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金融犯罪

网络金融犯罪（精选十篇）

网络金融犯罪 篇1

关键词：网络金融犯罪,网络钓鱼,非法侵入金融计算机信息系统的犯罪

一、网络金融犯罪的特点和现状

1、网络金融犯罪的现状

从近几年公安机关查处的金融网络犯罪行为来看, 利用网络进行金融犯罪的行为主要表现在以下三种形式:

第一, 利用黑客技术非法入侵网上银行系统。此类犯罪具有高科技性和隐蔽性, 也是网络金融犯罪的最主要犯罪形态。据有关数据的统计, 非法入侵网上银行系统, 窃取客户信息实施犯罪占到了互联网金融犯罪35%。一些网络犯罪份子利用自己手中所掌握的高超的计算机技术, 通过攻击网上银行、证券信息系统和个人主机, 窃取用户个人信息和账号密码。并通过盗取的这些信息来盗取客户银行资金, 或者将客户信息进行贩卖。

第二, “网络钓鱼”的横行。现在钓鱼网站横行, 大量不法分子通过设计钓鱼网站, 建立虚假的证券、金融网站, 来骗取用户注册, 以此来获取客户信息。或者通过发送含有病毒和木马程序的电子邮件, 来破坏用户电脑系统, 以获取其个人信息, 进而窃取其资金。

第三, 网络洗钱活动猖獗, 且具有极强的隐蔽性。互联网的高速发展, 给我们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便捷, 也给洗钱犯罪提供新的手段。从事洗钱犯罪的不法分子, 通过获取他人账号, 在网络电子购物网站进行消费, 通过此将不法资金合法化。同时因为购物网站一般世界各个角落, 以使得其犯罪很难被发现。

2、网络金融犯罪的主要特点

通过以上现象, 我们可以发现网络金融犯罪具有新的特点, 现在将其特点归纳如下:

首先, 网络金融犯罪的犯罪分子呈现专业化、高智商等特点。从事网络金融犯罪的不法分子, 往往都是对计算机有着深入的研究并掌握着网络技术的人。这些人往往有着较高智力水平, 其破坏能力巨大, 反侦查能力也是一流。其犯罪行为也往往具有极强的隐蔽性和技巧性, 让人防不胜防。

其次, 网络金融犯罪往往具有很高的收益, 通过入侵银行的系统, 往往不法分子可以攫取巨额的收益。根据公安部门的有关数据统计, 作案金额一般都在30万到40万元以上, 已经破获的案件中最高的金额高达1500万元。巨额的收益往往刺激着犯罪分子前仆后继的进行犯罪。

再者, 犯罪本身具有隐蔽性和成本低等特点。相比较传统的作案手段, 网络犯罪往往是其策划阶段较长, 其一旦实施起来, 仅需数秒就可侵入他人计算机系统, 盗取有用信息, 且可以及时毁灭证据, 因此此类犯罪具有极强隐蔽性, 且不易于留下证据。而且这类犯罪所需成本极低, 仅仅需要支出少量的费用, 便可以获得巨额的财富, 因此刺激一些人铤而走险。

二、网络金融犯罪的司法认定

传统理论中, 往往把这种犯罪依据其所要达到的不法占有他人财产的目的, 将其认定为财产犯罪, 而忽视这种行为损害了计算机操作系统有序性和完整性的法益。因此, 利用网络手段进行金融犯罪, 应该构成两个独立罪名, 一个是根据其侵害的财产法益的方式不同认定财产犯罪, 另一方面是根据其破坏计算机操作系统的形式, 认定其非法侵入金融计算机系统犯罪和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非法入侵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是指以破坏计算机系统安全为手段, 非法侵入他人不对公众所开放的系统中去。而金融行业的计算机系统具有一定保密性, 但是因为业务需要, 需要与外界电脑进行连接, 不可避免的会遭受到不法的入侵。而不法分子不管出于何目的, 只要通过无权限的手段进入到其本不该进入的领域, 都将视为非法入侵他人计算机系统犯罪。

破坏计算机信息系统犯罪, 是指利用非法程式侵入他人系统, 并对他人系统进行破坏和篡改, 导致他人计算机系统遭到破坏, 以至于不能正常运用。而在金融网络犯罪中, 这种情况普遍存在。往往不法分子都是通过木马和病毒程序破坏他人的安全系统, 进入他人系统之后对他人网络实行破坏, 以实现其不法目的。在实现其不法目的之余, 也对他人的互联网系统进行了破坏, 因此也就构成了本罪。而行为人传播计算机病毒的行为, 因为其对他人电脑系统具有极强的破坏性, 就可以单独认定为此罪。

三、结语

综上所述, 通过对网络金融犯罪的现状进行分析, 说明随着计算机的普遍应用, 网络犯罪的形式和内容都不断在发生着变化, 本文归纳总结出网络金融犯罪的特点, 针对此我们合理的对网络金融犯罪进行归罪。既要看到其对财产法益的侵害, 但也不能忽视其对网络计算机系统稳定运行的秩序法益的侵害。

参考文献

[1]殷宪龙.我国网络金融犯罪司法认定研究[J].法学杂志, 2014 (1) .

[2]袁桂荣.试析网络诈骗犯罪的类型[J].锡林郭勒职业学院学报, 2007 (2) .

怎么防范金融犯罪风险 篇2

针对经济新常态和以自贸区金融改革为代表的各项改革措施认真研判，做好事先应对。

金融机构应针对经济新常态和各项改革措施认真研判：

一方面，对经济形势下滑增速放缓可能引发的金融犯罪尤其是新型融资性犯罪以及犯罪区域变化和行业变化趋势作深入研究并做好提前应对。

如受融资型犯罪影响最大的银行，可以转变放贷策略，在加强贸易真实性审查的基础上审慎把握对贸易类企业的放贷体量，加大对实体经济的资金支持，以促进国家经济健康有序发展，减少经济泡沫，同时降低自身信贷风险。

另一方面，加强对自贸区内金融改革措施的研判与应对。

国际贸易一线放开、监管重心后移系一大新课题，目前已经出现了利用虚假跨境贸易实施的犯罪，这将引发外汇统计失实、洗钱、逃税和热钱大进大出等一系列衍生问题，对此，应当探索和建立适应境外贸易查证的工作机制，控制和遏制虚假贸易尤其是虚假跨境贸易。

二、完善内控机制

提高制度防范的有效性，金融行业属于资金密集型行业，且金融活动具有杠杆效应，因此无论对于机构内部人员还是外部人员，都充满诱惑，这决定了金融机构健全内控机制的重要性。

一方面，对于金融业务，应当不断增强精细化管理水平，完善产品设计，减少流程漏洞。

如银行业金融机构针对案发最多的信用卡犯罪，应通过提升信用卡服务质量来争取客户而非降低申领门槛一味追求发卡数量;针对贷款类犯罪假合同、假报表、假担保等常用的犯罪手法，确立贷前尽职调查、实贷实付、动态管理等精细化措施;保险公司针对退保环节犯罪多发，实行退保金的第三方支付，减少或避免保险人员对客户现金的直接接触。

另一方面，对于防范内部人犯罪，可以通过加大技术投入减少犯罪可能。

如针对公民信息易泄露的特点，及时在相关岗位，对储存客户信息的电子设备进行必要的特别保护，对客户信息只允许在特定加密的存储介质上进行拷贝，存储，禁止含有客户资源的电脑接通外部网络。

三、细化金融从业人员犯罪风险管理和预防教育

提升犯罪预防的专业性和针对性，从近年来金融从业人员犯罪的发案环节看，银行、证券、保险行业的案发环节各自呈现出不同的业务特征。

银行业主要表现为：

1、贷款审核、发放过程中收贿赂赂，利用职务便利推销理财产品;证券业表现为利用本人对股票信息优先掌握的便利，实现个人利益输送;

2、保险业则多表现为利用保费收缴、财险退保等直接接触客户保金的便利条件，直接侵占、诈骗客户保金。

这从侧面反映出金融机构对从业人员的管理、教育仍不够细化，建议金融机构针对不同行业、不同机构的不同岗位、不同人员设计更细分更有针对性的管理、教育、考核、奖惩方案，而不仅仅停留在一般的警示教育层面。

四、完善理财产品和互联网金融的法规

尽快出台和完善有关理财产品和互联网金融的法律法规，明确底线规则。

金融发展离不开法治的保驾护航，金融创新尤其需要在法治的轨道上稳步推进。

对于互联网金融等新型金融业态，立法机关或行政监管部门应尽快出台有关法律法规，明确游戏规则尤其是底线规则。

对于乱象重生的理财产品市场，也应通过法律法规明确界定产品的性质，明晰各金融机构在发行理财产品中的风险管理、运作规程、信息披露等责任，加强对理财产品的销售审查、强化监测并建立严格的问责机制。

五、加强金融消费者保护

金融犯罪尤其是涉众型金融犯罪，往往关系到众多金融消费者的重大经济利益，因此，监管部门应当加强消费者保护并以此为理念，引导金融机构跳出狭隘的行业利益，通过提升金融服务质量来激发消费需求。

一是构建一个系统的跨金融行业的消费者培训和教育平台，将典型个案、风险提示等通过传统媒体以及新媒体、自媒体等途径进行有效传播。

二是建立和完善多元化的纠纷解决机制，通过调解、仲裁、民事诉讼、刑事诉讼等多重救济途径解决金融纠纷，保护消费者权益，而不能单纯诉诸于诉讼尤其是刑事诉讼途径。

三是督促金融机构切实贯彻“合格投资者”制度，销售高风险的金融产品时，必须衡量投资者的经验、知识和风险承受能力，可以采取设立高风险交易专门柜台的方式进行风险区分与提示。

六、注重监管的政策引导

进一步发挥市场的主导作用，我国目前的金融监管侧重点还在于准入环节，实行的是分业经营背景下形成的机构监管模式，方式主要是采用现场和非现场、准入退出等行政手段，并且在具体运作中呈现出分散和孤立等特征。

七、推动金融行业自律

近年来，随着发行体制改革等市场化推进以及各项基础性制度的完善，我国以资本市场为代表的金融市场正从量的扩张逐渐向质的`提升转变，监管部门也在不断改进和创新监管方式，这为金融行业自律组织的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持。

因此，证券业等行业自律组织，应当不断深化自律管理工作理念，进一步处理好行政监管与自律监管、风险管理与金融创新、维护行业利益与保护投资者权益之间的关系，逐步解决行业自律组织过去存在的自主性不强、专业性不够、有效性不足、权威性不高等问题，推动各个金融行业形成有序竞争的发展态势，养成诚信为本的行业风尚。

八、提高金融消费者的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

金融犯罪，特别是非法集资案件多发的现状，与当下社会公众投资者缺少风险意识和法律意识有一定关联。

社会各界应当进一步加大宣传教育的力度，更多地使用贴近于老百姓生活的方式，借助互联网等新媒体放大宣传效果，引导社会公众树立正确的金融投资和金融消费理念，提高投资风险意识，普及金融、法律知识。

互联网金融犯罪成为贪腐新动向【2】

全国打击和防范贪腐宣传日即将来临，而丽水市开展“打击贪腐识假防骗共创平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丽水市公安局表示互联网金融犯罪成为丽水市贪腐新动向。

明天是全国打击和防范贪腐宣传日，昨天晚上，丽水市公安局经济侦察支队在小转盘开展了宣传活动，说起贪腐总感觉离老百姓很远，而网络上的贪腐更是陌生，但一些犯罪分子却是无孔不入，前段时间莲都警方就侦破一起利用网络平台进行非法集资的案件。

温州的80后小伙翁某某和杨某某等人原本在温州从事高利放贷业务，9月份，在丽水市区寿尔福路注册成立浙江雨滴电子商务有限公司，利用P2P平台，发布虚假借款项目和借款人，累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5000多万。

某某财富负责人翁某：好的时候在身边调个几百万，七八百万都调得动。

据警方统计，某某财富共吸引了565个投资账户，以外省居多，其中丽水地区的账户有30多个。

投资人也基本上是80后占主流，也有少数70后和60后。

莲都经侦大队副大队长施顺铎：在做这个东西之前，他已经亏了很多的钱了，实际上把投资人的钱拿去填补以前的窟窿，还有个人挥霍也有一部分。

目前，犯罪嫌疑人翁某某、杨某某已被依法刑拘，民警提醒，P2P是近几年新出现的一种互联网上的金融形式，一些人利用这个新形式进行非法集资，投资者进行投资需警惕。

丽水市公安局经侦支队执法监督大队副队长吴超老百姓对于P2P平台，不要相信单凭一个网站，要对这个网站进行走访了解，主要有以下几点需要注意，第一P2P网络平台资质是否有工商登记，如果单凭一个网络一个网站让你进行投资，这个就需要注意，第二个出借资金的用途，第三点就资金的流向，主要是资金进入公司账户和私人账户来识别他的有效方式。

明天上午，丽水市公安局、银行、市场监管局等近十个部门在东苑社区开展“打击贪腐识假防骗共创平安”为主题的宣传活动。

我国金融犯罪现状研究 篇3

关键词：金融犯罪；金融犯罪现状；金融犯罪特征；金融犯罪防控

随着我国经济和金融市场的快速发展，金融行业已经成为国民生产的主要行业，金融犯罪越来越多地出现在经济社会生活中。我国的金融犯罪惩治工作在90年代通常按照一般的经济犯罪论处，如金融诈骗罪按照经济诈骗罪论处等。进入2000年后，大批金融犯罪涌现，呈现出不同的犯罪现象。

一、金融犯罪现状

（一）案件数量和涉案人数呈现出增长趋势

从司法机关的调研数据显示，近年金融领域犯罪的案件数量与涉案人数出现高位上升的趋势。金融犯罪呈现出绝对增长的趋势，这与我国的经济发展和金融体制改革是密切相关的。金融犯罪案件的数量增长与高速发展的金融市场以及金融资源的密度有关。金融犯罪数量的增加往往伴随着金融的高速发展、金融交易的日益频繁、金融产品的数量的增加。正如犯罪社会学家们所说，任何犯罪均有其产生的社会原因。金融市场的发展为金融犯罪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基础，“任何一种新的金融工具或金融市场都不可避免地成为新的金融犯罪的温床，新类型金融犯罪注定会由迅猛发展的金融创新不断引发”。①

金融领域犯罪案件的数量与执法强度的增加有关。金融领域犯罪受到刑事政策和执法力度等因素的影响。2012年金融领域犯罪案件数和人数的迅猛增长，与当年司法投人和执法力量的增加有关。例如，2012年公安机关发起严厉打击经济犯罪的“破案大会战”②；金融监管部门加大对市场违法违规行为的查处，将案件移送司法机关，使历年的积案得到集中查处等。③

金融领域犯罪的数量变化与社会形势、经濟金融政策和市场状况相关。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案件与银行业数年宽松的信用卡发行政策、近年社会就业困难有关；集资类犯罪案件的爆发式增长与近年国家实施扩张的财政政策和紧缩的货币政策有关；非法金融活动与我国刑事司法中的犯罪化处置有关。例如，2008年处理首例经营委托理财案件之后的一年内连续审理了5件同类型案件。④2010年至2012年，与国外金融品种或金融交易形式有关的非法经营犯罪亦有所增加。⑤

（二）金融犯罪与金融市场的发展密切相关

金融犯罪伴随着金融市场的发展，金融资本的积累而呈现出伴随关系，金融犯罪案件的数量与金融资源的聚集程度呈正比例关系，越是金融资源聚集的地区，金融犯罪的数量越多。在全国范围内，上海、北京、深圳等金融业发达区域的数量会大于其他内地省份，2006年至2010年，全国检察院受理移送起诉的金融领域犯罪案件数量占全国的比例依次是上海10.02%、广东9.24%、浙江8.48%、江苏8.23%、山东5.98%。

二、非典型涉众性金融犯罪数量增加

目前我国作为数据统计标准关键词的金融犯罪的金融犯罪的概念有13种之多，⑥且不同部门，不同角度的统计，使得金融犯罪包含的罪名和范围也不一致。各种定义大概分为两种范围：①一是狭义的或者典型的金融犯罪，是指以有效立法为依据，包含我国《刑法》第三章“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和第五节“金融诈骗罪”，共37个罪名。⑦②广义的金融犯罪，是以金融市场为依据，凡是和金融工具、金融交易品种、金融从业主体等有关的，凡是具有金融要素的，都属于金融犯罪。这种界定在罪名范围内甚至包括了计算机犯罪、职务犯罪等。我国的研究著述多倾向于以立法确定的典型金融犯罪来确定范围。

近年典型的金融犯罪案件，如证券犯罪，在司法实践中实际发生的案件数量较少。在上海检察院的统计数据中，2007年至2009年间，典型的证券犯罪中内幕交易犯罪仅有1件，操纵市场犯罪与虚假陈述犯罪的案件数目为零。⑧2012年上海法院审结生效的案件中，内幕交易犯罪与操纵市场犯罪各仅有1件1人。⑨2006年至2010年间，全国检察院受理移送起诉的“金融犯罪”案件中，有22个罪名5年来受案总数不超过100件，有11个罪名受案数甚至不超过10件。我国与国外的研究范围有异。虽然国外对于所谓的“金融犯罪”也没有确定的定义，但在欧盟与美国，其金融领域犯罪问题研究的重心与司法的重点，一般包括洗钱犯罪、货币犯罪、有组织犯罪，但这些罪名类型目前并未在我国金融领域犯罪的司法实证研究中占据重要位置。⑩

近年来，在司法机关的统计数据中，“金融犯罪”的范围已经扩大到扰乱市场秩序犯罪。我国司法实践中非典型的金融犯罪案件主要包括三类：一是以非法经营罪处理的各种非法金融活动。近年来，以非法经营罪处置非法金融或金融中介业务活动在司法实务中呈扩张趋势。例如，2012年上海以非法经营罪处理的金融犯罪案件94件187人（证券8件、期货24件、外汇14件、资金结算1件、POS机套现47件）。?二是集资类案件。之所以称之为“集资类非典型金融犯罪案件”，是因为此类集资案件在司法处理时并不一定适用了典型的金融犯罪罪名，可能被适用的罪名范围包括合同诈骗罪、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诈骗罪等。例如，中国银监会前主席曾指出，我国金融业犯罪出现三个80%现象，即职务犯罪占80%，案发在基层的占80%，内外勾结的占80%。?从2001年案发的“中行开平支行案”到2010年案发的“齐鲁银行案”，近年银行业内部人员涉案的大案要案频现。金融腐败的成因复杂，防控困难，甚至蕴含着金融制度风险。

涉众型金融犯罪是指在金融运行领域里，以高额回报等虚假信息为诱饵，以众多不特定公众为侵害对象，为非法牟取巨额钱财，严重破坏市场金融秩序以及侵犯公民财产权，危及社会稳定，依照刑法应受刑罚处罚的行为。金融犯罪有其特定的时空领域，是与金融活动以及金融制度密切相关的犯罪，特别是涉众型的金融犯罪，因其犯罪持续时间长、涉及面广、涉案数额大、犯罪手法多种多样，直接损害广大人民群众的切身利益，严重扰乱金融秩序，影响社会和谐稳定，具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近年来，最受司法关注的金融犯罪案件非集资类案件莫属，集资类案件的损害性超过一般犯罪案件，为传统案件所不能及。首先是涉案金额巨大，其数量一般占同期经济犯罪总量的5%以下，但涉案金额往往占到经济犯罪涉案金额总量的10%以上，高的时候达到16%。非法集资从传统领域向投资理财、私募股权等新型领域转变，空间也逐步从实体向网络发展。更为关键的是案件的“涉众”特征，即涉案资金一般来源于公众，损害后果具有传导性，甚至会引发社会整体经济的动荡不安。例如，2008年爆发的湘西吉首非法集资风波，涉及本金168亿元，参与人数6.2万，当地近90%的家庭参与了非法集资，造成了地方性金融风险。?

三、作案手段呈现智能化、多样化、隐蔽性

金融犯罪素有隐形犯罪之称，与突发性的激情犯罪相比金融犯罪是精心策划、周密安排的预谋犯罪。近年来，金融机构防范金融犯罪的意识和能力逐步增强，司法机关打击金融犯罪的力度不断加大，加之金融系统各业务部门广泛使用计算机等高科技产品，使得金融犯罪作案人的犯罪手段越来越复杂，呈现出智能化、多样化、隐蔽性的特点。其作案的手段主要有：①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窃取或破获银行密码，直接进入银行计算机应用系统，篡改数据或窃取信息。②利用工作之便制作新程序或修改原有程序，将他人账单转入自己账户。③非法输入数据或程序，破坏银行计算机应用系统的正常运行或造成整个系统的崩溃。例如有的犯罪贩子利用计算机网络技术作案，利用计算机及网络黑客系统盗取密码口令，非法进入系统，篡改数据、变更交易款项进行犯罪活动。窃取计算机内的机密信息包括与经济活动密切相关的证券买卖和期货交易等信息，以此来进行非法交易侵吞国家及他人的钱财，这类案件在我国近几年已连续发生近百起，涉及的款项从数万元到上千万元不等。犯罪分子大多精心策划，具有一定的金融知识以及相关知识，凭借智力和一定的专业技能实施犯罪。犯罪分子从着手犯罪，到赃款分流、洗钱、销赃都有一套完整的体系。

近年来，金融犯罪手段呈现出越来越多的变化，犯罪手段花样翻新。例如，近年来频频出现的基金“老鼠仓”问题。基金“老鼠仓”涉及内幕交易、操纵市场和欺诈客户，任其发展将危及基金业乃至证券业的健康发展。中国基金业从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开始起步至今已经发展了二十多年的时间。在这二十多年间里，基金业迅猛发展，从无到有，从小到大，截止2012年3月13日的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公募基金数量已经扩展到70家。?基金公司己经成为我国证券市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行为直接影响证券市场的有序正常发展。但在基金业蓬勃发展的同时，不和谐因素也始终存在。自首例基金业“老鼠仓”行为曝光至今，基金“老鼠仓”行为已经成为继2000年“基金黑幕”之后又一个影响基金业发展的毒瘤。它不仅损害了基金财产、基金份额持有人利益，更扰乱了基金市场，乃至证券市场的正常运行秩序，是对证券市场三公原则的践踏。虽然证监会加大了基金业“老鼠仓”行为的打击力度，自2008年证监会对上投摩根基金唐建开出的首例“老鼠仓”处罚决定至今，证监会已经对七名“老鼠仓”行为人作出行政处罚。与此同时，相应的刑事规范《刑法修正案》（七）也于2009年初出台，完善了“老鼠仓”行为人刑事追诉机制，随后长城基金韩刚以及光大保德许春茂因“老鼠仓”行为被追究刑事责任，成为中国基金业第一、第二个因“老鼠仓”获刑的基金从业人员。2011年4月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也发布了关于印发《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中国证监会关于办理证券期货违法犯罪案件工作若干问题的意见》的通知，从司法解释的角度规制了相关老鼠仓的行为。

四、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数量呈高发态势

近年来，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案件数量在金融领域犯罪案件中占据绝对比例，并且这种比例数年没有改变。根据上海检察院的统计数据，2006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信用卡诈骗案件占金融领域犯罪案件总数的71.3%，犯罪嫌疑人占人数总和的66.5%。?2012年信用卡诈骗犯罪占金融领域犯罪案件总数的79.1%，而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又占信用卡诈骗罪总数的80%以上。?金融领域犯罪的主要类型是金融诈骗犯罪，金融诈骗犯罪的主要类型是信用卡诈骗犯罪，信用卡诈骗的主要类型是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恶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犯罪具有普发性。伴随着信用卡产业的发展以及信用卡的普及，信用卡犯罪几乎成为人人都能实施的犯罪，各地的惡意透支型信用卡诈骗罪均处于高发态势。

五、网络金融犯罪数量增加

网络金融亦称电子金融，主要是指网络金融技术与金融的相互结合。从狭义上理解，网络金融是指以金融服务提供的主机为基础，以互联网或者通信网络为媒介，通过内嵌金融数据和业务流程的软件平台，以用户终端为操作界面的新型金融运作模式；从广义上理解，网络金融的概念还包括与其运作模式相配套的网络金融机构、网络金融市场以及相关的监管等外部环境。它包括：电子货币、网络银行、网上支付、网络证券及网络保险等。与传统的金融相比，网络金融具有信息化与虚拟化、高效性与经济性等特征。在以互联网为特征的信息化时代，网络金融模式已初步形成，并将伴随着技术的进步得到更为迅猛的发展。网络金融犯罪主要是指以金融网络为侵害对象，破坏金融秩序，具有严重社会危害性依法应受到刑罚处罚的行为。网络金融犯罪的行为人一般是利用计算机信息网络、计算机硬件、软件或者其他网络工具、电子技术实施犯罪，来达到谋取一定的经济利益、避免损失或者其他不法目的。实践中常见以下几种形式：非法入侵网上金融信息系统，利用黑客软件、病毒、木马程序等方法，攻击网上银行、证券信息系统或者个人主机，篡改数据，盗取现金，非法转账，操纵相关金融资产价格；采取“网络钓鱼”的方式，简历假冒的金融网站，骗取用户账户和密码，窃取受害人资金；电子商务交易中，利用相关技术非法扣除用户资金；其他新的类型，如使用APP应用程序获取电子银行服务、手机支付功能等。

网络金融犯罪并不是刑法意义上的某种犯罪类型，而是从犯罪学的角度对与网络应用相关联的金融犯罪活动的一个统称。它主要指行为主体利用其所掌握的计算机及网络技术，通过通讯网络，如互连网的E-mail、网站、手机短信、彩信及其他可以传送网络犯罪信息的中转途径，对一定的联网终端进行干扰、破坏，或者利用该终端实施严重危害社会市场经济秩序的犯罪行为。其实质是传统金融犯罪加上網络技术手段应用而呈现出的一种智能化、复杂化和高科技化的新型经济犯罪。计算机通讯网络的安全诚信问题为网络经济犯罪提供了温床，也使得网络金融犯罪形态各异；网络技术的应用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更为便捷的经济犯罪工具和手段；网络信息和数据库为经济犯罪提供了新的侵害目标；网络在商业领域的广泛应用为犯罪分子提供了新的经济犯罪领域。

第28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显示，截至2011年6月底，中国网民规模达到4.85亿。商务类网络应用以8%-11%的年增长率保持平稳上行态势，网络购物用户达1.73亿，网上支付用户达1.53亿，网上银行用户达1.50亿，并且使用率均在30%以上。报告同时显示，2011年上半年，遇到过病毒或木马攻击的网民达到2.17亿，比例为44.7%；有过账号或密码被盗经历的网民达到1.21亿人，占24.9%；在网上遇到过消费欺诈的网民达到3880万，占8%，较2010年增加3.1%。

参考文献：

[1]刘远：《关于我国金融刑法立法模式的思考》，《法商研究》2006年第2期。

[2]在“破案大会战”中，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打击银行卡犯罪等活动，使得案件总数大量上升。参见《公安部指挥8省市开展打击银行卡诈骗犯罪收网行动》http：//www.gov.cn/gzdt/2012-06/15/content_2161802.htm

[3]几年间，证监会严厉查处、惩戒了一系列证券市场内幕文易行为、基金业从业人贝利用未公开信忠交易行为，在证监会官方网站中有大量的案例罗列。参见http：//www.csrc.gov.cn/pub/newsite/

[4]刘娟娟：《金触犯罪实证调研与法律适用分析》，载《中国法学会审判理论研究会金融审判理论专业委员会首届学术研讨会论文集》。

[5]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度上海法院金触刑事审判白皮书》。

[6]马滔、李玉花：《金融犯罪研究综述》，《人民检察》2001年第2期。

[7]顾肖荣：《刑法修正案（六）给惩治金触犯罪带来的新变化》，《政治与法律》2006年第4期。

[8]毛玲玲：《近年金融领域刑事司法状态的因果》，《法学》2011年第6期。

[9]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刑事审判白皮书》。

[10]【法】玛丽·克里斯蒂娜·迪皮伊·达依：《金融犯罪》，陈莉译，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6年版。

[11]参见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2012年度上海法院金融刑事审判白皮书》。

[12]参见陈琰：《刘明康：银行案件80%源于职务犯罪》，《京华时报》2005年6月13日第B38版。

[13]骆海涛：《吉首非法集资大案湘西首富与狂热吉首：谁遇疯了谁》，《南方周末》2010年2月4日第A01版。

[14]参见《基金公司总数达70家》，中国证券网http：//stock.cnstock.com/markedscxw/201203/1900418.htm，最后登录时间2014年5月20日。

[15]徐燕平、万海富、郭建：《上海金融犯罪情况的调查与分析》，载倪维尧主编：《新形势下金融违法犯罪应对机制研究》，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18页。

[16]参见上海市人民检察院《2012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

作者简介：

网络金融犯罪及有效的防控策略研究 篇4

关键词：网络金融犯罪,有效性,研究

一、引言

与普通金融犯罪方式不同, 网络金融犯罪主要是犯罪分子借助网络这一媒介在金融行业开展非法行为, 相比较而言, 这一方式更加的简单易行, 且更容易得手, 风险性更低, 这也是网络金融犯罪频频发生的原因。

二、网络金融犯罪的类型

( 一) 利用网络诈骗

该犯罪方式主要是利用信用卡和保险进行网络诈骗。利用信用卡进行诈骗的方式主要有四种: 一是伪造他人信用卡在银行或者自动取款机里提取现金; 二是利用废弃的信用卡提取持卡人现有信用卡中的资金; 三是冒用别人的信用卡去消费; 四是将自己的信用卡进行恶意的透支。以上四种行为, 前三种属于侵害他人权益犯罪行为, 后一种属于侵害国家权力的犯罪行为。利用保险进行诈骗主要就是通过网络系统伪造或者修改保险人的保单来进行诈骗, 由于保险网络属于局域网, 所以该诈骗行为都是保险业内人员或者是业内人员与外人联合起来实施的。

( 二) 利用网络洗钱

所谓的网络洗钱, 说白了就是犯罪分子通过金融网络将通过非法行为得到的资金变成合法资金。目前, 犯罪收入最常见的一种形式就是现金收入, 但是由于大量的现金不便于携带, 并且还容易引起他人的怀疑, 所以犯罪分子就需要将现金的形态进行改变, 而改变现金最快的方法就是将其存入到银行之中。一般情况下, 犯罪分子都是采用化整为零的方式, 将大量的现金多次重复的转移到不同的银行之中, 或者是利用现金做一些其他类型的合法投资, 如此下来, 犯罪分子再得到的资金便成为了合法资金。

( 三) 非法入侵金融类网络系统

随着计算机网络技术的不断发展进步, 各行业对于网路的依赖性也逐渐增强, 金融网络信息系统作为金融行业重要的系统机构, 其中不仅包含了重要的商业机密信息数据, 还有少量的国家机密信息数据, 一旦这些数据被犯罪分子得到, 造成的后果是不可预知的。但是由于互联网应用范围的不断扩大, 越来越多的人对互联网技术也有了较深的了解, 由此也出现了一批人, 他们被称为“黑客”。“黑客”都是由计算机技术极高的网络天才组成, 他们可以利用计算机侵入到他人的系统当中, 当他们构成非法侵入他人电脑数据, 甚至改动和盗用金融系统中的信息数据时, 就构成了“黑客犯罪”。一直以来, “黑客犯罪”都是计算机网络不可避免的一项问题, 也是对金融网络安全性威胁最大的一项犯罪行为。

三、防控网络金融犯罪的策略

( 一) 完善法律法规

由于网络金融犯罪涉及的面积较广, 隐蔽性较强, 所以对金融行业也会产生较大的危害, 所以, 我国政府部门应该不断的完善相关的法律法规, 以法律手段进行有效的管理。首先: 让法律界的专家参与到立法当中。从犯罪性质的角度看, 网络金融犯罪属于综合性犯罪, 它同时涉及到了网络和金融两方面的法律, 但是当前我国负责金融立法的专家都是法律界的, 因此, 还需要让网络和金融界中对实际情况比较了解的专家学者参与到立法当中, 帮助完善法律法规。其次, 加快立法的速度。由于网络金融犯罪属于近几年新兴起的犯罪行为, 所以我国立法在此方面还存在着一定的缺失, 相关法律法规的管理还不是很完善, 当犯罪分子实施犯罪行为后, 由于法律的空白, 使得他们无法得到应有的惩罚, 所以应该尽快完善立法, 填补法律空白。

( 二) 企业加强监管, 解决系统漏洞

我国金融监管部门对网络金融采取的仍旧是以往的监管方式, 从当前我国网络金融发展的现状来看, 此种方式已经无法满足网络金融业的发展需要。网络银行作为新生事物, 其发展速度较快, 与之不符的是我国在此方面的立法未完善, 并且对交易双方的权利义务规定不明确, 这就导致网络金融犯罪愈发的频繁。因此, 要想有效的解决网络犯罪问题, 就必须从网络银行入手, 采用高科技的网络技术对金融交易网络进行有效监管, 完善网银交易的审批过程。同时监管部门也应该制定出相应的市场准入制度, 规定基本的网络金融交易规范, 为每一个网民签发一个“网络身份证”, 以此来提高网银交易的安全性。与此同时, 金融监管部门还可以给予每个“网络身份证”一组网络编码, 使其在网络上的效用如同现实生活中的身份证一样, 当“网络身份证”的持有人想要进入到某一重要网络系统时, 必须要输入身份证的验证码, 如此便可以对犯罪行为进行有效的防范, 提高金融网络系统的安全性。

四、结论

网络金融在借助了互联网交易带来的便捷、成本低、服务好等能够为客户提供新型服务的同时, 其较高的开放性和时空跨越性也成为了降低其安全性的一大弊端, 犯罪分子也正是利用这一弊端进行网络金融犯罪的。因此, 要想有效的防控网络技能犯罪, 提高网络金融交易的安全性, 不能只依靠政府或者企业个人进行, 需要全社会通力合作, 深入分析犯罪类型, 找出突破口, 从而制定出解决方案。

参考文献

[1]孙觅佳.论网络金融犯罪及其防控对策[D].曲阜师范大学, 2013.

网络金融犯罪 篇5

2013年9月，某市两家银行向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提交重点可疑交易报告，经过调查分析研判，反洗钱部门将此可疑线索移送至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公安机关立案侦查。该案成为2015年度境外追赃追逃和打击地下钱庄专项行动的公安部督办案件，于2015年8月5日成功告破，现已移送至检察部门，进入起诉程序。

发现可疑情况，商业银行依法提交可疑交易报告

2013年9月，某市两家银行通过反洗钱客户分类系统对客户进行甄别分析时，发现单位客户某钢建材有限公司存在可疑现象，且涉及多个关联的单位和个人银行账户，主要包括某科建材有限公司、某伟建材有限公司等8家公司，以及福建永泰县人方某珍、张某明。其客户信息与资金交易存在异常情况：

一是公司办公地点过于隐蔽。某钢建材于2013年6月、某科建材和某伟建材于2013年3月在该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注册成立，经营范围主要涉及建材、机械设备、装饰材料、电子产品批发兼零售等。作为需要拓展业务的商贸公司，某钢建材将办公地点设在该市七星大市场旁的鼎盛酒店某个房间，某科建材和某伟建材的办公地点相同，均是在该市国庆北路的一处民宅内，都有故意隐藏的嫌疑，不符合行业经营特征。二是人员情况异常。9家公司在银行网点办理业务的财务人员均是同一人。三是账户行为异常。一个账户使用一段时间后即销户，同时将剩余资金转入另一账户，且个人账户频繁收取单位账户资金。四是交易规模与注册资本明显不符。某钢建材有限公司的注册资本仅为10万元，但在2013年6月7日至11月15日期间，其资金交易规模达到12677万元，与其经营规模严重不符。五是交易特征异常。在上述交易期间，某钢建材有限公司的资金来源于43个单位账户，共发生51笔转入交易，再通过6个账户分354笔转出，且绝大多数资金为当天转入、当天转出，账户不留余额或留少量余额。

分析客户基本信息和交易情况后，两家银行又采取电话核实和实地查访等客户尽职调查措施。综合掌握的情况，两家银行均认为该批单位和个人客户存在洗钱嫌疑，遂按照《金融机构大额交易和可疑交易报告管理办法》的规定，向中国反洗钱监测分析中心提交可疑交易报告，同时向当地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提交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并提高可疑客户的洗钱风险等级，加强对其的资金监测。

接收可疑报告，人民银行迅速开展线索调查与分析研判

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正式接收两家银行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后，迅速开展线索调查与分析研判工作。

深入金融机构调查核实相关情况。反洗钱部门人员来到两家银行，详细询问有关可疑账户开立过程中履行客户尽职调查的情况，发现客户在开户和办理日常业务时的异常行为，以及账户使用和交易中发生的异常情形，并督促和指导两家银行补充相关资料，进一步完善重点可疑交易报告信息。为全面掌握可疑主体的开户和交易情况，以及其交易对手的基本信息和交易情况，反洗钱部门启动反洗钱行政调查，力争获得可疑活动的全貌。

全面开展分析研判。反洗钱部门结合在两家银行现场核实的情况、补充资料以及反洗钱调查结果，通过全面分析认为可疑主体还存在五个特征：一是多头开户，账户之间存在替代关系。报告涉及的单位和个人客户在多个银行开立账户，账户的实际控制人有意规避商业银行的资金监测，单位账户使用一段时间后就被销户，再启用其它账户。二是交易对手的主营业务与可疑公司的经营范围不符。可疑公司的多数交易对手主要从事医疗、茶叶、动漫、环保、咨询等行业，很难开展建材、机械设备等业务，与可疑公司发生真实贸易的可能性很低。三是交易对手主要是福建的公司，而福建是地下钱庄相对活跃的地区。四是账户开立后，先进行小额的测试性交易，之后开始大额、频繁交易。五是可疑资金主要来源于福建的40余个单位客户，再转给该市的4个单位客户和2个个人客户。

及时移送可疑线索，全方位协助公安机关破案。经过全面的分析研判，反洗钱部门及时将可疑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并向其提供绘制的资金交易流程图，帮助公安机关尽快掌握整体情况。在“4.15”专案立案后，反洗钱部门多次与公安机关开展情报会商，反馈最新掌握的信息，分析重点可疑交易情况，并商讨可能涉及的违法行为，提出有益的意见和建议。同时根据案件需要，反洗钱部门积极开展反洗钱行政调查，做好与金融机构的协调工作，有效推动案件进展。

收到可疑线索，公安机关及时立案，全力侦破

2014年3月底，人民银行反洗钱部门将可疑线索移送给公安机关，公安机关于2014年4月15日正式立案，并调集精干力量成立“4.15”专案组。经过专案组的全力摸排和侦查，案件于2015年8月5日成功告破。此案共计抓获5名犯罪嫌疑人，缴获银行卡58张，查封银行账户62个，冻结资金2380余万元。

据犯罪嫌疑人向警方交代，2011年以来，他们首先成立空壳公司，随后在银行开立单位和个人存款账户，同时申领银行U盾，开通网上银行业务。2011年11月至2015年4月期间，他们在未开展生产经营的情况下，利用开立的银行账户，接收交易对手汇入的资金50亿余元，再通过网上银行将资金转往交易对手指定的个人账户提取现金，达到规避现金管理的目的。

经公安机关认定，此案犯罪嫌疑人涉嫌洗钱及非法经营支付结算业务。目前，该市公安局经济犯罪侦查支队已将此案移送至检察部门，进入起诉程序。

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剖析 篇6

关键词：金融系统,贪污贿赂,犯罪分析

近年来, 随着经济建设的快速发展, 银行工作人员职务犯罪呈逐年上升趋势, 不仅造成了国有资产的大量流失, 而且严重地破坏了金融秩序, 已经成为制约银行改革和发展的重要因素。三年来铜川市检察机关共立案查处银行系统职务犯罪案件10件12人。近日, 通过对这些案件的特点、成因进行分析, 并提出了对策建议。

一、基本特点

(一) 从案件性质看, 金融系统中贪污、挪用公款、受贿三类案件比例高, 占查办案件总数的95.6%。其中贪污案件比例40.4%, 占第一位;挪用公款案件比例为36.4%, 占第二位;受贿案件比例为18.7%占第三位。特别是受贿案件和挪用公款案件, 横向比较比其它行业高5-10个百分点, 这一现象也反映了金融系统的行业特点, 大多犯罪嫌疑人是利用行业的职务之便和手中掌握的职权谋取私利。

(二) 从犯罪嫌疑人的职务看, 发案多集中在管理人、财、物等实权部门和实权人物上, 在10件犯罪案件中, 管理财务、信贷、储蓄人员职务犯罪案件占40%, 单位领导干部利用职权犯罪的比例占发案总数的28%。

(三) 从犯罪嫌疑人的年龄看, 犯罪年龄呈低龄化趋势, 我们对铜川市近几年情况进行分析, 在金融系统涉嫌犯罪中, 35-55岁是金融系统犯罪高发阶段, 但近几年呈现低龄化趋势, 仅去年查办的案件中, 35岁以下占近50%。

(四) 从查办案件的情况看, 呈现出明显的“窝案”、“串案”的特点。查出一案, 牵出一串, 带出一片, 涉案人员较多, 甚至形成了具有共享既得利益的群体。

二、主要成因

(一) 有章不循、制度执行不到位是职务犯罪的主要原因

随着金融系统内部规章制度的不断健全, 风险防范意识的不断增强, 行业内部制度日趋完善。但问题是制度执行不到位, 有章不循的现象普遍存在, 这就为金融业职务犯罪提供了便利条件。从我院查办的10件犯罪案件中的情况看, 案件发生的主要原因是有章不循, 违章不及时纠正, 执行制度不严, 管理松懈。

(二) 受不良思潮的影响和侵蚀, 没有及时开展有效的思想政治教育工作

人民常说:“思想是行为的先导”, 那么引发职务犯罪的原因首先是思想意识。我们现在的一些领导由于忙着抓业务, 而忽视了员工思想政治教育, 使一些人的“三观”发生偏离, 抵不住腐朽思想的侵蚀, 最终走向犯罪的道路。分析近年来金融系统的职务犯罪案件, 大都存在思想意识方面的问题。

(三) 管理制度有漏洞, 监管制约不力

目前, 从金融行业大多数的发案情况看, 多与管理上存有许多漏洞、内部监督管理松散有直接关系。在储蓄部位, 经常是由一人兼数职, 严重违犯“三分管制度”。在信贷部位, 将贷前调查、贷中审查、和贷后检查往往由一名信贷员经办, 虽然有主管领导审批, 也只是流于形式, 监督体制未发挥应有的作用。

(四) 进人把关不严, 用人不当

近年来, 一些发案单位领导及上级部门在选拔、任用业务人员时, 不注意严把录取关, 注重关系, 放弃标准, 使一些思想素质差, 品行不良, 甚至一些有劣迹行为的人进入金融部门。

三、对策建议

(一) 加大预防和打击金融系统职务犯罪的力度

坚持“标本兼治, 综合治理”的方针, 努力从源头上遏制和减少职务犯罪的发生, 不断完善建立“教育、监督、管理、打击”、“四位一体”综合治理工作格局, 充分发挥检察机关和金融纪检监察部门的职能作用, 通力合作, 共同努力, 建立思想、制度、法律三条防线, 确保金融系统安全和稳定。

(二) 加强法制宣传和政治思想教育

人们常说:教育是基础, 因此, 要结合金融系统工作实际, 在员工中广泛开展以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为主体的基础教育, 以党纪国法、规章制度为主要内容的法制教育, 通过强化教育, 进一步增强银行人员的懂法、守法意识, 从而分清罪与非罪的界限, 自觉筑牢拒腐防线。

(三) 建立和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为确保权力正确行使, 最根本的是对权利加强监督和制约, 不受监督的权利容易滋生腐败, 因此, 建立和完善金融系统职务主体的监督制度, 进行全方位、多层次的监督。建议加大内部监督, 提高贷款发放的审批力度, 加强实质审查, 确保客户信息真实, 认真落实公开公示制度, 实行岗位轮换制度, 层层建立岗位责任制, 把制度落实到实处, 从源头上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

(四) 加强金融系统人员的培训、录用等制度建设

我国金融犯罪刑法分类研究 篇7

笔者认为, 该种独立设节的立法模式具有诸多问题, 从科学立法角度看, 应当将“金融诈骗罪”一节纳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一节之中。

一、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与我国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发展不相符

由于我国在过去较长时间内都实行计划经济模式, 这种高度的国家调控使得金融对于社会经济发展并无明显影响。与金融有关的诈骗犯罪, 侵犯的客体主要是公私财产所有权, 因此, 当时未实行金融诈骗罪区别对待, 而将金融诈骗罪作为一般的诈骗罪而归入侵犯财产型犯罪中。

随着我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建立和不断完善, 金融在国家经济和社会发展以及人们经济生活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明显和突出。伴随着社会经济的转型, 有关金融诈骗的案件也频繁出现, 由于该类犯罪涉案数额巨大, 严重破坏了金融管理秩序。因此, 为了有效地打击金融领域各式各样的诈骗犯罪, 立法者认为有必要将金融诈骗罪在刑法中独立设置。1995年6月30日, 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的《关于惩治破坏金融秩序犯罪的决定》, 将集资诈骗罪、贷款诈骗罪、票据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信用卡诈骗罪和保险诈骗罪等规定为独立的犯罪。1996年8月31日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的刑法修改稿则在上述内容基础上, 增设了金融凭证诈骗罪和有价证券诈骗罪, 并将以上金融诈骗罪包含在第三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 并在1997年刑法中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2]

可见立法者将金融诈骗罪从普通的诈骗罪中独立出来, 并独立设节, 都是为了突出对于金融诈骗的打击力度, 表明在金融诈骗罪侵犯了公私财产客体的同时也对金融管理秩序造成了损害, 并且金融管理秩序是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 以区别财产犯罪中的普通诈骗罪和金融诈骗罪的界限。这种观点有一定的合理性, 但这种将金融诈骗罪独立出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设置实有不妥。首先, 从国家对金融秩序保护的重视角度出发, 这种立法容易使人认为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是相互独立的, 两者属于“破坏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罪”中的并列的客体, 这与立法原意明显是相违背的。其次, 从国家突出打击金融诈骗罪的力度出发, 刑法对于金融诈骗罪的法定刑设置高于传统诈骗罪的法定刑, 已经充分体现了国家对金融诈骗罪的打击力度。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立法分类模式, 则易引起理论界及实务界对立法原意的偏差理解, 不利于司法实践中对于金融诈骗罪的正确适用。

二、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与现行刑法立法的分类标准有矛盾

我国现行刑法对于分则规定的各类犯罪, 主要是以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的差别作为分类标准。当一行为侵犯复杂客体时, 则依据主要客体确定其同类客体。每一类犯罪侵犯的同类客体揭示出同一类犯罪在客体方面的共同本质, 反映了这一类犯罪所侵害的社会关系的共性, 并在相当程度上反映了各类犯罪危害程度的不同。

“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的同类客体都是金融管理秩序, 若按照同类客体分类标准, “金融诈骗罪”应属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之中, 但我国刑法却将其单独设节。可见, 现行刑法对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分类方式与我国刑法的分类标准相矛盾。

第一, 金融诈骗罪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所侵犯的主要客体都是社会主义金融管理秩序。有学者提出, 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是金融交易秩序, 而非金融管理秩序。金融诈骗一般发生在金融交易过程中, 对金融交易秩序会造成破坏。金融诈骗罪中有些并不以进入金融市场为条件, 而金融管理秩序类犯罪未必都构成对金融交易的破坏。因此, 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并无不妥。笔者认为, 首先, 金融诈骗罪主要侵犯金融交易管理秩序, 但金融交易管理秩序恰恰是金融管理秩序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 侵犯金融管理秩序是侵犯金融交易管理秩序的必要条件, 但非充分条件。其次, 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这一节当中有很多罪名都发生在金融交易阶段, 直接对金融交易秩序的侵犯, 比如内幕交易罪、泄露内幕信息罪、操纵证券、期货市场罪等, 并非金融诈骗罪特有。可见刑法立法对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与金融诈骗罪的主要客体规定是一致的。第二, 有学者认为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 是因其行为手段的特殊性, 即采取“虚构事实、隐瞒真相”的诈骗手段。但这种以行为特征为标准的犯罪分类明显与我国刑法分则传统的罪名分类标准不符, 势必会引起罪名分类标准的混乱。

三、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与我国刑法的立法思路不一致

如前所述, 我国刑法的罪名分类都是以犯罪的同类客体作为依据的。虽然也有国家以犯罪手段作为分类标准, 如将杀人、盗窃或者诈骗犯罪独立归为一类犯罪, 将金融诈骗罪中的具体犯罪与合同诈骗罪以及诈骗罪归为一起。[3]但他们均在刑法中采取一种分类标准, 并将这种标准贯彻执行到底。我国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罪从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分离出来, 但对合同诈骗和诈骗罪却未改动, 使得犯罪分类标准的统一性存在问题。

根据逻辑学原理, 对事物在同一层面上划分只能运用一种划分标准, 从而保证分类的科学性, 否则必会出现重合或者遗漏的现象。[4]刑法分则各类犯罪的划分亦是如此。因此, 在金融犯罪的分类中, 同时根据犯罪客体和行为手段为标准是完全不符合逻辑的。并且从体例设置来说, 这种分类也造成了我国现行刑法体例结构的不协调。有学者认为这种以犯罪客体和行为手段相结合的分类标准体现了“立法者对金融犯罪的高度重视和否定评价态度”, 同时也有助于“司法人员对不同行为方式的犯罪进行科学地定罪量刑”。[5]也有学者认为, 金融诈骗罪一节的设置刑在“法理论与刑事司法实践的适应性方面”、“在刑事立法的价值取向与刑法历史发展趋势的趋同性方面”、“在刑事立法形式与刑法基本原则的一致性方面”等都存在不同程度的问题。[6]对此, 笔者更倾向于后者的观点, 这种突破不符合逻辑并且与刑法体例不协调, 显然也与前述的立法思路相违背, 无法体现立法者的立法原意, 不要也罢。

四、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立法趋势不吻合

在金融安全引起各国高度重视与关注的当代, 如何维护金融安全已经成为目前许多国家的第一要务。根据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法规定, 我们发现, 包括大陆法系和英美法系在内的大多数国家和地区均十分重视对于金融犯罪的打击, 并且都在刑法中直接或间接地规定一些金融诈骗犯罪。根据各国立法状况来看, 多数国家主要按照以下三种分类形式对其金融犯罪进行分类:第一, 在刑法条文中专门设置具体的金融诈骗犯罪罪名, 如贷款诈骗罪、信用证诈骗罪等, 以强调金融诈骗罪不同与普通诈骗犯罪;第二, 在刑法条文中只规定诈骗罪罪名, 即在普通诈骗罪中将具体金融诈骗犯罪的有关内容包含进去;第三, 将金融犯罪分散地规定在各种金融法规的附属刑法规范中, 其中包括具体金融诈骗罪。可见, 世界各国和地区在刑法立法中都未曾出现将金融诈骗独立设节归类的情况。当然, 每个国家的法律制度不同, 立法方式也并非需要一致。但是, 其他国家和地区刑事立法中有关金融犯罪的立法方式无疑是在一定经验的基础上作出的, 完全可以作为我国刑法中金融犯罪方面立法的参考。并且, 相比于现在世界各国和地区的刑事法律规定, 我国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独立设节虽然也有许多理由, 但是这种立法形式无疑是无法代表或反映世界刑事立法趋势的。

综上所述, 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立法模式无疑是对现行刑法有关犯罪分类标准的突破。这种突破虽然具有一定的理由, 但是其既与我国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发展不相符、也与现行刑法立法的分类标准有矛盾、与刑法的立法思路不一致、与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有关立法也不吻合。笔者认为, 无论是从完善刑法立法角度, 还是从指导司法实践角度, 或是从符合分类逻辑角度, 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是没有必要的。考虑到刑法体例的协调性, 刑法分类的依据的同一性以及立法者的立法原意, 将金融诈骗罪归入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更为合理。

摘要：我国现行《刑法》将金融诈骗罪独立设节的立法模式, 是对传统刑法基本分类理论的突破。无论从我国关于金融犯罪的立法发展过程来看, 还是从现行刑法的立法思路、立法结构、立法必要性以及世界各国和地区的有关立法趋势来看, 这种突破都在诸多方面存在不协调问题。从科学立法的角度出发, 将“金融诈骗罪”并入到“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中, 更有利于对相关犯罪的打击和预防。

关键词：金融犯罪,刑法分类,金融诈骗,独立设节

参考文献

[1]刘宪权.金融犯罪刑法学专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2012.3.

[2]高铭暄, 赵秉志.新中国刑法立法文献资料总揽[M].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 1998:1216.

[3]刘宪权.我国金融犯罪刑法分类质疑[J].法学评论, 2007 (4) :64.

[4]葛立刚.金融犯罪刑事立法分类的标准探讨[J].甘肃金融, 2011 (1) :21.

[5]李岚.金融犯罪分类研究[J].经济论坛, 2004 (8) 108.

金融诈欺犯罪结果犯证成 篇8

1 金融诈欺犯罪的保护法益应限于金融资金安全

究竟何谓金融安全?欺骗金融机构是否就意味着对金融安全的侵害?这是讨论本罪设立正当性必须首先明确的问题。在笔者看来, 金融安全是一个极为宽泛且含义模糊的概念。因此, 对于立罪正当性而言, 需进行必要的缩限。有学者提出, 对于金融安全而言, 资金安全固然是其应有之意, 但更主要的是指金融信用安全。其认为, 贷款诈欺行为不仅仅表现为对金融机构资金权利侵害, 更严重危害了金融信用安全。换言之, 贷款诈欺行为不仅仅涉及到被骗者的个人财产安全, 更重要的是, 它直接影响了人们对市场的信心, 影响了市场的心理秩序, 具有超个人价值。而贷款诈骗罪只规制非法占有的金融欺诈行为, 偏重对金融该机构资金安全的保护, 未能充分体现对金融安全信用的保护。因此, 基于对金融信用安全的强调, 骗取贷款罪应体现对非诚信行为的否定, 采取行为犯的立罪模式, 而无需实际危害结果的发生, 以此促进金融市场参与者金融信用意识的形成。还学者提出“ (所有) 金融法罪构成形态的立法设计应首选行为犯, 而不是结果犯。”

金融信用是否需依靠刑法来塑造, 或者说, 将其作为第一性保护法益做立罪设计, 这是一个非常值得研究的问题。首先, 笔者认同金融信用在金融市场发展中的重要地位, 信用是金融市场发展的原动力, 金融业是信用构成的体系。因此, 极有必要以法律为中心构建信用制度体系, 以指引人民在金融活动中遵循诚信原则, 并通过对失信行为否定及惩罚, 为人们的信用行为提供明确地标准。然而, 一个现实是, 如今, 尽管我国已出台了相关法律法规对经济主体交易的诚信行为进行规范 (如《民法通则》、《合同法》) , 并出台了相关征信规范, 保护当事人合法权益, 但不可否认我国社会信用体系建设尚处在完善阶段。有学者一针见血的指出, 在制度缺失中, 最主要的就是缺乏以法律为主的金融信用监管制度体系。特别是金融企业内部信用风险管理制度缺乏, 由此带来因授信不当导致金融合约不能履行, 以及受信企业对履约计划缺乏管理而违约的现象频繁发生;因为对客户的信用状况缺乏了解, 也使许多企业屡屡受骗上当, 造成大量的经济纠纷和交易损失。因此, 目前的当务之急, 是建立健全信用制度, 全面确立金融信用主体、运行及救济等方面金融信用法律规范, 以形成具有彰扬与惩罚功能的金融信用法律运行机制;并通过教育、宣传培养市场主体的信用意识。在金融信用立法尚不完善的今天, 就将其作为犯罪保护法益做入罪设计, 有违金融刑法补充性原则。因此, 对于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而言, 其保护法益应限于金融资金安全。

2“欺骗”行为不应成为独立的入罪评价标准

对于“欺骗金融机构就意味着对金融安全的侵害”的论断, 笔者认为有其合理的一面, 但并不全面, 甚至有夸大的成分。以骗取贷款罪为例, 诚然, 实践证明, 使用欺骗手段取得贷款, 有可能会对贷款的安全回收形成一定的风险, 但同样的实践也证明了, 行为人采取欺骗手段并不必然导致期后无力偿还。实质上, 作为种类物, 贷款适用“占有即所有”规则, 借款者仅需到期偿还同等币值的货币就算履行了义务, 因而无法根据骗用财物价值的大小、骗用时间的长短、对于被害人的财物利用可能性的妨害程度, 来判断骗用行为是否达到了值得苛处刑罚的程度。

同时, 不论是贷款关系、还是票据承兑关系或开立信用证、保函, 其实质都是金融机构对金融消费者提供的服务, 其基础的法律关系都是建立于平等主体间, 要求双方意思表示一致的合同关系。从这一角度而言, 法律对双方的保护应该均等的, 公平的。如果欺骗金融机构意味着对金融安全的侵害因此应做入罪设计, 那么金融机构欺骗金融消费者的行为是否也须入罪?单方面入罪设计将带来刑法偏向保护, 使司法机关沦为金融机构的讨债工具, 金融机构可借此罪将本应属贷款中的民事欺诈纠纷, 甚至对仅采取欺诈手段但贷款用途正当并具有充分偿还能力的行为人全部诉之于公权力打击, 这无疑会不当扩大打击面。

3 金融诈欺犯罪应以损失结果的发生为成立要件

当前刑法对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的立罪设计以及司法解释便存在上述问题。根据175条之一的规定, 骗取贷款、票据承兑、金融票证罪的构成要素包括: (1) 以欺骗手段取得银行或者其他金融机构贷款、票据承兑、信用证、保函等; (2) 给银行造成重大损失或者有其他严重情节的。显然, 其并不以危害结果的发生为成立犯罪的唯一标准, “严重情节”标准使得惩罚“欺骗行为”成为可能。基于法条规定, 《立案追诉标准 (二) 》将行为指向数额与直接损失数额作为追诉可选择的标准。

防范合作金融犯罪的难点及对策 篇9

一、多层探因 主动出击 打击金融犯罪追源求本

综观近年来发生的涉及合作金融犯罪的案件, 除客观的、外部的、历史的原因外, 与合作金融部门内部经营管理跟不上发展, 基层单位管理不严, 有章不循, 上级检查监督不力有直接的关系。同时, 个人经商办企业, 炒股票等原因也是发生合作金融犯罪的直接诱因。据不完全统计, 尤其是近年来, 此类案件占百万元以上案件总数的50%以上, 应引起高度重视。合作金融犯罪的主要成因:

1. 思想政治工作薄弱, 思想麻痹, 丧失警惕, 致使人生观、价值观、世界观发生错位。一些人认为思想政治工作是软指标, 可有可无, 主要靠自觉, 只要业务工作搞好了, 思想政治工作抓不抓都可以, 长期不加强教育学习, 以及世界观的改造, 工作中存在重业务, 轻政治的倾向。内因是思想认识偏差, 金钱占有欲恶性膨胀, 外因是受不良因素诱惑, 丧失原则, 铤而走险, 贪欲难填, 在违法犯罪的泥潭里逾陷逾深。

2. 规章制度缺乏约束力。金融改革正处于过渡时期, 各合作金融机构现有内部管理规章制度, 有的已经过时落伍, 有的与实际脱节, 有的执行中缺乏尺度, 飘忽不定, 亟需修订和完善。

3. 制度执行不严肃, 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违章操作时有发生。主要原因是有章不循, 有禁不止, 你有政策, 我有对策, 违反财经纪律和操作程序, 给工作造成许多漏洞。近年来, 百万元以上经济案件暴露出来的一个共同问题就是发案单位规章制度形同虚设。

4. 检查监督不力。储蓄所是合作金融部门最基层的营业机构, 是合作金融业务的入口和出口, 加强对一线业务的稽核检查是确保合作金融安全的一项重点工作, 但事实上, 一些上级管理部门对一线业务的稽核检查不到位。检查人员责任心不强, 检查方法不当, 限于表面, 满足于应付, 力度、深度都存在不足, 缺乏深入细致的工作, 导致对隐藏较深的违法乱纪问题得不到及时发现, 致使许多不法分子长期隐蔽作案, 屡屡得逞。

5. 用人失察。人员管理和使用不当, 在人事管理上存在许多漏洞。有的工作人员受过各类处分或从假象骗取领导信任, 被安排在重要岗位或担任领导职务, 不严格执行人事制度和干部管理使用条例规定, 给工作造成不可挽回的损失。

6. 处罚过宽。对于违法案件, 由于作案人员的多重性和复杂性, 案发后, 许多案件达不到果断公正的处理, 该判的不判, 该开除的不开除, 该处分的不处分, 使犯罪分子的气焰更加嚣张, 有恃无恐, 养虎为患, 祸害无穷;对于违章违纪问题, 没有严肃追究责任, 致使一部分员工在执行规章制度上存在比较严重的随意性, 违法乱纪案件没有得到有效落实。

7. 内部管理乏力, 措施不到位。一些合作金融部门在日常的经营管理中, 重业务拓展, 轻内部管理, 忽视风险防范意识, 致使内部管理出现严重漏洞。

8. 基层单位一线工作人员少。一些基层单位一线工作人员少, 造成相互替岗、或一人多岗、或一个人长期在一个工作岗位、没有轮岗等问题。由于人员少, 使一些规章制度难以落实。还有的岗位有关业务操作没有制定具体实施细则, 也未明确各岗位相应的工作职责, 分工不明, 严重混岗。

9. 领导工作飘浮, 管理松驰。某些领导没有实行严格的动态管理, 对员工思想状况及工作表现缺乏敏锐观察, 没有做到狠抓严管, 在一定程度上放纵了一些违规违纪行为, 导致违法案件的发生。

10. 基层一线职工安全防范意识薄弱, 防卫能力低下。守押人员和一线职工安防意识和技能与社会治安形势的严峻性很不适应, 对罪犯的残暴性缺乏必要的了解, 加之安全防范教育和训练不足, 思想重视不够, 安全隐患长期存在, 还有的安防设施不达标, 营业场所达不到风险等级规定, 建筑设计不合理, 必然造成惨重的损失。

二、对症下药 标本兼治 预防金融犯罪任重道远

1.建立强有力的思想政治工作机制。各级领导要加强对职工特别是青年职工的思想政治工作, 一方面教育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观、世界观和价值观;另一方面, 要关心他们的生活, 尽可能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多办实事, 形成爱岗敬业、爱职如家的工作氛围。对他们的思想状况实行动态管理, 发现异常及时疏导, 以防酿成后患。

2. 建立一套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首先要建立内部控制制度和风险防范制度。其次要以制度的约束力规范干部职工的行为。对过去制定并实施的各项制度要进行科学的、客观的总结和评价, 好的要继续执行;不适应的要视情况该完善的完善、该废除的废除;对改革过程中新开办的业务也要尽快建立制度, 以保证规章制度的科学性、合理性和适用性。同时严格落实好授权授信制度, 从源头上铲除犯罪滋生的土壤。再次要保证制度的严肃性。各项制度一经颁布和实施, 就必须严格执行, 不能随意篡改和有章不循, 对于违反制度的行为一定要视情节轻重给予相应处罚。尤其是认真抓好“一线”营业机构规章制度的落实。

3. 加强内审工作和执法监察工作。合作金融部门内部的审计稽核和执法监察是查漏堵弊、预防犯罪的有效措施, 因此要加强和重视内控工作, 充分发挥稽核再监督的职能作用, 搞好序时审计和专项审计, 对问题多发单位要组织力量进行重点审计, 把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

4.加强对重要岗位人员的教育、管理和审查。不能让有劣迹的人上岗。严格执行严禁合作金融系统经商办企业或伙同经商办企业的规定, 要定期不定期进行岗位轮换和负责人交流制度, 做好管理工作。

5.严厉打击金融犯罪活动。创造良好的社会环境。

6.进一步健全和落实金融监管责任制。加大处罚力度, 严格按照金融违法行为处罚办法对金融机构和高级管理人员违法乱纪从严处罚。

7. 加强合作金融系统内部管理, 健全监督制约机制, 强化上级对下级、同级之间和下级对上级的监督, 遏制案件发生。

8. 积极开展全国范围内或重点地区范围内的专项整顿金融秩序活动, 加大防范和打击力度, 减少犯罪。

9. 加强安防设施建设。促进安防设施升级改造, 达到防范要求, 要积极安装和配备现代化监控设备、防暴器械、交通工具、电子设备等, 要组织职工进行防暴预案的演练, 大力开展安防技能的培训, 要坚持查防并举, 抓源头、堵漏洞, 坚决杜绝金融犯罪的滋生和蔓延。

互联网金融犯罪和刑法干预机理分析 篇10

内容摘要：本文旨在探讨互联网金融的新业态之下，为了更好地加强对其中可能产生的刑事犯罪风险的防控，从犯罪行为的性质特征和刑法干预的机理出发，明确刑事政策的基本原则，同时对于司法适用中存在的若干特点难点问题进行探讨。文章涉及犯罪学分析、刑事政策分析和刑事司法适用三个层面，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互联网金融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需要长期的持续关注和不断的深入思考才可能确保它的健康发展。

关键词：互联网金融 犯罪风险 刑法干预 机理

犯罪，作为一种对于既定现实存在的利益和秩序加以破坏的行为现象，它的本质危害在于通过对特定个体的经济或精神利益的现实损害，体现出对一种已取得共识的价值观的根本否定。所以，对于犯罪的刑法规制，是一种否定之否定，以确保社会秩序在“建构-破坏-修复”的过程中不断向前发展。互联网金融业务中可能产生的犯罪风险，与杀人、伤害、强奸这些犯罪根本不同在于，后者需要刑法保护的利益（生命权、健康权、妇女贞操权）非常明确，所以犯罪对它们的破坏结果也清晰明了，刑法对此进行干预的必要性和正当性自然毋庸置疑。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并没有形成一个完全统一的认识，产生了刑法规制的必要性与合理界限问题。我们认为，在考虑刑法对互联网金融进行干预时，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需要保护的利益是什么？刑罚量的投入是否已足够？然后，才能考虑具体的适用问题。

一、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性质及特点

在我们看来，过往的总结犯罪现象的习惯做法，对于互联网金融领域的犯罪问题并不能简单套用。因为总结往往是为了实现闭合某类犯罪现象的意图，这在日新月异的互联网金融领域，似乎并不管用。从2000年12月28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作出《关于维护互联网安全的决定》之日起，短短十几年间，互联网金融领域出现的各种需要刑法干预的问题，已经不是该《决定》第一条和第三条可以囊括的了。根据目前的刑法规定，在互联网金融领域可能出现的犯罪包括：洗钱罪、银行卡类犯罪、非法经营罪、集资类犯罪、证券类犯罪、贷款类犯罪、侵犯计算机信息系统类犯罪、诈骗类犯罪、不正当竞争类犯罪等。这些犯罪问题的出现，凸显了刑法干预的明显滞后，需要我们立足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性质和特点重新加以审视。

所谓互联网金融犯罪，是指在互联网金融业务活动中发生各类侵害金融秩序的犯罪行为。究其性质而言，互联网金融犯罪是在互联网通信技术与金融活动出现融合以后，在金融活动运行的新的条件下出现的新类型犯罪活动。较之传统的金融犯罪而言，互联网金融犯罪不是简单的“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叠加概念。因为在互联网条件下，从事金融活动的个人、机构以及受金融活动影响的个人和机构，在行为模式、利益形态乃至思想观念上都出现了很大的变化，而具有否定性质的犯罪行为会针对各种条件和因素无孔不入。举例来说，传统的洗钱犯罪虽然具有隐蔽性，但是银行柜台业务要求洗钱者亲自提供资料，以及资金转帐明细清晰可查，都是查找犯罪的蛛丝马迹。但是，在互联网第三方支付平台和P2P网络借贷平台上，洗钱者充分利用网络这个虚拟空间和方便快捷的特点，虚构交易主体和交易内容，使交易过程变得更加快速复杂，洗钱犯罪更难以查找。较之传统的洗钱犯罪，后者不仅仅是手段发生变化，而是网络虚拟空间改变了整个犯罪行为赖以存在的基础，包括互联网提供的交易主体的广泛性、交易种类的多样性、交易财产的虚拟化、交易时间的快捷化，犯罪行为成了各种因素综合作用的产物。所以，我们认为，在性质上，传统金融犯罪是相对单一的犯罪形态，互联网金融犯罪因为依托于互联网空间，已经演化为一种综合性犯罪形态。在保护的法益上，规制传统金融犯罪是为了保护国家金融秩序的安全，而规制互联网金融犯罪是为了保护国家金融秩序的安全和互联网安全。这两方面的利益都是需要保护的，因为互联网安全是金融秩序安全的前提和基础。而有一种观点认为“互联网金融的本质仍属于金融，没有改变金融经营风险的本质属性”，我们认为从犯罪的角度来分析，这一观点过于简单化。根据前面的分析，互联网金融犯罪是一种综合性犯罪，而传统金融犯罪相对单一，性质上仍是有差别的。

再看它们的具体特点。一般来讲，金融犯罪风险的特点主要是隐蔽性、广泛性。隐蔽性主要是它的工作流程复杂性决定的，而广泛性决定于它的内在制度的系统性和金融活动受众的不确定性。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互联网虚拟空间的性质和互联网通信技术的特点，决定了整体上互联网金融犯罪的隐蔽性和广泛性将几何式增加。与此同时，互联网所具有的使资源配置去中心化的特征，在理论上无限扩大了一般社会主体参与金融业务经营的可能性。金融大众化必然带来犯罪行为发生的不确定性和造成影响的系统性。这一点相比较传统金融犯罪而言，更加突出和明显。目前，在互联网金融涉及的银行、证券、保险、信托等领域，无一例外都有一个市场准入门槛的问题，未取得相应经营资质的机构和个人都涉嫌构成非法经营罪。国务院1998年颁布的《非法金融机构和非法金融业务活动取缔办法》对于互联网金融行业的监管将有更大的针对性和适用性。随着互联网金融企业雨后春笋般的迅猛发展，[1]互联网金融犯罪的不确定性和系统性将更加明显，国家金融安全将面临更大压力，金融监管的能力和水平也将经受更大的考验。

二、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考量

所谓刑事政策，是国家机关通过预防犯罪、缓和犯罪被害人及社会一般人对于犯罪的愤慨，从而实现维持社会秩序的目的的一切措施政策，包括立法、司法及行政方面的政策。[2]所以，关注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问题，实质上是关注国家决策层面对互联网金融的态度以及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法律规制问题。

刑事政策的发展，从启蒙时代的威吓到人道主义的改造，再到科学主义的改造，是建立在对犯罪原因深入分析的基础上的，所以犯罪学是刑事政策学的基础。[3]显然，关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由于法律法规调整的滞后，很多问题我们缺乏统一的判断标准，尚未形成足够的共识，所以还缺乏对各类犯罪现象的统计学分析。但是，从个别经济发达地区发生的情况看，互联网金融犯罪与互联网金融一样，呈现快速发展的态势。仍以上海为例，上海市检察院发布的《2014年度上海金融检察白皮书》中统计，2014上海已有25家P2P金融平台出现非法吸收公民存款等问题，其中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集资诈骗罪、骗取贷款罪、妨害信用卡管理罪、保险诈骗、利用未公开信息交易罪等六个罪名大幅上升，合计占比由2013年的4.4%升至9.3%。[4]结合前述对互联网金融犯罪性质和特点的分析，相应的刑事政策的考量应立足于以下几点：一是整体上针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法网是否严密？二是刑罚的投入量是否足够？三是刑事司法能力是否匹配？我们认为，在互联网金融当前发展的形势下，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事政策总体上应确立以下原则：

（一）行政刑事规制并重与入罪化原则

与传统自然犯不同，互联网金融犯罪属于法定犯。意大利犯罪社会学家加罗法洛最早提出了“法定犯”概念，[5]它是指基于国家的法律规定而被认为是犯罪的一类反社会行为。法定犯在不同国家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规定。目前，互联网金融普遍处于“无准入门槛、无行业标准、无监管机构”的状态，对一些创新型的经营模式，监管机关一定程度上是持“默许”态度。因此，对一些形式或外观上触碰违法要件红线的情形，刑法对其规制需要十分谨慎，在技术产业创新和风险管控之间应当保有一定的弹性和界限，不能一味地强调惩治，避免扼杀金融创新。[6]这就是刑法的谦抑性，凡是使用其他法律足以遏制某种违法行为和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将其规定为犯罪；凡是使用较轻的制裁方法足以保护合法权益时，就不要规定较重的制裁方法。[7]因此，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规制，必须以行政法规为基础，再辅之以刑事惩治手段。总的来讲，在行政规制和刑事规制并重的前提之下，刑事规制要始终保持作为最后的迫不得已手段的角色，不断完善“行政为主、刑事为辅”的调整格局。

与此同时，刑罚手段的规制要加强“入罪化”的倾向。不能否认的是，当前互联网金融犯罪数量的快速增加，与行政法律法规的调整失范有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2015年7月18日中国人民银行联合十部委才制定出台了《关于促进互联网金融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仅明确互联网金融行业行政监管的具体职责和牵头部门，监管细则仍在起草中，对互联网金融的行政监管明显滞后。同时，互联网金融犯罪不仅数量快速增长，而且个案几乎无一例外有被害人众多、涉案金额特别巨大的问题，[8]对被害人造成的经济损失和对社会秩序造成的破坏相当大，这种情况下应加大刑事打击力度。按照罪责刑相适应的原则，通过构筑严密的刑事法网，在现有法律条文基础上或者增加新罪名，或者细化适用标准，使互联网金融犯罪行为得到有效打击和遏制。

（二）罚金自由刑并重与和缓化原则

针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罚量投入是否已足够，这是一个需要加强实证研究的问题。作为法人经济犯罪，互联网金融犯罪在实行单位犯罪双罚制的同时，针对其涉众广、数额大的特点，按照费尔巴哈犯罪心理强制原理，[9]我们建议加大罚金刑的适用力度，强化刑罚的威吓作用。罚金刑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独特意义，在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牟利性和巨大的非法牟利后果，这一点也是司法审判的指导方针。[10]同时，作为对此负有直接管理责任的法人代表及其他直接责任人员，仍应通过自由刑的方式施加刑罚。但是，对于自由刑的适用，我们认为总体上应坚持和缓化，不宜过于严苛。储槐植教授首倡的“严而不厉”刑法结构思想，[11]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仍有很强的适用意义。在自由刑的适用上保持和缓，一方面和经济犯罪的规制方针并不矛盾，另一方面还是基于互联网金融犯罪的法定犯性质，时移世异可能带来的社会评价的变化，应当使刑法规制有一定前瞻性和弹性，防止因为在自由刑适用上过于重刑化，使刑法遭受短视的诟病，这对于刑法权威是有害无益的。和缓化的自由刑幅度加上罚金刑的加重，对互联网金融犯罪的刑法规制，应该预计能达到良好效果。

（三）预警打击并重与专业化原则

刑事司法政策就是为了在打击犯罪上达到“魔高一尺、道高一丈”的目的，然而现实中面对日益增长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我们的刑事司法力量准备不足的问题已日渐显露，其中既有司法队伍的专业能力不足，也有制度机制上的障碍。这种情况下，必须坚持风险关口前移，通过加大网侦技术力量，及时锁定各种犯罪风险苗头，建立相应的预警机制。这也是互联网技术给犯罪侦查带来的革命性变化。在预警方面，行业的自律机制尤为重要，通过加强自律，并建立与公安侦查部门的紧密联系，能确保在犯罪线索的发现和及时化解纠纷方面达到较好的效果。无论是预警还是打击，面对互联网金融犯罪，专业化的发展方向是不可避免的，因为无论是互联网技术还是金融知识，都是属于高智能犯罪的内容，所以在专业化原则的指导下，不仅司法队伍要加强专业化的配备，在取证规则、专家鉴定以及庭审中的专家证人等方面也要进一步完善程序规则，使我们在查明事实真相不会因为专业知识的不足而显得捉襟见肘。

三、互联网金融犯罪刑法适用的若干问题

互联网金融犯罪，如果按照主体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从事互联网金融经营活动的机构及个人实施的犯罪；另一类是针对互联网金融机构实施的犯罪。前者是犯罪主体，后者是犯罪被害人。如果按照“互联网+”的概念，我国《刑法》分则第三章第四节“破坏金融管理秩序罪”、第五节“金融诈骗罪”、第七节“侵犯知识产权罪”以及第六章第一节的计算机信息系统方面的犯罪，或多或少与互联网金融犯罪相关。在具体刑法条文的适用过程中，有以下要点需要着重加以梳理和分析：

（一）行政资格犯问题

所谓行政资格犯，是指因不具备行政法律法规规定的从业资格而被刑罚处罚的行为。这在互联网金融犯罪中是比较突出的。因为在“互联网+”的条件下，金融从业问题首先需要解决从业资质和门槛问题，这是最为重要的风险屏障之一。与传统金融犯罪不同的是，由于互联网空间的虚拟性，金融从业者与活动对象之间并非面对面，所以金融经营活动带有更大的隐蔽性和迷惑性。在行政法律法规对各种网上金融服务的底线尚不明确的情况下，各类机构和个人就很容易披着合法面纱从事金融活动。比如，非金融机构擅自从事互联网贷款、股票投资、期货交易、出售保险产品等服务，就涉嫌构成《刑法》第174条的擅自设立金融机构罪；又如未经银行监管部门的批准，擅自开展P2P业务或者众筹业务，就涉嫌构成《刑法》第225条的非法经营罪；如果在经营P2P业务和众筹业务中违规吸收并积累公众资金，就涉嫌构成《刑法》第176条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如果非金融机构未经批准擅自发行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的，就涉嫌构成擅自发型股票、公司、企业债券罪。以上几个罪名在互联网金融犯罪中都具有行政资格犯的意义，在某个具体案件中还可能出现适用上的法条竞合问题，应按从一重罪原则处理。

（二）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的认定问题

在近年来处理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中，以非法集资类案件最为突出。这类案件的定性处理大致结果是：一是不构成犯罪；二是按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处理。根据最高人民法院2010年颁布的《关于审理非法集资刑事案件具体应用若干问题的解释》（以下简称《解释》），非法吸收公众存款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犯罪的四个构成要件是：（一）未经有关部门依法批准或者借用合法经营的形式吸收资金；（二）通过媒体、推介会、传单、手机短信等途径向社会公开宣传；（三）承诺在一定期限内以货币、实物、股权等方式还本付息或者给付回报；（四）向社会公众即社会不特定对象吸收资金。当前互联网金融业务中，以P2P业务和众筹业务为主要代表的互联网金融商业模式，是否构成犯罪是案件定性遇到的主要问题。我们认为，其中的关键判断标准是这些互联网金融平台是否形成了自有资金池。

所谓资金池（Cash Pooling），也称现金总库。最早是由跨国公司的财务公司与国际银行联手开发的资金管理模式，以统一调拨集团的全球资金，最大限度地降低集团持有的净头寸。现金池业务主要包括的事项有：成员单位账户余额上划、成员企业日间透支、主动拨付与收款、成员企业之间委托借贷以及成员企业向集团总部的上存、下借分别计息等。[12]而花旗银行对“资金池”的定义是：资金池结构是用于企业间资金管理的自动调拨工具，其主要功能是实现资金的集中控制。[13]正是由于资金池的建立者对于资金可以集中控制并自动调拨，如果面向公众的互联网金融平台建立了这样的资金池，将会直接干扰甚至破坏正常的银行经营秩序，这是刑法要关注和规制的对象。2013年以来，央行和银监会关于P2P网络借贷设置了一系列红线，其中“不能形成资金池”是不能逾越的红线之一。说到底，就是P2P平台自己不能碰钱，一旦碰钱就涉嫌构罪。虽然对P2P平台也明确了其信息中介的角色，但事实上无法阻止违规越界者以假冒的名义逃避行业监管，最终对其有效的甄别还是判断是否形成自有资金池，对资金是否集中管理并自动调拨。

例如，某公司是一家提供银行理财产品的代理购买服务的网上平台，其从事该业务已经过银行监管部门的批准。该公司承诺客户通过该平台购买理财产品，可以得到高额回报。在经营过程中，客户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不直接进入公司账户，而是进入公司委托的第三方银行的账户。这种情况下，按照法定的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构成要件，虽然该公司向不特定公众承诺高额回报，但是从整个业务操作流程看，客户购买理财产品的资金并没有进入该公司账户，而是进入其委托的第三方银行账户，公司对于客户资金并没有控制和管理的权力，无法通过自主调拨资金进出以获得非法利益，行为并不具有刑事的违法性，而只是一种违反不正当竞争的金融违规操作行为，对客户而言则涉嫌构成民事欺诈。这里，如果假设另外一种情形，客户投入的资金并不是由合法的第三方银行托管，而是进入公司自己的账户或者公司控制的员工个人账户，那么即便是这种情况下公司没有对公众承诺高额回报，同样也涉嫌构成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

（三）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

在传统金融犯罪的司法认定中，非法占有目的这一主观上超故意的构成要素，经常发挥的是去罪化功能，比如贷款诈骗罪和贷款纠纷、信用卡诈骗罪和信用卡纠纷、信用证诈骗罪和信用证纠纷，在这些案件的刑事追究过程中，认定非法占有目的直接关系罪与非罪的问题。但是，对于互联网金融犯罪而言，非法占有目的的认定更多发生于此罪与彼罪的认定过程中，特别是在非法吸收公众存款罪和集资诈骗罪之间。从现实发生的案例来看，较为突出的P2P业务和众筹业务中，涉案金融从业机构负责人员往往在案发后有“携款逃跑”问题，这种情况下行为人极有可能以涉嫌集资诈骗罪被控诉。但是，根据司法实践，行为人获取资金后逃跑的情况，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前提条件下，即行为人采取诈骗手段非法获取资金。在互联网金融业务活动中，行为人不具备资质并不意味着它的融资行为就具有欺诈性，如果仅仅是未经行业主管部门批准，而在融资过程中交易项目是完全真实的，即使案发后有逃跑行为，也不能一概定性为集资诈骗罪。要避免前述非法集资的犯罪风险，只能借助于最高法院《解释》规定的例外情形，即《解释》第三条所规定的，非法吸收或者变相吸收公众存款，主要用于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能够及时清退所吸收资金，可以免予刑事处罚；情节显著轻微的，不作为犯罪处理。从这一条文来看，能够避免受到刑事追究的，只能通过行为人维持偿债能力，达到情节显著轻微的标准，这里难免给人过分强调结果的归罪倾向。在互联网金融犯罪中，如果我们简单按照这一标准来定性，估计无一例外都会处以集资诈骗罪，因为互联网的虚拟性会加大欺诈嫌疑，但这种认识仍然属于先入为主，关键标准还是要认定有互联网金融平台的从业机构和人员是否具有非法占有目的，主要标准是平台是否提供了真实的交易内容和金融服务项目，以及对于不特定的投资者是否具有实际的偿债能力。

注释：

[1]“截至2012年末，中国P2P贷款服务平台超过200家，可统计的P2P线上业务借款余额近100亿元，投资人超过5万人；到2014年，全国P2P金融平台达1600家，较2013年翻了一倍，仅上海P2P金融平台涉及的投资者达22万人，借款人达31万人”。参见郑海燕《如何应对互联网金融经济犯罪》，http：//www.ga.yn.gov.cn/zdjs/yunnanjingfang/201405/t20140527_273246.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11日。吴心：《新类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频发》，http：//www.lawtime.cn/info/itfin/fanzui/201505133318816.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11日。

[2][日]大谷实著、黎宏译：《刑事政策学》，法律出版社2000年第1版，第3页。

[3]同[2]。

[4]吴心：《新类型的互联网金融犯罪案件频发》，http：//www.lawtime.cn/info/itfin/fanzui/201505133318816.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11日。

[5]意大利法学家、犯罪学家、犯罪人类学代表人物巴伦·拉斐尔·加罗法洛（Baron Raffaele Garofalo，1851年11月18日—1934年4月18日）在其《犯罪学》（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一书中，第一次提出了“自然犯罪”的概念，并将它与“法定犯罪”相区别。http：//baike.baidu.com/link？url=xFhHvZGtpu3gsCim4fdrERHpaWTglzjfIRMhNcT5S5CwIHPvRc134H4dULaojFtL9oVNbg5xx3LIPPyuDR7nra，访问日期：2016年3月11日。

[6]雷继平：《互联网金融的刑事责任风险》，来自微信公众号“雷继平法律订阅”2014年12月27日。

[7]张明楷：《论刑法的谦抑性》，载《中南政法学院学报》1995年第4期。

[8]《2014年温州网络金融经济犯罪部分案例》显示“2013年温州也出现多起网络金融犯罪的典型案例，涉案金额都是在千万以上，有的甚至超亿元，被害人都是几百上千人”。http：//news.hexun.com/2014-12-10/171265624.html；访问日期：2016年3月11日。

[9]所谓犯罪心理强制理论，是认为只要是施加于犯罪人的刑罚的痛苦犯罪给他带来的快乐时，就可以使人放弃犯罪，从而达到预防犯罪的作用。虽然心理强制说还没有达到对犯罪原因的科学分析，但是它揭示了预防犯罪的一般内在规律。参见储槐植、许章润等著：《犯罪学》，法律出版社1997年版，第18页至20页。

[10]2001年1月21日，最高人民法院在《全国法院审理金融犯罪案件工作座谈会纪要》中明确，金融犯罪是图利型犯罪，惩罚和预防此类犯罪，应当注重同时从经济上制裁犯罪分子。刑法对金融犯罪都规定了财产刑，人民法院应当严格依法判处。

[11]所谓“严而不厉”，是指刑法在结构上应当贯彻罪名设计严密化，而刑罚设计轻缓化，不要过于严厉，这样既能最大限度保证犯罪受到刑事追究，又能体现刑罚的人道主义精神。“严而不厉”是相对于“厉而不严”的，后者是强调刑罚的严厉，施以重刑，而不重视法网的严密，更强调刑罚的威吓作用，并不符合人权保障的社会发展趋势。参见储槐植著：《严而不厉：为刑法修订设计政策思想》，载《刑事一体化与关系刑法论》，北京大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305页至322页。

[12]关于“资金池”的定义，见“百度百科”http：//baike.baidu.com/link？url=DgQLjRDFBYF2DRcMiSsyE9e7WkNlzVgeupFy5WFb2kmRxSzR0S4uVWCOimHmnU4HBsEBxktMTixjv0ORIIONx，访问日期2016年3月1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