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2024-05-16

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精选十篇)

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篇1

隐私权概述

“隐私权”这一概念最早出自布兰迪斯和沃伦的《论隐私权》一文。该文称隐私权为“不被了解之权利”。作者在文中将隐私视作与人类尊严不可分割的一种条件和权利, 是对人的平等的尊敬和一种人格。 (1) 时至今日, 随着理论研究的深入和司法实践的发展, 人们对“隐私权”这一概念也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观点。美国法学家威尔廷认为“所谓隐私权, 是指个人、团体或组织, 拥有决定在何时, 以何种方式, 在何种程度上将自己的信息传达给他人的权利”。 (2) 英国学者威廉·班尼认为“隐私权的内涵, 与一个人的人格尊严有极大的关系。使一个人的私生活受到干扰, 将他的姓名、照片、肖像等未经同意而公开刊布, 使他在精神上感到不安、痛苦、羞耻或惭愧, 显然其人格尊严已受到侵害”。 (3) 我国学者对隐私权的概念也提出了诸多观点, 如“隐私权是指自然人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秘密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等的一种人格权”; (4) “隐私权, 是自然人就个人私事、个人信息等个人生活领域内的事情不为他人知悉、禁止他人干涉的权利”; (5) “隐私权, 就是个人有依照法律规定保护自己的隐私不受侵害的权利” (6) 等。

从以上各学者的观点及其涉及的权利内容来看, 何为隐私权, 目前说法尚未统一。但从性质上讲, 隐私权是一种人格权, 基本不存在争议。而隐私权的权利主体除了公民个人 (自然人) 外, 是否还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虽存在争议, 但我国学者普遍认为仅为公民个人 (自然人) 外, 不包括法人或其他组织。至于隐私权所涉及的客体内容, 很难一一列举, 但总的说来, 这些内容都应属于“不愿为他人所知晓或不愿为他人所干扰”之私事。

综上所述, 隐私权是指公民 (自然人) 所享有的个人私事或生活安宁不为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收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根据我国国情及国外有关资料, 一般认为, 下列行为可归入侵犯隐私权范畴: (1) 未经公民许可, 公开其姓名、肖像、住址和电话号码; (2) 非法侵入、搜查他人住宅, 或以其他方式破坏他人居住安宁; (3) 非法跟踪他人, 监视他人住所, 安装窃听设备, 私拍他人私生活, 窥探他人室内情况; (4) 非法刺探他人财产状况或未经本人允许公布其财产状况; (5) 私拆他人信件, 偷看他人日记, 刺探他人私人文件内容, 以及将它们公开; (6) 调查、刺探他人社会关系并非法公之于众; (7) 干扰他人夫妻性生活或对其进行调查、公布; (8) 将他人婚外性生活向社会公布; (9) 泄露公民的个人材料或公之于众或扩大公开范围; (10) 收集公民不愿向社会公开的纯属个人的情况。

新闻传播过程中侵犯隐私权的主要表现

新闻媒体报道的新闻往往是公众所关心的事情与信息, 特别是涉及公众利益的事情与问题, 在很多情况下都可能涉及个人隐私保护问题。如新闻时事报道涉及当事人家庭隐私、婚姻隐私和身体隐私等;新闻监督涉及某些公务人员的财产隐私、婚姻隐私和消费隐私等;新闻调查涉及公民的住宅隐私、个人生活、私人关系等。从近几十年的新闻纠纷和官司看,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新闻媒体侵犯隐私权的主要情形有: (1) 采用窃听、透露等方式进行暗访; (2) 监视跟踪、强行拍摄、录音和采访; (3) 非法侵入公民住宅、居住旅馆、野营帐篷等隐私空间探访; (4) 隐瞒记者身份探知记录他人隐私信息; (5) 私自调查、偷窥他人个人隐私资料; (6) 违背他人意愿, 以新闻出版形式公开其与公共生活无关的隐私等; (7) 公开和干预他人隐私事务的自我决定等; (8) 未经同意探知和公布他人涉及人身的隐私数据等。当然, 值得一提的是, 符合上述形式, 但是否构成法律意义的侵权还往往需要结合其他因素裁量和判断。如公共利益、新闻价值、隐私与社会生活的关联程度等因素。

新闻传播过程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提高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的职业道德和法律素质

新闻职业道德是新闻工作者在自己的职业活动中, 应当遵循的道德准则和规范。它是新闻职业出现之后, 新闻从业人员在长期的新闻劳动实践中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的。对于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而言, 由于其职业的特殊性, 其所具有的道德素质既有和普通人相同的一面, 也有其特殊的一面。因此, 除了要具备普通公民应有的道德素质以外, 更为重要的是要具备该种职业所要求的道德素质, 即职业道德素质。笔者认为, 欲提高其道德素质, 首先, 在录用时, 应严格审查其思想道德品质;其次, 对已经录用了的人员, 加强职业道德教育, 实行严格的职业道德考核制度, 以实现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的自律, 使新闻职业道德规范内化为传播主体的道德观念。同时, 还要加强新闻工作者及其相关人员对法律知识的学习, 培养他们的法律素养, 使其在宪法和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活动, 自觉遵守宪法、法律和宣传纪律, 维护宪法规定的公民权利, 不揭人隐私, 不诽谤他人, 通过合法和正当的手段获取新闻, 以求在新闻传播过程中, 预防、减少乃至杜绝对公民隐私权的侵犯。

完善相关法律, 加强对新闻传播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从我国现有立法看, 我国在宪法、民法、刑法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司法解释中有不少相关的条款都涉及隐私权的保护, 但总体而言, 仍然存在着不足:一是现行法律中没有明确的关于隐私权规定的表述;二是将侵害隐私权和侵害名誉权这两种本质不同的民事权利按照侵害名誉权处理;三是已有的相关规定过于笼统。比如:对有关公民隐私权方面的权利义务没有明确的规定, 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及处罚措施也不够具体, 从而使得对侵犯隐私权的行为的处理在实践上显得难以操作。笔者以为, 从法律角度而言, 要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其方法有二:一是制定专门的隐私权法来进行保护;二是维持现有模式不变, 在此基础上进行完善。笔者仅以第二种方法为例进行探讨。

首先, 应在宪法中直接确认对隐私权的法律保护。由于宪法是我国的根本大法, 是其他法律的立法依据, 因此, 应在宪法中明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个人的隐私权不受侵犯”这一原则性规定, 强化社会公民和组织对公民隐私权的尊重和重视, 增强公民维权意识, 为其他法律提供立法的依据。

其次, 应在民法领域构建较为完善的隐私权保护制度。隐私权作为人格权的一种, 是民法的范畴。基于我国民法对隐私权规定的不足, 因此, 应在民法中, 对隐私权的概念、特征、范围、内容、侵权构成要件以及侵权责任、侵害隐私权的抗辩事由等做出详细、具体的规定, 以落实宪法的原则性规定, 并统领其他法律法规中保护公民个人隐私权的具体规定。

再次, 在刑法中明确规定侵犯隐私权等相关罪名, 以对公民的隐私权保护提供最强有力的法律保障。

最后, 加快新闻立法, 制定专门的新闻法律, 明确规定新闻传播中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内容、侵权后的补救措施、新闻工作者及相关人员的法律责任, 并明确公民隐私权与新闻自由权之间的界限, 以减少冲突, 达到二者的和谐、共赢。

总之,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如何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不仅涉及道德层面, 在依法治国的今天, 尤其涉及法律层面。在后者, 不仅是宪法、民法、刑法应规范的内容, 而且也是新闻法律应涉及的内容。因此, 我们应从多方面入手, 在新闻传播过程中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注释

1 Anita L.Allen, Richard C.Turkingten[美]著, 冯建妹等编译:《美国隐私法学说判例与立法》, 北京:中国民主法制出版社, 2004年版。

2 刘迪:《现代西方新闻法制概述》, 北京:中国法制出版社。

3 顾理平:《新闻侵权与法律责任》, 北京: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 2001年版。

4 张新宝:《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北京:群众出版社, 2004年版。

5 王利明等:《人格权法》, 北京:法律出版社。

试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的刑法保护 篇2

论文摘要 《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三个方面的问题,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情节严重”标准模糊和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也需要从前述的三个方面着手。

论文关键词 公民个人信息 刑法保护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公民个人信息是公民社会交往的符号,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相伴而生的。随着信息化的发展,许多掌握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业由于监管失利导致很多信息被泄漏。公民个人信息的泄漏给公民个人及整个社会造成了严重的危害,而这种危害已经超过了民事法律规范调整的范围。我国《刑法修正案(七)》增加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从而为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提供了刑法依据。但是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适用中产生了很多问题,本文以此作为写作目标,展开分析。

一、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概述

(一)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解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信息保护法(专家建议稿)》将个人信息定位为“个人姓名、住址、出生日期、身份证号码、医疗记录、认识记录、照片等单独或与其他信息对照可以识别特定的个人的信息。”据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社会属性,但公民个人信息权又属于公民基本权利,并与人格利益密不可分,因而公民个人信息同时具有法律属性。而正是基于此,公民个人信息权与公民隐私权密不可分,公民隐私是个人信息中的隐秘信息,因而不被外人所知,公民个人信息成为他人识别公民的重要标志。wWW.11665.com同时,公民个人信息具有价值特征,因而能够为掌握个人信息的人带来经济利益,而价值特征成为不法分子揭露、出卖公民信息的诱因。可识别性和价值特征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被划分为两个层次,一是生活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另一个是法律权利状态下的公民个人信息,第一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社会交往中的作用,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社会属性;第二个层次强调公民个人信息在法律上的地位,即强调公民个人信息的法律属性。因此,法律属性决定了公民个人信息的不容侵犯性,是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前提。

(二)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必要性分析

刑法是调整社会关系的最后手段,“刑罚是严重损害公民权益的强制方法,”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信息具有一定的必要性。首先,从现实层面来讲,公民个人信息保护隐患突出。某些行业基于管理或者业务需要掌握着大量的公民个人信息,但受利益驱动,这些行业的从业人员会将自己掌握的个人信息出卖给他人。如此一来,公民个人信息在当今的信息社会便显得不安全。其次,从立法层面上讲,公民个人信息立法应严厉化。利用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具有紧迫性,故意揭露、窃取或者出卖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人在主观上具有恶,这种恶已经超出了民法或者行政法调整的范围。因而,借助刑法这一严厉的调整方法能够压制行为人心中的恶,同时风险社会也要求刑事立法具有前瞻性。最后,从公民权利保护角度处罚,借助刑法保护公民个人信息迎合了公民权保障的需要。公民个人信息权是公民权的组成部分,而权利的行使一方面需要恪守法律的现有规定,另一方面权利的行使不以侵犯他人自由为前提。因此,通过刑事手段保护公民个人信息一方面规范公民个人信息权的行使,另一方面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惩治。

二、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

(一)罪名的设置有待商榷

由于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本罪的罪名进行明确的解释,导致了基层司法部门在适用本罪时产生了两种方式:一是将本罪笼统地界定为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二是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窃取、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和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显然,后一种方式将本罪拆分为两个罪名,即本罪成为一个选择性的罪名,行为人实施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后很有可能按照数罪进行处罚。笔者认为,后一种界定方式不能涵盖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全部犯罪行为。本罪存在的另一问题是,将本罪增设在邮政工作人员私自开拆、隐匿、毁弃邮件、电报罪之后会对本罪适用的独立性造成影响。例如,邮政工作人员私拆信件也会对公民个人信息造成侵犯,将本罪增设在《刑法》第253条之后有重复立法之嫌。

(二)“情节严重”标准模糊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使用了“情节严重”这一罪量要素,而“情节严重”本身具有模糊性,加之没有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便造成了“情节严重”适用困难。我国有多项罪名使用了“情节严重”,而司法机关也出台了相应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行补充。例如《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对故意泄露国家秘密罪的严重情节进行了量化,只要泄露三项以上的国家秘密即构成“情节严重。”相比较而言,我国至今还没有颁布相关的司法解释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中的“情节严重”进行说明。而在这类司法解释出台之前,司法机关的工作人员只能根据自己的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定,例如从公民个人信息本身的特殊性质判断是否构成“情节严重”,一般而言,公众人物的个人信息相较于普通民众而言具有更大的经济价值。尽管凭借司法经验对“情节严重”进行判断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情节严重”的适用困难,但是值得一提的是,这种经验判断因没有上升到法律层面而缺乏统一性,从而产生高昂的判断成本。

(三)相关附属刑法有待完善

尽管刑法已经增设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但是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广度和深度仍存在一定的问题,而焦点在于与本罪相关的附属刑法亟待完善。刑法条文仅对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进行了抽象性的规定,根据行业划分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范围及标准必然导致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不全面性。其他附属行为在与《刑法》的衔接上仍存在空挡的`问题,例如各个银行对员工保护客户信息的要求不同,只有银行业的巨头才可能细化这种保护标准或者方式(中国工商银行员工行为准则将保护客户信息作为员工的一项基本义务)。而在交通、教育、电信等其他行业,也存在类似的问题,在经济利益的驱使下行业从业人员往往会牺牲公民个人信息的保护而寻求经济利益的最大化。由于缺乏完善的行业监督立法,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相关的附属刑法有待进一步完善。

三、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的完善

(一)罪名设立的明确化

由于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能够包容所有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的行为,因而没有必要将本罪拆分两个罪名。同时,为了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在罪名设置上更加明确化和独立化,有必要将本罪从第253条中独立出来,单成一条罪名。同时,本罪明确化和独立化的前提是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明确化和独立化。在增设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之前,还没有一部生效的法律文件将公民个人信息权作为一项独立的公民权利加以规定。立法对公民个人信息权的“漠视”是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不力的重要原因。笔者认为,刑法首次以立法的形式保护公民个人信息是立法的一项创举,但是必须将公民个人信息权独立化作为今后其他领域立法的重要议题。

(二)增强“情节严重”的适用性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危害结果影响的周期是十分漫长的,公民个人信息在被侵犯后,原来的信息主体随即陷入了一种不稳定状态,其生活的环境随时都有可能被侵扰。从这一角度出发,应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作为抽象危险犯进行设置,而不作为实害犯加以规定。尽管这样做提高了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入罪门槛,但是危险状态却可以成为认定本罪犯罪情节的考量因素,对于危险状态的判断完全可以凭借正常人的社会经验。因此,可以使得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的认定更为便捷。此外,笔者认为,有必要仿照泄露国家秘密罪的做法,出台相关的司法解释对“情节严重”进一步细化。

(三)加强公民个人信息的附属刑法立法

我国刑法对公民隐私权保护探析 篇3

在我国宪法中,隐私权保护的是公民的个人活动自由,即在一定范围内公民对个人活动的决定、控制的权利。而在侵权法中,对公民隐私权的描述虽然与宪法中的描述不尽相同,但本质上并无大的差距,侵权法中是这样界定公民的隐私权的,它是指将个人资料或经历与他人感知相分离的状态,从而避免他人对个人的非法接触。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是我国刑法发展的重要趋势之一,也是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法制建设的重大举措,对于促进我国社会和谐具有重要的意义。

隐私权的概念理解

隐私权有四个主要特征,首先,隐私权保护的主体是自然人,具有严格的人身性,它是基于自然人对自身精神活动或自身行为的决定、控制权利的需求而产生的;其次,隐私权保护公民的个人活动、个人信息以及个人领域等方面的权利。其中个人活动指的是个人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一切个人活动,例如个人的恋情、社会交往等;个人信息是指个人的所有自有资料,如个人档案、财产状况、宗教信仰等;第三,个人领域方面是指个人的私人空间,包括个人的日记、通信以及个人居所等。第四,隐私权具有真实性和隐蔽性,个人隐私客观存在,但不允许他人随意侵犯,公民拥有隐蔽个人隐私的权利。

刑法保护隐私权的依据

(一)刑法保护隐私权的法律价值

法律的价值在于维护社会和谐以及人权自由,刑法保护隐私权对于维护社会和谐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社会秩序、人权自由。

1、刑法保护隐私权有助于维持社会秩序。社会秩序是人类文明构成的最基本要素,是法律实行的前提和基础,也是社会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刑法对社会秩序的维护作用主要体现在对人行为的约束限制上,对不利于社会稳定的行为通过法律形式进行约束和制止来实现人们与他人、社会以及自然的协调统一,从而实现人的安全、和平以及公共福利等社会公共利益。

2、刑法保护隐私权维护公民的人权自由。自由是指公民可以根据自己的意愿对自身的精神生活和自身行为决定和控制的权利。刑法通过将自由法律化为公民的权利,使公民的自由可以得到充分的保障,可以根据自己的个人意愿对自身活动进行控制和决定,并为公民构筑自由言论、自由思想、自由行动等的坚实保障。另一方面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的同时又确保不会妨害到他人的合法利益,使得刑法对隐私权的保护既有力又切实可行。

(二)刑法既能分析

刑法的机能即指刑法的实际作用。通常情况下,刑法的机能应包括两方面的主要内容:第一,刑法的人权保障机能。刑法保障公民的人权不受非法侵害,主要指通过制约国家刑罚权的方式来是公民的自由权和隐私权得到有效的保障。第二,刑法的利益保障机能。刑法对有价值利益的保障机能是指刑法在运用过程中对公民利益的保护作用。当公民的个人利益或国家利益、社会利益等收到不法的侵害和威胁时,法律会发挥其制约禁止非法行为的功能,从而保障有价值利益。

我国现有刑法对公民的隐私权的保护现状分析

刑法对保护公民的隐私权非常重要,它通过追究侵害公民隐私权的不法行为的刑事责任来保护公民的实际权力,是宪法的进一步落实和现实体现。但由于隐私权传入我国的时间还不是很长,发展也比较缓慢,刑法在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上还存在着一定的缺陷,具体表现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保护隐私权的法律体系还不够完善

我国刑法虽然对公民的隐私权进行了明确的保护,但比较而言,我国法律的立法系统还不够完善,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缺乏系统性和全面性,例如在刑法中,关于保护公民隐私权的内容并不集中,而是散落在刑法的几条规定中,导致公民隐私权得不到具体明确、集中的规定。

(二)对隐私权的概念限定不够清晰

隐私权在司法界常常会跟名誉权混淆,因为这两者都关注的是公民的人格权利,都对公民的人格尊严具有一定的保障作用,两者之间既有区别又存在着一定的联系,所以很容易造成概念混淆,不利于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三)刑法对公民隐私权保护具有一定的局限性

我国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还具有一定的局限性,例如在对通过计算机入侵剽取公民个人信息的侵权行为,由于我国法律中对非法入侵计算机系统的犯罪行为中还不包括对个人信息系统的入侵行为,所以法律还没有具体的量刑标准,在刑法中无法进行刑事处罚来进行制约。

(四)惩罚犯罪的形式和方法比较单一

当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不法侵害时,刑法中只规定了罚金刑这一惩罚方式和单一的自由刑,对公民的约束力不够强。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发展和人们文化水平的提高,对个人隐私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所以有必要改进这一单一的惩罚方式,从而加强刑法对侵害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力度。

如何通过完善刑法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随着计算机的普及以及网络的发展,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犯罪行为也开始呈现出多样化的发展趋势。因此,为了保证公民的合法权益,促进社会的和谐发展及秩序稳定,要对刑法进行逐步的完善,来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一)在法律条文中集中设置侵犯隐私权的犯罪

针对我国现有刑法在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条款设置不够集中的问题,应采取在法律条文中集中设置隐私权的方法来解决。传统的分散式的法律条款模式造成了相关规定各自为政的现象,而无法做到对隐私权系统保护的目的。因此,构建系统完整的隐私权保护体系对于公民的权益维护具有重要作用,它可以将各种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犯罪行为有效整合到一起,从而对这种侵权行为进行系统的管理。

为了使立法更加细致详细,我国刑法可以根据同类客体的原则对犯罪行为进行分类,可以将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条文集中分立一章,在侵犯公民人身权利的章节中再分立侵犯公民隐私权的独立犯罪类型。可以将侵害公民隐私权的犯罪行为归列到我国刑法中侵犯人身权利的第六种侵权行为,并把相关的侵害隐私权的犯罪条款细节纳入该章节中。此外,还可以根据我国的具体国情,将侵害私生活罪、利用他人隐私罪、泄露商业机密罪等较为严重的侵害隐私权的犯罪行为增设到这一章节中,并设定相关的罪名。

(二)形成隐私权的直接保护模式

我国《侵权责任法》中规定,隐私权是公民的一项独立的权利,可以通过刑法对侵害隐私权的犯罪行为进行独立的量刑和裁制,脱离容易概念混淆的名誉权,独立增设一项罪名,来填补我国刑法中的缺陷,即当公民的隐私权受到他人的侵害时,不再需要借用侵犯名誉权的条文进行评定罪行。

(三)调整公民对侵犯隐私权的罪行的起诉模式

通常情况下,对侵犯隐私权的犯罪行为采用公诉的模式,这一模式往往会过分的强调罪犯的权利而对被害人的正当权利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因此,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正当权利,可以通过引进自诉模式的方法来弥补公诉模式的不足。因为侵害隐私权这一犯罪行为虽然也属于一种侵权行为,但犯罪性质较轻,因此在这一自诉模式下,公民的合法权益受到侵害时,可以直接向人民法院提起诉讼,国家将不会主动干预,被害人完全可以依靠自身力量来完成对罪犯的追诉。在处理侵害公民人身权利的案件中一般采用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模式,这一模式可以最大程度的保护公民的个人隐私权利。另外隐私权还是一种支配性的权利,因此也可以采用亲告罪的自诉模式,在一定范围内,隐私权人也可以放弃这一权利。而目前我国立法普遍采用公诉模式,与隐私权人的自主支配权力产生一定的冲突,因此,为了权衡社会利益,采用告诉才处理的自诉模式更有利于公民权利的应用和保护。

结语

隐私权作为公民的一项重要权利,与公民的日常生活以及身心健康具有紧密的联系,随着公民法律意识和维权意识的增强,公民对自身隐私权的保护也越来越重视,因此完善我国立法体系,加强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已经是当前我国立法非常重要的任务之一。刑法是保护公民权利最有力的一种手段,具有其他任何措施都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加强刑法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具有迫切的社会意义和现实意义。

(作者单位:河南商业高等专科学校)

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探讨与研究 篇4

一、隐私权的法律内涵及其价值取向

隐私是隐私权的保护对象, 也是我们认识和研究隐私权所必须经有的前提。人类的祖先在很早以前就认识到“隐私”的存在, 他们用兽皮、树枝制成“衣服”将身体的某些部分遮掩起来。随着社会的发展, 人们物质生活的提高, 私人活动及其空间在内容和范围上的扩张, 隐私的内涵也有了空前的扩张。所谓隐私乃是一种与公共利益、群体利益无关的当事人不愿他人知道或他人不便知道的信息, 当事人不愿他人干涉或他人不便干涉的个人私事和当事人不愿他人侵入或他人不便侵入的个人领域。因此, 隐私有三种形态, 一是个人信息, 为无形的隐私;二是个人私事, 为动态的隐私;三是个人领域, 为有形的隐私[1]。关于对隐私权内容的界定学术界呈多样化状态, 但通常概括的认为, 隐私权作为一项具体的人格权, 其基本内容应包括隐私隐瞒权、隐私利用权、隐私维护权和隐私支配权。

随着人们对隐私权认识的提高和对私生活自由的渴望, 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民事权利已被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法律以及国际人权组织的文件所确认和保护。但是对隐私权保护的同时, 必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其他同样应该受到保护的权利。如知情权、公开权和新闻出版自由等权利发生碰撞。公民一方面要求保护自己的隐私权, 不愿意自己的个人信息和私人事务让他人接近、侵入、知道、公开和传播;另一方面又要求更多的了解自己应该知道的一切。隐私权是私权中的民事权利, 一般处于消极或防范的状态, 与此相冲突的知情权等是一种带有公法性质的权利, 体现的是积极的态势。他们代表不同的精神利益, 虽处同种类法律范畴, 但又构成对立的保护层面。因而, 是以社会为本位, 还是以个人为本位, 还是二者并重, 不同的价值取向将直接影响到隐私权的立法设计和司法状况。恩格斯曾提出这样一个原则:个人隐私一般应该受到保护, 但当个人私事甚至阴私与最重要的公共利益———政治生活发生联系的时候, 个人的私事就已经不是一般意义的私事, 而属于政治的一部分, 他不受隐私权的保护, 应成为历史记载和新闻报道不可回避的内容[2]。现在解决隐私权与知情权等权利的冲突问题时, 多采取的也是此原则。但笔者认为随着法制观念、权利观念的日渐加强, 隐私权的价值观念也应当发生相应的变化, 其基本方向应该是从单方面强调社会利益而转向社会与个人并重的价值立场。这种价值观念转变的重点在于对个人权利的尊重和保障。如果只是片面强调社会的公共利益, 容易造成权利的滥用而侵害公民权利的现象, 也不利于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不过加强对个人权利的重视, 并不等于因此就转向个人权利本位的极端。过分的强调个人权利, 不仅有损于社会公共利用, 而且也最终要危及个人权利的实现。因此必须在隐私权与知情权等权利之间达成一种兼容并蓄的动态平衡, 才能正确处理社会利益与个人利益的关系。

二、我国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我国隐私权的保护大致经历了三个阶段。长期以来, 我国并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法律权利予以确认, 而且是将隐私权纳入侵害名誉权的范畴予以救济。直到2001年最高人民法院通过的《关于确定民事侵权精神损害赔偿责任若干问题的解释》第1条规定。“违反社会公共利益、社会公德侵害他人隐私或者其他人格利益, 受害人以侵权为由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赔偿精神损害的, 人民法院应当依法予以受理”。本司法解释将隐私权作为独立于名誉权的事项予以规定, 但只有在其侵犯隐私, 又损害他人名誉, 造成一定影响的, 才可以借助名誉权制度获得救济。目前, 2010年7月1日生效实施的《侵权责任法》第2条规定:“侵害民事权益, 应当依照本法承担侵权责任。本法所称民事权益, 包括生命权、健康权、姓名权、名誉权、荣誉权、肖像权、隐私权……”该法第一次将隐私权与名誉权作为并列的民事权利予以保护, 但对隐私权的范畴、侵犯隐私权如何判定都没有作出具体规定。

此外我国宪法、民法、刑法、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其它行政法律法规以及最高人民法院的相关司法解释或多或少涉及了公民隐私权及其保护, 但从总体上看, 隐私权还没有成为我国法律体系中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特别是国家根本大法宪法和作为基本法的民法没有将隐私权作为一种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公民隐私权保护以及对隐私权侵权诉讼也没有形成专门的法律制度。而且现有的这些规定过于原则, 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定还是粗线条的, 且没有体系性, 可操作性不强。在司法实践中, 法官在确定案由, 在界定什么是隐私利益, 隐私利益的范围, 判定是否侵犯隐私利益时都无法从上述条款中得到明确答案, 从而使得一些相类似的案件却得到不同的判决。

三、完善隐私权保护制度的思考

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已经不能适应社会的需求, 在此我们应该借鉴发展国家保护隐私权的经验, 从以下几个方面加强立法以明确隐私权保护的价值取向和具体法律方法。

㈠明确侵犯隐私权的责任构成侵害隐私权作为民事侵权行为, 应是一种基于过错责任原则认定的一般侵权行为, 需要具有四个要件。

第一, 侵害隐私权的违法行为。侵害他人隐私权的行为, 从其行为方式而言, 均表现为积极的作为行为。这种积极的行为可以是口头的, 也可以是书面的, 还可以是通过现代通讯工具等足以使第三人知晓的方式进行。就具体行为而言包括侵入、监视、监听、私自调查、干扰、搜查、披露、公开或宣扬等等。

第二, 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 即指侵害行为所造成的后果。由于信息是无形的, 那么隐私受到侵害的后果, 就不象客观物质被侵害一样有客观外在的损害后果。由于精神损害是一种个人的主观心理体验, 因而对其认定具有很大的难度。况且秘密一旦被公开就不是秘密了, 任何补救都不能真正弥补侵害隐私权给当事人带来的损害。因此我同意“只要侵害隐私权的行为已经发生, 就可推定损害结果必然存在, 不必以受害人提供自己精神损害和其他外在的人格损害的证据作为损害发生的依据。加害人也不能以受害人没有精神痛苦和社会的不良反应来否定损害结果的存在”[3]。至于因侵权造成的财产损失, 不是侵害隐私权的损害事实的基本形态, 它的有无不影响侵害隐私权的构成, 而只决定侵害程度的轻重和损害范围的大小。

第三, 侵害隐私权的行为与损害结果之间的因果关系。判断二者之间是否存在因果关系从两个方面进行确定。一是时间上的顺序性。凡是原因现象必然先于结果现象出现, 隐私权人精神或财产受损结果的产生, 必须以致害人的违法行为为前提或基础的。二是认定上的客观性。作为原因的现象应当是一种客观存在的事实, 因为只有外在致害人的具体行为, 才可能构成其侵害原因。

第四, 隐私权行为人的主观过错。在我国现行的法律中, 过错责任是一般的侵权责任, 无过错责任是特殊的侵权责任, 以有法律明文规定为必要。本人认为对侵害隐私权行为的追究, 还须考虑侵权人主观上的过错。

㈡明确侵犯隐私权应当承担的民事责任我国《民法通则》第134条规定了十种民事责任承担的形式, 其中可作为侵权的民事责任承担的方式有停止侵害、排除妨碍、消除危险、恢复原状、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由于侵害隐私权也属于侵权行为的一种, 原则上侵害隐私权责任承担方式应当属于上述所列之形式。但考虑到隐私权作为一项人格权及其自身的特点, 故对其侵权应承担的民事责任主要有停止侵害、赔礼道歉和赔偿损失。其中赔偿损失应既赔偿直接损失又赔偿间接损失;既赔偿经济损失又赔偿精神损失。有些学者还提出应包括消除影响、恢复名誉这两种责任形式。但我认为这两种责任形式不能适用于侵害隐私权的案件中。因为这两种必须用公开的方式进行, 这样势必在客观上会将他人隐私再次公开、披露或宣扬, 使受害人的隐私权又受到侵害。结果适得其反, 不但没有达到抚慰受害人的目的, 反而是受害人的隐私权受侵害的程度更深。

㈢加强隐私权的立法及司法保护民法对公民民事权利保护的基本方法有两种, 即预防和救济。立法保护具有预防性, 司法保护具有救济性。在一个法制健全的国家里, 立法和司法保护应共存于一个和谐的权利保护体系中。以下就我国公民隐私权的民事立法和民事司法保护两个方面加以探讨。

第一, 民事立法保护。民事立法保护的结构有两个层次, 即基本法和单行法。首先应提高隐私权保护的立法级层, 明确隐私权的独立地位。在《宪法》等法律中加入隐私权的有关内容, 使其成为一项独立的权利加以保护。尤其至当今时代, 随着电子信息技术的发展, 信息化使政府权力变得更为强大, 减弱了个人权利对抗政府权力肆意扩张的能力, 个人隐私权受到的威胁超过了以往任何时代。面对更多地可能来自政府的侵害, 个人隐私权的保障自然而然地也就由当初的民法视角转向宪法视角[4]。通过这样的修改, 有利于强化社会公民和组织对隐私权的尊重和重视, 增强公民的维权意识, 强化保护力度。其次, 制定单行法。我国已开始制度《个人信息保护法》, 它的颁布将有效遏制现实生活中严重侵犯个人隐私的不法行为。在单行法的总则中应对隐私权的概念、内容、及责任构成和应承担的民事责任进行详细的规定。

第二, 民事司法保护。隐私权民事司法保护应着重建立两个制度。一是建立隐私判例制度。法院根据有关法律规定和实践经验, 加强对隐私侵权案件的收审工作, 建立判例制度, 这是目前对公民隐私权民事司法保护的有效途径。民事立法在调整社会关系中具有一般稳定性, 但在反映时代、社会急需上则比较缺乏敏感性、灵活性和适应性, 总是需要具体的适应性强的个别调整为补充, 而判例则具有成文法所缺少的特性。我国对隐私权的保护不应拘于成文法的唯一保护手段, 应根据实践需要给隐私受害者以救济, 作出典型的个案判决, 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更新、更多的救济方法。二是建立隐私案件审判制度。司法审判中对隐私权的保护不仅针对本案的当事人, 而且还要保护案外人

庄浪县现代农业发展的思路与对策

王红英

(甘肃省庄浪县种子管理站, 甘肃庄浪744600)

一、现代农业发展现状及成效

庄浪县位于甘肃东部, 六盘山西麓, 属黄土高原丘陵沟壑区第三副区。全县共辖18个乡镇、293个村、1521个社, 总人口44.48万人, 其中农业人口41.05万人。总面积1553平方公里, 耕地面积7.6万公顷, 农业人均0.167公顷。全县境内山大沟深, 人多地少, 干旱多灾, 自然条件严酷, 水土流失严重, 资源匮乏, 是国家级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和全省18个干旱贫困县之一。近年来, 庄浪县委、县政府按照“立足梯田, 面向市场, 依靠科技, 培育特色产业”的思路, 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调整农业结构, 大力发展洋芋、果品、畜牧、劳务四大主导产业, 通过产业基地、龙头企业、市场体系等方面的建设, 使现代农业发展取得了一定的成效。2010年全县农作物播种面积达7.147万公顷, 农业增加值达到7.04亿元, 农民人均纯收入达到2610元。

㈠农业产业开发取得新的突破“十一五”末全县共建成优质果园1.4万公顷, 果品总产量达到10.5万吨, 实现总产值2.5亿元。种植马铃薯1.33万公顷, 建成优质种薯基地0.22万公顷, 马铃薯总产量达到35万吨。建成标准化养殖小区32处, 发展各类养殖大户8550户。全县牛、猪、鸡饲养量分别达到7.33万头、50万头、200万只, 出栏量分别达到1.7万头、25万头、130万只。建成蔬菜生产集中示范区4处、设施蔬菜生产重点村4个, 设施蔬菜面积累计达到70公顷, 带动全县种植蔬菜0.167万公顷, 总产各类蔬菜9.8万吨。

㈡农业产业化经营初具规模果品产业通过全面推广应用

的隐私权。故审判过程中须有一系列法院必须遵守的规则, 以期在审判过程中周到、全面地保护各方当事人的隐私权。

我们对隐私权保护的研究从未停止, 可是随着计算机技术发展和网络经济的进步, 如何保护在网络空间下的个人隐私等新的问题又接踵而至。如果再不对隐私权的保护加以规范的话, 不仅会使隐私权陷入尴尬的境地, 也不利于社会环境的安定和网络的文明建设。我们所处的时代是一个走向权利的时代, 尊重和保护人权已成为时代的主旋律, 随着隐私权、人格权的独立, 将有利于社会的和谐发展并引导人们在尊重他人和尊重自己的理性关怀中捍卫真正的自由和平等。

绿色无公害生产技术, 建成了0.687万公顷“全国绿色食品原料 (苹果) 标准化生产基地”、“国家良好农业规范 (GAP) 苹果示范基地”, 注册了“紫荆红”商标品牌。马铃薯产业采取“公司+基地+农户”的模式, 注册成立了庄浪县陇源薯业有限责任公司, 建成绿色食品原料马铃薯基地0.667万公顷, 认证了13万吨马铃薯绿色产品, 产品已获得绿色食品标志使用权;申请认定无公害蔬菜产地0.09万公顷;建成了年产2万吨马铃薯精淀粉和5000吨水晶粉全自动生产线。畜牧产业注册了“强庄”生猪品牌, 完成无公害产地认定生猪25万头、蛋肉鸡140万只, 认证无公害生猪产品9000吨;成立了庄浪县生猪集团公司, 与兰州正大集团公司建立了合作关系, 签订了供种、供料、供技术、包销售的“三供一销”服务合同。

㈢农村基础设施建设得到较大改善全面建成了洛水北调和洛水西调等7大人饮工程, 解决了25.4万人的饮水困难, 全县农村自来水普及率达到70%;完成了阳川灌区节水改造工程, 恢复灌溉面积386.667公顷;建成集雨水窖5万多眼, 治理河堤69.8公里, 建成了竹林寺水库, 开建了红崖湾水厂、贾门水库除险加固工程。积极落实农村能源建设项目, 建成沼气示范户6060户。完成造林2.033万公顷, 绿化乡村道路117条580公里, 建成淤地坝54座, 治理水土流失面积969.5平方公里, 实施封禁治理87.6平方公里, 综合治理小流域13条234.4平方公里, 启动了庄静大示范区项目, 农村基础条件和生态环境进一步改善。

摘要:随着通讯设备和传播媒介的日益现代化, 人们的生活变得越来越便捷的同时, 却发现对自己隐私权保护的力量越来越微弱。作者从隐私权的法律内涵及其价值取向出发, 分析了我国对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现状, 并探讨了如何完善有关隐私权保护制度的相关问题。

关键词:隐私权,隐私,保护

参考文献

[1]王利民.人格权法新论[M].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 1994.

[2]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中文版) [M].北京:人民出版社, 2008.

[3]王利民, 杨立新.人格权与新闻侵权[M].北京:中国方正出版社, 1995.

从“人肉搜索”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篇5

在“人肉搜索”继续着它势不可挡的超年龄、超身份、超地域、超时间的地毯式搜寻时,从网络到报刊到电视也几乎同时进行着一场大范围的思考与辩论,其对象自然是这引起轩然大波的“罪魁祸首”——“人肉搜索”。谁也不能一锤定音式地表示“人肉搜索”之是与非,它虽有诸多不合适之处,但也自有它存在的价值。

“人肉搜索”从它所反映的最表面化的信息,即网络上公布的事件当事人各方面的资料来看,且不说网民们公开资料的本身及其目的,光论网民未经同意私自公开他人资料这一行为本身,便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事实上,在网络化时代,由于网络媒介的强势、网民数量的剧增、网络信息的过于公开导致的公民隐私权得不到保障这一状况,由来已久且不得纾解,而“人肉搜索”无疑使该问题愈加趋于白热化。

一、“人肉搜索”及网络化时代的言论自由

“人肉搜索”是“人肉搜索引擎”的简称,顾名思义,是一种类似于电脑搜索引擎的信息搜索机制。根据百度百科对其的定义:人肉搜索,就是指利用现代信息科技,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人问人、人碰人、人挤人、人挨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变枯燥乏味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一石激起千层浪,一声呼唤惊醒万颗真心的人性化搜索体验。

“人肉搜索”不同于Baidu、Google等利用机器自动化收集网络信息的电脑搜索引擎,而是单纯通过人工参与来获取各种信息答案。换句话说,就是经由他人之手来搜索自己利用机器搜索引擎所搜索不到的东西。“人肉搜索”最早源于猫扑网,从猫扑论坛上的搜索流程可以知道,“人肉搜索”一般是有人发帖提出问题,然后其他人在看到帖子后,通过各种方式寻找问题的相关信息并力求准确,再以跟帖的形式发出来,然后提出问题的人可以综合所有的回答并加以筛选,最后锁定所需要的正确信息。

从广义上来看,“百度知道”、“QQ问问”、“新浪爱问”、“雅虎知识人”等问答社区都可以算做是“人肉搜索”的范围之内。而狭义的“人肉搜索”一般是指在广大网民集中的网络社区,网民自发参与追查某一人物、事件的背景资料及相关信息,并对该事情或者任务关联的真相与隐私进行查证,最后将其公布在网上的一种机制。这便是我们通常意义上所说的“人肉搜索”。

而“人肉搜索”得以铺天盖地席卷每个角落,则得益于广大网民的响应和参与。互联网的广泛性与隐蔽性使网民免于现实生活中的种种限制与约束,从而自由地发表意见和进行交流。就如曾广泛流传的一幅漫画所说的:“在网上,谁也不知道你是一只狗。”而这种自由,在“人肉搜索”上,首先则表现为人们在网上任意张贴他人资料、公布他人信息,而无需顾忌被人知晓或遭人报复;其次,针对某些特定的人或事件,网民们往往极容易基于个人情感对其大加指责或抨击,甚至变为大规模的网上“通缉”或者“追杀”。然而这些建立在虚拟基础上的言辞与“行为”带着强烈的个人感情色彩,并不理智,且偏于只言半语,不能全面掌握事实真相。所以,这种网络的言论自由经常会剑走偏锋,转而演化成无营养的口水批斗甚至网络暴力。

二、隐私权的保护与网络的开放性

1890年,美国著名学者萨缪尔·D·沃伦及路易斯·D·布兰戴斯在《哈佛法学评论》发表了《论隐私权》一文,首次提出“隐私权”这一概念。此后,随着学术界对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权利的承认与认可,以及对隐私权研究的发展与深入,隐私权在立法和司法的实践中亦逐步得到规范与保护。隐私权最初仅限于民法上侵权行为法的一个概念,随着公民自我意识的日渐强势,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被大多数国家明确纳入宪法体系,甚至以单独的法律法规形式出台,使之得到立法上的保障。此外,英美法系的国家在很大程度上也通过判例、法官解释等为公民隐私权的保护提供依据,而大陆法系的国家则更倾向于用肖像权、名誉权、一般人格权等概念来代替隐私权的适用。

二十世纪以来,国际上对隐私权的重视也在各种条约、公约中逐渐体现出来,《欧洲人权公约》、《美洲人权公约》等区域性条约以及《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和《世界人权宣言》等国际性人权文件均对隐私权有不同程度的保护。《世界人权宣言》第12条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和通信不得任意干涉。”《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第17条又规定:“任何人的私生活、家庭、住宅或通信不得任意干涉,他的荣誉和名誉不得加以攻击。人人有权享受法律保护,以免受这种干涉或攻击。”

我国对隐私权的研究起步较晚,现行法律中对隐私权尚无明文规定,只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等法律中借由人格尊严、肖像权、名誉权等零散的形式对隐私权间接地予以保护。而我国作为《世界人权宣言》的缔约国,同时又是《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的加入国,这三项国际公约无疑成为我国隐私权保护中较高层次上的法律依据,但当前国际社会上国际法的地位使之不能具有在各国普遍适用的效力,也使我国公民的隐私权在立法依据上就难以得到很好的保护。

立法的缺失,隐私权观念的淡薄,使我国隐私权的保护进程步履维艰。而较之一般的传统意义上的社会环境,在互联网时代,由公民个人信息泄露导致的纠纷及其他一系列问题更为凸显,也更为棘手。在网络这一特定的环境下,对侵犯公民隐私权行为的规制与隐私权的保护显得尤为困难。互联网的发展使网络的开放性成为必然。而这种开放性在方便了包括公民私人信息在内的各种信息的汇集的同时,也为私人信息的搜索、储存和传播提供了便利。从这个层面来看,网络在使网民得以搜集他人信息的同时,也使网民个人的信息被他人窥视无遗。网络的开放性带来的网民对信息的无限止的需求,往往过分追求信息的开放,而忽略其中涉及的公民隐私的保护。

三、当公民隐私权遭遇“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对公民隐私的侵犯较之一般意义上的网络隐私权不尽相同,确切说来,“人肉搜索”作为一种信息搜索机制,由于其通常针对某特定的人物或者事件,并致力于人物事件背景的深层挖掘及与事实真相的最大程度的贴近,这就使其需要更为详尽的私人性质的资料,从而使公民隐私完全曝光于网络公众面前。

从姓名、年龄、家庭住址、工作单位到电话号码、电子邮箱、QQ、MSN,从个人爱好、学习、生活经历到家庭成员、朋友同事的关系与资料,无论巨细,只要与“人肉搜索”的对象稍有关联,都逃不脱网友撒下的“恢恢天网”,遭到公布。公民能称的上隐私的信息,所谓极致,亦不过如此。

“人肉搜索”虽大多是网友出于正义心理或惩恶扬善的目的而发起,在客观上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人肉搜索”之所以会被称为最恐怖的社会搜索,就在于其过于主观性。网民出于主观思想发起“人肉搜索”,对象正确时,可以揭露一系列的社会问题并使其引起社会的重视;而一旦对象错误,不仅公民隐私遭到侵犯,由于隐私的公开,更给受害人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与困扰,甚至引发暴力事件。

目前的“人肉搜索”虽然声势浩大,但依旧处于无序状态,没有正确的引导与规范。当公民隐私权遭遇“人肉搜索引擎”,个人权利遭到侵害时,由于权利侵害人的广泛性与不确定性,受害人一方的损害往往得不到赔偿,权利得不到有效救济。如此一来,就造成了双方地位的极度不对等,而导致了后果的愈加不平衡:公民隐私无端遭受侵犯,提起诉讼却不能明确被告人;而同时,参与“人肉搜索”的网站、网民无需负实质性的责任,其言论、行为亦无法加以具体的限制。

四、对“人肉搜索”中隐私权保护的前瞻

隐私权是公民最基本的一项具体人格权,也是网络化时代网民最重要的一项权利,必须得到尊重与保护。而互联网的特性也决定了网络信息的公开化与网络交流的开放性,公民隐私的范围总是相对的、有限的,并非所有个人信息的公开都必须得到当事人的同意与授权。“人肉搜索引擎”作为互联网环境下的一个极具特色的产物,我们不能限制其发展,只能予以适当程度的规制,对于“人肉搜索”所涉及的公民隐私权的侵犯,除了内部道德压力,更应当注重外部控制,从法律层面以强制力加以约束。

相对于我国互联网产业的迅猛发展,我国在对互联网有关的立法上严重滞后,而在网络个人信息保护方面更是缺失。在已颁行的各种法律法规及规章制度中,只有1997年国务院信息化工作领导小组审定的《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第十八条有所规定:“不得在网络上散发恶意信息,冒用他人名义发出信息,侵犯他人隐私。”公众需要一个自由的开放的互联网世界,同时更期待一个绿色的安全健康的网络环境。只有完善公民互联网行为的立法,规范网民的网络行为,纯洁互联网环境,才能杜绝恶意的“人肉搜索”行为,使“人肉搜索”更加趋向积极功能发展。此外,加快对公民隐私权的立法保护进度,制定专门的公民隐私权保护法,这是公民隐私不受侵犯最根本的途径。

信息时代公民隐私权的保护问题研究 篇6

关键词:信息时代,公民隐私权,研究

在国外, 关于信息技术与隐私权的争论早在上世纪六十年代就已开始, 现代信息技术的无限扩张激起了人们对公民隐私权的普遍担忧, 正是基于这一历史背景, 欧美主要发达国家开始着手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研究调查和立法工作。德国学者卡尔·拉伦茨认为, 如果在宪法中明确规定该权利, 则其效力自不待言, 相反, 如果尚未在宪法中明确加以规定, 根据宪法解释理论和方法, 或者可将其纳入“剩余权利”范畴, 或者纳入宪法目的解释的范畴, 均可赋予其效力。美国是互联网技术和电子商务最发达的国家之一, 美国国会在1973年通过了《隐私法》, 随后瑞典、德国、法国等也相继通过了个人信息保护法。

目前国际上关于隐私权的保护模式主要有: (1) 立法保护模式, 以欧盟为代表, 在这种模式下国家和政府起主要作用; (2) 行业自律模式, 以美国为代表, 该模式最普遍也最具特色的是网络隐私认证计划; (3) 软件保护模式, 其是依靠一定的技术支持, 由互联网消费者自己选择、自我控制为主的模式。

根据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的统计报告, 我国网民规模达4.2亿人, 互联网普及率增至31.8%。但与之不相吻合的是我国目前尚没有具体保护网络隐私权的法律条文, 相关立法严重滞后。仅在《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实施办法》、《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安全保护管理办法》等行政法规中就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原则性规定, 直到《侵权责任法》才明确将隐私权列为民事权利之一。

我国从2003年开始着手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 而学界对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和讨论则更早, 学界从不同角度就隐私权的保护问题作了探讨, 徐显明教授指出, “中国宪法中有保护人的尊严不受侵犯的原则, 但未把原则上升为权利。而隐私与人的尊严是密不可分的。在尊严未成为基本人权前, 隐私还仅是在民法层面上受保护。在信息时代, 如何防止媒体侵权, 已成为宪法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李平教授从政府巨型数据库和公民隐私权冲突方面进行研究, 提出了确立宪法隐私权, 同时主张制定个人信息保护法;公安部赵源从公共视频监控系统与公民隐私权问题立法对策进行研究, 提出了对公共视频监控系统进行规范安装、规范使用, 从而达到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还有些学者从新闻舆论监督权和公民隐私权的冲突平衡方面进行研究;等等。但囿于立法的原则性, 对于信息时代的网络隐私权的保护仍缺少详细规定。现有的一些研究成果认识到了信息权保护的重要性, 并进行了一定的分析思考, 提出了相应对策。但其不足在于目前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 研究偏于微观, 深度不足, 多局限于人肉搜索等典型个案等角度, 缺乏系统化和体系化, 尤其是缺少在信息化与私权保护加强的长期趋势和背景下的观察与分析, 因而缺少对个人隐私法律规制制度的深度思考。

一、隐私权的本质与价值

(一) 隐私权的概念

传统意义上的公民隐私权, 是指作为一种基本人格权利, 公民享有的私人生活安宁与私人信息依法受到保护, 不被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一种人格权。而在网络信息时代, 公民隐私权得以扩充。在网络时代, 公民隐私主要以个人信息的形式体现。

(二) 隐私权的本质和价值

隐私权的本质, 在于划定个人空间与公众空间的界限, 衡平人的社会性与人的尊严的冲突, 从而维护公民的幸福。确立和保护隐私权, 是人类文明发展的标志, 是实现个人与社会的基本和谐, 达到整个社会安定目的的必然要求, 是公民保持人格独立、平等、自由和尊严以及从事社会活动所必不可缺的条件。

二、我国目前的隐私权保护现状及网络化背景下隐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

网络隐私权的保护问题已经成为互联网社会信息化带来的最大困扰之一。信息时代的隐私权保护已涉及社会众多领域:政府的电子侦察、民间的“网络神探”、网上人才及职业介绍、网上婚姻交友介绍、网上公布病历等等, 其均涉及所获取的个人信息如何保护问题, 也存在信息的不当披露和使用问题。鉴于此, 如何既恰当地保护隐私权, 又不妨碍网络的正常发展, 已经成为各国制定隐私权保护的法律法规的重点和难点。目前我国的隐私权保护现状及网络化背景下隐私权保护存在的问题如下:

(一) 我国现行立法对隐私权的保护规定尚不完善

针对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在我国一直缺乏系统的规定, 而且保护层次较低, 主要散见于: (1) 宪法保护。《宪法》第二章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里面, 提到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2) 刑法保护。刑法对于非法搜查他人身体、住宅、或者非法侵入他人住宅的, 非法开拆他人信件, 情节严重的均处于刑事制裁等; (3) 民法保护。根据相关司法解释, 公民隐私权作为名誉权进行保护。《宪法》第二章规定的公民的基本权利里面, 虽然提到了公民的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公民的住宅不受侵犯、公民的通信自由和通信秘密受法律的保护, 但并没有直接提到公民隐私权, 使得公民隐私权的保护缺乏宪法依据。虽然在司法实践中将公民隐私权作为名誉权进行保护, 但侵犯隐私权的行为并不当然的侵犯名誉权, 这就给隐私权的保护带来很大的不便。

(二) 隐私权保护的范围过窄

传统隐私权的范围一般指的是公民的姓名、年龄、性别、家庭地址、财产状况、电话号码、身份证号码、婚姻状况、家庭背景、社会关系等个人数据信息, 而随着网络信息技术的发展, 隐私权的范围应该扩大到公民不希望别人知道的一切个人信息, 包括邮箱地址、QQ号码、微博账号、网上虚拟财产状况、网名、网络交友状况等。

(三) 新闻传播对隐私权的侵犯

新闻媒体, 也就是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所传播和报道的一般都是公众所关心的信息和事件, 尤其是涉及到公众利益的问题, 因此极其容易涉及到个人隐私。新闻传播侵犯公民隐私权指的是, 新闻媒体或者其工作人员在报道事实新闻时, 未经他人同意, 披露他人与社会公共生活无关的个人信息、个人事务以及其他私生活情况, 给他人造成损害的行为。

新闻媒体由于其报道新闻的媒介和工具 (广播、电视、网络、报纸等) 相对于一般侵权行为不同, 所以侵犯公民隐私权相对于一般民事侵权行为具有影响范围广、传播速度快等特点, 这就会给被害人带来更大的伤害, 因此侵权造成的后果相对于一般侵权行为, 更加严重。

三、我国隐私权保护法律体系的构建

如何通过法律对信息时代的隐私进行保护, 使网络避免成为无规则游戏的滥觞之地, 在法律的视野下寻求公民言论自由、信息发展与个人隐私保护的最佳契合点, 构建信息流动通畅、私权保护完善的社会成为现实的问题, 这不仅可以填补该领域的立法空白, 而且对于促进信息社会健康发展, 构建和谐社会, 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以法治社会为视角, 以信息社会发展和公民隐私保护的平衡为目标, 结合我国现有的立法规定, 提出完善我国隐私权保护立法的构想, 构建我国隐私权保护与规制的法律制度。

(一) 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当代一些发达国家均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进行保护, 故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进行保护将会更好地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这也符合世界潮流。建议将来在修订《民法典》时, 就像姓名权、名誉权等一样, 将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二) 加大隐私权保护的范围

在网络信息时代, 应扩大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将凡是能够影响到公民生活安宁的、公民不希望他人非法侵扰、知悉、搜集、利用和公开的所有信息都应纳入公民的隐私权保护范围。也就是说, 传统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应将网络信息时代公民的一切网络信息, 包括邮箱地址、QQ号码、微博账号、网上虚拟财产状况、网名、网络交友状况等, 也纳入隐私权的保护范围。

(三) 提高新闻媒体的自律意识和法律意识

新闻媒体应提高自身的法律意识和自律意识, 在报道时事新闻时, 既要满足公众的知情权, 又要充分尊重当事人的隐私权, 未经当事人的同意, 不能公开报道当事人的个人信息, 否则将会侵犯公民的隐私权。

(四) 网络化背景下采取必要的技术手段, 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通过网络技术、计算机加密技术、匿名技术等等, 加强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公民隐私权的刑法保护 篇7

关键词:人肉搜索,隐私侵权,隐私权保护

一、概述

究竟什么是“人肉搜索”呢?一般认为, 狭义的人肉搜索是指通过在网络社区集合广大网民的力量, 追查某些事情或者人物的真相与隐私, 并把这些细节曝光;而广义的人肉搜索是指利用现代信息科技, 变传统的网络信息搜索为人找人的关系型网络社区活动, 变枯燥的查询过程为一人提问、八方回应的人性化搜索体验。本文探讨的是狭义层面的人肉搜索。

人肉搜索是一种特殊的信息搜索方式, 如果正确使用, 则可以弥补机器搜索引擎的不足, 但如果被滥用, 则可能造成对个人隐私权的侵犯。

二、隐私权在人肉搜索中受到的挑战

(一) 公民隐私权的内容

从近几年在网络上被炒得沸沸扬扬的人肉搜索事件中可以发现, 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几乎被完全暴露, 可能搜索者认为自己是在以“正义”的方式揭露社会的阴暗面, 是在替受害者“报仇”, 但他们却忽略了搜索行为本身使得被搜索者成为“受害人”, 这些被搜索到的个人信息, 未经当事人许可便公之于众, 这一行为已经构成了对他人隐私权的侵犯。

王利明教授在其主编的《人格权法新论》中认为:隐私权是自然人享有的对其个人的与公共利益无关的个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有领域进行支配的一种人格权。可见, 隐私权的内容应包括隐私控制权、隐私利用权和隐私维护权。当然, 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文明程度的提高, 隐私权的内容也将不断的丰富和扩展。

关于个人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目前尚无明确的专门立法, 该方面的内容散见于对人格权的保护中。依照我国目前的主流观点, 只要不是向不特定的社会公众公布, 主体将自己的某种个人信息向特定个人或群体披露后, 对其他个人或群体仍然享有隐私权, 如果其他人未经许可擅自公布其个人信息的, 仍然构成隐私侵权。

(二) 隐私权遭遇的挑战

网络作为现代社会的信息传播工具之一, 在给人们的生活提供巨大便利的同时, 也对隐私权构成极大的威胁和挑战。由人肉搜索引起的网民以侮辱、捏造事实等方式对他人的言行进行评价, 其行为超出了言论自由和舆论监督的合理界限, 很可能会侵害被搜索者的人格尊严, 有时即使是实事求是的、符合道德的评价, 其所提供的信息本身可能会涉及到对被搜索者人格尊严的伤害。人肉搜索事件的频频发生, 个人隐私被曝光, 使我们不得不认真审视和思考隐私权尤其是网络环境下的隐私权的保护问题。隐私权是自然人的基本人格权, 在信息时代, “隐私权不仅仅是一种消极的‘不受侵扰的权利’, 而且是一种积极的、能动的控制权和使用权, 充分体现了隐私权人对自己隐私的支配。”

三、人肉搜多中的隐私权保护

(一) 保护现状

1、缺乏针对性立法。

在我国《民法通则》中对隐私权的概念和内容缺乏明确的规定, 我国目前的法律、法规并没有把隐私权作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而是将其规定在名誉权中。公民隐私权遭到侵犯时, 只能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侵犯公民名誉权的司法解释寻求间接保护, 可见保护力度相对较弱。民法典草案中对公民隐私权的保护作出了较为具体的规定, 但是这部法典至今尚未出台。

2、缺乏完善的法律保护体系。

关于隐私权的保护, 我国目前尚无系统的立法, 对隐私权保护的规定散见于各部门的法律法规中, 内容零散、不全面、不系统, 从而导致对于侵犯公民隐私权的行为缺乏有力的规制。

(二) 由人肉搜索带来的思考

虽然“人肉搜索”不仅能除恶, 而且可以扬善, 但是面对当前日益流行的“人肉搜索”所带来的隐私侵权, 我们应该保持理性的态度, 不能因噎废食, 更不能放任自流, 应该建立完善的保护机制, 以积极应对挑战。

1、完善公民隐私权保护的立法。

完善公民隐私权的法律保护, 应该对隐私权进行针对性的立法, 将隐私权作为公民一项独立的人格权加以保护, 所以应该在《民法通则》中确认隐私权为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民法通则》是保护公民民事权益的基本法, 应该对隐私权的保护作出原则性的规定。首先, 应该对隐私权采取直接保护的方式, 即确认隐私权为公民的一项独立的人格权, 以加强保护的力度;其次, 要对隐私权的定义和内容作出明确的界定, 明确保护的范围;最后, 要明确侵害隐私权的行为方式, 不能仅仅局限于“公布”或“披露”, 而应该包括窥视、故意侵扰等形式。

2、加强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归根结底, 网上的个人信息大部分还是公民本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公布出去的。所以加强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也是保护隐私权的关键。大家在上网查资料或交流信息的时候, 要有隐私权自我保护的意识, 一些涉及个人私隐的信息尽量不在网上公布, 尤其是在某些论坛上注册个人信息时更是要提高警惕, 要做好个人资料的自我保护。加强公民的自我保护意识, 可以从源头上防止隐私侵权。

与此相应的是, 网络所有人或者使用人负有对他人因使用网络而暴露的信息加以保密的义务。网络所有人或者使用人应当对信息搜集活动加以说明, 并说明对这些信息的使用途径。未经明确同意, 不得将这些信息提供给第三人。

3、加强隐私权知识的宣传和教育。

我国欠缺对公民隐私权的重视和保护, 广大公民更是对隐私权的有关知识知之甚少, 因此要加强宣传和教育, 培养全社会公民尊重隐私权、保护隐私权的意识。广大公民在享受网络带给我们便利的同时, 要遵守社会的基本道德规范, 更要严格约束自身的言论和行为。

参考文献

[1]、苏小兰“.人肉搜索”PK“网上追捕”.中国经营报, 2008-5-5 (A12) .

[2]、王利明“.隐私权的新发展”“.民商法前沿”系列讲座现场实录第315期.

[3]、赵芳芳, 刘晓宁.从一起网络“人肉搜索”事件看隐私权保护.检察日报, 2008-6-14 (003) .

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研究 篇8

一、刑法上关于公民个人信息概念的界定

关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 现阶段我国刑事立法还没有明确规定, 通过对国内外著作的梳理, 学术界对此有几种不同观点: 第一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与公民有关的全部信息, 诸如血型、就医记录、工作、电话号码等信息; 第二种观点认为公民个人信息是指公民不愿为他人所知的, 由自己决定是否公开, 向谁公开的信息; 第三种观点认为个人信息是指那些能够直接或经推测可识别出信息个体, 且与社会生活无关的, 不被他人了解的信息。

笔者比较赞同第三种观点, 这一定义比较恰当地限定了公民个人信息应涵盖的范围, 道出了个人信息的实质特征: 能够直接或推测出信息所有人, 仅涉及个人, 与社会生活无关。第一种观点对个人信息的边界没有适当限缩, 这必然不合理的扩大刑法的打击范围; 第二种观点则将个人信息与个人隐私混为一谈, 过度缩小了个人信息的范围, 这又将部分犯罪排除在刑法之外, 使公民的合法权益无法得到保护。

二、刑法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必要性

当今社会信息就是财富。在金钱的驱使下, 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增加, 极大破坏公民个人信息的安全性, 强化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保护迫在眉睫。

破坏公民信息安全的行为, 严重侵犯了公民的正当利益, 轻则使我们的日常生活受到诸如推销电话、垃圾短信的骚扰, 重则为犯罪分子实施侵犯人身财产的犯罪大开方便之门, 是许多恶性犯罪的上游犯罪, 社会危害性极大; 对公民个人信息的非法利用, 也严重威胁着社会的和谐稳定; 刑法的根本任务就是保护国家、社会和个人的法益, 打击犯罪, 加强对个人信息的保护, 正与此相符合; 对个人信息相关法律的完善, 也促进了我国法律体系的发展, 加快了法治化的进程。

三、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存在的问题及解决对策

我国对公民个人信息保护的研究在很长一段时期内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随着社会的发展, 我国法学界开始了相关问题的研究, 《刑法修正案 ( 七) 》中设置了两个罪名, 即“出售、非法提供公民个人信息罪”和“非法获取公民个人信息罪”来惩治破坏个人信息安全的行为, 但却将犯罪主体限定在国家机关、金融、电信等特定领域的工作人员, 而在现实生活中, 能够掌握个人信息的行业并不限于此。虽然《刑法修正案 ( 九) 》将本罪犯罪主体扩大为包含单位在内的一般主体。但仍有不足:

( 一) 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没有明确的界定

刑法的语言要求十分严谨, 但现阶段, 我国刑法没有对于公民个人信息的明确概念界定, 还停留在学理上的讨论和一些行政法规中的零散分布, 缺乏统一的标准, 有违法律的严肃性。因此, 立法者应尽快依据立法意图明确界定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此外, 对于那些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 应由民事或行政法律制裁, 所以, 公民个人信息的概念确定, 应该既以民法、行政法的相关定义为基础, 又与之存在差异, 保障各部门法的分工合作。

( 二) 立法罪名存在缺陷

我国刑法对保障公民个人信息安全设置的罪名存在不足: 首先, 法条中“情节严重”的规定模糊, 导致法律适用混乱; 其次, 对于犯罪的行为方式规定不全面, 忽略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最后, 在罪过形式上仅规定了故意, 但在实践中存在大量的因重大过失而产生的犯罪, 且同样产生了严重的危害后果。因此, 应当尽快完善立法。其一, 量化构罪标准; 其二, 将“收集”、“非法利用”等行为包含到现有罪名的行为方式之中, 或者增设如非法收集公民个人信息罪的新罪; 最后, 将罪过形态更改为“故意或重大过失”, 扩大刑法的保护范围。

( 三) 没有形成系统的法律保障体系

现阶段关于公民信息安全的立法比较零散, 各部门法之间没有形成完整的法律链条; 此外, 我国至今尚未颁布保护公民个人信息的专门性法律。对此, 应完善民事赔偿、行政制裁措施, 形成与刑事制裁相衔接的法律体系, 同时, 要吸收国外的立法经验, 尽快出台专门性的法律, 明确规定各方责任与义务和相应的协调合作机制。

四、结语

鉴于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形式并不乐观, 立法、司法上的一系列举措已刻不容缓, 加强立法建设, 强化各行业职业道德教育和普法教育, 使多种措施相辅相成, 改善我国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现状。

摘要:近年来, 公民个人信息被泄露、被非法利用的事件频繁发生, 不但严重打扰日常生活, 甚至引发其他更加严重的犯罪, 社会危害极大, 我国学界对公民个人信息安全的研究较晚, 刑事立法上对这类犯罪的规制尚未形成完备体系, 还存在很多问题。

关键词:信息,刑法保护,法律意识

参考文献

[1]赵秉志.公民个人信息刑法保护问题研究[J].华东政法大学学报, 2014 (1) .

[2]高福洪.公民个人信息保护刍议[J].公安研究, 2013 (10) .

[3]刘文婷.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研究[D].吉林大学法学院, 2013.

新闻报道中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研究 篇9

一、详细介绍隐私权在新闻报道中的关系

(一) 对于隐私权的正确分析。

根据著名学者的言论, 隐私权主要指的是公民有权维持自身隐私的权利, 可以不对外公布个人的生活细节等信息, 从其他的方面来理解, 公民可以享有自身生活的安宁跟私人信息的安全。因此从其定义就可以知道, 隐私权可以保持公民维持自身的有效权利, 不受到其他人的侵扰、搜索的权益。当前我国在相关法律中也有明文规定, 同时对公民的合法权益有所保障。

(二) 具有的法律效应分析。

新闻报道权给予公民报道权利, 确保公民可以言论自由, 从其他方面分析, 这也是一种有效的政治权利。而且从其他方面分析, 这也是公民的言论自由权。综上分析, 公民的隐私权跟新闻报道权都具有相应的法律效应, 都应该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二、判定新闻报道侵犯公民隐私权的标准

(一) 首先需要判定在新闻报道中, 相关媒体是否对公民的隐私没有任何形式的掩饰, 而当事人的隐私因此而受到损失, 给当事人本身带来了相关的人身、心理伤害, 影响了当事人的日常生活和工作, 这些方面都属于侵权范围内。

(二) 判定在新闻报道中, 个人隐私是否跟公共利益有关。

在实际情况中, 一旦个人利益跟公共利益两者之间发生冲突, 以后者的利益为主, 尤其是涉及到相关的政治事件, 需要进行客观、公正的评价, 因此就需要保障社会大众的公共利益, 这是在新闻报道中需要遵循的原则。

(三) 新闻媒体工作者主观判断会产生影响。

进行新闻报道的相关媒体人士, 可能会因为个人的一面之词, 没有对事件进行客观公正地分析理解, 只是将个人的主观看法通过媒介表达出来, 因此在判定是否侵害公民的隐私权时, 应该考虑到新闻报道人员的主观因素, 这在新闻报道中是不可避免的。

(四) 明确目的性

新闻报道要遵循一定的原则, 既保证新闻材料的真实性, 同时也对新闻报道媒体人士提出了相关的要求。主要包括新闻媒体人在进行新闻报道时, 出于何种目的, 主要考虑以下两方面的因素。1.是为了披露事件的真相;2.是出于某一利益因素考虑。二者需要酌情考虑, 慎重分析。

三、新闻报道侵害公民隐私权的形态

(一) 新闻采集过程中侵害公民隐私权的形态

新闻采集是新闻报道的前提和基础, 在新闻事件发生时, 新闻媒体都希望可以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获得第一手资料, 并编写出具有独家性的新闻报道, 获得轰动性的社会效应, 这就导致很多新闻采集者不顾群众的利益, 采用多种新闻采集方式, 难免会侵害公民隐私权。在新闻采集过程中, 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非法入侵, 二是强行采访, 三是窃听, 四是监视, 五是窃取个人信息, 六是隐性采访。

(二) 新闻报道过程中侵害公民隐私权的形态

新闻报道实际上就是将采集到的信息加工整理, 并把整理完成的信息公布于众, 这也是信息转变为新闻的关键环节。在新闻报道过程中, 侵害公民隐私权的行为表现为以下几种:一是在未经过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对当事人的个人信息进行披露;二是在未经当事人同意的情况下, 公开当事人不光彩的事件;三是在性侵案件中透漏被害人的基本信息;四是新闻报道中存在杜撰材料, 也侵害了公民隐私权。隐私权实际上也就是不能被肆意打扰的权利, 是每位公民都享有的。公民隐私权问题一直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隐私权受到国家法律的保护, 法律中也明确规定了侵害公民隐私权的处置方式。公民隐私权实际上也就是公民尊严与价值。虽然新闻与公民隐私权都有其至关重要的价值, 而且两者都属于国家的文明产物, 也都是国家发展和社会稳定中不可缺少的。事实上, 无论是什么时期, 自由和权利都是相互对立的, 虽然每位公民都具有隐私权, 但是新闻报道的过程中时常会出现侵害公民隐私权的问题, 二者是相互矛盾的, 也是相互冲突的。国家相关部门必须合理制定对策, 合理进行新闻报道, 采用科学手段, 创新新闻的采集模式, 尊重公民, 保护公民的隐私权。

四、当前有效解决新闻报道中侵犯隐私权的有效途径

当前科技水平日新月异, 因此电视新闻记者在进行新闻采访时, 可以使用多种方式来进行访问, 例如录音笔的运用, 这也很容易导致人们的隐私权受到威胁。另外还有当前新闻行业的市场需求, 越来越多人对于新奇事物、骇人听闻的消息感兴趣, 因此新闻市场为了迎合这一口味, 在新闻采集过程中, 就可能使用那些可导致隐私权的方式, 如何有效地解决这一问题, 笔者提出了以下几方面的措施。具体实行时, 需要考虑以下几个方面:

(一) 完善相关的法律规定

从当前的形势出发, 需要推动司法建设进一步发展。如今社会现状跟侵权司法案件两者之间的冲突日益增强, 早期国家制定的相关法律, 已经不能满足当今日益增长的社会需求。这就需要重新制定出符合当前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的章程。因此当务之急, 就是要促进司法改革进程, 不断强化媒体自身的舆论监督功能, 确保我国的司法体制朝着健康良好的方向发展。当前的媒体监督会影响我国当前法制建设是否完善。而对于媒体是否侵犯公民隐私权, 更需要强化目前的舆论监督作用, 使其成为一个标准。

(二) 新闻媒体应该考虑多方面因素

新闻媒体在进行报道时, 应该对被报道人的身份有所了解, 同时要清楚其公共领域的界限、以及划定好私人生活的界限。如果被采访人是社会公众人物, 涉及到与之相关的社会公共事务, 可以进行全方位的报道。但是在涉及到跟当事人相关的隐私事物时, 就应该考虑当事人是否同意, 以免造成侵犯他人隐私权的事件发生。

(三) 增强新闻工作者的职业道德意识

新闻工作者因其工作的特殊性, 其自身所应具有的职业道德和法律意识也跟其它行业有所差别。新闻工作者要严格恪守自身的职业道德, 做到不偏不倚, 遵纪守法, 同时做到维护公民自身权利, 在工作中, 做到不揭露个人隐私, 不诽谤他人。通过加强其职业道德跟法律意识, 确保相关的媒体工作者不侵犯他人的隐私权力。

结语

在新闻报道中, 不仅涉及到道德层面, 同时还跟法律意识息息相关, 只有从两方面入手, 不断增强新闻媒体人员道德、法律双重意识, 同时明白隐私权与新闻二者之间的界限, 才能确保在新闻报道中尽可能减少侵犯隐私权案件的发生。这需要从多方面出发, 也需要社会各界的共同监督跟完善。

摘要:随着当前社会的迅速发展, 新闻媒体行业也出现繁荣发展的局面。相关的社会新闻报道充斥着我们的生活。新闻报道肩负着传播新闻消息的责任, 因此也是表达当前社会舆论的一个重要途径。但是在当前的社会发展中, 新闻报道中很容易发生侵犯公民隐私权的事件, 这也成为了当前社会大众关注的一个热门话题。新闻报道需要遵循纪实性、准确性, 因此会触及到当事人的隐私问题, 一旦个人的隐私问题被揭露, 这也会给当事人造成一定的困扰, 因此当前应该正确处理好两者之间的关系。在此, 笔者针对在新闻报道中如何确保公民隐私权问题, 提出一些个人的观点。

关键词:新闻报道,公民隐私权,保护问题

参考文献

[1]吴琼.新闻报道与公民隐私权的保护[D].南昌大学, 2013

公共场所摄像头下公民隐私权的保护 篇10

关键字:公共场所;电子监控;必要性;正当性;立法保护

[案情回放]:公共走道安装摄像头法院认定侵犯他人隐私权

原告认为,两被告在过道安装摄像头后,原告在公用部位的进出以及凉晒衣服的情况,被告都能看到,两被告的行为侵害了原告的隐私权,遂起诉要求两被告拆除探头。

徐汇区法院经审理认为,被告的行为足以侵害到原告的隐私权。据此,法院作出两被告应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五日内拆除涉案监控摄像头的判决。

从上述案情中我们可以考虑这样两个问题:

1、相邻公用部位是否存在隐私权

2、个人信息知情权与他人隐私权的冲突

如今,摄像头已经不仅仅是作为视频聊天工具来使用,而更多的是用来拍照、录制家庭录像、制作大头贴、充当扫描仪、做监控设备、多程序共享摄像头等。可见摄像头已经成为人们生活的必需品。

但是摄像头持续性的、全面性的、无误差性的、清晰性的对公众的日常生活进行记录乃至监视,还是否有人们的隐私利益存在?“因此,有必要赋予人们在公共空间的匿名性权利,促进行为自由和开放社会。”

一、公共場所安装监视器的必要性

(一)公共场所的界定

1、完全性公共场所

“隐私止步于屋门之前”,那么对于公共场所我们该如何界定呢?

胡建淼与岑剑梅教授认为:“公共场所有两个重要的特征,一是‘公用’和‘公众出入’,二是‘不特定之人’。”只有符合上述两个要件才是完全性公共空间。

笔者认为诸如公共马路、公共广场、人行道、桥梁、街巷、公共绿地和各类车站、机场、码头等都属于完全性公共场所。

2、半公众场所

那么不同于供不特定人出入的完全开放的公共场所,也不同于完全隐秘的诸如住宅、暂时居住的宾馆等场所,这类场所应该被界定为“半公共场所”。诸如教室、多人办公室、图书馆等。

3、隐秘性场所

隐秘性场所即私人住宅、暂时居住的宾馆、百货商场的格子间、公共厕所等均为私人场所。

综上,笔者认为公共空间即是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为大多数非特定人群自由活动的完全性公共场所和准公共场所。同时对于“天眼工程”,“点、线、面”全覆盖的实施有必要进行审核和控制。

(二)公共场所安装摄像头的必要性

当今,被称为“电子眼”或“第三只眼”即视频安防监控系统,实现了人们“千里眼”的梦想。

其在公共场所特别是关键地方的使用对公安部门打击犯罪、维护社会治安有着不可估量的积极作用。主要有“1、现场资料证据保全功能:2、违法犯罪阻却功能:3、预警和快速反应功能。”而且其拍摄的影像资料具有“客观性”和“精确性”,从而满足了国家行政机关等主体的需要。

安装摄像头有其必要性,但是这个“度”应该由“法”来规范。

二、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的正当性

但是同时由于摄像头的普遍存在导致公民最基本的人格权即隐私权也无时无刻在遭受侵犯,时时刻刻在暴露着自己的信息,从而法益收到破坏,不利于维护社会的稳定和和谐发展。

正如《布莱克法律词典》归纳的:信息性隐私的要义在于个人决定是否、如何已经在多大程度上将自己信息展露为他人的权利。

隐私权的人权本质决定人们在公共空间也想有对隐私权的合理期待权。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一)人们在公共场所只是公开非关键性的隐私

(二)人们并没有完全抛弃自己的隐私权

综上,人们可以在必要时拿起法律的武器为了维护自己的权利同公权力或是不法行为相抗衡。

至此,我认为在开头提出的两个问题在此可以得到解决:

1、该案中涉及的公用部位系相邻的原、被告双方的共用走道,此类空间有其特殊性,因为它既不同于家庭、住宅这类完全私密性的空间,也不同于完全开放的公共空间,但随着社会的发展和进步,隐私权已经走出了传统的家庭和住宅的局限,在公共场所或共用走道这类特殊空间同样有隐私存在。比如公共厕所的个人隔断、医院诊室中的隔断、银行柜台前的隐私等等。

2、该案审理中,被告主张安装摄像头是为了防盗、防止他人乱丢垃圾,属于一种自助救济,且对原、被告均为有利。对此,本案一、二审判决理由部分均未认定被告安装摄像头的行为与公共利益相关。应当说这一点是毫无疑义的,因为公共利益的主体当为不特定的多数人。本案中,被告安装摄像头的最初目的是为了自身利益,退一步说即使客观上惠及了原告的利益,其受益主体充其量也仅为原、被告双方。

三、公共场所安装监视器的法律缺陷及其完善

(一)立法现状

目前我国没有统一的关于保护公众隐私权的立法,法律层面上尚属于空白的状态。

在民法方面,《民法通则》没有关于隐私权的明确规定,而对于摄像头下的公共隐私权和公共利益更是只字未提。2009年的《侵权责任法》虽然将隐私权列为该法的保护范围,但是由于《民法通则》没有规定所以使得其效力并不是很明显。

在刑法方面,虽然规定了非法侵入住宅罪、非法搜查罪、侵犯通信自由罪等,但是并未涉及公共利益。

在行政法方面,则仅有《治安管理处罚法》,其中并未有对公共利益的明确规定。

但相关的地方法规还是弥补了这个缺陷。如2006年12月15日北京出台的《北京市公共安全图像信息公共管理系统办法》则有明确的关于摄像头安装的规定。“但是此立法属地方政府规章性质,而公共摄像头的安装与管理涉及到基本民事权利的范围与保护,属《立法法》规定的全国人大的立法事项,由地方政府规制上述问题,有超越立法之嫌。”

而且我国的立法关于隐私权的规定都较为笼统,原则性较强,不利于实际操作。同时由于摄像头多为行政部门所设置,由此相比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公众无法通过更为方便的民事救济途径来解决自己的隐私权问题。

(二)立法完善

对于如何完善我国现行立法,学界有不同的观点。

傅强、刘宇航提出完善立法应该:“1、在立法体系上,应建立统一的法律制度;2、在立法指导思想上坚持权利本位:3、严格限制安装主体范围:4、明确监管主体:5、规制安装区域和部位:6、确立告知制度;7、限制监控强度;8、规范监控管理制度:9、完善救济途径。

而张友好博士则认为应把握以下几点:“1、安装主体与监管:2、安装场所与范围:3监视工具及强度:4、所得资讯的利用与管理:

胡建淼、岑剑梅教授认为应该考虑以下几个问题:“1、安装主体:2、安裝场所:3、监视技术:4、资料管理。

吴汉东教授则认为在摄像头的安装与公民隐私权的冲突问题上要遵循限制监控、目的约束、严格保密和分清责任四个原则。

综上,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救济:

(1)行政救济

当公众的隐私权受到安装主体不合理的侵犯时,可以向有关部门提起行政复议和行政诉讼来维护自己的合法权益。

(2)民法救济

在民法立法上应明确隐私权的范围与相关保护力度和方式及其事后的赔偿。

(3)其他救济

国家赔偿法应该将侵犯隐私权的赔偿情形列入国家赔偿范围,从而使得隐私权受到侵犯的公民能够得到国家的救助,从而更好的保障民权和民生。

在刑事处罚方面,应当根据侵害隐私权的程度而将其行为列入非法搜查和非法侵入住宅罪。

四、结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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