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次转型（精选十篇）
二次转型 篇1
据工作人员介绍,这种彩虹玫瑰是由荷兰HAPPY COLORS公司制造,通过带有特殊颜色的溶液注入白色玫瑰的每根叶脉,从花朵内部进行着色,使每片花瓣都呈现出不同色彩,其价格是普通玫瑰的上百倍。
“世界花 卉产业目 前已经从劳动密集型转向技术密集型,像彩虹玫瑰这样高品质的花卉能赚取大量 利润 , 中国花卉 产业现在仍 是劳动密 集型为主 的产业,亟需艰难转型谋求‘二次创业’、”云南省花卉产业办公室副主任和葵说。
云南是中国最大的鲜切花生产基地和交易集散中心,与非洲的肯尼亚,南美的哥伦比亚并称当今世界三大花卉种植中心。
据云南省 花卉产业 办公室统计,云南花卉产业总产值已达232亿元,同比增长15.42%,促进花农增收60亿元,而截至2010年底,中国花卉生产面积已超过1200万亩,花农近150万户,花卉销售额超过800亿元,出口额5亿多美元,成为世界上花卉产业发展最快的国家之一。
不过,由于技术投入少,缺少自主知识产权,中国花卉产业目前还主要靠廉价的劳动力赚取利润,始终徘徊在世界花卉产业链的低端,截至去年底,占全国选育花卉新品种总数80%以上的云南省,成功选育的花卉新品种只有145个,其中54个获得植物新品种权证书,仅有3个获得国际授权。
缺少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中国的花农只能生产国外品种的花卉,这就得向国外育种商交纳专利费和种苗费,据中国最大的花卉拍卖市场——云南昆明斗南花卉拍卖市场的交易商介绍,现在每卖一枝国外普通品种的康乃馨,需要交纳6分钱的专利费,一枝玫瑰需要交纳1毛钱的专利费,云南斗南花卉市场每天的花卉交易量高达400万--600万枝,国外育种商仅靠专利费每天就可获取可观的收入,而中国的花农交完专利费和种苗费,再刨掉其他各种费用后,所得非常有限,同时,由于中国花卉产业长期处于世界产业链低端,花卉品种比较简单,容易被其他劳动力更廉价的国家仿效。
据长期从 事东南亚 花卉生意的云南昆明晟中经贸有限公司经理麻勇说,近三年来,越南、泰国等东南亚国家的花卉产业发展非常快,尤其是越南,凭借比中国更低廉的劳动力价格,在花卉产业上对中国构成较大威胁,“进行产业转型已势在必行,没有自主知识产权花卉的中国,已无法再保有原来在东亚南市场上的优势,中国花卉产业必须尽快向技术密集型转变。”麻勇说。
目前以云南为代表的中国很多省份,已开始引导本省花卉产业进行艰难的转型升级,加大对自主知识产权花卉的研发投入。
云南省花卉产业办公室推广中心负责人陆继亮介绍说,云南省昆明市目前已制定雄心勃勃的计划,要在现有月季、香石竹、菊花、非洲菊、马蹄莲等品种引进和选育基础上,加快开发培育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产品,根据规划,到2015年,昆明市花卉产业使用自主知识产权品种的利用率,要占生产中使用品种总量的15%以上。
云南锦苑花卉产业股份有限公司早在几年前公司就设立了自己的花卉研发部门,现已引进20多个科研人员,截至今年5月底,已研发出2 3个自主知 识产权花卉。“这不仅使我们有信心继续保持在东亚南市场上的优势,更重要的是,使我们有了进军世界主流花卉消费市场的可能。”副总裁李飞鹏说。
据了解,目前全球花卉消费市场正以年均10%~20%的速度增长,特别是欧盟、美国、日本三大消费中心,年消费占世界花卉消费总额2000多亿美元的95%以上,年均消费增长11.8%,中国花卉产业由于自主知识产权的花卉新品种少,很难进入上述三大消费中心。
“随着我们研发出更多自主知识产权花卉,我们在全球三大花卉消费中心占一席之地将不再是梦想。”李飞鹏说,“当然,这需要我们投入大量科研经费和人力资源,需要政府更多的政策支持,不过,也只有这样,中国的花卉产业才有可能成功‘二次创业’,才有可能真正成为世界花卉产业强国,而不仅仅是最大生产地。”
二次转型心得(入党心得) 篇2
——入党思想汇报
近年来，招商银行取得了国内外瞩目的成绩，整体上居于国内股份制银行的领先位置。同时，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以及金融体制改革向纵深的推进，我国商业银行经历了前所未有的游戏规则剧变。从经济形势错综复杂到宏观调控持续进行，从利率市场化与汇率改革到金融监管不断加强，从直接融资快速发展到投资者关系日趋复杂，从客户需求升级变化到同业竞争日趋激烈，商业银行面临来自政府、监管机构、股东、市场、客户、同业等各方面的日趋刚性的约束，经营管理的难度越来越大。面对日益激烈的市场竞争和奋起直追的同业，招行保持领先的压力和难度越来越大。在这种情况下，过去以“高投入低产出、高消耗低效益”为基本特征的外延粗放型经营方式已越来越难以为继。如何使全行苦心经营多年才构筑起来的优势得以巩固乃至扩大，是我们需要一直思考的重大问题，也是我作为一名入党积极分子应该考虑的问题。
“转型”成为摆在每个招行人面前的必然选择。
历史的成功经验告诉我们，在不同时期，“早一点、快一点、好一点”，即率先、及时、成功地实施改革，不断提升竞争力，是招行保持领先优势的必然选择。2009年，总行马蔚华行长审时度势，提出要将招行的经营方式由“外延粗放型”向“内涵集约型”转变。招商银行“二次转型”顺势而生。
2010年，新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始，中国将迎来“新世纪以来经济金融形势最为复杂的一年”。是年，招行也将迎来具有历史意义的新起点——在2009年提出“二次转型”战略思想之后，2010年将是我行推进“二次转型”的起步之年。
转型元年怎么做？1月4日至6日，总行召开2010年行长务虚会，研究2010年的各项重点工作，部署全面推进和落实“二次转型”。会上，马蔚华行长开宗明义:“2009年，在应对百年一遇的金融危机的过程中，外部形势风云变幻；招商银行步履艰难，但仍一路前进。2010年是本世纪第二个十年的开端，是历史意义的新起点；也是招商银行二次转型的起步之年。我们必须认识到，单纯靠规模去拼天下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必须另辟蹊径追求卓越。面对这样的挑战，我们开这个务虚会，就是希望对今年的工作有所启发”。
“二次转型”不是否定过去，不是不要规模，而是巩固和发展过去来之不易的成果。历史唯物主义告诉我们，不同时期应有不同的历史使命。过去5年，我们实行战略转型拓展市场，积累客户，现在已经大获全胜，规模带来的效益已经有所体现，我们已经取得了一定的品牌影响力和市场份额。
“二次转型”不是“一次转型”的终结，而是一次转型的提升和深化。我行零售银行、中间业务、中小企业等业务都还有很大的提升空间，战略转型远没有达到目标。我们只是不能像从前一样全面推进，而是要更理性地摆布我们的资本。
“二次转型”不是保守和退却，而是夯实规模扩张的基础。现实告诉我们，沿用过去低回报率的方式发展规模是行不通的，我们必须换个打法。要通过提高定价能力、腾出利润空间、提升资本回报率等方式提高生成内生资本的能力，再去扩大规模，让我们的企业进入良性循环。
虽然表面上看这次转型都是一些经营指标上的变化，但其核心是银行业管理理念的变革。管理势必涉及到资源的整合；如果通过“二次转型”达到内生资本的增加，再支持规模增长，这比过去单纯依靠规模增长更有意义。因为不管转型与否，最终的目的都还是实现银行利润增长，只不过是通过什么角度去追求这个增长。最终银行业还是要依靠内生资本的增长，来支持其规模的增长，而内生资本的增长，所依赖的就是转型之后带来的效益提升。
按照马蔚华行长提出的理论：“公司业务分两块：传统的信贷业务，我们将重视中小企业市场，加大对中小企业的服务，分配资本的时候，也要照顾到这块市场。大企业市场，我们看重综合收益，重点将放在一些新兴的批发业务。所谓新兴的批发业务，是指电子银行、现金管理、企业管理、资产托管和财富管理等业务模块。这些业务上我们经过这几年的积累，多数已经树立起品牌优势，而且这些业务绝大部分都不消耗资本。
“招商银行的‘二次转型’从本质上讲是银行管理理念的变革。不管转型与否，银行的目的就是要达到利润的持续增长。但是怎样去实现这个增长，是单纯依靠规模效应还是充分发掘资本的盈利潜力，通过管理变革来实现单位资本回报率的提升？在马蔚华行长的眼中，中国银行业应该从传统的追求速度、追求规模的思想观念中解放出来。“从没有资本约束到巴塞尔资本协议一，再到巴塞尔资本协议二，中国银行业的发展不可能无限度地依赖外生资本。在一定风险容忍度中尽可能挖掘资本的盈利能力，通过内生资本的增长来支持银行规模增长，这将是未来银行业发展的必经之路。
银行业“二次转型”胎动 篇3
银行业的监管正在日趋收紧。
“很多银行明年的信贷很难做了。”一位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银监会近日通知各商业银行,将按照综合评级情况对其进行差别资本充足率管理。部分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底限将高达13%。这是2009年银监会继发布资本充足率补充机制通知、提高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底限后的又一举措。
12月16日,银监会进一步发布了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12月18日,央行也发布了巴塞尔委员会的两则征求意见稿,其核心同样是如何加强资本和流动性管理。
面对资本监管举措趋严的现实,商业银行不得不思考一个新命题:如何在资本瓶颈凸显之时,取得资本消耗与净资产收益率的平衡?
近日,工农建中四大国有银行以及交行、招行、浦发等股份制银行的有关人士,均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其已着手2010年的工作部署。而这些工作围绕的一个核心就是:资本管理。
而这被业内视为银行业“二次转型”的胎动。
被动转型?
目前来看,这更像是一次被动的转型。
2009年,在“适度宽松”的货币环境下,息差的收窄让商业银行“以量补价”的逻辑盛行,但付出的却是“加大资本消耗”的代价。
有关财报显示,截至第三季度末,国内主要商业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已有所降低。
其中,中行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底的13.43%降到11.63%、核心资本充足率从12.32%降到9.37%;工行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底的13.06%降到12.60%、核心资本充足率从10.75%降到9.86%;建行资本充足率从2008年底的12.16%降到12.11%、核心资本充足率从10.08%降到9.57%。
主管部门对这一现象已经有所警觉。商业银行人士透露,近日银监会已经要求国内银行提高资本充足率,但是根据其对各商业银行的综合评级,指标要求不一,有的国有银行被要求12%的资本充足率,有的则要求在11%。
一位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如果实际资本充足率不达标,或低于监管要求10%,将被勒令高管甚至全行降薪。
“这样一来,很多商业银行明年没法做了,资本就卡死了。”上述人士对《财经国家周刊》说。
交银国际李珊珊预测,如果将工、建、中、交四家大行资本充足率提高至13%,需要补充资本约为2759亿元,假设其中80%用于补充核心资本,核心资本需求将达2209亿元。
而这些远非中资银行融资的全部。截至第三季度末,中行、招行、浦发、兴业、中信、深发展、民生等资本充足率普遍低于12%,而招行、浦发、深发展、兴业的核心资本充足率则普遍低于或接近7%的最低要求。
12月16日,银监会发布《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信息披露指引》。此前的10月份,银监会发布了《关于商业银行资本补充机制的通知》,并提高了银行的资本充足率和核心资本充足率底限要求。
在次级债计入附属资本受限的情况下,商业银行的融资路径收窄。10月,中行等的再融资曝光后,股市一度震荡,这表明,通过股市融资同样是有限的。
某国有银行资产负债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商业银行若无视资本消耗、拼命走冲信贷规模的粗放发展之路,是难以为继的。”
路径抉择
要完成二次转型,首要任务就是降低资本消耗。而降低高风险权重资产,提高低风险权重的资产比例,成为选择之一。
由于新巴塞尔资本协议对零售业务的风险权重仅以50%计算,而对公业务则按照100%计算,由此零售业务成为“降低资本消耗”的主要抓手。
《财经国家周刊》了解,加大零售业务比重,已经成为多家大型银行的明年工作部署。
工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合理安排信贷投放的情况下,“调结构、控风险、上水平”,成为工行已经厘定的2010年发展思路。而“调结构”的内容之一,就是要调整零售业务在新增资产业务中的比重。
上述工行人士说,尽管近几年来,工行屡屡将加大零售业务发展作为全行第一战略,但其实不尽如人意。在工行的资产业务中,截至今年三季度末,对公贷款与个贷的比重约为4:1。而2010年,这个结构将被加速调整。
做大零售业务,除了个人按揭贷款、个人消费贷款外,工行还会加大中间业务,如理财销售等,这样不仅可以分流储蓄和降低资金成本,又可以增加中间业务收入。
这同样是建行的选择。建行要求2010年将加大零售业务,并更加注重“控风险”。
零售业务,似乎一下子从商业银行的“配角”变成了“明星”。
中行相关人士告诉《财经国家周刊》,与2009年不同,2010年各大行确定的新增贷款指标将降低,在收缩信贷总规模的背景之下,中行也将把零售放在重要位置,甚至在新增资产中,与对公业务均分天下。这是一个大转变。
2009年,中行1万多亿元的新增人民币贷款中,对公贷款约占了8000多亿元,对公贷款与零售呈现8:2格局。2010年向零售的大幅让渡,其接下来的调整强度可想而知。
同样,抓住“零售业务”进行改革的还包括招商银行。招行行长马蔚华明确地说,第一次转型,使招行建立了零售为主的业务特色;第二次转型,“就是在节约资本、消耗资本最少的情况下,实现盈利的最大化。”
他认为,改革的关键是提高风险定价水平、资本使用效率、费用效率、员工效能和价值客户的比例与贡献度。
寻找平衡
在零售与对公业务之间的结构调整,成为商业银行应对资本瓶颈的首选之策,它会直接降低单位风险资产对资本的消耗,但却难以兼顾净资产收益的提高。
某大型国有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当前的利率环境下,做零售基本不赚钱,甚至是亏钱的。”
以个人住房按揭贷款为主的零售业务,受房地产市场的波动影响较大。
2008年底,为提振房地产市场,央行和银监会发文,对于自住和改善性购房需求与投资性需求区别对待,前述两者可以执行最低7折的优惠贷款利率,且可首付2成。
最终,商业银行非常态的竞争结果是“一切从宽发落”,基本按基准利率打7折放行。某股份制银行个人住房按揭部总经理告诉《财经国家周刊》,银行的息差基本为2%~3%,扣除给房产中介的返点,一般二手房上海的返点是2%~2.2%,北京为1.8%,再扣除经营成本,住房按揭贷款基本上稳亏不赚。
而2010年,如果多数商业银行都加大对此的业务投入,竞争的结果很可能是利率在低位徘徊,即息差收入微薄。另外,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零售业务除了本身收益低外,其所能带来的中间业务和其他收益,也无法与对公业务匹敌,即衍生收益同样有限。
但对公业务却迥然不同。其以100%的风险权重计算的同时,也同样带来收益的等比例增长。
一家国有银行公司业务部副总经理介绍,现在对公贷款基本是基准利率或者上浮10%,这样一来,与按揭贷款7折利率相比,仅息差就相差40%甚至更高。且对公业务能带来如理财、结算、网银等中间业务收入,综合效益远远大于零售业务。这也是在过去的多年里,中国的商业银行热衷抢占对公业务的一个主要原因。
而本次转型,如果一定要向零售上倾斜,则须通过另外的收入增长来抵补其对收益的削减。
商业银行人士告诉记者,零售业务要做,前提必须配合对公业务的转型和中间业务的加强。
对公业务转型之一是,加大中小企业业务。由于中小企业信贷风险高,银行议价能力强,从而基本以基准利率上浮为主。这样一来,银行在零售业务上的利润损失就可通过中小企业得到补益。目前,工行、建行、中行等,都已确定2010年加大中小企业信贷业务的发展思路。
盲从现象
但零售业务稳定发展的前提是,房地产市场稳健发展。而如果遇到房地产市场周期性调整,其50%的风险权重将丝毫不能真实反映其行业风险,反而加大银行的信贷风险。
一家国有银行风险管理部负责人告诉《财经国家周刊》:“这个50%的风险权重,确实没有考虑周期风险,它只是按照一种最稳健的情况估算风险。”
令人担忧的是,中国的房地产市场已现局部泡沫化迹象。
12月14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要求遏制部分城市房价过快上涨。17日,财政部等五部委发文,要求拿地首付款缴纳比例不得低于土地价款的50%。
由此,商业银行人士认为,这说明二次转型并不是简单的“从对公到零售的转型”这么简单。商业银行需要加大中间业务收入,以及通过多元化的业务结构,一方面提高收益、另一方面平衡风险。
“也就是说,需要在二次转型的过程中,同时完成银行的发展定位。”某国有银行战略发展部负责人指出。
对此,贝塔策略工作室合伙人杜丽虹认为,资本的更好利用,对银行是个“生存基础上的优化选择”问题。而选择何种定位:全能化还是专业化,以及哪一种专业化,则关系到一家银行未来的生存根本。这个意义上的“二次转型”在战略上更加紧迫。
目前来看,各家银行转型伊始,都不约而同地加大零售业务,似乎又走向了新的业务雷同。
对于这种现象,杜丽虹说:“银行或许已经意识到加强资本管理,但对特色定位的重视还不够。随着金融脱媒演进和法定利差的政策保护逐渐退场,那些不具备特长优势的银行,竞争力就会大大下降。银行应趁加强资本管理的契机,把资本配置在那些今后准备重点发展的战略性业务上。”
中国投资学会秘书处处长赵庆明则指出,导致银行目前收入结构雷同的部分原因,在于中国高速增长的经济和市场,传统信贷项目机会的不断出现。预计未来很长一段时间内,银行仍会以传统信贷业务为主,在整个融资结构不发生大变化时,银行的收入结构调整不会太快。
另一方面,由于政策总体上还没有差异化的设定,对于新出现的政策机会,或者面临同样的约束时,总会倾向同样的行为选择。
试论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篇4
1 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现状分析
针对我国内外环境及条件的变化, 我国现阶段正经历着第二次经济转型。新的转型时代正从传统加工生产向创新科技及低碳经济方向发展。“十一五”期间, 我国经济确立了明确的转型及发展方向。随着“十二五”的到来, 中央经济工作中明确了新时期经济转变的重要性。根据中央确定的经济转型目标, 我国各企业也加快经济战略及会议讲话的解读, 以此指导企业的健康发展、满足经济环境下企业发展战略的科学性。针对“十二五”期间所面临的经济环境现状, 我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主要目标是要使我国成为经济强国。我国将从“十一五”的全球制造中心向“十二五”消费、创新大国目标发展, 实现国力的增强、经济强国目标。
2 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趋势的探讨
2.1 生产型向消费型的转型
我国在第一次经济转型期间, 加快了生产能力的构建。利用国内人工、生产技术等优势, 实现了出口大国战略目标, 为我国经济发展提供了基础动力、为经济资本的积累奠定了基础。随着世界经济环境的变化、我国经济的发展, 新时期经济转型正从生产型向消费型转变。国民经济的增长、人民生活水平需求的提高, 我国消费需求大幅上升, 这为新时期经济转型提供了基础。而且, 国内需求结构变化及外部需求的萎缩也表明了消费结构的升级及经济转型工作的必要性。
2.2 工业化向城市化经济转型
城市化发展滞后于工业化发展是我国新型经济发展方式扭曲的重要因素, 造成了我国产业结构、就业结构及资源环境等一系列问题的发生。针对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需求、针对我国经济结构改革需求, 我国“十二五”期间是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 是加快城市化经济的进程的重点。以城市化的自东向西发展、以城市化为主导扩大内需, 以城市化经济主导的转变促进农业经济的改革。并通过城市化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方向转变, 为我国城乡一体化建设奠定基础。
2.3 传统资源消耗型经济向低碳经济转型
在我国第一次经济发展中, 针对经济发展的需求工业化经济及加工型经济造成了资源的加速消耗、造成了一系列环境问题的发生。在世界各国绿色、低碳经济发展大环境下, 我国新时期经济发展也正向低碳型经济转变。通过科技密集型、科技创新型经济的发展, 减少我国经济发展中的资源消耗及环境问题。新时期低碳经济发展的不仅包含传统意义的环境保护内容, 同时其通过社会宣传与引导鼓励国民绿色科技的应用, 促进环境保护工作的开展、实现节能减排目标。在低碳经济发展中, 不能由于节能减排约束生产, 而是需要通过创新技术及技改工作的开展实现节能减排。针对我国低碳经济发展现状及发达国家经验与问题, 我国应在经济的第二次转型中加快制度的建设与完善, 促进我国低碳经济转型工作的开展。
2.4 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所面临的问题分析
在我国新型经济发展中, 宏观经济失衡、地区经济失衡、城市与农村经济发展失衡等问题制约了我国经济的发展。针对我国环境问题、农村经济发展问题, 我国制订了和谐社会及可持续发展战略。通过具体的实施与应用, 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但是, 在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中仍面临这诸多的问题, 经济增长对净出口和投资的依赖、消费率的提高、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的完善、环境标准的强制执行、支持产权保护、经济能耗问题的解决等是新时期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所面临的问题, 需要我国经济发展中加快相应工作的开展。把握趋势、处理薄弱环节、控制风险, 实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建设目标。
2.5 创新科技助力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
在我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的指引下, 我国科技创新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以全球视野为基础推动我国创新战略的实施。通过增强创新驱动发展新动力, 充分发挥企业创新才能, 加快我国科技创新、产品创新、品牌创新及产业链的创新。在各地的经济发展报告中, 我国各地区高新技术制造业得到了快速的发展, 促进了我国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发展。针对我国创新科技发展现状, 我国必须做好统筹服务工作。通过政策引导, 促进各地区特色科技的发展、实现各类资源的有效利用。为了促进我国新时期经济转型活动的开展、促进科技创新的发展。我国还需要转变思想观念和思维尝试, 加快经济方式转变脚步。国有大型企业需要加快技改工作的开展, 实现行业引导及绿色经济的发展。另外, 我国必须加强宣传工作的开展, 提高企业及民众对科技创新的认识, 促进创新产品的推广与应用。以科技创新为中心, 助力我国第二次经济转型。
3 以无壁垒全国市场的构建促进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
受我国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影响, 我国国内企业对市场竞争仍缺乏足够认识。针对新时期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需求, 我国必须加快无地方壁垒的国内市场的构建, 以此为基础提高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提高企业国际竞争力。充分发挥政府政策的作用, 促进跨省企业及集团化企业的发展。以全国性市场的构建, 制约垄断性行业发展, 为新兴企业的经济发展、企业综合实力的强化奠定基础, 为我国第二次经济转型提供良好的市场环境。
4 结论
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是通过国家政策的制定与引导, 改变传统经济增长模式。以新的发展模式为基础, 降低旧有经济模式下经济增长带来的环境、能源等问题。通过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增强经济发展协调性, 实现我国经济又快又好的发展。以根本性的经济模式转变, 加快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系的完善、强化自主创新能力、提高消费水平。并通过城乡经济的协调发展, 缩小城乡差距、实现经济结构及地域经济的和谐发展, 为新时期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构建、我国经济的稳定增长奠定基础。
摘要：作为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时期, “十二五”期间我国如何实现全面转型关系到国民经济的持续增长、关系到未来二三十年我国经济发展的方向。根据我国经济转变的基本目标, “十二五”期间我国将从生产型经济向消费型经济转变、将从生产制造经济向创新经济转变、将从经济总量扩张向可持续发展经济转变, 以具有针对性的转型, 促进我国新时期经济建设及经济发展的科学性与持续性, 强化综合国力。本文就我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进行了分析与论述。
关键词：我国经济,第二次转型,决定性时期
参考文献
[1]刘枫涛.如何实现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J].财经科技, 2013, 2.
[2]马歇尔·梅耶.中国经济的第二次转型[J].经济改革资讯, 2012, 4.
迟福林十二五与二次转型讲稿 篇5
http://www.jy365.net
“十二五”与二次转型
迟福林 博士生导师
中国（海南）改革发展研究院院长
课程前言
主办者给我提出了一个题目叫“十二五”与第二次转型。我前年年底和去年年初分别出版了两本书，一个是叫《第二次改革》，一个是叫《第二次转型》。那么从我们国家改革开放的进程和趋势来看我们的看法至少现在看得清楚，包括两次大的转型和改革。第一次转型和改革是1978年开始，这个改革主要特点是改变生产关系，加快解放发展生产力，所以它的主线是体制转轨，它的目标是建立市场经济体制和提高经济总量。那么从当前到未来这10年左右，我认为中国已经到了第二次转型和改革的一个重要阶段。那么第二次转型和改革它的特点是什么呢？是改变经济结构、建设消费大国。因此，它的主线是发展方式转变，它的目标是实现公平与可持续地发展。第一次转型总体上是成功的，我们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但是第二次转型与改革正进入一个关键时期。如何？我想时间关系，简要地和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十二五”我们是不是处在历史性转型的关键阶段？第二，“十二五”发展方式的转变重点何在？ 第三，“十二五”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是不是在于政府转型的突破？
一、“十二五”是处在历史性转型的关键阶段
（一）“十二五”历史性转型的现实需求
我先来和大家讨论第一个问题就是“十二五”是不是处在历史性转折的重要五年或者关键五年？我提出这样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我们需要研究，“十二五”历史性转折的现实需求有没有，究竟何在？
我提了这样三个方面来讨论。
第一就是：发展型消费需求的历史变化与快速增长是成为我们历史性转型的一个基本需求。
那么人均GDP三千美元到四千美元，总体上说要实现发展阶段的历史性提升。也就是说，我们要从以衣食住行这样一个生存性阶段进入以人的自身发展为主要目标的发展型新阶段。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那么到了这个阶段以后，在人们的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基本得到满足的背景下，围绕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发展型消费需求，开始成为全社会的主要需求，并呈现不断快速增长的一个趋势。比如说我们现在为什么要加快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我们为什么要明显提高服务业的比重？我们为什么要坚持把环境优先作为发展战略？这仅仅是外部发展对我们提出的要求吗？不是，是我们自身发展给我们提出的一个基本需求。所以在这样一个背景下我说是不是可以得出这样几个结论：比如第一，从现在开始或者“十二五”阶段，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十分突出，我们不仅需要强调长期处在初级阶段，更需要强调未来5到10年中国发展型阶段、发展型消费、发展型需求这样一个大的趋势；第二，消费升级进入一个重要阶段；第三，居民消费升级成为一个普遍的趋势。
所以第一，我说我们看一看发展型消费需求，我简单点了一点。
第二，基本需求在于公共消费需求，全面快速增长，公共产品短缺开始成为经济社会发展的突出矛盾。
我们知道，在生存性阶段，我们突出的社会矛盾是什么呢？生产品严重短缺，进入发展型消费或者发展型阶段这个矛盾发生了突出变化。我们一再讲，你们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求同落后的社会生产这个主要的矛盾没变的背景下，更需要强调人们的物质文化需求已经从基本需求就衣食住行基本需求开始转变为以人的自身发展为重点的一个发展型消费需求，所以公共产品短缺，取代私人产品短缺成为我们今天面临的最突出的矛盾，所以这个背景下需要加快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尽快改变公共产品短缺的状态，需要缩小公共服务差距，需要不断调整公共服务范围。三年前，我们定的基本公共服务范围就四项，义务教育、基本医疗和公共卫生、公共就业服务、那么还有一个基本保障。那么现在随着变成基本住房保障就必须纳入到基本公共服务的范围，所以从这个情况来看就是：我们第一，我们开始进入公共产品短缺时代；第二，在这样一个时代，经济增长“一俊遮百丑”已经成为历史，想用增长代替一切，这个开始成为历史。
第三个，基本需求就是缓解缩小收入分配差距的社会需求明显加快。
为什么当前全社会普遍关心收入分配改革方案的出台。就在于，大家就需要尽快提高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由此它使我们在发展导向上将引起重大的变化，什么重大的变化呢？第一，经济总量的导向应当尽快转入国民收入分配的导向。怎么转入国民收入分配导向呢？那就由国富优先向民富优先的转变。为什么？因为在过去30年，我们实行国富优先解决了3亿多人的贫穷问题，提高了广大城乡居民的实际收入水平，但是走到了今天国富优先我们看到它有两大突出矛盾：第一，国家生产力增长优先并快于民众消费能力的增长，这个结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果是什么呢？社会的总需求严重不足；第二，那么国富优先容易导致国民收入分配格局的失衡。比如说我们会人为地压低劳动力成本，这样导致收入差距、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这是一。
（二）“十二五”面临的严峻挑战
第二个具体问题，“十二五”是否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严峻挑战？
那么每个人在讲的时候都从多方面讲我们这个挑战那个挑战，我今天只用三句话做一个概括。
第一个就是经济增长的内外环境发生深刻变化，从投资出口大国走向消费大国的前景并不明朗。尽管我们现在一再讲转变发展方式，但是内外环境背景下这样一个走向消费大国，从目前来看这个前景不是十分明朗；
第二，经济矛盾、社会风险明显加大，在这个背景下过去30年快速或者是高速增长掩盖着的经济社会问题开始，我用四个字“水落石出”来概括；
第三，发展理念，体制条件受利益掣肘的影响，转型与改革的难度明显加大。所以我的这三个概括想说明一条，我们今天面临的过去30年没有过严峻挑战，比如说我们过去有一个理念问题，有一个体制条件问题，但是没有利益关系的掣肘问题，我们只要思想一统一，以更大的勇气改革，我们就很快做，今天行吗？今天不行。
（三）“十二五”历史性转型的两种前景
所以在这个背景下，第一个大问题我们需要讨论第三个小点就是“十二五”是否处在历史性转型的十字路口。在这个十字路口很显然我们有两种前景，一种前景就是有良好的前景。比如说为什么有良好的前景呢？
第一，我们现在历史性变化的趋势明显，只要顺势而为我们就可能做出事情，可能干成事情；
第二，总体思路应当说比较清醒。比如说主体、主线的问题我们很清醒，比如说我们重点问题看得很清楚，收入分配问题，比如说我们提出总体要求就是争取努力在未来的5年到10年使中国市场的消费规模是位居世界前列，这是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和五中全会提的，这个总的思路清醒；
第三个是社会需求结构变化，与社会的压力和动力开始形成。所以这三个条件结合在一起，如果我们结合得好，我们有着良好的前景。
那么如果不好呢，或者做得不大好，或者是要失误呢？我概括有灾难性的后果。什么灾难性后果呢？我也点了三条：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第一，增长速度急剧下滑。今年、明年没问题，“十二五”的后两年，“十三五”的初期恐怕就是一个大问题；
第二，社会风险明显加大，物价上涨与社会矛盾相伴随加大了社会风险的因素； 第三，由此前两条我们跌入中等收入风险的陷阱，这个风险明显加大。所谓中等收入风险陷阱无非是当一个国家进入中等收入行列的时候，由于它发展方式选择的不当，使经济增长长期处在低迷甚至停止，在20年难以从人均GDP四千美元达到一万美元。
所以我的一个结论是，“十二五”我们正处在第二次转型的十字路口，远虑大于近忧，应当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这是第一个大问题，把这个观点提出来。
二、“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
第二个大问题：“十二五”我们要争取良好的前景，关键在实现发展方式转变的实质性突破。这里要跟大家讨论，“十二五”发展方式转变的重点何在？那么我认为由于我们正处在十字路口，所以给我们转型和转变的时间限制就很清楚了，那么在五年左右的时间，能不能成为第二次转型的一个历史起点，一个关键点？在于以下四个方面能不能形成或者是初步形成基本格局。
（一）推动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增长趋势
比如第一，推动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的转型，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增长趋势。我想这里面也跟大家说三件事：
一，我们投资与消费失衡是不是我们现行增长方式动力突出矛盾？ 有人不承认，我想举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我们的消费率低于世界平均水平。那么这个具体说，低于低收入国家20个百分点左右，低于中等收入国家10个百分点左右，低于我们所说的“金砖四国”的其他三国15-20个百分点左右；第二，我们的消费率这些年又呈现下降的趋势，或者是下降的趋势非常明显，比如说我们1978年我们最终消费是高达62%以上，到08年我们不到49%，是48.6%，那么居民消费率2000年我们还在62%以上，到了08年我们大概只有48%，那么这样一个8年下降了近14个百分点，所以我们这个下降趋势还是比较明显的，这是一。所以从这个概况来说尤其在内外环境发生变化的时候更看得清楚，投资消费失衡应当是我们现行增长方式的主要矛盾或突出问题。
第二，“十二五”我们能不能初步形成消费主导的增长方式？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我是比较乐观的，因为：
第一，中国的消费空间巨大。国际上有一句话：潜在7亿人口的中国，消费潜在的农村大市场将是未来世界消费版图的最大亮点。是，如果2.3亿农民工其中1亿转为市民，那么我们就有7万亿的投资需求，7万亿的投资需求意味着什么呢？我们每一年的出口大概现在是10万亿左右，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可以抵消我们出口给我们带来这样一个需求；
第二，我们一会儿来讲文化，中国的文化消费占GDP的比例只有2.5%左右，美国是20%，韩国是15%，08年美国的20%的文化娱乐消费比例大概等于我们07年中国GDP总量的75%，那么如果“十二五”我们文化娱乐能从2.5百分点增加一倍提到5个百分点，那么我们就有4万亿的投资需求。所以这是第一，我们看到我们的投资需求空间巨大。第二，人均GDP四千美元左右的时候，正是消费快速增长，消费主导形成的重要阶段。那么我们去年，我们人均GDP已经达到四千美金；
第三，从现实看城乡正在快速升级，比如说城市的发展型消费支出比例明显加大，农村潜在的发展型需求也在逐步地得到释放。
所以我的一个结论是“十二五”如果相关政策到位，我们消费率从现在不到49%，提高到52%和53%是完全有可能的，那么52%和53%就是你初步形成了消费主导增长的一个大趋势。第二，到了“十三五”，我们就可能达到60%这样一个比较合理的区间。
第三个小问题我们就要讨论如果要做到这样一件事情，关键取决于什么？
取决于我们收入分配改革能不能有重要的突破。我想大家关心几件事情，第一是收入分配改革方案什么时候出台？以及劳动报酬的“十二五”期间能不能够明显提高？那么我不理解的是我们经济学界最近有专家提出来，中国奢谈劳动报酬，中国劳动报酬并不低，是不是这样呢？我告诉大家两个数字：
第一，自己和自己比，劳动报酬正处于建国以来历史的最低点。那么拿最近2000年，2000年以后劳动报酬占到50亿以上，到了2007年就下降到了不到40%，这不到7年时间下降了近12个百分点。
第二，我们工资收入占企业经营成本和国际比较是一个什么状态呢？我们工资收入占企业经营成本只有10%，发达国家有50%。我们跟发达国家没法比，但是10%和50%这个比例悬殊太大了。
这是第一，我们投资主导向消费主导型转变。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二）推动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初步形成城市化主导的基本格局
第二个重点就在于推动由工业化主导向城市化主导的转型，初步形成城市化主导的一个基本格局。我想这里也跟大家讨论三个问题：
一个：城市化是不是，应当不应当成为中国发展方式转变的，或者发展的重大战略选择？ 我们现在通常讲的中国正处在工业化、城市化、快速发展时期，但是中国的工业化已进入中后期，而城市化跟工业化相比，我们至少差了10到15个百分点，也就是说工业化的中后期的城市化比例大概在60%左右，而我们现在09年只达到了47%。为什么要把它做一个重大战略选择？
第一，扩大消费、拉动消费的主要载体是城市。一个城市居民的消费等于3.6个农民的消费；第二，结构调整的主要条件是城市化，只有在快速城市化条件下才有可能抑制工业化，特别是重化工业的快速发展。只有在城市化的背景下才能加快服务业的发展，尤其是现代服务业的发展；第三，城市化与就业紧密相连；第四，城市化也是解决资源环境一个主要的出口，尽管它引起了资源环境的各种问题，但是解决资源环境的问题在于科学的城市化。
第二个，我们既然这个重大战略，“十二五”我们能不能初步形成城市化主导的一个趋势？
我想这个只要下决心，比较容易做到。比如说第一，2.3亿农民工有条件的1亿农民工成为市民，就可以实际地、明显地加快城市化进程。第二，我们现在只要把经济主导与行政主导相结合我们就可以大大拓宽城市化发展的空间，义乌在10年前就应该成为一个中等城市，但是受到现行区域区划体制的制约到现在还是一个县级市。只要释放这种体制的枷锁，城市化有相当大的发展空间。我想“十二五”期间我们城市化率由现在的47%，大概每年提高1个百分点是完全有可能的，达到52%和53%。
第三，如何做出城市化发展的选择？
我想这里有三个关系很重要：一个，大小城市的问题，我主张以大城市带动小城市的发展；第二，关于城市化和城乡一体化，我主张以城市化来带动和促进城乡一体化；第三，关于结构调整和城市化，我主张以城市化来形成结构调整的一个内在的动力。
（三）推动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初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趋势
第三个大的转型就是推动由中高碳经济向低碳经济的转型，初步形成低碳经济发展的一个趋势。我这里也简要地说三句话：
第一个，我们要不要形成低碳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 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好象不是问题，事实上是个很大的问题。为什么要形成低碳经济优先发展的战略，因为低碳经济不仅是一个压力又是中国加快发展，走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历史机遇。低碳经济不仅能带动技术创新，而且能推动我们的结构性转型和调整。低碳经济它不仅能够引起环境革命，而且能引起一场广泛的社会和生活方式的革命。
第二，我们要不要把经济增长速度和能源消耗总量挂钩？
因为我们现在是和GDP单位挂钩，单位挂钩一个矛盾，我们04年决定定下来的规划是到2010年，我们能源就是一次能源消耗总量是24万亿吨标准煤，实际结果怎么样呢？我们去年年底突破了32万亿吨，也就是说，我们实际增加了1.2倍，所以，以环境优先，低碳经济优先就是在环境承载利益的前提下约束增长速度。不可能内蒙说要搞30%的增长就不顾环境，那不行，在环境总量的前提下约束你全国和地区的经济增长。所以，环境优先，低碳经济摆在第一位，而增长速度要服务于环境可承受的能力，这样我们才能走上可持续的增长之路。
第三个，发展低碳经济的关键是什么？
我想一句话：制度革命。比如说环境产权制度，比如说资源能源价格形成机制，比如说碳交易体制机制的革命。
（四）推动公共产品短缺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型，初步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格局
第四个重点，最后一条就是推动公共产品短缺向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转型，初步形成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基本格局。按照原定的规划，我国到2020年初步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由于内外环境和转型的需求，我想我们有可能提前5年，也就在“十二五”末期实现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为什么呢？
第一，全社会在基本公共需求的增长。现在的增长速度大概等于90年代，一年等于过去的3到5年，就是老百姓的支出用于基本公共服务的支出、家庭支出、一年的支出等于过去3到5年的支出，这个需求在加大；
第二，那么它对发展方式有重要的影响。刚刚谈到城乡差距，盈利差距不是3.2倍，是3.31倍，但是实际差距是多少呢？把公共服务因素算进去，我国城乡的实际收入差距大概在5到6倍，也就是说由基本公共服务制度安排的不合理所形成的城乡差距这个因素占到了40%左右，所以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对发展方式转变它既有一个消费预期的问题，也实际影响消费水平；
那么第三，大家很多说我们还是一个发展型国家，难以拿出更大的财力来解决这件事情。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我的看法我们有一个经济制约，但更有一个制度安排。06年我参加国务院温总理主持的座谈会，讨论“十一五”规划，“十一五”规划总结一句话就是国家在“十一五”期间鼓励和支持有条件的地区率先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我谈到对十一五时期是改革开放30年，如果改革开放30年我们农村最低救济制度都没有建起来实在说不过去，那么2006年这个座谈会不到2个月，十一五规划还没来得及改，中央决定从2006年底开始在全国建立农村最低救济制度，那么中央政府拿多少钱呢？据我了解，只有二三百个亿，地方配套了二三百亿，那么你说这是一个财力问题还是一个制度安排问题呢？有财力问题，但是更重要的是一个制度安排。
三、“十二五”转型的关键在于政府转型
最后一个大问题，我简要点一点，和大家来讨论提出问题，第二次转型的关键是否在于实现政府转型的突破？
毫无疑问第二次转型重在第二次改革，而第二次改革现在看，关键在于政府转型。一个我们现实生活中的很多矛盾问题无论经济问题、社会问题同政府转型相联系。第二，我们想推进全面改革，政府转型是其中最关键的因素。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说我们恐怕有三个问题简要地提出来：
（一）要不要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
第一，我们要不要确立民富优先的改革导向？那么在我看来我讲这么一个： 第一，民富优先成为我们发展方式转变的主要追求；
为什么？因为它是释放和扩大社会总需求的重大选择，它是缓解和缩小贫富差距的重大选择，它是化解社会矛盾，实现社会公平的重大选择。那么民富优先的改革在这个大框架下，我们有些改革才可能有所突破，比如说我们讲收入分配改革，能不能有重大的突破，关键在于以什么样的思想在确立，如果按照一个民富优先的改革，我们收入分配改革方案很可能再有重大突破。
第二，公共服务均等化； 第三，让农民工成为历史； 第四，财税体制改革。
如果确立不了，民富优先的导向我想解决这几件事情可能很困难。
（二）要不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
第二，要不要继续坚持市场化的改革取向。好象这个不是个问题，但是我想这个是很突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出的问题。比如说我点四个题：
那么现实生活中，我们是坚持市场主导下的政府作用呢？还是把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作用作为中国模式，一个基本特点？很显然，我想我们搞市场经济在经济生活领域当中，政府主导下的市场不是我们的取向，是形成现代经济社会甚至政治生活中的某些严重问题的根源，为什么？我们现在土地的问题，腐败的问题，很多问题和这样一个增长方式相联系，我们只有在市场主导下，把政府的作用、政府的调控建立在市场主导的基础上恐怕才能够解决一个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
第二，我们现实生活中政府占有控制职能范围这样一个有所扩大是不是客观上需要的市场作用？比如说政府对土地的配置和控制，对重要资源的行政定价倾向，对行政范围控制的加强，我想都是我们现实生活中面临的一些问题；
第三，垄断行业改革困难是不是政府主导经济增长方式的一个重要原因？毫无疑问，垄断行业改革要有突破在于政府转型；
第四个，近年来民营经济发展的某些困难，是不是以政府主导的增长方式相关联。因为政府主导的方式我们看到偏向于大企业，偏向于国有资本，那么使平等竞争的市场环境难以形成。
这是第二个提出的问题。
（三）要不要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为转型？
第三个，要不要推进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那么这里我也简单概括三句话： 在市场经济体制初步形成的背景下，我们的政府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还是公共服务为中心？是一心一意地搞建设，还是一心一意地谋民生？
我想在市场经济初步形成，在企业成为市场主体的背景下，政府的经济型公共服务、社会型公共服务、制度型公共服务是政府的中心任务。现在到了应当明确提出，以公共服务为中心的政府转型，这个04年提出到现在我觉得我们现在政府转型难以突破这是一个大帽子，要保证全社会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政府就必须以公共服务为中心；
第二，在国有公共产品严重短缺的背景下，国有资本是主要以盈利性为目标还是以公益性为主要目标？比如在我们的住房问题上，央企是当“地王”的好还是在保障性住房当中不能发挥国有资本的作用？这个是值得讨论的一个大问题。
第三，公共职责不到位，是不是现行财税体制、干部考核机制的必然结果。毫无疑问以生产性增值税为主的财税体制助推了地方政府的投资冲动，以GDP为主要目标的干部考核机杭州精英在线系列课件
http://www.jy365.net 制助推了经济总量的发展导向或者助推了政府的发展主义倾向，或者增长主义倾向。
股份制银行二次转型大考 篇6
这一年，距上一轮划时代的国有银行改革刚好10年，也是中国金融业“三驾马车”分业监管体系建立的第10年。
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既是过去10年的终结，又是下一个10年的起点。
经历了中国金融改革过去10年的激荡时代后，现在的中国银行业正处于一个岔路口。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经济周期波动和人民币国际化，都将迫使商业银行进行转型，并成为商业银行急迫的挑战。
值得注意的是，在银行业转型的浪潮中，股份制银行凭借其机制的灵活性和较强的市场意识，一直走在业务创新的前头。相比之下，大行的体量可以延缓转型，城商行则始终受地方政府掌控。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对《新财经》记者表示，股份制银行具有更高的市场化程度和灵活性，因此其转型成功的概率会大于大型商业银行。
未来股份制银行的转型该去往何方？转型存在哪些压力？
黄金十年
我国股份制商业银行大部分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1987年，招商银行正式成立，是我国第一家完全由企业法人持股的股份制商业银行。目前，除了恒丰、浙商、渤海以及广发银行以外，其余8家股份制商业银行均已实现上市。
在商业银行过去10年的黄金时期，股份制银行也经历了非常重要的成长阶段。
首先是规模的大幅提升。根据银监会公布的数据，股份制商业银行2003年年末的总资产规模为3.81万亿元，占比为13.8%，如果不包含交通银行，其总资产规模约为2.95万亿元，占比约为10.7%；而到2011年年末，其总资产规模已经达到18.37万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占比为16.2%（不含交通银行）。
最新数据显示，截至2012年9月末，股份制商业银行总资产达21.94万亿元，在银行业金融机构的占比也升至17.4%，比2011年年末高出1.2个百分点，总资产占比达到历史最高值。
值得注意的是，2012年前7个月大型商业银行占全国银行业总资产的比例呈现逐月下降的趋势。而在各类银行当中，只有股份制银行的占比保持了逐月上升的态势。
交通银行首席经济学家连平称，过去10年股份制银行的成长历程，“发展”二字就是最好的注脚，股份制银行在全国银行业中的占比不断上升是其表现之一。
除资产规模大幅增长外，股份制银行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能力方面也有了很大提升。
在经历了国际金融危机的洗礼后，各股份制银行对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的重要性有了新的认识，而且在公司治理和风险管控方面，采取了积极而卓有成效的改革措施。目前，不论是董事会、管理层还是广大的员工，都进一步增强了市场意识、竞争意识、合规意识和风险意识。
“由上市推动的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也是10年来股份制银行发展中的重要方面。目前而言，相对于其他大行，可以说股份制银行的内部体制更加商业化、市场化。”连平说。
与此同时，股份制商业银行抵御和补偿风险的能力在进一步增强。这主要体现在不良贷款比率下降、资本充足率和贷款拨备率进一步提升。
数据显示，2005年股份制商业银行不良贷款总的水平在5%左右，而到2012年6月底，其不良资产比率已经降到1%（仅包含12家股份制商业银行的数据）。
2005年，股份制商业银行资本充足率只有4%左右，而到了2012年6月，其资本充足率总体水平已经达到了12.9%。
二次转型
就在股份制银行大部分完成上市，推动公司结构调整之后，新的挑战摆在了这些股份制银行的面前，包括金融脱媒、利率市场化、经济周期波动和人民币国际化，都将迫使商业银行进行转型。
随着我国利率市场化的脚步不断迈进，银行业主要依靠息差增长的传统方式正面临挑战。“银行高利率增长时代在慢慢过去，银行不可能一直保持高利差的优势。”招行行长马蔚华在2012年的一次股东会上表示。
民生银行董事长董文标曾在股份制商业银行行长联席会上表示，经济全面转型和产业提升开始起步，金融对外开放、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的趋势加速，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方式正在复杂化、多样化和差异化，经营模式必将发生深刻的变革。
基于这样的认识，2009年，民生银行在经历服务大客户的第一次转型之后，提出了“二次转型”的目标，这被民生银行行长洪琦称为是回到了做民营企业、小微企业服务的初衷。
股份制银行中一直跑在前头的招行也率先嗅到了转型气息。马蔚华早在2010年就明确了招行“二次转型”的战略，将目标锁定在“低成本经营和高定价能力”。
“今天面对资本的约束和所发生的这一切，我们又在进行第二次转型，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定价能力，降低资本消耗，降低成本，实现风险可以控制，达到资本回报的最大化。”马蔚华称。
2012年，在市场利率化取得实质进展后，商业银行的转型变得异常急迫。自2012年6月以来，央行两次下调存贷款基准利率，同时还扩大了存贷款的利率浮动区间。这给主要依靠息差的中国银行业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
据银行2012年三季报测算，8家上市股份制商业银行中，有数据参考的5家净息差季环比都是下降的。而股份制银行对于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等带来的冲击感受更深，因为股份制银行不仅要与大行争抢资源，还与立足于区域经济的城商行和新金融机构存在业务竞争，压力显然更大。
在这样的背景下，股份制银行的转型也不得不从此前的理想变为实际行动。招行内部一名信贷人员就对记者表示：“现在已不是想如何转型的时候，而是开始实际操作的时候了。”
兴业银行行长李仁杰此前也提出，在市场化、综合化特别是利率市场化成为银行业发展的必然趋势下，兴业银行已经提早布局，通过内部系统建设、资金转移定价等手段，不断提高市场的敏锐度。兴业银行会把业务的重点放在中型、小型企业上，银行内部提出了中型企业主办银行的战略。
nlc202309020312
连平认为，目前股份制银行转型急需要做的是两个方面：第一是客户结构的转变，第二是业务结构的创新。在客户结构转变方面，他称股份制银行“二次转型”将目标转向中小微企业，符合发展的趋势。未来，股份制银行更为稳定的客户结构将是中型客户。
多元化与混业化
在连平看来，股份制银行的转型成功几率会大于大型商业银行。问题关键是，股份制银行转型该去往哪个方向？
安邦咨询在报告中认为，对于股份制银行来说，在金融脱媒与利率市场化的影响下，大客户的议价能力较强，股份制银行已很难从这部分客户身上揩得油水。因此，过去注重服务大中型企业客户，现在则必须逐步加大对中小企业客户的服务力度，使目标客户下沉，收入多元化。
目前来看，股份制银行转型均将目标投向中小微企业。
以浦发银行为例，2010年，浦发银行中小微企业业务量的占比约为10%。经过这两年的发展和调整，截至2012年第三季度末，该业务量占比已达15%。该行的目标则是在未来的两三年内，将这一占比提高至20%。
另外一家股份制银行光大银行也在经历“目标客户下沉”的过程，向小微金融转型。2010年起，光大银行开始倾力打造“阳光助业”品牌，其“个人助业贷款”和“经营物业贷款业务”开始向模式化的经营思路转型。数据显示，截至2011年年底，光大银行个贷余额已达2106亿元。
民生银行小企业贷款的规模更大。截至2012年上半年，其小微企业贷款余额为2506.95亿元，比上年末增加182亿元，增幅接近8%，占全部零售贷款总额的65%，小微客户总数达到64.13万户。2012年，民生银行小微贷款余额达到3170亿元，同比增长845亿元。
连一直以私人业务见长的招行近年来也发力小微贷款，招行2012年的小微贷款1700亿元，新增906.6亿元，新增量已经超过了民生银行。
股份制银行应对金融脱媒的另一个转变，则是逐渐走向混业化。
央行数据显示，2002～2011年，人民币贷款占社会总融资规模的比例由91.9%下降至58.2%，这体现了金融脱媒的趋势。与此同时，企业债融资占比由1.8%上升到10.6%，以银行贷款为主的间接融资向以企业债融资为主的直接融资转化。在此过程中，股份制银行纷纷向金融控股集团升级，以期在直接金融领域分得一杯羹。
以浦发银行为例，一方面开展交叉产品创新和销售，推进投行业务创新，推进资产证券化试点等；另一方面则通过资本运作，逐步涉入基金、投行、信托等领域，分散经营风险，分享其他金融行业的市场利润。2007年，浦发银行与法国安盛保险金融集团、上海盛融投资有限公司合资设立的浦银安盛基金管理有限公司正式开业，在探索综合经营、拓展投资领域的道路上迈出了关键一步。
2012年10月，招行与招商证券共同发布公告，经董事会审议通过，两家公司拟共计受让外资股东荷兰投资持有的招商基金33.3%的股份。交易完成后，招行将成为招商基金的控股股东。此举表明，招行综合化经营迈出实质性的步伐。
引人注目的是，2012年发布的《金融业“十二五”规划》对这种商业银行的综合经营模式持以支持的态度。《规划》表示，要引导具备条件的金融机构在明确综合经营战略、有效防范风险的前提下，积极稳妥开展综合经营试点，提高综合金融服务能力与水平，引导试点金融机构根据自身风险管控能力和比较优势选择金融业综合经营模式。
《规划》还明确提出，要推动中信集团公司和光大集团公司深化改革，将其办成真正规范的金融控股公司。这也为股份制银行的经营点明了方向。
三重挑战
尽管转型正在进行，一些股份制银行甚至借转型这一契机超越了同行，改变了行业间的竞争格局，但转型面临的挑战并不小。
股份制银行不仅要面对互联网金融崛起带来的技术冲击，还要面对利率市场化和金融开放短期内可能带来的新的金融风险。除了这个双重挑战外，股份制银行转型的另一重挑战则是中国商业银行与生俱来的经营独立性不足。
近年互联网金融的快速崛起，让中国商业银行未尽的改革和迫切的转型已经被提到同等重要的位置。
2012年9月份，中国投资有限责任公司副总经理谢平曾撰文称，以互联网为代表的现代信息科技，特别是移动支付、社交网络、搜索引擎和云计算等，将对人类金融模式产生根本影响。
在谢平看来，目前全球范围内可看到三个重要趋势：第一个趋势是移动支付替代传统支付业务；第二个趋势是“人人贷”替代传统存贷款业务；第三个趋势是众筹融资（crowd funding）替代传统证券业务。
事实上，除了支付宝掀起的金融支付革命让银行传统支付模式感到压力外，2012年做得风生水起的阿里信贷也让银行看到了互联网领域这个正在强大的新对手，阿里信贷独特的模式和先天的优势让银行自愧不如。甚至有业内人士认为互联网金融会“让银行颤抖”。
为此，部分股份制银行开始对第三方支付做出应对。2012年12月，中信银行在总行层面成立网络银行部，整合了此前分散于公司银行部、零售银行部的电子银行等业务，中信银行的目标是“力争再造一个网上中信银行”。
而招商银行马蔚华也在多个不同场合强调“消灭信用卡，银行也是IT属性”，并以高姿态宣布进军移动支付领域。而建行在告别与阿里巴巴的合作之后，2012年也高调宣布进军电子商务金融领域。
尽管如此，银行在互联网金融的拓展上进展缓慢，成效也不尽如人意。
而转型另一重挑战则是小微金融带来的风险。比如小微企业贷款表面上看是股份制银行铆足了劲儿开拓出来的一片“蓝海”业务，但去年经济下行造成众多小企业经营困难，不少成长性不错的小微企业甚至出现减产、停产现象，导致这片“蓝海”正成为威胁银行资产质量的另一个暗礁。
另外，股份制商业银行的自身独立性不足也是一个普遍性问题。银监会监管二部俞勇就认为，银行如何提高“治人而不制于人”的独立经营能力是一个难题。目前，股份制银行不但比较受制于地方政府，而且独立大股东对银行的干预也比较严重。
在俞勇看来，股份制商业银行要尽快抛弃旧的模式，除了要注重资产负债结构的优化和资产质量的优化，保持充足的资本、拨备和流动性，更关键的是必须依靠科学的风险管理体系和手段来实现风险管理控制。
第二次经济转型时期的国有企业改革 篇7
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问题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而国有企业历来是平衡政府与市场的关键。 特别是进入“十二五”时期后,一方面国企不适应市场变化,与市场的矛盾伴随着“国进民退”的呼声愈演愈烈;另一方面, 我国经济发展已到了第二次产业升级的关键时期,国企深层改革已迫在眉睫。 国企如何尽快适应市场,减轻产业结构变化带来的阵痛,平稳跨越第二次经济转型期,对企业自身和整体经济都具有重大意义。 本文从国企的三个本质属性出发,分析国有经济控制力变化和战略创新,阐述国企的现状和发展前景,以期提出相关的政策建议。
二、国有企业在新时期的职能定位
进入市场经济后,尤其是非公有制经济飞速发展,第三产业产值逐渐超过第二产业的今天,国内外政治局势、国内经济形势都有了很大变化,作为主体的公有制经济,其作用及内涵也大不相同,总体来说离不开其社会性、政策性和战略先导性三个方面。
(一)国企的社会性职能
马克思认为,集体所有制企业的社会性,体现在劳动生产部门生产的劳动产品归社会所有,一部分用做社会生产的生产资料,另一部分分配给个人,成为个人所支配的个人生活资料。 国企主要分布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科研、尖端工业、环境保护等产业和部门,仍然为社会生产提供主要的物质基础和生产保障,具有维护社会稳定的坚强力量。 而这些领域均具有很强的社会性。 在尖端工业和基础性的工业上,国有控股企业起着决定性作用,尤其是电力、热力生产和供应业,国有控股的销售产值是私营企业的近88倍。 这些产业的劳动产品,均为社会提供着基础性服务,用做社会生产的劳动资料。
(二)国企的政策性职能
国企从诞生之日起,就担负着稳固国防、巩固政权、促进国民经济的历史使命, 不可避免地承受着国家的政策性负担。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计划经济制度逐步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制度过渡, 国有经济正是当前市场经济的中坚力量。不论是已经过去的计划经济时期,还是如今经济转型的新时期,国有企业始终与政府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在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金融市场正在不断成长,准备金率、再贴现率和公开市场操作等宏观调节手段,其效果短时间内仍不如发达国家。 由于私人物品具有的竞争性和排他性,私有制下不可避免地会出现负的外部效应、 公共资源过度使用、收入分配不均、区域经济发展不均衡等市场失灵现象。 作为直接参与市场活动的行为主体,国企仍是推行政府经济政策和实现国家经济战略目标的重要工具,故而国企在这一时期具有较强的政策性。 从政府角度来看,宏观国民经济目标及主要经济方针、政策,无论是计划指令还是宏观调控,必须借助国有企业的参与,才能有效地贯彻执行。 在一段时间内,这种政策性的增长模式,就表现为人们熟知的政府主导,投资驱动。 故而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国有企业仍然是国家行政体系的附属或者说是国家政治的延伸。 完善和升级产业结构,引导社会投资,促进国民经济协调发展,这对当下稳定性和竞争性并重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来说,不可或缺。 此外,国有企业在收入再分配、调节东西部经济差异、城乡二元结构方面都有着突出贡献,并为社会提供了大量的就业岗位,缓和了社会矛盾。
(三)国企的战略先导性职能
对于一些高风险的战略型新兴行业,如果要在短时间内实现快速发展,大型国有企业仍然是最重要的主体和先导力量。 相对于非国有企业,在这一阶段国有企业在人才、资金、技术、政策等领域具有全面的优势,能够更好地集中资源,在某一领域迅速实现突破。 此后,国有企业积累的经验和技术,又能为此后进入这一领域的非国有企业提供后发优势,带动产业发展。 国有企业庞大的资金和稳健的盈利也推动着中国企业走出国门,成为开拓海外市场的先导。 比如,大型央企通过海外并购,实施资源全球化战略,从全球范围获取资源,缓解中国对进口资源的依赖。
三、国有企业在新时期的持续发展分析
国有企业的社会性、 政策性和战略先导性这三个职能,具有宏观层面的本质特性,如何在新时期持续发展,笔者结合部分实证分析,选取国有经济控制力作为国有企业社会性和政策性的描述变量,并从战略创新层面,说明国企战略先导性的持续性发展。
(一)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分析
国有企业控制力, 体现了国企在不同行业中的地位,控制力强就是国企作为国民经济主体地位的体现。 在不同行业,这一指标也直接影响国企社会性和政策性能否很好地发挥。 参考之前的研究资料,借用了学者李钢的回归模型加以扩展,对近些年来的国企控制力进行了计算。
李钢使用就业人口、资产总额、企业总产值、主营业务收入四个指标来测算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再利用产业关联度数据计算权重,进行加权平均计算,得出回归方程:
其中Ci表示第i行业国有企业控制力系数,Ki、Ri、 Qi、 Li分别表示资产总额、主营业务收入、总产值和就业人口。 根据《 中国统计年鉴(2014)》 和 《 工业经济统计年鉴(2014)》 数据重新计算,得到下图:
观察从1998-2013共十六年的数据,可以得出:国有经济的控制力,在各行业中基本呈现出下降趋势,且控制力系数的变化和产业关联度之间的关系并不明显。 国有经济在大多数行业中的控制力系数在减弱,并且在一些比较“关键”的行业也下降得很厉害。 同时,在一些产业关联度不高的行业,国有经济控制力系数反倒有所回升。 这些情况表明:产业关联度系数并不是国有企业选择进入的唯一条件。 国有经济在不同行业的分布还受到许多潜在因素的影响,如行业的资本密集程度、行业的外部效应强弱以及行业的组织结构等,都会影响国有经济控制力系数在该行业的变化趋势。 但是无论控制力下降多与少,绝大多数工业行业内的国有经济控制力系数都在下降,这是一个无法否认的事实。
当然,这里所引用的指标体系,是由总量比重指标构成,没有包含产业组织结构的变化。 但实际情况中常有这种情况:某一行业中,国有经济比重虽然下降,但在行业中仍处于领军地位,而非国有企业虽然数目众多,却无法动摇国有企业的导向作用。 在这种情况下,即使在经济比重中非国有企业占了大多数,国有经济的控制力仍然很强,换句话说,其政策性并无较大削弱。 这也符合了如今各行业准入门槛逐步放低后,中小企业数量大幅增多,市场竞争不断增强,但国有企业仍然是重要的政策传递者的局面。
综上,对国有企业的社会性进行分析。 对于长期处于自然垄断的基础性公共服务性行业,国有企业的控制力减弱并不明显。 从生产角度来讲,此类行业均属于资本密集型,且须配合大量的基础设施建设,准入门槛高。 从销售角度来讲,消费者对此类行业的产品具有刚性需求, 且属于基础性消费,价格难以随市场波动,而多由国家控制,不能保证企业盈利。所以,在基础设施、公共事业、环境保护等产业和部门,国有企业仍然处于绝对的主力地位,并且这一地位仍将保持较长的时间。 即,国有企业的社会性在长期内将会继续保持。
对于国有企业的政策性来说,国有经济的控制力能较好地反映通过国有企业实施政策的执行力度。 在国有经济控制力不断下降的今天,通过国有企业的领军作用推动政策实施的效果也在不断减弱。 但是,国企对于产业结构的完善作用不断凸显出来,随着产业结构的不断完善,金融市场的建立健全,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得以更好的实施。 可以说,正是国企的政策性, 为财政手段和货币手段的增强打下了良好基础, 而国企的政策性已经包含了其政策性减弱的必然趋势。在当下国家简政放权、把权力交还给市场等一系列理念的指导下,可以预见,虽然国有经济的政策性会有所减弱,但作为市场的主体和市场与政府的纽带,国有经济的政策性还会长期保持。
(二)国有企业的战略性创新性分析
党的十八大正式提出了“实施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将创新作为我国经济在经济转型时期的核心增长点。 而在内生增长模型中,技术进步作为一个重要变量来解释一国的经济增长。 作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核心地位的国有经济,不光需要创新性所带来的技术进步, 其战略性更是体现稳固国防、巩固政权、促进国民经济这一历史使命的关键所在。
在为数不多的研究中,对国有企业而言,技术创新对于企业的市场责任绩效和企业的社会贡献度,都具有较强正向作用;而对于民营企业,技术创新只是大大促进了企业的市场责任绩效,对社会贡献度没有明显影响。 所以从社会角度来说,国有企业的技术创新,具有同时实现商业经营和社会贡献的重要战略性意义。 长远来讲,国有企业应更加充分利用自身丰富的资源,重视技术创新,建立长期的创新机制。
早在1999年,中共中央十五届四中全会会议上,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国有企业改革和发展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 》,该决定明确指出, 国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主要包括:涉及国家安全的行业、自然垄断的行业、提供重要公共产品和服务的行业以及支柱产业和高新技术产业中的重要骨干企业。 这次会议的决定,确立了国企改革的总路线和总方针。 此后,国有企业改革加速推进,资源进一步整合。 国有企业逐渐从一些非战略性行业退出,集中资金和精力,转向有经济需要控制的行业和领域;同时大量中小国有企业进行改制,转变为民营企业,进一步释放市场空间。 这一系列举动,使得国有企业逐步成为国民经济中一支精干的力量。 钱德勒的研究发现,大企业有向资本密集、研发密集产业集中的特点,在推动技术转变和产业赶超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国有企业的优点是企业规模大、资本实力雄厚、人才丰富,在许多行业处于领军地位,因此成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创新不可或缺的力量。 而国有企业的缺点,则是对管理者的激励与约束不足、运营效率相对较低、机制较为不灵活。
我国国有企业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的重点领域有两类:一类是国有企业具有传统优势的产业, 如与军工相关的航空、航天、卫星、雷达等产业。 在这些产业领域,国有企业基本处于垄断地位,短期内是其他企业所无法替代的,因此责无旁贷地要承担起战略性新兴产业发展的责任。 另一类是其他企业无力投资或不愿投资的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 在有些战略性新兴产业领域,我国与发达国家存在较大的差距,同时产业的投资额巨大、投资回收期长;有些产业虽然技术路线相对确定,但存在着专利壁垒和市场的不确定性,其他所有制的企业没有足够的实力,或者难以承担持续的亏损,但是这些产业又关系到国家的安全、具有巨大的发展潜力。 因此国有企业特别是中央企业必须承担起相应的职责,这也符合国有企业应该聚焦于战略性产业、关系国家安全产业的发展定位。 例如,我国80%的集成电路芯片都要靠进口,2012年进口额1920亿美元,超过石油进口的1200亿美元,但同时芯片产业是一个需要巨额投资的产业,一条16nm工艺的生产线达到盈亏平衡的预计投资高达120亿~150亿美元。 跨国公司不可能向国内转移先进的芯片生产技术和装备,而国内芯片制造商又非常分散、实力不济,只能由国有企业承担起这一责任。
四、政策建议
在第二次经济转型的关键时期,国有经济的整体控制力不断下降,而其政策性负担没有减轻,必须坚持国有经济的核心地位不能动摇,促进国民经济平稳协调发展,平稳过渡。现针对上文中出现的问题,提出如下建议:
(一)明确国有资产的 “公益性”与 “竞争性”
作为企业,国企赚取利润无可厚非,加入国有部门一味亏损,入不敷出,其劳动生产也将失去意义,而在经济萧条时,更无法通过扩大投资来刺激经济。 然而作为国有资产,它从诞生之时就带有社会性、 政策性和战略先导性的历史意义,不可避免地肩负着政策性负担。 也正是因为政策性负担,国家会给予相关的政策和资金优惠,所以国有企业始终面临着软预算约束,即预算不足时,国家会予以援助。 这样一方面导致了国企资本效率低,另一方面加大了国企高管个人的道德风险。 所以国企在面临竞争时,必然会出现效率低下的情况,盲目的参与竞争,也会让整个市场资源难以达到最优配置,这就需要进一步明确国企的定位,将“公益性”与“竞争性”区别开来。
在十五届三中全会的时候,国务院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就提出了区分“公益性”与“竞争性”的命题,强调国企“社会效益”、“服务社会”,即国有部门的 “社会性”,旨在引导国有部门重新找准和回归社会生产部门的角色。 所以,对于“社会性”较强的行业,如水利、航空、军工、基础设施、公共事业、尖端工业、环境保护等自然垄断行业和战略性行业,国企应毫不动摇地把握社会生产部门这一角色;对于较成熟的竞争性产业,国企应该逐步撤资,将权力交还给市场;而对于竞争性不强、市场还不完善的非战略性行业,也不能盲目加大投资,以免形成垄断,同时能更好的激励民营资本的进入。
值得注意的是, 在不同行业保有一定数量的国有企业,有熨平经济周期的调节作用,因此并不是说国有资产完全退出竞争性行业,而是减少固定资产,增强资本的流动性,即国有资产的资本化管理。
(二)全面实施国有资产资本化管理
国有资产资本化,能够建立以财务约束为主线,使国有资产具有良好的流动性,能更灵活的调整国有经济的布局和功能,从体制上实现政资分开、政企分离,这一切都通过资本投资机构的隔离来实现。 这项改革的重要意义在于,资本化和证券化后的国有资产,其政策性的实现主要通过市场而不是行政手段来实现。 这也体现了经济转型时期,政府将权力交还市场、简政放权的主体理念。 这仍能保证国有资本对于经济的控制力和国家政策的导向性。
而实施国有资产资本化的核心,就在于“两个分离”,即宏观管理职能与投资运营职能分离、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相分离。
宏观管理职能与投资运营职能分离。 政府追求公共利益和公共目标的“公共性”决定了其不能既是国有资本投资运营规则的制定者又是投资运营规则的执行者, 两种混淆,不符合市场经济的基本要求。 因此,政府应当把国有资本的投资运营职能真正交给市场主体,使国有资本所有权的宏观管理职能与投资运营职能互相分开。
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相分离。 资本所有权与企业经营权之间没有直接关系,主要依靠中间层面的出资人作为二者间的桥梁纽带。 作为资本所有权人既不直接参与出资人的具体投资运营行为, 更不应越过出资人干预企业的经营行为,资本所有权应当与企业经营权相分离。
此外,值得注意的是,在国有企业撤出竞争性行业和资本化的过程中,必须配合以相关的资本撤出机制以避免国有资产的流失,应注意人才的转移,以免造成失业等社会问题。
参考文献
[1]钟海燕,冉茂盛,戚拥军.市场化改革与国有企业现金持有动态调整〔J〕.经济与管理研究,2014(2).
[2]沈尤佳,张旭.中国国有部门改革的营利性与社会性〔J〕.西安财经学院学报,2014(3).
[3]李晓华.所有制与战略性新兴产业的匹配研究〔J〕.中国科技论坛,2014(11).
[4]戚聿东,刘健.中国国有企业改革的未竟使命与战略设计〔J〕.中州学刊,2015(2).
[5]肖兴志,王建林.谁更适合发展战略性新兴产业——对国有企业与非国有企业研发行为的比较〔J〕.财经问题研究,2011(10).
提高消费率引导中国经济二次转型 篇8
回顾中国经济的发展历程,中国摆脱“贫困陷阱”,从低收入国家向中等收入国家迈进之路十分成功。改革开放30年以来,中国正赶上了全球产业与贸易分工体系重组的浪潮,利用自身的资源、成本、市场潜力和产业配套能力强等诸多优势,中国不仅全面融入全球经济体系中,也实现了向以外需为驱动的生产型大国的第一次转型。
数据显示,从2001年到2009年,国内投资率由36.5%上升到47.7%,消费率却由61.4%下降到48%,其中居民消费率由45.3%下降到35.1%。目前按照世界银行的统计资料,低收入国家居民消费率平均达到75%,高收入国家达到62%,中等收入国家平均为57.5%,全球平均为61.5%,中国为35%左右,明显偏低。而另一方面,我国的储蓄率持续上升,由2002年的40.4%迅速提高为2008年的51.4%,2009年尽管略有下降,但也达到49%,占2009年全球储蓄的28%,居于世界首位。
不可否认,高储蓄与中国经济起飞阶段的“赶超战略”密切相关。应该讲,以高储蓄率完成工业化、城市化所需要的资本积累是中国走向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中国的高储蓄-高投资-高增长的过程,是转型经济的工业化和城市化过程,在向工业化城市化迈进的过程中,大量资本支持是必不可少的条件之一,而这些资本主要是来自于本国的储蓄,充足的储蓄使企业能够以较低的利率获得资金,使经济总量和资本存量显著增加,从而实现经济的“追赶”。
但是储蓄与消费比例的失调,也越来越成为中国宏观经济波动以及经济内外部不平衡的主要症结所在。
一方面,“高投资(高储蓄)、高出口和低消费”成为中国宏观经济典型的特征写照。在总需求的三大组成部分中,投资具有“引致性”和“派生性”的特点,(净)出口贸易则易受外部市场环境和本国在国际贸易中的地位等不确定因素的影响,投资和(净)出口贸易的出发点与落脚点,都是为了消费,唯有消费才具有决定性意义。如果缺乏消费的有力支撑,新增投资产能就难以及时被市场消化,递减的投资收益率已不能吸引和消化更多储蓄来形成新的生产能力,大规模投资引致的结构性通胀将被产能过剩和库存化所取代,随之而来的通货紧缩又将取代结构性通胀,从而会引发一轮又一轮通胀与通缩交替出现的经济波动。
另一方面,内部不平衡又会通过外部不平衡表现出来。我国现阶段的经常账户顺差,就是因为国内储蓄大于投资。由此可见,近年来我国贸易顺差的经济实质是,国内投资不能充分吸纳国内储蓄,贸易顺差反映了以实物形态的资源流出,加剧了国际收支的不平衡。这也正是要把提高消费率列入“十二五”“硬约束”指标的根本意义所在。可以预见,未来中国将经历全球规模最大的经济和社会转型。它将涉及我国整体的发展路径和动力结构的转换,不仅涉及如何形成与之相匹配的财富分配结构,例如,提高劳动者报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完善居民收入分配政策,构建“藏富于民”的收入分配机制,要改变财富分配过度失衡,构建均衡共享型发展模式,还包括如何改变产业结构,大力发展有利于消费能力增长的产业结构与金融结构等。
无疑,这种转变会对全球需求结构产生重大而深远的影响。根据麦肯锡全球研究院(MGI)的预测,中国在2025年前很可能将个人消费占GDP的比重拉升到50%以上。届时,中国的消费率将与欧洲和亚洲的发达经济体基本持平,从而使中国经济跃升到一个新阶段。麦肯锡估计,十年后,全球经济每年可有1.9万亿美元净新增消费,由于中国持续释放居民消费潜力,并逐步扩大国内市场总体规模,中国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也将从目前的8.5%上升至13%,真正成为一个内需驱动型的国家。
二次转型 篇9
从20世纪90年代国营企业陆续改制以后, 企业的经营理念、管理方式、人事制度等多发生了显著变化, 一定程度上解放了企业生产力, 促进了企业发展。但近几年, 随着金融危机的爆发, 国际和国内经营环境明显恶化, 企业面临前所未有的挑战;同时, 国内物价高企、企业冗员、薪酬体系僵化、薪酬激励作用不足、劳动效率低下、人工成本失控等因素导致企业竞争力明显不足。针对以上情况, 本文通过案例研究和因果分析的方法, 分析国营改制企业在新时期面临的挑战和问题, 并提出合适的人力资源和薪酬改革思路和策略。
2 M公司概况及人力资源管理中的问题
M公司是国资委控股的集团下属医药化工制造分公司, 属劳力密集型行业, 公司完成改制已有15年时间, 目前共有合同制员工约7300人, 劳务派遣工约300人, 薪酬体系为结构化工资为主体的薪酬, 具体情况如下:
用工情况:公司改制前的合同制工约占用工总数的54%, 无固定期限合同制工约占用工总数的66%, 公司存在比较严重的员工结构老化问题 (见表1) , 约40%的员工由于年龄偏大及身体原因, 难以适应高强度的、劳动密集的作业。由于长期缺少有效的人力资源进出机制以及薪酬分配大锅饭等问题, 公司因人设岗情况大量存在, 冗员情况比较严重。
薪酬情况:目前公司薪酬主要由以技能、浮动、岗位为主的结构化工资和补贴、月奖、年终奖组成 (见表2) 。表面上看公司薪酬的构成要素及科目总体上较为适合医药化工制造业, 从薪酬构成比例看, 企业在改制之初虽然拟定了相对合理的薪酬构成, 但由于身份转变不彻底、没有同步消除大锅饭的观念、缺少科学的利润分享和薪酬增长机制、没有健全的绩效和岗位评价配套等原因, 随着公司规模效益的增长和平均加薪, 员工薪酬构成比例变得失调, 同时企业薪酬总额与利润比例关系失控。以上两个方面的负面影响, 使公司员工士气低下, 人员机构冗余, 综合劳效低下, 最终导致企业成本竞争力下降, 面对日益恶化的外部环境时变得脆弱。
综合以上情况, 该公司代表的国有和国营改制企业, 在日趋复杂、竞争激烈的环境中, 面临着三个方面人力资源管理问题。首先, 公司人力资源管理没有建立市场机制, 从而导致人力资源配置效率低、配置成本高, 用工数量多、人员效率低;其次, 人力资源及薪酬体系与企业战略脱钩, 例如, 人事规划、利润分享、薪酬晋升机制不科学, 导致人员冗余和薪酬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最后, 绩效、岗位评估等基础工作不健全, 无法支持效率优先、公正、公开的薪酬体系, 薪酬分配的平均主义不可避免。
3 M公司人力资源和薪酬改革的思路和策略
3.1 在法律规范内, 通过合同规范、制度完善、员工承诺、建立企业内部劳动力市场和岗位供需管理制度等形式, 培养员工职业化和契约精神, 改变员工观念、规范员工行为, 并打通员工进出的通道, 实现企业内部人力资源的市场化配置。
3.2 明确与公司战略一致的人力资源战略, 设计科学的、可持续的利润分享和薪酬晋升机制。首先, 鉴于公司劳动密集型行业的特点, 市场萎缩、产能缩减、规模效益向规模负债转化的趋势, 以及公司产品研发门槛高、周期长, 产品差异化短期内难以实现的现实局面, 成本领先是人力资源战略的核心内容;其次, 利润分享应考虑产品成本和市场价格双重因素, 使员工薪酬与公司利润实现共赢的良性循环;最后, 员工个人的薪酬晋升应当与员工的价值贡献、绩效紧密挂钩, 将薪酬增长分成保健性增长和绩效增长两块, 保健性增长根据企业支付能力和社会物价增长不定期调整, 绩效增长根据员工表现、能力、贡献差异进行差异化加薪, 并合理控制加薪总额。
3.3 健全人力资源基础管理工作, 通过持续导入岗位价值和绩效观念, 破除大锅饭意识。首先, 进行岗位梳理, 建立明确的岗位职责, 并在此基础上进行持续的、动态的定岗定编和岗位评估工作, 为基本薪酬和总薪酬的设计和分配建立科学依据, 以保证薪酬的价值体系;同时, 建立流程高效, 操作性强的绩效评价和管理体系, 保证激励薪酬的科学分配。
4 结论
二次转型 篇10
>承前:规范管理,科学发展
>启后:看清形势,加快转型
现今,整个道路客运行业都在积极推进转型升级的探索。“往哪转?”、“怎么转?”——这是道路客运企业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作为连接政府和企业的重要“桥梁纽带”,中国交通运输协会地方客运委员会(以下简称“中交协地客委”)正是为企业和政府搭建协作平台,将企业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难题反映给相关政府部门,并将政府相关政策法规传达给企业。
一年一次的年会是中交协地客委的传统,旨在加强企业之间的沟通,传达相关政策与建议,探讨行业发展中的热点、焦点、难点问题,推动会员企业间的协作,实现共同进步的合作目标,推动道路客运科学发展。
今年年会的目的地选在了有着“草原明珠”之称的锡林浩特。7月14日,中交协地客委六届二次会议暨安全旅游结算协作会议在此顺利召开。会议围绕着“转型升级”、“科学发展”、“协作发展”等主题,对道路客运行业的现状、未来进行了探讨。此外,地客委对去年的工作进行了总结,并对2014年的工作进行了安排。
承前:规范管理,科学发展
2013年是中交协地客委的换届之年,也是他们的服务创新之年。为了更好地强化交流合作、拓宽服务范围,充分发挥“桥梁纽带”的作用,地客委在原有的平台资源基础上又下了不少功夫。
首先,创新规范化管理,健全管理机构,提升服务管理水平。根据中交协规范化管理要求,结合地客委内部管理实际需要,修订完善了地客委《章程》、《会员管理及会费收缴办法》等制度,并通过地客委六届一次会议审议实施,形成了以章程为核心、规范完善的管理制度体系,为地客委管理和服务开展提供了可靠保障。
创新建立评先机制,组织开展了自1991年成立以来首次“双十佳”评选活动,并在地客委六届一次会议上对徐州公路集团等10个优秀会员单位和林继彩等10位优秀工作者进行了表彰,激发了会员企业工作热情,推动了全国道路客运发展。
其次,科学调整工作思路,积极深入调查研究。为扎实高效推进地客委工作,切实服务好会员企业发展,地客委根据道路客运发展实际需要,科学调整工作思路,由坐等反映转为积极主动调研。自2013年4月开始,通过走访湖南、湖北、广西、浙江等地会员企业,深入交流沟通,征集行业意见建议,探寻企业发展中的难题和解决办法,为地客委开展针对性服务工作明确了目标方向、提供了科学依据。
最后,拓宽行业服务范围,搭建交流服务平台。地客委利用自己的宣传载体,及时宣传报道行业发展的相关信息动态、政策解读和领导讲话,并及时沟通交流,提供政策咨询,积极为会员企业发展提供实时政策信息服务,提高了地客委的信息服务水平。同时,征询会员企业发展中的热点、难点问题,及时向国家交通运输部、政府主管部门和中国交协沟通报告,积极协调争取政策支持。
地客委以全面了解与重点关注相结合,利用深入企业、网络沟通、电话联系、会议座谈等多种形式,积极与会员企业紧密沟通,密切关注会员企业生产经营情况和发展动态,努力帮助理清思路、总结经验、挖掘亮点,创新交流平台,开拓发展思路。
启后:看清形势,加快转型
随着国家产业转移和其他运输方式快速发展,以及国家政策调整和大的经济环境变化,道路客运发展面临巨大挑战:一是国家宏观经济正处于增长速度换挡期,“营改增”财税政策改革影响深入,道路客运结构调整压力巨大而迫切;二是市场分工日趋细化,群众出行更加理性,运输方式更加充沛,行业内外竞争日益激烈,加快调整发展布局、构建市场比较新优势任务艰巨而紧迫。
最为突出的一点就是,随着民航、高铁的不断扩展,道路客运的增速逐渐放缓。据统计,2014年春运期间,全国道路客运量增长5.9%(2012年为9.6%,2013年为8.8%),其中,河南等多个省份甚至出现客流量、班次、收入三项指标前所未有的百分比两位数下降,目前仍处于持续负增长的严峻局面。
正所谓发展带来变革,变革带来竞争,竞争带来提升。未来道路客运发展趋势将经过衰退、调整、定式三个阶段演变,同时道路客运发展趋势决定了道路客运将由单一道路客运向多元化产业,由中长途向中短途客运,由经营向经营、服务三个方向转变,最终形成铁路、公路、航空按照社会分工而协调发展的综合运输枢纽体系。
面对发展新形势、新挑战、新任务、新使命,客运企业既要看到道路客运行业一些传统优势有所减弱,新的接续支撑优势尚在形成之中,深层次矛盾虽有所缓解但还没有根本解决,更要看到新的发展优势日益彰显和前所未有的历史机遇,特别是河南省城乡道路客运一体化发展试点工作方案的印发实施,为全国道路客运发展带来了成功范例和新的机遇。
客运企业既要进一步增强危机感、紧迫感,又要坚定信心、开拓进取,尤其是旅客“被高铁”的同时,竞争格局重新分割,市场细化让定位更加准确,企业要积极应对,着力提升服务,打造服务品牌。
地客委作为服务和团结全国道路客运企业的平台,随着协会事业的发展和政府职能的转变,承担的任务将越来越多,服务的领域越来越广,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面对新的挑战,地客委将不遗余力地关注会员单位发展,积极搭建交流平台,推介发展经验,破解发展瓶颈,实现共同发展。
此外,会议上还专门讨论了两大意见:关于进一步加强和稳定安全管理队伍的意见和关于落实客运班线车辆通行费实行大客户优惠政策的意见。这正是地客委为会员单位办实事的具体表现,结合企业和行业目前存在的难点,呼吁出台相关政策措施,促进道路运输行业的转型升级和科学发展。
windows·视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