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贿赂（精选十篇）
性贿赂 篇1
关键词：非物质性贿赂,情色贿赂,信息贿赂,机会贿赂,精神贿赂
近年来, 随着我国反腐力度的不断加大, 不少政府官员因受贿而被查处。相比较于以往的案例——因收受财物而被查处, 现今的受贿案中出现了新的贿赂现象, 比较典型的有, 情色贿赂、信息贿赂、机会贿赂、精神贿赂等。
新旧案例的区别在于贿赂标的物的不同, 作者在此暂且将贿赂分为物质性贿赂和非物质性贿赂。以往的贿赂案件中, 贿赂标的物多表现为金钱、房产等财产性的物质, 我们暂且称之为物质性贿赂。相较于物质性贿赂, 非物质性贿赂标的物多为无形但却能让受贿人欣然接受的物质。我们在此对几种非物质性贿赂现象及其产生原因作以分析。
1 非物质性贿赂的分类
1.1 情色贿赂
情色贿赂, 即“性贿赂”。行贿人支付钱款雇用他人提供“性贿赂”, 甚至以自己身体作为行贿标的, 以使受托人在权力运作过程中为其谋取利益。性贿赂已经成为一种比较特殊的非物质贿赂的形式。它的本质是权色交易。最近频现报端的政府官员因情色而违法犯罪导致落马的新闻, 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当属于情色贿赂。情色贿赂, 自古以来屡见不鲜, 归根到底是人性的原因, 所以不再多述。
1.2 信息贿赂
信息贿赂主要是指行贿人向他人提供有价值的信息, 从而使他人获得经济利益或者政治利益。主要涉及商业领域、管理审批、干部考核、金融证券等领域。最常见的如提供人事职务升迁信息, 泄露商业秘密、内幕交易等。信息贿赂产生的原因在于信息持有人的信息特权 。所谓信息特权, 是指社会上的一部分人所拥有的可以轻易获得或利用某些信息来为自己谋利的特有权力。在我国, 信息特权主要表现为一些特殊部门或居于特殊职位的官员, 他们掌握了国家的各种重要信息。一旦他们将这些信息当作个人信息或某一个机构的私有信息, 并以此谋取个人利益时, 信息特权就显露了出来, 并由此酿成信息腐败, 进而导致信息贿赂案件的发生。
1.3 机会贿赂
机会贿赂是指行贿人向受贿人或与受贿人有特殊关系的第三人提供升迁、调换工作等的机会, 使得受贿人在权力运作中为其谋取利益。如官场中典型的权权交易, 或者称之为官官相护。这样的机会行贿行为, 常披着人世常情的道德外衣, 令古往今来多少贤人谋士苦无报国之门而埋于尘世之间。官场中机会贿赂发生的原因, 是不正当的权位竞争所致, 有时是恶意的培养嫡系势力。当然也有官商之间的机会行贿。企业向政府官员、政治家以及政治团体支付非法性费用, 以保证其采取某种倾向性的有利于己的行为。如2007年美国的朗讯贿赂门事件。此时的机会贿赂表现为不正当的市场竞争情形。市场监管制度的缺陷或者不足是造成此种情形的主要原因。
1.4 精神贿赂
狭义的讲, 精神贿赂是指行贿人用精神产物作为行贿标的, 向受贿人行贿的一种贿赂行为, 有时也称之为学术贿赂。当权力-学历联系到一起时, 便会发生学术贿赂, 此时的学术贿赂是一种学术腐败。这是近些年来, 社会上比较常见的贿赂现象, 由于法律无明文规定导致查处难度大等原因, 精神贿赂有愈演愈烈之势。国内学者针对此类非物质性贿赂, 有过专项研究, 具体情况如下 :
其一, 下级为了讨好上级, 也为了自己的名利, 将自己编写的书, 请握有实权或与出版部门关系甚密的领导当主编, 这样从编写到出版直至发行都可以一路绿灯。其二, 某人自己一个人完成的论文或著作, 却要拉一个领导或某学术权威合作, 而且把其大名放在自己前面。其三, 时下十分流行“课题研究”, 尤其教育部门。如果细细去看一下“课题立项申报表”或者是“课题成果申报书”, 那就会发现, 课题组组长或者是成果第一完成者, 其身份多数不是校长, 便是教育行政机关的领导。当然, 其中有些领导确实是身体力行地在认真抓课题研究, 但是委实也有只挂名不干事的领导。其四, 接受“桂冠”。现在有些领导, 尤其是一把手和名人的头上“桂冠”甚多, 有的甚至有十多顶。诸如“xx协会主席”、“xx学会事理长”、“xx领导小组组长”等各种头衔。
2 非物质性贿赂产生的原因
非物质性贿赂的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 概括来讲, 主要有主观和客观两方面的原因。
2.1 主观原因
同物质性贿赂一样, 非物质性贿赂产生的原因和传统的封建思想是分不开的。在我国现实生活中, 对非物质性贿赂行为起到诱发作用的封建思想是人治机制下的权力及人身依附等思想 。唯物辩证法认为, 内因是事物变化的主要原因。在面对贿赂时, 受贿人的主观素质和主观状态决定了是否受贿这个结果。
2.2 客观原因
性贿赂 篇2
【拼音】huì lù gōng xíng
【简拼】hlgx
【近义词】贿赂并行
【感情色彩】贬义词
【成语结构】主谓式
【成语解释】贿赂：因请托而私赠财物;公行：公开做。指公开行贿受赂。
【成语出处】《陈书・皇后传・后主张贵妃》：“内外勾结，转相引进，贿赂公行，赏罚无常。”
【成语用法】主谓式;作补语、定语;指公开行贿受贿
【例子】欧阳山《苦斗》：“痛骂‘刮民党’腐败无能，贪赃枉法，贿赂公行，官贼不分。”
【英文翻译】bribery is openly practised.
【产生年代】古代
“性贿赂”可否入罪 篇3
记得去年中央音乐学院七旬教授潜规则女生的消息,曾引起一阵轰动。有媒体爆料,艺校女生考上大学后还要陪吃喝,潜规则黑洞愈演愈烈。女生“献身”教授,是否构成“性贿赂”呢?当权者如果不接受金钱,只潜规则,是否能定罪量刑呢?
尽管目前“性贿赂”仍是学术界一个辩题,现行法律上并没有很严格的界定。但将性贿赂入罪,是近年来广受关注的热门话题,此类现象不仅侵害了社会道德,还严重腐蚀了社会肌体,有必要进行更严厉的惩罚。浙江丽水市原城建发展公司副总温某,曾因犯受贿罪被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一年零六个月,缓刑二年。这起贪腐案的特别之处在于,温某并没有接受现金,只是接受高档衣物、手机和嫖娼费。这不仅是丽水市检察机关查办的第一起将行贿人支付的嫖娼费用计入受贿金额的受贿案,而且在浙江省检察机关办的案子中也是首例。
应该说,将嫖娼费计入受贿款,的确具有破冰意义。首先有利于震慑腐败分子。温某因为“生活不检点”被判刑,虽然是个案,但是对那些行走在法律高压线旁的官员来说,理应以温某的落马为反面教材,防微杜渐,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享乐主义等不良思想的侵蚀:其次,也对贪官定罪量刑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尽管受贿者接受的不是现金,但是嫖娼而不用自己“掏腰包”,同样具备构成受贿罪的基本要件,可见将嫖娼费计入受贿款并应用于司法实践,可谓是一种有益的探索和尝试。
“性贿赂”其特有的私密性无法通过抓现行查实证据,也较难甄别双方是否存有真情实感。强调感情因素,这是有效衡量双方是否存有“性贿赂”关系的根本标尺,但并不是无视此类有“性贿赂”之实的腐败现象。当年温某在行贿人物质与女色的诱惑下,突破了道德和法律底线。检方以受贿罪对温某提起公诉,将温某收受的嫖娼费计入受贿额,并作为对温某定罪量刑的依据,可视为司法机关在推动“性贿赂”入罪上迈开了一步。其实“钱贿赂”与“性贿赂”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只是手段和表现形式不同而已,
反腐已是一个国际性问题,《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中“贿赂”的内容被明文规定为“不正当好处”,“性贿赂”是一种权色交易,也符合该公约中提到的“不正当好处”,它直接影响国家公职人员的廉洁性,其社会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长期以来。“性贿赂”之所以难以入罪,主要在于中国现行法律将受贿罪的对象界定为“财物”,而“性服务”不好计算其价值,并且在国人的观念中根本就不把“性服务”当作有价值的东西。而没有被立法和司法认可的“性贿赂”,是指本人或者利用他人为谋取利益向有职权的人提供“性服务”的贿赂行为。在“性贿赂”中,行贿一方付出的是“肉体”,而收取的是不正当的利益:受贿一方得到的是“性服务”,并利用职权为行贿人谋取了利益。“性贿赂”入罪,在许多国家都有先例可循,因此,司法机关在不违背罪刑法定的原则前提下进行积极探索,显然是一件有益的事情。
论性贿赂入罪 篇4
关键词：“性贿赂”,入罪,权色交易
一、“性贿赂”的概念及其危害性
(一) 性贿赂的概念
“性贿赂”主要包括性行贿和性受贿两种情况, 性行贿是指不法人员为谋取不正当的利益, 向相关国家工作人员提供不正当的性服务的一种情况;行受贿是与性行贿想对应的, 即国家工作人员答应了请托人的不正当要求, 且接受了请托人不法的性给予, 利用自己的植物之便为请托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一种情况。“性贿赂”一直都备受各界人士关注, 就算在今天仍是一个热点话题。媒体经常有报道各地官员因为包养情妇、嫖娼等不雅事件而落马的消息, 充分体现了人们对日益严重的“性贿赂”案件的的担忧。所以将“性贿赂”纳入法律的调控范围是非常必要的。
(二) “性贿赂”的危害性
1.“性贿赂”对政治领域的危害
国家的政权被“性贿赂”直接危及着。国家工作人员是我国公共权力的拥有者, 正因为他们对公共权力的占有, 行贿者利用物质利益和非物质利益对国家工作人员行贿, 从而得到不正当利益。广大的劳动人民具有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全部权力, 是人民给予了国家工作人员权力, 他们是受人民的委任从而代表人民行使权力的, 为人民行使好权力是应当的, 这是他们的分内之责。原罗湖区公安分局局长安惠君就多次接受男警员的性贿赂, 曾多次向英俊的男下属作出性暗示。如果该下属顺应她, 回深圳后就能够升迁, 不然就永远升职无望, 原因是“有待磨练”。可以看出性贿赂现象的发生就是国家工作人员践踏权力、滥用权力的表现, 这种以权谋私的行为直接影响的宪法和法律的权威, 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公权力与人民群众之间的紧张与对抗关系, 严重危及到整个国家政权的稳定。
2.“性贿赂”对经济领域的危害
“性贿赂”造成国家经济紊乱, 大量的国家资产流失, 破坏了市场经济, 并且给恢复经济制造了很多障碍。市场经济的一大特点就是公平竞争, 市场是天生的平等派, 当权色交易进入市场后就破坏了市场的平等性, 使市场竞争不再以价值规律为基础。还会导致国家对经济的管理失控, 国民经济混乱, 结构失调。
3.“性贿赂”对道德领域的危害
性贿赂不但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和国家活动的公正性, 还破坏了中国几千年的美好传统美德, 使人们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错位, 致使道德被破坏, 人们也失去了人性本应有的灵魂。腐化堕落的国家工作人员一旦陷入性贿赂的深渊里, 就会难以自拔, 忘记自己的身份和职责, 精神萎靡不正, 贪图享受, 吃喝玩乐。若一国都陷入贪图享乐的淫靡氛围中, 国将不再是国, 必将引起人民的反抗, 最终导致整个国家的经济衰退, 而落后必定挨打。
二、性贿赂入罪的合理性
(一) 从性贿赂社会危害性的特点论其入罪的必要性, 由于“性贿赂”因为具有以下特点, 由此决定了它拥有极大的社会危害性:
1. 发展非常快, 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成为社会难治的公害。以前贿赂犯罪大多以有形的物质、金钱为标的物, 但随着我国对贿赂犯罪打击的进一步加强, 贿赂犯罪的形式呈现出多样化, 如情色贿赂、信息贿赂、精神贿赂、机会贿赂等, 其中情色贿赂发展最为迅猛, 并且因其手段隐蔽, 不留痕迹, 对它的的打击也有一定的难度。
2. 已经从暗中转向公开。很多官员把包养情妇看做是自己的本事, 就好像谁包养的多, 谁就更有能耐, 就算是在工作中恐怕他们也没有这么起劲。以前他们还在暗地里包养, 而现在一些官员出去出差或者聚会都把自己漂亮的情妇带在身边, 以此来互相攀比, 看谁的情妇漂亮, 而不是在比谁的工作做的更好。
3. 用公费来满足欲望。国家工作人员出差、出国考察, 回来后都是可以报销的, 只要有发票。一些公费去外地考察的官员, 除了考察、欣赏美丽的风光外, 对美色也很感兴趣, 大概是他们已经厌倦了只是看风景的光景。所以晚上大多会去红灯区, 外国的红灯区也很聪明, 看到是中国人来, 会主动说他们那里能开发票。以至于外国妓女会的最多的一句汉语就是“有发票”。
4. 有结伙发展的趋势。以前的性贿赂可以说都是在暗地里各干各的, 行贿者对受贿者的行贿是一对一的、直接的, 各个官员受贿也是干自己的, 其他官员都不知道, 但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 一个官员受贿始终都会被他人知晓, 后来逐渐形成斡旋受贿, 形成裙带关系。官员也越陷越深, 有越来越多的把柄在别人手中, 对国家政权构成进一步的威胁。
(二) 驳反对论者, 论性贿赂入罪的可行性
性贿赂是否构成犯罪, 是否应该纳入法律的调控范围, 一直以来理论界都存在着截然不同的观点。反对者认为, 首先, 贿赂应局限于财物的范围;其次, 对性贿赂进行刑法规制会侵害女性权益;再次, 将性贿赂纳入刑法的调整是对个人隐私的侵犯;第四, 性贿赂应该是道德调整的内容, 和法律无关根本就没有关系;第五, 性贿赂取证太难, 就我国目前的侦查技术和取证的方法, 是很难收集到可以形成完整证据链的证据的, 如果只是有一部分的证据, 根本就无法定罪量刑。
从前面的关于性贿赂的特征能够看出, 第一, 性贿赂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这是与我国刑法所规定的一个行为构成犯罪的实质条件想符合的, 可以纳入犯罪的范围。第二, 随着社会的不断进步、经济的快速发展, 性贿赂已经不仅是光凭人们的道德能够调整的, 我们需要将其纳入法律所调整的对象。第三, 法律是道德的最低底线, 对性行贿予以惩罚和教育不违背刑法的谦抑性。第四, 对性贿赂治罪是为了更好的保护妇女权益, 使她们不再那么容易像财物一样被利用, 从而成为交易的工具, 可以更好的增加妇女的自信感。第五, 像前面所说的那样, 性贿赂的发生不容易被发现, 很隐蔽, 不过证据具有客观性, 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 只要侦查人员有更高的技术和侦查手段, 更加细心理智的分析每一个证据和环节, 就一定能找到犯罪分子的蛛丝马迹并将犯罪分子绳之以法。第六, 民意不可违, 法律本来就应该是人民意志的表现。并且有相关学者对关于性贿赂是否应该纳入犯罪做了民意调查, 相关数据表明绝大部分人都是同意其入罪的, 可见, 将性行贿纳入犯罪已是众望所归。
三、关于“性贿赂”入罪的立法建议
基于以上论述, 可以对我国的现行刑法作如下修改意见:
(一) 将《刑法》第385条中的“财物”修改为“利益”: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利益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第389条也修改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以利益的, 是行贿罪。通过意司法解释的形式对“利益”作出明确的规定, 即不仅包括物质性利益, 如金钱财物等, 而且也包括非物质利益, 如人格尊严、商业信誉、性贿赂等。
(二) 可以借鉴现在国际上的立法经验, 将《刑法》第3 8 5、3 89条中的“财物”通过立法的形式明确的可以修改为不正当利益或者报酬: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索取他人不正当报酬或利益的, 或者非法收受他人不正当报酬或利益,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是受贿罪。第3 89条也修改成: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不正当报酬或利益的, 是行贿罪。这样不仅能跟国际接轨, 还顺应了时代的潮流。
(三) 第三种方式是直接在《刑法》的第385条增加第三款: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便利向他人索取或接受他人性贿赂, 为他人谋取利益的, 以受贿罪论处。在第389条中增加第四款:因被勒索或为谋取不正当利益, 给予国家工作人员性贿赂的, 是行贿罪。我们党和国家目前和今后很长一段时间内的一项重要任务是惩治腐败, 进行廉政建设。因此面对性贿赂的危害, 我国应当尽快的将性贿赂纳入法律调整范围之内, 以减少其对社会的危害性、提高司法行政效率。
参考文献
[1]赵秉志.香港法律制度[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1997.
商业贿赂论文 篇5
[摘要]商业贿赂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是商品经济发展的负面影响，商业贿赂出现以来，各国都采取措施加以禁止，世界各地的相关立法就足以鉴证各国当权政府对商业贿赂的重视。笔者在此，仅以个人观点，试着从商业贿赂的概念，特征及其构成要件入手，剖析商业贿赂的形成原因及其本质，阐述商业贿赂对经济秩序的破坏和带来的不良影响，并
结合国情，从我国有关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立法情况，试着以维护公平竞争的市场秩序为目的，就现行相关立法，浅析我个人的看法。
[关键词]概念特征要件原因危害形式立法
早在人类社会进入私有制的阶级社会以后，一些人为了达到政治、经济目的或谋取其他利益，就开始向国家官吏贿赂。我国古代奴隶社会的西周时期就有贪污贿赂的记载，《尚书·吕刑》中所谓“五过之疵”中的“惟货”，即指官吏接受贿赂。《汉书·刑法志》中也有“吏坐受赇枉法”的记载，《说文》解：“赇，以财物枉法相谢也。”可以说，有学者甚至认为，中国的二十四史从另一个视野看实际是一部贪污贿赂史。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及法律特征
商业贿赂是贿赂的一种形式，是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而逐步产生和发展起来的经济现象。在当今世界各国，商业贿赂行为是普遍存在的，已成为最主要的一种贿赂形式，在市场经济高度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大量揭露出来的政治丑闻都与商业贿赂有关，如美国洛克希德公司向日本前首相田中支付160万美元，导致日本对田中提起刑事指控，而且牵连了三名国会议员，震动了日、美朝野内外，在拉美与东南亚经济发展中国家，商业贿赂现象也比较严重。在我国改革开放后，经济竞争日渐激烈。由于市场机制不健全，拜金主义和“官本位”，“权本位”等腐朽文化思想的影响和管理法规的滞后等原因，曾在我国计划经济体制下较长一段时间内几乎绝迹的商业贿赂行为又重新出现和泛滥，成为严重破坏竞争秩序，腐蚀干部队伍，侵蚀党的肌体，为广大人民群众切齿痛恨的社会公害，运用法律手段有效制裁商业贿赂行为，维护党的形象，保障经济健康发展，是非常必要的和迫切的。
（一）商业贿赂的概念
《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对商业贿赂行为作出了禁止性规定，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经营者销售或者购买商品，可以以明示方式给对方回扣，可以给中间人佣金。经营者给对方折扣、给中间人佣金的，必须如实入帐。接受折扣、佣金的经营者必须如实入帐。”该规定分为两款，可以划分出三层含义：第一款前段，即“经营者不得采用财物或者其他手段进行贿赂以销售或者购买商品”，是对一般商业贿赂的禁止性规定；第一款后段，即“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回扣的，以行贿论处；对方单位或者个人在帐外暗中收受回扣的，以受贿论处”，是对商业贿赂的典型形态——回扣作出的专门规定；第二款表面上是直接规范折扣和佣金的，但其目的显然是对商业贿赂与折扣、佣金的法律界限的划分。
由此可知，商业贿赂就是指在市场交易中，经营者采用财物或其他手段在帐外暗中给予对方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得交易机会或有利于交易条件的不正当竞争行为。
（二）商业贿赂的相关法律特征
1．商业贿赂行为是行为人主观上出自故意，以排挤竞争对手为目的，客观上通过秘密的方式向个人或单位支付财物的行为，其所支付的金额款项通常以伪造财务会计帐册等非法形式进行掩盖，具有隐蔽性。
2．商业贿赂行为具有违法性。该行为是在帐外暗中进行，帐外即不入正规的财务报表，暗中即在合同，发票中不明确表示，最后进入个人腰包或者单位小金库。它违反了国家的有关财务、会计、廉政等方面的法律、法规。
3．商业贿赂行为大都发生竞争激烈的行业，如大宗买卖房地产等，借此对交易行为施加不正当影响，使自己在竞争中居于优势地位，击败竞争对手，促成交易。
二、商业贿赂行为的构成要件
在《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实质上已经把商业贿赂的内涵描述出来，只是没有以下定义的方式进行规定。《关于禁止商业贿赂行为的暂行规定》第2条第2款也以定义性规范的形式对商业贿赂进行了解释。从上面规定来看，商业贿赂的构成要件须符合下列条件：
（一）商业贿赂的主体方面
行贿人和受贿人是商业贿赂的主体。《反不正当竞争法》第8条第1款前段对于行贿人作出了规定，即“经营者”，但对于受贿人来作规定，作为行贿人的经营者，当然是指交易对方实施交易行为的人，而且，经营者的职工或代理人执行职务时实施的行贿行为就是经营者的行为。
性贿赂的入罪分析 篇6
关键词：性贿赂；社会危害性；利益
一、引发讨论的两个契机
契机一、“雷某不雅视频”事件。2012年被评为官员性丑闻之最的“雷某12秒不雅视频”事件却十分幸运地引发了理论界和实务界关于性贿赂入罪问题的大讨论。该案的基本情况如下：
2012年11月20日，时任A市B区委书记雷某12秒不雅视频在网络上曝光。视频一出引起舆论哗然。同年11月23日，A市新闻办公室通过微博对外宣布："经A市纪委调查核实，近日互联网流传的疑似雷某12秒不雅视频中的男性为B区区委书记雷某。11月23日，A市市委研究决定，免去雷某B区区委书记职务，2013年6月，雷政富被重庆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以受贿罪判处有徒刑13年。视频中的女主角赵某也被A市人民检察院某分院因涉嫌“敲诈勒索罪”被判处有期徒刑2年缓刑两年。关于“性交易”的问题未被列入刑罚。
契机二、10月21日中共中央印发了《中国共产党廉洁自律准则》（以下简称《准则》）和《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以下简称《条例》）。以精炼简洁的词语和准确清晰的描述对党员、党员领导干部的行为做出了明确的约定和要求。进一步清晰了国家法制结构的层次，依法治国、依纪治党，倡导以德为先，倡导极简生活，严格区分法与纪、合规与违规，对党员领导干部提出了更高、更严格、也更清晰的道德要求。不正当两性关系作为严重违反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被列入违《条例》的内容之一，但关于性交易、性贿赂在司法界依然没有明确认知规定，性贿赂是否违法、能否界定为犯罪？我国贿赂犯罪的认定应当如何完善？很显然，这些深层次的问题都需要加以认真研究。为此，本文欲从贿赂范围的界定入手，分析作为一种新型的贿赂类型的性贿赂的入罪可行性，并就我国性贿赂入罪的立法修正方式略述己见，以求教方家。
二、贿赂范围的界定
欲说清性贿赂，必须先是对贿赂作以清晰定义。对于贿赂型犯罪中的贿赂，目前刑法学界对于其范围的界定，大致有三种主流观点：
第一，财物说。有学者认为贿赂仅指金钱和可以用金钱计算的财物，而不包括其他利益。支持者们认为，首先从立法沿革的角度来看，我国的刑事立法自古以来都将贿赂视为财物，其次从语义学上分析可知，“贿赂”一词就是指用来买通别人的财物，再者我国刑法对贿赂犯罪的处理一般采取“计赃论罪”的原则，如果不是财物，就难以计赃，也就难以定罪。
第二，物质利益说，或称有形利益说。“物质利益说”认为，贿赂除了包括金钱等财物外，还包括诸如提供房屋使用权、免费提供旅游等其他物质性利益。支持此说的学者们认为，贿赂虽在词义上来说是指财物，但是其他不是财物的物质性利益也应当纳入贿赂的范围之内，因为物质性利益通常是可以用金钱来估算其价值的。
第三，利益说。又称需要说。认为凡是能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一切利益，无论是有形的还是无形的、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财产的或者非财产的利益，都应该视为贿赂。“非财产性利益”诸如安排子女就业、解决招工指标、提职晋级，乃至提供色情服务等等。
虽然理论界关于贿赂范围问题的争论见仁见智，但笔者认为，要正确界定贿赂的范围，理应从贿赂的本质属性着手。“所谓本质属性，是决定事物之所以形成为该事物并且有别于其他事物是属性①”，本质属性是从众多现象中抽象出来的不以具体的事物变化而变化的内在属性。贿赂犯罪之所以会形成，主要源于行为人对物质利益或精神利益的需求甚或是贪念。作为贿赂犯罪的双方当事人，行贿者和受贿者均不满足于现状而企图通过不法手段谋取预期利益来满足自身的贪欲。行贿者通过各种手段收买国家工作人员，以谋取预期利益；受贿者则依靠自己手中的权力，与行贿者进行交易，来满足自身物质上抑或是精神上的需求。由此可见，贿赂犯罪的本质属性应该是一种权力与利益的交换关系，即受贿者利用享有的国家公权力与行贿者进行交易，以满足自身欲望。
基于贿赂的本质属性是一种“权力—利益交换关系”，因此，若仅以“金钱”或是“私利”作为标准对贿赂进行认定，难免会以偏概全。就受贿者而言，或许只要是能满足自身需求的对价，都愿意拿手中的公权力去与行贿者进行交换。由此观之，“利益说”与行为人真实意图不谋而合。并且收买国家工作人员的手段多种多样，任何能够满足受贿者预期需求的东西都有可能成为受贿者沦陷的工具。相较于财产性利益而言，诸如性贿赂等非财产性利益或许更能让受贿者沦陷，产生更为严重的后果。是故贿赂的范围应当界定为“凡是能满足人的物质或精神需求的一切利益”为宜，而不论利益是物质的或者非物质的、财产的抑或是非财产的。
综上所述，贿赂包含提供性服务、性利益等非财产性利益。假若受贿者向行贿者索取性服务、性利益或者接受他人的性服务、性利益，并为他人谋取预期利益的，同样可以以受贿罪追究其法律责任。这也为性贿赂入罪，使实施性贿赂犯罪的行为人受到刑法惩处提供了可能。
三、性賄赂的入罪可行性
“行为具有一定的社会危害性，是犯罪最基本的特征。如果某种行为根本不可能给社会带来危害，法律便无必要将其规定为犯罪，也不会对它进行惩罚②”。客观评价一个行为是否具有社会危害性以及是否达到严重程度，涉及到对社会危害性基本内涵的综合判断。性贿赂作为一种新兴事物，我国刑法还无法对这一严重侵害公务人员廉洁性的行为予以定罪处罚。而在实践中，性贿赂所具有的诱惑性，以及它可能对社会造成的危害，使得其较之单纯财物贿赂有过之而无不及。在民众生活水平大幅提升的今天，财产性利益的诱惑性已大不如从前，诸如性贿赂等新型贿赂方兴未艾。近年来检察机关统计数据表明，被查处的公务人员中有95%的落马者有情人，腐败的党政干部中有60%以上与包养情人有关。由此可见，性贿赂已成为当今贪污贿赂案中一个新的风潮，其对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蚀力不容小觑。基于性贿赂具有如此严重的社会危害性，也使得刑法规定其为犯罪行为提供了正当性依据。
目前来看，性贿赂的方式主要有两种：第一种，亲为式性贿赂，即行贿人利用自身姿色、自荐枕席、投怀送抱，向受贿者提供性服务，以求谋取预期利益回报。第二种，雇佣式性贿赂。所谓雇佣式性贿赂，是指行贿者出资雇佣第三人为受贿者提供性服务、出资为受贿者包养固定情人或者为其支付性服务的相关费用，目的是为了获取一定的利益回报。然不管是何种类型的性贿赂，均具有权色交易、谋取预期利益的目的性，以党政领导干部为主要猎取对象的指向性，以及以色寻租的实质性。性贿赂对猎取对象的诱惑力、破坏力、腐蚀力是其他任何贿赂方式都无法比拟的。性贿赂不仅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秩序，还损害了党和国家的形象，败坏了党风政风和社会风气，其社会危害性可见一斑。这种严重污染社会风气的性贿赂行为理应受到法律的制裁。
四、性贿赂入罪的立法思考
当前性贿赂还有滋生、发展、蔓延的空间和条件，要遏制性贿赂现象，除在道德层面加强思想伦理教育外，最基本的还得依靠法治，让涉事者付出相应的法律成本。因而，将性贿赂纳入刑法调整范围已刻不容缓，但是通过何种方式对性贿赂予以规制，学者们提出了如下几种观点：
第一，在贿赂型犯罪中单独设立一项“性贿赂”规定，作为贿赂犯罪中一个从重或加重的情节来处罚。这种立法模式有着一定的科学性，它可以简化司法实践上的操作难度，将非财产性利益纳入贿赂的范围，可以有效地打击那些权色交易行为。但这种立法模式也存在一些弊端。因为情节犯是基于基本犯而言的，没有基本犯情节犯就无从谈起。而现行刑法对贿赂罪的规定是以财物型贿赂为基本模式，若照此观点，情节犯只能在财物型贿赂的基础上再违反性贿赂的规定，即所谓的贪财又贪色，才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依据罪刑法定原则，对于那些只贪色而不贪财的国家工作人员，性贿赂行为就没有依附的基础，难免会造成社会不公。
第二，将“性贿赂”确立为独立的罪名。对此观点，虽然有利于打击性贿赂犯罪，但也存在其弊端。首先，笔者在上文中已经对贿赂的本质特征作了深入的分析，不管是财产性贿赂还是性贿赂其本质都是一种权力—利益交换关系，同属于贿赂犯罪，没有必要单独设立性贿赂罪。其次，性贿赂作为非财产性贿赂的一种，倘若立法单独设立性贿赂罪，虽然凸显了性贿赂的严重危害性，但现实社会纷繁多变加之法律的滞后性，一旦出现新形式的贿赂，势必还要通过立法方式设立新型的贿赂犯罪罪名，这不符合刑法的严谨性和稳定性的特点，而且有可能会造成刑法体系的臃肿。
第三，不在刑法条文下增加条款，而是通过两高的司法解释将受贿罪中的财物作扩张解释，把性贿赂包括进去来解决性贿赂入罪的问题。这种立法模式的优点就在于维护了刑法的相对稳定性。在性贿赂还没有被确立为犯罪的情况下，司法解释结合司法实践，将贿赂犯罪中的财物作扩张解释，弥补了立法的不足。但是这种模式也存在很大的缺陷。根据罪刑法定原则的要求，扩张解释不能超出条文所“可能具有的含义”，而从逻辑学角度来看，无论怎么扩张解释财物的含义，性贿赂也不可能纳入财物的范畴。
第四，对现行刑法进行修改，将受贿罪中的财物改为利益，然后对利益做出立法解释，既包括财产性利益也包括非财产性利益，在非财产性利益中列举“性贿赂”。笔者赞同该观点，因为这不但有利于对新型贿赂犯罪进行合理规制，符合刑事立法简要、严谨的特点，同时在司法实践中也便于操作。研究比较发达国家和地区的立法例，现今世界上大多数国家均采取此种模式。性贿赂以这种方式入罪在凸显开放性的同时又不失灵活性，符合世界打击贿赂犯罪的立法趋势，也有利于我国完善打击贿赂犯罪的制度。当然，根据我国现今的客观实际，将所有非财产性贿赂纳入刑法规制不可能一蹴而就，这就需要全国人大常委会根据现实情况，对贿赂的范围及时作出立法解释，以有效打击近年来兴起的新型贿赂犯罪。
注释：
[1]段启俊、郭哲.法律逻辑实用教程.海口：南方出版社，2011.8，第25页.
[2]高铭暄、马克昌.刑法学.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0.6，第48頁.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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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陈义平，戚红娟.关于性贿赂研究中的几个理论问题.中国性科学.2007，1，16（1）.
[5]薛芳.性贿赂入罪的应然性探究：[中国政法大学硕士学位论文].北京：中国政法大学，2011.
关于我国性贿赂的法律思考 篇7
1、性贿赂的概念
《现代汉语词典》对于性贿赂的解释为:“以满足有权势的人的性欲为手段变相进行的贿赂。”
笔者认为,性贿赂应该包括性行贿、性受贿以及介绍性贿赂。狭义上讲,性贿赂是指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或职务便利,索取性服务或者接受性服务,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或者是行为人本人或利用第三人主动或被迫向国家工作人员提供性服务,利用国家工作人员职务之便谋取不正当利益的行为。广义的性贿赂主体不仅包括国家工作人员,还包括公司、企业、事业单位、社会团体等组织的工作人员。
2、性贿赂的特征
(1)交易对象的特殊性
性贿赂的对象是行贿人向受贿人提供的性服务,而行贿人正是基于此特殊的交易对象来利用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或者是权力优势来实现自己的目的。这种对象与普通的贿赂犯罪区别开来,这是一种非财产性利益,不能简单的将其物化。
(2)具有很强的私密性
性贿赂必定与性服务相关联。所以此类案件一般都是秘密的进行,不会侵犯公众的性感情,不会侵犯公共秩序。正是由于秘密进行,关于此类案件,检察机关调查取证时往往比较困难。
(3)职务的关联性
性贿赂的主体是国家工作人员,他们正是利用手中特有的职务等权利来换取性利益。受贿人提供性服务就是为了能达成自己的目的,获得一定的财物或利益。不管主体的主观目的是什么,但他们都要基于职务这一客观方面,利用职务上的优势来实现主观利益。
(4)很强的腐蚀性
性贿赂是可以满足受贿人某种生理或者情感精神需要的利益。在某一方面,“性”是人不可或缺的一种正常的生理本能,对于一些本来作风不够端正的国家工作人员,更加难以抵挡这种诱惑。并且性贿赂一旦成为事实,那么就不能消除,成为客观事实,造成的伤害在事后难以补救。
3、性贿赂的危害性
性贿赂作为一种贿赂行为,具有强烈腐蚀性腐败行为,从社会的角度讲,性贿赂对于社会的严重危害性是不言而喻的。从国家政权的高度来讲,性贿赂会严重破坏党的廉洁性,影响贪污腐败工作的进展,损害党同广大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性贿赂对我国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社会伦理道德带来严重的冲击,性贿赂纳入刑法规制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二、我国性贿赂应否入罪的争议
1、现行刑法关于贿赂的内容物规定存在的问题
现行1997年刑法第385条规定,受贿罪的对象只限于“财产性利益”。受贿罪所侵害的法益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不论是财产性利益还是非财产性利益都能对廉洁性造成侵犯。贿赂的本质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对价,是不法报酬,应当包括能满足人内心欲望以及精神的一切需求,性服务理所当然是可以满足人身体或心里欲望的,因此,将国家工作人员出卖公共权力来换取性利益规定为受贿罪,完全符合受贿罪的实质。
2、性贿赂应当入罪
笔者认为性贿赂应当定罪处罚。(1)根据我国刑法理论的通说,要构成犯罪,就要符合犯罪构成具有法益侵害性,同时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性贿赂作为一种典型的权色交易,双方有明确的认知,是当事人所积极主动追求的结果,符合法理。(2)并不违反刑法谦抑性原则。性贿赂的本质特征决定其入罪完全符合这一标准,如果不加以法律制裁,则必定引起其他犯罪,严重阻碍司法部门对贿赂犯罪的惩治和防范。(3)取证难和量刑难应该是可以化解的。在目前国情下,性贿赂侦查的难度比一般性贿赂更难,会大大增加司法成本。
三、我国性贿赂入刑的查处建议
1、加强群众监督
司法机关和国家工作人员要加大普法力度,使人们对于性贿赂有正确的认识,建立起法律概念,增强法律意思和法制观念,对于不正当的男女关系不能还只停留在道德层面上。要充分发挥媒体的作用,增强人民参政议政的积极性,形成有效的监督机制。
2、创新侦查技术
性贿赂的特征具有互证性,不稳定性,私密性以及伦理性决定了此类案件的侦查难,取证难。所以要创新侦查技术,解决好这些难题,避免冤假错案的发生。
(1)完善相关的证据规则。要保障和实施非法证据排除原则,证据必须要注重程序性和法定性,完善出庭作证的证据。
(2)要转变侦查观念。在侦查阶段不能过分的依赖口供,建立起多种证据收集法规。要加大技术手段的使用,有效的控制刑讯逼供。
(3)鉴定制度方面要进行统一管理和修订对于鉴定意见要落实到个人负责的制度。要建立完善的监督机制,进一步保证侦查的有效科学进行。
(4)加大司法改革力度,创新工作方法。性贿赂入刑,司法机关会被赋予较大的自由裁量权,所以必须提高司法工作人员的整体素质,强化证据意识,健全监督机制,增强司法的公正性。
摘要：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生活的日益丰富,促使了贿赂的手段与形式花样的翻新。贪污贿赂案件中许多涉案官员在贪污腐化的过程中都有接受或索取性服务的行为。然而我国性贿赂并未入刑。本文从性贿赂的概念、特征、危害论证了性贿赂入刑的必要性。
关键词：性贿赂犯罪,权色交易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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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贿赂的非罪性探究 篇8
一、性贿赂入罪缺乏现实典范
(一) 性贿赂案例探究
实践中, 性贿赂有四种方式, 第一种直接性贿赂, 即行为人自己直接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 获取利益, 如李某性贿赂成某某, 蒋某某性贿赂各级上司等。第二种是付费的间接性贿赂, 即行为人出钱请第三者, 通常是卖淫人员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 以获取利益, 胡某某就接受了很多下级提供的此类性贿赂。第三种是间接性贿赂, 即行为人与第三者形成利益共同体, 由第三者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 以获取利益, 如张某某案件中, 妻子提供性贿赂, 丈夫升迁的案例。第四种是混合性贿赂, 即行为人既直接或间接向受贿人提供性服务, 也给予受贿人财物, 获取利益, 如某市女公安局长安某某接受双重贿赂的案例。[3]对于第二种情形来说, 应认定为现行刑法中的受贿, 在实践中也是这么判的。如某市丁某与城建发展有限公司副总经理温某建立了较好的关系后, 就常带温某一起去嫖娼, 费用均由丁某支付。后来, 丁某直接将钱放在温某所住房间的枕头下, 由温某自己支付, 温某以这种方式共收受丁某所送人民币共计13次, 累计9500元, 作为回报, 温某为丁某争取了数个建设工程。而后, 检察院以受贿罪对温某提起公诉, 并将其收受的9500元嫖娼费计入受贿额, 法院审理后, 认为温某利用职务之便, 非法收受包括嫖娼费在内的他人财物3万余元, 破坏了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和正常管理活动, 其行为已构成受贿费。在此情形中,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服务, 由他人埋单, 与国家工作人员收受金钱后, 自己去嫖娼, 在实质上没有任何差别, 性只不过是它的表象, 其仍然符合权钱交易的本质特征。而对于第一种第三种及第四种情形中的典型的直接的权色交易行为, 笔者认为不构成犯罪。
(二) 性贿赂立法实践
首先在我国刑法中, 并未规定性可以成为贿赂物, 也并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规定, 性可以成为贿赂物, 同时, 最高人民法院有关负责人还表示:“《意见》不可能穷尽现实生活中所有形式的贿赂行为, 而且可以预见新的贿赂手段还会不断出现, 准确适用法律惩治各类受贿行为, 关键在于把握两点:一是受贿的权钱交易本质, 二是宽严相济刑事政策。”[4]所以将性贿赂入罪, 并没有法律上的依据, 反而有违背罪刑法定原则之嫌。其次, 从目前刑法规定来看, 与性交易相关的卖淫与嫖娼并没有入罪, 而是由行政法来调整, 对于通奸这种情况来说, 行政法都无法进行干预, 只能是依靠道德来调整, (而“性贿赂”从“性”的表现形式上说, 其实质是一种通奸行为) 这无不体现出法律尤其是刑法在处置涉性行为上的谨慎。再次, 从国际范围来看, 真正将性贿赂入罪的只有日本的一个法例, 日本的《刑法》第197条规定, 能够满足人类需要的一切利益, 包括财物, 艺妓表演, 性服务等等, 都可称为贿赂, 但是日本的这种规定, 与日本人对性的特有认识及其色情产业合法化的现实状况是大有渊源的, 也就是说, 它的这种规定有其特殊的国情需要。除此之外, 尽管美国在其《刑法》, 《反歧视法》中规定了如果官员接受了女性当事人的性服务, 不论他是否滥用权力给予回报, 至少他再也不能担任政府公务, 但这也不属于是刑罚处罚。《联合国反腐败公约》也并没有对贿赂的范围作出具体规定, 其第一章第二条“术语的使用”部分指出:“公约所指的‘财产’系指各种资产, 不论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 动产还是不动产, 有形的还是无形的, 以及证明对这种资产的产权或者权益的法律文件或者文书;‘犯罪所得’系指通过实施犯罪而直接或间接产生或者获得的任何财产。”都没有提到任何非财产型利益。[5]而且从我国司法实践来看, 包含性贿赂情节的贿赂犯罪必然伴随严重的经济犯罪, 性贿赂往往与钱财贿赂相伴, 是钱财贿赂案件中的附带成分, 而纯“性贿赂”案件是绝无仅有的。[6]还有学者也指出, “性贿赂”问题的实质不在于性的问题, 而是性背后的“权”问题和“钱”问题, “性”不过是一种表象。[7]基于此, 对“性贿赂”的刑法处罚在现实上并不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二、性贿赂入罪缺乏理论支持
(一) 有违性权利
两性行为本身具有权利性, 性自主权是一种天赋人权, 是自然人在遵守法律和公序良俗的基础上, 按照自己的真实意愿决定其性行为, 排除他人非法干涉的一项具体人格权。[8]目前我国刑法对这种性自主权的维护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一是自愿性, 比如违背这种自愿性可能构成强奸罪强制猥亵侮辱妇女罪等, 二是年龄限制性, 比如即使是在自愿的基础上, 但与明知是不满14周岁的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 也可能会构成强奸罪, 强制猥亵儿童罪, 第三个是私密性, 性是一种私密的东西, 这种私密也源于它的神圣性, 而公开淫乱的行为, 因侵犯了性本身的神圣性及大众的感情而可能会犯聚众淫乱罪。同时, 人类的性权利, 除了性自主权外, 还有很重要的一个权力是性公平权, 不分生理性别、社会性别、性倾向、种族、社会阶级、宗教信仰等, 不论是普通老百姓还是国家工作人员在性权利面前都是平等的, 对普通老百姓在性上的约束和包容对国家工作人员来说也应该同样适用。而对于普通老百姓来说, 性权利行使中的问题主要是借助道德来调整,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来说, 除了受道德的约束外, 还要受到党规党纪的制约, 若要将其上升到刑法的高度, 那将有侵犯其性权利的可能。
(二) 有违刑法理论
我国学者张明楷教授认为, 只有符合下列条件才能按犯罪处理:第一, 实质条件;第二, 没有其他制裁力量可以代替刑法;第三, 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 不会使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第四, 要求对犯罪行为尽量采取客观的记述规定;第五, 如果采取其他方法更有效, 就不能将这种行为规定为犯罪。[9]性贿赂并不符合这五个条件, 比如对于第三点来说, 运用刑法处罚这种行为不会使公民的自由受到很大限制而言, 笔者认为对性贿赂的入罪化必然走向它的反面。性贿赂入罪后, 在打击面上会无限的扩大干扰到正常的私人生活。但从根本上来说性贿赂并不符合入罪的实质条件, 即要求行为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
1. 有违犯罪论
所谓社会危害性是单就行为本身的客观属性而言的, 其判断仅仅根据行为对我国刑法所保护的社会关系或者说法益造成的实际危害或者现实威胁。[10]就性贿赂而言, 的确对刑法所保护的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造成了损害, 但这种损害并未达到要受刑法处罚的程度。正如, 有的学者指出, 刑法中所有的犯罪行为都是具有恶害即社会危害性的行为, 但是, 却不能说每一种具有社会危害性的行为都是刑法中的犯罪。[11]拿受贿罪来说, 它本身是一个数额犯, 但并不是拿了钱就一定构成受贿罪, 必须达到一定数额并满足刑法规定的其他条件才有可能判处受贿罪, 而事实上只要拿钱了就侵犯了国家工作人员的廉洁性, 只是这种侵犯未必到达要受刑法规制的量的程度。对于性贿赂而言, 性本身是不可量化的, 这种不可量化性本身就为其不为刑法调控提供了依据。
从另一方面来说, 性贿赂行为是一个不断推进和演化的过程, 随着这种性服务的进行, 其中还剩多少交易的成分, 多少感情的成分, 具有不定性, 这种不定性, 就决定了性贿赂行为对刑法上所保护的职务廉洁性的侵犯也并不是绝对的, 基于感情之上的性行为使其原本的目的性和功利性有所淡化, 而危害性也必然减弱。
2. 有违刑罚观
从刑罚的角度来说, 性贿赂也应排除在刑法之外。陈兴良教授从刑罚的角度论证刑法调控的范围, 他认为, 一般来讲, 具有下列三种情况之一的, 就说明不具备刑罚的不可避免性:一是, 无效果;二是, 可替代;三是, 太昂贵。[12]
对性贿赂施以刑罚首先来说太昂贵。性贿赂很难收集证据, 口供的可信性较差, 而利用监控邮件电话短信等技术手段, 有可能使得侦察权没有制约, 对个人的隐私权造成侵犯, 对性贿赂的刑罚处罚代价是巨大的。再从可替代性上说, 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法规都有对权色交易的规定。胡某某之流之所以大搞权色交易, 达到如此地步主要原因在于未能及时受到纪律处分。要想真正遏制权色交易, 重要的是保证党的纪律处分条例和行政法规得到严格执行, 而不是等到犯“男女关系”错误的国家工作人员成长为权色交易的腐败分子后再定罪处罚。这样的刑罚必定也是无效果的。有学者指出, 如果设立性贿赂罪名, 必将成为保护贪官的手段。不过是试图突破可计价的性交易, 扩大其外延, 纳入可以根据主观随意确认的性行为、性关系, 这样, 就会把与贪官发生性行为的几乎所有女性都纳入到打击范围, 表面似乎强化了反腐, 但实际将是对这些女性形成刑事威慑, 使其不敢举报在性关系中所了解的贪官腐败行为, 不敢坦白所牵涉的事件, 不敢主动作证。[13]
笔者认为, 国家工作人员接受性贿赂, 可以将其涉性的行为与用私权的行为分别定性处理。之所以可以将一个性贿赂行为这样区分, 是因为笔者认为性贿赂中的性行为与受贿者的用私权行为并不存在必然的联系。正如有些学者认为的, 与通常贿赂形式的金钱交易不同, 金钱虽也有一定的人情往来情况, 但一般情况下对于没有特别亲密感情的人而言, 其投资与回报的关系比较明显就能看出来。但是“性贿赂”行为本身的过程具有快感, 也就是说就一般人而言, 两情相悦本身就是目的, 而且也不以认识的时间长短, 感情是否浓厚作为判断的标准, 这是可以理解的人之常情。所以在国家工作人员索要性贿赂或者接受性贿赂的行为, 在没有触犯国家和人民的实际利益下, 应该还是依靠党规党纪, 公务员法, 以及其它职业法律法规等来调整。而性受贿者接受性贿赂后又滥用权力的行为, 可以单独定罪, 比如滥用职权罪, 玩忽职守罪, 挪用公款罪, 以及徇私舞弊罪等来惩治。
摘要：性与贿赂并没有必然的联系, 从人类的性权力, 构成犯罪的条件, 以及刑罚的实践价值等方面入手, 笔者认为, 性贿赂不构成犯罪。对性贿赂的惩戒, 更多要依赖于党规党纪, 道德教育, 刑罚的适用则是要针对那些滥用私权严重触犯国家和人民利益的职务行为。
性贿赂的入罪困境及解决方法 篇9
“性贿赂”至今没有法律明确概念, 在学界有关“性贿赂”的概念界定比较混乱。而在《现代汉语词典》中, 关于“性贿赂”的解释为:“以满足有权势的人的性欲为手段变相进行的贿赂” (1) 。本文认为, 这一定义不够专业化。如要在法律层面上界定“性贿赂”这一定义, 应当参照刑法关于贪污贿赂相关规定, 即:“国家工作人员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强迫或者接受他人非法提供的性服务, 并为他人谋取利益的行为。”
这里的性服务, 既可以是行贿人亲自提供, 也可以是行贿人雇佣他人提供。这里“强迫”所指的强度也相对较弱, 否则应当以强奸罪定罪量刑。而相比普通贿赂的“钱权交易”, “性贿赂”犯罪有以下几个特点:
(一) 隐蔽性
在一般情况下, “性贿赂”的发生往往只在行贿人与受贿人之间, 如果双方当事人不主动向外界透露, 第三人很难知晓。在法律实践中, “性贿赂”问题及时被暴露出来后, 如果当事人矢口否认, 在缺少强有力的证据支撑的前提下, 除非是存在另有其他犯罪行为并存处理的情况。单纯的“性贿赂”的处理往往也只是以“私生活不检点”、甚至是“冷处理”的方式解决。正是因为“性贿赂”拥有极强的隐蔽性, 造成了风险小、违法成本低等特点, 从而导致当今社会“性贿赂”发生的频率越来越频繁。
(二) 社会危害性
相比于普通的财物贿赂, “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更大。在普通贿赂中, 如果受贿人及时在收受贿赂后及时醒悟, 将财物及时上缴, 主动承认错误, 一般能将损失降到最低。而在“性贿赂”中, 一旦成为事实, 那么由于其客观性, 其造成的损害即为不可逆转的, 而行贿人甚至可能以此相要挟强迫受贿人就范。同时“性贿赂”行为一旦被曝光, 其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也会大于普通的财物贿赂, 例如发生于2012年发生于重庆的“雷政富”案, 其不雅视频的曝光造成轩然大波, 同时对于政府官员造成了长期负面的影响。可见“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远远大于普通的财产犯罪。
(三) 非财产性
普通的财物贿赂类犯罪的本质是“钱权交易”, 而“性贿赂”犯罪的本质是“权色交易”。在法律实践中, 由于传统刑法对于贿赂类犯罪情节依赖于具体金额, 由于“性贿赂”的非财产性, 其定罪量刑往往会出现分歧。难以做到“罪责刑相适应”。
二、“性贿赂”认定困难
(一) 入刑难
在刑法学界, “性贿赂”是否入刑的争论由来已久。反对者认为, “性贿赂”应当属于道德调整范畴。应当通过社会监督和舆论谴责进行调节, 如果将“性贿赂”行为“入刑”, 将会损害到刑法的“谦抑性”。
(二) 定罪难
即使真的将“性贿赂”行为“入刑”。在实践中也会碰到阻碍。首先, 由于“性贿赂”行为有极强的隐蔽性, 在现有侦查手段中证据收集能否达到刑事诉讼法规定的“证据确实充分, 排除合理怀疑”的要求尚成问题。其次, 如何区分正常的恋爱关系与“性贿赂”行为也是一大难点, 在不少案件中, 由“性贿赂”转变成恋人关系的案例不在少数;同时如果这两者关系处理不好更容易产生冤假错案。如果法律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无疑是对于人们支配自己情感权利甚至是性自由权的一种侵犯。也正是因为“性贿赂”行为难以定罪, 所以在众多案件中, 法院判决往往对于“性贿赂”行为避而不谈。例如在安惠君受贿案中, 检察机关只调查贪污受贿行为, “是否涉嫌接受性贿赂不属于检察机关侦查范围, 没有调查, 也没有最后证实” (2)
(三) 量刑难
“性贿赂”量刑也存在困难。由于传统刑法对于贿赂类犯罪定罪量刑是基于受贿金额计算, 而“性贿赂”由于其特殊性无法估量出具体金额。如果法律法规强行规定“性贿赂”的具体金额价值, 此举不仅侵害到了“性”的纯洁性、无价性、非财产性, 相比之下法律规定与卖淫嫖娼中定价又有什么本质上的区别?但是如果法律对于“性贿赂”定罪量刑不作具体规定, 往往会发生“同案不同判”的结果, 从而违背“罪责刑相适应”的要求。
三、“性贿赂”入刑之争
随着全球贪腐问题日益严峻, 我国贪腐类犯罪已呈现上升之势。最高人民检察院曾发布一组数字, 2014年1月至11月, 全国检察机关共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30414件, 共计39533人, 同比分别上升11.7%和7.1%。其中包括县处级干部3077人, 同比上升36.3%。 (3) 可以说我国反腐局势不容乐观, 随着我国反腐工作的深入, 贪腐类犯罪必然会更加隐蔽, 难以察觉。而“性贿赂”拥有非常强的隐蔽性, 在未来“性贿赂”必然会成为受贿罪的主要方式之一。如果没有刑法的约束, 必然会成为法律漏洞, 给社会造成难以估量的损失。
四、解决“性贿赂”入刑难的具体方式
“性贿赂”作为一个严峻的社会问题, 应当“入刑”。对于“性贿赂”的入刑。应当从“入刑难”、“定罪难”、“量刑难”三个方面解决具体问题。
首先是“入刑难”问题。有观点认为“性贿赂”的社会危害性充其量与通奸行为相当, 应当属于道德调整范畴。这一观点太过片面, “性贿赂”不能只从“性”这一表面行为来分析其社会危害性, 而应当重点把握“贿赂”二字, “性”只是“贿赂”的手段, “性贿赂”的本质是“权色交易”, 在日常法律实践中, 只要涉及到“权力交易”无论是“钱权交易”还是“权色交易”, 同样都危害到国家机关廉洁制度建设。甚至在部分“性贿赂”案件中, 行贿人往往会以“性”作为要挟, 例如采取威胁曝光不雅视频为手段迫使受贿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就范, 造成重大的经济损失。从“性贿赂”本质上来分析, 其社会危害性巨大, 应当受到刑法约束。针对“性贿赂”入刑难的问题, 本文认为可以从以下两种行为任选一种解决;第一种是在原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中扩大受贿范围, 将“性贿赂”纳入刑法打击范围之内;第二种方式就是针对“性贿赂”设立新的罪名。本文认为第二种方法更加稳妥, 由于刑法第三百八十五条针对受贿问题将财物金钱化计算, 如果将“性贿赂”纳入第三百八十五条有将“性”物质化之嫌, 这既是对于“性”无价性的否定, 同时也是与刑法中禁止卖淫嫖娼的规定法理上相冲突。
其次, 针对定罪中收集证据难, 应当改变现有落后的证据收集体系。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 技术侦查手段早已改变了当今侦查模式。诚然“性贿赂”拥有极强的隐蔽性, 而随着技术侦查手段的成熟, 尤其是监控以及身份证日益完善, 有关“性贿赂”的证据收集困难能迎刃而解。而针对“性贿赂”可能会转变为“恋爱关系”这一问题, 可以结合犯罪转化的定义, 将受贿罪转变为滥用职权罪、贪赃枉法罪甚至是渎职罪。
最后针对量刑难的问题, 传统财物受贿罪的确存在依赖具体涉案金额量刑的问题, 这一问题导致传统受贿罪对于“性贿赂”束手无策。对于这一问题, 最好的解决方法是创建新的“性贿赂”量刑标准。例如将“性贿赂”造成的社会负面影响大小以及“性贿赂”带来的具体经济损失大小结合起来定罪量刑。
摘要：自十八大闭幕以来, 随着党和国家加强反腐力度, 一大批官员纷纷落马。值得注意的是在落马的官员中, 不少是和“性”有关。在危害我国国家机关廉政建设的犯罪行为中, “性贿赂”由于其隐蔽性强、社会危害性大而逐渐被人们所重视。然而在具体案件处理中, 由于我国刑法缺少有关“性贿赂”的法律规定, 在法律实践中, 性贿赂的认定及定罪量刑往往会陷入困境。本文通过分析“性贿赂”概念及特征从而找出“性贿赂”认定及定罪量刑困难的原因并提出具体的解决方法。
关键词：性贿赂,隐蔽性,社会危害性,入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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性贿赂 篇10
一、性贿赂的概念和特点
性贿赂, 顾名思义就是以性交易作为主要手段, 并从中获得相应的利益。在这一体系中, 行贿者以自身利益为目的, 并以性交易作为主要手段;而性受贿者则利用职务上的便利, 接受性服务者, 并为其谋取相应的利益。
性贿赂有以下三个特点:首先是交易性。性贿赂中具有浓郁的功利色彩, 是一种权色交易的行为, 而性是行贿者的主要筹码, 相应的利益是其主要的目的, 正是这样的交易赋予了性贿赂浓郁的社会色彩。性, 是一个有关生物生殖的概念, 普通的性行为是一种与道德紧密挂钩的行为, 在这里, 之所以将性行为称作是贿赂, 就是因为其中不正当的权色交易。其次是隐秘性。这是很多贿赂手段的共同特征, 但与其他相比, 性贿赂的隐秘性则大得多, 因为这是仅发生在进行交易的两个人之间的事, 甚至还是一件涉及违背道德但却不为法律所明确禁止的事。由于性贿赂自始至终都只涉及两个人, 再加上行为的隐秘性和隐私性, 因此, 这一行为在进行排查时会遇到巨大的障碍。最后是自愿性。所谓的自愿性, 包含两个层次的意思:第一, 双方在进行交易之前就已经有相应的协议, 并非为一方强迫所为。第二, 双方对交易的“不合理”性质心知肚明, 但仍进行交易。这一自愿性, 充分决定了性贿赂不可能存在所谓的索贿行为。
二、性贿赂入罪之辩合
(一) 性贿赂入罪反对说
是否应该或者能够将性贿赂这一行为入罪, 是当前社会上广泛探讨和辩论的一个热门话题, 在这之中, 反对者和提倡者从各个角度为自己的论点找到了充分的依据。作为一名提倡者, 笔者将从反对者的观点出发, 对其一一进行分析。
反对者之所以支持性贿赂出罪, 主要是从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的:
第一, 性贿赂入罪还存在一定的构成要素障碍。在这一论据中, 反对者列出了两个方面的子论据, 一方面, 有关对贿赂行为的相关立法模式, 目前主要有财物说、财产性利益以及需要说三个方面, 而如何将性这一要素进行界定, 则是目前的法律争议点, 并不确定。另一方面, 反对者普片认为, 性贿赂案例中的性行为是否具有非难性是很难判定的, 因为有些性行为的服务者与接受者之间有可能存在一定的感情基础 (如情妇等) , 而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做出合理而又科学的审判和定罪。
第二, 性贿赂入罪存在伦理障碍。反对者提出“如果把“性贿赂”入罪, 存在着巨大的伦理障碍, 甚至可以理解成是对女性的侮辱”, (2) 他们认为, 将性贿赂入罪的前提是有入罪要素, 而这一要素就是性及其背后的女性, 这相当于将女性与财物等同起来, 而在对性贿赂进行定量和定性的过程中, 无疑要涉及到对性行为的细致过程 (次数、方式等) 进行排查, 这是对其的人格侮辱。由此, 很多反对者认为, 性贿赂更多的应该是一种与道德挂钩的社会行为, 而不适宜将其纳入法律行为的行列中。
第三, 性贿赂的入罪很容易对人权构成侵犯, 违背了刑法的谦抑性。反对者认为:“刑法作为一部最具有强制色彩、最严厉的法, 应当采取谦抑和谨慎的态度。” (3) 除此之外, 大多数反对者从性贿赂是否具有严重的危害性和是否具有应受刑罚的不可避免性来支撑这一论点。他们认为, 与钱财等其他的贿赂方式方式相比, 性贿赂对社会造成的危害显得不是太大。另外, 由于无法对贿赂双方作出适合的刑罚, 因此, 可以将性贿赂纳入到其他的法律中, 不需要将所有的惩罚和法律指引都集中于刑法中, 由此, 他们认为性贿赂具有一定的刑法可避免性。
第四, 性贿赂入罪的调查和取证十分困难。反对者认为, 性贿赂是发生在两个人之间的具有一定私密性的行为, 并且这一行为在事发之后基本上都不留明显的痕迹, 加上我国的司法资源十分稀缺, 相关的取证技术不够先进, 因此, 对性贿赂进行调查和取证的的过程也是一个极度浪费司法资源的行为。
(二) 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分析
从以上的归纳中, 反对者坚决认为:性贿赂不应该轻易入罪, 更应该将其视为一种社会道德行为。笔者认为, 这一观点还存在很大的片面性, 有断章取义和因噎废食之嫌, 性贿赂应该入罪, 可以从以下几点来证明:
第一, 性贿赂的主观恶性和对社会造成的严重危害。性贿赂从本质上来说是贿赂者和行贿者在自愿性的基础上做出的具有主观恶性的行为, 因为这一行为, 无论是从目的、过程和结果来看, 都会对社会造成严重的危害, 而贿赂者明知这一行为会带来危害, 却仍进行精密的计划和实施, 这与刑法中所提倡的故意犯罪是项符合的。另外, 性贿赂这一行为直接导致了政府官员的腐败, 并间接引导一种低下的社会道德风俗, 它利用法律的空隙, 对其造成了严重的猥亵。因此, 我们应该重新审视行贿赂行为, 对其作出必要的法律约束。
第二, 性贿赂入罪具有伦理道德基础。单纯的性关系, 是一种属于道德范畴的概念, 可是在性贿赂的体系中, 权色交易的行为已经远远越出了道德范畴。而在法律体系中, 由于缺乏对性贿赂的明确规定, 因此, 很多人认为性贿赂是游离于法律与道德之间的灰色地带。然而, 法律与道德是评价是非的两种主要手段, 在这之间, 是不允许存在真空地带的, 性贿赂显然已经远远超出了道德的底线, 是道德体系中的失范行为, 应该受道德的调整, 但是, 以社会舆论为主的道德谴责是不具有强制性的, 对性贿赂这样的行为而言, 社会谴责不会起到有效的作用, 因此, 我们充分需要法律这一工具对对进行调整。
第三, 性贿赂入罪并未与刑法的谦抑性相冲突。刑法的谦抑性是指“立法者应当力求以最小的支出————少用甚至不用刑罚 (而用其他刑罚替代措施) , 获取最大的社会效益, 即有效地预防和控制犯罪。” (4) 性贿赂的入罪, 不仅没有违背这一谦抑性, 而且正好是刑法谦抑性的体现, 这首先是因为刑法的谦抑性并不排斥将相关的道德伦理规范上升为刑法规范, 性贿赂中所涉及的两性关系, 虽然在表面上看是道德和精神上的概念, 但是, 就其本质而言, 它是一种贿赂行为, 不论行贿的是财物还是肉体, 都直接导致了社会腐败的滋生和纵容。其次, 刑法的谦抑性也是有一定的前提的, 这一性质的本质是:在有其他手段对某一行为进行调整的情况下, 一般不轻易动用刑法, 而性贿赂在当前而言还是法律中的空白, 几乎没有其它的法律规定, 因此, 将其入罪并为违反刑法谦抑性的原则。
第四, 性贿赂入罪已经有立法先例。性贿赂入罪在我国先古时期就有相应的立法记载:“帝纣囚西伯于羡里, 闳夭之徒患之, 乃求有萃氏美女……因殷嬖臣而献之纣, 纣大悦, 曰:‘此一物足以释西伯, 况其多乎!’乃释西伯, 赐之弓矢斧钺, 使西伯得征伐。” (5) 这是摘自《史记·周本纪》中的我国最早的性贿赂立案记载。自古以来, 我国对性贿赂行为都是予以严厉惩罚的, 这说明性贿赂立法在我国是有历史依据的。另外, 目前, 在我国香港地区, 已经有了相应的性贿赂立案条例。这更加说明了, 性贿赂作为一种违法行为而入罪是有现实依据的。
第五, 性贿赂入罪侦查有相应的技术支撑。在取证难这个问题上, 笔者认为, 可以引用国外以及我国香港地区所用的特殊侦查法, 对性贿赂作专门的侦查, 例如电话监听、电子跟踪、电子监听以及秘密牌照等, 并引入相应的特工对其行贿行为进行秘密录像。以此来获取证据, 以便根据事实对性贿赂的相关人员作出公平合理的处罚。
第六, 性贿赂入罪是人心所向。性贿赂严重超越了社会道德的底线, 在社会上引起了广泛的轰动, 并为人们所深深恶斥。在2007年, 北京枫叶咨询有限公司受中国社会调查的委托, 对全国的公众做了一个专门的调查, 主要搜集针对性贿赂的民意所向, 这份调查的结果显示:69.9%的人认为性贿赂是严重的。其中17.3%的被访者认为“非常严重”。当问到是否应该在刑法《刑法》中增加“性贿赂罪”这一问题时, 有84.7%的公众认为应该增加, 而仅仅有6.2%的公众认为不应该增加, 另外9.1%公众的回答是:不清楚。除此之外, 在2008年3月, 某论坛杂志网上就贿赂的问题展开了以“党政领导干部应该谨防哪些诱惑”为主题的调查, 其中, 性贿赂以1862票高居榜首, 并有92%的受访者表示:坚决不能纵容落马贪官的种种腐败行为。 (6)
第七, 性贿赂入罪有相应的法律依据。《联合国反腐败公约》是任何一个联合国成员所应遵守的, 而就是在这个公约里的第15条有明确的规定:凡是直接或间接向公职人员不正当好处, 以影响该公职人员作为或不作为的都规定为犯罪行为, 而公职人员直接或间接索取或收受不正当好处的, 以作为其执行或不执行公务的条件的, 也被认为是犯罪。 (7)
三、性贿赂纳入职务犯罪之必要性分析
性贿赂的入罪是民心所向并且是具备条件的, 但是, 如何将性贿赂进行归罪也是当前一个重要的议题。在这个问题上, 有的人认为应将其划为独立的罪名, 并加入到刑法中去;还有人认为应将其归入到贿赂罪中。在这里, 笔者认为可以将其归入到职务犯罪中去。具体依据是:
第一, 从性贿赂的犯罪构成分析。性贿赂的客体, 很明显是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性, 对于国家工作人员而言, 廉洁奉公是其工作的首要原则, 若有任何行为对这一原则构成了威胁, 都应该被严肃处理。而性贿赂以一种新的犯罪形式, 直接威胁到了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廉洁。另外, 从客观条件来看, 性贿赂是一种建立在职务权利上的的权色交易, 受贿者正是利用自己职务上的便利, 为提供性服务的行贿者谋取利益, 这明显是对职务权利的亵渎, 与当前所有的职务犯罪法的相关条例相符。最后, 主观条件来看, 性贿赂的双方对这一行为带来的后果心知肚明, 却仍知法犯罪, 在主观意识上, 是具有恶性的, 而这一主观意识的实施, 是通过对职务的亵渎。
第二, 从性贿赂的危害点分析。性贿赂这一行为本身就具有很大的社会危害性, 但这一危害性的着力点却是各不相同的, 在道德体系里, 这一行为是一种不良行为, 因此, 本身就受道德的谴责和排斥, 对社会道德风气的引导性就不会太大。但就从法律体系看, 这一行为一般都伴随着国家工作人员的腐败行为而出现, 使国家工作人员的腐化和对国家职务的亵渎, 是性贿赂行为最大的危害点, 这直接影响到国家管理是否能够有序和稳定的问题, 而这一影响, 最先是从基于国家职务上的性贿赂开始的。
四、小结
综上所述, 性贿赂是一种具有极大危害性的行为, 目前, 对这一行为虽然未有明确的法律规定, 但是, 将其入罪却是迫在眉睫的事。只有对性贿赂采取严格的道德和法律约束, 才能有效肃清这一腐化行为, 并将其恶性影响最小化。
摘要：当前, 在我国经济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的同时, 各种形式的贿赂行为也越猖狂, 近几年, 随着一系列的贪腐案的侦查, 性贿赂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作为一种新型而又特殊的贿赂形式, 是否应该将其入为职务犯罪这一话题, 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探讨。文章以这一话题为中心, 从多个方面研究了性贿赂入罪的必要性和可行性, 并进一步研究了性贿赂罪的入罪归属, 提出了应该将性贿赂归入职务犯罪中的观点。
关键词：性贿赂,入罪,必要性,可行性
参考文献
[1]卢欢歌.性贿赂入罪问题探究[J].经济与法 (企业报道) .2012, (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