我们可以看出，由于西部地区经济欠发达，导致大学生们在制作媒介产品方面的意识及能力都很欠缺。

四、结论和建议

纵观两所高校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调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大学生接触媒介的动机主要为了解新闻信息、学习知识和休闲娱乐。总体上讲，大学生是大的媒介消费群体，对媒介的功能利用比较全面。在互联网逐步渗透到人们日常生活的今天，大学生对网络的利用在消费群体中非常高。但是两所高校也有所区别，这其中不乏有两所高校地理位置上的差异，相对来说，西北师范大学的地理位置较好，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并不局限于网络，而兰州大学榆中校区地理位置相对较差，在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上网络占有重要的地位。正是这些原因也使得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对于如何使用媒介也有所区别。通过比较我们发现，大学校区在城区和郊区对于大学生的媒介接触和媒介素养的是有一定影响的，但是这种影响主要集中在一些传统的媒介。由于科技的发展，一些新传播技术的出现，对于消除这种影响是有一定的帮助作用，手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当大学生获取信息的一种渠道受阻时，他们会主动去寻求多种获得信息的渠道。

通过调查我们也发现两所高校的大学生们也能够批判地接收来自媒介的信息,尽管部分媒体提供的信息有失实之处,但总体上大学生们认为媒介对他们的生活是很有帮助的。

我们发现尽管两所高校地理位置有很大的差异，在获取信息的方式和渠道上也有所差异，但两所高校的大学生在媒介的接触方面都很活跃，他们都能积极地寻求信息，在媒介素养方面，他们对媒介发出的信息能够以一种批判的眼光去对待,不再是以前那种被动地接收信息了。同时学校也开设了部分能够提高大学生媒介素养的课程。当然，调查中也发现一些应该引起注意的问题，如：大学生过度沉溺于互联网，整日聊天、看电影、打游戏等等。

五、局限性及必要的解释

此次调查仅仅对兰州市内的两所高校进行了抽样调查，问卷也只有100 份，肯定存在很多不足，得出的结果也会有一些局限性。但是在整个调查过程中，我们采取了科学而严谨的态度，所得结果应该是有一些代表性的。希望此次调查能对今后的媒介接触及媒介素养调查研究有所启示。■

注释

①迟蕊，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思考，2005年6月第7卷，第2期

②张玲，媒介素养教育——一个亟待研究与发展的领域[J]，现代传播，2004,(04)

③李海峰，宁波大学学报(人文科学版)、第18卷第4 期、2005年7 月

④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版

浅议高职生手机媒介素养教育 篇3

一、手机媒介对高职生的影响

手机媒介对高职生的影响有两方面:一方面是积极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消极的影响。

1. 积极影响。

第一, 手机的使用方便了高职生与他人的联系。手机在不关机的状态下, 具有全天侯通信的功能, 可以随时随地的联系他人, 也可以让他人联系自己。手机的使用, 满足了高职生与他人交往、获取信息的需求。第二, 手机的上网功能为高职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大量有用的信息。手机上网, 方便快捷。高职生随时可以通过手机查阅自己所需要的信息, 不受是否购置电脑的限制。第三, 手机的娱乐功能为高职生的学习生活提供了休息、玩乐的渠道。高职生在紧张的学习之余, 用手机玩游戏、听音乐、聊天、看新闻等, 一定程度上放松了身心, 达到了休闲娱乐的效果。

2. 消极影响。

相比于本科大学生, 高职生具有自控力差、自主性不强、自卑、易盲从等特点, 因而对手机媒介更易形成依赖, 受到手机媒介的消极影响。第一, 浪费大量宝贵的时间。部分高职生对手机形成依赖倾向, 花费大量时间在手机上网、聊天、玩游戏上, 浪费了宝贵的大学光阴, 荒废了自己的学业。第二, 不利于培养人际交往能力。人际交往能力的培养, 需要大学生在与他人的交往过程中, 通过实地的观察学习、模仿、体验, 才能不断得到提高。部分学生沉溺于手机聊天、上网中, 通过这种方式来逃避面对面的人际交往, 生活在虚幻的网络交往中, 导致人际交往能力不足, 影响其将来的发展和社会适应。第三, 影响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育管理。部分学生对手机形成高度依赖, 养成了随时随地玩手机的不良习惯。即使是在纪律森严的课堂, 也不能控制自己的不良行为。课堂上常常是手机铃声此起彼伏, 打电话、接电话的学生大有人在。有的学生不听课, 埋头玩手机, 上网、聊天、看视频, 忙得不亦乐乎。即使是老师制止, 但很快又忍不住玩了起来。还有的学生在考试时利用手机舞弊, 上网搜索答案。这些不良的习惯, 严重干扰了正常的教学秩序和教育管理, 影响了教学育人的效果。第四, 使学生受不良信息的消极影响。一些不法商人利用手机媒介和网络使用者的广泛性、多样性等特点, 大肆在网上发布虚假广告、暴力、色情等不良信息, 更有甚者在网上散布谣言, 引起大众恐慌。部分高职生社会经验较少, 缺乏批判质疑思维, 再加之自我控制能力差, 很容易受到不良信息的影响, 导致上当受骗, 身心受到伤害。第五, 易滋长盲目攀比、非理性消费行为, 增加经济负担。部分高职生将手机视为经济地位的象征, 产生与他人攀比心理, 因此, 为追求时尚, 经常性的更换手机, 且在购买手机时盲目追求品牌、档次, 花费了大量金钱。还有部分学生习惯性利用手机进行网上购物, 购置一些与自己身份、地位不相符的高档产品, 对自己家庭造成较重地经济负担。

二、手机媒介素养教育的内容体系

1. 使高职生能真实全面地认识手机媒介特质。

手机媒介是借助手机进行信息传播的工具, 而且随着网络媒体的延伸, 手机已成为迷你型电脑。手机媒体除了网络传播功能外, 还有携带方便、随时随地可以进行信息传播的功能。在当今信息爆炸的时代, 作为信息载体功能的终端, 手机媒体能够将其独有的便携性、互动性、时效性和受众资源丰富性的特点与信息传播相结合, 改变了传统媒体信息的传播方式和内容的表现形式, 人们对手机越来越依赖, 而手机媒体对人们的影响力也越来越大。

2. 帮助高职生建立对手机媒介信息的批判反应模式。

手机媒体的受众异常庞大, 存在巨大商机。正因为如此, 一些不法分子利用网络平台向手机受众发布大量的虚假广告、色情暴力信息, 甚至有的犯罪分子利用手机网络平台进行诈骗, 骗取他人大量钱财。高职生作为在校大学生, 社会经验不丰富, 人生阅历缺乏, 往往容易相信手机虚假广告, 上当受骗。因此, 手机媒介教育一个很重要的内容就是教育高职生对手机媒介信息应有全面的认识, 既要认识到手机媒介信息给人们带来了方便, 也要认识到手机媒介信息存在大量不真实的、欺骗性的内容, 因而要有怀疑精神、批判性思维, 不轻易相信手机媒介信息, 也要学会求证手机媒介信息。

3. 使高职生提高手机媒介接触行为的自我管理能力。

在信息社会人们对手机的依赖越来越强烈, 常常是机不离手, 害怕错过任何一点信息。但这并不是说人们的生活没有了手机就进行不下去。正相反, 在这个信息过剩的社会里, 人们更需要一个不受干扰的空间, 来发挥自己的想象力、创造力。手机媒介教育就应该让高职生认识到在高校手机的使用是有条件的, 是受时间、空间限制的。课堂上, 手机应保持关机, 不能在课堂上玩手机、接打电话、发信息、上网, 更不能在考试时利用手机舞弊。另外, 高职生也应遵守手机媒介使用道德, 不发布虚假信息、不传播色情暴力信息, 严格要求自己, 加强自我管理。

三、高职实施手机媒介素养教育的策略

1. 重视手机媒介素养教育。

当前, 高职媒介素养教育几乎处于空白状态, 这除了受社会环境、客观条件限制外, 一个很重要的方面是高职院校普遍缺乏媒介素养教育的意识, 对媒介素养教育在高职生成长成材中的重要作用认识不够。因此, 国家必须出台相关政策, 加大对媒介素养教育科研、实施、宣传的支持力度。同时, 高职院校应用更加长远的眼光来对待媒介素养教育, 从思想上重视媒介素养教育, 并将媒介素养教育的精神融入到课堂中, 让学生从中受益。

2. 科学建构高职生手机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和课程体系。

高职生媒介素养教育的目标应该有知识目标、能力目标、方法目标、价值目标。知识目标:了解媒介基础知识以及如何使用媒体, 让学生通过学习能够迅速提高利用大众媒介的能力;能力目标:了解如何建设性使用媒体来发展自己;方法目标:学会制作和传播信息的技巧和方法;价值目标:学会判断媒介信息的意义和价值。高职生媒介教育的课程体系则应围绕这四大目标来进行。

3. 加强媒介素养教育师资队伍建设。

当前媒介素养教育师资队伍人员异常缺乏, 高职院校可采用专、兼、聘的方式建设一支高素质的媒介素养教育师资队伍。一方面, 高职院校可引进部分专业人员作为媒介素养教育师资的骨干力量, 另一方面, 可以通过让相关专业的在校教师进行培训、深造, 让他们兼任媒介素养教育教师, 同时也可以以社会招聘的方式, 聘请部分有相关媒介工作经验的离休人员, 如电视台、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作为媒介素养教育师资的重要补充。

参考文献

领导者媒介素养调查 篇4

7月8日，“纸做的包子”在北京电视台《透明度》栏目播出后，北京市市长王岐山拍案而起——“如属实，要严办;如属虚假，要公开澄清事实”。当“纸做的包子”在巷间越传越玄时，对新闻本身的调查也在上述批示下紧锣密鼓地展开，调查结果证明，“纸做的包子”是不折不扣的假新闻，假新闻制作者訾北佳于8月12日获刑一年。

面对突发新闻，一市之长王岐山的判断无疑是睿智而果决的。短短17个字的批示传达了这样的隐含信息：一、市长高度重视媒体信息，接受媒体监督；二、王岐山对“媒体事实≠客观事实”的新闻铁律有着深刻的认识。这样的素质，显然是王岐山从政生涯中與媒体长期打交道的经验使然。领导者正确应对媒体，对于提升党的执政能力，促进和谐社会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那么，像王岐山这样能够正确、从容应对媒体的领导者究竟占多大比例？其他领导者又是如何应对媒体的呢？针对这些问题，笔者完成了一项抽样调查，中部某省125名处级(县级)及以上党政领导者接受了调查问卷，回收有效问卷115份。调查结果显示，随着处级及以上党政领导者群体媒体接触频度的提升，对媒体的认知和态度较之以往有了一定的改观，但仍需进一步改进。

从温总理也上网说起……

2005年3月14日，十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记者招待会，温家宝总理在开场白中说:“我还要说一下，其实关心两会的是全中国人民。昨天我浏览了一下新华网，网民们知道我今天开记者招待会，竟然给我提出了几百个问题。他们对国事的关心，深深感动了我。他们许多建议和意见是值得我和我们政府认真考虑的。”

“总理上网看到我们的建议了”，一时间，网民兴奋不已。事实上，随着媒体技术不断改进和媒体产业不断推进，媒体形成的舆论场越来越强有力地“包裹”着这个社会的每一个个体，其中与媒体打交道最多、对媒体影响和受媒体影响最大的无疑是各级领导者。正是为此，领导者的媒体接触频度和对媒体的关注程度也不断高涨。调查结果显示，有38位领导者每天接触媒体的时间(含报纸、杂志、广播、电视、互联网等)超过3个小时，占接受调查领导者总数的1/3；与之相对照，每天接触媒体时间低于1个小时的仅占调查对象的2.6%，其余调查对象平均每天接触媒体时间超过1个小时。115名调查对象中，没有人完全不接触媒体。

诸多的媒体类型，按领导者的接触频度排序，依次为互联网(63.5%)、报纸(51.3%)、电视(45.2%)、广播(7%)，接触网络媒体的频度和时间强度都居于各类媒体的首位，这就是为什么温家宝总理也上网了的重要原因。网络技术的不断突破和web2.0的推广，使得网络媒体的影响力越来越大，网络形成的舆论场的影响力使得各级领导者高度重视网络媒体。原山西省省长于幼军就曾明确提出“党政领导干部要重视网络媒体的建设和发展，重视网络信息沟通交流平台的建设和管理，更要善用网络”的观点。

领导者如何认识媒体

媒体影响力不断得到加强，客观上要求领导者正确认识媒体，正确认识媒体是从容应对媒体的基本前提。在媒体价值日趋多元化，媒介渠道日趋丰富化的环境中，假使不了解媒体的类型和特点，不了解媒体之于社会的功能和价值，任何一个社会个体都将无法从容应对所面对的各种复杂局面，对领导者而言，尤其如此。

对于“媒体对政府工作起到重要作用”的判断，有89.6%的领导者表示赞同，持不置可否态度者比例为8.7% ，仅有2人持否定态度。笔者认为，对媒体重要性所达成的高度共识，是一个良好的信号，有益于领导者正确应对媒体。同时，领导者对“不同类型媒体传播效果是不同的”这一传播学基本判断，也呈现了较高的趋同性，近3/4的领导者认同这一观点，同样，这也是可喜的。

西方学术界普遍认同领导者和媒体的竞合关系。一方面，领导者时常力图告诉媒体他们对事件的解释，或者尽量避免事件被报道，而媒体却致力于寻找政府的错误之处，并将这些信息公开；另一方面，媒体需要在领导者的帮助下，理解政府的行为和计划，领导者需要媒体将有关政府行动与计划传达给公众。然而，在我国的国情下，对于此一判断，许多领导者并不认同，有68.7%的调查对象认为领导者和媒体应该是“和谐一致”的，而非“天生矛盾”的。概因长期以来，媒体有“党的喉舌”使命在身。但是，面对WTO逐步开放我国媒体产业市场的框架协议，笔者认为在“群狼”觊觎的媒体环境，我们的领导者必须尽快重新梳理对媒体关系的看法。

要知道，有意识形态色彩的媒体，是受各种客观条件和“把关人”立场影响的。我们看到的媒体信息，都是经过加工的信息，舆论学的鼻祖李普曼很早就告诉我们媒体事实不等于客观事实的道理。而数据显示，仍有1/5领导者对“媒体报道的新闻都是真实的”这一论断表示赞同，也就是说，在新闻播出后，5位领导者中会有1位相信“纸做的包子”是真实的，而不会加以调查。对媒体真实性的认识，笔者认为亟待纠偏，但不宜矫枉过正。例如，对“记者大多具有新闻从业者的责任感”这一论断，就有约20%的领导者不赞同。

领导者如何看待媒体接触

现今社会，接触媒介已经成为领导者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成为公众判断政府形象和工作效率的一个重要依据。

央视《焦点访谈》曾对某市博物馆被一把火烧了的事实进行报道，当记者采访该市主管官员时，该官员肩膀一耸，双手一摊，答曰：“无可奉告。”随着政府信息公开进程的加快，这样“无可奉告”的现象越来越少了。然而，面对大众媒体，13.9%的领导者仍然信守“沉默是金”的立场，我们很难用正确或者错误来给这一观点定性，但毫无疑问，“无可奉告”的态度显然是不积极的，对于事情的解决也是毫无裨益的。

对“应对大众媒体采访，说真话最重要”这一论断，近80%的领导者持赞同态度。需要媒体和大众警惕的是，有超过20%的领导者并不认同这一观点，他们也许奉行“无可奉告”的观点，也许就会制造一些“善意”的谎言。笔者认为，这是不可取的，因为在当今社会，对媒体的任何隐瞒、欺骗，经过媒体的放大效应，都可能造成极其恶劣的后果。

86.1%的领导者认同“领导者个人形象对政府形象具有关键性的影响”，这体现了领导者对于媒体重要性的正确认识，这种正确认知无疑有助于领导者积极对待媒体活动，正视媒体和舆论监督的价值。当然，面对媒体采访，我们的领导者还有7%的比例作出了“不自信”的表示，如同任何一种素质一样，接受采访的素质也是需要历练的，无法奢求。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蔡武曾经对此开具了一个“良方”，他说，“面对摄像机镜头，谁说的话也不一定百分百对，要给领导干部创造一个宽松的舆论环境。当然，作为领导干部也不该怕见记者。”

领导者如何看待媒体参与

“在我们这个时代，对政治家而言，重要的不是如何取悦公众，而是如何去塑造公众。”这一句话点出了领导者参与媒体的重要意义。“参与”与“接触”不同，它更多地体现主动的一面。

“如果新闻报道中，您被引用的话出现错误或新闻中给出的事实出了问题，您是否立即做出反应”，对这样一个判断，领导者给出的答案令人欣慰。78.3%的领导者决定“立即做出反应”，去想办法与媒体沟通，纠正错误。在笔者看来，这是将传播的负面效应降到最低限度的正确做法。

也许是媒体发展太快，也许是我们的领导者还没有适应新的媒体环境。面对“您在工作中总是主动与大众媒体保持沟通”这一判断，领导者大多拿捏不定，做出了“中立”的判断，占47%，而持“赞同”和“不赞同”态度者则平分秋色，分别占27.8%和25.2%，应该说，这一数据显示了领导者参与媒体的主动性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而对“您总是能够轻松应付与媒体的关系”的判断，有45.2%的领导者选择中立，26.9%持赞同态度，27.9%持不赞同态度，这进一步表明了领导者对参与媒介的信心不足。

领导者由于独特的社会地位，他们的媒体应对行为对于社会主义事业越发举足轻重。应该说，我们需要更多能够从容应对媒体，对媒体讲真话，对老百姓说实话的领导者。2003年的“非典”疫情是我国的一场灾难，但也促进了政务信息公开的进程，今天，当面对“您认为自己是否合适做新闻发言人？”这一问题时，已经有17.4%的领导者选择了“合适”，这也许是一个好的信号。

手机媒介素养 篇5

1 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和研究历程

以时间为线, 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和研究可以归纳为以下六个阶段:

第一阶段是20 世纪30 至50 年代——以精英意识对抗大众文化。这一阶段是媒介素养的萌芽阶段, 起源于对传统精英文化的维护。随着近代经济社会的急剧转型, 报业的结构和性质产生了根本性改变, 主要标志就是各国先后出现了“便士报”这类售价较低、面向社会中下层的通俗报刊, 其中英国报业竞争近乎白热化。由于报纸运营的市场化发展, 广告收入成为报纸的主要经济来源, 为了扩大报纸销售量, 吸引读者眼球, 报纸编辑在寻求新闻“卖点”方面无所不用其极, 这一类报纸不惜采用“恶搞”的手法炒作新闻, 报纸的“媚俗化”日趋严重。这引起了当时一些精英学者的不安。为此, 英国文学批评家F.R.利维斯在《文化与环境:批判意思的培养》一书中, 首次提出将媒介素养教育引入课堂, 并提出了以新闻、广告、小说为题材的具有可操作性的一系列课堂实践。在这种观念的指引下, 媒介素养教育实质上就是反对媒介的教育, 即通过教育学生摒弃“垃圾”的大众媒介。这种“实践批评” (Practical Criticism) 的方法, 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第二阶段是20 世纪50 年代至60 年代——新一代研究者的视野转变。在这一时期媒介素养教育获得新的发展, 媒介教育的关注对象从文本转为以电影, 关注的对象改变了, 人们对大众文化或流行文化也有了新的认识和感悟。在斯图尔特·霍尔 (Stuart Hall) 和帕迪·沃纳尔 (Paddy Whannel) 1964年出版《大众艺术》 (The Popular Art) 中, 提出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建议和对策, 要求将不那么强调“免疫功能”的文化研究法带进课堂, 认为对大众文化的部分认可和接受, 源于自身的使用体验, 这也推动了媒介素养教育的转型。不过由于对大众媒介的偏见依然广泛存在, 这一时期, 媒介素养教育依然没有跳脱出“识读”, 在媒介素养教育中, 老师和家长依然是主导者, 而学生作为容易被不良文化侵害的对象, 其独立思维和主动参与性被忽略了。

第三阶段是20 世纪70 年代——屏幕教育与媒介“再现”。这一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是伴随着电视在千万家庭的普及而广泛开展起来。二次世界大战之后, 电视业得到了迅速的发展。到了20 世纪70 年代, 电视作为娱乐媒介和重大新闻的发布者已经无处不在。“屏幕理论” (Screen Theory) 形成了, 这一媒介教育理念明显区别于此前的教育理念, 它不再像以往那样仅关注媒介内容文本, 而是更在意展示的方式, 关注点在于“屏幕”, 由此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方法。此外, 这一时期的学者们在研究中发现, 媒介形式对媒介内容的表现有重要作用。 在这一时期, “屏幕教育”很快在全球掀起了媒介素养教育的浪潮。美国的视觉素养运动、加拿大的电影教育课程、法国和日本早期的媒介素养教育都离不开屏幕教育的启发。

第四阶段是20 世纪80 年代——传播学理论和媒介技术理论的推波助澜。进入80 年代后, 对大众媒介的依赖随着传播技术的发展和普及而变得越来越深, 人们开始意识到, 大众媒介不是文化病毒, 而是社会文化的传播者, 社会环境的监督者和社会关系的协调者。1982 年,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媒介素养宣言》, 承认媒介是文化的重要组成要素, 肯定媒介素养教育的必要。这一时期, 传播学理论和媒介技术理论为探索媒介素养教育的方法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因此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中, 也加入了媒介技术使用、媒介内容生产制作等课程。以英格兰区域的普通证书教育为例, 电视研究课程中模拟制作新闻节目、访问技巧、机器设备操作、电视节目制作等内容非常常见。政府对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视程度增加, 媒介素养研究机构和媒介素养教育机构纷纷建立, 媒介素养教育逐渐成为在校学生的主要教育内容。

第五阶段是20 世纪90 年代——超越保护时期。这一阶段媒介素养教育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不同的群体对媒介素养从不同的角度进行关注, 由此产生观念和思想的碰撞, 极大的丰富了媒介素养教育的内涵。大众媒介的影响力在这一时期, 达到了历史上登峰造的地步, 大众媒介百花齐放, 媒介生活成为日常生活的重要环节, 对媒介的识读与认知成了人们的生活之道。在以往的媒介素养研究中, 将青少年塑造成了容易受到媒介影响与侵害的群体, 假定他们是处于弱势并需要被保护, 将媒介素养教育包装成一剂醒世良药, 保护学生免于不良文化、道德观念、意识形态的侵害。在之后的研究中发现, 随着电脑和网络的普及, 学生在接受媒介素养教育前已经累积相当程度的媒体认知和体验了。大卫•帕金翰 (David Buckingham) 在《英国媒介教育:超越保护主义》一书中指出, 对媒介及媒介文化在一定程度上存在不认同制约了过去的英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人们开始对此前教育领域一些较为激进的思路进行反思, 在教育中, 教育中关注到那种原来由老师来展示真理揭示真相的教学, 并没有取得很好的效果, 反而是学生原有的媒介经验对他们认知和判断的积极作用。 因此, 媒介素养教育不再为了“免疫”, 而要将教育的目的定位在学生理解力的培养, 这一时期的媒介素养教育对更强调生产与传播信息的技巧与能力的培养, 媒介素养理论发展与教育实践已经紧密的结合起来了。

第六个阶段是21 世纪以来——媒介融合下媒介素养教育新议题。在这一时期, 媒介融合成为全球媒介文化变化的重要特征, 也对媒介素养教育提出了新的挑战。媒介融合是信息消费群体需求不断丰富的大势所趋, 利用数字技术实现内容、网络和终端融合以整合媒体形态, 使传统媒体一改昔日单一的媒体形式, 采用多种媒介手段突破其自身的局限性;媒介融合在模糊了媒介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的界限, 互联网为社会主体自我认同提供了技术支持, 使传播权下移, 改变了媒介受众的传统地位;媒介融合的大背景下, 过去使用传统媒体时累积的媒介素养已经不够用了, 媒介融合对公民媒介素养提出新的要求, 使“数字素养” (digital literacy) 成为英国、加拿大等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新内容和新坐标。

2 西方媒介素养教育的特点

纵观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历程, 不难看出, 但凡重视媒介素养教育的国家, 都将学校教育作为开展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途径, 同时重视社会组织的力量, 短期培训、社会团体推广、媒体宣传、政府推动、家庭协作等都是媒介素养教育的重要辅助手段。值得关注的是, 即使是在同一国家和地区, 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设置上没有固定的模板, 但媒介素养教育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趋势也日益明显, 体现出媒介素养教育课程本位化的特点。同时, 从总体来看,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征程中, 走在前面的那些国家, 他们的实践都有相似的特点。

第一是全民教育与终身教育。在高度信息化的社会中, 媒介素养作为每位社会成员的必备素养, 对该社会的民主进程、劳动效能、媒介环境和文化生活都会产生深远影响, 媒介素养的提升是所有社会成员的发展需求, 也是社会进步的源源动力。媒介素养教育的主要对象是未成年人, 但是作为“教育者”、“影响者”的老师、父母等, 其媒介素养的要求更高。此外, 包括政府公务员及官员、企业员工及管理人员、媒介从业人员等人群而言, 媒介素养更是他们的必修课。在传统媒介和新媒介百花齐放、相互融合的今天, 西方发达国家的媒介素养教育对象为全体公民, 教育贯穿公民终身。如英国在1986 年明确要媒介素养教育融入5 岁至16 岁学生英语课程设置中, 几乎所有学校都开设了进阶式媒介研究课程;2009 年又明确提出提高全民数字应用能力的计划。美国的媒介素养教育从20 世纪70 年代末开始, 就得到各界人士和团体的积极支持与响应。

第二是课程针对性与延展性。既然媒介素养教育是一项全民教育, 那么针对不同年龄和阶层的受教育者, 所设计的课程也会有所不同。以加拿大安大略省的学校教学实践为例, 由于媒介素养教育跨越一至十二年级, 该省将这些年级分为三个时期, 分别设计了不同的教育重点。对思维能力较差的低年级的学生, 重点教育他们明晰媒介内容不等同于现实世界;对步入青春期的中年级学生, 重点提高他们直接辨识和评价媒介的能力;对于后青春期的高年级学生, 媒介教育的重点在引导他们关注全球问题和提高公民意识。同时, 不过学校教育并不是媒介教育的全部, 对其他特定的社会人群, 媒介素养教育的设计也具有其针对性。目前, 不同国家和地区在具体的课程设置上主要呈现两种模式:一是将媒介素养课程作为独立课程, 二是将媒介素养相关的内容渗透在其他课程中, 也称为融入式教学。

第三是社会力量的积极参与。对不同人群的媒介素养教育, 在实践中各有其方式, 因此实现媒介素养教育的全面化和终身化, 除了学校, 还必须依靠社会各方的共同努力。目前, 国外开展社会性媒介教育的机构和组织种类较多, 包括媒介教育组织、非政府组织、非盈利组织、宗教组织、社区组织、学术团体、慈善机构、媒体机构等, 他们的宣传和推广, 是媒介素质教育在该国该地发展较快的主要动力。如加拿大各省成立了媒介素养推广协会或者中心, 澳大利亚有媒介教师协会, “国际教育媒介理事会”则是近年来较为活跃的媒介素养教育国际性组织之一。此外还值得注意的是, 大型公司普遍参与媒介素养教育已经成为一种趋势。

3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现状与方向研究

1997 年, 中国社科院副研究员卜卫在《现代传播》第1期上发表《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 首次提及“媒介教育” (media education) 一词, 即今天的“媒介素养教育”, 以这篇论文为起点, 一些研究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陆续发表, 逐渐受到新闻传播学界的关注, 媒介素养教育在中国内地进入了启蒙阶段。2004 年10 月8 日, 首届中国媒介素养教育国际论坛在中国传媒大学召开,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迎来了它历史的转折点, 论坛提交的论文后来汇编的《媒介素养》, 对媒介素养教育的国际与国内视角、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与价值分析、媒介素养教育专题做了广泛而深入的研究, 提出了不少探索性的媒介素养教育实践途径。同年12月, 共青团中央、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全国文明办、全国妇联、教育部等7个部门在上海联合组织召开《2004——媒体与未成年人发展论坛》, 发布了《共同营造未成年人健康成长的媒体环境》的宣言, 发表了《未成年人媒体素养教育行动策略研究》,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迈出了切实的步伐。

近10 年来看, 媒介素养教育的研究学者们除了在学术期刊、研讨会上发表论文外, 也开始有意识地利用报纸、网络等大众传播媒介传播相关知识, 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正逐渐开展起来。如卜卫在中青网 (www.cycnet.com) “少年园地”频道开设了“媒介课堂”栏目, 通过网络这一青少年经常使用的媒体向他们开设“一种使我们获得对大众媒介具有批判能力的新课程”;复旦大学媒介素养小组 (Media Literacy Group) 创建并开通了中国大陆第一个媒介素养专业网站 (www.medialiteracy.org.cn) ;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少年报社少年新闻学院开通中国青少年媒介素养网 (http://www.chnmjsy.com/) , 指导青少年指正确地、建设性地享用大众传播资源的能力, 利用媒介资源完善自我, 参与社会进步;千龙网正式推出“媒介素养网上学院”, 是中国第一所面向社会各界, 专业从事媒介素养奇偶碍于和实践能力培训的网上学院, 通过咨询传播、教育培训、产品研发、图书音像制品策划出版等途径, 达到推广和普及媒介素养知识和实践能力培养的目的。

在线下, 课堂教育方面同样有所突破。2004 年秋, 上海交通大学在中国大陆高校第一个开传媒素养教育课。除了传播学专业的学生外, 首批七百多名电子工程、农学和其他理工科的学生参加了这门课程的学习。这不仅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探索, 而且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具有重要的参考和借鉴意义。2013年9月, 苏州大学启动“媒介素养进高校”工程, 通过聘请业界专家走进高校举办公益讲座的形式, 从理论与实践、宏观视野与微观操作的结合上, 在讲课、讲座和交流互动中提升大学生的媒介素养。同年10月, 全国首套同时面向家长、老师和学生的“三合一”的媒介素养教材——《媒介素养》丛书已被列入广东省2013 年秋季专题教材目录, 在儿童媒介素养教育方面, 广州在全国已先行一步。

虽然部分的实践已经取得了阶段性的成果, 但是与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相比, 国内媒介素养教育在绝大部分地区未被纳入正规教育体系, 媒介素养教育离普及时代尚远。为此, 国内一些学者从不同视角和层面对我国媒介素养教育中所存在的不足进行了探讨, 笔者在此将之归纳整理为三大层面九个方面:

一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滞后, 缺乏理论支撑。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在研究方面, 停留在理论阶段缺乏可操作性和针对性。从研究者来看, 缺乏共识, 造成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理论研究重叠, 未形成独立有序的学科体系。从研究内容来看, 早期的学者们多是翻译和研究国外媒介素养教育的成果, 停留在对国外研究成果的梳理和介绍上;最近几年, 国内的研究越来越具有批判性和本土化, 也提出了不少关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实践与策略, 但总体而言, 还是定性研究多, 定量研究少, 具有可操作性的实践成果更少。在理论支撑方面, 没有形成系统的适合我国国情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 特别是缺乏基于我国公民媒介素养现状而提出的理论。

二是媒介素养教育缺乏良好的环境氛围, 影响了其正能量释放。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第一、商业性媒体的缺席, 导致用以培育媒介素养的传媒环境趋于不良, 特别是传媒行业市场竞争的白热化, 使那些为了争夺受众支持的大众媒介又一次走回了20 世纪初恶性竞争的老路, 标题党、媚俗化、虚假新闻和谣言肆意传播。第二, 媒介“把关人”的缺席。自媒体兴起后, 在新媒体的监管 “把关人”却是缺位的, 使得信息的真实性和质量难以保证。第三, 媒介素养教育意识缺失, 在受众方面, 大多数的受众在享受着现今这场疯狂的媒介盛宴的时候, 仅仅依靠自己原有的常识和认知对媒介信息的拾取, 尚未意识到提升自身的媒体识读能力对建构媒体环境的重要性。

三是媒介素养教育尚未普及, 缺乏教育规划。主要表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在发展阶段方面, 我国还处于初始发展水平阶段;在学校教育方面, 自20 世纪90 年后期以来, 媒介素养教育仍在官方界定的教学体系之外;在社会教育方面, 成人媒介素养教育极为缺失, 如教师、父母等重要角色, 他们的媒介素养是高是低, 往往并不受研究者的关注;在发展前景方面, 我国地大物博人口众多, 但是媒介资源却分配不均, 媒介素养教育的推行困难重重, 特别是政府政策支持力度不足、社会组织参与较少, 使得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仍有诸多困难。

特别令人心焦的是, 高校中媒介素养教育基本处于空白, 但是国内大学生群体媒介素养却是普遍低下, 甚至走向极端的。如今的大学生普遍都拥有个人电脑, 但多数倾向于利用电脑获取信息和网购, 特别是许多女大学生沉湎于逛淘宝, 其中2013 年7 月2 日, 中国地质大学长城学院一名大三女生网购花光两年学费后跳楼自杀, 就是一个典型的实证。

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方向。当今世界, 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态势日益增强, 我国全面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 通过对西方国家经验的借鉴和对我们自身实践的反思, 我们至少可以从媒介素养教育的课程规划、理论研究、主要参与对象等方面得出一些有益的探索。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规划方面, 媒介素养教育的应该讲究整体性、规范性、延续性, 从小学阶段开始启蒙, 到大学阶段的深入开展, 将理解媒介、媒介批判和如何正确使用媒介三大方面内容形成各具特色的课程体系。

在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的发展方向方面, 文化研究应当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一个重要的走向。因为如何认识和理解“批评”是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可能展开方向的决定性因素, 而文化研究在本质上恰恰是一种批评理论, 所以文化研究理论可以带给媒介素养教育的, 不仅仅是某种特定的方法或者是几个文化研究的术语, 而是对于“批评”的本体论意义的理解。

在媒介素养教育主要参与对象方面, 除了学生和教师这种一对一的组合, 还更要求家庭、社会的全动员, 中国传媒大学、武汉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和浙江传媒学院等成立有关的媒体素养发展研究中心和实践基地。其中浙江传媒学院, 在2011 年11 月成立了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协会, 到2014 年为止, 该学院已在全国建立媒介素养教育实践基地13 所。中国传媒大学、东北师范大学、华南师范大学等高校已经建立了媒介素养教育的高等人才培养项目, 发展教师媒介教育已成为我国媒介教育的又一个新走向。

摘要：西方发达国家媒介素养教育从萌芽探索, 到全面融入公民素养教育, 历时近百年, 而媒介素养教育起步较晚的中国, 与世界上的许多发达国家相比, 还在上下求索的阶段。当前, 随着新媒体的发展壮大, 自媒体时代的到来, 使全面开展媒介素养教育势在必行。通过对西方媒介素养教育历程和教育特点的梳理研究, 能更好的结合我国实际, 在媒介素养教育的发展规划方面提出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手机媒介素养 篇6

“媒介素养”概念的提出始于20世纪30年代,以电影为首的大众传媒所导致的流行文化给传统的社会生活带来了冲击。英国学者FR·利维斯和D·汤普森以文学批评家的敏锐,观察到了这个深刻的社会现象,在1933年发表的《文化和环境:批判意识的培养》中,首次就学校引入媒介素养教育的问题作了专门的阐述,并提出了系统的教学建议。①

中国最早对媒介教育进行研究的学者是卜卫,他在1997年发表了一篇系统论述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论媒介教育的意义、内容和方法》,该文追溯了“媒介素养”这个概念在西方演变的历史,此后学者们陆续发表了一些研究媒介素养和媒介素养教育的论文,此课题在学界逐渐受到关注。

所谓媒介素养,1992年美国媒介素养研究中心给出了如下定义:媒介素养就是指人们对于媒介信息的选择、理解、质疑、评估的能力,以及制作和生产媒介信息的能力。因而,媒介素养教育或媒体教育与培养媒体从业人员的教育是完全不同的,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是全体公民,旨在培养人们对媒体本质、媒体常用的手段以及这些手段所产生的效应的认知力和判断力,使人们既了解媒体自身如何运作、媒体如何构架现实,也知道怎样制作传媒作品与媒介信息。②

大众媒介素养在媒介研究领域中,被引申为具有正确使用媒介和有效利用媒介的一种能力,它是个体在现代信息社会所必需的能力。媒介素养是公民的接近、分析、评价、运用媒介及媒介信息的能力。媒介素养教育就是培养公民媒介素养的过程。③

本文借用文献计量学的方法,利用联机检索和相关书目、索引等工具书的手工检索,对2008年中国大陆学术界公开发表的有关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的论文进行统计,试图分析我国目前学界对此课题的研究现状,以期能找到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方向。

2008年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特色

以“媒介素养教育”为主题,一共检索到195篇相关文章,按照学科类别分组进行选择,其中146篇文章是新闻与传媒学科方面的,因为本学科在我国的理论基础较薄弱,故略去理论探讨方面的文章,着重分析在行动策略方面的文章。共筛选出7l篇文章,将所选中的文章分为两类:一类是针对受众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一类是针对传者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其中第一类为62篇,第二类为9篇,从这两类的篇数差别之大就可以看出,当前我国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为研究重点,对于传者的媒介素养教育则远远低于前者。这主要是与我国当前的媒介现状有一定的关系,在中国大陆媒介刚刚全民普及,面对纷繁复杂的信息海洋,受众需要一定的专业指导,于是许多研究相应出现。对于传者的研究也处于刚刚起步阶段,尚未达到高峰阶段。

具体分析目标文献的研究内容,可以看出针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的文章,其中关于大学生媒介素养教育的,62篇中有35篇(占到56%),甚至有少数民族大学生的,可见研究之细致与全面。居于第二位的为青少年的媒介素养教育,除此之外,有两类人群的研究格外醒目,《浙江省畲族农民媒介素养现状调查》和《城市职业女性媒介素养教育研究》,这两个研究都是针对更大的社会群体进行的研究,具有更为深刻的社会意义,但是数量还极少。针对传者的文章仅为9篇,其中关于职业传媒人的占到4篇,其余5篇是针对师范学生和高校管理层的媒介素养教育研究。

从文献的研究角度和研究方向看,有从新闻业务角度进行研究的,还有从新闻职业道德方面着手的、也有从高校教学管理角度研究的,其余多是从教育学角度进行研究的,尤其是对大学生的媒介素养教育,从调查问卷着手,研究大学生的媒介素养现状,从大学生美育的角度谈媒介素养,还有从大学生的媒介消费来考察大学生的媒介素养、还有从网络暴力谈媒介素养,卡通暴力谈儿童媒介素养,甚至还有从博客角度谈大学生网络媒介素养教育的。

分析目标文献的作者,从文献来源看,大部分都是教育期刊和传媒期刊,其中有17篇都是硕士论文,占总数的24%。16篇是各高校的学报。从作者来源看,大部分是高校中传媒专业的讲师或教授,目标文献定量分析显示,2008年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研究呈现以下特点:

大部分都是针对受众的媒介素养研究,对于传者的媒介素养研究还不够,尤其是工作在一线的新闻记者和广告制作者。传者居于传播的源头位置,是很重要的一环,应该引起足够的重视。

当前对大学生媒介素养研究的比重远远大于对其他群体的研究,对社会弱势群体的关注尚欠缺。比如对于城市务工人员的媒介素养研究基本空白,还有农村地区受众的研究也是刚刚起步阶段。

研究角度单一,多是从教育学或传播学角度出发,只有一篇是从美育角度研究的。研究角度还需要继续拓宽,引起社会各界对于媒介素养教育的关注。

研究者多是高校中的老师,故针对大学生群体关注较多,对于其他群体的研究很少。

研究在实践方面欠缺,多数研究停留于提出策略阶段,具体的实施部分较少见。

研究中国媒介素养教育的专业书籍,从目前来说还不够丰富,2008年几乎没有新书问世。

中国媒介素养教育任重而道远

综观2008年我国媒介素养教育的现状,总结出以下几点需要继续努力。

针对传者的媒介素养教育需要加强。传者又叫传播者,是传播行为的引发者,即以发出信息的方式主动作用于他人的人。在社会传播中,传播者既可以是个人,也可以是群体或组织。④在我国,传播者居于大众传播的首要位置,对于信息的发出具有“把关”功能和“议程设置”的作用,对社会的“虚拟环境”构成负有直接的社会责任,他们的媒介素养程度的高低,将会直接影响到受众接受信息的质量与价值。但是我国的媒介组织对媒介素养的重视还不够,尤其是在网络媒体上,传者的素质良莠不齐,以至于出现“网络暴力”现象。对于一般的网民来说,尊重事实是一种义务,但是对于媒体人来说就是一种责任,不发表虚假信息、不跟风、不炒作应是一种职业规范。

针对受众的媒介素养教育应从媒体做起。受众,即信息的接受者和反应者,传播者的作用对象。⑤传播者和受众有一种天然的联系,他们是作用与被作用的关系,有时候还会产生互动,随着反馈技术的发达,这样的互动会变得越来越常见。受众都是从媒体接受信息,除了单纯性质的信息外,媒体开设一些评论性质的板块,可以积极引导受众的媒介素养,比如常见的新闻评论、影视评论等,现在有的媒体开设有文艺批评,这也是一种媒介素养教育的方式,通过对一部小说或歌舞剧等进行专业角度批评,从小说的写作意图、叙述方式等角度,从一部歌舞剧的制作、包装、发行等角度,还有电视上开设读书节目、电影推介节目等,都是一种无形的媒介素养教育形式,融入到受众的日常生活中去,潜移默化中提升了受众的媒介素养。

进一步拓宽媒介素养教育的对象和范围。当前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针对学校的较多,针对社会的较少,需要警惕的是,随着现代科技的发达,媒体更新换代的速度在急剧加快,学校并不能承担起所有的教育功能,还需要社会上的各种组织能够主动认识到媒介素养的重要性,开展媒介素养的终身教育。终身教育的理念目前在我国已经被引入,借用到媒介素养教育中来,就是指人们在一生中所受到的各种媒介素养教育的总和,开始于生命之初,终止于生命之末,包括人发展的各个阶段所受到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既包括纵向的一个人从婴儿到老年期各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媒介素养教育,也包括横向的从学校、家庭、社会各个不同领域受到的媒介素养教育,其最终目的在于维持和改善个人社会生活的质量。⑥媒介素养教育的范围不仅限于校园中,还要在政府部门、企业等社会实体中开展相应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

同时,我们还要注意到媒介素养教育的地域性差异和不同受众群体的文化差异,在进行媒介素养教育的时候,要具有针对性,因地制宜地进行媒介素养教育。我国的媒介素养教育处于起步阶段,许多地方需要继续完善,期盼更多的策略和实践方案出现。

注释

1阳化冰:《媒介素养教育及其作用》,《当代传播》,2005(3)。

2谭泓:《媒介素养教育---培养公众对传媒信息的选择能力》,《学习时报》,2007年10月30日。

3邵瑞:《中国媒介教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

4(5)郭庆光:《传播学教程》,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浅析媒体人的媒介素质与媒介素养 篇7

关键词：媒介素养,媒介素质,职业道德,社会责任

1 媒介素质与媒介素养辨析

媒介素质对于媒体从业者而言,仅仅相当于电视台、报社的大门,只要具备了一定的相应专业素质就能够进入媒体工作。简言之,媒体人的媒介素质主要包括记者的新闻选题、采写与报道能力,播音员的专业播音素质,摄影摄像的拍摄技术,以及编辑的后期编辑制作技能等。媒体人的媒介素质,即令普通人得以成为媒体人的职业素质与能力。

2 一些媒体人媒介素养的缺失导致中国媒体的某些乱象

2.1 立台宗旨的错误定位

由于一些媒体从业者媒介素养的缺失,缺乏相应的社会责任感与使命感,将自己的行业与工作同其他社会部门等同视之,将工作的出发点定位在谋求经济利益最大化,而非社会问题的放大镜和社会风气优化的助推器。由此,出现了立台宗旨定位偏差甚至错误的严重问题。

2.2 虚假新闻屡禁不止

说到虚假新闻,不能不提当年的《纸馅包子》,这一虚假新闻曾经震动全国,造成的恶劣影响可谓空前,但是假如我国一些媒体人的媒介素养一如既往地缺失,不敢保证今后不会出现更为恶劣的假新闻。回顾《纸馅包子》这一“经典”,仍为这一假新闻的拍摄手法、情节设置和悬念安排等所震动。毫不夸张地说,《纸馅包子》从拍摄者的媒介素质而言,是一部制作上乘,具备相当水准的假新闻。但是,正是由于媒体人缺失媒介素养,这一制作精良、煞费苦心的假新闻才能应运而生,真可谓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媒体人,尤其是新闻人,缺少了必须的媒介素养的约束,仅仅凭借高超的媒介素质为所欲为,导致的不良社会影响和社会危害可见一斑。

2.3 热播节目低俗化

江苏卫视的《非诚勿扰》,是一档标榜着新派电视征婚交友的婚恋类电视节目,自开播伊始,便成为全国娱乐类节目收视率新科状元。《非诚勿扰》的主持人和嘉宾一夜爆红,节目甚至被看作是当今青年人生观、价值观、婚恋观的镜子和缩影。但是,探寻《非诚勿扰》一夜走红的原因不难发现,除了节目形式本身具有一定的新颖性以外,节目内容充斥着低俗之风。首先是节目女嘉宾身份造假,艺术院校学生、普通女职员摇身一变,瞬间“麻雀变凤凰”,一个一个都成了富家女、知名模特之流。以此观之,《非诚勿扰》改名《大变活人》更为贴切。其次是节目内容自由度过大,节目嘉宾口无遮拦,刻意制造话题。这些问题在“宝马女”马诺、“豪宅女”朱真芳、“不雅照”闫凤娇身上得到集中体现。“宁愿坐在宝马里哭,也不愿骑单车”“摸我一下手要二十万”“我想给你生个孩子”“饭在锅里,我在床上”等极具挑衅、挑逗意味的低俗话语,一时成了整个社会关注的热点。甚至许多家长看到这样不堪的节目内容后,不允许孩子看《非诚勿扰》,担心孩子受到不良的影响。

3 对于一些媒体人媒介素养缺失的建议

3.1 加强媒体工作使命感

要认真研究新闻传播的现状和趋势;要深入研究各类受众群体的心理特点和接受习惯;要加强舆情分析,主动设置议题,善于因势利导;要完善新闻发布制度,健全突发公共事件新闻报道机制;要第一时间发布权威信息,提高实效性,增加透明度,牢牢掌握新闻宣传工作的主动权。其次,“必须不断改革创新”,即创新观念、创新内容、创新形式、创新方法和创新手段。从思想上明确新闻宣传工作的重要性,加强媒体工作使命感,提高自身媒介素养水平,高标准、高品位、高素质地完成新闻宣传工作。

3.2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完善监督管理体制

从思想上解决了媒体工作出发点的问题之后,广大媒体人就要通过加强职业道德教育,进一步严格自律,以提升自身媒介素养。作为媒体人,天然地对媒体资源和宣传渠道占有优势;又由于其专业的媒介素质,对传播技巧和受众心态的谙熟可以说,在社会中,媒体人占据了信息传播的话语权和制高点。因此,广大媒体从业者更要强调职业道德,严格媒体工作纪律,避免对媒体资源的不当使用,造成不良的社会后果。再者,在媒体内部及政府宣传部门要形成一套完善高效的监管体制,制定严明的纪律规范,要及时发现个别媒体从业者的不当行为,将问题解决在萌芽状态。通过自律及他律的教育和约束,加强媒体人的自律意识、自制能力以及社会责任感,这也是提升媒体人媒介素养的一条有效途径。

试论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融合 篇8

一、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异同

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从不同方面来说, 首先是它们的历史起源不同, 媒介素养的提出源于学界对保护传统贵族文化的思索,即电影、广播等使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变化,媒介在“出售”其产品的同时也在“出售”思想、观点和价值观,改变着人们的意识,左右着人们看问题的角度以及对客观事物的认识。[1]而信息素养的提出源于计算机出现后对人们图书馆检索技能要求的变化,即人要具有主动去获取、利用信息的能力。[2]其次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学科背景不同, 关于媒介素养的研究较多得到传播学、 教育学、社会学等学科的关注。 就传播学来说,在媒介化社会中受众如何辨析媒介并参与、 使用媒介非常重要;就教育学来说,由于语言素养培养和媒介素养培养具有某种相同性, 很多国家的语言类教师常常会兼任或专门出任媒介素养课程教师。 关于信息素养的研究较多得到计算机、图书情报、教育技术等学科的关注,内容涉及信息选择、信息检索、信息评价、信息利用、信息交流与创新等多个方面,目前很多国家在各类学校、在职培训、岗前培训等方面对信息素养内容的学习都有不同程度的要求。

从相同方面来说, 首先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概念内涵基本相同, 例如大卫·白金汉(David Buckingham)认为,媒介素养是指受众解读媒介信息所需要的知识、 技巧和能力;[3]阿特·西尔弗布赖特(Art Silverblatt)认为,媒介素养是批判性思维技能,促使受众破解从大众媒介中获取的信息, 赋予他们对于媒介内容独立判断的权力等。[4]而莱诺克斯(M.F.Lenox)认为,信息素养是受众有明确陈述研究问题的能力,有评价研究结果的分析与鉴定的能力,有检索多种类型信息以满足信息需要的能力;[5]雷德(H.B.Rader) 认为, 具有信息素养的人针对不同的信息需求, 有能力评估不同的信息渠道及来源的效度与可靠性, 同时熟悉许多收集与储存自己所拥有信息的技巧等。[6]其次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研究范围基本相同,例如张男星认为,媒介素养包括媒介接触、媒介知识、媒介意识、媒介道德、媒介能力;[7]王堃认为,媒介素养包括媒介知识、媒介意识、媒介能力、媒介道德。[8]而李志河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伦理道德;[9]燕今伟、刘霞认为,信息素养包括信息意识、信息知识、信息能力、信息道德等。[10]这些观点表明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具有明显的共通性。

本世纪以来, 学界关于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关系的讨论主要有三种观点:一是“区别论”,认为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在研究对象、 教育目标等方面大不相同;二是“包含论”,认为媒介素养概念范围大,信息素养概念范围小,媒介素养的核心是信息素养;三是 “融合论”, 例如索尼娅·利文斯通(Sonia Livingston)指出,尽管在传统上,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都倾向于把个体作为信息或文本的接受者而非生产者,前者更强调对媒介信息的批判与解读,以及对媒介传播本身的理解,后者则突出技术、技能的获得与实际应用, 但是如果信息素养可以借鉴媒介素养对信息的批判解读意识, 媒介素养能增加信息素养中对信息近用及获取的重视,这将会实现双赢。[11]由此可以看出, 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也具有很强的互补性,随着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二者的交叉重叠之处将会越来越多,也就是说,对二者进行融合研究具有很强的现实可能性。

二、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的融合趋势

媒介素养概念提出后的80 多年来, 发端于教育学领域的媒介素养教育理论依次经历了提升受众保护能力、提升受众辨析能力、提升受众批判能力、提升受众参与能力四种研究范式。 但是,在当前提升受众参与能力范式下,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却遭遇重大危机,正如詹姆斯·波特(W.James M.Potter)所说的那样,如今最大的挑战是当媒介为我们永无止境提供关于任何方面的信息时,我们应该如何做好选择。[12]信息素养概念提出后的40 多年里, 同样起始于教育学领域的信息素养教育理论依次经历了认识对象性质、启动研究计划、建立评价标准、扩大国际影响四个发展阶段。[13]不过,在大数据概念横空出世的背景下,信息素养教育理论研究却陷入了某种困境,因为大数据信息产生的信息垃圾、隐私威胁、数据滥用等形成了显著的负面影响。[14]媒介素养教育理论研究遭遇危机以及信息素养教育理论研究陷入困境表明,必须基于当前及未来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变化,开展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研究,进而在实践领域促使“人— 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的能力得以充分彰显。

当代信息与传播科技发展的重要成果是网络媒介与数字技术。 就网络媒介而言,随着20 世纪90 年代因特网由科研领域进入商业领域, 全世界兴起网络传播热潮, 网络基础设施建设比率和网民数量急速攀升,极大拓展了“人—媒”关系的广度;就数字技术而言,所有声、像、图、文等信息都可以使用计算机进行编码、压缩、解码,以实现信息的便捷化加工、存储、传播,极大拓展了“人—媒”关系的深度。 网络媒介与数字技术相辅相成,互为前提,共同促进了信息社会的发展。 在信息社会中,信息成为仅次于物质、能源之后的第三种重要资源。 信息社会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生活方式和社会结构,人们足不出户,就可以实现网上消费、网上娱乐、网上学习等,甚至决定人们去哪里上学、去哪里找工作、如何做出投资选择等。 因此,人们仅仅依靠原有的知识框架已经无法有效适应现实生活, 但是如果能充分认识到网络媒介与数字技术的重大意义, 熟练掌握网络媒介与数字技术应用,就可以规避某种潜在风险,及时做出正确判断与选择。

随着信息社会的到来,媒介越来越多地介入社会情境之中,改变了社会进程、社会关系和社会行为,信息成为人类用以实现生存和发展目标的关键性因素,如何学习、感知和处理信息成为人类的日常生活内容之一,也日渐发展成为传播学的重要研究领域。 从本质上来说, 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均强调对信息的获取、评估、判断和使用等能力,这使得二者具有某种天然一致性,随着网络媒介与数字技术的发展并广泛渗透进入人类社会生活,信息传输的速度与比率呈指数级增长,二者的融合自然而然、水到渠成。 但是,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如何融合, 以什么样的方式呈现,需要不断摸索,以建立我们自己的理论与模式。 这种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也不是可以互相取代或强行移植的,而是互补的,需要各学科学者长期的共同努力,相互借鉴,明晰各自的目标研究范式,取长补短,而不是盲目囿于自己学科范围之内“繁荣”发展。[15]

三、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评析

实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研究的讨论,引起了国际组织的密切关注。 2010 年11 月12 日,长期致力于推动媒介素养教育实践以及信息素养教育实践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发布 《面向媒介及信息素养的指标》报告,首次提出媒介及信息素养(Media and Information Literacy,简称MIL)概念,[16]着力推进二者融合研究。 2013 年9 月23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又发布了《媒介及信息素养政策和战略指南》报告,将媒介及信息素养定位为复合型概念, 认为它整合了媒介素养、信息素养等概念,通过信息与传播科技的发展来获取信息和自由表达的权利。[17]2013 年12 月11 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再次发布《全球媒介及信息素养评估框架:国家准备与能力体系》报告,认为媒介及信息素养被定义为一组能力, 即赋权于公民以批判的、道德的和有效的方式,应用各种工具获取、检索、理解、评估以及使用、创造、分享所有格式的信息和媒介内容,用以参与和从事个性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活动。[18]卢懿认为,媒介及信息素养包括选择媒介以及获取媒介及信息的意愿和能力, 对所获得媒介及信息进行辨别和分析的能力, 支配和利用媒介及信息的能力,通过媒介及信息解决问题、实现创新和进取的能力四个方面。[19]这些论述为全面理解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奠定了基础。

在跨学科研究语境下, 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的提出契合了时代发展要求,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 首先它明确了媒介与信息之间的辩证关系, 在传统研究观念中, 学界探讨媒介素养比较重视对媒介的人文主义思考,有意淡化对媒介的现实价值考量,而探讨信息素养比较重视对信息的现实价值利用, 忽视对信息的人文主义反思。 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支持了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论”的主张,将对二者的融合研究由可能变成现实, 即媒介其实就是实现信息传播的全部渠道和基本前提, 信息就是媒介传播的全部内容和价值所在, 意味着人们选择了什么样的媒介形态就等于选择了什么样的信息内容。 其次它表征了媒介及信息素养的社会意义, 即人们拥有媒介及信息素养的最终目的是希望发挥媒介及信息的正能量,使人们能有效参与和从事个性化、专业化和社会化的活动,在身体素质、知识技能、文化修养、价值观念、择业就业、生活品质等多个方面得以良性改变,体现自由发展的价值。

媒介及信息素养概念提出后, 也引发了学界很多争议。 何村认为,媒介及信息素养既拓展了媒介素养教育的领域,也带来了危机与挑战;[20]吴文涛认为,单纯肯定媒介及信息素养的进步之处, 还需要从更多角度理性分析其利弊,并结合实际情况,以“扬弃”的态度看待它。[21]比照学界早期对媒介素养和信息素养的研究可以发现, 学界对媒介及信息素养无论是概念表述还是内涵界定,局限性显而易见。 首先是概念表述的创新力度不够, 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也承认原有概念依然是独立的, 它们拥有自己的完整性和独特性。[22]这不仅容易引起学术研究层面的混乱,也容易引发实践应用层面的困惑。 其次是对概念内涵的界定依然以赋权为基点。 众所周知,引入“赋权理论” 是媒介素养教育理论提升受众参与能力研究范式的基础, 它强调消除人们使用媒介的障碍进而增加使用媒介的机会,以期实现权利平等与社会公正。但是,在移动网络设施普及化的今天,人们可以很方便地使用手机等移动网络媒介, 进而出现了另外一种局面,即不当使用或“滥权”使用媒介情况的比比皆是。 因此,要想彻底实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研究,需要找寻新的研究路径。

四、融合研究路径:基于媒介环境学的讨论

近年来,学界出现了将崛起于北美的媒介环境学作为研究媒介素养的基础。媒介环境学的最终目的是建立媒介生态, 促进媒介与社会之间的和谐发展,这一点与媒介素养研究的目的不谋而合。[23]媒介环境学强调人在媒介研究中的重要角色,重点是关怀如何研究人与媒介的关系,而这应该成为媒介素养研究的出发点和着力点。[24]事实上,早在20 世纪60 年代,被称为媒介环境学派创建者的尼尔·波兹(Neil Postman)已经将媒介素养作为媒介环境学研究的主要内容之一,他先后出版了《如何看电视新闻》等多种著作,为媒介素养研究做出了重大贡献。 后来,媒介环境学者达成了共识:要想避免媒介/技术的消极影响,可以先从了解媒介/技术开始。 他们研究了不同媒介的性质、运行机制、影响,解开了媒介的神秘面纱。 这一过程有利于人们理性认识媒介/技术, 从而不受媒介/技术的控制或奴役,避免媒介/技术带来的消极影响。[25]因此,以媒介环境学为理论背景来探讨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研究,可以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媒介环境学可以帮助我们认识“人— 媒”关系研究的现实基础。 藤竹晓曾非常具有预见性地指出,未来人们根据媒介提供的信息来认识和采取环境适应行动,这些行动作用于现实环境,使得现实环境越来越带有“拟态环境”的特点,以至于现代人已经很难在两者之间做出明确区分。[26]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在网络媒介与数字技术的引领下,媒介融合浪潮正在席卷全球。 以数字技术为中介,卫星、光缆等为传输手段,改变了传统媒体的传播格局,报刊、广播、电视等传统媒体所依赖的传播技术越来越趋同,以手机等为代表的新兴媒介全面崛起,各种信息在同一个平台上得到有效整合,不同媒介形态之间的互换性与互联性不断加强。 在此背景下,文字、图片、声音、影像、动画、网页等多种媒介表现手段,利用报刊、广播、电视、音像、电影、出版、网站等不同媒体平台,通过融合的广电网络、电信网络和互联网络进行融合传播,传统意义上的信息检索、信息开发等内容将被全部整合进入融合传播格局,并与人们的日常生活发生紧密联系,媒介环境化发展趋势日益明显。

媒介环境学是可以帮助我们把握“人— 媒”关系研究的关键所在。 在媒介环境框架内,“人—媒”应该是一种共生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主体是人自身,因为人是媒介的创造者和使用者,人通过媒介世界获知信息、透视万物,形成对现实世界的基本认知,构建人本身的认知结构和人格结构;人们追求的目标是:既对媒介有依赖,利用其获取知识和信息,得到审美体验,又借助媒介表达和发展自身。[27]也就是说,人与媒介环境的关系中,人始终是核心因素。 人与媒介环境发生关系的结果最终会体现在人与客观环境的关系中。因此,媒介环境对人产生何种性质的影响就成为把握“人— 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研究范畴的基础,而这正是媒介环境学的研究宗旨。 由此可见,以媒介环境学的研究路径为指引,建构“媒介环境素养”概念,这不仅是准确描述当前及未来“人— 媒”关系中人应该具有何种能力研究范畴的理想选择,也是实现媒介素养与信息素养融合研究的必由之路。

五、结语

美国：媒介素养教育效果显著 篇9

信息化社会的到来使大众媒体逐渐成为学生获取知识的另一种主要途径，学校媒介素养教育应当如何回应已经成为现代学校教育的重大课题。美国媒介素养教育在课程设计上具有较强的系统性和针对性，取得了显著的效果，主要表现在：媒介素养教育的主题和内容能够根据不同年龄阶段学生的特点而有所区分。一般意义上是按照四个时期进行划分的，即儿童时期、初中时期、高中时期和成人时期。中小学阶段的主要内容包括：了解、认识、辨别、评价广告所造成的心理影响；区分事实真相与虚构表象；辨识和理解呈现出的各种观点；正确认识电视与印刷媒体之间的关系；理解电视节目的型态与内涵；区分节目中的各种元素；了解自己的电视观看行为并给予评估。

通常课堂上的媒介素养教育活动可分为两类。一是对现有媒介内容进行解构与分析，如探讨电视节目、杂志广告、报刊专栏、影视作品等。教师一般引介媒体内容与学生共同讨论，以理解该内容背后的动机、主旨等，并探讨其中使用的技术、方法、理念等。二是让学生学习制作广告、报刊、新闻等媒体内容，这些活动不是强调制作能力，而是通过制作过程让学生们认识到所有媒介信息都是经过有意组合、筛选、设计之后呈现的产物，并非全部真实，从而更加反映出不同的信息与价值观念。所以，学生必须学会分辨真实与影像背后的意义。

（来源：《外国教育研究》2012年第12期）

手机媒介素养 篇10

一、媒介融合对期刊编辑媒介素养的新诉求

80多年前, 英国学者李维斯和汤普生最早提出“媒介素养”概念。随着媒介形态的不断变化和发展, 这一概念在不断充实与完善。所谓媒介素养, 通常是指人们面对媒介各种信息时的选择能力、理解能力、质疑能力、评估能力、创造和生产能力以及思辨的反应能力, 也就是人们对各种媒介信息的解读和批判能力以及使用媒介信息为个人生活、社会发展所用的能力。1中国人民大学的陈力丹教授认为, 媒介素养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公众对于媒介的认识和关于媒介的知识, 一是传媒工作者对自己职业的认识和一种职业精神。2因此, 对期刊编辑来说, 具体体现在业务方面, 包括判断传播信息价值、选取文章内容、评估传播效果等环节, 是期刊编辑作为新闻传播把关人的一种基本必备的素质。

“媒介融合”最早由美国马萨诸塞州理工大学教授浦尔提出。中国人民大学喻国明教授认为, 媒介融合是指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所依赖的技术越来越趋同, 各种信息在同一数字平台上得到整合, 不同形式的媒介彼此之间的互换性与互联性得到加强, 媒介一体化日趋明显。3近两年, 媒介融合进程加快, 我国已进入媒介融合时代, 不再是某一媒体独霸天下的局面。在媒介融合时代, 信息传播越来越便捷, 而且速度极快, 媒介形态、传播渠道、传播模式及受众群体和要求均发生变化。媒介融合对期刊编辑的媒介素养提出新诉求, 期刊编辑必须对媒介融合背景下信息传播形态与内容的改变有清醒和主动的认识。

(一) 传播模式从传播者本位向受众本位转变

媒介融合背景下的受众更加积极地参与整个传播活动过程, 受众的地位由被动转变转向主动转变, 从某种程度上说, 受众掌握传播活动的“主动权”。传播模式由以往“传播者本位”为主导逐步向“受众本位”为主导, 受众已经不再满足于接收大众化信息, 而是越来越讲求信息传播适合自身需要的精准化与个性化。因此, 在期刊数字化、多样化、读者日益细分化的今天, 传统期刊需要不断调整期刊运营策略, 提高期刊的编辑出版质量, 如横向和纵向挖掘多层面和多角度的内容、采用多种表现手段及改进期刊版面包装等, 以此来满足市场竞争和读者日趋多样化的需求。而这些都需要通过期刊编辑完成。

(二) 编辑功能重构

传统期刊认为, 编辑是内容的筛选者、组织者、加工者和把关者, 通过对稿件进行处理, 完成出版前的最后一环。如今, 期刊编辑工作环境发生变化, 因此, 需重构编辑角色、理念等, 编辑应有较强的策划公关能力和管理协调能力, 从“把关人”转变为内容生产的主导者、沟通者和协调者, 以适应媒介融合的环境。

传统媒介环境中的期刊编辑通常是幕后工作者, 是一个“为他人作嫁衣裳”的角色, 媒介融合时代则要求期刊编辑除了做好“幕后”工作, 还要走向“台前”, 走到读者面前, 如利用微信、QQ等与读者面对面沟通, 了解读者需求, 加强和读者在线互动。在做好“幕后”编辑工作之外, 还要做好“台前”引导工作, 如利用期刊微博、微信公众号让期刊引导社会舆论。期刊编辑可以控制栏目、专题的策划以及信息的发布, 但很难掌控受众通过微博、微信等形式自行发布的信息。媒介融合传播的交互性、及时性大大增加了期刊编辑对相关文章内容的“把关”难度。因此, 期刊编辑要适应媒介融合时代下的期刊出版要求, 不仅要决定内容的取舍, 还要对内容进行分众化解析, 并对相关内容进行整合、诠释。

(三) 编辑流程多元互动

期刊编辑流程大体上包括选题策划、分析修改稿件、制作标题、排版校对等多个环节。在媒介融合时代, 信息数字化技术的全方位应用使编辑流程由传者主导式转变为传者和受众共同参与式。“公民记者”日益增多, 受众从被动的接受者成为新闻的生产者和反馈者, 通过微信朋友圈、微博、论坛等即时通讯工具成为内容的创作者。内容生产主体的多元化, 对于编辑流程来说, 要多渠道获取受众的反映和意见, 开展受众调查, 加强受众与编辑的互动。

二、期刊编辑媒介素养提升的途径

实现期刊可持续发展的关键在于建设一支高素质的编辑队伍。期刊要生存, 必须不断提升编辑素养。编辑要发展, 则需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业务能力、综合素质及对期刊的理解、驾驭能力等, 不断学习与创新, 以满足媒介融合后的现实需要。否则, 会直接影响期刊的质量, 从而影响期刊品牌形象。笔者认为, 应从几方面提升期刊编辑的媒介素养。

(一) 强化互联网思维

在互联网“无孔不入”的时代, 具备互联网思维有助于期刊编辑以更加全方位、更高的视角看待媒介融合, 使工作成果产生最大的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第一, 通过互联网拓宽信息获取渠道, 这是提升期刊编辑媒介素养的重要途径。它能使期刊编辑方便、快捷地获取各种信息, 且信息更加真实可信, 从而提升报道的速度、提高报道的质量。第二, 选题策划环节要收集网情民意, 选取群众关心关注的热点话题, 及时刊发报道, 进行答疑解惑, 引领社会舆论。第三, 组稿选稿环节要善用互联网开阔视野, 广纳优质稿件, 理性甄选素材, 实现最优策划效果。第四, 编辑加工环节要兼顾互联网传播要求, 在呈现形式、话语表达上兼容网络传播特点。第五, 发布环节要借助互联网实现多渠道、多终端、多形态发布, 扩大受众覆盖面。最后, 传播环节要通过互联网密切联系读者, 注重互动交流, 在传播中融入互动、在互动中扩大传播。

(二) 树立受众意识, 满足受众需求

受众是媒体生存和发展的基础。在媒介融合时代, 受众在接受信息方面逐渐由被动转向主动。这就要求期刊编辑树立受众意识, 即有预测受众关注点的意识, 主动向受众靠拢, 及时捕捉受众新需求。

在坚持正确舆论导向的前提下, 期刊编辑要站在受众的角度思考, 把期刊定位与受众的期待结合在一起, 围绕受众群的需求, 集合受众关注点制定编辑方针, 为受众提供所需的信息资源。比如, 开设特色栏目, 邀请相关专家学者、知名人士、网络意见领袖等针对当前社会热点问题撰文阐明最新观点, 以此提高期刊内容的质量和水准, 满足读者的特定需求。利用期刊官方微博、微信公众号及时精选发布最新内容, 聚合受众, 倾听受众的反馈意见, 树立期刊良好的形象, 提高期刊的品牌影响力。

(三) 借力新媒体

媒介融合时代下的信息传播具有即时性、海量和碎片化的特征。一般情况下, 突发事件大都最先通过互联网传播而引发关注, 然后逐渐成为社会热点。因此, 在选题上, 期刊编辑应摒弃闭门造车, 可利用新媒体了解受众的关注与需求, 确定期刊选题方向并进行相关策划与组稿。

传统期刊编辑一般是通过收发邮件来开展收稿、审稿工作, 编辑必须根据自己的生活阅历和知识水平来判定稿件的刊用。但由于信息海量与碎片化, 话题多样, 这就要求期刊编辑要具有较强的新闻敏感性, 以及培养和锻炼自己内容挑选、整合、组织能力, 不仅要对受众给予指引, 还要将受众关注的热点以专业的视角进行梳理和提炼。另外, 新媒体的信息来源需要编辑反复核实, 在确定内容真实、准确的情况下才能刊发。在形式上, 借鉴新媒体信息的传播方式, 拉近与读者的距离。如在编排方式上, 采取“微博式”或“微信式”等形式, 聚焦近期发生的社会热点、言论或者读者来信等。

(四) 掌握数字化技能

在媒介融合时代, 各媒介对内容的要求不同, 期刊编辑需掌握一定的数字化技能, 做到“一专多能”。对于期刊编辑, 运用新媒体技术的必要性和可行性主要表现在两方面:一是在选题策划与约稿的过程中, 新媒体技术的使用, 能够大大提高编辑的办事效率;二是编辑对所在期刊的APP应用软件、微信公众号、微博账号等新媒体技术平台的日常运营维护, 也是期刊编辑必备的基本媒体素养之一。

当下, 通过文画、音频、视频等全方位展示信息内容, 使受众有一个更为清晰、立体的体验成为一种趋势, 单一的文字报道时代一去不复回。期刊可以通过制作电子期刊、视频、音频、动画等, 将链接其内容的二维码刊印到期刊上, 读者如果想全面了解相关内容, 可通过扫描二维码, 在手机等移动终端进行阅读或观看。这就需要期刊编辑对微信等新媒体形式熟练掌握, 具备一些新媒体技能, 深谙制作视频、音频剪辑、动画创意等基本原理, 利用多媒体形式推送用户最喜爱的内容, 增加与读者的互动。

三、结语

一份期刊能否引起读者的关注、认可与好评, 关键取决于编辑素质的高低。提升编辑素养是保证期刊质量之所需, 也是促进社会发展之所需。媒介融合时代开创了期刊发展的新时代, 同时对期刊编辑提出更高的要求。面对机遇与挑战, 期刊编辑要改变惯性思维, 明确新定位, 在保持传统期刊编辑素养的前提下, 培养并具备新媒体环境下的媒介素养。通过不断提升自己, 注重学习创新, 形成并具备媒介融合时代良好的媒介素养。只有这样, 期刊编辑适应时代与社会对编辑出版工作提出的新要求, 才能更好地满足社会和读者的需求, 以实现期刊的可持续发展。

参考文献

[1]喻国明.传媒经济学教程[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9.

[2]全国出版专业职业资格考试办公室.出版专业理论与实务 (中级) [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 2003.

[3]陈力丹.关于媒介素养与新闻教育的网上对话[J].湖南大众传媒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07 (2) :12-1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