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精选七篇）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 篇1

一、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概述

保险合同是投保人与保险人约定保险权利义务关系的协议, 依照保险合同, 投保人向保险人支付保险费, 保险人则在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或者约定的保险事件出现或者期限届满时, 履行赔偿或者给付保险金的义务。保险合同具有射幸性、最大诚信性、附和性、双务有偿性等特征。保险合同的条款即保险合同的内容, 是保险合同中规定保险责任的范围和确定合同当事人的权利义务及其他有关事项的合同条款。

(一)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概念和特征

我国现行《保险法》未对免责条款进行定义, 笔者认为, 免责条款就是当事人双方在保险合同中约定保险人无须对发生事故造成的损失给予赔偿或给付保险金或承担保险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基于合同自由理论产生, 其意义在于体现合同意思自治, 降低保险交易风险, 平衡双方利益。但在订立保险合同的过程中, 投保人由于保险专业知识的缺乏往往处于弱势地位, 因此法律有必要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进行规制, 以免有违市场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合同的基本精神。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基本特征为:免责条款由当事人协商约定, 是保险合同的组成部分;免责条款必须明示, 不允许以默示的方式提出, 一方应当提请对方注意, 在对方提出要求时还应予以说明;免责条款的目的在于限制和免除当事人未来的民事责任。

(二)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分类

根据免责条款产生原因的不同可将其分为法定免责条款和约定免责条款。法定免责条款, 即基于法律的直接规定而免除, 也即出现了法定的免责事由, 保险人的保险责任即告解除。约定免责条款, 是投保人和保险可以自由约定责任免除条款, 只要这种约定不违反法律、行政法规以及社会公共利益。区分二者的意义在于约定免责条款只有合同双方协商一致才可能发生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效力, 而法定免责条款由法律明确规定, 其合理性无须证明。

二、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分析

(一) 防范道德风险与最大诚信原则

保险合同是射幸合同, 合同当事人一方支付的代价所获得的只是一个机会, 对投保人而言, 他有可能获得远远大于所支付的保险费的效益, 但也可能没有利益可获;对保险人而言, 他所赔付的保险金可能远远大于其所收取的保险费, 但也可能只收取保险费而不承担支付保险金的责任。保险合同的这种射幸性质是由保险事故的发生具有偶然性的特点决定的, 即保险人承包的危险或者保险合同约定的给付保险金的条件发生与否均为不确定。正因为保险合同的射幸性, 在实践中, 投保人或被保险人骗保的行为屡见不鲜, 其中隐藏着道德风险。免责条款制定的作用与意义就是为了防范这种道德风险, 使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善意履行自己的义务。

保险合同也是最大诚信合同。保险人的危险补偿责任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当事人的诚实信用, 尤其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诚实信用。这一方面是因为保险合同效力取决于投保人或者被保险人的信息披露程度;另一方面, 保险标的一般情况下由被保险人控制, 被保险人的任何非善意行为将可能构成保险标的危险程度的增加或者促成保险危险的发生。所以法律对于保险当事人尤其是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诚实信用程度的要求远远高于对一般人的要求。保险合同是在信息极不平衡的双方当事人之间订立的, 保险人在追求经济利益的心理下很可能会损害投保人或被保险人的利益, 最大诚信原则正是为了弥补这一不平衡的状况而制定的。为了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 最大诚信原则要求保险人对其所订立的免责条款有详尽的说明义务, 未尽此义务的, 该免责条款对于被保险人无效。

(二) 保险人说明义务

《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 可采取书面和口头两种方式。针对实践中出现的问题, 应由投保人在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处签字或盖章, 以确认保险人是否履行了说明的义务, 这是保证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更为严谨的方式。

(三) 保险人提示义务

《保险法》第十七条明确规定了保险人有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义务。保险人履行提示义务可以有多种方式, 但应达到合理的程度。如保险人应为投保人提供足够的时间阅读合同条款, 将免责条款表达的浅显易懂和以醒目字体印刷等。提请注意的时间必须是在保险合同订立之前或订立过程中, 保险人还应该主动地向投保人说明保险合同的内容。

三、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律规制的必要性

(一)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立法现状

我国关于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立法规制散见于各部法律, 首先是《民法通则》与《合同法》的相关规定, 但这两部法律并不是专门针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 仅起到间接性的规范调整作用。《保险法》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有直接的规范作用, 但容量难免受到限制, 规定的过于原则化, 内容较为粗糙与简略。中国保监会等保险监督管理机构制定的部门规章, 仅是具有一定行业约束力的行政规范性文件, 不属于立法规制的范畴。

(二)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司法现状

我国法院在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时, 主要依据的是《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 在认定上偏重于对免责条款程序性公平的审查, 很少进行对实质公平的审查, 更多是以说明义务是否履行对其效力予以认定。由于保险合同具有不同于一般民事合同的特殊属性, 在司法实践中还可能出现法官对该条的滥用, 损害保险人的利益, 进而影响保险业的健康发展, 最终也损害了投保人、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利益。

(三)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行政监管

保险公司及中国保监会之间有关保险合同的监管权限模糊不清, 工商部门对格式合同也有一定的权限, 这形成了更加复杂的监管权限问题。由于各个行政监管部门之间的行政监管依据和利益归属都不尽相同, 难免会造成互相推脱或是争着监管的局面出现, 不仅达不到《保险法》的立法初衷, 而且会加重保险合同免责条款行政监管的混乱状况。

四、完善我国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律规制的建议

基于上述保险合同免责条款不足之处的探讨, 笔者试着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一) 从立法方面完善

首先是在《民法通则》和《合同法》中对免责条款加以明确的规定, 通过明确的强制性规范来限制保险人通过合同条款加重投保方的义务或排除投保方的权利的行为, 减少合同纠纷。《保险法》是直接规制保险合同的特别法, 在《保险法》中应对相关的免责条款做一些详细严谨的规定, 如明确免责条款效力的形式要件与实质要件等。

(二) 从司法方面完善

司法规制是权利救济的最后手段, 在司法规制方面, 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规制免责条款保障立法规制的实效:加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实质性公平的审查;加强法官在司法活动中对免责条款公平、合理的解释;加强法院对双方当事人存在争议的条款是否已纳入保险合同中的审查等。在司法实践中, 还要充分考虑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缔约背景, 适当运用司法自由裁量权。

(三) 从行政方面完善

行政规制与法律规制相辅相成, 具有灵活性的优势。笔者认为可以在《保险法》中设立相关的条款, 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审批或备案的具体审查办法予以明确规定, 在《保险法》中对未经过批准、备案的保险合同条款或者保险费率的法律效力进行明确规定, 或直接使用我国《行政许可法》的有关规定。受行政规制的条款, 在一定期间内免于司法规制, 即维持了行政规制的权威性, 司法机关在一定期间后还享有审查权, 保持了一定的弹性。

(四) 其他方面完善

在实践中, 主要是通过社会团体对免责条款进行监督, 主要有行业协会的自律与消费者协会的监督两种模式。行业协会的自律主要是行业协会对其成员所使用的免责条款进行自我审查、自我约束, 一方面能够保证交易的顺利进行、减少纠纷, 另一方面也减轻了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的负担。消费者协会等团体要鼓励吸收精通保险行业的专职律师受理消费者的投诉, 代表消费者与经营者协商或协助起诉。

五、结语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既能发挥积极的功能, 也能带来不良的后果, 为了达到趋利避害的效果, 必须对免责条款中不合理的内容予以明确的限制, 使其发挥应有的功能, 进一步促进保险业健康、有序的发展。目前我国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规定过于原则、笼统, 使得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产生了大量的争议, 本文从立法、司法、行政及社会监督等方面对我国保险合同免责条款如何完善提出了一些建议, 希望有助于我国保险业的良性发展, 维护保险参与者的利益。

摘要：随着我国市场经济的飞速发展, 我国的保险行业也蓬勃兴起, 为了保险交易过程的简便与快捷, 追求更高的经济效率和较低的交易成本, 保险合同中的格式条款, 尤其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免责条款成为保险合同的基本条款。由于投保人和被保险人的专业认知水平处于相对弱势的状态, 保险人利用其专业上的优势在保险合同中滥用免责条款, 在发生保险事故时免除自己的保险责任, 导致在实践中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之间就免责条款产生了大量的争议。尽管我国在《保险法》中对其进行了规制, 但社会生活和保险内容复杂多变, 为了保护相对弱势一方的合法权益, 有必要对涉及双方当事人重大利益的免责条款予以限制, 以体现市场公平正义的理念和增强保险合同中当事人的权利意识。

关键词：保险合同,格式,免责条款,效力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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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薄琳.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法律问题研究[D].北京:首都经济贸易大学, 2011年.

[3]刘伟.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效力研究[D].上海:上海交通大学, 2012年.

[4]虞培.我国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 2013年.

[5]陈崇.格式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效力评价[D].上海:复旦大学, 2011年.

[6]稂文仲.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理解与法律适用[J].保险研究, 2010年第11期.

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的效力如何认定 篇2

【裁判概要】

根据保险法第18条的规定，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无效。所谓“明确说明”，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

【案例指引】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 篇3

关键词：免责条款；说明义务；司法审查

案例1：在一机动车消费贷款保证保险合同纠纷中，保险人因被保险人未在保险事故发生后10个工作日内将保险事故通知保险人，违反了保险合同约定的免责条款而拒赔①。

案例2：一被保险人因其车辆行驶证到期未进行年检，保险人根据双方签订的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保险人投保的车辆若未进行行驶证年审，则保险人不予赔偿保险金。”）而作出拒赔的决定。

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是指保险人在投保人签订合同之前就已经在合同中事先拟定的、旨在减轻或免除其在保险事故发生之时所应承担的保险责任的条款。由于投保人在缔约时合同谈判的能力非常弱，为避免投保人、被保险人的合法权益，世界各国在保险法的相关立法中均对保险人克以较重提示和说明义务，以在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中实现合理平衡。

一、免责条款提示与说明义务的类型

如前所述，司法层面中过半的保险合同纠纷是由于投保人、被保险人对合同中约定的免责条款无法接受或有不同理解造成的。上述两个案件中，原告方还会同时主张保险人在签订保险合同的过程中，未对免责条款进行说明和必要的强调。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之规定，我国保险法中要求保险人承担的提示与说明义务分为两种类型：一是对保险合同中一般性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承担一般性的提示说明义务；另一种是对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格式条款，保险人应当成德安明确说明的义务。本文主要针对的是第二种提示说明义务展开论述。

二、免责条款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方式

实践中，保险人会根据保险产品的不同销售方式采取不同方式的说明。如采取保险代理人直销方式销售保险产品的，其提示说明义务在合同文本之外主要是依赖保险代理人的口头说明。由于保险合同签订与否与保险代理人有直接的利害关系，保险代理人往往有意或无意地回避或者忽略对免责条款的解释和说明，这也是很多被保险人在纠纷发生后称自己对免责条款并不知情的原因。在电话销售保险产品时，往往是采用客服与投保人进行通话的方式进行相关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这种方式虽然快捷，但缺点是没有面对面的交流，会使得投保人在很短的时间内根本很难理解专业性极强的免责条款。在网络销售保险产品方式下，对免责条款的提示和说明依赖于投保人的自主阅读。这一方式一定会受制于投保人的维权意识、知识水平、理解能力，因此，其效果不一而足。

三、对保险人履行免责条款说明义务的司法审查

对保险人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进行评判，需要首先确立一个基本的标准，即究竟要求保险人履行程序化的说明义务即可，还是要求保险人在对投保人履行说明义务的程度，一定要达到投保人或被保险人不仅要对免责条款予以注意，还要求向投保人说明免责条款的相关内容，使得投保人准确理解和掌握②。对此，我国最高人民法院采取了后一标准。这一标准能够很好地平衡保险人与投保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基于缔约地位和专业实力的不同所产生的缔约能力差异，确保了保险法最大诚信原则的遵守和公平原则的捍卫。

司法实践中，对免责条款说明义务进行评判还主要依赖于审判人员的自由裁量，因此，还存在着同案异判的情况。审判人员主要从形式、内容和证明责任的角度进行司法审查。所谓形式审查，是审查保险人是否对免责条款做加粗、加黑等明显区别于其他条款的形式上的特殊标识，或者，是否另外要求投保人签署《投保人声明书》。在上述案例1中，因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做突出标识，最后法院判定保險公司承担保险责任。

所谓内容审查，是审判人员对免责条款的内容本身进行甄别，此时需要综合运用解释的方法，对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方式、效力规则和投保人的认知能力来进行综合评定。根据《保险法》第19条、43条和44条的相关规定，因违反我国法律强制性规定而无效的条款，无论保险人是否对其进行提示和说明，其效力也均属无效。在综合评定是否充分履行说明义务时，还需要根据条款本身的难易程度和投保人的理解能力还评判。如案例2中，虽然保险公司对相关免责条款进行了说明，但由于根据普通人对行驶证的理解是只要有证就可以了，是否进行年审是行政机关依职权进行处理的问题，因此，行驶证到期未进行年审不影响保险人保险责任的承担。

总之，对保险人对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提示说明义务的履行进行司法评判，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当前尚没有一个通行的标准可供参考，需要司法人员秉承公平之司法原则，在个案中找到保险人与被保险人的利益平衡点。

注释：

①詹昊.新保险法实务热点详释与案例精解[M].法律出版社，2010年版.

②潘红艳.《论保险人的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以对保险行业的实践考察为基础》，《当代法学》，201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1]曹兴权.《保险缔约信息义务制度研究》.中国检察出版社，2004年版.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 篇4

一、明确说明义务的含义

明确说明义务没有专门的学术定义, 这一概念来源于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的规定。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订立保险合同, 采用保险人提供的格式条款的, 保险人向投保人提供的投保单应当附格式条款,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说明合同的内容。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应当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作出足以引起投保人注意的提示, 并对该条款的内容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作出明确说明;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该条款不产生效力”。由此可见, 明确说明义务是指在订立保险合同时, 法律规定保险人应该以一定的方式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进行解释并作出明确说明, 从而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一种法定义务。这一概念包含以下四方面的含义:一是明确说明义务是订立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必须要完成的义务, 不允许保险人选择、限制或者免除;二是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是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三是明确说明义务的方式是书面形式或者口头形式;四是没有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或者虽然履行说明义务但没有达到使投保人明了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程度, 将会引起免责条款无效的法律后果。明确说明义务是判定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是否有效的重要根据。

二、明确说明义务的立法目的

明确说明义务的立法目的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来认识。首先, 规定这一义务是限制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滥用的需要。当前我国保险立法尚不完备, 保险制度建设还有待进一步加强。在保险市场上, 保险人在制定保险条款时, 对免责条款有滥用的趋势。保险人往往利用自己的行业优势, 拟订一些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 更有甚者会利用一些霸王条款来达到自己的商业目的, 严重侵害了投保人的权益。所以在此情况下, 有必要在保险法中设立专门法条, 通过要求保险人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告知的方式来限制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滥用。其次, 规定这一义务是由保险合同的性质和特点所决定的。保险合同是典型的格式合同, 具有格式合同的典型特征。保险格式条款均由保险人事先拟定, 保险人可能会利用拟定条款的优势事先拟订一些不利于投保人的条款。在签订保险合同时, 表面上是投保人自主自愿, 实际上, 投保人对保险条款的知晓情况和选择权利有限。对保险人制定的那些故意减轻自己责任而加重对方义务的条款, 投保人在投保时根本不知情, 而一旦纠纷发生才如梦方醒, 连呼上当。同时, 保险合同具有专业化和术语化的特点, 条文繁杂难以理解。如果不由保险人对其内容、含义及其法律后果作出明确解释, 投保人根本不知其所云。投保人在对条款不清楚、不明了的情况下与保险人签订合同, 显然违背了诚信、公平的签订合同基本原则要求。所以先由保险人向投保人说明免责条款的含义和法律后果, 再由投保人决定是否订立合同是非常必要的。由此可见, 我国法律制定了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 旨在促进对投保人利益的保护。

三、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

关于明确说明义务的对象, 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范围是“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如何理解该条的“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法律界存在较大争议, 归纳而言存在狭义说和广义说两种观点。狭义说认为, 对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 应当严格限制明确说明义务的适用范围, 把“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仅理解为保险单中责任免除部分。广义说则认为, 由于保险条款的专业性、复杂性以及保险公司特有的营销方式, 投保人经常在尚未了解保险条款的情况下订立保险合同, 保险公司经常利用格式条款减轻、免除其保险责任, 对“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应理解为包括保险合同中一切约定保险人不承担或者少承担赔偿责任的条款。笔者同意广义说观点。

四、对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正确理解

何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学术界对此争议最大。对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正确理解, 离不开现有法律制度的规定。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 (法研[2000]5号) 认为, 保险法规定的“明确说明”, 是指“保险人在与投保人签订保险合同之前或者签订保险合同之时, 对于保险合同中所约定的免责条款, 除了在保险单上提示投保人注意外, 还应当对有关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法律后果等, 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或其代理人作出解释, 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最高人民法院研究室《关于保险法第十七条规定的“明确说明”应如何理解的问题的答复》 (法研[2000]5号) 的规定, 可以为我们正确理解何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提供标准。

笔者认为可以从以下两个方面对保险人是否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进行界定。首先要看保险人对免责条款是否尽到了必要的提示义务, 如果没有则不能被认定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免责条款和限责条款的特别提示或说明必须是在合同订立时作出, 否则无法保证相对方的知情权与选择权;二是特别提示或说明的具体方式可以包括文字、符号、字体等特别标识, 保险人在投保单、保险单或其他保险凭证对免责条款应有显著标志 (如字体加粗、加大、相异颜色等) ;三是特别提示或说明所采取的特别标识必须足以引起对方注意, 这个条件非常重要, 如果特别提示或说明尚不足以引起对方注意, 应视为未作特别提示或说明, 如保险合同的免责条款虽以黑体字标识, 但表示内容过于庞杂, 让人眼花缭乱, 或者字体过小, 无法让人仔细阅读, 均未达到“足以引起对方注意”的效果。其次要看保险人是否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以书面或者口头形式向投保人及其代理人作出解释, 以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及法律后果, 如若没有解释或者虽然解释, 但未能使投保人明了该条款的真实含义及法律后果均不能被认定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具体可以从三个方面把握:一是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必须要向投保人及其代理人作出解释, 既可以是书面形式, 也可以是口头形式。没有进行解释, 不能被认定为已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二是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概念、内容及其法律后果等的解释必须达到一定程度, 才能被认定为履行了明确说明义务, 即这种解释必须要达到“使投保人明了免责条款的真实含义和法律后果”的目标。三是从说明的程度看, 保险人应以一个普通人的知识和社会经验, 通过说明能够就保险合同之条款与保险人在认识上达成一致作为限度。即保险人的说明应当以正常的普通人能够理解的程度为限。如果条款含义清楚明了, 普通人都能知晓理解, 那么此时对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程度要求就较低, 只要其尽了提示阅读义务即可认定尽到明确说明义务。如果条款专业性较强, 含有专业术语, 或者理解有歧义, 普通人不易理解, 那么此时对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程度要求就较高, 不仅要提示阅读, 还应解释其含义、内容、后果, 同时文字提醒、记录等书面证据也不可或缺。需要说明的是格式条款提供方应当就自己已尽合同提示及说明义务承担举证责任。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是在签订保险合同时, 保险人应当向投保人履行的法定义务, 因此, 保险案件中举证责任分配应根据保险案件的特点确立。因免责条款发生的诉讼, 投保人不负举证责任, 而只能由保险人对是否尽到了明确说明义务进行举证, 否则要承担举证不能的后果。

五、违反明确说明义务的法律后果

依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第二款的规定, 对保险合同中免除保险人责任的条款, 保险人未作提示或者明确说明的, 免责条款不产生效力。不产生效力就是无效, 既然属于无效条款, 当然不能被适用。这里需要说明的是, 当前学术界对保险人违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而引起免责条款无效时, 是否因此引起整个保险合同无效有不同看法, 有人主张免责条款属于主条款, 免责条款无效则整个保险合同也应认定为无效, 保险人只承担合同缔约过失责任。笔者不同意此主张。法律之所以规定保险人的说明义务, 是专门针对保险人提供格式条款这种情形而设定的, 目的是为了保护格式条款另一方的知情权、明了权、自由选择权而设立的, 为的是平衡保险合同双方当事人的利益。若认定免责条款无效导致整个保险合同无效, 势必使投保人处在严重不利的地位, 与设立这一条款的立法目的相悖, 况且确认免责条款无效, 保险合同其他基本条款的独立性及实现合同的目的并不受影响。所以由保险人未尽提示或者明确说明义务而引起的免责条款无效, 只能是该免责条款无效, 并非保险合同全部无效。

总之, 对于保险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的规定, 我们应该结合条款的立法目的, 全面理解, 准确把握, 正确适用, 以促进保险行业和保险市场的健康发展。

摘要：在众多保险争议案例中, 保险双方当事人在理赔过程中针对保险人是否事前履行了明确说明免责条款义务而引发纠纷的案例甚多。从保险人说明义务的含义、立法目的、说明对象、说明标准及如何具体履行等方面来探讨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说明义务, 从而为建章立制、规范行为提供依据。

关键词：保险合同,免责条款,明确说明义务,法律后果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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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 篇5

在投保人投保不超过五年期的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寿险合同情形下，被保险人在保险期内失踪的，被保险人的法定继承人根据法定程序申请宣告被保险人死亡的时间必然超出五年的保险期间，故实际上保险人已将宣告死亡情形作为其事实免责范围。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保险人应在签订此类寿险合同时，就上述事实免责情形向投保人予以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事实免责情形不发生效力，保险人应承担给付保险金的责任。

〔案情〕

原告（被上诉人）陈某某，被保险人陈某益之女。

被告（上诉人）中国人寿保险股份有限公司xx县支公司（以下简称国寿公司）。住所地：四川省xx县三中园区南环线中段。

2002年7月26日，被保险人陈某益与被告人国寿公司签订了祥和定期保险合同一份，保险金额为100 000元，保险期间2002年8月1日至2007年7月31日为5年，被保险人陈某益缴纳了保险费171元。保险合同由投保单、保险单、祥和定期保险条款组成，保险条款的主要内容为：

（一）投保范围：a16至65周岁、身体健康者均可作为被保险人，由本人或对其具有保险利益的人作为投保人，向中国人寿保险公司投保本保险。

（二）保险期间：保险期间分5年、10年、15年、20年4种，投保人可选择其中1种作为本合同的保险期间，但保险期满时被保险人的年龄不得超过70岁。

（三）保险责任：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本合同终止。

（四）保险金申请：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的，由受益人作为申请人，填写保险金给付申请书，并提交下列证明、资料：1.保险合同及最近一次保险费的交费凭证；2.受益人的户籍证明与身份证件；3.公安部门或县级以上（含县级）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书；4.被保险人的户籍注销证明；5.本公司要求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等相关的证明、资料。

（五）责任免除：因下列情形之一导致被保险人身故，保险人不负保险责任：1.投保人、受益人对被保险人的故意行为；2.被保险人故意犯罪、拒捕、自伤身体；3.被保险人服用、吸食或注射毒品；4.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二年内自杀；5.被保险人酒后驾驶、无有效驾驶执照驾驶，或驾驶无有效行驶证的机动交通工具；6.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HIV呈阳性）或患艾滋病（AIDS）期间，或因先天性疾病身故；7.被保险人在本合同生效（或复效）之日起一百八十日内因疾病身故；8.战争、军事行动、**或武装叛乱；9.核爆炸、核辐射或核污染及由此引起的疾病。上述各款情形发生时，本合同终止。投保人已交足二年以上保险费的，保险人退还本合同现金价值；投保人未交足二年保险费的，保险人在扣除手续费后，退还保险费。2002年9月9日被保险人陈某益离家出走，至今下落不明。2007年4月原告陈某某向被告提出理赔咨询，2007年5月11日向被告进行了报案登记。经原告申请，金堂县法院于2007年6月13日发出公告，于2007年9月24日作出（2007）金堂民特字第2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陈某益失踪，2008年12月25日金堂县法院作出（2008）金堂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陈某益死亡。2009年3月14日，原告向被告提出理赔申请，同年5月5日，被告向原告法定代理人出具《歉难给付函》，主要内容为，根据《祥和定期保险》第五条中保险责任规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本合同终止。根据《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和《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七条的规定：公告期满后，仍然下落不明的，人民法院应依法判决，宣告下落不明的人死亡。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因此，被保险人陈某益出险时间不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本公司对本次申请不承担保险责任。” 原告收到该《歉难给付函》后向金堂县法院提起了诉讼。

另查明，原告陈某某的法定代理人李某某与被保险人陈某益已于2003年10月9日被金堂县法院判决离婚。原告陈某某系被保险人陈某益与李某某的婚生子女。

〔审判〕

金堂县法院一审认为，由于本案双方当事人对案件事实没有争议，争议的焦点在于原告主张被告支付保险金100 000元是否符合合同约定。原告认为，被告人保金堂公司应当赔付。理由是：1.被保险人陈某益出险的时间应视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被保险人陈某益是因为下落不明而由其法定继承人通过向法院申请宣告死亡的。按照法律规定这种拟制的死亡程序，在时间上必须经过5年，这就使得被宣告死亡的日期必然超过保险合同约定的5年保险期间。如果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抗辩的理由成立，那么出现法律拟制死亡情形的，任何人投保5年期祥和定期险种的保险合同，都不会得到保险赔付。这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十八条：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双方保险合同具体的免责条款中，没有被保险人因通过法院宣告死亡的情形下保险公司免责的约定。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条规定：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所以原告认为，如果符合宣告死亡的情形发生的时间段是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且利害关系人在此保险有效期间内为主张保险利益付诸了司法程序，就应当认定被保险人死亡是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2.原告应得到保险赔付。一般死亡和法律拟制死亡都是死亡的法定形式。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条的规定，被保险人陈某益所投的祥和定期保险合同没有将拟制死亡包括在具体免责条款中，从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出发，从原告为了保险受益权进行的司法程序客观方面看，应当认定陈某益的死亡时间发生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原告作为唯一继承人理应得到保险赔付。被告人保金堂公司拒赔的理由是被保险人陈某益死亡时间不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不符合保险合同约定的赔付条件。法院认为，本案争议的实质是对合同约定的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的时间如何确定。对于生理死亡的情形，按合同约定确定身故时间没有分歧，但对宣告死亡的情形就发生了争议，因为生理死亡是自然现实，宣告死亡是法律现实，它是一种推定，即从自然人下落不明满一定年限的事实，推导出他已死亡的事实。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公民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

（一）下落不明满四年；

（二）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从事故发生之日起满二年的。战争期间下落不明的，下落不明的时间从战争结束之日起计算。”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失踪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经有关机关证明该公民不可能生存的，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三个月。公告期间届满，人民法院应当根据被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事实是否得到确认，作出宣告失踪、宣告死亡的判决或者驳回申请的判决。”的规定，本案被保险人陈某益因下落不明依照上述规定的时间和程序，必然超过合同约定的5年时间，如果是因意外事故下落不明宣告死亡的，是有可能在合同约定的5年时间内，换言之对于同样是宣告死亡的情形，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因为下落不明的起始时间不同就可以得出赔付和不予赔付的不同结论。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采用格式条款订立合同的，提供格式条款的一方应当遵循公平原则确定当事人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并采取合理的方式提请对方注意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条款，按照对方的要求，对该条款予以说明。”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条：“对于保险合同的条款，保险人与投保人、被保险人或者受益人有争议的，人民法院或者仲裁机关应当作有利于被保险人和受益人的解释。”本案保险合同中保险人人保金堂公司免责的范围并无因被保险人下落不明宣告死亡免除或者限制其责任的内容，也没有约定因下落不明这种拟制的身故不予赔付的范围。因此，对于本案保险合同约定：“在本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本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本合同终止。”的理解应当作出对受益人即本案原告有利的解释，即只要受益人在合同有效期间内向保险人进行了报案并经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了宣告死亡的，应视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身故，保险公司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受益人进行赔付。据此，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二十条第一款，第一百三十四条第一款、第二款、第三款，《中华人民共和国合同法》第三十九条第一款、《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正）第三十一条之规定，判决被告向原告给付保险金100 000元。

宣判后，原审被告国寿公司不服一审判决，向四川省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提起上诉，请求撤销一审判决，上诉人国寿公司诉称：1.被保险人的死亡时间应为（2008）金堂民特字第1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宣告之日即2008年12月25日，该时间不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保险人不承担保险责任。原审法院根据受益人在保险期内报案并经法律程序申请宣告被保险人死亡的事实，推断被保险人死亡时间是在保险期间内，不符合法律规定和合同约定。2.涉案保险合同中保险人没有就宣告死亡这种拟制死亡的情况作出免责的约定，不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请求依法撤销原判决，驳回被上诉人的诉讼请求。

被上诉人陈某某答辩称：1.陈某某与其母李某某于保险合同有效期内的2007年5月11日已向上诉人报案；2.李某某应上诉人要求申请宣告被保险人失踪、死亡；3.依照法律规定的宣告失踪和宣告死亡程序，必然超过合同约定的5年有效期间。受益人在合同有效期间内向保险人进行了报案并经法律程序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被保险人死亡的，应视为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间内身故，上诉人应当按照合同约定向受益人进行赔付。原审法院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应予维持。

成都市中级人民法院二审认为：本案争议的焦点是上诉人是否因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的时间超过保险期间而免责。

根据祥和定期保险合同约定，在保险合同五年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国寿公司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保险金。该保险责任条款语义清楚，并无两种以上解释，不应适用不利解释原则，原审法院适用该原则解释合同条款不妥，故国寿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成立。

按国寿公司的上诉所称，合同条款中的“身故”，既包括生理死亡，又包括宣告死亡。既然宣告死亡具有与生理死亡相同的法律效果，那么国寿公司对于因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的被保险人则应承担与生理死亡相同的保险责任，但事实上国寿公司不可能承担。因为即使被保险人当日投保当日便下落不明，其利害关系人立即向法院申请宣告被保险人死亡，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失踪、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的规定，该宣告死亡必须经过的法定期间为五年。被宣告死亡的人，按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的解释，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故本案被保险人陈某益的死亡日期应为原审法院判决宣告其死亡之日即2008年12月25日，该时间并不在五年的保险合同期间内。原审法院以被保险人之受益人在保险期内报案并经法定程序宣告死亡为由，认定被保险人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身故不当。国寿公司的该上诉理由成立。

根据保险合同的约定，则可以推演出国寿公司上诉所称的其不承担保险责任的结论。国寿公司一方面承认对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同样承担保险责任，一方面实际将被保险人因下落不明被宣告死亡的情形排除在外，使得其在事实上不可能赔付。这种矛盾的出现是因为保险人国寿公司所设计的保险条款不周延所造成，其在拟定保险条款时并未将上述宣告死亡情形作为责任免除条款在保险合同中明确载明，亦未对合同中的“身故”含义作出周延、准确的界定。

鉴于保险关系的特殊性，决定了保险活动双方当事人行使权利、履行义务应当遵循诚实信用原则。诚信原则禁止任何一方隐瞒他所了解的情况，诱导不知道这一情况、确信相反情况存在的另一方与之订立保险合同。诚信原则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要履行说明义务，将保险合同涉及的重要事项向投保人作如实的说明。这是由于保险人在经济实力、信息占有、专业知识等方面具有绝对优势，而投保人作为普通民众，专业知识有限，对保险条款的理解可能存在偏差，保险法规定保险人履行说明义务旨在确保保险合同因双方意思表示一致而成立。基于此，国寿公司对案涉保险合同条款的不周延以及前述情形下的宣告死亡事实上不予赔付的后果应以善意、诚实、守信的态度履行说明义务，以便投保人、被保险人获得必要的信息，明确自己的权利和义务，了解签订合同的法律后果，避免权利的无谓丧失。但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国寿公司未以合理方式向投保人陈某益提示、说明，使其在尚未充分获取相关信息并完全理解保险条款的前提下，作出缔约的意思表示，陈某益并不知道其所可能发生的保险风险不属于保险人承保范围，却期待得到保险保障。发生保险事故时，国寿公司又以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日期不在保险合同有效期内为由拒赔，国寿公司在合同订立和履行过程中的上述行为有违诚实信用原则。

对于保险合同中规定有关于保险人责任免除条款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2002年修订）第十八条明文规定了保险人在订立保险合同时应当向投保人明确说明，未明确说明的，该条款不发生效力，保险人不能依据该条款免除其应承担的保险责任。而对于本案保险人的事实免责情形，保险人国寿公司并未履行说明义务，根据举轻以明重的原则，其更不能因此免除保险责任。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违反合同或者不履行其他义务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规定，国寿公司应当承担给付保险金的民事责任。

因陈某益投保时未指定受益人，其被宣告死亡后，依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保险金能否作为被保险人遗产的批复》之规定，其人身保险金应作为遗产处理，依法由其法定继承人陈某某继承，被上诉人陈某某有权向上诉人国寿公司请求支付被保险人的死亡保险金，故原审法院判决上诉人国寿公司向被上诉人陈某某支付保险金10万元的处理结果并无不当。综上，上诉人国寿公司的上诉理由虽成立，但却不能支持其免责的上诉主张。原判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虽有所不当，但处理结果适当。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五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中华人民共和国保险法》第五条，《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第一百零六条第一款之规定，判决驳回上诉，维持原判。

该判决现已发生法律效力。

〔论证〕

在保险业迅猛发展的当今社会，为限制保险人滥用优势地位，解决保险市场发展过程中的诚信问题，加强对投保人知情权的保护，我国保险立法确立了保险人对保险条款的说明义务和对免除保险人责任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制度。然而，由于立法的不尽完善，在司法实践中，尤其是保险人对免责条款的明确说明义务制度仍面临着许多问题亟待探讨，本案即是一起涉及保险人明确说明义务的疑难案例。因为按照保险法的相关规定，保险人的明确说明义务仅限于合同条款，而对于保险合同条款以外的保险人事实免责情形，保险人是否应尽说明义务现行保险法并未明确规定，本案的争议焦点也正在于被告是否因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的时间已超过保险期间而当然免责。笔者认为，尽管本案所涉寿险合同所约定的免责条款并不包含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但综合分析有关宣告死亡的法律规定后可以发现，自然人被宣告死亡必须经过的法定期间为五年，故在本案投保人只投保了五年期的寿险合同情形下，被保险人一旦被法院宣告死亡必然超过保险合同的有效期，保险人事实上不可能承担保险责任。基于此，被告应以善意和诚实守信的态度对前述事实免责情形向投保人履行明确说明义务；未明确说明的，不能免除其给付保险金的保险责任。

一、寿险合同所称的“身故”包括自然死亡和宣告死亡 宣告死亡是指自然人下落不明达到法定期限，经利害关系人申请由人民法院宣告其死亡的制度，该制度是法律对被宣告死亡的失踪人死亡的推定，是民法上的一种拟制死亡制度。民法设定宣告死亡制度的目的在于结束长期失踪人所涉及之法律关系的不稳定状态，使利害关系人的利益及社会生活秩序得以保障，故该制度对于有效保护被宣告死亡人的利害关系人的利益意义重大。一般来说，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人寿保险合同对保险责任通常规定为，在合同有效期内被保险人身故，保险公司将按保险单载明的保险金额给付身故保险金。尽管多数寿险合同并未对其所称的“身故”含义进行明确界定，《保险法》及相关法规也未对“身故”是仅指生理死亡还是同时包括宣告死亡进行明确规定，但从传统民法理论和我国《民法通则》的相关规定来看，死亡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再结合对长期失踪人的相关利害关系人权益的有效保护之考虑，笔者认为，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寿险合同所称的“身故”应包括生理死亡和宣告死亡两种情形。在司法实务中此观点已成为通说，保险公司对此亦不持异议。由于自然人被宣告死亡会产生与生理死亡相同的法律后果，因此，具体到以死亡为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寿险合同，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可以发生保险人根据寿险合同之约定给付保险金的法律后果。

二、宣告死亡属于以死亡为赔付条件的不超过五年期的寿险合同中保险人的事实免责情形

事实免责情形是指虽未通过明示或默示的保险免责条款进行规定，但从相关法律规定并结合保险合同的相关约定可以推知保险人能够事实上免除或限制其责任的情形。具体到本案，依照《民法通则》第二十三条第一款第（一）项“公民下落不明满四年的，利害关系人可以向人民法院申请宣告他死亡”以及《民事诉讼法》第一百六十八条“人民法院受理宣告死亡案件后，应当发出寻找下落不明人的公告，宣告死亡的公告期间为一年”的规定，自然人因下落不明被法院宣告死亡必须经过的法定期间为五年。同时，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第三十六条的解释，被宣告死亡的人，判决宣告之日为其死亡的日期。由此可知，即使被保险人在投保人投保当日便下落不明，其利害关系人经过法定程序向法院提出宣告死亡申请后，被保险人被依法宣告死亡的日期从投保人投保之日起算已必然超过五年。更何况被保险人在投保人投保当日便下落不明的情形极少，否则极易引起道德风险的怀疑。在一般情形下，被保险人通常在投保人投保后的保险有效期内失踪，此时经相关利害人申请并经法院依法宣告死亡的期间必然远超过五年。因此，在投保人投保的以死亡给付保险金条件的寿险合同保险期间为五年以内（包括五年）的情形下，尽管寿险合同没有相关明确的免责条款约定，但保险公司对于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的情形事实上不可能赔付。此时，被保险人被宣告死亡就成为了不超过五年期寿险合同中保险人的事实免责情形。

三、保险人应对事实免责情形履行明确说明义务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 篇6

引起社会各界争议的“无责免赔”条款主要是指在商业车险(包括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与车辆损失险)中规定的条款。即：保险车辆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保险公司根据驾驶人在交通事故中所负责任比例相应承担责任。

二、无责免赔条款的有效性

关于无责免赔条款是否是保险合同中的有效条款存在争议。法学界普遍持以下观点而判断“无责免赔”条款无效。

首先，免责条款的制定背离了法律的价值倡导。设定无责免赔条款，无疑与鼓励机动车驾驶人遵守交通法规的社会正面导向背离，这与保险立法尊重社会公德与诚实信用之原则相背离。所以，出于尊重正义的基本价值，应当判处无责免赔条款无效。

其次，投保人交纳保费，便是为了在合同约定的保险事故发生时获得保险的保障。然而在事故发生时，保险公司却以无责免赔条款为由拒绝承担属于其应承担义务的赔偿责任。如果无法从事故责任方获得补偿，则被保险人遭受的损失无法获得补偿，有违投保人订阅合同之目的。

再次，根据我国《保险法》第19条的规定，免除保险人依法应承担的义务或排除投保方依法应享有的权力的格式条款无效。法律界认为无责免赔条款在客观上免除了己方本该承担的赔偿责任，排除了被保险人应当获得赔偿的主要权利，依法应当认定该无责免赔条款是无效条款。

笔者认为，“无责免赔”思想本身就是由责任保险体现出来的。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本就是交通强制第三者责任险的补充，是为了更全面地保障被保险人因保险事故的发生而需要承担的对第三者的经济补偿责任。因此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运用交强险的“有责才赔，无责不赔，依责量赔”的思想是符合保险本身的功能。然而，现在多数保险公司将无责免赔思想也运用于车辆损失险中，对此，笔者提出质疑。

投保人投保车辆损失险的初衷多是为了在发生交通事故时，自己的车辆受到损失时能够得到经济补偿，是为了保障自己可能发生的经济损失，是财产保险中的财产损失保险，将专门适用于责任保险中的无责免赔思想运用于财产损失保险中显然是对保险思想的错误理解，会造成投保人的误读，排除了投保人本该享有的权力，免除了保险人本该承担的义务，是不合理条款。

保险行业认为，对于在商业车辆损失险中运用无责免赔条款是为了防止道德风险，避免被保险人双重获利。笔者认为这是保险人逃避自己本该承担责任的借口。根据我国2009年修订的保险法第六十条规定因第三者对保险标的的损害而造成保险事故的，保险人自向被保险人赔偿保险金之日起，在赔偿金额范围内代位行使被保险人对第三者请求赔偿的权利。所以，若保险事故是由于第三者造成的，保险人在赔偿被保险人损失后可向第三者追偿，既可以使得被保险人获得保障，同时又避免其获利。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无责免赔条款在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中是合法合理条款，但不应该在商业车辆损失险中规定。

三、保险人如何在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规范无责免赔条款的拟定

在判案中，常常出现即便法庭承认无责免赔条款可以适用于商业第三者责任保险中，也会判保险公司败诉。这是由于法庭认为保单中的相关条款是免责条款，而根据我国保险法第十七条要求保险人在订立合同时要在投保单、保险单或者其他保险凭证上既要向投保人提示免责条款，又要对免责条款作出明确说明，否则该条款不产生效力。而在实务过程中，保险公司通常难以举证证明其履行了此义务，因而法庭常以保险公司未对免责条款进行明确说明而判断该条款不产生效力。对此，需要明确以下两个问题：

（一）相关的无责免赔条款是不是保险合同中的免责条款

保险界存在这样一种观点：即无责免赔并非是免责条款，而是属于保险赔偿过程中的责任认定条款。笔者认为这种理解是片面的，免责条款是指当事人约定的用以免除或限制其未来合同责任的条款。即所有免除或限制合同双方承担的责任的条款便是免责条款，并不考虑是否由第三方来承担责任，应当属于免责条款。

（二）如何在保险合同中规定免责条款

笔者认为，要想根本解决这个难点，就要改变免责条款是格式条款的属性，双方在约定免责条款时，由投保人以手写的方式填写在保险合同上，但由于保险合同中免责条款通常条数过多，在实务上的可行性还有待研究。也可以将免责条款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保险法规定的免责内容，对于该层次的免责条款保险人可以直接印制在保险合同上并无需说明，因为推定法律规定人人皆知。第二层次是根据实务经验，基本被投保人认可的免责条款，例如战争行为等引起的保险事故，该层次的条款也可以印制在保险合同上，并让投保人手写该声明“本人已认真阅读本保险合同第XX条款——至第XX条款，并清晰了解条款真实意思表示”并签字确认。第三层次是容易引起争议的免责条款，对于该免责条款笔者认为最好的做法是订立合同时由投保人手写在保险合同上，并手写声明再签字确认。由于操作的难度，至少应当手写声明并签字确认。

摘要：保险公司与被保险人在订立商业车险合同时, 常常会在合同中约定无责免赔条款。然而在近几年保险公司以无责免赔拒赔却引发了社会的质疑, 严重破坏了保险行业的形象。本文试图从无责免赔条款的内容, 以及司法判定的角度来探讨无责免赔条款的法力效力的认定以及其存在的合理性。

关键词：商业车险,无责免赔,司法效力,合理性

参考文献

[1]武麟, 郭曙光.保险公司应否免责——兼谈保险免责条款适用的规范性[J].法学天地, 1999 (04) .

[2]杨建明.保险合同中无责免赔条款的效力[J].人民司法, 2010 (14) .

[3]汤小夫, 刘振.保险免责条款效力认定中的20个审判难点问题[J].人民司法与应用, 2010 (15) .

[4]雒立旺, 赵雅雯.“无责免赔”是不是“霸王条款”[J].合作经济与科技, 2011 (12) .

保险合同免责条款研究 篇7

(一) 免责条款的概念和特点

免责条款是当事人双方在合同中事先约定的, 旨在限制或免除其未来责任的条款。免责条款作为合同中的重要条款, 在实践中运用广泛, 内容多样, 概括起来有以下特点:

其一, 约定性。免责条款作为合同条款的一种, 是双方对条款内容合意的结果。当事人可以凭借意思自治的原则在合同中约定免责的内容或者范围。

其二, 明示性。免责条款的提出必须以明示的方式提出, 任何以默示或者推定方式作出的免责条款都是无效的。也就是说, 对方当事人在承诺这份合同时, 应该完全明确自己和对方的权利义务。

其三, 免责性。免责条款的目的就在于限制或者免除未来的责任, 除非免责条款未订入合同, 或者被订入合同的免责条款依法被确认为无效。从广义上讲, 限制或免除的责任指向的通常是合同责任, 也可以是侵权责任;免责条款可以完全排除当事人未来的民事责任, 也可以是部分排除其责任。

(二) 免责条款的价值

在现代社会, 随着科技的迅速发展, 无法预见、难以克服的危险来源日益增多, 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妨碍了交易的进行。通过免责条款, 将各种风险在当事人进行公平合理的分配, 避免不必要的诉讼和争议, 的确有利于刺激交易的发展, 促进民商事关系的展开。“有些免责条款不是对国家强制性的否定, 亦非对法律谴责和否定过错行为的藐视, 而是在既有的价格、保险等机制的背景下合理分配风险的措施, 是维护企业的合理化经营, 平衡条款利用人、相对人乃至一般第三人之间利益关系的手段。” (1) 合理分配双方当事人之间的权益与风险是免责条款的主要功能, 由此促进交易的开展是免责条款的价值导向。

以海上运输为例, 我国海商法明文规定了12项可作为承运人免责的原因, 此外还有额外免责事项。海上货物运输合同中的免责条款之多, 看似法律对船方的权益倾斜保护, 其实不然。在航海贸易的初期, 造船技术有限, 航海活动一度被称为“勇敢者的游戏”, 风险性可见一斑。即使是在现代, 航海科技有了飞跃发展, 海洋仍然是风险无法预计、难以避免的聚集地。免责条款的适用对海上风险进行合理分配, 对货方和船方之间的权利义务和责任承担进行了明确划分, 促使承受危险的一方采取相关的措施抵御风险, 如投保等, 尽量减少纠纷, 维护交易的正常进行并且运转高效。此外, 免责条款对风险的划分直接影响了运费等相关经营成本的计算, 使得船方可以预先相对精确核定成本、费用和消耗负担等, 从而完善管理, 降低经营消耗。各行各业中的免责条款若得到公平合理的适用, 对行业发展, 消费者权益的保护都大有裨益。正是免责条款具有上述的价值, 因此, 其适用范围也日益广泛。

二、免责条款的生效条件

民事责任得以免除基于私法自治与合同自由原则, 自由的范围同时受到法律评价作用的控制。所以, 免责条款源于合同自由原则的适用和法律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二者之间的平衡。若这样的功能价值若仅靠一方权利的主动让与以维护对方的利益, 从而实现双方间交易的平衡关系, 显然附加的道德义务过重, 难以实现。由此, 法律需要对免责条款的效力进行规制。

(一) 积极条件

免责条款生效的积极条件, 是指免责条款在何种情况下有效。

1. 免责条款必须订入合同

免责条款生效的前提, 必须订入合同。免责条款作为合同的一部分, 须符合合同成立的要件, 双方就该条款的内容达成合意, 并在此基础上订立合同。如何判断该条款是否订入合同, 个别商议合同和格式合同的要求则不同。结合各国立法、司法判决和我国的理论实践, 大致有如下判断规则:

(1) 签字:英国判例法曾确立一种“签名视为已经同意”的原则, 载有免责条款的文件一经他方签名之后, 无论其阅读与否, 即应受该条文件约束, 除非有欺诈或不实之陈述导致其签名无效。因为, 英国法认为, 相对方在签署文件时应尽到注意的义务, 如果未做到这一点则存在过失, 不值得法律的特别保护。

(2) 提请注意:根据我国合同法规定, 在格式合同中载入免责条款的, 提出者应该合理地提请对方注意, 并就其内容向对方予以说明。一方事先拟好的格式合同, 本身就缺乏合意的环节, 因此需要相对方在充分了解的情况下做出接受或不接受的判断。

(3) 系列交易:是指当事人之间连续地和重复地进行某种交易。系列交易使得相对人产生这样的信赖, 认为相同的交易活动必然采用一致的免责条款。那么只要提出方没有明确排除, 免责条款就已订入合同。

2. 免责条款必须具有公平合理性

责任由不履行或不适当履行义务而来, 免责条款预先免除或限制一方未来的民事责任, 也必将一定程度限制对方的权利, 导致权利义务不对等, 所以免责条款必须具有公平合理性, 方才得以生效。首先, 订立免责条款作为民事行为, 应符合我国《民法通则》的规定, 遵守法律, 尊重社会公德, 遵守诚实信用原则, 不得损害社会公共利益。其次, 免责条款的存在有其必要性和价值, 或分配风险促进交易, 或利于行业稳定正常高效发展等。

英国法对合同免责条款予以规制的法理基础是公平和诚实信用原则。英国《1977年不公平合同条款法》规定, 免责或限责条款只有在符合“合理性条件要求”时才有效力。合理性要求是该条款必须公平、合理知晓, 或在其预料之中的所有情形, 该条款应当被纳入合同之中。根据该法附件2的适用准则, 判断免责条款是否具有公平合理性, 应考虑如下因素:订约当事人是否谈判实力相当, 地位平等;是否存在同意免责条款的诱因或其他选择余地;顾客是否知晓或应合理知晓存在该免责条款;适用该条款, 是否符合现实合理的期望 (2) 。

(二) 消极条件

消极条件, 是指免责条款在何种情况下无效。

1. 免责条款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的效力来自法律的赋予, 并且由法律的强制力加以保障。一个成立的合同, 法律赋予其效力, 并不是无条件的。合同效力的获得, 必须以合同主体、标的和其他内容的适法性作为前提。免责条款作为合同的重要条款, 其效力的取得, 不得违反法律的强制性规定。我国《合同法》52条第5项规定:“违反法律、行政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合同无效。”

2. 免责条款不得排除故意或重大过失责任

该规则来源于罗马法, 并为大陆法系国家广泛接受。故意和重大过失表明行为人的主观过错程度严重, 损害他人个人利益, 甚至社会公共利益, 受到法律的否定性评价, 若不需为此行为后果付出代价, 不符合免责条款应具有的“合理性”, 同时有违公平原则。《德国民法典》第276条第2款规定:“债务人因故意行为而应负的责任, 不得预先免除。”《希腊民法典》第332条规定:“旨在预先免除或限制对故意或重大过失所负责任的协议均为无效。”我国法虽未确立这样的原则, 但《合同法》53条第2款规定:“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免责条款无效。”通过对此类过错的行为进行谴责, 有利于正确指引公众的行为模式, 维护社会秩序的稳定。

3. 免责条款原则上不得违反公共政策

美国法中, 公共政策仅指强制性公共组织采取的政策, 是一种根本性的体现着整个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利益的政策。在某些国家, 它也被称为公共秩序和善良风俗。在美国, 作为一项一般原则, 违反公共政策的合同是无效的, 不能得到强制执行。

那么免除合同一方因对另一方实施侵权行为而负有的赔偿责任的免责条款是否违反公共政策呢?对于这一问题, 美国司法判决的一般原则是: (1) 如果侵权行为是有意地肆无忌惮地实施的, 行为人不能得到免责。如果侵权行为引起的损害是疏忽的结果, 行为人没有进行欺诈的动机, 他通常可以依合同的免责条款得到免责, 但该免责条款不能是显失公平的; (2) 如果合同条款被认为涉及社会公共利益, 如公共健康和安全, 通常认为该免责条款是违反公共政策的。

1971年华盛顿州上诉法院审理的麦卡琴诉联合霍姆斯公司案, 体现了该制度之合理性。简要说明案由:原告是被告公司的一个房客。一天晚上, 当她顺着通往她租的公寓的楼梯往下走时, 由于那里没装电灯, 她从楼梯上摔下去, 受了伤。她向法院起诉, 要求被告就其过失承担赔偿责任。被告在其答辩状中主张, 原告签署的租赁合同中包括了一个免责条款。其中有这样的规定:“无论是出租人还是其代理人, 都不应对承租人、他的家庭、客人、雇员或进入该住房或该住房所属的建筑物的任何其他人所受到的任何伤害承担责任。”初审法院作出了一项简易判决, 驳回了起诉。本案中的这种免责条款尽管是“合法的”, 但不能由本法院强制执行。原因是, 根据普通法, 房客是社会中受到保护的阶层中的一员, 该合同条款被认为涉及到社会公共利益, 故认为该免责条款是违反公共政策的。不得显失公平和不得违反公共利益两项规制共同编制了一张严密的法网, 限制免责条款的种种不合理情形, 维护合同相对方的权益, 体现合同正义。

三、《合同法》第53条的存在问题与完善建议

基于对社会公共利益的维护和公平原则的体现, 我国合同法53条对免责条款作出如下限制:“合同中的下列免责条款无效: (一) 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 (二) 因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对方财产损失的。”但在实践中其法律适用存在较多争议, 笔者将对这方面问题提出一点拙见。

(一) 存在问题

根据该条第一项规定, 凡是免除对方人身伤害责任的, 并不考虑其主观上是故意、重大过失或是一般过失, 免责条款一律无效。若从立法起源谈起, 我国法本没有这一规则, 伴随着乡镇企业、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劳动法等制度尚不完善, 实务中在雇佣合同中出现了“工伤概不负责”的免责条款, 受工伤的工人无法获赔, 劳资双方的矛盾日益激化。如果承认该免责条款的效力, 工人的人身权益无法保障, 宪法规定的劳动者权利形同虚设。以此为契机, 最高人民法院通过批复的形式认定这种免责条款无效。《合同法》第53条第一款吸收了上述司法见解。在充分保护缔约方的人身权利的同时, 但实践中该规范出现了矫枉过正的问题, 归结原因有如下两点:

其一, 责任方面, 在过错程度上不加以区分, 涵盖甚广。法律规范通常以行为模式和法律后果的表现形式, 预见对不履行义务产生的责任, 培养谨慎注意的思维, 指引公众在行为之前加以思量, 从而使其选择作为或是不作为。免责条款的显著特征在于“预先”免责, 如果可以免除故意或重大过失的人身伤害责任, 行为人便自此高枕无忧, 不需要尽到谨慎注意、小心处理的义务, 甚至实行恶意侵权行为, 并不符合法的指引作用。而对一般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责任, 同样列为不可免除的责任, 加重了一方所需承担的义务, 即使这种义务仅仅是道德上的义务。美国合同法就是否可以免责的问题做了主观过错的区分, 较为合理, 可供借鉴。根据上文介绍的麦卡琴诉联邦霍姆斯公司案, 出租人在其公寓的楼梯间未安装电灯, 致使原告摔下楼梯受伤, 出租人可以合理预见不安装电灯的后果, 出于疏忽没有安装。依美国法判例经验, 这种疏忽的损害结果一般是可以免责的。对于免除疏忽造成的侵权损害, 法律的规制较为宽松, 是否会造成对免责条款接受方的保护不充分呢?本案中, 房客, 即承租人, 不免面临居无定所的窘迫, 相对于出租人地位更显弱势, 属于受保护的社会阶层, 侵犯房客的权利被认为是违反公共利益。同理, 相对于资方, 劳方也是需要法律倾斜保护的。所以, 美国法对免责条款的规制在逻辑上是严密合理的, 对故意和疏忽责任的免责条款区别对待的前提, 须满足两个条件:首先, 该免责条款不能显失公平, 受合同正义原则的制约, 其次, 该免责条款不能违反社会公共利益。

其二, 该项的适用范围过于宽泛。在实践中, 一些特殊行业的活动, 如医院做手术、汽车驾驶训练等, 本身具有很高的危险性, 如果不能通过免责条款免除一般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 事实上将禁止这些特殊行业使用免责条款, 这将极大地限制这些行业正常业务的开展及其发展, 最终也会损害消费者的权益 (3) 。如果免责条款是双方在平等的缔约地位上形成的, 没有违反强制性法律规范, 更未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益, 适用这样的免责条款分配责任和风险, 恰恰是这些特殊活动或行业得以良好发展的重要因素, 则应该承认这类免责条款的效力。所以, 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无效也应该有例外。

(二) 完善建议

针对上文论述的《合同法》53条第一项存在的两点问题, 笔者将阐述相应的完善建议。

其一, 对造成人身伤害的情形按过错程度予以区分, 将一般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划归为可免责的范围。保留大陆法系广泛适用的“故意或重大过失的责任不得免责”的规则, 并结合人际交往的纷繁复杂和市场经济的风险丛生, 将一般过失的责任作除外安排。合同自由原则是合同法律制度的核心, 也是意思自治下处理个人与他人的交往关系的必要手段。一般过失尚未违反一般人的合理注意义务, 当事人在平等的缔约地位上, 通过公平协商, 同意将其订入合同, 表明由此产生的责任尚在相对方可容忍和可谅解的范围内。该免责条款将合理分配未来无法预期的风险, 以当事双方的意思为基础, 高效地促使合同的正常履行, 具有公平合理性。

自由在法律的范围内得以完全实现, 意味着, 法律赋予一般过失造成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产生效力, 需要满足一定条件。美国法何以毫无顾虑地承认疏忽而致的损害责任可预先免责, 是因为不得显失公平和不得违反公共利益这两项前提为免责条款的效力进行审查。我国可以借鉴该规则, 一般过失造成的人身伤害, 结果若涉及公共利益, 该免责条款仍不应获得效力。

其二, 在适用的时候, 应该采取限缩解释方法, 将本不应涵盖的案件类型排除在外。对53条第1项, 采用限缩解释的根据就是其立法意图, 维护缔约主体间平衡的关系, 提供法律救济的依据。有效的免责条款应该使得天平两端砝码的质量大致相等, 为了保护一方的利益而伤及另一方, 势必引起不公平和不公正, 有违法律的初衷。

四、结论

免责条款产生于风险分配的需要和经济关系的复杂化, 在漫长的适用过程中, 不加约束的自由致使免责条款的滥用, 法律的规制则是为了在合同自由与合同正义间找到一个平衡点。我国合同法对免责条款的规制已相对完备, 但我国《合同法》第53条第一款宽泛的适用范围在实践中产生了这样或那样的不足。中国和美国的主要法律渊源虽然不同, 但是对公平合理的法理还是存在共通的。故笔者认为, 为实现免责条款的价值, 并避免个案的不公, 建议法律赋予一般过失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以法律效力, 但违反公共利益的除外。

摘要：《合同法》53条第一款规定, 造成对方人身损害的免责条款, 一律无效。该条款在充分保护人身权利的同时, 引起适用中的诸多争议。本文从免责条款的价值和生效条件出发, 借鉴美国合同法的规则, 提出如下建议:应赋予一般过失造成对方人身伤害的免责条款以效力。

关键词：免责条款,生效条件,一般过失,公共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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