办刊策略

2024-05-14

办刊策略（精选十篇）

办刊策略篇1

1联系医院学科建设发展医学期刊的重要性

医学承办者是医院主办的医学期刊的人事或财务往往都是医院进行统一管理, 因此, 对于以医疗为重点的医院而言, 此类医学期刊往往处于一种辅助地位, 相比其他期刊其生存与发展具有一定的特殊性。因此, 对于医院中的医学期刊而言, 应该对自身的存在价值进行正确评估, 尽可能在现有体制、条件下, 充分发挥出医学期刊的作用, 将自身的学科专业做到更加完善, 促进学科建设, 发现并培育医疗科研人才, 进而为国内外学术交流搭建一个更加畅通的平台。

医院学科建设是一个医院为了培养高质量的医学人才, 开展医学科研而搭建的平台, 这个平台能够提升医院师资队伍的建设、医院专业特色的发展。医院学科建设中的专业研究方向是医学期刊特色化及其专业化发展的前提条件, 医学期刊的特色取决于学科的建设水平。学科建设中的高素质人能够为医学期刊的发展提供较高水平的创作队伍, 而学科领域中专家的研究成果往往体现了这一学科发展中最新的动态, 这就充分保障了医学期刊刊物稿件的质量, 使得医学期刊能够长远发展。对于医学期刊而言, 只有该期刊全面反映相关学科领域中国内外研究的现状、发展趋势以及研究热点等相关信息, 并且随着学科建设的发展而不断完善自身, 只有这样医学期刊才能够不断立于不败之地, 为医学期刊的发展提出具有创新性的策略及方法[1]。

目前, 就我国医学期刊的发展来说, 有的医学期刊往往是请一些专家挂名, 而没有跟踪专家的最新研究成果, 也有部分医学期刊逐渐变成了医院医生发表文章, 进而获得职称的一个平台, 这种方式似乎使医学期刊获得了更多的稿件来源, 提升了期刊的影响力, 但是却忽视了医学期刊的学科作用, 进而淡化了医学期刊在医院学科建设中的作用。分析以上原因的出现, 我们认为这可能与医院学科建设人员忽视医学期刊发展有关, 也可能与医学期刊自身并没有树立为医院学科建设服务的意识有关, 也可能与医学期刊没有找到自身发展与医院学科建设的契合点存在一定的关系。因此, 医学期刊应该重视期刊发展与医院学科建设之间地关系, 立足于医院学科建设的角度, 推动医院学科建设的发展, 进而推动医学期刊自身的发展。

2立足医院学科建设发展医学期刊的策略

目前, 随着国家医药卫生体质改革的不断深入, 医院学科建设逐渐向包含科研、教学以及服务等多方面不断发展, 医院学科建设越来越重视自身科研创新能力的提升, 强调高素质医学人才的培养。医院学科建设的发展方向, 为医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契机, 因此, 医学期刊需要站在医院学科发展方向的角度上, 衡量自身实际情况, 不断调整自身的发展方向, 满足医院学科建设的需求。

2.1医学期刊应该与跨学科团队密切合作

目前, 医院学科建设的发展是以综合化发展为方向, 主要以人类重大疾病为研究对象, 融合相关的诊断、治疗以及预防等专业知识, 从而促使多学科之间形成有机的联系。因此, 医学期刊应该不断更新自身的办刊理念, 与跨学科团队建立密切的合作关系, 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1.1请跨学科团队人员担任执行编委

医学期刊的编辑人员可以采用CNKI数据库、万方医学网等途径, 对当前的医学学术发展趋势、作者以及相关机构等进行搜索, 充分了解跨学科研究的主题及其思路等方面的相关信息, 然后再向跨学科团队的相关人员约稿或者是组稿, 同时还可以请跨学科团队人员共同参与医学期刊的选题策划, 也可以邀请他们参与本刊重要学术论文的推出[2]。

2.1.2参与跨学科研究项目组的工作

由于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工作性质的要求, 使得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对期刊专家库中相关专家的学术研究兴趣及其科研动向比较熟悉, 因此, 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可以作为中介, 使得对某一问题存在共同兴趣的研究人员能够相互认识, 并建立密切的联系, 这样更能方便医学期刊编辑人员跟踪当前医学研究的最新动态, 及时向专家约稿。

2.1.3向专题导向模式发展

医学期刊可以将重大主题设置为专题栏目, 使不同专业的人员能够以不同的视野、立场以及不同的研究方法对同一个问题进行讨论, 在此基础上提出研究该问题的一个全新视角。此外, 专题组稿应该对医院各个领域中的带头人都有所关注, 特别是医院中获得国家重点项目的带头人, 应该给予充分关注, 可以邀请他们作为医学期刊的特邀执行主编, 从而为医学期刊开展专题的组稿。

2.2医学期刊应该重视循证医学与转化医学的应用

循证医学主要是指在医学研究中, 将研究证据、个人经验以及患者的实际情况进行充分结合, 而转化医学更加重视临床医疗的研究, 强调医院学科发展应该以科研成果的转化应用为目的, 重视临床医学问题与医学研究之间地有机结合。因此, 医学期刊办刊的时候, 应该将循证医学与转化医学思想进行有机结合, 从而促进临床应用与基础研究之间地双向互动。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2.1掌握临床研究证据的分级

医学期刊编辑应该充分掌握临床研究证据的分级, 并且充分了解不同论文所具有的临床价值。医学期刊编辑进行审稿、评稿的过程中, 可以运用CONSORT声明工具, 从而引导作者依据CONSORT声明进行临床研究工作[3]。

2.2.2增加循证医学的稿件数量

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可以适当增加循证医学的稿件数量, 也可以设置相应的循证医学专栏。在选择稿件的时候, 可以有限考虑对开展预后与结局研究, 并通过分析、综合以及系统评价大量科研成果的方式, 进而找出最新最佳证据的论文[4]。

2.2.3举办医学交流会

医学期刊可以不定期举办转化医学学术的交流会, 为基础研究与临床研究人员以及医药公司之间提供一个交流平台, 让他们可以面对面解决一些实际问题, 从而充分发挥学术会议的交流、引导以及推进的作用[5]。

2.2.4建立网络互动平台

医学期刊可以建立本刊的网络平台, 采用微博、微信等方式将医学学科研究中的最新科研成果进行推送, 同时利用网络平台使作者与读者之间建立良好的互动关系, 增强学科信息的传播与交流。

2.3医学期刊应该重视学科研究流程的规范化

目前, 在医学期刊的发展中, 以政府为主导, 以患者为中心的思想逐渐得到了落实, 使得医院学科创新发展的某些方面受到了一定的限制, 再加上临床路径等优化服务流程的不断应用, 医学学科发展与服务的方式也逐渐变得越来越规范化[6]。因此, 医学期刊需要配合学科发展的规范化需求, 规范自身的工作流程。其方法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2.3.1增强统计学审稿

医学期刊编辑人员进行审稿的过程中, 应该重视统计学审稿, 从而有效规范学科研究。因此, 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可以攻读统计学专业的学位, 也可以直接聘请统计学专业的人才[7]。

2.3.2搭建医生与公众交流的平台

编辑人员应该充分利用各种培训机会, 不断学习伦理学方面的专业知识, 提升自身对伦理学相关内容的把握与判断。与此同时, 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应该在编辑部举办的学术交流会议上或者是在继续教育栏目中, 对医生进行相应的教育, 使医生能够充分关爱并尊重研究对象。此外, 医学期刊编辑人员可以运用网络平台, 向公众传播相关疾病的基础知识, 使公众能够掌握该疾病的预防方法, 并且能够理性看待医学[8]。

2.3.3慎重对待真实资料的来稿

医学期刊编辑人员进行审稿工作时, 应该慎重对待以真实资料为基础的临床研究稿件, 特别要注意容易引发医疗纠纷的稿件, 应该增强对稿件的甄选与编辑。比如, 临床病例的讨论, 医学编辑人员在文稿的加工过程中, 应该辨明原委, 防止因写作原因引发医疗纠纷。

结束语

综上所述, 随着医院学科建设的不断发展, 医学期刊应该紧随医学学科建设而不断进行调整, 密切关注学科热点, 准确捕捉最新科研成果, 不断优化办刊的策略, 提升自身的学术水平, 从而充分发挥医学期刊对医学学科建设的指引作用。

参考文献

[1]孟丽, 段春波, 时秋宽, 等.医学期刊办刊策略与医院学科建设[J].中国科技期刊研究, 2014, 25 (10) :1314-1318

[2]张晓冬, 高宏.实施创新性与实用性并重的办刊策略——以《中华放射学杂志》为例[J].编辑学报, 2012, 24 (3) :282-284

[3]李静, 游苏宁.医学期刊差异化办刊策略初探[J].编辑学报, 2013, 25 (3) :205-207

[4]王可为.医院学科建设评价机制的实践与探索[J].中国医院, 2013, (10) :44-46

[5]刘艳, 尹卫靖, 王莉红, 等.优化医学期刊定位的策略探讨——以《中华实验眼科杂志》为例[J].编辑学报, 2011, 23 (5) :432-434

[6]韩磊, 亓玉峰, 欧一平, 等.国外医学科技期刊发行新趋势的启示[J].出版发行研究, 2013, (3) :89-91

[7]杨智华.医学期刊全媒体出版策划研究[J].科技创新导报, 2015, (16) :26, 28

办刊策略篇2

【关键词】学术期刊；The Public Historian；办刊策略；传播路径

【作者单位】苏文慧，凯里学院外国语学院。

【基金项目】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14CTQ038）的阶段性成果。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发表与交流的重要媒介，是现代化学术体制的标志之一。美国的学术期刊不仅在美国本土具有影响力，而且也主导了全球学术的发展趋势与研究范式，其成功经验非常值得我们借鉴。本文以美国公共史学界的专业刊物The Public Historian（下文简称TPH）为例，对其办刊策略及传播路径进行分析，希望对我国学术期刊的发展能有所启示。

一、The Public Historian概况

TPH是美国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National Council on Public History，简称NCPH）主办的著名学术期刊，公共史学（Public History）作为美国历史学的分支学科，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叶，经过30多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美国史学界举足轻重的学科，引起了整个社会的广泛关注。公共史学兴起于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美国[1]。1978年，美国史学界开始创办有关公共史学的专业期刊TPH。公共史学运动发起人之一韦斯利·约翰逊（Wesley Johnson）在TPH创刊号的“编者语”中首次对公共史学的本质和定义做了解释，并列举了公共史学的8个主要研究领域[2]。南卡罗来纳大学历史系教授、公共史学项目负责人舒尔茨（Constance Schulz）在其文章《作为一名公共历史学家》中，总结了美国公共史学在教学目的、主题和内容方面已经初步达成的共识[3]。1980年5月，NCPH成立，它成为来自美国不同领域从事公共史学研究和实践的公共史学家专业学术团体，与此同时，TPH成为该学会的代表性专业刊物，也是美国公共史学研究的前沿观察哨。

TPH创刊初始目标是为人们交流思想、方法、研究成果、职业道德等提供一个重要的学术平台[2]。后来TPH与美国国内的历史学界专业期刊合作，面向全国的公共史学家。TPH为季刊，分为春、夏、秋、冬四季刊发行。

二、The Public Historian的办刊策略

TPH的成功与其办刊策略密切相关。学术期刊作为一个学术交流平台，采取合适的办刊策略是提升期刊影响力与办刊水平的基础。作为美国历史学界的标志性刊物，TPH的办刊策略主要有以下三方面。

1.特色化

TPH采取特色化的办刊策略，在创刊伊始就阐明了公共史学的宗旨和理念。在30多年的办刊实践中，TPH坚持以“公共史学”为理论视角，刊载公共史学研究论文，内容主要集中在政府机构、商业、研究机构、媒体、历史遗址保护、档案和历史资料的管理、公共历史教学等8个领域 [4]。多年来，TPH的定位非常准确。作为公共史学家主办的专业学术期刊，TPH围绕公共史学研究领域，采取了特色化、差异化的办刊策略，以传播公共史学研究理念为中心，成为公共史学研究成果的主要发表阵地与传播媒介，其认知度与影响力都达到了较高水平。

2.国际化

TPH虽然诞生在美国，刊载文章的研究领域也以美国历史为主，但并没有局限在美国本土，而是积极进行国际化交流。TPH的具体做法是，积极与外国公共史学家进行合作，扩大研究课题，研究领域表现出全球化的趋势。例如加拿大的公共史学发展、日本的文化遗产旅游、英国公共史学家的实践等，都取得了较大的国际影响力[5]。

3.社会化

过去的学术期刊因为其专业性太强远离普通民众，社会影响微弱。TPH创刊初始，就秉持社会化的办刊宗旨，注重与社会需求结合，以现实需要为目标，以政府部门、社会机构、公司和个人提出的问题作为考察对象，根据客户的要求、公众的兴趣、作者的喜好等因素共同决定研究课题[6]。例如对博物馆、档案馆的研究以便其更好地服务社会等。TPH完美地继承了公共史学的发展理念，扩大期刊的受众群体，避免学术研究走入学院化的胡同，力求走出一条专业与大众相结合的新路，取得了明显成效。

总之，TPH作为美国公共史学流派的会刊，采取了特色化、国际化、社会化的办刊策略，成功推动了公共史学理念的传播。美国公共史学家通过TPH这一传播媒介，重塑了史学研究范式，引领了世界学术研究潮流，传播了美国文化理念，同时也使TPH成为一本有着国际影响力的学术期刊。

三、《公共历史学家》的传播路径

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是传播学中重要的理论范式，是研究媒介传播的重要分析工具。本文采用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对TPH的传播路径进行分析。

1.传播者主要为公共历史学家

传播者是传播过程的起点，也是传播过程中的主体。自罗伯特·凯利、韦斯利·约翰逊等学者于1978年创办TPH以来，到1980年成为NCPH会刊，TPH一直是公共史学家发表学术观点的主阵地，其编辑群体和作者群体也以公共历史学家为主。对公共史学家的定义，即使在公共史学家内部也有不同意见。据学者统计，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的会员背景复杂多样，包括博物馆专业人士、历史学顾问、政府部门中的历史学家、档案馆专业人员、历史组织管理人员、大公司和商业界的历史学家、文化资源管理者、图书馆和博物馆馆藏负责人、电影和媒体制片人、口述历史学家、政策咨询顾问以及对公共史学感兴趣的大学教授和学生、中小学教师等。该组织欢迎任何“在公共领域中从事历史实践”和对此有兴趣的人士成为其会员[1]。可见，公共史学家是以公共史学理念为纽带组成的一个较为宽泛的学术共同体，这样一个学术共同体构成了TPH的传播主体。

nlc202309082330

2.传播内容为公共历史学研究理念与研究成果

在1978年TPH的创刊号上，美国加州大学圣塔芭芭拉分校历史系教授罗伯特·凯利（Robert Kelley）作为公共史学的创始人之一，在其文章《公共史学：它的起源、性质和前景》中首次公开使用了public history （公共史学）的概念，并做了如下定义：“用最简单的话来说，公共史学指的是历史学家的就业（方式）和在学术体制外，如在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地方历史协会和博物馆，甚至于在其他私有领域中所使用的史学方法。公共历史学家凭借自己的专业特长而成为公共进程（public process）的一部分。当某个问题需要解决、一项政策需要制定，以及资源的使用或行动的方向需要更有效的规划时，历史学家会应召而来，这就是公共历史学家。”[7]

这个定义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公共史学的研究领域。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TPH刊载文章内容以公共史学为中心，在最初8个主要研究领域的基础上，不断拓展新的研究领域，特别是在研究对象上，公共历史学家越来越重视对普通人的研究，公共历史学家一反传统史学家重视政治、军事重大事件的潮流，把研究的重点转移到很少被人们关注的领域，比如黑人史、妇女史、儿童史、劳工史、少数民族史等。公共史学家通过TPH成功地将自己的学术理念传播到学术界以及全社会，可以说，TPH是公共史学家传播学术理念与研究成果最重要的平台。

3.受众范围面向全社会

传统史学期刊由于追求学术化，刊载论文较为深奥，不易被大众接受。刊物的预设读者群非常狭窄，放弃了与普通民众互动的机会。从文化分层结构视野考察，我们发现，TPH的传播受众包括精英文化和民间文化两个阶层，其传播对象不仅包括学术界的专业学者，也包括学术界之外的社会群体，诸如政府部门、私有企业、媒体、电影、博物馆、图书馆等机构都是公共史学合作的对象。可见，TPH的受众是面向全社会的，这与传统的专业学术期刊有着明显不同。普通民众也是TPH的预设读者，公共史学赋予他们解释历史的机会，例如在口述史、家族史等研究领域，普通民众书写的历史也得以发表。可见，在TPH的发展过程中，公共史学学者作为传播主体，打破了以往美国史学界西方中心主义和精英主义的研究视角，将公共史学理念传播到世界各地及社会各阶层，受众范围广。

4.传播效果显著

学术期刊作为学术成果的传播媒介，基本功能就是传播学术成果，促进学术交流，有效传播是其功能实现的基础。TPH作为美国全国公共史学委员会的会刊，不断拓展公共史学研究领域，传播最新学术成果。在30多年的发展过程中，其影响力不断扩大，成功地传播了公共史学理念，产生广泛的学术影响力，使公共史学成为美国与传统史学、新史学并立的三大流派之一，并将其成果与社会需求相结合，产生了良好的社会效益。例如，随着公共史学的发展，美国的史学教育模式发生了巨大变化。据2010年NCPH网站公布的信息，目前开设公共史学硕士点的美国高校有近90所，至少有7所大学开设了公共史学博士点[1]。同时，社会公众对公共史学的认同感也逐步加强。2002 年秋，美国历史学会（AHA）下属的研究生教育委员会（Committee on Graduate Education）和公共史学特别工作组（Task Force on Public History）共同对雇佣公共史学家的机构进行了调查，结果显示，3/4的机构雇佣公共史学家的数量或保持增长（29%）或持续稳定（48%）[8]。这表明公共史学家已经取得相当大的成绩，公共史学也日益得到社会的认可。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的高校都有健全的公众史学教育体系。

从拉斯韦尔的5W传播模式来看，公共历史学家以TPH为传播媒介，成功地传播了公共历史研究理念，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重塑了美国历史学研究范式与史学教育模式，TPH也因此成为美国史学界较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之一。

四、《公共历史学家》对我国学术期刊发展的启示

1.强化引领学术潮流的办刊意识

TPH是随着公共史学的出现而诞生的，多年来始终致力于传播公共史学理念，两者相辅相成，成功地在美国历史学界及全社会推销了公共史学。可以说，TPH的创办者在创刊伊始就试图变革传统史学学院化的研究范式，倡导传播一种新的史学研究范式，取得了良好效果。对我国学术期刊来说，在这一方面还略有不足。与学术专著相比，学术期刊出版周期较短，传播最新学术成果具有显著的优势。学术期刊不仅是传播学术成果的平台和媒介，也应该成为引领学术潮流的主阵地。在今后的发展中，我国学术期刊应强化引领学术潮流的意识，准确把握学术动态与学术热点，有意识地推进学术创新，为各种学术思潮提供传播媒介与平台，推动学术走向繁荣。

2.拥有国际化的办刊理念

目前，我国学术期刊已经认识到国际化的重要性，也做了诸多有益的尝试，有效地推动了中国学术走向世界。但是也有一些误区需要注意：学术期刊国际化包括形式和内容两个方面，我们应该意识到学术期刊的国际化不只是简单的英文化，TPH能够成为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学术期刊，一方面与美国在全球学术体系的地位有关，另一方面也与TPH全球化的研究视野密不可分。对我国学术期刊来说，在今后的发展中，在提高期刊质量的基础上，还应从形式与内容两方面共同推进我国学术期刊国际化。形式上，要争取创办一批高质量的英文学术期刊，与此同时，做好中国优秀学术期刊的对外译介工作；内容上，要继续提升编辑队伍的国际化视野，为编辑队伍广泛参与国内和国际学术交流提供保障，积极刊载国外优秀学术论文，具备国际化视野，有意识地推动我国学术论文与世界主流学界进行对话。

3.扩大受众范围，注重传播效果

TPH作为公共史学理念的宣传阵地，吸收了公共史学的相关理念，注重学术成果的社会效应。长期以来，学术研究内部分工日益细微、研究成果精细琐碎、写作深奥艰涩，研究成果与当代社会的文化和知识需求越来越脱节。学术期刊作为专业学术论文发表的平台，公众的参与度也非常低，致使学术刊物的影响大打折扣，这与学术期刊传播媒介的功能定位背道而驰。TPH在办刊过程中，与社会各界紧密联系，扩大受众范围，在不同机构与群体中传播公共史学理念，取得了广泛的影响。我国学术期刊也存在受众狭窄、传播效果不佳的问题。近年来随着新媒体的快速发展，这一问题有所改善，比如一些学术期刊主动利用微博、微信及时推送学术成果，取得了较好的效果。可以说，与新媒体融合，利用新媒体强有力的媒介优势进行学术传播，是当前学术期刊扩大受众范围，提升影响力的有效途径，也是我国学术期刊未来发展的方向。

[1]王希.谁拥有历史——美国公共史学的起源、发展与挑战[J]. 历史研究，2010（3）：34-47.

[2] Wesley Johnson， Editor’s Preface，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 No. 1 （Autumn 1978）， pp. 4-10.

[3]Constance B. Schulz， “Becoming a Public Historian，” in James B. Gardner and Peter S. LaPaglia， eds.， PublicHistory： Essays from the Field （revised edition）， Malabar； Robert E. Krieger Publishing Company， 2004.

[4]Wesley Johnson， Editor’s Preface，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 No. 1 （Autumn 1978）， pp. 6-7.

[5] The Public Historian [J]， 2008（Volume 30）、2009（Volume 31）、2010（Volume 32） .

[6]韩俐彦. 美国公共史学的研究领域与理论方法[D].北京：首都师范大学，2012.

[7]Robert Kelley， Public History： Its Origins， Nature， and Prospects， The Public Historian， Vol. 1，No. 1，（Autumn 1978）：16-28.

[8]Philip M. Katz，Public History Employers—What Do They Want？ Airport on the Survey[J]. Perspectives，Vol. 41 No. 6，September 2003.

办刊策略篇3

具体来讲,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取得了以下阶段性成绩:

1.细分读者群体, 实行专业办刊

2009年7月, 经新闻出版总署批准,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由月刊变更为半月刊。自此, 高教内容与基教内容分刊刊登, 每月上半月为高教版, 下半月为基教版, 解决了原来读者拿到杂志后, 文章针对性、适用性不强的问题。变更为半月刊, 首先是基于经过几年发展杂志稿源日益充足, 能够支持每月两期杂志的载文需要;其次则是应读者要求:基础教育与高等教育教学设备差别巨大, 彼此之间关联较少, 编排在一起, 造成资源浪费;再次是有利于栏目建设:进入新世纪后, 基础教育教学设备逐步多样化, 需要增设相应的栏目。高教内容与基教内容分刊刊登后,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成为国内唯一一本覆盖高等教育、职业教育、基础教育、学前教育全领域教育装备工作的国家级教育科技期刊, 杂志分别邀请编委、配备编辑, 采用不同的编排方式, 分开发行, 使服务更有针对性、文章更有可读性。我们这些努力让读者较为满意, 杂志订阅量逐年增加。

2.提高刊物质量, 实行规范办刊

2013年, 是杂志公开发行的第十个年头。如果我们将10年的杂志放在一起比较, 就会发现她无论从内容上还是从形式上都发生了质的飞跃。杂志在2010年年底开通中国知网“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所有来稿首先经过该系统检测, 剔除重合度超过20%的稿件, 对重合度为10%～20%的稿件退修, 重合度低于10%的稿件送外审专家初审。经过严格的三审后, 合格稿件入库, 给作者发刊用通知。出于严肃办刊、为作者负责的考虑, 在稿件进入三校流程之前, 我们还将稿件过一次“学术不端文献检测系统”, 对重合度超过15%的稿件退修。自2011年以后, 杂志稿件通过率大幅降低, 仅为20%左右。现在被我们淘汰的稿件中, 有很大一部分是因为来稿不符合我刊刊登范围。舍弃这些稿件, 正是为了规范办刊, 突出刊物特色, 进而提高专业化服务水平。

在期刊排版方面, 我们听取编委建议, 高教版采用科技期刊编排形式, 减小字号, 补全中英文摘要、关键词, 并将英文翻译置于正文之前, 使之与国际期刊接轨, 利于检索和引用。另外, 在栏目设置与细化方面, 第二届编委也适时提出了很好的建议, 使杂志能够适应新形势变化, 围绕办刊宗旨, 在保持特色的同时推陈出新。

杂志质量的提升, 与第二届编委的努力是分不开的。

3.扩大编委覆盖, 实行群众办刊

第二届编委会调整、增加了来自高职院校的编委。同时, 《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先后于2008年、2010年、2011年和2013年组织北京高职院校征文活动, 扩大杂志在高职院校的知名度, 也促进了职业院校教育装备水平提高。2009年, 杂志与北京高职研究会联合推出“北京市高职院校骨干教师赴德培训论文专辑”, 介绍德国职业先进经验, 在当时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我们编委工作在教育教学第一线, 最了解当前教育领域的需求, 也最能向杂志提供有价值的建议, 我们应该发挥自身优势, 及时向杂志献言献策, 帮助杂志扩大覆盖面, 挖掘潜在问题, 办好杂志;同时也借助这个平台, 解决现实问题, 促进高等教育发展。

4.适应当前形势, 实行特色办刊

杂志在接受作者自由投稿的同时, 积极策划选题, 主动甄选作者约稿, 每季度推出一期专题。这种专题化运作模式, 可以紧扣杂志主旨与教育热点发挥我们的主导作用, 在凝练期刊特色、去同质化中是不可缺少的, 并且刊登的稿件质量相对较高, 有利于提高期刊的各项指标。

当前杂志上“国家级实验教学示范中心建设系列报道”“高校图书馆建设”“学校体育场馆与设施”栏目都是同类杂志人无我有, 普遍受到关注与好评的品牌栏目。

在第三届编委会的领导下, 杂志要继续坚持专业办刊、规范办刊和特色办刊, 今后努力方向可以有以下考虑:

1.继续提高办刊质量

2012年7月, 教育部部长袁贵仁在“落实4%目标, 用好管好教育经费”专题座谈会上再三强调:“没有足够的教育经费, 人民群众不可能满意;有了教育经费, 如果用不好, 也不可能让人民群众满意。”高校教育经费很大一部分用于教育装备, 如何用好这部分经费, 办人民群众满意的教育。我们杂志要在这一方面有所作为, 发挥编委作用, 发现建设典型, 鼓励他们撰写文章, 推广经验。

另一方面, 信息时代媒体为王, 若想从林林总总的各类媒体中脱颖而出, 必须提高自身质量, 用实力说话。目前, 我刊还不是核心期刊, 如何把更高水平、更高质量、更高影响力的文章吸引到杂志上来, 引导和帮助年轻作者撰写高水平文章, 这些都是我们今后工作的重点。

2.努力配合学会重点工作

目前, 每年两次的高教仪器设备展示会已经成为高教战线的重要品牌, 并在国际上有一定影响。杂志可以充分利用这个平台, 主动承担相关任务, 开展高仪展服务工作。

另外, 学会在“十二五”高教研究规划中, 为高校实验室建设发展发展设立了专项课题, 并且分立了若干子课题。杂志可以充分发挥宣传推广职能, 甚至参加某些项目的合作研究。

再有, 实验室研究会已经决定开展各个区域的高教仪器设备状况跟踪分析, 将来可能可以发展为全国性的高教仪器行业报告, 或者评价体系。杂志可以研究是否积极介入, 将来成为评价组织成员, 成为评价信息窗口。

3.积极提高杂志知名度

在第二届编委会编委的共同努力与支持下, 杂志发行量有所提升。在移动互联时代, 纸质报刊发行量受到强劲冲击, 在这样的形势下, 我刊的发行量没有降低, 反而有小幅上涨, 已经不易, 但我们不能满足于这小小的成绩。应该通过多种形式加强宣传, 广拓征订渠道;编委们也应积极推介, 利用开会的机会, 向同行推荐, 同时向他们约稿, 解决教师投稿难的问题。每逢评职高峰期, 教师们扎堆写文章, 很多文章无处可投, 即便被录用了也要等待较长时间才能刊登, 我刊对编委推荐的稿件应该优先刊登, 各位编委需充分履行编委的权利与义务, 为广大一线教师服务, 也在客观上宣传了杂志。

4.大力形成行业品牌

配合杂志内容质量提高, 我们的服务水平也要跟上, 这样才能留住作者, 吸引读者。做好杂志服务工作, 可以从三个方面入手:

一是做好作者服务工作。

对作者的服务不能停留在来稿照登这一浅层次上, 还要利用杂志的专业特长, 引导作者向更前沿更深入的问题展开探讨, 帮助他们摆脱低层次问题的重复赘述。

二是做好读者服务工作。

作为杂志的编者, 我们应当对读者负责, 向他们呈现高质量的文章, 对他们的工作有所推进, 否则, 就是杂志的失败。

三是做好企业服务工作。

随着《中国现代教育装备》杂志自身品质、品牌知名度的提升, 现在与杂志合作的知名企业、品牌企业也多了起来, 这是对我们的一种认可, 这就要求我们杂志要不断提高自己的质量, 内容质量、排版质量、印刷质量、服务质量, 方方面面都与教育装备行业知名品牌相应。做好作者、读者与企业的服务工作, 用我们高品质的服务, 留住他们, 壮大我们的粉丝团队。

《国文月刊》办刊始末篇4

1937年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为保存文化力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南开大学三校合迁湖南，组成“国立长沙临时大学”。1937年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开始上课。不到两个月，南京又陷敌手。长沙临时大学被迫再迁昆明，成立“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西南联大由北大、清华、南开三校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为常务委员。共主校务，杨振声为秘书主任。梅贻琦兼常委会主席。1938年5月4日，西南联大正式上课。分理、工、文、法、师范五学院，共26个系，2个专修科，1个先修班；学生总数3000人，规模之大，在抗战时期堪称全国第一。其中文学院中国文学系汇集了朱自清、闻一多、罗常培、罗庸、魏建功、杨振声、陈寅恪、刘文典、王力、浦江清等一批优秀的学者。作为大学教师，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在战时如何促进国文教学以及促进青年人国文程度的进步，本着这个宗旨，在朱自清等人的积极筹措奔走之下，由联大师范学院主办、开明书店出版、丰子恺题写刊名(七十五期以后由沈君墨题写刊名)的《国文月刊》于1940年6月16日诞生了。

在《国文月刊》创办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朱自清和时任开明书店编辑的叶圣陶。今天查阅朱自清和叶圣陶的日记，可以找到许多关于《国文月刊》的讯息。从朱自清日记和书信存稿中可以了解到，《国文月刊》的出版合同是由朱自清在1939年11月30日下午起草的。12月20日，他携《国文月刊》合同书访出版单位开明书店代表章锡珊，与之签字。第二天他又携《国文月刊》合同书访联大师范学院院长黄钰生，请他签字。…而在开明书店一方奔走的则主要是朱自清的好友叶圣陶。

1940年6月16日《国文月刊》第一卷第一期如期出版。刊物是西南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和文学院国文系联合筹办的，由昆明开明书店发行。如第一期“卷首语”所言：“这一个刊物是由西南联合大学师范学院国文系中同人所主编，同时邀西南联合大学文学院国文系中同人及校外热心于国文教学的同志合力举办的。”实际上虽名为联合筹办，但当时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主要教师都由文学院中国文学系的老师兼任，两个出版者实际上是同一群人。第一期的编辑委员是浦江清(主编)，朱自清，罗庸、魏建功，余冠英，郑婴。然而浦江清只担任了前两期的主编，因为他休假回了上海。从第三期开始，主编由时任联大师范学院讲师的余冠英担任，直至联大复员的第四十期。其间其他编委也略有更迭。第十二期至第二十期的编委是余冠英(主编)、罗常培、朱自清、罗庸、王力、彭仲铎、萧涤非、张清常。第二十一期至二十六期休假回来的浦江清又担任一段时间编委。从第二十八、二十九、三十期合刊至三十七期李广田加入。另外短期加入编委行列的有闻一多，只担任了第二十七期的编委，第三十八期时沈从文也加入到编委行列。

关于办刊宗旨和目标，在第一期的“卷首语”中是这样阐述的：

本刊的宗旨是促进国文教学以及补充青年学子自修国文的材料。

据社会上一般人的意见，认为现在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低落实为国家的隐忧。同人中看过这两届全国各大学统一招生国文试卷的也感觉到莫大的怅惘。我们办这刊物，抱有提高青年学子的国文程度的宏愿。

这样的办刊宗旨决定了《国文月刊》所刊载的内容：

照我们现在拟订的计划，本刊要刊载的文章可分数类。一是通论，凡探讨国文教学的各种问题的文章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语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字皆可入此栏，作为教学同人交换意见的园地，同时可备办教育者的参考。二是专著，凡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本刊想多多登载。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均附以详细的注释或解说，备学子自修研究。四是写作谬误示例，专指摘学生作文内的误字谬句，略同以前别的杂志上有过的“文章病院”一栏。以上四类定为本刊主要的文字，此外还可以加上学生习作选录、书报评介、答问、通讯等等。但为篇幅的关系，每期不一定能具备各栏的文字。

这个刊物一出版就受到联大师生和社会的欢迎。据时任师范学院院长的黄钰生回忆：“1940年国文系教师编辑出版了《国文月刊》。此刊物一开始就受到了欢迎，在国文教学方面起了积极的作用。”因此，一直出版到抗战胜利后的第四十期。

在日寇侵略、全民抗战的大背景下，支撑一份学术期刊，其难度可想而知。

首先是经费问题。在第一期“卷首语”中我们可以得知办刊经费是如何酬得的：“这一次蒙黄子坚先生的赞助在师范学院内筹划出一部分经费，又蒙开明书店的赞助，补贴了另外一半的出版费，替我们印刷发行，我们非常感谢。”然而这一点经费也仅仅是支付了出版费用，至于撰稿者的稿酬则“在本刊经费尚未筹足前暂以呈赠本刊为谢”，且不仅“是对撰文者不能送报酬，编辑者还须自贴邮票纸张等费”。可见在办刊的初期，多亏编辑者(实际上其中很多也是撰稿者)的奉献精神刊物才顺利发行。后来由于外校的学者的稿件越来越多，不能不送稿酬，在多方努力之下，稿酬渐渐多了起来。在第六期“国文月刊社启事”中刊物开始向各界征稿并酬谢稿费：“本刊欢迎投稿，长短不拘，文白均可。登载后敬酬稿费每千字二元至五元。”在第二十一期“编后语”中说明了这笔稿酬的来源并总结了一段时间以来的情况：“后来从本校得到一点补助，再后又从开明书店得到一些补助，于是对撰稿人可以赠送少数纸墨费了。起初是每千字三元，后来加到五元，又加到八元。最近蒙开明书店慨增补助费，今后我们可以对撰者赠送每千字十六元至廿五元的稿费了。”

其次是印刷方面的困难。因为战争的关系，开明书店的印刷机构设在桂林，而编辑部设在昆明，所以编辑者把稿件交出后至出版前根本没有校对机会，所以初期的印刷错误也较多。印刷厂设备简陋、常出故障也是一个问题。在第十六期的“启事”中我们就可以看到因为这个问题而导致的脱期：

本刊第十六期、十七期，以承印之印刷厂修理电机关系，致延误多日，深为抱愧。第十八期因系别家印刷厂承印，提前出版，以先发奉，谅以收到。兹第十六期亦已出版，第十七期尚须稍待数日，方可出版，敬希台洽为荷。

第二十一期“编后语”中编辑者说：“印刷的困难从第十二期起开始，至今尚未完全解决。开明书店现在正竭力解决这问题，以后或不致再常常脱期。”事实上因为战争的原因，在直至1946年以前，印刷的困难始终存在。其中有一段时间开明书店的印刷机构曾搬至重庆，且条件更为简陋，致使根本没有能力印刷图表这样并没有多复杂的东西。

还有一个困难是稿件的来源。主要是初期稿子缺乏，在第二卷开始的

时候就已经不明显了。但是编辑本着促进国文教学的办刊宗旨，希望更多有教学方面的文章。如第八期“编辑后记”所言：“关于中学国文教学方法及教材问题的讨论是本刊最欢迎而近来时感缺乏的文字。”十四期“编辑后记”再次重申“本刊关于国文教学问题的讨论尚嫌不够热闹，希望诸位国文教师多多赐教”。可见这类文字还是比较缺乏的。

面对以上种种困难，编辑者也坦言：“我们创办这个刊物时本不敢期望继续到这么久，因为预料可能遇到的困难是很多的。”他们克服了各种困难，艰难地生存下来了，且生存得越来越好。《国学月刊》自1940年6月创刊至1949年8月停刊，历时10个年头，共出版了82期，可以说是抗日战争至解放战争这一历史时期出版史上的奇迹。

二《国文月刊》的出版内容

《国文月刊》第一期“卷首语”开宗明义：“本刊不想登载高深的学术研究论文，却欢迎国学专家为本刊写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介绍中国语言文字及文学上的基本知识给青年读者。”为《国文月刊》撰稿的作者绝大多数确实称得上国学专家。

为《国文月刊》撰文的作者涵盖了文学院中国文学系和师范学院国文学系的几乎所有优秀的学者。其中，朱自清、闻一多、浦江清都是享誉学术界的古典文学学者，余冠英、李嘉言、萧涤非等是这一领域的后起之秀，罗常培、王力、张清常、罗庸等是语言学家。他们是刊物的主要撰稿人。虽然办刊者并不想把《国文月刊》办成高深的学术刊物，但这一大批学者那些深入浅出的文章仍然具有相当的学术价值，从而也保证了刊物的较高的学术质量。

作为指导青年学子学习国文的普及刊物，刊物偶尔也会有这两系的学生的优秀作品。如第二期有郑临川等三名学生的习作。二十七期一篇《王炎午生祭文丞相文笺》是中文系四年级的一位女学生百先容写的。三十九期有中文系学生王彦铭写的《读桃花扇后》。三十一、三十二合刊有中文系学生马忠的《“打”字的过去和现在》。

如果撰文者仅仅是西南联大中文系或国文学系的师生，那么其学术视野可能受到限制。它绝不仅仅是这两个系的系刊。即使是由联大师范学院主编的前四十期中，也约到来自全国各高校、中学以及社会各界的各类稿，子。如云南大学的徐嘉瑞《云南民谣研究》(二十一期)和《越南农村戏曲研究》(二十二、二十三期)，东北大学的傅肖岩《中国文学欣赏举隅序词》(二十一期)，来自厦门大学的林庚的系列赏析《风雨如晦鸡鸣不已》(二十一期)、《君子于役》(二十二期)、《谈曹操短歌行》(二十七期)、《劝君更进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三十一、三十二合刊)、《山有木兮木有枝》(三十六期)，来自中山大学的颜虚心的《文心雕龙集注》(二十一期、二十六期、二十七期、三十一期三十二期合刊、三十三期、三十四期，从原道第一至乐府第七)等一大批有分量的文章。另外国立云南大学文法学院院长姜亮夫、金陵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研究员吕叔湘、国立浙江大学文法学院院长詹镆、清华大学文科研究所的叶克耕、清华大学的王瑶、浙江龙泉浙江大学分校的王季思、金陵女子大学中国文学系主任陈决玄，还有来自厦门大学的李笠、桂林师范学院的吴奔星，国立中央大学教授张世禄等一批学者也都有文章在《国文月刊》发表。

海纳百川，只要是学说有见地，成一家之言，刊物都予以采用。一些作者并非高校研究人员，也在这本著名高校办的刊物中占有一席之地。他们有来自福建省银行的刘永潜、两广地质调查所的刘遁隆等，还有来自国立第六中学的孙秋方、重庆市立女中的项因杰、国立第十二中学的陈德言、湖南蓝田大麓中学的吴忠匡、浙江淳安县立中学的唐景崧、西南联大附中的质灵等一批工作在教学一线的中学教师。

在《国文月刊》第一期《卷首语》中，编辑者把所要刊登的稿件主要分为四类：一是探讨国文教学问题的以及根据教学经验发表改进中学语文及大学基本国文的方案的文章；二是关于文学史、文学批评、语言学、文字学、音韵学、修辞学、文法学等等的不太专门的短篇论文或札记；三是诗文选读，包括古文学作品及现代文学作品两项；四是写作谬误示例。

而从第四十一期开明书店接办以后，办刊宗旨没有改变，关于稿件内容的划分则小有不同。在1946年、1947年、1948年每年的年度总目索引中，把稿件分为“语言文字及声韵训诂学”“文法学”“修辞学”“经学及文学史”“文学批评”“国文教学”“文辞疏解”“纪念逝世之国文教授”“当代文选评”“杂类”等若干项目。

实际上“卷首语”中所需要的这四类文字并没有全部占据平等的地位。其中第四类仅仅在初期刊登了几篇文章如佩弦的《文病类例》(一期至四期)和几篇学生习作就偃旗息鼓了。真正在刊物上占据重要的位置的首先是国文教学方面的文章。许多学识渊博的大学者首先是教师，而这份刊物又是师范学院所主办，所以国文教学类的丈字在前期是占有相当大的比重的。许多大学者也纷纷发表文章阐述自己在国文教学方面的心得或见解。如朱自清在《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一期)中就“近年来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低落”的责难，进行具体分析，指出低落的只是文言写作，而白话文的应用能力还有着长足的进步。尽管白话文应用中学生也有一定问题，但只要加强训练，会取得更大进步。朱自清在《再论中学生的国文程度》(二期)中着重分析了中学生在诵读问题上的弱点，指出诵读关系着文化，是为了培养学生了解和欣赏的能力，不该偏废。他又在1941年5月16日写成语文杂论《论教本与写作》，发表于《国文月刊》第十期。这篇文章分别从文言与白话两方面，细致论述了选择适当教材对中学生进行写作训练的重要性以及途径和方法。余冠英也曾发表多篇此类文章，如《关于本年度统考国文试题中的文言译语体》(三期)、《比较的读文法示例》(四期)、《坊间中学国文教科书中的话文教材之批评》(十七期)等。罗庸发表了《文学史与中学国文教学》(一期)、《感与思》(三期)(针对中学生作文问题)、《我与汉语》(十四期)等。其次是语言学方面的文章，包括语言文字、声韵训诂学、文法学、修辞学等方面。再次是中国古代文学方面的文章，在刊物的早期这类文章所占的比例并不大，如一、二、三期每期只有一篇此类文字。但从总体看，这类文章所占位置越来越重要，且质量也相当高。这些文章从先秦到明清，从诗文辞赋到小说，全面地覆盖了古代文学的研究领域。发表在《国文月刊》上的有关古代文学的文章分为以下几类：古文选读、赏析类：札记、考辨类，集释笺注类，学术论文类等。

三后期的《国文月刊》与停刊

1945年8月10日，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历时8年的全民抗战结束了。历时7年的西南联大也将结束其历史使命。而依附联大存在的《国文月

刊》何去何从的问题，此时也摆在了朱自清等人的面前。早在1945年2月全民抗战胜利初露端倪时，朱自清和叶圣陶二人就有书信往来，谈及《国文月刊》以后的出路问题。据叶圣陶日记，当时曾“致佩弦一书，谈《国文月刊》事。佩弦与其同事拟以此刊改为私人所办，余店赞成之，仍愿为之出版”。然而其事未果。1945年9月9日，朱自清写信给叶圣陶，谈西南联大复员之后《国文月刊》的出路问题：

本该早写信，因为《国文月刊》事耽搁到如今。……

联大师院国文系并入文学院。……余冠英兄打算将《国文月刊》编到四十期为止，以后或停，或由私人接办。罗膺中兄问弟意见，弟与余君和师院当局商量，仍继续编下去。但还未通知罗君。这儿复员大约总得等滇越路通，或者要到明年夏天。到那时再谈私人接办问题。弟意《国文月刊》停了很可惜。私人办或者可勉强浦江清兄编，就怕稿子困难。兄有何高见，望告。

9月15日，朱自清给叶圣陶写信，讨论《国文月刊》私办后的稿费一事。10月11日，又致叶圣陶信，仍谈开明书店如何承办《国文月刊》的一些细节，觉得“周折更多”。10月24日，再次给叶圣陶写信，说：“《国文月刊》事，经此间同人详商，觉立即改组颇为不易。根本一点，在此环境内，拉稿总是笺注考证多，恐永难如弟等所望，多得通俗之稿。因此决定出到四十期即暂告结束。……月刊承开明合作，维持至今，深为感谢。不能续出，甚觉歉然。”看来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未果，朱自清已经打算放弃。

但是开明书店一方的叶圣陶也一直关注此事，他也觉《国文月刊》停刊至为可惜。他在开明书店一方积极奔走，商议承办《国文月刊》。10月30日，叶圣陶写信给朱自清，据叶圣陶当日日记，为“谈《国文月刊》由我店接办事，佩弦昨来信，言拟停办此月刊。我店似不宜任其停止，拟请郭绍虞主持，继续刊行。又作详信致调孚，请上海诸君怂恿绍虞任之。”至11月初，此事终于谈妥，11月4日朱自清再次致信叶圣陶，对《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续办并由郭绍虞编辑，表示“欣慰之至”。11月11日，朱自清走访了当时的联大师范学院的院长罗庸，谈了《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承办一事。朱自清12月12日在给叶圣陶的信中，又提及《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续办的一些细节。

从这些私人信件中可以看出朱自清和叶圣陶对《国文月刊》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他们事无巨细地考虑到办刊的各个方面，从稿件来源、稿酬水准到办刊诸人的人际关系，如果有一点没有解决好都会影响《国文月刊》的续办。虽然有诸多因素的干扰，但是在朱自清和叶圣陶的奔走努力下，终于确定了续办的事宜。

1946年，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回迁，西南联合大学结束历史使命，于1946年5月4日正式宣告结束，联大师范学院留在昆明，即今天的云南师范大学的前身。而由联大师范学院国文系主编的《国文月刊》自1946年3月第四十一期起转由开明书店编印并出版，第四十一期至四十四期的出版地是四川重庆，四十五期以后的出版地为上海。出版者署开明书店国文月刊社，编辑者是夏丐尊、叶圣陶、郭绍虞、朱自清。1948年8月朱自清逝世。从1948年9月第七十一期起编辑者是吕叔湘、叶圣陶、郭绍虞、周予同。实际上后期《国文月刊》的主要编辑是叶圣陶和郭绍虞。叶圣陶为《国文月刊》投入了相当大的精力。在确定《国文月刊》由开明书店续办后，作为编辑的叶圣陶马上投入其中。据他的日记记载，1945年11月18日，他写信八通，“皆为接洽接办《国文月刊》及为月刊拉稿之事。”第二天，他又“作书两通。为《国文月刊》校改原稿竟日。余冠英寄来之原稿未加校读之功，排版时常发生困难，故为校之。此是第四十期，盖余君所编之末一期矣，此后将由我店编辑，当较修整。”1946年3月4日，他又“写信多封，索《国文月刊》之文稿。绍虞编此志，觉文稿来源甚少，殊难为继，故为志之向友人催询。”1948年8月24日，“绍虞为《国文月刊》作悼念佩弦一文，其文全系文言调子，余为改之。”1949年叶圣陶转经香港进入解放区，《国文月刊》第八十期的编辑代表署名郭绍虞，直至1949年8月八十二期休刊。

虽然抗战时期的西南联大偏居一隅，虽然战争时期的学术条件相当简陋，但是联太师生出版的《国文月刊》却铸造出辉煌的学术成就。

加强内涵建设提升办刊质量篇5

高校学报是一所大学对外宣传的窗口, 是一所大学体现其学术水平的平台, 为学校的教学、科研服务, 为地方经济建设服务。新建本科院校学报虽然在内容上、学术上无法与老牌大学学报相比, 但同样要适应社会的发展, 办出自己的特色。本文以《上海电机学院学报》为例, 探索当前形势下, 如何适应环境, 为学校的教学与科研服务, 更为行业发展服务, 通过内涵建设, 提升办刊的质量。

一、基本情况及存在的问题

上海电机学院是一所于2004年10月升入本科院校行列的新建本科院校, 现有专业36个, 在校学生达10 000多名, 是目前中国为数不多的企业主办的本科院校。与其他新升本院校一样, 在升本初期, 学校的师资队伍结构不够优化, 紧缺高层次人才;科研基础薄弱, 科研水平较低, 未形成科研团队。学校的学报———《上海电机学院学报》 (下称《学报》) 由于学术影响力不足, 一直面临着优秀稿件匮乏、读者面不广、在学术质量上没有足够的资本与老牌本科大学学报一争长短[2]等问题, 在学术期刊中始终处于弱势地位。

但学校十分注重学报的发展, 给予《学报》发展许多支持与帮助。通过近几年的努力, 不断地探索与实践, 《学报》在提高学术质量、扩大影响力上取得了一定的成效。目前, 《学报》为季刊, 有机电工程、计算机与信息技术、经济与管理工程、数理科学、行业科技等栏目, 并于2008年获得教育部科技司分发的科技特色期刊称号。

二、学报的办刊实践

1. 自我定位, 明确办刊理念。

高校学报定位, 必须根据该学报所属学校的定位而定位[3]。上海电机学院背靠行业, 在升本初期就明确提出了“技术立校, 应用为本”的办学指导方针, 并努力打造符合上海社会经济发展需求、服务上海先进制造业及其相关服务业发展需要的教学型、特色型高等院校。同时, 我们也清晰地认识到, 《学报》要在学术理论研究上与老牌或名牌大学学报一争高下是不现实的。因此, 编辑部在确立了为学校教学、科研服务, 为学科建设服务, 为全校师生服务的办刊理念的同时, 更提出了“强化内涵, 服务行业”的办刊宗旨, 即《学报》要为行业建设服务, 为上海的经济建设服务, 并明确将“应用型”作为自己的办刊特色。在组稿中, 编辑部不再只注重刊用校内论文, 而是有意识地吸纳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的论文。

2. 争取领导支持是关键。

高校学报是反映高校整体办学水平的一个“窗口”, 为使《学报》能成为名副其实的本科院校学报, 《学报》的发展也得到了学校领导高度重视。分管副院长多次召开编辑部会议, 分析《学报》存在的问题, 提出必须通过提高学报的核心竞争力[4], 即提高独特性、创新性、学术性和持续性, 来提升《学报》的学术质量、扩大学报的影响力。同时, 学校于2008年底相继出台了有关政策与措施。如, 为增加稿源数量, 明确教师在《学报》上发表论文与发表到核心期刊具有同等的考核分值, 以鼓励教师向学报投稿;又如, 为提高《学报》的学术质量, 要求校内高学历、高职称教师在《学报》上投稿, 并将任务下达到二级学院, 作为年终考核的指标。这一系列的举措提高了校内高学历、高职称教师投稿的积极性, 也使许多优质稿件投向了学报, 提高了《学报》的学术质量, 也增强了编辑部人员的信心。

3. 突出重点, 错位竞争, 建立期刊特色。高校学报必须要

反映学校的学科与科研情况。因此, 编辑部提出要以学科特点为主, 建立《学报》的特色。编辑部在仔细考察了学校科研的实际情况, 了解学校的重点学科、重点科研项目、研究水平及研究人员的研究能力、研究梯队等情况后, 提出将“机电工程”栏目作为《学报》的一个重点栏目, 努力加以培育, 并力求使其能反映学校的学科的发展水平和科研水平。

由于无法与老牌大学学报相比, 编辑部提出要错位竞争, 为行业建设服务, 以突出期刊的应用性。编辑部在栏目建设上不断开拓创新, 力争“产学研”一体化, 更好地为行业生产服务。经过不懈地探索, 2007年起, 《学报》设立了“行业科技”栏目。该栏目主要刊登企业科技创新成果、新技术的实际应用与革新等方面的应用性论文。特别是针对上海电气 (集团) 总公司的科研项目、科技成果等进行专题约稿, 使行业论文数量大幅提升;并且编辑部还与校内外审稿专家多次沟通, 就论文的前瞻性、创新性、实用性、有益性等方面提出了更高的评审要求, 以确保论文的整体质量。企业工程技术人员稿件的刊发, 使《学报》更贴近企业一线、服务企业生产, 发挥《学报》的实用价值, 突出了“应用型”的办刊特色。《学报》也因此于2008年获得教育部科技司颁发的科技特色期刊称号。

4. 积极拓展稿源, 提高论文学术质量。

高质量的稿件是学术期刊的生命。为了提高《学报》论文的学术质量, 编辑部打破了“等”、“靠”作者来稿的思想, 积极主动地出击约稿。编辑部结合自身的特点, 以拓宽稿源渠道为目的, 采取了如下具体措施:

(1) 以学校的学科建设、科研为主导。一方面, 了解学校的各级学科门类, 掌握各学科的发展动态;跟踪学科带头人, 争取他们对本校《学报》工作的支持, 请他们审稿, 并适时向他们约稿, 努力使稿件在质量上有较大突破和提高。另一方面, 积极了解并掌握科研人员的科研项目, 跟踪其科研进展, 积极向他们约稿, 特别是增加对国家基金项目论文的约稿。自2005年《学报》第4期发表了第一篇国家自然科学基金资助项目的论文以来, 各类基金项目论文数量逐年增加, 特别是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论文的数量, 有了较大突破。 (2) 以学校的梯队教师队伍建设为主线, 了解青年教师的专业研究方向、学习情况, 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沟通, 逐渐培养出一支作者队伍;同时积极参加各二级学院组织的学术报告会, 并请二级学院“搭桥”, 适时向报告的主讲者约稿, 提高了向校外专家约稿的成功率。 (3) 调动各种资源, 广泛约稿。一方面, 编辑部充分利用编委力量群策群力, 不定期地召开专题座谈会, 认真倾听他们对《学报》的意见和建议, 取得他们的支持, 将内容新颖、有创意的稿件及时推荐给编辑部, 为编辑部组稿、审稿提供信息;另一方面, 学校历年毕业的校友也是一笔很好的财富, 他们中的许多人对学校怀有浓厚感情, 且在企业中担任着重要的工作, 编辑部通过各种渠道与他们取得联系, 逐步建立了良好的关系, 也大大方便了组稿工作的进行。

5. 认真对待每一篇稿件, 严把稿件质量关。

(1) 坚持“三审三校”制度。高质量的稿件是期刊的生命, 经过多年的努力, 编辑部建立了自己的审稿专家数据库, 并不断扩充、更新。同时, 编辑部一直坚持实行双向“盲审”制度, 特别是随着《学报》投稿数量的增加及稿件质量的提高, 编辑部更是增强了审稿力度, 更加注重理论性、学术性、新颖性和实用性, 严格把握学术质量关。 (2) 编辑加工是编辑工作的中心环节。作为一个编辑应当明确, 经过审稿专家审稿通过的论文, 只能说其基本上可用, 但并不是说它已经完美无缺、完全达到刊发的要求和标准[5]。因此, 编辑部在处理稿件的过程中, 都要仔细阅读全文, 除对其中的格式、标点、符号进行规范外, 还应特别注重其内容的准确性。当对稿件的内容存在疑问时, 都要与作者进行交流, 请他们解答。另外, 编辑部还在稿件一校时, 请作者过来看稿, 此时, 通过与作者的沟通, 查漏补缺, 使稿件更大限度地得以完善, 此举也得到了作者的认同。

6. 充分发挥编辑人员的主观能动性, 提升编辑素质。

编辑的素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期刊的质量。学报的编辑人员在工作中充分发挥了主观能动性。

(1) 注重专业知识的更新与补充。编辑人员深知作为综合类科技期刊的编辑应该具有较为广博的专业知识。为此, 在编校之余大家纷纷通过参加各类讲座、网上学习等途径进行学习“充电”, 拓宽知识面, 以适应编辑工作的新要求。同时, 编辑人员还积极参加新闻出版知识的继续教育的学习, 通过对出版编辑理论知识、相关的法律法规及政策、编辑规范等知识的学习, 开拓了视野, 并将这些知识在编辑工作中得到了很好的发挥, 积累了编辑实践的经验, 也帮助解答了许多在编辑实践中遇到的疑难问题。 (2) 主动加强编辑部内部交流。编校之余, 编辑人员时常在一起就编辑部的管理、组稿、编校规范等进行交流、沟通。这种沟通不仅能集思广益, 提出有益的意见与建议, 而且对编辑人员取长补短, 统一掌握编辑规范和标准, 有效提高编辑业务素质大有益处。

三、结语

经过几年来的不懈努力, 《上海电机学院学报》取得了良好的成绩, 产生了较好的社会反响, 编辑部工作也得到了全校师生的肯定。《学报》的稿源在逐步增加, 稿件质量也有了很大提高。但是《学报》工作还存在着许多不足, 我们将铭记“有作为才能有地位”的工作信条, 进一步提高努力发展自身的特色, 努力提高《学报》的影响力。

摘要：新建本科院校学报要适应社会的发展, 就必须要办出自己的特色。以《上海电机学院学报》为例, 提出新建本科院校学报只有通过确立办刊理念、建立自身特色、努力提高稿件质量等一系列内涵建设, 才能提升办刊的质量。

关键词：本科院校,学报,办刊实践

参考文献

[1]王基林, 唐银辉, 汤澍, 等.新建本科院校师资队伍建设策略[J].金陵科技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 2008, (3) :69-72.

[2]林振梅.新建本科院校学报管理探析[J].新建本科院校学报管理探析, 2006, (2) :302-303.

[3]林仁铨.办好“专升本”院校学报的几点思考[J].龙岩师专学报, 2003, (1) :109-111.

[4]王会珍.地方高校学报核心竞争力的培育[J].赣南医学院学报, 2005, (4) :562-263.

《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篇6

探讨《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 对于透视中国早期现代化进程中媒体的业绩与艰辛, 体察作为知识分子群体的媒体从业人员对于媒体社会角色的认知, 都有积极的意义。

“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1904年3月11日, 也就是清光绪三十年正月二十五, 《东方杂志》创刊于上海。在创刊号的《新出东方杂志简要章程》上, 该刊首列刊物宗旨, 即“以启导国民、联络东亚为宗旨”, 以此清晰设定了自己的办刊目的与思路。这一宗旨, 也一直为后人所引用, 被认为是《东方杂志》此后数十年中一贯的办刊宗旨。而笔者认为, “启导国民、联络东亚”只是《东方杂志》初创时期的办刊宗旨, 基本上适用于1904年到1914年10年之间的《东方杂志》。该宗旨可以从“启导国民”和“联络东亚”两方面来理解。

首先, 自从维新变法运动首倡以发展报业来开启民智以来, 国内的文化界特别是维新派和后来的立宪派知识分子, 在观念上就把“开民智”作为报刊业的主要功能, 《东方杂志》对“启导国民”的认识和功能设定也符合当时中国的社会现实和新闻事业发展的内在要求。《东方杂志》在1904年~1905年的日俄战争期间创办, 当时国内外危机日益深重, 而随着对西方国家社会和文化的日渐了解, 国人尤其是知识分子群体深刻体悟到中外之间在科技、制度和文化等方面存在巨大差距, 要弥合这种差距, 要做的一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就是全方位“开民智”。因此自从中国民间报业出现以来, 就在通过“启导国民”谋求国家民族振兴和走向文明之路理念上达成了共识, 方法主要就是广泛传播西方先进科技、制度、文化成果, 并结合中国实际探讨出路和具体手段以强国利民。历史证明, 中国近现代史中在产业发展、法制建设、教育推广、文化更新、社会改良等各方面的革故鼎新面貌, 都深深受益于中国新闻传媒“开民智”和“启导国民”等功能的发挥。1906年9月, 清政府预备立宪, 各地立宪派纷纷组织自己的立宪团体。12月上海的预备立宪公会正式成立, 商务印书馆中就有包括张元济 (时任商务编译所所长) 、夏瑞芳 (时任商务经理) 、高凤谦 (商务国文部主任) 、孟森 (时任《东方杂志》主编) 、陶葆霖 (后任《东方杂志》主编) 等14人参加, 孟森更成为预备立宪公会的骨干, 所以《东方杂志》也曾被认为是立宪运动在上海的喉舌。从这个情况来看, 把维新派乃至立宪派对报刊功能的认识, 即“启导国民”, 作为《东方杂志》的首要办刊宗旨予以贯彻, 也成为实践中顺理成章的事情。

其次, “联络东亚”这一宗旨的设定, 除受中国当时“联日拒俄”和学习日本明治维新、视“黄种”为一体等现实情况和认识情感等因素影响外, 也与当时商务印书馆有日本人投资有关。1903年商务印书馆与日本东京金港堂合资经营, 当时仅有5万元资本的商务印书馆获得了日方10万元的投资, 日方先进的印刷技术与设备使商务印书馆获益匪浅。从1903年到1914年, “这一时期商务完成了最初的资本积累。到1914年清退日股时, 资本已达200万元, 各地建立分馆20个, 构建了强大的发行网络, 国内著名学者也与商务建立了稳固的联系。到1914年, 商务已经稳居中国出版的龙头地位, 再没有哪家出版业能在印刷技术、出版声誉等方面与之相匹” (2) 。商务印书馆与日本方面的这层特别关系, 也是《东方杂志》把“联络东亚”作为办刊思想方针的一个现实因素。从创刊号上刊登的文章也可以看出《东方杂志》当时联合日本抵制西方的倾向, 比如《论中日分和之关系》、《祝黄种之将兴》等都是这种方针的体现。然而, 到1912年袁世凯当政之后, 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野心步步增强, 商务印书馆在内外压力下于1914年尽力清退日股后, 所谓“联络东亚”的宗旨就未见提及了。

综上所述, 《东方杂志》初期的办刊宗旨定位于“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而此后“启导国民”的一面基本上一直保持, “联络东亚”的一面则随时局更迭渐趋淡化以至转变。

“为舆论的顾问者”

民国初期各种新思潮蓬勃发展, 《东方杂志》本着“审慎的自由主义兼容并包”的办刊思想, 展开了与社会各方面的互动。并在经历思想论战的洗礼后, 进一步提出“为舆论的顾问者”并向公众“提供有用的智识”的新精神, 使其办刊方针在1915年~1924年间经历了一个从关注学术到关注现实的转变过程, 从而走向成熟。

1920年1月10日, 《东方杂志》第17卷第1号发表了署名坚瓠 (钱智修笔名) 的《本志之希望》一文, 明确提出, 随着世局的更新, 杂志也要“顺应世界之潮流”, 该刊出现了关注以西方最新社会思潮为主的新学术的倾向。在陶惺存和钱智修等人的主持下, 刊物面貌焕然一新, 主要表现为栏目的调整和内容的更新。新栏目如“评论”、“世界新潮”、“科学杂俎”、“读者论坛”、“史论介绍”等开始出现。内容方面则社会科学的论著增多, 科技方面的文章减少。到了1921年~1923年之间, 该刊的办刊宗旨开始发生转变, 由关注学术、偏于学理转变到关注社会现实问题上, 提出“为舆论的顾问者”的重要宗旨。

钱智修在1921年2月10日出版的第18卷第3号的《编辑室杂话》中提到关于内容的进一步调整方针, 即《东方杂志》“很愿意多登些科学著作”, 还说明了对于文章的登载顺序, 即“关于现实问题的文字居先, 关于学术思想的文字居后;学术上的文字, 又亦文科居先, 理科居后”。在此方针下, 该期刊登了长达18页的《实验主义的哲学》等学术文章。1921年6月25日出版的第18卷第12号上的《编辑室杂话》, 则提出了进一步设想:“本志自改革体例以后, 颇蒙读者嘉许, 但也有人以为太偏于学理的。自下一号起, 拟多载讨论问题及关于世界大势的论著, 希望读者多赐投稿。” (3) 可见《东方杂志》从对重大社会和自然科学问题展开深度介绍研究, 到对社会问题和世界大势展开讨论分析, 以及关注最新文艺发展动态, 在内容选择和办刊方针上都日益规范成熟。

1923年1月10日钱智修发表了《本志的第二十年》, 总结了近20年来的办刊宗旨和方针, 即为读者服务, 做“舆论的顾问者”并“培育现代社会之智识者”, 也就是记录时事、传播思想。1924年1月, 《东方杂志》发表了两期“二十周年纪念号”, 明确肯定了其“记述国内外大事”的职志和意义。“本志在这新生时代的思想战中, 自愧不能为冲锋陷阵的先登者;但本志从不敢自弛其忠实的介绍的责任。”此纪念号前期筹划两个多月, 并在日报登载广告和征稿启事, 与1923年春编成的82种100册的“东方文库”同为“吐故纳新”的祝典。

这些言论与行动, 表明《东方杂志》在理念和实践的发展中走向成熟。表现了该刊具有深邃的洞悉和判断能力, 是恪守新闻传媒记录社会传播思想职能的典型代表, 形成了优良新闻传媒的特色和风范。

“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从1925年到1932年之间, 《东方杂志》虽然以“舆论的顾问者”而非指导者自居, 但在一些重要事件和问题上, 也表现出了它积极主动的一面, 体现出它敢于出击的爱国情怀和依靠公众办报的理念, 即主动搭建公共平台, 与各方面读者展开积极互动, 以使其“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1925年5月30日, 上海发生震惊中外的“五卅惨案”, 各大报刊在租界当局的压力下缄口不语, 甚至拒刊群众宣言, 《申报》、《新闻报》竟刊登公共租界的“诚言”广告。《东方杂志》挺身而出, 由王云五、胡愈之主持, 于7月中旬出版了一期《五卅事件临时增刊》, 是当时上海期刊界独一无二的一份号外。“内容注重法律证据、事实调查, 并向上海会审公廨取得五卅案供词及判决书之真本, 择要译载以供交涉之根据。卷首附有插图多幅, 如被难者之肖像, 肇事地点之图画, 上海租界戒严、各地国民大会及示威运动等照片, 搜集尤为完备”, 揭露了帝国主义的谎言。《东方杂志》在“五卅”事件中的作为, 是其主动出击的一个典型案例, 意义重大。

同时《东方杂志》在编辑体例上略加调整:“尽量登载短篇的软性的文字。在普通号内专载具有时间性的短文, 学术专著之篇幅较长者, 则在第6、第12、第18、第24等特大号内发表。”插图扩充为“东方画报”, 用商务印书馆的影写机精印。对读者和作者表示“满意与感谢”, 并鼓励读者提出意见建议和向海内外投稿家征求“短篇的新颖的论著”以“使本志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在第29卷第2号的后记中又针对读者的意见情况提出“以后各期倘为篇幅所许, 当添关‘读者之页’一栏, 以刊载读者对于本志内容及文字的意见, 甚望爱读者赐教”, 并决定“从本年起, 在平常号专载短文、文艺及软性读物。此外无时间性的长文则在每年四册的特大号内发表。此特大号的篇幅比寻常增多两倍, 成为学术专号, 我们相信能给爱读长篇专著的读者们以相当的满足”。

可以看出, 这一时期的《东方杂志》希望提高更多受众的兴趣和参与度, 更多走向大众和普通读者, 并将刊物有所区别地展开分层传播, 维持和拓展策略兼而有之, 新闻性与学术性兼备, 使之成为普及读物和公共平台。

“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1932年到1937年, 日寇对中国步步进逼, 《东方杂志》亲受其害, 仍坚持斗争, 以文化救国, 以本杂志的新生而“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为己任。经过“一·二八”事变, 商务被毁, 《东方杂志》被迫停刊。直到1932年10月16日才复刊, 复刊号上发表了王云五的《卷头语》、何炳松的《商务印书馆被毁纪略》和胡愈之的《东方论坛——本刊的新生》, 以及《编者作者与读者》, 从不同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时局、该刊与商务的情况及杂志同仁的心态和努力。

胡愈之指出“从兵灾后的灰烬瓦砾中竭力挣扎, 重新振作, 创造本刊的新生, 创造民族的新生, 这是本志复刊的一点小小的也许是过分夸大的愿望。”号召中国的智识分子“用拿枪杆的精神, 舍身到现实中间去”。表明杂志新生的旨趣:“以文字作分析现实指导现实的工具, 以文字作民族斗争社会斗争的利器, 我们将以此求本刊的新生, 更以此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我们不敢相信一定可以达到我们的标的, 但是能做到几分, 我们就做几分。”

同时, 该刊在编辑方针上以反法西斯宣传内容为主。在胡愈之主持下, 增辟了《东方论坛》等专栏, 发表了许多宣传抗日、介绍苏联社会主义和评述国际形势、揭露德意法西斯势力扩张的文章, 受到读者欢迎。在此后的发展中, 该刊适时推出了一系列特殊的采编策划方略, 面对现实和理想的落差, 鼓励读者和社会思考、实践, 展开了一系列与读者和作者的互动和调查活动。

如1932年11月16日的《编者作者与读者》中预告新年号计划, 其一是发表个人所梦想的未来中国、梦想的个人生活并把向全国各界知名人物发出的征求信内容公之于众, 指出在“这昏黑的年头儿里……让我们大家 (对于理想的中国、理想的个人生活) 来做一回好梦”, 该策划极具创意, 影响很大, 实为我们了解当时的中国和当时中国人的个人生活与理想的重要参考, 同时也成为期刊史上著名的策划案例。

本时期的《东方杂志》在面临严酷形势下, 对办刊宗旨方针予以调整, 希冀以刊物分析指导现实和复兴民族社会, 以刊物的新生“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同时, 也期望得到作者读者等各方面的参与和帮助。

“发扬文化传播学术”

抗战爆发后, 《东方杂志》四处辗转, 面对国内战局和社会窘况, 虽然在实践中仍然努力坚持贯彻“分析指导现实”和“传承发展文化”的办刊发针, 但干预社会能力毕竟有限, 所以办刊重点转向“发扬文化传播学术”以求中华文化之绵延和学术能力之再造。这种转向并非是对现实的远离, 而正符合了当时国内文化界对于中华文化的浴火重生进行艰难探索的潮流。当时一批文化学者以复兴中华文化为己任, 如冯友兰、张君励、梁漱溟等人, 以大后方的高校和媒体为营地, 或著书立说, 发表文章, 或投身教育, 培育人才, 形成了一个声势浩大的潮流。作为一份综合性学术刊物, 《东方杂志》投身其中, 对于学术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1943年《东方杂志》在重庆复刊, 王云五在《复刊辞》中强调了刊物的宗旨, “本志以阐明学术为主旨”, 同时认为“刊物之品质, 乃随一国之学术与其国民知识之进展而进展者”, 表明该刊把自己的目标和着力点放在阐明学术、发扬知识文化方面。与此相应, 在1945年11月《上海市社会局报纸杂志通讯社申请登记表》中, 该刊在宗旨一栏中填写了“发扬文化传播学术”, 这可以看做是其后期对作为“一种综合性质之定期刊物”宗旨的清晰认识和权威概括。

因此这一时期《东方杂志》的文章, 表现出了很强的学理性和对文化的观照。如41卷21号的《殷商托地朝鲜考》, 22号的《官僚主义的历史根源与民主》、《隋代的地方制度》、《乐府诗研究谈》, 23号的《读老子》, 24号的《韦柯及其社会哲学》、《宋代荐举制度的运用与精神》、《外国博物馆史略》、《阿格拉的宫堡及陵墓》、《苏李诗辨》等文章的视角、写法和篇幅, 都体现出了《东方杂志》对文化性和学术性文章的重视。这种重视一直持续到1948年《东方杂志》终刊为止。

综观《东方杂志》办刊宗旨的演变, 我们发现, 《东方杂志》在长达45年的时间里, 紧扣时代的脉搏并结合编者作者同人的思想旨趣, 致力于记录时代发展促进民族振兴。其办刊宗旨与方针随时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包括创刊初期的“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为舆论的顾问者”和20年代后期的“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再到30年代“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最后到抗战期间“发扬文化传播学术”。这一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演变过程, 既时时透射出新闻传媒自我角色认知和设定的标准, 又体现出以《东方杂志》编辑部为中心的知识分子群体紧随时代潮流, 致力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良苦用心。这是《东方杂志》能够长久不衰、被誉为“杂志的杂志”的根本原因。

摘要：《东方杂志》的办刊宗旨随时代的发展大体经历了五个阶段, 包括创刊初期的“启导国民、联络东亚”, 到20世纪20年代前期的“为舆论的顾问者”和20年代后期的“成为中国人公有的读物”, 再到30年代“求中国智识者的新生”, 最后到抗战期间“发扬文化传播学术”。在这一长达45年的演变过程中, 《东方杂志》紧扣时代的脉搏并结合编者作者同人的思想旨趣, 致力于记录时代发展, 促进中国现代化进程, 无论在文化建设上还是在媒体发展过程中, 其意义都不可低估。

关键词：东方杂志,办刊宗旨,演变

参考文献

[1].黄良吉:《〈东方杂志〉之刊行及其影响之研究》, 台湾商务印书馆, 1969 (1) 。

[2].史春风:《商务印书馆与中国近代文化》,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06 (27) 。

关于提高科普期刊办刊质量的思考篇7

1 把好科普类期刊办刊的政治思想关

1)如何把好科普类期刊的政治思想关,需要编辑人员坚持正确的办刊思想,始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江泽民同志“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掌握其基本理论、观点和方法,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方法观察社会、分析问题,把宣传党的七大精神作为首要任务,政治上、思想上与党中央保持一致。

2)在审稿编辑过程中,编辑遇到涉及有关国家法律、法规和国家有关政策、方针的文章,遇到涉及国家重要的科学技术和科学学术内容的稿件,除要认真按规定审核外,必要时还应向有关部门和学术专家请教,严把稿件的质量关,清除一切伪科学的内容,杜绝一切违背客观规律和法律法规的稿件。尤其是涉及到有关政治术语和国家领导、高级专家等人员发表言论的稿件,除要认真审核外,还要向上级主管部门请示,杜绝出现差错,确保稿件在政治上、思想上的准确无误。

2 把好科普类期刊的定位关

要想办好一个刊物,首先要明确刊物的定位、明确刊物的受众面。科普类期刊不同于科技期刊,科技期刊主要是办给从事专业技术研究的人员看的,必须具备很强的专业性和学术性。科普类期刊则是向广大人民群众进行科学知识普及宣传。因此,这就要求办刊人员在组稿、采编时要充分考虑到读者的爱好和接受能力,满足广大读者群的不同需要,在组稿时既要有一定数量的学术文章,又要将日常生活中积累的科学知识经编辑传播给广大人民群众,在全社会营造出一个热爱科学、崇尚科学、学科学、用科学的良好风气。

3 把好科普类期刊的编辑质量关

科普类期刊编辑出版工作,既具有科学性、系统性,还具有创造性的综合工作,要求每个编辑人员不仅熟练掌握期刊生产的“选题、组稿、约稿、审稿、退修或退稿、定稿、编辑加工、制图照相、录入排版、出清样、校对、确定版面、出版片、制PS版、印刷、装订、发行”的每一个环节,还要掌握每个环节相互之间内在的和外在的关系。其中“编辑加工”环节是编辑工作的中心,并且贯穿于期刊生产全过程中。编辑工作的好坏是与编辑人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文化素质、职业素质、出版专业知识、语言文字功底密切相关。作为一名合格的科普类期刊编辑,应不断提高自身的政治思想素质和文化素质,不断培养自身的语言文字能力和写作能力,同时应掌握一两门外语及计算机应用技术。

3.1 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政治思想素质

每个编辑人员都有自己主观的思想和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在编辑过程中,首先要讲政治、懂政治,要有正确的政治观点,也就是说要把握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坚持中国共产党的基本路线,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武装头脑,杜绝期刊稿件出现政治错误。同时,对于我国政治形势的发展,社会政治思想动态,要有较高的认识和分析能力。其次要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认清那些内容荒诞、趣味低俗、伪科学的稿件本质,以科学的、严谨的态度对待自己的编辑工作,不断提高自己的思想素质。

3.2 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文化素养

编辑工作是一种文化工作,也是一种语言文字工作。编辑人员首先要博览群书,开阔自己的视野,正如《汉语大词典》主编罗竹风称编辑是“杂家”,开明书店傅彬然称编辑是“跑龙套”的。

1)编辑要有多面手,要面对各种各样的文章,因此,对编辑要有更高要求的知识结构。

2)语言文字能力是当好编辑的基本功,编辑应具有高于投稿者的写作能力,才能有文字加工能力,才能发现文字中语言文字、层次结构等方面的问题,进而纠正语言文字差错,提高期刊文章的文字写作水平。

3)要求科普类期刊编辑不仅要提高自身的写作能力,还要在编辑加工整理时,不断提高在用字、用词、用语、造句、标点、语法、修辞等方面的语言文字规范水平,同时还要掌握多种写作方法(如科技论文、科技报告、科普作品、科技消息等)。俗话说,先要当好一名称职的作者,才能做一名合格的编辑。

3.3 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业务能力

编辑人员不但要热爱编辑工作,还要有奉献精神、良好的政治修养和法律意识,熟悉科普期刊编辑规范,认真学习《出版管理条例》《科学技术期刊编辑教程》《科技期刊管理规范》《科技期刊编排格式》等有关政策法规及标准规范。在编辑过程中遇到具体问题应及时向专家请教。对涉及有关国家产业政策、法规和涉及香港、澳门特别行政区以及台湾地区的文章文字,要自审与送审相结合,除指派专人审读外,还应主动征询主管部门或专家的意见,做到仔细斟酌,反复推敲,不留疑点,严格把关。

3.4 不断提高编辑人员的综合能力

当一名好编辑除具有较高的政治素质、思想素质和语言文字能力外,还应具有对现代信息的开发利用、对出版市场的策划与创新、对出版的审美与判断以及参与社会活动等方面的综合能力。

1)在当今信息社会里,编辑要善于及时把握信息、占有信息,并对信息资源进行开发利用。

2)编辑要积极参加各种类型的社会活动,了解社会最前沿的动态,调查出版物市场的需求,培养编辑人员与有关单位和社会各界的沟通、协调、合作的能力。

3)编辑不仅应掌握一两门外语和熟练地应用计算机能力,而且还要利用一切机会学习与编辑密切相关的其他学科,如逻辑学、社会学、传播学、信息论、控制论、系统论等学科的基础知识,只有提高编辑队伍的整体综合素质,才能实现科普类期刊办刊水平的整体提高。

4 把好科普类期刊的出版质量关

1)“人要衣装,刊要精装”。出版物的印刷质量直接影响其外观和实用性,直接影响到销量。随着期刊出版事业的发展,科普类期刊从总体编辑到整体装帧设计,从印刷质量到纸张的选择,从内容选材到电子排版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因此,搞好科普类期刊是提高本期刊质量的重要一环。

2)科普类期刊在编排上实现标准化是历史发展的趋势,也就是说期刊要实现检索的功能,即能被文献检索系统收录,要做到这一点就应该根据国家制定的《科技期刊编排格式》进行编辑,编辑应从刊名、封面、目次页、主题词、标引、法定计量单位、插图绘制、参考文献等方面认真执行有关标准和规定,进而达到学术规定上的统一和与国际接轨的双重效应。为此,亟需科普类期刊在版式上应有独特的风格,版式语言要极为丰富,与期刊的文字内容一样,版式也在向读者传递信息,将文字、图像、图表等内容系统地组织版面,达到易读性、可读性与可视性的有机结合。如果说期刊的封面设计对读者能起到“一见钟情”的作用,那么版式设计可与读者“白头偕老”,由此可见编排的重要性。

3)版式设计要遵循适用、简明、发放、美观的原则。版式中文稿内容的排列要针对读者心理有起伏、有重点、有高潮。标题的设计要注意字体的选择、插图的变化、空白的利用等。因为标题在版式上占有突出的地位,能起到装帧与统领的作用。科普类期刊的装帧设计是一门特殊的艺术。它从办刊宗旨、期刊内容及读者对象出发捕捉鲜明的艺术形象,运用独特的表现手法,发挥电脑排版技术的优势,追求期刊的装饰美感,从而创造出高风格、高品位,并具有时代气息的装帧作品,最终达到图文并茂,和谐统一。

总之,要提高科普类期刊的办刊质量,编辑把关是关键。只有全体编辑共同努力,严把质量关,不断探索,科普类期刊就一定会得到全方位的提高。

摘要：作为“弘扬科学精神,传播科学思想,普及科学知识,倡导科学方法”为己任的科普期刊应不断创新,不断为它的发展注入新的活力,从把好科普期刊的定位关、政治思想关、编辑质量关、出版质量关进行了分析论述,为提升科普期刊办刊整体质量提供了理论依据。

《民族画报》的办刊特色及发展探析篇8

1 办刊特色

(1) 《民族画报》以图文并茂的形式致力于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民族画报》始终坚持民族性、政策性。通过大量的图片和文字, 对宣传我国的少数民族和党的民族政策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该画报的“时政关注”栏目对宣传党的民族政策方面起了桥梁的作用。党的民族政策其本质是促进各民族平等团结、发展进步和共同繁荣, 是我们正确认识和处理民族问题的重要行为准则, 是我国政策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民族团结是各民族间和各民族内部在共同利益基础上结成的平等互助、友好合作的关系, 也是社会主义民族关系的基本特征和核心内容。

(2) 运用专栏及专题报道等多种形式反映我国改革开放以来各少数民族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新成就。《民族画报》十分重视对民族地区历史性的社会重大变化的报道。设置的许多优秀栏目在业界具有较高的知名度, 这也是《民族画报》人孜孜追求的目标和他们专业智慧的结晶。《17盏路灯——万家灯火》以生动的事例反映了内蒙古自治区包头市的巨大变化;1980年用4期连续报道的方式, 以《路》、《鞋》、《家》、《灯》为题发表的《大凉山访问记》, 从日常生活入手, 深刻揭示了彝族人民挣脱奴隶制度枷锁后翻天覆地的变化, 这组报道的选题、报道形式, 被业界作为以摄影专题反映社会变化的范本广为流传。

(3) 介绍各民族的优秀历史文化、科学成就、风土人情、民族地区的自然景观和名胜古迹等, 突出民族特色。《民族画报》中有很多专题介绍少数民族地区美丽的自然风光。如, 广西桂林山水画廊、四川阿坝秀美的自然风光、四川九寨沟的怡人风景、云南的石林。介绍民俗风情具有双重价值, 既有政策宣传的需要, 也为少数民族地区经济、旅游的发展, 带来经济效益。

2 现状分析

(1) 画报自身的吸引力下降。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 普通家庭拥有照相机的数量较少, 创办画报有着独特的优势, 可以通过摄影镜头将画面展示给读者, 即使是普通的图画, 也能带给读者惊喜, 更何况民族地区的自然风貌本身就具有非凡的魅力, 所以大8开的《民族画报》带给读者的享受是其他文字刊物不能替代的。如今电视、网络、数字媒体的出现, 极大地满足了观众的视觉需要, 画报的优势锐减, 加之刊物内容、风格过于单一, 缺乏动态的、吸引读者的时代因素, 使得画报体现不出优势而失去读者。

(2) 体制和机制的落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民族画报社 (简称我社) 的经费由国家民委直接划拨, 刊物由报刊局和社自办发行, 由上至下有序进行, 不需要考虑市场的竞争。随着央企改制的进程不断加速, 由于自身客观原因, 我社体制机制也正在改革中, 这也是阻碍画报发展的直接原因。

(3) 随着数字媒体技术的成熟, 报刊业普遍面临发行量下降的困扰, 对画报业来说尤为明显。目前画报业处于萎缩状态, 全国画报销售每年下降, 尤其是民族文字刊物发行数量缩减更多。有的民文画报, 单册的印制成本就达到80多元, 而单册的定价确仅有12元, 发行量的下降是使成本上升的主要原因, 因此如何让画报的发行量有大的突破并能持续走稳是改变继续亏损的根本所在, 也是我社面临的最大问题。

3 发展探析

目前我社出现的现状是多方面原因形成的。首先是发行量的减少, 同时又根据阅读人群的特殊性, 定价很低 (不及成本) , 导致画报社收入上不去。其次, 成本居高不下, 纸张及印刷工价连年上涨, 人员经费支出比例太高。此外, 长期以来每年有限的亏损补贴连人员经费都不能完全地保证, 没有多余资金去搞多种经营。多年欠投入, 长期积累问题难以解决, 企业根本没有发展后劲。最后, 体制和机制的落后不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结合自身多年报社的工作经验, 笔者认为我社应该在以下方面多下工夫。

(1) 采取“走出去, 请进来”原则, 到兄弟画报社取经, 同时引进优秀的人才。

《民族画报》、《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并称为“全国三大画报”。近年来, 《人民画报》和《解放军画报》均能找准自己的特色, 紧跟数字化媒体的发展, 在逆境中生存。《解放军画报》历经6年多的努力奋斗, 办刊质量显著提高, 在全国新闻界和画报界各类评奖中屡屡折桂, 现已扭转发行量下滑的趋势, 在全国画报界的发行量遥遥领先。《人民画报》按照“大国脸谱, 人民记忆”的办刊宗旨, 通过全媒体传播的方式最大化利用新闻信息资源, 敏锐捕捉新技术机会, 抓住自身的发展特色, 在报道上赢得读者, 在发行上赢得更多的市场和渠道, 在广告上赢得更多的客户。因此, 我社应该走出去, 到兄弟画报学习借鉴成功的经验, 取长补短。

将优秀的人才请进来。画报的发展需要经验丰富的采编人员、品牌策划及广告销售等优秀人才, 因此采用竞争上岗机制, 彻底打破铁饭碗, 全面推行岗位管理制度和聘用制度, 建立完善的经营管理运行机制, 有效的经费保障体制和科学的业绩考核机制, 充分调动员工的工作积极性。

(2) 加强企业精细化管理。

通过细化企业管理单元, 明确管理目标, 改进管理方式, 确保企业管理思想高效、准确、到位的落实。实施部门经费管理, 有效激励员工, 提高效率, 规范各部门内部活动经费的使用, 节省开支。

(3) 充分调动所有职工积极性, 努力提高报社的发行量。

增加宣传力度, 在有影响的宣传媒体上做一些广告;派发行人员深入到少数民族地区进行宣传, 召开发行工作会议, 做好各民族地区画报发行的工作;多渠道同少数民族企业家进行沟通联系, 尽量为民文画报的发行开拓新的道路;保证画报的发行量稳中有升, 彻底改变现在亏损的尴尬境地。

(4) 加强各项业务的联系, 开发画报市场潜力。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 市场化操作有利于提升品牌价值, 扩大知名度, 也是市场化运行必须采用的手段。加大社会办报力度, 增加特约记者稿件和社会约稿, 不失为良策。对画报来说, 发行是根本, 是保障画报社会影响力的根本条件, 因此我社应与市场经济接轨, 寻求自立, 搞好发行工作, 提高广告品位, 成立广告专题部, 拓展发行渠道, 在飞机、大宾馆、火车软卧车厢、豪华大巴等地方增加发行量, 扩大社会覆盖面。

(5) 走网络化、数字化之路。

现在只要在《周末画报》网站上简单注册成为会员之后, 就可以轻松翻阅半年之内的报纸, 全部是报纸一样大小的电子版。这也是我社应该学习的, 尽量扩大影响力, 拓宽信息传递的渠道, 为读者服务。在数字化、网络化方面, 我社与国内一流媒体相比, 已经有很大的差距, 更不要说跟国际有影响力的传媒相比。因此, 我社应该在画报网络化、数字化方面狠抓齐管, 形成合力, 解决画报发展过程中的重大瓶颈。

摘要：《民族画报》是全世界唯一专门宣传少数民族的画报。画报由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民族事务委员会主办, 具有较强的政策性。同时, 画报又有很强的民族性。该画报可以让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了解党的民族政策, 非少数民族地区的人们了解少数民族, 它是民族间交流和沟通心灵的一座金桥。本文首先介绍了该画报的发展历史, 接着从三方面介绍了民族画报的办刊特色, 根据画报的现状详细分析了目前发展中遇到的问题, 最后结合自身多年的工作经验, 提出画报社生存发展的合理建议。

关键词：办刊特色,现状分析,发展探析

参考文献

[1]徐振云.《民族画报》编辑特色研究[D].开封:河南大学, 2010.

[2]向利.《民族画报》《中国民族》《中国民族报》的历史进程、生存现状及未来走向[D].北京:中央民族大学, 2004.

[3]苏全有, 岳晓杰.对《良友》画报研究的回顾与反思[J].苏州教育学院学报, 2011 (4) :10-16.

遵循办刊宗旨，坚持正确导向篇9

本刊作为“以发现、培养大理文学艺术人才为己任，以发掘、弘扬大理优秀历史文化为目的”的文化期刊，始终遵循办刊宗旨，坚持正确导向，同时立足于“人才立刊，作品强刊，特色兴刊”的鲜明理念，不断保持开拓创新和与时俱进的良好势头，使刊物进一步贴近实际、贴近生活和贴近读者，充分传递了优秀期刊的正能量。云南省新闻出版广电局报刊审读专家杨正瑀女士，对本刊2014年全年期刊栏目作品进行了既有深度又有见地的点评，让本刊全体编务人员倍感温暖和深受鼓舞，增强了进一步办好期刊的信心与决心。

由大理州委宣传部主管，大理州文联主办的《大理文化》创办至今已35年。读了2014年全年的《大理文化》，感觉是神游了一遍大理的文学、文化海洋。

大理是一块具有深厚历史文化积淀的土地，我国唐代所建的南诏国，宋代所建的大理国国都都设在大理。大理是曾经的古丝绸之路上的一颗璀璨的明珠，早已享有“亚洲文化十字路口的文化古都”的美誉。大理是一块多民族，多元文化和谐共融的土地，因此，植根于这样一方沃土的《大理文化》，其历史民族文化气息十分浓郁。

有112个页码的月刊《大理文化》，坚持以培养大理民族作家、繁荣民族文学创作，出版民族文学精品、弘扬丰富灿烂的民族文化为宗旨，所发作品注重思想性与艺术性相结合。这本刊物有七个主要栏目，这些栏目将“文学”版块与“文化”版块融汇起来，每个版块的每个栏目都各自散发出文化馨香。文学类栏目有“开篇佳作”、“小说平台”、“散文空间”、“诗歌广场”；文化栏目有“大理旅游”、“大理记忆”、“大理讲坛”。另外还有几个非常设栏目：“文学评论”、“大理艺苑”、“大理书斋”等。《大理文化》所发表的作品，不管是小说、诗歌、散文还是文化类的文章，导向都十分明确，都没有脱离社会主义文艺路线、方针、政策的大方向。《大理文化》中的作品，或地域的，或民俗的，或乡村，或城市的；或小说，或诗歌，或散文，无不具有积极向上的精神和很强的生活气息。“开篇佳作”和“小说平台”所编选的小说格调健康，接近现实，有较强的新鲜感和一定的可读性。如2014年第7期大理本土作家杨友泉的《走出谢庄》是一篇反映乡村青年成长与蜕变的小说。故事的几个主角，为了实现走出谢庄，走进龙城的美好梦想，不仅失去了乡村爱情，还付出了迷失白我的沉重代价。这篇小说叙述技巧娴熟，虽然是写三个农村青年的爱情纠葛，但语言简洁干净。类似的小说还有第5期尹心洁的《灯火阑珊处》、第8期杨训波的《罗老汉进城》等等。这些小说，显示了作者关注现实、扎根现实的严谨创作态度。

大理是一块多民族的土地。因此，《大理文化》的“散文空间”栏目里的散文就显得清新白然，多姿多彩。如第2期李达伟的《一些目光》讲述了包括他白己在内的一些卑微的生命所承受的生老病死，那些看似原始、古老甚至是迷信的行为成为了滇西北村寨与神共存的标志，让灵魂在生命中得到净化。这个栏目第6期里的《草木记》，第3期里的《我的青春我的诺邓》，第9期《家住古道边》等等。读这些散文，可以看到作者在写作中都带着深厚的情感，都是作者真实生活的表述，因此就尤为感人。

《大理文化》诗歌栏目所发的诗歌，没有空洞无聊的无病呻吟。这些诗歌很接地气：要么是深入社会，深入生活的激情感悟：要么是表述作者对大自然寄予的深情。如第10期许文舟的组诗《故乡书简》中《卖牛的父亲》：“我想起姐姐出嫁/那天早晨/躲在唢呐后面父亲/像个胆小的孩子/木然地看着欢喜的人群……牛低头吃着/父亲则在一旁沉默/父亲的五个指头/变成五个梳子/从牛的背梳到胸/从牛的脸/梳到胃……”像这样不饰雕琢，平实无华，但却感人至深的诗，在《大理文化》的“诗歌广场”中，比比皆是！

《大理文化》的文学作品，不管是小说、散文，还是诗歌，都不低俗，不媚俗，内容健康向上。

“文化板块”中的“大理旅游”栏目中的文章，反映在大理的“吃、住、行、游”的过程，把国家级著名历史文化名城大理的美貌，尽显读者眼前。这个栏目中的文章，每一篇都引人人胜，写出了自然风光美丽多姿，人文风情璀璨夺目的大理。

“大理记忆”栏目所发作品，都是写作者个人亲身经历的对大理的记忆，尽可能地用文字保存已经逝去或即将逝去的事物，使“过去”变得清晰。对“大理记忆”栏目里的文章，我们这个时代的人，读来觉得亲切感人。如第4期《步行到大理》，第6期《我的1966》、第9期《下关琐记》，等等。这些经过时间沉淀的旧时光，像一杯酽酽的浓茶，慢慢品味，沁人心脾！

值得一提的是“大理讲坛”。这个栏目里的文章的写作者，都具有较深的历史文化功底。他们通过文本的形式，讲述大理古代、近代、现代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以及民族、宗教等相关内容。例如第8期张旗的《鸡足山人文历史其人其事》，不仅钩沉整理鸡足山的人文历史，挖掘阐释它的人文内涵，使鸡足山幽静、深邃、险峻、奇异的白然景观，折射出独特的人文异彩：同时写出了曾两次登临鸡足山，寓居大觉寺、水月庵、钵盂庵，时间长达五六个月的明代著名思想家、文学家、有着铮铮铁骨的傲慢清官，“自由烈士”李贽浪漫而悲壮的为官之道。读这样的文章，人的心身都得到净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