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记载（精选四篇）
文献记载 篇1
一、后湖黄册库
后湖黄册库的档案源于明政府对户口的严密管理。明初，社会动荡，民不聊生，流离失所，普遍存在户口失实的情况，明政府着手采取有力的措施，开展全国户籍赋役的普查工作，维护封建统治利益。例如，明太祖朱元璋洪武三年（1370），朱元璋下诏，正式实施户口与户籍制度大幅度、大范围地进行实地调查与登记，制定详细的户籍制度。“太祖籍天下户口，置户帖、户籍。”洪武十四年（1381）朱元璋诏谕：“诏天下编赋役黄册，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推丁粮多者十户为长，余百户为十甲，甲凡十人，岁役里长一人，甲首一人，董一里一甲之事。”里编制作成册，册首总为一图。鳏寡孤独不任役者，附十甲后为骑零。僧道给牒有田者，编册如民科，无田者亦为骑零。每经过十年，有司重新审定编册，并根据丁粮增减而调整。“册凡四:一上户部，其三则布政司、府、县各存一焉。上户部者，册面黄纸，故谓之黄册。年终进呈，送后湖东西二库庋藏之。岁命户科给事中一人，御史二人，户部主事四人厘校讹舛。其后黄册只具文，有司征税编徭，则自为一册，曰白册云。”（《明史·食货志》）可见，明朝政府以户帖制度为基础，创新制定了黄册制度。也就是，黄册以户为基本单位，具体登记乡贯、姓名、年龄、丁口、田宅、资产等，同时，严格依照所从事职业，进行分门别类的归类，主要划分为民、军、匠三大类户籍[1]。在推行黄册制度实施过程中，形成了大量登记户口赋役的黄册档案。洪武十四年至崇祯十五年，登记编造达二十四次。明政府规定每十年编造黄册一次，每次各地大造黄册汇总达六万多册。如此之多的黄册档案，需要选择合适的场所贮存，黄册库的成立日益提上日程。据史料记载，明太祖朱元璋身体力行地过问和指导黄册库建设事宜。“洪武初，天下官员三年一朝觑，而凡州、县之老人亦与焉。某年朝觑，太祖问一老人曰:‘胜将命工部筑室于后湖之中，以为藏天下黄册之所，然当做何向宜乎?’一老人对曰:‘此堂当东西相向，庶朝夕皆为日色所晒，而黄册无泡烂之虞也。’”明太祖采纳这一建议，黄册库选址定在应天府（今南京）的后湖。后湖毗邻皇城，背倚钟山，“诚天造而地设者也”。黄册库东西相向，前后皆有窗，利于通风换气，防止湖内湿气侵入，造成黄册档案霉烂。
二、黄册档案管理
1. 人员配备。
明初，户部侍郎掌管黄册库具体工作。明宣宗时期增设户科给事中和户部广西清吏司主事各一位官员管理黄册档案[2]。正德十五年（1519）规定一律使用“管理后湖黄册关防”。在很短的时间内，南京设置户科管湖公署与户部管湖公署，全权负责后湖黄册库管理工作。可见，由兼职到设立机构管理黄册库的演化，彰显出明政府对黄册档案重视程度逐渐提升。户部侍郎、户科给事中和清吏司主事直接由皇帝掌控，他们的奏报可直达皇帝。每十年全国各地开展声势浩大的黄册整顿运动，经过汇总，解送后湖，由册库的工作人员统计核算，然后分门别类编造全国户口、田亩、税粮的黄册档案总册，为明政府施政的决策提供参考。通常情况下，黄册库设置办事吏30名，匠役约一百，每逢黄册档案大规模整理与晒晾之际，还需要抽调南京国子监调监生五十名具体负责该项工作。每届新册入库，或新旧查核的“大查之年”，工作人员剧增。“定取国子监监生一千二百名，以旧册对比新册奸弊。”说明了编造黄册档案最多时可达1400多人。由此可见作为档案机构———后湖黄册库规模庞大及其重要性。
2. 保卫安全。
明政府明确规定，黄册库中库架一律使用木制结构，不得用竹，以便架面平整，防止黄册档案损坏；每五日组织船只过湖一次，集中晒晾黄册档案。重视防火措施的制定与落实，尤其火烛的防范，即后湖岛屿严禁灯火，夜晚也不例外，经常夜间呈现“及昏严姗火，悄然明月孤”的景象。明政府规定，工作人员严禁在黄册库所在岛屿上面烧火做饭。明朝初年，由于黄册库修造较少，岛上相对空旷，还允许岛屿上面可以一起建造厨房和黄册库，但明政府规定，厨房修造应在湖水边，大约距离黄册库0.5公里。随着黄册库库存档案的日渐增多，只好把厨房迁移到荒洲岛上，不再许可黄册库与厨房在同一岛上，岛与岛之间以便桥连接，便于膳夫匠役人使用，并于桥的旁边竖立警示牌，制定森严的告示:“敢有将火过桥者治以重罪。”如此防范，极大地降低了火灾发生几率，在整个明王朝270多年历史长河中，后湖黄册库不曾发生过任何火灾。同时，明政府非常注意后湖黄册库的保卫工作。后湖内外设置官吏、士兵专门负责巡守防卫工作。后湖黄册库处于与世隔绝的境地。即“四面环巡照大禁，中洲守护绝通衡”。明政府明确规定特定的时间如周一、六二日，方可准许黄册库相关工作与后湖外界发生联系，一般允许乘船过湖运送往来的人员和补充岛屿上的给养。但是，船只在湖口巡逻官兵严加检查。对于两京十三省解送黄册档案，“稽其文移，录其姓氏，按其好伪，严其关防”，派员到内府领取钥匙，方可开船放行。在湖口的太平门和神策门旁边，清晰可见红牌亭左右二座，书写明太祖朱元璋的圣谕，申明严厉禁止当地民众使用后湖的水资源以及到湖中樵采渔牧。后湖的黄册库的所有规定制度谓之“禁例”。
3. 分类。
面对浩如烟海的黄册档案，黄册库工作人员自有一套简单易行的分类方法[3]。由于黄册档案均是每十年编造一次，档案形成的时间具有统一性。为此，黄册库的库房具体划分为东、西、南、北、前、后等库房，每间库房设置册架四座，每架三层，依照顺序排列，库房与库架统一编号。黄册档案分类严格先按年代划分，不同年代的黄册档案区分放置不同的库房之内；然后根据造册的区域划分类别，遵循行政隶属关系进行分类如南北两直隶和十三布政使司，府、州、县，坊、厢、都、里等。另外平行行政单位如宣抚司、安抚司、招讨司、长官司、军民府等，分别归附所属的司、府、州、县之下。层次分明，各有所属，利于查询。
4. 保存。
黄册档案制作程序严密，从开始全国各州县编造黄册档案至后湖黄册档案保管的全过程，保存工作始终处于第一位。明政府规定，黄册一律使用未经粉饰或漂白的厚绵纸；册籍大小和书写款式必须按照统一的规格；必须用加有矾末或椒末的防蛀浆糊进行粘贴；必须使用结实的粗棉白线装订制作。必须将各地司、府、州、县衙门主管造册的官员、具体经办书吏的姓名、采购纸张地点与时间，均需要上报黄册库存案备查。对于不合规定者严加问罪，以充军罪名惩罚。
5. 利用。
明政府大造黄册档案在于对户籍赋税严格控制，维护其政治、经济统治，目的为了明政府施政需要，政府是其主要利用者。一般百姓无从谈起利用黄册档案。普通吏民很难查阅黄册档案，“法禁严重”，“果一户二户军民册籍不明，解人前来挨查者，止许查抄本户田粮、军民丁产来历明白，即便发回，亦不许因而带抄别户，以泄事机”。如有偷抄改洗后湖黄册者，比拟盗制书，不分首从律条，皆斩监候，以严厉的刑罚控制黄册档案的利用[4]。
后湖黄册库是古代规模最大的档案库，存在着独立管理机构、规范的工作人员队伍建设、完善规章制度。在洪武年间，后湖仅修建九间库房，以后陆续建设，至万历二十年业已达九百多间，至明朝灭亡，后湖黄册档案库存达179万余册。明朝灭亡之后，或被做造甲原料和点火药的材料，或大量丢失破坏，后湖黄册库几乎损毁殆。后湖黄册库成立到消亡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显示了古代赋役制度变革与创新，在某种意义上彰显出封建社会户籍档案管理对于国家治乱兴衰的意义。后湖黄册库的档案管理制度完善，从国家政府层面的进行严格细致的规定，这一点值得今天的档案工作者借鉴。
参考文献
[1]董俭.明代后湖黄册库[J].历史档案, 1984 (4) .
[2]丁海斌, 徐桂荣.明后湖黄册库保护档案安全、完整的办法与制度[J].辽宁大学学报, 1990 (6) .
[3]赵官.后湖志[M].南京出版社, 2011.
历史文献记载中的钓鱼岛 篇2
2010年岁末，日本共同社中文部《共同网》、日本亚洲通讯社和日本新闻网评选出“2010年日中关系十大新闻”，“日中撞船事件引发两国关系急剧恶化”名列榜首。
同年12月17日，日本冲绳县石垣市议会通过一项条例，将每年1月14日设为该市的“尖阁诸岛(即中国的钓鱼岛列岛——笔者注)开拓日”，目的是“更明确地向国际社会表明，尖阁列岛在历史上也是日本固有领土，并对国内舆论起到启发作用”。选定这一天，是因为1895年1月14日日本明治政府通过内阁决议，秘密决定在钓鱼岛建立标桩。
中日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之争由来已久。这次“撞船事件”再度引发争议，也再次促使人们去了解钓鱼岛主权归属问题历史真相的来龙去脉。
日本政府的所谓“基本见解”是“自1885年以来，日本政府通过冲绳县当局等途径再三实地调查，慎重确认尖阁诸岛不仅为无人岛，而且没有受到清朝统治的痕迹。在此基础上，于1895年1月14日内阁会议上决定在岛上建立标桩，以正式列入我国领土”。日本政府的这一立场等于承认，在1885年以前日本政府没有调查，更没有占有过钓鱼岛列岛。那么，在此之前钓鱼岛列岛究竟属于哪个国家?是不是无主地?谈及钓鱼岛主权归属，首先必须澄清这些问题。
中国文献中的钓鱼岛
在中国的历史文献中，早在公元7世纪成书的《隋书流求国传》中，就记载有高华屿(即钓鱼岛)。1221年南宋王象之所著《舆地纪胜》一书也提到钓鱼台、赤屿。从1372年(明太祖洪武五年)开始，明太祖便派杨载作为册封使出使琉球。琉球的中山王也遗其弟随杨载入明，朝贡受封。明帝赐闽人36姓善操舟者赴琉球，令往来朝贡。此后，历代册封使几乎都留下关于钓鱼岛列岛不属于琉球而属于中国的历史记录。对此，古代琉球人也是认同的。
一般认为，明朝最早记载中国人利用钓鱼岛赴琉球的文献是1403年的《顺风相送》一书。书中记载的名称为“钓鱼屿”和“赤坎屿”，即今天的钓鱼岛、赤尾屿。这证明，钓鱼岛列岛最迟是在1372年至1403年之间，即被中国赴琉球的册封使船最先发现并作为海上航行的标志予以利用的。这比日本人“发现”这些岛屿要早约500多年。
1534年，明朝册封使陈侃与前来迎接的琉球人一起乘船赴琉球，并在《使琉球录》中明确记载：“过平嘉山，过钓鱼屿，过黄毛屿，过赤屿，目不暇接。……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夷人鼓舞于舟，喜达于家。”古米山，又称姑米山、古米岛，即现在冲绳的久米岛；夷人指当时船上的琉球人。这表明，当时的琉球人认为过了钓鱼岛，到达古米岛(久米岛)后才算回到自己的国家，而钓鱼屿、黄毛屿(黄尾屿)、赤屿(赤尾屿)等则不属于琉球。
1556年6月郑舜功奉命赴日考察半年后撰写了《日本一鉴》一书。该书“万里长歌”篇中通过描述海上航线，明确记载了钓鱼岛属于台湾附属岛屿：“取小东岛之鸡笼山，……约至十更，取钓鱼屿。……自梅花渡澎湖，之小东，至琉球，到日本，为昔陈给事出使琉球时从其从人得此方程也。……而澎湖岛在泉海中，相去回头(注：古代福建的回头屿，现称围头屿)百六十里。钓鱼屿，小东小屿也。”所谓“小东”，即当时明朝人对台湾的一种称呼。
这说明，郑舜功经钓鱼岛赴日本时就已认定钓鱼岛是台湾的附属岛屿。
此后，1561年的册封使郭汝霖所著《重编使琉球录》中也有以下记载：“闰五月初一日，过钓鱼屿。初三日，至赤屿焉。赤屿者，界琉球地方山也。再一日之风，即可望姑米山(久米岛)矣。”这段话更清楚地证实，当时中国已将钓鱼岛列岛中最靠近琉球的赤屿，即现在的赤尾屿作为与琉球分界的标志。1606年，册封使夏子阳所写的《琉球录》中也说，看到久米岛后，琉球人认为到家了而特别高兴，久米岛上的头领出来迎接，奉献了几只海螺。
此外，早在明代，钓鱼岛就已被作为中国领土列入中国的海上防区。当时，倭寇十分猖獗，经常伙同中国当地海盗骚扰中国浙江、福建沿海一带。1561年，明朝军事地理学家郑若曾绘制的“万里海疆图”、明朝荡寇名将胡宗宪与郑若曾编纂的《筹海图编》一书中的“沿海山沙图”、162i年茅元仪绘制出版的中国海防图《武备志·海防二·福建沿海山沙图》等，都标明了“钓鱼屿”、“黄尾山”和“赤屿”，并将其视为抵御倭寇骚扰浙闽的海上前沿。这有力地证明，早在明朝中国便确立起对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的实际管辖权。
到清朝，中国与琉球的界线在钓鱼岛的赤尾屿南面海槽一带，已成为中国航海家的常识。清朝第二次册封史汪楫1683年赴琉球，翌年写下《使琉球杂录》。该书记载了他途经钓鱼岛、赤尾屿后为避海难祭祀时船上人告诉他船所经过的海槽(当时称“过郊”或“过沟”)即“中外之界也”。
当时，对日本及琉球影响最大的是清朝康熙册封使徐葆光(1719年赴琉)所著《中山传信录》。该书被译为日文，成为日本人了解琉球的重要资料来源。该书指出册封使赴琉球的海上航路是：由闽安镇出五虎门，取鸡笼头，经花瓶屿、彭家山、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取姑米山(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马齿岛，入琉球那霸港。括号中“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系徐葆光特意加注的。“镇山”古代原指主山。这里的所谓“界上镇山”，无疑是指中国钓鱼岛列岛中的赤尾屿与琉球那霸西南海上边界的主岛。另外，还记载“福州五虎门至琉球姑米山共四十更舟日”，这也是将琉球的姑米山(久米岛)作为中琉两国分界的有力佐证。
古代琉球王国文献记载
琉球王府权威史书——琉球宰相向象贤监修的《琉球国中山世鉴》(1650年)转载明朝册封使陈侃“见古米山，乃属琉球者”之说，认定赤尾屿及其以西岛屿非琉球领土。一1708年，琉球大学者程顺则在《指南广义》一书中也称，姑米山(久米岛)为“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该书在康熙册封使徐葆光赴琉10年前即完成，故《中山传信录》关于姑米山乃“琉球西南方界上镇山”一语系引自该书。
这说明，至迟在18世纪初，中、琉两国便认定双方海上边界在久米岛和赤尾屿之间。当时，琉球的贡船从那霸出发，先要在姑米山或马齿山(今庆良间诸岛)停留候风，待顺风后才开洋出国，驶往福建。康熙册封使徐葆光只不过是确认了琉球大学者程顺则的边界认定而已。
而据琉球学者东恩那纳宽悼1950年出版《南岛风土记》一书指出，程顺则所著《指南广义》中的附图，是根据1392年明朝选派福建36姓赴琉移民时的航海图绘制的。这证明，中国册封使船发现和利用钓鱼岛要早于琉球人。
日本政府称“尖阁列岛是日本固有领土”，隶属冲绳县管辖，但冲绳县曾经是独立的琉球国，向中国朝贡，并接受中国册封，而非日本固有领土。在日本1871年吞并琉球国之前，中国曾与琉球国保持了约500年的友好交往史。日本明治维新后国力渐强，开始对外扩张，琉球首当其冲。1871年，日本明治政府把琉球国划为由日本外务省管辖的“琉球藩”，强迫琉球断绝对清朝贡关系。正值此时，1872年琉球的八重山54名岛民飘至台湾被高山族牡丹社居民所杀。日本立即借机派兵入侵台湾，并迫使清政府签署《北京专约》，彻底吞并琉球，于1879年将“琉球藩”改为冲绳县。
“皮之不存，毛将附焉”，更何况1895年之前琉球国原为36岛，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也就是说，连琉球(今冲绳)原本都不是日本的固有领土，钓鱼岛就更不可能是日本的固有领土。日本把本不属于琉球的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改称“尖阁列岛”，并强调其是日本固有领土，实在毫无根据。
日本历史文献记载
1702年幕府撰元禄国绘制的《琉球图》、1719年日本地理学家新井白石撰写的《南岛志》等，都以日本的与那国岛和久米岛为边界。日本最早有钓鱼岛记载的书面材料当算1785年林子平所著《三国通览图说》的附图“琉球三省并三十六岛之图”，其中钓鱼台等岛屿的着色与中国大陆相同，与琉球明显有别，并未包括在琉球36岛的范围内。1876年日本陆军参谋局绘制的《大日本全图》、1873年大槻文彦出版的《琉球新志》一书所附《琉球诸岛全图》等，其中也均不含钓鱼岛列岛。
明治维新后，即便日本吞并琉球国并将其改称“冲绳县”后，也没有改变上述琉球的地理界限。也就是说，直到1895年日本窃取钓鱼岛之前，冲绳只有36岛，其中根本不包括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日本官方关于冲绳地理最早的权威著作是1877年出版的《冲绳志》。该书作者系1875年受明治政府委派到琉球推行“废簿立县”的官员伊地知贞馨。他在冲绳全岛名称和附图中均未提到钓鱼岛或“尖阁列岛”。
李鸿章就琉球归属问题与日方谈判时，中日双方确认，琉球总共36岛，其中未包括钓鱼岛列岛。谈判时，日方提交中方的正式文件《宫古八重山二岛考》及附图中也无钓鱼岛或“尖阁列岛”。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事实，更加明确了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绝非日本固有领土。正因如此，日本已故著名历史学家、京都大学教授井上清在其专著《“尖阁列岛”——钓鱼岛的历史解析》中指出，作为一个历史学家，他经过查阅历史文献断定：明治时代(1868年)以前，在日本和琉球，离开中国文献而言及钓鱼岛的文献，实际上一个也找不到。钓鱼岛在日本染指之前并非无主地。他强调，“钓鱼岛等岛屿最迟从明代起便是中国领土。这一事实不仅是中国人，就连琉球人、日本人也都确实承认”。
日本在甲午战争前10年已知钓鱼岛列岛属于中国
日本外务省当年编撰的《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和第二十三卷中，对明治政府窃取钓鱼岛的决策过程有十分清楚的记载。简而言之，钓鱼岛是日本乘甲午战争之机，未等签署《马关条约》而从中国窃取的。如今，日方称其与《马关条约》，即甲午战争无关，根本站不住脚。
日方称，1884年日本福冈人古贺辰四郎发现黄尾屿有大量信天翁栖息，其羽毛可销往欧洲，便于1885年请求冲绳县令允许其开拓，并在岛上树立标记，上写“黄尾岛古贺开垦”。日本政府以此为据，称钓鱼岛是“无主地”，是由日本人先占的，而非甲午战争时从中国夺取的。其实不然，历史事实充分证明，1885年日本已知钓鱼岛及其附属岛屿是中国领土而未敢轻举妄动。直到1895年1月14日才乘甲午战争得势之机，抢在《马关条约》谈判前先行窃取了钓鱼岛。中国在《马关条约》中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其中自然包括钓鱼岛。1896年古贺辰四郎才获准登岛开发，而同年日本“关于冲绳县郡构成之敕令”中尚未提及钓鱼岛。据《日本外交文书》第十八卷记载，1885年9月至11月，日本明治政府曾三次派人秘密调查，结果认识到钓鱼岛列岛并非无主地，而属于中国。
第一次调查结果：1885年9月22日冲绳县令(后称知事)西村捨三根据日本内务省命令所做调查称：“有关调查散在本县与清国福州之间的无人岛事宜，依先前在京本县大书记官森所接受秘令从事调查，概略如附件。久米赤岛(即赤尾屿)、久场岛(即黄尾屿)及鱼钓岛(即钓鱼岛，因日语语法是动词在宾语之后，故钓鱼岛被篡改成“鱼钓岛”——笔者注)为古来本县所称之地方名，将此等接近本县所辖之久米、宫古、八重山等群岛之无人岛隶属冲绳县下一事，不敢有何异议，但该岛与前时呈报之大东岛(位于本县和小笠原岛之间)地势不同，恐无疑系与《中山传信录》记载之钓鱼台、黄尾屿、赤尾屿等属同一岛屿。若属同一地方，则显然不仅也已为清国册封原中山王使船所悉，且各附以名称，作为琉球航海之目标。故是否与此番大东岛一样，调查时即立标仍有所疑虑。”以上记载至少说明，日本冲绳地方政府当时已经确认，这些岛屿是可能同中国发生领土争议的地区，并担心占领行为会刺激中国。
然而，内务卿山县有朋仍不甘心，要求再做调查，以利建立日本的“国标”。其主要的理由是，这些岛屿“并未发现清国所属痕迹”(目前日本仍沿用这一错误主张作为占有钓鱼岛的借口)。不过，再度调查结果反使日方不敢轻举妄动了。因为当时日本的这些动向已引起中国报界的警惕。据1885年9月6日(清光绪十一年七月二十八日)《申报》“台岛警信”指出：“台湾东北边之海岛，近有日本人悬日旗于其上，大有占据之势”，其意在提醒清政府注意日本的动向。做贼必心虚。日本明治政府一面为占据钓鱼岛而加紧进行秘密登岛调查，另一面通过中国报纸报道等密切关注中方反应。
第二次调查结果：1885年10月21日，日本外务卿井上馨致内务卿山县有朋的信中称：“该等岛屿亦接近清国国境。与先前完成踏查之大东岛相比，发现其面积较小，尤其是清国亦附有岛名，且近日清国报章等，刊载我政府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等之传闻，对我国抱有猜疑，且屡促清政府之注意。此刻若有公然建立国标等举措，必遭清国疑忌，故当前宜仅限于实地调查及详细报告其港湾形状、有无可待日后开发之土地物产等，而建国标及着手开发等，可待他日见机而作。”这次调查进一步确认了台湾附属岛屿钓鱼岛是“清国所属”。正是在这种背景下，井上馨外务卿特意叮嘱山县有朋内务卿，不宜将日方秘密调查公诸报端，而要暗中进行，以免引起中方反对。
值得注意的是，这次调查报告中记载的“港湾”很可能是中国先民开发钓
鱼岛和清朝统治的遗迹。据当时登岛调查的大城水保在1885年呈冲绳县厅的报告称，该岛“海岸边有广阔的码头及船只碇宿所”。这也佐证了中国人早在日本人登岛调查前已对钓鱼岛进行过开发。
第三次调查结果：1885年11月24日，冲绳县令西村拾三禀报内务卿奉命调查之结果并请示：“如前呈文所报，在管下无人岛建设国标一事，未必与清国完全无关，万一发生纠纷，如何处置好，请速予指示。”1886年西村拾三在他撰著的《南岛纪事外篇》一书中指出，“其他绝海远洋二三百里间，有一片岛影，于航海中被认定是支那地方”，这指的即是钓鱼岛列岛，而在该书中附有的冲绳地图中则没有钓鱼岛。由此看来，当时西村拾三对内务大臣山县有朋急于窃取钓鱼岛的图谋态度比较消极，因为他知道那是属于中国的。
甲午战争前，日本内务省认为与中国争夺钓鱼岛的时机尚未成熟。1885年12月5日，山县有朋内务卿根据外务卿和冲绳县令报告作出如下结论：“秘第128号内，秘密呈报关于无人之岛建设国标之事。冲绳县与清国福州之间散在无人之岛屿调查，已如另纸呈报。然冲绳县令申请建立国标事，涉及与清国间岛屿归属之交涉，宜趁双方合适之时机。以目下之形势，似非合宜。与外务卿商议致冲绳县令。
这里值得注意的是，井上馨外务卿关于中国报纸刊载日本“拟占据台湾附近清国所属岛屿”之传闻一语证实了以下重要事实：第一，至少在甲午战争前九年，日本政府已知钓鱼岛是“清国所属岛屿”；第二，甲午战争前，中方报纸关于日本拟占据钓鱼岛之“传闻”对日本不利，日方只好暂缓公开建标；第三，日本蓄谋已久地秘密调查钓鱼岛，目的在于日后伺机占据。
直到1893年，即中日甲午战争的前一年，冲绳县令要求将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时，日本政府仍以“该岛究竟是否为帝国所属尚不明确”为由而加以拒绝。当时日本正暗中针对中国加紧备战，担心染指钓鱼岛会打草惊蛇。事实上，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便制定了《清国征讨策案》等作战计划，决定在1892年前完成对华作战准备，进攻方向是朝鲜半岛、辽东半岛、山东半岛、澎湖列岛、台湾岛、舟山群岛等。七年后，日本正是按照这样的时间表和路线图，完成了针对中国的备战计划并发动了甲午战争。
趁甲午战争得势而在《马关条约》谈判前先行窃取钓鱼岛
1894年7月日军发动甲午战争后于同年11月底占领旅顺口。伊藤博文首相同年12月4日向大本营建议要出兵占领台湾，并称日本国内舆论也高呼一定要在讲和之际让中国割让台湾。
据《日本外交文书》第二十三卷记载，正是在这一背景下，1894年12月27日，日本内务大臣野村靖发密文给外务大臣陆奥宗光，所发密文中称，关于“久场岛、鱼钓岛建立所辖标桩事宜”，“今昔形势已殊，有望提交内阁会议重议此事如附件，特先与您商议”。
1895年1月11日陆奥宗光外务大臣复函表示支持。翌日，内务大臣野村靖便向内阁会议提出《关于在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上建立航标之事文书》，其内容是：“秘别第133号，关于航标建设之件冲绳县下八重山群岛之西北久场岛、鱼钓岛向为无人之岛，然近来有人尝试至该处捕鱼。故该县知事拟对该处实施管理，申请将上述各岛置于该县管辖之下设立国标。因上述各岛归该县管辖已被认可，故应允其建设航标。呈请阁议。”
于是，1895年1月14日，日本明治政府不等战争结束便迫不及待地通过“内阁决议”，单方面决定将觊觎10年之久的钓鱼岛划归冲绳县所辖。同年2月13日，甲午战争以日军胜利而告终；3月中旬日本联合舰队绕过台湾南端进入澎湖列岛，攻占了各炮台。同年4月17日，中日签署《马关条约》，中国被迫将“台湾全岛及所有附属各岛屿”割让给日本，其中自然包括钓鱼岛。
文献记载 篇3
一、两汉歌诗的题名
由于年代久远, 现存的两汉歌诗数量委实不多, 《乐府诗集》中有121首1, 主要分布在郊庙歌辞、鼓吹曲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杂歌谣辞中。
汉代的歌诗命名, 大体可分为三种情况:一是以首句或者篇首的几个字为题, 这种题名从传承上看, 沿袭了《诗经》的命名方式, 而且这种命名方式多出现在西汉, 如《君子行》《相逢行》等, 东汉少见;二是出自首句或篇中几字, 与前朝题名相比较而言, 此题名方式属一种创新, 如《猛虎行》《白头吟》等;最后一种是区别于前两种, 与文中的字词并无关系的命名方式, 如《长歌行》《八公操》等。
可见汉代的乐府歌诗命名各有所不同, 特别是从以上第二或第三种方式而言, 属于汉代曲调名称的一种创新。但最特殊的是, 汉代歌诗在主名之后经常会缀以“歌、行、吟、操”等题, 不同的音乐性题名对其曲调进行命名, 以表示彼此之间不同的体裁。
汉代歌诗带有音乐性题名的主要分布在郊庙歌辞、相和歌辞、琴曲歌辞、杂曲歌辞中。
其具体分布如下:
郊庙歌辞:《灵芝歌》。
相和歌辞:《长歌行》两首、《君子行》《豫章行》《董逃行》《相逢行》《长安有狭邪行》《善哉行》《陇西行》《步出夏门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二首、《饮马长城窟行》《妇病行》《雁门太守行》《艳歌何尝行》《艳歌行》《怨诗行》《怨歌行》 (汉班婕妤) 、《满歌行》三首、《白头吟》, 其中包括“行”“吟”的音乐性题名。
琴曲歌辞:《力拔山操》《采芝操》《八公操》《琴歌》三首, 其中包括“操”“歌”的题名。
杂曲歌辞:《蛱蝶行》《驱车上东门行》《伤歌行》《悲歌行》《武溪深行》《前缓声歌》《东飞伯劳歌》《同声歌》, 其中包括有“行”“歌”的音乐性题名。
由于杂歌谣辞这一类别是经过汉代以后的人编纂的, 鼓吹曲辞中没有音乐性题名的汉代歌诗, 故此二类不作为本文讨论的范围之内。
据统计, 《乐府诗集》汉代乐府歌诗中, 具有音乐性题名的有29首, 其中“歌”7首;“行”29首;“吟”1首;“操”3首。但该数据仅以歌诗主名之后带有音乐性题名的为主, 不包括汉代安世房中歌17首以及汉铙18首在内。经考证可知, 在汉代, 乐府歌诗已有“歌、行、吟、操”的音乐性题名, 这些音乐性题名有的是在汉代前就已存在, 如“歌、吟、操”;有的是在汉才出现的, 如“行”。
二、文献中关于汉代歌诗音乐性题名的记载
历代文献记载中, 亦有对汉代的音乐性题名的相关阐释及论述, 这其中也包含了其它歌诗的音乐性题名, 但文献的记载各有不同, 如沈约《宋书·乐志》中记载:
古者天子听政, 使公卿大夫献诗, 耆艾修之, 而后王斟酌焉。然后被於声, 於是有采诗之官。周室下衰, 官失其职。汉、魏之世, 歌咏杂兴, 而诗之流乃有八名:曰行, 曰引, 曰歌, 曰谣, 曰吟, 曰咏, 曰怨, 曰叹, 皆诗人六义之馀也。至其协声律, 播金石, 而总谓之曲。2
也就是说, 按沈约的观点, 汉魏时期歌咏兴起, 诗的流派有“行、引、歌、谣、吟、咏、怨、叹”八种。从文本看, 是以歌咏方式的不同所区分的, “至其协声律, 播金石”说明这些带有音乐性题名的歌诗都具有入乐的特点。
宋时赵希弁在《读书附志》指出:
《文选》所未取, 而间见于诸集及乐府, 好事者因以《古文苑》目之。自《石鼓文》而下, 曰赋、曰诗、曰歌、曰曲、曰敕、曰书、曰对、曰颂、曰箴、曰铭、曰赞、曰记、曰碑、曰杂文, 皆周、秦、汉人之作也。3
这里指出, 周、秦、汉时所作称为“赋、诗、歌、曲、敕、书、对、颂、箴、铭、赞、记、碑、杂文”的名称, 更多是一种不入乐的文学体裁, 没有明确到音乐的范围之中, 但“歌”“曲”是与音乐是密切相关的。
明代胡应麟撰诗话《诗薮》中指出:
曰风、曰雅、曰颂, 三代之音也。曰歌、曰行、曰吟、曰操、曰辞、曰曲、曰谣、曰谚, 两汉之音也。曰律、曰排律、曰绝句, 唐人之音也。4
胡应麟指出的观点与其它作者的观点有所不同, 他明确指出“歌、行、吟、操、辞、曲、谣、谚”是两汉时期的音乐, 并且前接《诗经》中的风、雅、颂, 后启唐代的律、排律、绝句。风、雅、颂作为诗的体裁, “律、排律、绝句”是唐代的诗歌体裁, 他以“歌、行、吟、操、辞、曲、谣、谚”与“风、雅、颂”“律、排律、绝句”相对应, 也就是说明他认为汉代的这些音乐性题名也是两汉时期诗歌的一种体裁, 且都是入乐的。
另外明确指出了“三代之音”“两汉之音”“唐人之音”的范围, 也就是说“歌、行、吟、操、辞、曲、谣、谚”是曲调的一种类别, 就如同《诗经》是根据乐调的不同, 分为风、雅、颂三类一样, 它们在音乐内涵上同样有所区别。
从沈约的《宋书·乐志》、赵希弁的《读书附志》以及胡应麟的《诗薮》中可得知, 《乐府诗集》两汉的歌诗已经有了不同的音乐性题名, 从文献记载来看, “行、引、歌、谣、吟、咏、怨、叹、操、辞、谚”等, 都是可以入乐的, 而且是汉代的音乐性题名。
三、结语
两汉乐府诗的题名涉及到大量的曲调名称和相关的音乐术语, 这些曲调的含义是后人理解歌诗的关键所在, 也是构建中国古代音乐史重要的史料。这些音乐性题名具有非常显著的音乐与文学意义, 不同的题名表现为不同的体裁。两汉四百年的时间里, 音乐的不同曲调与风格, 也经历了兴衰的更替过程, 因此对其音乐性题名的研究可以更好的去认识汉代歌诗的分类及其发展流变等。这也正是笔者此文意义所在。
摘要：汉代歌诗题目都是曲调名称, 其命名与音乐息息相关, 而在其主名之后, 经常缀以“歌、行、吟、操”等题 (后文称音乐性题名) 。此题名对古代音乐特征及分类等方面有着重要意义。本文对两汉歌诗题名以及文献记载进行考证分析, 以期对两汉歌诗题名有更清晰的认识。
关键词：乐府诗集,乐府,题名,歌诗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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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献记载 篇4
介子推作为重耳出奔的从臣之一的记载, 第一次出现是在《左传·僖公二十四年》中, 而《左传》并未言及介子推有何功劳, 只突出了他不愿“贪天之功”而隐去的情节, 《史记》大致上也采取了这种说法, 只是增加了重耳返国渡河时介子推对于“子犯以为己功而要市于君”的行为的鄙夷, 从而强化了《左传》中人臣不应夺天工为己功的思想。战国时期的《庄子·盗跖》中则出现了“介子推至忠也, 自割股肉以食文公。文公后背之, 子推怒而去, 抱木而燔死。”的较完整记载, 相应地《韩非子·用人》也赞同了割肉的情节, 后代的典籍记载以及民间传说就更是在此基础上对其进行增添, 经过两千多年的演变, 在《东周列国志》中介子推已经成为了一个有血有肉的饱满形象 (见于第三十一回“晋惠公怒杀庆郑介子推割股啖君”与第三十七回“介子推守志焚绵上太叔带怙宠入宫中”) 。
首先, 值得质疑的介子推的割肉情节。首先, 我们可以尝试将自己还原到当时的环境中, 重耳一行人出现无食而饥的情况时, 必然应是在无法进行补给的荒郊野地, 而介子推为了能一飨重耳, 必然会割去不算太小的部分, 而割去肌肉所造成的创口, 自然难以轻易愈合, 而在当时连食物都无法供给的环境中, 介子推又是怎样做到料理伤口, 并使其不影响自己接下来的追随之旅呢?而且当君主都没有食物充饥的时候, 臣下必然更是体力受损, 介子推在这样的身体状况下又如何继续旅程?并且按照《东周列国志》的记录, 当晋文公到绵山寻访介子推时, 有曾见到介子推的农夫说“有一汉子, 负一老妪”, 说明这时介子推双腿康健, 行动力未曾受损, 如果如庄子所言所割为“股肉”, 那么结合前面的猜测, 其真实性就值得怀疑。但是也不能排除《东周列国志》增加的“农夫所言”的情节为虚构, 或者所割并非股肉, 而是像《韩非子》那样的未言明的其他不会影响行动的部位。或者说, 就像前人所隐去的真实细节一样, 介子推完全是靠自己的意志力熬过割肉的痛楚——此处则更可以体现出历史记载还原史实不足时, 多以意志力量作为人物行为的支撑的特点。
如果以距离介子推时代相对较近的《左传》《国语》未记载此事来进行质疑的话, 我们可以发现这是种违背“身体发肤受之父母”的儒家孝道的行为, 并不符合体现出儒家思想的《左传》《国语》, 可能因为其不被记载者所倡导而失去被记述资格。相应地《庄子》《韩非子》就可以因为这与道、法家思想并不矛盾而进行记载, 所以并不能排除后两者记载的可靠性, 而且, 这种舍孝顾忠的行为显然更符合法家拱卫君权的思想。所以也存在当历史叙述不免因叙述者的思想倾向而发生偏差的可能性, 此时则不能仅看最终诉诸笔端的结果而忽视背后可能的真实。但与此同时, 由于《庄子》《韩非子》创作时间相隔晋文公的时代已近三百年, 最终记载是否属实, 也是值得怀疑的。
同时, 如割肉情节属实, 那么《左传》《国语》等典籍未对其进行记载也有可能是反对“食人肉”的情节。例如, 与晋文公逃亡同一时期发生了“狄人伐卫”, 在《吕氏春秋》《贞观政要》中记载了狄人对卫懿公“杀之, 尽食其肉, 独舍其肝”, 而《春秋》仅有“狄人伐卫”的记载, 《左传》《国语》亦未记载这桩食人之事。还有《韩非子》《淮南子》所记载的“昔者齐桓公好味, 而易牙烹其首子而饵之”, “君惟人肉未尝, 易牙烝其子”同样未被载入《左传》《国语》中。狄人作为入侵的少数民族竟然残忍地食用了中原之国的国君, 还“独舍其肝”来以昭其行, 自然是违背了“仁”与“礼”的思想, 而违背君臣礼法而参加了齐桓公暮年政变作乱的易牙, 其“烝其子”的行为更是有违儒家所倡的人伦。在此两者不被记载的情况下, 《左传》《国语》自然也不会将打着“尊王”旗帜, 拱卫周襄王的一代霸主晋文公与此等不符儒家思想的人物相并列。尤其, 在记载了晋文公受尽苦难而守得功成, 不违君命而不使蒲城人战, 辞谢王位进退知礼, 护卫周天子返都的诸多符合儒家思想的行为的前提下, 再出现晋文公“食人肉”的情节则更显矛盾。
如果再在假设割肉情节属实的情况下, 来思考为何晋文公在回国后对介子推不加封赏。照理说对于一个不仅忍受肉体疼痛, 还付出了伦理意义上的精神牺牲的臣子, 一位在《左传》《国语》中记载的重视臣子 (如赵衰, 狐偃) 与恩情 (对于厘负羁普通的一饭之恩尚且不忘回报, 为何忘记饥饿时割去肉献给自己食用的介子推) 的君主, 是不应在安定之后不予嘉奖的。简单地以晋文公遗忘此事来做结自然是有所欠缺, 但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史记》记载“从亡贱臣壶叔”在同样得不到封赏的同时, 晋文公以壶叔的功劳不在“导我以仁义, 防我以徳惠”“辅我以行, 卒以成立”“矢石之难, 汗马之劳”的三赏之内, 而是属于“此复受次赏”的“若以力事我而无补吾缺者”为解释, 那么是否在文公眼中, 介子推割肉一事就是属于这种仅仅以力而非德与能事君, 同时对其回国大业并无显著帮助的行为, 从而不得嘉奖。若割肉一事并不属实, 那么介子推极有可能只是重耳的一名普通从臣, 试想已经过诸多加工的《东周列国志》都已经为了衬托“介子推割肉”而增加了他的出场率, 但也仅是在重耳“以戈逐子犯”时, 使他与众臣“一齐下车解劝”, 或是在重耳消气后“介子推捧水以进”——至此两处记载虽比起前人有所增加, 但又都是无关紧要的记叙, 即使换成其他从臣亦可。同时, 《史记》记载“晋初定, 欲发兵, 恐他乱起, 是以赏从亡未至隐者介子推”, 也说明文公为了避免人心不稳影响登位早期的稳定与发兵, 而封赏众人, 而介子推未被赏的原因可能除了已归隐 (已没有影响朝堂的可能) 之外, 还有可能, 他没有可以威胁到君主利益的历史功绩、威望与才能。可见无论是早期的可靠性更高的记载, 还是后世的附会传说, 都不曾记载介子推割肉之外的功劳, 那我们就有可能来质疑其是否有与赵衰等人同受封赏的资格。
再来看介子推隐去的情节, 在《左传》中只是记载介子推鄙夷贪天之功与“下义其罪, 上赏其奸”的行为, 不愿与之同流合污也不愿用言辞为自己辩解, 遂与老母隐居而去。《史记》则在重耳渡河返国“与子犯盟”时, 增加了介子推“笑曰”的情节, 为此后介子推叙说其志做出了铺垫。值得注意的是, 《史记》、《吕氏春秋·季冬纪第十二》、《东周列国志》中都出现了“赋诗”的情节, 后两者都在与《史记》的“龙欲上天, 五蛇为辅。龙已升云, 四蛇各入其宇, 一蛇独怨, 终不见处所。”意义相同的基础上增加了修饰语句与情感表达, 对于介子推隐遁的原因, 《吕》所表达的则是不同于《东周列国志》中的不愿同流合污的“一蛇羞之, 桥死于中野”, 但《史记》与《东周列国志》的记载都是他人为介子推赋诗, 而《吕氏春秋》则指出作者为介子推本人, 照理说介子推本人所赋的诗更能展现他本人的内心志向, 但值得疑惑的是, 既然介子推已经要隐去, 那为何还要赋诗来特意点出自己的立场, 好让君主意识到自己有功未赏与毅然离去的高洁气节?同时《吕氏春秋》还记载, 介子推隐居深山后, 还有人“遇之山中”, 试想自隐的介子推又为何会如此轻易地让知情之人在山中遇见自己, 还进行了一番问答。这样的书写虽然凸显介子推的高洁气度, 但却因其不通情理的逻辑显得倒像是一出介子推为了展示品格而自导自演的戏码。试想则极有可能是后人为了展现当时已出现的一种既有模式的介子推的性格, 而特意设置出的情节, 即“为了现在而书写历史”。而另两部的记载很有可能就是看到了这种不合理性的存在, 从而将赋诗的任务移交给了旁人。同时, 《史记》记录的赋诗者是“怜之”的“介子推从者”, 须知“《史记》中的介子推完全是一个节士的形象而晋文公仅仅因为‘方优王室, 未图其功’, 亦非忘恩负义之君”, (1) 那么从者赋诗的情节则更能体现介子推的高洁品行与晋文公的无意之过。而《东周列国志》则是“心怀不平”的“邻人解张”, 这一政治不相干的普通百姓为介子推抱不平, 不得不说既是凸显了介子推不愿争禄的铮铮傲骨, 再加上文公因为嘉许解张而拜他为下大夫的情节, 更是紧紧围绕着《东周列国志》身为历史小说的性质, 增添了其戏剧性与可读性, 也为通篇塑造的晋文公一代英明霸主的形象再添“知错能改”与“知人善任”的光彩, 同时, 这种对于为介子推抱屈的人而嘉奖的行为, 与后来文公极力寻觅介子推的行为, 都适当地在为晋文公前面的“忘其功劳”的过失进行弥补。这种有着明显修补痕迹的情节, 则极大可能是后人为了符合后世文公形象或为了补全记载与传说漏洞而附会的。
至于介子推隐去的原因, 在民间传说中多是因未得封赏而心怀怨愤, 而历史记载中则多以其本人“不言禄”而去, 并多以不愿贪天之功, 羞与众臣同流为因。试想为何原本历史记载中的气节之说会在后世民间发生这样的嬗变, 可以推测是否是因为普通民众的群体思维模式中对于王权政治中的“天命”理解不足, 从而在随着时间流逝的进程中, 自发地运用了群体的力量对于此事件的流传进行了潜移默化的篡改, 而且介子推未得应有的封赏而落寞离去的情节显然比深奥的天命观与君子气节更符合一般百姓的朴素理解, 并且更能赢得普遍性的同情, 营造出一种传说式的悲情色彩。而介子推的心理在传统的两种阐释下, 似乎还有潜藏可待挖掘的因素。“在许多团体里面, 其成员的相互平等相处是强加给每一个成员的, 而且在同时, 每一个成员都被迫压抑自己对别人的猜忌以及用对公平合理的要求来代替猜忌。这种对平等的要求, 就是团体付出的一笔赎金, 用来作为对放弃危及团体的猜忌而补偿的代价, 社会意识和责任感就是从这种想要取得平等的迫切要求当中产生出来。集体精神就是这样通过一种强迫原有的敌意、猜忌产生变化的特殊方式取得的。” (2) 从这种精神分析的观点出发, 可以解释为介子推的心理是在寻求与跟随重耳的团队成员的平等, 而这种平等自然是在逃亡的过程中由于对于其他成员的猜忌与敌意中演化而成的。从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人的角度出发, 当子犯, 赵衰等人都为重耳出谋划策建立功劳的情况下, 同样出生入死追随出奔的介子推在其潜意识中产生出本能的嫉妒心并非不可能的, 同时很有可能在其功勋并不卓著的实际情况下从内心渴求同等的君主眷顾, 从而君主的遗忘则刺激了潜意识中一直被“超我”所压抑的猜忌、嫉妒, 在原本为维持团体秩序而构建的平等因团体主导者的疏忽而出现缺口时, 这种平等的召唤下产生的社会意识与责任感也会随之消减, 所以也就不难理解为何介子推为何抛弃了坚持多年的辅助文公的社会使命, 割舍身为社会成员的社会意识与责任感而隐入深山, 选择与社会的生存环境脱节。
与介子推生平的相关种种, 还有许多值得猜测与研究的方面, 在此仅仅是提出笔者的一些疑惑。不敢说就此还原了历史事实, 相反在种种历史记载与民间传说的层层交织中, 介子推这个人物形象的存在是否是后世作者为了阐释风俗起源, 抒发个人情感或为残缺的史实进行加工弥补而捏造的, 也是值得思考并考证的。但即使是最终仍沉浸在对于介子推的模糊认知中, 不得不承认的却是我们能在逡巡于诸多记载时所体会到的思维的意趣, 以及叹服于一个民族构建起一个传说与传说的强大而复杂的力量。即使我们仍被其所迷惑, 也无法否认这个带着诸多中华文化印记的传说, 其本身的存在虽于浩瀚的几千年文明中显得“沧海一粟”, 但它的塑造、流传与影响本身就体现了中华文明的种种强大、神奇、美丽与生生不息。
引用文献:
1、张勃《介子推传说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管子学刊》2002年第3期, 第83页-第90页
2、赫尔穆特·奥克, 《嫉妒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出版
摘要：笔者就春秋时期晋文公重耳流亡时期的从臣介子推的生平及死因记载中存在的诸多疑点, 对《左传》, 《国语》, 《史记》等典籍中的相关记载进行了梳理与浅析, 从而对其形象的流传与变异提出了个人的见解。
关键词：介子推,生平,死因,流传
参考文献
[1]、张勃《介子推传说的演变及其文化意义》, 《管子学刊》2002年第3期, 第83页-第90页
[2]、赫尔穆特.奥克, 《嫉妒论》,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1988年出版
[1]、清洪亮吉, 《春秋左传诂》, 中华书局1987年出版
[2]、司马迁著, 《史记》, 中华书局, 1959年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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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吕氏春秋.季冬纪.介立》, 吉林文史出版社1987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