WTO制度

WTO制度（精选十篇）

WTO制度 篇1

1.1共性分析

反倾销、反补贴和保障措施都是WTO规则允许的产业救济措施, 都隶属于WTO成员方政府所采取的行政措施的范畴。三者所适用的目的都是为了保护本国 (地区) 产业安全, 维护市场正常的贸易秩序。

1.2差异性分析

1.2.1 性质差异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的主要目的是为了遏止不公平竞争, 维护公平的竞争秩序;而保障措施则是针对公平贸易条件下的产品进口实施的限制措施。反倾销与进口产品倾销相对应, 针对的是实施进口产品倾销的企业;反补贴与进口产品补贴相关, 针对的是给予进口产品补贴的国家 (地区) 政府;而保障措施与进口产品大量增加相联系, 必须在非歧视原则的基础上, 公平地适用于所有其他成员方, 不得区别进口产品的来源。

1.2.2 实施差异

(1) 实施范围的差异。

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针对特定成员的特定出口产品, 即那些倾销产品或受补贴出口的产品;而保障措施适用于本地区内急剧增长对本国 (地区) 产业造成损害或损害威胁的所有进口产品, 不分国别。

(2) 实施条件的差异。

适用反倾销、反补贴措施的前提条件之一是存在对一国内产业的“实质损害、实质损害威胁”或对此类产业建立的“实质阻碍”, 而对于保障措施来说, 则是对一国内产业的“严重损害或严重损害威胁”。实施保障措施的前提条件较反倾销、反补贴措施高。保障措施的另一个前提条件是“不可预见的发展”, 而反倾销、反补贴措施则对此前提条件没有相应规定。

(3) 实施措施的差异。

反倾销和反补贴的最终措施通常都是一种抵消性的特别进口关税, 以弥补国内产业损害为限;而保障措施的结果是限制某种产品的进口量或重新修改降低了的关税, 或完全撤销最初做出的关税减让。

(4) 实施期限的差异。

反倾销和反补贴的临时措施都不超过4个月, 终裁确定的反倾销和反补贴的实施期不超过5年, 特殊情况可适当延长, 其取消和继续维持主要以是否仍存在倾销或补贴为前提;保障措施的临时措施期限不超过200天, 终裁确定的保障措施期限只能是4年, 经延长也不得超过8年。

(5) 补偿或报复的差异。

因为反倾销和反补贴措施是针对不公平的竞争行为, 所以出口方也没有行使报复的权利;而在实施保障措施的情况下, 权益受损的出口方有权要求贸易补偿, 若双方未能达成补偿协定, 则利益受损的出口方有权实行实质水平的对等报复。

1.2.3 程序差异

从程序角度看, 《保障措施协议》的要求更严格一些。这种严格主要体现在通知义务和磋商等方面。如《保障措施协议》规定, 拟实施保障措施的成员应将采取的行动立即通知保障措施委员会, 在实施保障措施前还要与利益相关的出口方进行磋商, 以期达成谅解。实施反倾销或反补贴时, 尽管成员也要履行相应的通知义务, 但在通知的时间要求、内容要求等方面相对要宽松一些。另外, 保障措施与反倾销反补贴的审查制度不同。

1.2.4 实践差异

根据1995年1月1日至2006年6月30日的统计数据, WTO成员发起的反倾销措施在全球运用最多, 运用地区最广, 但总体幅度有所下降。反补贴是运用较少且主要被用作反倾销的补充手段;保障措施案件数量虽有起伏但也相对较少。

2 WTO协议中各类保障措施比较分析

WTO的保障措施制度以《保障措施协议》为核心, 除了WTO一般性保障措施外, 还包括三种特殊形式的保障措施条款, 即关于农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关于纺织品与服装的过渡期保障措施和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 这三项特殊的保障措施条款分别规定于WTO《农业协议》、WTO《纺织品与服装协议》和《中国入世议定书》中。各类保障措施相互补充, 同时也存在着些许差异。

2.1实施对象

一般性保障措施适用于任何产品, 范围比较广泛。而农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只适用于农产品, 纺织品与服装的过渡期保障措施只能针对纺织品与服装产品实施, 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只能针对中国产品。

2.2实施条件

《保障措施协议》要求存在进口数量激增并对国内同类产品造成严重损害或严重威胁, 且二者之间存在因果关系。《农业协议》的保障条款以数量触发及价格触发为条件, 二者都有严格的计算方式。《纺织品和服装协议》保障条款中规定的条件与保障措施协议相似。而《中国入世议定书》的规定则比上面三者宽松得多, 仅以市场扰乱及贸易转移作为标准, 将严重损害降为实质性损害。

2.3实施期限

《保障措施协议》的保障措施实施期一般不得超过4年, 如果仍需防止或救济受损害的产业正处在调整之中, 则允许将期限继续延长, 但最长不超过8年, 发展中国家成员总期限不超过10年, 并在适用期内应每隔一段时间放宽限制。《纺织品和服装协议》过渡性保障措施最长为3年, 或直至该产品纳入关贸总协定, 两者以在前者为准。《农业协议》的特殊保障措施, 因进口数量触发采取的特殊保障措施 (征收附加关税) 只能维持到征收该项关税的当年年底, 因价格触发采取的特殊保障措施在“进口价格”与“触发价格”之间的差额低于或等于触发价格的10%时, 则不得征收附加关税, 即应中止特殊保障措施。《中国入世议定书》第16条对特别保障措施的实施期限则没有明确的限制性规定, 仅规定“一WTO成员只能在阻止和补救市场所需的时期内依本条采取措施”。显然这种规定弹性很大。

2.4救济途径

一般性保障措施允许使用关税或数量限制措施;而关于农产品的特别保障措施只能采取附加关税的措施, 不能采取数量限制措施。《纺织品和服装协议》过渡性保障措施也禁止实施新的数量限制, 对逐步取消配额限制的产品和逐步增加配额数量进行了详细的安排。针对中国的特殊保障措施的救济方式可以是撤销减让或限制进口, 另外通过磋商, 达成一致意见后还可以由中国自愿限制出口。

2.5补偿与报复

一般性保障措施允许由于某成员方实施保障措施, 而受到影响的出口成员要求实施措施方提供相应的贸易补偿, 并在一定条件下有权实行实质水平对等的报复。而实施农产品特别保障措施的成员不必向受措施影响的成员提供补偿。采取纺织品与服装的过渡期保障措施的成员并无义务对受影响的国家进行补偿, 也没有对等报复的规定。

3对策建议

3.1以政府为主导, 建立和完善防御体系和运行机制

2002年, 国家经贸委启动重点行业进出口监测系统, 从而在我国初步建立了产业损害预警机制。我国相关政府部门应当在此基础上, 扩大监测范围和加深监测深度, 根据进出口产品数量的变动情况、国内外产业的发展动态等, 针对各种可能的情况提出相应的防御策略, 建立相应的防御机制。政府可建立商务部、海关、行业协会、省市商务厅和企业五位一体的出口产品预警机制, 发挥组织优势, 通过对不同产品、不同国家出口信息的收集、整理和分析, 定期或不定期地发布预警信息, 为企业及时调整出口规模和出口方向服务。

3.2调整政府职能, 制定积极有效的产业政策

目前我国在应对保障措施方面的组织机构包括政府、商会、中介组织和企业四个层次, 因为各部门各施其责, 极易产生推诿扯皮的现象而影响保障措施的实施。这方面可以借鉴印度、土耳其等国的做法, 设立专门委员会, 统筹负责产业损害调查和处理工作, 包括保障措施、反倾销、反补贴等, 以提高运作效率。

政府还应逐渐转变转变贸易增长方式, 取消或降低出口退税等优惠政策, 引导企业把注意力集中到提高产品质量和出口效益上来, 彻底放弃“重数量, 轻效益”的出口模式。制订“全方位、多元化、多渠道、多口岸出口发展”战略, 确保外贸平稳发展。鼓励有比较优势的企业由出口贸易为主转向贸易与投资并重, 把投资的重点定位在经济一体化的区域和纺织服装产品出口的主要市场。在“走出去”方面加强规划引导, 有组织、有步骤地转移部分生产能力, 开展境外加工贸易。

3.3发挥企业的主体能动作用

作为外贸主力军, 企业不仅要注重提高产品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 也要注意深入研究国际贸易规则, 彻底明晰各类保障措施及反倾销反补贴的细则。在遭到国外保障措施调查时, 应积极主动配合国家商务部收集各种应诉材料, 组建强有力的应诉团队, 积极应诉。同时, 积极开展“民间”游说, 争取贸易伙伴、行业商会、消费者和大众传媒的支持, 以及某些政府机构的理解, 尽可能延缓或减少国外实施保障措施对我国的影响, 最大限度维护自身贸易利益。另外, 出口企业应切实跟踪和监控外贸产品进出口信息, 在出现数量激增时, 及时向相关企业发出预警信号。

3.4建立应对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的相应机制

入世后, 韩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印度等国制定了对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法规。至今, 印度和美国等已经对中国发起多起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调查。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案已成为入世后中国贸易摩擦的新问题。因此, 我国应建立应对针对中国的保障措施的相应机制。我国可以在产业损害委员会下设专门机构来负责这方面的事务, 加强双边磋商, 并逐步建立起包括官、产、学、商会组织在内的联合游说机制, 在外国贸易政策制订过程中或在计划实施贸易救济措施前, 主动派员游说外国政府、企业、商会、等相关对象, 合理施加政治和经济方面的压力和影响, 争取有利于我国的政策立法。如果通过磋商确已无法解决, 我国政府或企业可以将案件提交WTO的争端解决机制解决, 确保最大限度地维护我国的利益。

参考文献

[1]吴哲.保障措施、反倾销和反补贴比较研究[J].世界贸易组织动态与研究, 2007, (7) .

[2]谢增福.论反倾销措施与保障措施的差异[J].管理世界, 2006, (10) .

加入WTO与中国会计制度改革 篇2

请欣赏：《加入WTO与中国会计制度改革》

陈毓圭

财政部会计准则委员会副秘书长 陈毓圭

一、加入WTO，为我们进行会计制度改革创造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近年来，我们以国际会计准则为基准，积极推进会计改革和会计标准的国际化，到11月份，发布了《企业会计制度》和16项具体会计准则，在会计核算基本原则、会计要素定义、收入确认、资产减值、关联方披露等重要方面与国际通行惯例实现了一致。但是，我们也注意到，对会计制度和会计准则的执行情况不能过分乐观，会计信息失真的现象依然比较严重。大量的关联交易和非公平交易乃至虚假交易，使得企业财务报告无法真实、公允地反映企业财务状况和经营成果，国际通行的会计处理原则往往走样，有些甚至成为企业盈余管理的工具。

中国加入WTO，意味着我们所有市场主体(包括企业、政府、投资大众等)都必须严格遵循国际通行的贸易规则，整个市场经济的运行将形成一个比较公平的竞争环境，企业也将逐步锻造成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行为规范的市场交易主体;政府的职能也将发生较大变化，对企业的干预和保护将越来越少;包括投资者大众在内的各会计信息使用者将日趋理性化，决策水平也将大大提高，对高质量、有价值的信息需求将增加。公平、诚信的市场法则将成为市场经济运行的主流，从而为我们深化会计制度改革，进一步实现会计标准的国际化，提供了良好的环境和氛围。

二、加入世界贸易组织，将进一步促进加快我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进程和会计改革步伐

根据我国加入WTO应尽的义务，我国的市场将更加开放，改革将更加深入，决策将更加透明，尤其是企业不论规模大小、所有制类别、业务种类、境内境外等，将普遍享受国民待遇，并按照国际惯例从事交易。会计作为国际通用的商业语言，在促进国际贸易、国际资本流动和国际交流方面发挥的媒介作用将更加突出。可以想见，在未来几年内，外国企业和外国资本将会以更快的步伐进入我国市场，来自不同国家的跨国公司或者外国公司将在我国设厂或者建立分、子公司，外商投资企业将在我国上市，外国银行将在我国经营人民币业务，不同国家会计标准之间的冲突将会凸现出来，改进我国的会计制度，以国际会计准则为基础建立我国的会计准则，将是今后我国会计改革的`一项重要任务。这就要求我们密切关注国际会计准则建设和国际会计协调的步伐，紧跟我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及其对会计信息的需求，以更加积极的姿态来推进我国会计标准的国际化。

三、推进中国会计国际化的挑战和我们应当作出的努力

首先，根据我国与世界贸易组织签定的有关协议，从现在开始到年底之前是个过渡期，在过渡期之内，我国国有企业改革的力度将进一步加大，企业兼并、重组乃至破产事项将大量出现，多年来国有企业对职工(尤其是退休职工和下岗职工)形成的负债将显性化。而且根据WTO规则的要求，成员国或者地区必须提高其贸易政策和法规的透明度，这实际意味着有关信息披露的透明度将提高。所以，在未来，对于会计信息的披露将要求更加公开、透明，会计信息的资源配置功能也将更加突出，而某些特殊行业将有可能面临披露风险。应该讲，对于过渡时期我国将面临的一些特殊会计问题，在国际上鲜有先例可循。我们能否充分考虑这些会计问题的经济后果，并作妥善处理，将是我国今后若干年会计改革面临的一大课题，也是我国过渡期会计改革的艰巨性所在。

其次，中国加入WTO之后，会计人员的素质将面临挑战。一方面，大量外资企业的涌入和国内企业走出国门，需要大批懂外语、熟悉国内外法律法规的高级会计人才;另一方面，随着中国会计改革力度的加大，中国会计标准将进一步与国际接轨，其技术性将更强，对执业人员的要求将更高，按照我国现行会计人员的教育背景、知识结构和业务素质来讲，将面临非常大的挑战。

再次，目前WTO制定的有关规则基本上是由发达国家根据自己的利益需求制定的，考虑发展中国家特殊需求的情况较少。为此，中国在加入WTO后，积极呼吁展开新一轮的多边贸易谈判，以为发展中国家争取更多的利益，这也是广大发展中国家权力支持中国加入WTO的重要原因。在会计标准国际化道路上，也面临着同样的问题。目前国际会计准则基本上也是由发达国家制定的，体现了发达国家的利益，而发展中国家在其中的声音是微弱的。另外，迄今为止，世界上包括美国、英国、澳大利亚等国在内的各主要发达国家执行的仍是本国会计标准，所以会计标准的国际化相当复杂，它不仅仅是一个国家的事，而是世界各国都面临的共同课题，因此，它将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如何根据我国市场经济的发展历程，积极探索、研究、总结我国的会计改革，以便在会计标准的国际协调中争取更多的利益，将是我国今后需要认真研究的问题。

第四，普及现代会计知识和会计理念，如正确认识企业领导人对财务报表负有怎样的法律责任，会计报表与投资决策、信贷决策存在怎样的关系，会计信息在怎样的意义上影响投资信贷决策，各种会计报表之间有着什么样的联系，提高会计信息的透明度对提高企业的筹资成本、改善市场形象有什么意义，为什么要对资产提取减值准备，为什么不能根据商品是否已经发出来进行收入确认，而要看风险和报酬是否已经转移等，显得非常重要。只有使这些会计知识和会计理念得到普及或树立，会计信息和会计工作的重要性才能深入人心，会计制度、会计准则才能得到应有的尊重。

WTO制度 篇3

[关键词] 竞争法WTO反垄断法

自GATT产生以来，自由贸易与保护贸易始终是多边贸易体制下制定贸易规则的重要内容。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在提倡自由贸易的同时，也在不断出台保护性贸易措施。如美国先后制定了有针对性的4种“301条款”，美国对外贸易的主导思想是“free trade but fair trade”。WTO也将非歧视原则作为其基本原则加以贯彻。根据入世承诺，我国将进一步开放市场，这将会导致更多的跨国公司大量涌入参与我国市场竞争。反垄断法必将成为我国法学界在相当长一个时期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我国至今还未制定反垄断法。作为竞争法组成部分的《反不正当竞争法》虽然在我国的现实规范中，也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但是这与WTO规则的要求还有相当的差距。应对WTO规则对中国市场经济体制与政府体制的冲击与挑战，及时制定颁行反垄断法律制度是大势所趋。

一、WTO協议中有关竞争政策的历史发展

1.WTO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确立

国际竞争政策，最早出现在《国际贸易组织宪章》中（又称《哈瓦纳宪章》）。其第五章第46条规定，各国政府有义务“阻止私营或公共企业采取的影响贸易的商业行为，只有该行为限制了竞争及市场准入，或者扶持了垄断，对生产或贸易的扩大造成了损害”，如价格协议、限制产量、固定生产配额、瓜分市场等妨碍贸易的限制竞争行为，并要求通过透明、协商和调解的方式来控制限制性商业惯例的危害。这些显然都是竞争政策的规范。然而在当时，影响国际贸易的主要因素是关税壁垒，非关税措施的作用相当少，即在GATT最初的原始规范中还未考虑竞争政策。直到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后，WTO才将“竞争”的概念纳入各种协定之中。尽管如此，GATT和WTO的一些条款中已经包括竞争方面的条款。GATT/WTO的两条基本的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most-favored-nation treatment）和国民待遇原则（nation treatment）便体现了公平竞争的要求。前者要求各成员国之间实施非歧视待遇，保证不同的成员国享有平等的竞争机会；后者要求在出口国和进口成员之间的非歧视待遇，保证出口国的产品和进口国的产品享有平等竞争机会。WTO的其他原则和制度也体现了公平竞争的精神。如透明度原则（成员方必须公平实施有关进出口贸易的政策、法律及规章，以及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与另一成员方政府或政府机构签订的影响国际贸易政策的规则，其目的是使各成员方贸易惯例具透明度，防止成员方之间进行不公平的，与世界贸易组织协定不相适应的贸易管理，从而造成歧视贸易和贸易壁垒）、反倾销与反补贴（GATT第6条）、关于国营公平所实行的歧视GATT第17条）、政府采购协议（旨在对政府采购行为进行约束和监督，促进公平竞争）等。特别是乌拉圭回合达成的多项协议几乎都与竞争政策有关，直接体现竞争政策和对限制性商业惯例的规范。

2.WTO竞争政策和竞争规则的发展

WTO的前身GATT中的竞争法律规则将国家和政府作为最主要的法律主体，目的是消除政府行为在国际贸易领域对竞争的各种限制和障碍，创造一个国际性的公平竞争环境。WTO在继承GATT的基础上，对竞争政策更为重视。特别是近年来，随着全球经济一体化的进程，关税壁垒和传统的非关税壁垒逐渐不再成为突出的贸易障碍，而私人厂商尤其是跨国公司争夺全球市场份额和优势地位的竞争愈演愈烈，私人的反竞争行为正在成为新的贸易壁垒。如果不对这些限制竞争行为进行有效地规范，WTO成员方多年来为形成开放的国际市场所进行的艰辛谈判将付之东流。一个国家为了保障国民经济正常有效发展，保障公平、效率的市场资源优化，必须通过有“自由经济宪章”之称的竞争法来实现；同样，为了保证资源在国际间的优化配置，保证全球各国层面的市场机制都能发挥作用，国际市场也需要一套多边的竞争规则来协调。而各国的竞争法在处理国际性限制竞争行为上具有天然的局限性，现有的WTO规则体系主要是对政府措施和政府的协调，于是，国际社会在WTO在进行竞争法国际协调的呼声高涨。1996年WTO新加坡部长会议上成立了一个工作组，对成员方提出的有关贸易和竞争政策（包括反竞争行为）之间的关系问题进行研究，以便WTO各国领域作进一步的考虑。尽管竞争法的国际统一受到国家主权问题、南北矛盾问题、贸易政策束缚、各国竞争法理论基础与立法的差别等因素制约，但是在WTO下建立协调的国际竞争法的统一规则具有可行性。可以预见，随着竞争政策在国际贸易中重要性的增强，在WTO内合作会不断增多，WTO的竞争政策将逐步走向系统化和实质性。

二、WTO竞争制度对我国反垄断法的挑战

1.WTO规则激起政府行为的深刻变革

从表面上看，WTO协议所涉及的大部分是贸易领域的规则，但是作为从事外贸活动自然人或法人，并不与WTO规则发生直接关系，即WTO规范的主要对象一个国家的政府行为。WTO是一个处理成员方之间贸易规则的国际经济组织。WTO协议是约束成员方的贸易政策或行政活动的法律规则。WTO规则对政府行为的约束主要体现在WTO的不歧视原则和透明度原则两个方面。不歧视原则要求对个成员方的产品和服务不得歧视，即政府有关管理对外贸易的措施不得有歧视的性质和内容。透明度原则要求政府有关影响贸易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政策措施都要贯彻透明度原则并受其约束。加入WTO意味着中国的经济与世界经济全面接轨，世界通行的市场规则也逐步成为中国市场的游戏规则。这时我国法律制度受到的影响是极为深刻的，尤其对作为市场经济基本法律制度的竞争法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在WTO规则的约束下，这些市场壁垒不可避免地被打破。

2.WTO规则挑战传统行政法的既有制度

行政法是调整政府整个行政行为的，而政府实施的与世贸有关的行为只是政府整个行政行为的一部分。那么，WTO基本法律原则是否只要求贯彻于行政法中调整政府实施的与世贸有关的行为的那部分规范，而行政法其他规范却不必体现WTO基本法律原则呢?答案当然是否定的。首先，一国行政法是一个统一的整体，不可能将之分成若干部分，如一部分规范政府涉世贸的行为，一部分规范政府涉其他外贸而非涉世贸的行为，一部分规范其他涉外而非贸易的行为，一部分规范政府对内的管理行为，等等。其次，WTO基本法律原则所体现的价值取向，如公平、公正、自由、公开，是整个现代行政法，乃至整个现代法治的价值取向。要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我们的整个行政法和整个法律制度就必须吸收和贯彻这些价值观念。即使我们不加入WTO，也同样需要与时俱进，以现代民主、法治的价值观念，包括WTO基本法律原则所体现的价值观念来修改、废除不合现代民主、法治精神的旧制度、旧规范，制定、补充为建立法治、公正、廉洁、高效政府所需要的，体现现代民主、法治价值观念的新制度、新规范。

三、WTO规则下我国竞争制度的现实困境与立法趋向

从现实看，在我国现阶段经济体制转轨过程中，还大量存在不正当竞争和垄断现象，具体表现为地区壁垒、行政强制交易、行政部门干涉企业经营行为等。并且，随着市场作用的逐步加强，行政权力干涉经济活动变得隐蔽，行政力量开始与市场力量相结合，出现不少行政性市场垄断，即带有行政特征的市场垄断。如公用企业滥用优势地位、国有控股公司的垄断行为等。行政性垄断的直接构成了对市场竞争秩序的破坏，阻碍统一开放的市场的形成，它通过保护部分市场主体，限制了其他市场主体公平竞争的机会，其结果是造成市场主体间的不公平竞争，由此所体现出来的差别待遇是行政性垄断的必然结果。而“非歧视”是WTO的基本要求原则，国民待遇原则便是这一原则的集中体现，它要求东道国给予外国市场主体同本国市场主体同样的待遇，从而内在地规定了国内外市场主体的平等性。GATT第3条第1款规定，各缔约国应避免使用国内措施来保护国内生产。第2款针对具体的“国内税收及其他国内费用”作了规定，“一缔约方领土的产品输入到另一缔约方时，不应当对进口产品或本国产品采用与本条第1款规定的原则有抵触的办法来实施国内税或其他国内费用。”WTO服务贸易领域和知识产权领域也都对国民待遇原则作了规定。

因此，及时制定和颁行反垄断法就成为我国对外贸易立法的当务之急。我国加入WTO后，在缺乏反垄断法的情况下，无法遏制外国实力雄厚的企业滥用先天的市场力量，实施反竞争的并购、滥用市场优势地位等垄断行为，就谈不上保护我国中小企业的利益和维护经济安全。在目前我国政府的职能还没有完全转变，市场尚存许多人为的壁垒的情况下，除了深化经济体制改革外，反垄断法是清除市场壁垒的最为重要的法律武器。

参考文献：

[1]姚梅镇:国际经济法概论[M].2006年.

[2]Herbert M. Bohlman. The Legal Environment of Business, 1989

[3]缪剑文:论多边贸易体制下竞争法的国际协调[M].国际经济法论丛（第1卷）

[4]杨解君:WTO下的中国行政法制变革[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5]王先林:WTO竞争政策与中国反垄断立法[M].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WTO制度 篇4

一、中小企业改革与发展现状

中小企业改革是国有企业改革的组成部分。中小企业改革的内容、方式与型式主要采取放权让利、承包与租赁等改革形式。与大企业改革的情况相类似, 这种改革并没有真正转换中小企业的经营机制, 反而随着市场竞争的日益激烈而出现了大面积亏损的局面, 其中小型企业盈亏相抵后出现了净亏损。

中小企业大多属于市县级地方政府, 企业亏损影响了地方财政收入, 加重了财政补贴困难。中央十五大正式提出“抓大放小”政策, 十五届四中全会进一步明确“放开搞活国有中小企业”, 并将此作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总体战略的重要环节。十多年来各地从实际出发, 大胆探索, 稳步推进, 因地制宜、因企施策, 加快了改革步伐, 改革方式更加多样化。采取改组、联合、租赁、承包经营、股份合作制和出售等形式, 进一步放开搞活中小企业, 但不尽人意。

二、中小企业发展面临的机遇和困境

(一) 中小企业的市场优势

国家发改委提供的材资料显示, 目前全国工商注册登记的中小企业已超过1200万家, 占全国企业总数的90%;在全国工业总产值和利税中所占的比例分别为60%和40%;还提供了75%的就业机会;创造了50%的GDP;在我国2.2万亿美元左右的进出口总额中, 约60%来源于中小企业。中小企业不但是国民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 而且还是大企业的补充, 是未来大企业产业的源泉。随着高新技术在中小企业比重不断提高, 21世纪已是中小企业的高速发展的时代。

(二) 目前中小企业发展中的主要困境

中小企业目前经营环境并不好, 存在“四难”:融资难、技术创新难、市场营销难、引进人才难。

1、中小企业的融资困境。

中小企业的融资渠道困难有两种原因:一是体制和政策问题, 如融资问题, 尽管中国人民银行已发出了加强对中小企业信贷的通知, 但为中小企业服务的金融组织却很不发达, 主要靠信贷融资。二是中小企业有一些天然存在弱点, 如资信差, 银行对他们发放贷款有所顾虑。中小企业融资需求来自四个方面:创业需求的股本投资;技术创新需要的风险投资;扩大再生产需要的更新改造投资;简单再生产需要的临时性流动资金。在目前的存贷款利率制度下, 贷给中小企业的贷款成本远远高于大企业, 但是从长远的角度来看, 这类业务只要做到一定规模后, 就会有收益, 风险度也会下降。所以, 只有建立风险与收益相对称的贷款机制, 才能彻底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问题。

2、中小企业在外部环境中存在的问题。

社会信用环境因素。由于我国目前市场经济还不完善, 企业信用意识不很强, 有的企业借转制甩债放废债, 有的企业恶意逃避银行债务。这样的信用环境, 使银行不得不着重防范金融风险, 不少银行无暇主动开拓新的中小企业客户。有针对性的社会服务性中介机构还很不发达, 难以为企业和投资者构筑有效的联系渠道。目前社会上存在着一定的游资, 同时又存在拥有不少好项目而急需资金的中小企业, 但由于双方缺乏必要的构通和联系渠道, 一方面造成资源的浪费, 另一方面又限制了企业的发展。担保基金尚未进入良性的运行轨道。目前担保基金由财政、主管部门和企业共同出资, 封闭运行, 其功能就是将中小企业的借款风险集于自身。由于中小企业必然的风险因素, 一旦出现坏账, 就可能核减担保基金份额, 长此以往, 担保基金势必趋向萎缩, 为防损失, 担保公司也不轻易给企业担保。

3、中小企业内部机制问题。

中小企业面临的困境首先来源于自身的缺陷, 主要表现在:中小企业数量多、规模小、分布广、类型多, 存在千差万别的资金需求规律;产业层次较低、技术含量不高, 甚至个别技术人员流失都会对企业有影响;在整个社会大生产分工中尚未形成有机的链条;资金实力弱小、资本的有机构成低、以劳动密集型为主、资产负债率高、信用水平较低。

三、中小企业制度创新的对策思考

(一) 构建合理的企业组织结构

要努力培育实力雄厚、竞争力强的大型企业和企业集团, 使之成为跨地区、跨行业、跨所有制甚至跨国经营的大企业集团, 从而带动搞活一大群小企业。扶持这些小企业向“专、精、特、新”的方向发展, 同大企业建立密切的协作关系, 提高生产的科技水平。按照“择优扶强, 重点突破”的思路, 以资本、技术、品牌、产业、市场等为纽带, 通过产权市场来形成企业组织结构。在产业结构调整过程中, 以产权为纽带, 以大企业 (集团) 为核心, 整合协同中小企业, 形成大企业, 带动中小企业的产业组织形式。

(二) 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放小”

发挥国有经济的主导作用, 关键在于国有资产必须从不具有优势的竞争性领域退出来。“放小”即意味着国有经济要逐步彻底退出中小企业, 使中小企业成为适应市场经济竞争需要的组织形式。只有调整中小企业的产权结构, 把国有资产从上些中小企业中退出来, 才能使其发挥出更大的活力。中小企业可以利用非公有制经济已获得蓬勃发展这一极其有利的外部条件, 把体制外的优势引进体制内。鼓励非公有制经济通过出售、兼并、股份合作制等方式, 实现国有、民营、私人资本相融合, 谋求共同发展。

(三) 切实转换企业经营机制

中小企业改革应当尽量减少或取消不涉及产权变更的承包制、租赁制或委托经营, 采取涉及产权变更的公司制改造、股份合作制、破产、兼并, 尤其是出售等形式, 解决中小企业机制后的所有制性质问题。改革之后的中小企业属于“民有”而不是“国有”。“放小”必须坚决、彻底, 不仅经营困难的企业要实行非国有化, 对一些盈利的中小企业也要坚决放开, 只有这样, 才能彻底解决中小企业的体制问题。对于有条件的中小企业, 应当按照股份有限公司或有限责任公司的规范改制, 积极引导规模较大、基础较好的中小企业逐步建立现代企业制度。

(四) 技术创新是企业发展的关键, 是中小企业发展的一条成功之路

第一, 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对传统产业升级, 把同行内各中小企业联合起来协作生产的时候, 必须努力提高经济资源的使用效率, 发展规模经济, 实现结构优化、节约资源, 以及提高生产要素的使用技术和使用效率等问题。要成功升级传统产业, 扩大企业规模, 就必须进行技术创新。实践证明, 技术创新是发展高科技、实现产业化的重要前提。

第二, 技术创新是企业生存发展的必由之路, 市场是中小企业生存的客观环境, 中小企业要生存和发展, 就要不断扩大和开辟新的市场, 要做到这一点, 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是加快技术创新与产品开发。中小企业的生存与发展、兴盛与衰落与其是否能适时地开发出满足社会需求的新产品密切相关, 特别是科技和现代传媒的发展, 使新产品开发过程大大加快。二是在技术创新中, 要避免与大企业竞争。技术创新本身是一件艰苦而冒险的工作, 如果再与企业进行正面竞争, 那么中小企业很难获得成功。

第三, 技术创新使企业有技术准备, 保持领先地位, 尽管研究开发的投资很大而且风险很高, 但相对于生产和投资比例为1∶10∶100。在企业的风险投资决策中, 与其付出规模化生产投资失误代价, 不如付出研究开发风险代价。如果企业在新技术出现初期, 甚至从基本假设开始进行技术探究, 那么当新技术替代旧技术不可避免时, 企业已有了充分的技术准备, 将在竞争中处于主动地位。所以说, 充分的技术准备能有效地维护和促进中小企业的竞争地位。中小企业在现代经济生活中的重要作用之一, 就是它们是国家技术创新系统的重要组成部分。

国有中小企业的改革与发展的渠道性和重要性, 已被人们普遍认识, 遵守WTO国际“游戏规则”, 主动从体制, 技术、管理等各个方面与国际接轨, 是现代企业必备的条件和要素。中小企业应根据我国国情, 努力按国际惯例和WTO相关条款严格要求自己, 创新企业制度, 适应市场发展, 才能在国内外市场赢得不败之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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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胡鞍钢.中国走向21世纪[M].中国环境科学出版社, 2004.

[3]、冯根福.中国大中型公司治理结构模式选择的理性思考[J].新华文摘, 1996 (7) .

WTO争端解决机制与司法诉讼制度 篇5

一、相同点

1.两者都有解决纠纷和保障权利的目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础法律文件DSU是WTO的成员国为了解决日益频繁的贸易往来中产生的纠纷而妥协的产物，所以它首要的目的是通过法律程序解决个别成员的争端。其次，根据DSU第3条第3款[5]，我们可以知道WTO争端解决机制还有实现成员相互间权利和义务，以维护法律秩序和WTO自身的目的。

虽然我国学界对民事诉讼制度的目的目前没有一致的见解，但是普遍都认为民事诉讼制度有解决纠纷和保护民事权益的目的。“一方面，国家设置民事诉讼制度是为了实现其社会统治职能，即通过对民事纠纷的解决实现社会秩序正常化。另一方面，民事纠纷是因民事权益不明引起的，不对民事权益加以归属上的明确，则无法解决纠纷；使个人意志下的权益符合国家意志下的权益并加以保护是国家的责任。”

当然，两者的解决纠纷和保障权利的目的并不是完全重合的。前者指的是贸易纠纷和自由贸易的权利；后者指的是民事纠纷和民事权利。这在后面的不同点中将有更详细论述。

2、两者都是一套解决争端的体制

总体来说，两者都是一套解决争端的程序规则。他们都有规定了自己的管辖范围、审理程序、上诉程序、执行程序、争议的审理组织等。两者都是实行两审终审制，规定了严格的工作程序和各个阶段的时间限制。譬如，《民事诉讼法》，第一百一十二条规定：“人民法院收到起诉状或者口头起诉，经审查，认为符合起诉条件的，应当在七日内立案，并通知当事人。”第一百三十五条规定：“人民法院适用普通程序审理的案件，应当在立案之日起六个月内审结。”同理，DSU中也有相应的规定。DSU中的第四条第七款规定：“如在收到磋商请求之日起60天内，磋商未能解决争端，则起诉方可请求设立专家组。”DSU第十二条第八款规定：“专家组进行审查的期限，即自专家组组成和职权范围议定之日起至最终报告提交争端各方之日止，一般不应超过6个月。”

二、两者的联系

前者作为国际争端解决机制，后者作为国内民事审判机制，他们之间是相互影响，互相联系的，并不是截然分开的。在程序上表现为：根据WTO规则，成员域内法院在审理贸易争端时，无须等待WTO争端解决机构（DSB）就诉讼作出裁决，WTO的案件裁决对成员域内法院无直接约束力，DSB的裁决充其量对成员域内法院仅具说服力，成员域内法院亦无义务就案件争议或法律问题提请DSB个案裁决作出指示。但是，为避免相互矛盾的裁决，成员域内法院在诉讼中可能需要（但无义务）中止诉讼等待DSB的裁决作出后再行最终裁决，或者对DSB的相关裁决给予适当的考虑。DSB个案裁决对法院诉讼有着实际的影响，但一般而言是间接的，不具有法定约束力。

三、两者的不同点

1、性质不同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国际公法的范畴，其基础法律文件DSU本质上是WTO成员国缔结的解决争端的多边条约。条约按参加缔结方的人数多少，可分为多边条约和双边条约。顾名思义，多边条约就是由多个当事方所缔结的条约。国际法委员会起草的一个临时草案曾经将“条约”定义为：“两个或两个以上国家或其他国际法主体间所缔结而以国际法为准之任何国际书面协定，不论其载于一项单独文书或两项以上相互之文书内，亦不论其特定名称为何（如条约、公约、议定书、宪章、规约、文件、宣言、教廷条约、换文、协议记录、协议备忘录、临时协议或其他任何名称。”]而根据“条约对第三方无损益”这一格言，一般情况下条约不能约束第三方。条约只能依“条约必须信守”的原则约束缔约方，且条约可以保留、退出、终止等。具体将来就是，WTO争端解决机制只能约束WTO成员国。

民事诉讼制度是国内程序法的范畴，其核心法律文件《民事诉讼法》本质上是由国家强制力保障实施的制定法。根据《民事诉讼法》第四条和第五条知道，凡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进行民事诉讼的公民、法人都必须适用中国的民事诉讼制度民事诉讼法不允许当事人通过协议排除适用，也不允许当事人选择适用或有所保留。

2、两者目的不尽相同

WTO争端解决机制的虽然和民事诉讼制度一样都有解决纠纷的目的，但是DSU明确青睐各方协商同意的解决方法，以此表明了以政治方式解决贸易争端的可能性。对世界贸易秩序的争端解决历史上发挥过重要作用的政治因素，在DSU第5条提到了斡旋、调解和调停，而且还进一步将事先的磋商作为争端解决的强制性前置程序。其实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根本目的在于保证使争端得到积极解决。而民事诉讼制度的根本目的在于维护社会秩序、经济秩序，保障社会主义建设事业顺利进行。民事诉讼制度更强调社会秩序的维护，而不只是当事人争议的积极有效解决，当事人争议的解决要在维护社会秩序的前提下进行。民事诉讼中，虽然是平等主体之间的纠纷，但是也收到更多的国家强制力的影响。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还有一项重要的目标是：维护WTO成员的权利与义务，即争端解决机构在解决争端、做出裁决时，不能增加或减少成员方的权利与义务。这与民事诉讼制度的保护当事人诉讼权利，保障当事人民事权益的目的是不完全相同点。民事诉讼制度中的维护当事人权利，强调的是被害人的诉讼权利和民事权利不受侵害的权利，而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强调的是维护WTO所有成员的权利和义务。WTO各种有关的争端解决办法都不能取消或损害WTO成员的利益或妨碍WTO目标的实现。但是，在民事诉讼中，为了保护被害人的权利得到救济以及惩罚侵害人，法院可以判决减损侵害人的权利来给被害人补偿。

3.两者的原则不同

DSU确立的WTO争端解决机制的基本原则有：磋商原则，斡旋、调停、调解和仲裁原则，否定式协商一致原则，授权救济原则，法定时限原则，保护发展中国家利益原则。

民事诉讼制度确立的基本原则有：当事人诉讼权利平等原则、同等原则与对等原则、法院调解自愿与合法原则、辩论原则、处分原则、检察监督原则。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磋商原则”和民事诉讼中的“调解原则”并不相同。前者是争端解决的必经程序，后者并不是必须的程序。“斡旋、调停、调解”国际公法的概念，是政治的解决方法，这与民事诉讼制度是明显不相容的。“仲裁”是与民事诉讼并行的制度，国内中“仲裁条款”有排除法院管辖的效果，这与WTO争端解决机制兼容“仲裁”解决方式也是明显不同的。“协商一致”是国际关系中常用的手段，但是在国内的民事诉讼制度中没有此规定。民事诉讼制度中，执行机关只能是法院，当事人不能单方面采取救济，DSU中的“授权救济”只是没有强制执行机关的无奈之举而已。

4、两者的管辖范围不同

根据DSU第1条的规定，WTO争端解决机制的管辖范围包括涉及以下协定的争端：《关于建立世界贸易组织的协定》、附件一中的多边贸易协定、附件四规定的诸边贸易协议等而根据民事诉讼法第三条，民事诉讼制度适用的范围是因财产关系和人身关系提起的民

5、争端解决机构的性质和作用不同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虽然设有专门的争端解决机构DSB，但DSB的主要职能是负责管理这些规则和程序及适用协定的磋商和争端解决规定。DSB不具有裁决的职能，但它有权设立专家组或上诉机构来裁决具体的争端。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裁决报告都必须由DSB审议通过。（虽然DSU中采用“否定式协商一致”后，实际上相当于准自动通过程序，但其裁决的结果仍然不能独立生效）民事诉讼制度中，民事案件的审判权由人民法院行使。人民法院是

民事争议的解决机构，其可以行使审判权，而不是仅仅进行组织管理。当然具体的审判工作是由审判组织来进行的，审判组织既可以是合议庭也可以是审判员一人独任审理。在上诉审中，由合议庭审理。审判组织并不是独立的机构而是一个临时的审判人员组合而已，但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上诉机构是一个常设机构，由七人组成。民事诉讼制度中，法官是独立审判的，法官个人或合议庭作出的裁决无须任何专门机构人员审议，也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经过一定的期间，如无人上诉其裁决则自动生效。

五、其他不同点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特色制度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有几个颇有特色的制度，如中期评审程序，听证会制度，非违反之诉，法庭之友制度等等。其中法庭之友制度引起了很大争议。该制度在DSU中缺乏明确的法律依据，它是以个案为标志的。实践中，专家组接受“法庭之友”报告所依据的是DSU第13 条第1 款、第2 款，而上诉机构接受该报告所依据的是DSU第13 条、第17条第9 款和《工作程序》第16 条第1 款。“法庭之友”中大部分是非政府组织，一些非政府组织关注的环境保护、劳工、人权等问题，都是发展中国家较为敏感的，不愿在WTO 中解决的问题，为此“法庭之友”制度遭到很多发展中国的攻击。但是，也有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其价值。

WTO制度 篇6

一、法院和行政机关的关系

就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关系而言，虽然我国宪法明确规定司法机关不受行政机关的干涉，但在实践中，司法权受到行政权的干预是最普遍的现象。在我国，不仅法院的机构设置和管理存在明显的行政化的特征，而且，司法本身也难以独立于行政，司法机关有意无意成了行政机关的附庸。应当说，这种现状是和WTO透明度原则不相符的。

在我国，司法机关之所以依附于行政机关，有下面两个主要原因：⑴行政机关控制了司法机关的经费。按照现行的财政体制，司法机关的经费供给完全依赖于地方政府。所以，在关乎行政机关的诉讼中，司法机关难以做到中立和公正。即使诉讼不关系到行政机关本身，行政机关也能通过各种方式左右诉讼的进程和结果；⑵行政机关控制了司法机关的人事权。目前，对法官的管理基本上是参照公务员的管理，法院的人事权基本上控制在政府部门手中，法官无所谓身份独立，在客观上不得不依赖于行政部门。

在西方，法官的身份是独立的，法院的经费也不受地方政府的控制，行政权难以控制和影响司法权。相反，司法权却能有效地制约行政权。司法权对行政权的制约明显地表现在司法机关享有司法审查权。这种司法审查权的范围相当广泛，即包括具体行政行为，又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凡是涉及合法性判断的问题，司法机关均有权审查。而在我国，司法机关行使司法审查权的范围相当狭窄。根据现行行政诉讼法的规定：⑴司法机关只能对具体行政行为进行审查，不能对抽象行政行为进行审查；⑵司法机关只能对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不能对行政法规(含行政法规)以上的规范性文件进行审查。由于实际上司法机关受制于行政机关，法律赋予的仅有的一点司法审查权在实践中又被抵消了。行政权不能受到司法权的有效制约，可以说是目前我国违法行政行为泛滥成灾的基本原因。

因此，在WTO透明度原则的大背景下，应当扩充我国司法机关司法审查的范围，以便对行政行为实施有效的监控，遏制违法行政行为的泛滥。具体讲，司法机关司法审查的行为应不限于具体行政行为，而应包括抽象行政行为。审查的范围也不限于行政法规以下的规范性文件，而应包括行政法规。一句话，法律以下的规范性文件都应受到审查，以制约日益膨胀的行政行为，有效地保护公民的合法权益。而司法机关则应从行政机关的束缚中解脱出来，司法机关的人财物都不应受到行政机关的控制，这是实现司法独立的重中之重。

应当指出，强调要强化司法的独立性，并不意味着行政机关不能调处任何纠纷，关键是行政机关有没有最终解决纠纷的权力，让谁最终解决纠纷。这是关键。行政和司法的界限必须明确，只能由法院拥有解决纠纷的最终权力，如果这个问题不能明确，行政机关拥有最终解决权，这就不符合WTO的要求，同样也很难说是符合法律的要求。从实践来看，要正确区分行政职能和司法职能的界限。

二、处理好法院内部人员和其他机关的关系

处理好法院内部人员和其他机关的关系，即法官独立的问题。司法独立，归根结底还是要落实到法官独立。没有法官的独立，司法独立最终还是要落空。之所以要保证法官独立，其根本目的在于保证法官独立地作出判断，防止法官的独立判断受到干预。

我国关于司法独立的宪法规定，只是强调了法院作为一个整体独立于其他国家机关，这与西方国家的宪法规定有很大的不同。西方国家的宪法，除了强调司法权由法院专属行使外，特别强调法官作为一个个体的独立。如1949年，德国基本法规定，司法权由法院行使，“法官独立并且只服从法律”(基本法第97条)。1946年日本宪法规定，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与法律的约束。1947年，意大利宪法也规定法官只服从法律。我们认为，如果没有法官独立的规定和制度保障，那么，所谓的司法独立，只不过是一句“真实的谎言”。只有确认和保障法官独立，司法独立才会具有现实意义。法官独立应包含以下内容：

首先，确保法官意志独立，杜绝没有参与审判的人参与判断。如德国基本法规定“法官独立并只服从法律”。日本宪法规定，法官依良心独立行使职权，只受宪法和法律的约束。意大利宪法也规定，法官只服从法律。在德国，法院院长虽是法院的领导，但在法庭审判上他却没有什么特权。“如果一个审判庭有三名成员其中包括院长，则另外两名法官可以否决院长的意见。”

其次，确保法官身份独立，严防法官受到别人控制。法官的身份独立，是指法官一经任命，便不得任意更换，不得被免职、转职或调换工作，只有依据法定条件，才能予以弹劾、撤职、调离或令其提前退休。法官身份独立是司法独立的内在要求，因为，如果法官的职位为其他人或组织所控制，身份没有保障，很难想象，当有控制权的人向法官提出要求时，法官竟能不按控制者的意思办。控制了法官的职位，也就等于控制了法官的意志。因此，我国应当确立法官身份独立制度。

再次，确保法官经济独立，免除法官的后顾之忧。西方国家在确保法官身份独立的同时，建立了法官经济保障制度。法官的工资到底确立在一个什么样的水平，取决于该国的经济发展水平，但一般应比其他国家工作人员高。我国的法官的待遇与国外相比很低，在办案的过程中吃拿卡要，也就不足为奇了。高薪养廉从某种意义上讲是有一定道理的。我国法官待遇不高，应当说，也是滋生腐败的一个重要原因。我们应当借鉴西方国家经验，建立法官经济保障制度，为实现司法独立创造物质条件。

三、改进审判方式和程序

近期，在WTO透明度原则的大背景下，我国法院在审判公开方面取得了明显进步。但我们必须看到，各地法院在贯彻审判公开这一原则时，大多局限于庭审的公开。受案件审批制度、审委会制度和地方保护主义等因素的影响，大量的案件仍存在“暗箱操作”的情况。同时，由于裁决文书过于简单机械，说理性不强，论述不深入，导致了另一层面上的审判透明度不高，也导致个案判决可借鉴性较差。这与WTO关于信息公开化和“透明度”原则的要求差距较大。

我国审判方式的改革仍需要进一步深化。改变的目标是适应严格执法和司法公正的要求，建立一套公正的、公开的、民主的、高效的审判程序制度。鉴于原有的超职权主义的审判方式既不利于追求客观的真实，也极易导致司法的腐败，所以我国审判方式改革在很大程度上不是要加强法官的职权，而是要弱化法官的职权和作用，强化当事人参与诉讼活动的程序权利和作用，认真落实公开审判制度，禁止法官在审判过程中单独接触一方当事人，贯彻调解的自愿原则，减少法官依职权所从事的调查取证活动。庭审方法要从询问制向对抗制转变，审判方式要采取法官的独立负责和责任制。在司法解释方面，根据加入世贸组织的要求，我们今后在有关知识产权、投资、国际贸易、金融等方面应当充分考虑世贸组织的要求。

四、实行法官精英化工程，努力提高法官的素质

按照相关协议，透明度原则的重要内容之一是“要求对司法判决迅速加以公布。对于WTO成员方的纠纷，具有普遍意义的生效判决必须公布；对于那些没有公布可能，或者没有公布必要的判决，也必须使公众可以获得；对于任何与WTO有关的司法判决，只要WTO任一成员方要求，司法机关就应予提供，以使其他成员政府和贸易经营者了解熟悉。”透明度原则所要求的司法判决的公开，也使得改革和完善我国现有的裁判文书格式成为当务之急。判决书书写制度的改革必然意味着法官的知识化和精英化。

因为离开了法官的高素质和高文化水平，要写出达到WTO透明度要求的判决书显然不可能。这就要求我们要致力于不断提高司法人员素质，提升法律从业人员的知识水平和层次，一步步朝着WTO基本法律原则的要求迈进。按照透明度的要求，裁判文书必须真实地再现争讼的有关情况，清楚地展示举证、质证和认证的过程，详细地叙述支持裁判结论的理由和根据，以利于裁判文书向社会公布。这样，为适应透明度原则的要求，法院的整个审判过程不仅仅是庭审程序必须达到较高的公开、透明程度，而且要求法院判案时所依据的所有层次不一、良莠不齐的规范性文件都要“大白于天下”。这将在很大程度上消除我国长期以来审判实践中存在的地方保护主义，促使法官依据统一的标准和法律文件，公正、独立地作出裁决，这为杜绝国家公权力中司法权力的滥用开启了一扇有效的防护之门。

WTO制度 篇7

当国家之间发生贸易争端时, 一国采取报复性经济手段来迫使另外一国改变其对外贸易政策, 这种经济手段就是贸易报复。从本质上来说, 贸易报复作为一种贸易制裁方式, 主要是遏制被报复国的经济贸易, 通过抵制进口的形式迫使被报复国家取消贸易保护制度, 开辟其国内市场。

在20世纪初, 各国贸易摩擦不断加深, 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为保护国内产业和经济, 各国奉行单边贸易报复主义, 导致了国际贸易发展的恶性循环。GATT将贸易报复引入多边体制, 将其纳入国际管制之下。WTO贸易报复制度是在GATT的基础上改革和发展而来, WTO争端解决机制将贸易报复作为争端解决的最后手段。但是, 只有贸易报复制度其自身的实体性和程序性缺陷得到改革和完善, 才能在实践中更好地发挥解决贸易摩擦的作用。

一、贸易报复制度的实体性缺陷

首先, 贸易报复制度体现大国利益, 忽视了发展中国家的利益。在WTO成员国中, 发达国家在经济实力、贸易总量上均占绝对优势, 占据主导地位。从实质上来看, 贸易报复制度只是发达国家制约和制裁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的有力武器, 而发展中国家却很难通过贸易报复制度维护其自身的权利和利益。对于经济实力雄厚、综合国力强、具有竞争力的贸易大国而言, 向发展中国家实施贸易报复, 不仅无须过多顾虑本国经济利益受损, 而且还会对被报复的发展中国家造成巨大冲击。由此可见, 在实践中, 贸易报复制度所带来的利益是倾向于发达国家和经济大国的。在形式上, 任何国家都有实施贸易报复的权利, 但是这种制度却更有利于经济强国, 这就造成了实质上的不公平。这正与DSU (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 和乌拉圭回合多边贸易协议所倡导的给予发展中国家优惠待遇的精神是相悖的。作为一种自力救济, 在采取报复措施时, 对于经济实力强的发达国家而言无关痛痒, 但是对于经济实力弱小的发展中国家来说, 将会带来巨大的冲击。

其次, 贸易报复制度在水平上具有一定的局限性。关于贸易报复的水平, DSU第22条第4款做出了规定:“争端解决机构授权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水平应与丧失或损害的水平相当。”实施贸易报复的目的是恢复报复双方的贸易平衡, 在授权报复时, 申诉方只能按照利益丧失和损害的相当水平实施报复, 而不能考虑被诉方获得的利益, 这种“相当性”阻碍了报复措施发挥其威慑作用。原因在于, 如果实施违法行为获得的利益远远超过所应承担的报复后果时, 被诉方很有可能无视报复而实施违法行为以获取更多的利益, 在利益权衡之下, 必然会产生这种结果, 因此, 在“相当性”的报复水平下, 报复的威慑力大打折扣。

最后, 贸易报复制度与WTO所坚持的自由贸易的基本原则相违背。国家间实施贸易报复通常是以非关税壁垒和关税壁垒的方式进行的, 例如进口配额、征收关税的方式, 这从根本上违背了自由贸易的原则。申诉方在DSB (WTO争端解决实体) 授权的报复水平上仅对被诉方的有关贸易施加限制而不触及与其他WTO成员间的贸易, 实质上是一种差别待遇下的歧视性措施。交叉报复的规定则从另一层面体现出了申诉方对产业的歧视性选择, 这些都是与WTO“非歧视待遇原则”相违背的。[1]不仅如此, 实施贸易报复打击了被报复方的国内产业, 但是却忽略保护国内私人的利益。当申诉人采取交叉报复时, 产生冲击的是被报复方国内的非相关产业, 无辜的私人利益受到了影响。

二、贸易报复制度的程序性缺陷

一方面, 在适用顺序上, DSU第21条与第22条之间存在争议。DSU第22条第2款规定, 被诉方没有在合理期限内使违反WTO的措施符合WTO义务的要求, 或者没有在合理期限内完全履行DSB的裁决, 这是申诉方向DSB请求授权报复的前提条件。在一些案件中, 被诉方处于国内利益之考虑而声明不履行DSB的裁决和建议, 在这种情况下, 申诉方启动报复程序并不存在争议。然而, 更普遍的情形是被诉方以其已经撤销违法措施并完全履行了DSB的裁决和建议为抗辩事由, 要求首先启动第21条第5款下的执行审查程序。[2]在这种情况下, 关于DSU第21条第5款与第22条第6款在适用上的冲突就显现出来。DSU并未明确规定起诉方提起执行审查程序和第22条相关程序启动的顺序。如果执行审查程序是第22条相关程序的前置程序, 则在执行审查程序终结时, 起诉方的报复权利很可能无法实现。如果起诉方同时提起执行审查程序和第22条规定的相关程序, 则可能会出现这样一种情况, 即执行审查程序尚未终结而报复已然开始或者仲裁裁决做出的时间先于执行审查程序终结的时间。因此, 执行审查程序的作用实际上将被架空。[3]

另一方面, 关于交叉报复规定的模棱两可。第22条第3款的规定, 申诉方如果认为对相同部门或者是对同一协定下其他部门实施中止减让义务或者其他义务是无效或者不可行的, 那么, 在此种情况下, 申诉方则可以中止相同协议项下其他部门的减让或者其他义务;但是, 跨部门的中止减让如果也是无效或者不可行的, 在十分严重的情况之下, 申诉方则可以对另一适用协议下的部门实施中止减让义务或其他义务。“不可行或无效”这种模棱两可的标准则取决于申诉方主观意志的衡量, 有失偏颇。在采取报复措施时, 如果发展中国家是被报复方, 发达国家因其经济实力占有优势, 如若按照主观标准来判断是否采取交叉报复, 势必会使发展中国家处于更不利的地位。

三、完善

WTO贸易报复措施的建议首先, 设立集体贸易报复制度。设立集体贸易报复制度这一建议是由最不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共同提出的, 其目的在于增强这些经济落后国家实施贸易报复的能力, 并减少和分散因实施贸易报复而带来的经济上的风险。集体报复是指当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为胜诉方时, DSB应授权所有成员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 及DSB应授权所有成员作为一个整体实施报复。因为报复方式已由自力救济转化为集体救济, 为实施报复而付出的代价由集体分担了。[4]由于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在经济上有对外依赖性和附属性, 在采取报复措施前往往顾虑重重, 在集体报复制度下, 实施报复的代价由集体分担, 能够减少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的忧虑, 更好的解决因为经济实力悬殊而难以实施报复措施的问题。

其次, 设立报复权转让制度。在实践经验中, 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即使获得DSB的授权, 也往往由于其落后的地位和实力而难以实施报复的权利, 这使得贸易报复对发展中成员国和最不发达成员国而言形同虚设。在这种情形之下, 如果能够寻求一个强有力的WTO成员国代为实施报复措施或许更有利于迫使被诉方撤销其不符合相关协定的行为。正是基于这种考虑, 墨西哥建议, 中止减让或其他义务的权利可以转让给一个或者多个成员方, 这种转让得到DSB反向一致原则批准。[5]

最后, 积极完善贸易报复制度的程序性缺陷。关于DSU第21条第5款和第22条第6款的适用顺序问题, 各个成员方基本上达成共识, 首先裁决成员方是否履行WTO的义务, 将成员方是否履行WTO义务的裁决作为给予补偿和授权报复的前置性程序。这种程序性的不足和缺陷往往会导致法律适用上的混乱, 让违反WTO义务的成员方有漏洞可循。在实践中, 争端双方可能会约定解决两个条款适用顺序的问题, 但是在制度层面上修改和完善适用的顺序, 将有助增强DSU适用的规范性和权威性, 也有助于报复措施的实施以及争端的解决。

立足于现实, 贸易报复制度对维护WTO体系、有力解决成员方的贸易争端具有重要意义。虽然贸易报复制度存在许多不足和缺陷, 但是这种自力救济的手段是成员方维护自身利益的武器, 我们应当扬长避短, 在实践中吸收经验, 不断革新。必须承认的是, 无论现行WTO贸易报复制度存在何种缺陷, 在国际社会仍然没有出现一个可以强制主权国家执行国际组织决议的、凌驾于主权国家之上的实体, 贸易报复制度作为一种有效的威慑手段, 仍然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发挥重要作用。

摘要：在WTO法律体系中占有重要核心地位的争端解决机制被喻为“皇冠上的宝石”, 实践证明, 作为WTO争端解决的最后保障, 贸易报复制度成为争端解决机构建议和裁决执行的最后一道防线。GATT起草者曾说:“我们要求世界各国授予一个国际组织以限制它们作报复的权利。我们力图驯服报复, 管制报复, 把它限制在一定界限之内。通过将它置于国际控制之下, 我们努力制止其扩散和增加, 将它由经济战的武器, 转化为维护国际秩序的工具”。在实践中, 因其自身的不足和缺陷, 贸易报复制度也受到争议, 改革的呼声也越来越高。

关键词：WTO争端解决,贸易报复制度,世界贸易组织

参考文献

[1]董晓雯.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报复制度的缺陷和改革[J].湖南财政经济学院学报, 2011 (2) :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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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高丽钦.浅析WTO贸易报复措施的缺陷和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09 (6) :123.

[4]高丽钦.浅析WTO贸易报复措施的缺陷和完善[J].法制与社会, 2009 (6) :123.

WTO制度 篇8

WTO争端解决机制是根据国际贸易关系的新发展而创立的一种崭新的制度, 也是WTO最成功的地方, 它的出现为快速解决WTO各成员国之间的贸易争端提供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准司法途径。但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和社会、经济的快速发展, WTO成员国之间的贸易摩擦和贸易争端呈现上升的趋势, 且争端涉及的内容越来越宽泛、越来越复杂, 解决的难度也越来越大, 有些争端不再单纯是贸易争端, 还涉及到环境、健康、人权、知识产权等专业性和社会性问题。因为资源的有限性和专业知识的缺乏, 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WTO争端解决机制相关规定所做的解释有时难免缺乏充足的论据和足够的说服力, 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争端解决的效率和质量。在此背景下, 要求WTO争端解决机制向非政府组织开放的呼声越来越高。实践中, 许多非政府组织提出以“法庭之友”的身份参与争端解决程序, 并纷纷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 为WTO争端解决机构的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提供事实信息和法律解释。WTO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对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态度经历了从最初的拒绝接受到最终接受的巨大转变。由于无论在《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秩序的谅解》 (Undersdanding on Rules and Procedures Governing the Settlement of Disputes, 简称DSU) 中还是在其附件中均未提及“法庭之友”, 大部分WTO成员方反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接受“法庭之友”意见书, “法庭之友”问题已成为多哈回合各成员方关注的焦点问题之一。非政府组织的参与仅仅是在个案中被确认的, 并不具有普适性, 而专家组和上诉机构虽承认有权接受“法庭之友”意见书, 但实际上却很少接受这种资料, 这种“说一套, 做一套”的做法非常不利于WTO争端解决机制的有效、稳定运行, 严重影响了WTO争端解决机制设定的“安全性和可预见性”的目标。因此, 解决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的问题已成为当务之急。

二、解决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问题的路径

社会调整政策纳入WTO法律体系存在三种可能的模式, 即立法模式、司法能动模式和契约模式。这三种模式也是解决“法庭之友”问题的可能选择的方法。

(一) 立法模式

即在WTO立法层面上解决“法庭之友”问题。依据《WTO协定》第4条第1款规定, 部长级会议是WTO的最高决策机关, 具有最广泛和最高的权力, 有权对各多边贸易协议中的任何事项作出决定。其中当然包括对适用协定的制定、修改和解释等问题。《WTO协定》第4条第2款规定了总理事会的职权, 总理事会是WTO的常设机构, 同时也是WTO部长级会议的执行机构, 在部长级会议休会期间, 其职能由总理事会行使。《WTO协定》第9条第2款和第10条第8款又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对协定的专有解释权和修正权。由此可见, 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相当于WTO层面的立法机构, 享有规则的制定权、修改权和解释权。为了保证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的立法解释能够体现WTO成员的共同意志, 《WTO协定》规定通过一项解释的决定应由成员的3/4多数作出。在解决“法庭之友”问题上, 有些学者主张在WTO立法层面上进行操作。如王彦志和郝秀辉认为目前比较可行的方法是通过DSU评审过程来澄清和修改DSU相关规则, 明确授权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接受非经请求的“法庭之友”意见书, 并对如何保护当事方和第三人的权利不受损抑等作出明确规定。这样可以直接解决WTO成员的意见分歧。陈立虎认为, 关于“法庭之友”陈述的规则基本上是程序规则, 而且属于DSU的下位法, 不宜由部长级会议制定, 认为由总理事会来完成比较适当。

(二) 司法能动模式

WTO争端解决机构的准司法性已被学界普遍承认,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是解决争端的专门机构, 具有“司法机关”的性质, 它对解决WTO争端过程中所涉的WTO规则享有一定的司法解释权, 以弥补立法不完整这一固有的缺陷。基于专家组和上诉机构的司法解释权, 有学者提出争端解决机构有权对WTO项下协议的模糊之处进行适当解释, 它完全可以行使这种解释权力, 来澄清“法庭之友”问题。此种思路的前提是承认“法庭之友”事项属于工作程序问题, 并由争端解决机构通过一个普遍性的非政府组织提交“法庭之友”书面意见的程序规则。这种做法能够增强WTO的司法色彩, 提高裁判机构的权威, 树立良好的公众形象, 同时又不会造成像反对者所认为的会损抑WTO成员的实体法权利和义务的情况发生。

(三) 契约模式

WTO贸易制度是建立在主权国家特定协议的基础上的, WTO协定的本质是契约, 在这种契约中, 各成员政府交换贸易权利与义务, 每个WTO成员在贸易政策方面作出并接受了许多具体承诺, 任何一个WTO成员所作出的每一项承诺均构成其贸易伙伴的一项权利。正如上诉机构在日本酒税案中所指出的:“WTO是一个条约——契约的国际形态。成员方为了获得他们所期待的利益, 必须按照他们在协议中作的承诺行使主权。”在国际层面, 并不存在一个超国家的立法权威, 因此任何一项新实体政策的制定, 必须要经过所有成员方的协商一致, 通过谈判解决。

如何在立法模式、司法能动模式及契约模式中进行选择来解决“法庭之友”问题, 实质上关系到WTO成员方与WTO争端解决机构间的权力分配问题。按照约翰.H.杰克逊教授的说法, 在WTO体系内部进行了权力的横向分配, 把立法、决策权赋予了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 把司法权赋予了争端解决机构。那么, 在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的立法决策权与争端解决机构的司法权之间如何进行合理的权力分配, 也即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在解释WTO规则的过程中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运用自由裁量权, 《WTO协定》第9条第2款和DSU第3条第2款的规定是对专家组和上诉机构司法解释权的严格限定。《WTO协定》第9条第2款规定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拥有排他的权力解释本协议和多边贸易协议, 体现了立法权对司法权的制约。DSU第3条第2款规定DSB的建议和裁决不能增加或减少适用协定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否则即是造法性的法律解释, 会严重侵犯WTO成员方的主权和利益, 破坏WTO成员方已经达成的权利义务的平衡。通过上文的分析, 专家组和上诉机构接受未经请求的“法庭之友”意见书会导致WTO成员方的权利减损, 因此, 上诉机构通过行使法律解释权赋予专家组和自己接受“法庭之友”意见书的做法打破了WTO成员方权利与义务的平衡, 造成了新的不平衡。虽然上诉机构希望能够妥善处理越来越强大的游说集团的游说努力, 但是其并没有意识到它在“法庭之友”事项上的程序性解决方法在一定程度上是让人难以接受的。上诉机构想要仿效美国联邦最高法院, 然而它既没有美国那样的法律传统, 也不具有美国联邦最高法院那样的合法性地位。因此它不能僵硬地采取同样的程序性策略来解决“法庭之友”问题。

由于在国际层面上并不存在超国家的立法机构, 部长级会议及总理事会之所以享有制定、解释、修改协定的权力, 是因为成员方部分国家主权的让渡。而实际上, 部长级会议和总理事会的立法权几乎从未行使过。原因在于WTO协定并没有对立法权如何行使进行明确的规定, 缺乏可操作性, 并且达到3/4多数通过也有相当大的难度。除此以外, 由于主权平等的观念, 绝大多数成员方并不希望通过多数决定的表决规则来接受一项义务。由此, 通过立法解释或修正方式解决“法庭之友”问题并不可行。

综上所述, 由于立法模式的不可行性及司法能动模式的力不从心, 二者均不是根本解决“法庭之友”问题的合理选择。契约模式不同程度上可以弥补立法模式的缺陷, 各成员方通过政治途径达成协议, 符合各成员方的利益。同时, 由于WTO争端解决机制既是WTO体系内的制度安排, 又是相对独立的司法机制, 因此存在着与成员方之间、与WTO体系之间相互平衡与制约的微妙关系。“法庭之友”问题的解决应在维护WTO成员国的主权和尊重司法独立间谋求平衡。对于“法庭之友”事项中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应采取契约的模式, 各成员方通过谈判的方式协商各方的立场, 对DSU规则进行修订。其中, 包括对DSU第13条、14条、17条、18条的修订、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的确定、提高透明度、对发展中国家的特殊政策的规定等。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涉及的具体程序性的规则, 包括注册申请书的格式、“法庭之友”意见书提交的时间、“法庭之友”意见书的实体性标准和程序性标准等, 上诉机构可以依据DSU第17条第9款的授权, 制定具有普适性的程序性规则, 作为DSU的一个附件。

三、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的相关制度设计

(一) 非政府组织的法律地位

在DSU中应对非政府组织参与WTO争端解决的身份及权利、义务作出明确规定, 即赋予非政府组织“法庭之友”的身份, 有权获取争端方和第三方的书面材料, 有权直接向专家组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 并有义务将书面意见的副本送达争端当事方和第三方。可在DSU第13条第1款中增加“法庭之友”的内容, 规定为专家组若认为“法庭之友”意见书与所争议的事实和法律问题直接相关, 符合本规则的规定, 允许“法庭之友”未经请求而提交书面意见。

(二) 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模式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模式应确定为裁判机构主导的参与模式, 即裁判机构享有启动“法庭之友”制度的决定权, 法庭之友向裁判机构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需提出申请, 裁判机构有最终决定是否接受的权力。这种模式较好地平衡了公开与效率的关系。一方面使裁判机构对非政府组织的介入有一定的控制权, 减轻其负担, 另一方面将法庭之友的主动性予以限定, 非直接介入WTO争端解决程序, 使其不会优越于当事方及第三人, 不会损害WTO作为政府间组织的这一性质。可在DSU中规定:任何当事国或第三国以外的个人或组织, 在向专家组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之前, 必须先申请许可。

(三)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注册申请

借鉴欧共体石棉案中上诉机构通过的“附加程序”的有关规定, 非政府组织提交书面意见前必须提出申请, 申请书必须符合下列要求, 包括:1.必须以书面形式提出, 写明日期、申请者签名, 写明固定地址及联系方式;2.不超过3页打印稿;3.应具有对申请者的描述, 包括其作为某组织成员的声明及其申请者的法律地位、申请者活动的目标、申请者活动的性质和资金来源;4.特别解释申请者在本上诉中利益关系的本质;5.应指出在专家组报告中发现的特别法律问题及法律解释;6.指出为何希望上诉机构同意授权申请人提交书面意见, 指出这对目前的争端解决具有怎样的积极意义, 并且书面意见与当事方和第三方提交的材料不重复;7.应包括一个披露申请方与本争端所有当事方或第三方是否有直接或间接联系的声明, 是否收到或将收到一当事方或第三方的资金的资助来准备授权申请或其书面意见。

(四)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时间与阶段

DSU第12条第6款和附件三“工作程序”第4条规定:WTO争端当事方应当在专家组第一次会议之前作做出有关案件事实和法律意见的书面提交。在WTO争端解决实践中, 允许“法庭之友”意见书提交的时间也有所不同, 有的案例要求在专家组第一次实质性会议前提交, 也有的要求在专家组第二次实质性会议前提交。本文认为, “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提交期限应能保证争端当事方有足够的时间对其作出评论, 还要给专家组考虑它们的时间。又考虑到注册申请中要求提交的书面意见与当事方和第三方提交的材料不重复, 因此, 非政府组织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的时间可以确定为第一次专家组会议后, 但最晚不迟于当事方提交对专家组提问的答复时间。另外, 考虑到上诉机构的组成人员均具有公认的权威并在法律、国贸和各适用协定所涉主题方面具有公认的专门知识, 完全有能力和经验、知识处理上诉案件, 并且, 上诉机构接受或考虑“法庭之友”意见书会增加工作负荷, 浪费司法资源, 因此, 只允许非政府组织在专家组程序中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 上诉程序中则不允许。

(五) 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保障机制

裁判机构主导的参与模式可能会造成裁判机构自由裁量权的滥用, 并且由于标准不明, 才使得专家组尤其是上诉机构在表明自已有权接受“法庭之友”意见书的同时, 又以各种理由拒绝接受或接受后拒绝考虑。因此, 为非政府组织的参与提供制度保障凸显必要。非政府组织参与的保障机制主要体现在“法庭之友”意见书的实体性标准和程序性标准的确立, 规范裁判机构裁量权的行使。在程序性标准方面, 涉及到提交程序、提交时间, 意见书的格式、页数、形式、语言等。在实体性标准方面, 从公共性、代表性、有用性和相关性四个方面衡量。为了保障“法庭之友”的参与, 裁判机构对于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无论接受或者拒绝, 均应向当事方、“法庭之友”阐明理由和观点, 并且通过网络向社会公开, 接受公众的监督。

(六) 对WTO发展中成员的特殊保护

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有相当的条款涉及到对发展中成员方的特殊规定, 对适当照顾发展中成员方的利益作出了纲领性的规定, 但这些条款大多缺乏实质性内容, 过于原则。允许非政府组织提交“法庭之友”意见书参与WTO争端解决机制不应对发展中国家形成额外的负担, 从而加剧WTO体制中现存的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之间利益的不平衡。因此, 有必要通过相关制度明确WTO争端解决机制中对发展中成员的特殊照顾, 以减轻发展中成员的负担。可以考虑由相关的WTO成员设立一个基金, 资助发展中成员和最不发达的成员对争端解决过程中非政府组织提交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进行审查和做出评论。

摘要：非政府组织以“法庭之友”身份参与WTO争端解决是一种必然趋势。“法庭之友”问题的解决应在维护WTO成员国的主权和尊重司法独立间谋求平衡。对于“法庭之友”事项中的实质性问题的解决应采取契约的模式, 各成员方通过谈判的方式协商各方的立场, 对DSU规则进行修订, 具体程序性的规则由上诉机构进行制定。

关键词：非政府组织,WTO争端解决机制,制度构建

参考文献

[1]朱志晟.WTO制度创新中的“司法”角色定位[J].法商研究, 2004 (5) :65.

[2]王彦志, 郝秀辉.非政府组织与世界贸易组织争端解决机制[J].法制与社会发展, 2003 (6) :140.

[3]陈立虎.法庭之友陈述在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可接受性[J].法学家, 2004 (3) :160.

[4]吕航.论WTO争端解决机制中的“法庭之友”意见问题[D].吉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2006:32-33.

[5]WTO Appellate Body Report.Japan-Taxes on Alcohol-ic Beverages[R].WTO DS8/AB/R, 1996-10-04:15.

[6]PADIDEH, ALA’I.Judicial Lobbying at the WTO:The Debate over the Use of Amicus Curiae Briefs andthe US Experi-ence[J].FordhamInternational LawJournal, 2000 (11/12) .

WTO制度 篇9

在美国,专利药品的更高的保护水平是通过一些诸如美洲经济一体化行动名义之下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形式来实现的。订立双边自由贸易协定成了美国优先考虑战略。第一个双边协定是美国于2001年同约旦订立的自由贸易协定。随后,特别是《修正案》在WTO总理事会上被通过以来,美国同许多发展中国家和发达国家签署了一系列的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其中包括智利、[2]澳大利亚、新加坡、[3]摩洛哥、[4]中美洲国家(包括哥斯达黎加、萨尔瓦多、危地马拉、洪都拉斯、尼加拉瓜和多米尼加共和国、巴林、阿曼)。在这些自由贸易协定中,专利保护标准被提高,限制《8月30日决定》和《修正案》所确定强制许可的授予和实施,专利申请人的专利申请被拖延审批可获得相应的补偿。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的一些规定限制了通用药品制造公司的生产能力的发挥,不利于廉价药品的生产,不利于这些通用药品制造公司援引《8月30日决定》和《修正案》生产并出口廉价药品。这些自由贸易协定将知识产权与贸易挂钩,而不是与社会目标、人权、公共健康挂钩。这些内容加大了保护外国人投资的力度和标准,总体上有利于发达国家利益,忽略了这些协定对发展中国家廉价药品获取性问题的解决所带来的消极影响。

与美国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的发展中国家一般都是一些其经济高度依赖美国的国家。[5]在同这些国家的贸易谈判中,由于美国的经济实力雄厚,美国始终处于谈判的有利地位,因而美国有许多的谈判筹码迫使这些国家接受美国所提出的贸易条件。美国不是同所有发展中国家所建立的联盟谈判,而是同各个发展中国家单独谈判,实现“各个击破”策略。[6]它有利于防止许多发展中国家相互之间建立贸易联盟或者地区联盟,也有利于维持和加大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所具有的经济和政治差别。[7]这些诸如美洲经济一体化行动名义之下的自由贸易协定形式多样,条款内容不尽一致,但是它们具有一些共同特点。它们的目的都旨在:

1)、扩展专利保护范围,将既有产品、动植物的新用途纳入专利保护范围;

2)、延长专利期以弥补因行政机关的工作拖延而给专利权人所造成的时间损失;

3)、限制专利权例外范围;

4)、根据所呈交的管理数据(特别包括临床实验数据)或者根据外国销售许可或者外国所呈交的管理数据,对众多的以前不被授予专利的产品提供固定期限的专有权保护;

5)、未经专利权人的许可,在专利期内禁止卫生管理部门提供有效的销售许可;

6)、承认并准许非违反之诉;5

7)、禁止平行进口;

8)、在高收入国家限制强制许可的授予条件。

除了同一些国家签订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之外,美国非常注重美洲经济一体化行动的实际进程。美洲经济一体化进程开始于1990年美国总统乔治赫伯特沃克布什(George H.W.Bush)的“美洲企业行动计划”(The Enterprise For The Americas Initiative,简称EAI)。“美洲企业行动计划”促进了《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谈判议程。[8]经过几届美国政府的共同努力,自由贸易谈判取得了很大的成效。[9]《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就是其中的一个代表。在《北美自由贸易协定》中,美国提高了专利药品的一些保护标准和水平(比TRIPs协议所确定标准和水平高)。[10]

美国选择一些政治上趋于中立和保守的国家(比如哥伦比亚、智利和秘鲁)作为美洲自由贸易谈判国。为实现美洲经济一体化的战略目标,美国同哥伦比亚签订了自由贸易协定。为了通过该协定,美国对哥伦比亚提供了很多援助,包括帮助哥伦比亚打击毒品等等非法交易,支持阿尔瓦罗乌里韦贝莱斯(Alvaro Uribe)成功地再次当选总统。[11]

应当承认,这些自由贸易协定遇到了一些阻力和障碍。知识产权的高标准保护会不利于公共健康、药品获取、环境和政府管理权的享有和行使以及《8月30日决定》和《修正案》的认可和实施,也会推动南美洲的一些国家掀起反对自由贸易协定的运动。于是寻求统一西半球市场的美洲自由贸易区(The Free Trade Area of the Americas,简称FTAA)未取得成功(如果取得成功,它就会变成世界上最大的贸易市场)。因为有关美洲自由贸易区的谈判遭到巴西和南方共同市场(The Southern Cone Common Market,MERCOSUR)成员方(包括阿根廷、巴西、巴拉圭及乌拉圭)的反对而被搁置。这些成员方不但反对美国提出的农业补贴和高标准知识产权保护要求,而且反对美国采用政治和经济手段施压并且影响谈判活动。[12]美洲经济一体化行动也遇到了相当大的阻力。委内瑞拉总统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和他的支持者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寻求拉丁美洲的经济独立,成立Bolivarian一体化,即拉美全面一体化,以与美洲经济一体化相对抗。[13]Bolivarian一体化使埃沃莫拉莱斯(Evo Morales)在玻利维亚,拉斐尔科雷亚德尔加多(Rafael Correa Delgado)在厄瓜多尔和乌戈查韦斯(Hugo Chavez)在委内瑞拉的大选活动中取得了成功。与美洲经济一体化对抗的运动远不止Bolivarian一体化。MERCOSUR(Mercado Común del Sur)根据阿根廷、巴拉圭、巴西和委内瑞拉总统的观点,提出成立一个新经济联合体的建议,以与美洲经济一体化相对抗。拉丁美洲国家也正寻求同中东地区国家协商建立同盟。[14]

但是,尽管美国所倡导的美洲经济一体化行动有很大的阻力和障碍,美国仍然通过多种手段和方式,积极同一些拉丁美洲国家签署双边自由贸易协定,以应对诸如《8月30日决定》和《修正案》这样的对其大型制药公司不利的制度的运行。为了促进安第斯地区一些国家的经济发展和遏制非法毒品交易,美国国会于1991年通过了《安第斯贸易优惠法》(The Andean Trade Preference Act,简称ATPA)。《安第斯贸易优惠法》授予安第斯地区所属国家贸易优惠权,准予大约5600种产品免税进入美国市场。《安第斯贸易优惠法》现在被改称为“《安第斯贸易促进法和毒品消除法》”(The Andean Trade Promotion and Drug Eradication Act,简称ATPDEA)。

2004年5月美国开始同三个安第斯地区国家进行自由贸易谈判:即哥伦比亚、秘鲁和厄瓜多尔。美国于2005年12月同秘鲁签订了协议,2006年2月于哥伦比亚签订了协议。[15]美国同厄瓜多尔的协议被推迟签署。[16]玻利维亚作为观察员国参与了协议的谈判活动。这些协议的缔结目标包括:

1)、以TRIPs协议和其它国际协议作为基础,制定专门适用于安第斯地区国家的标准。

2)、在安第斯地区的一些国家里,寻求对专利权保护和未披露信息保护等领域采用美国法律标准,以阻碍诸如《8月30日决定》和《修正案》所确认强制许可制度的认可和实施,保护广大药品专利权人的利益。

3)、寻求强化安第斯地区国家执行知识产权的程序标准,其中包括扣压涉嫌剽窃、伪造、非法装载和非法运输等侵犯知识产权的产品及证据方面的程序。

4)、在安第斯地区的一些国家里,寻求制定和完善侵犯知识产权人的违法责任和惩罚程序等法律制度,较严重的违法行为要按照该国国内刑法予以刑事制裁,以遏制侵犯知识产权行为。[17]

这些规定显著增强了制药产业利益的保护,给《8月30日决定》和《修正案》及其所涉及的通用药品的生产和进口设置了重重障碍。这些自由贸易协定禁止或者限制使用强制许可。[18]

1)比如在TRIPs协议谈判过程中,美国建议:专利强制许可制度只能在两种情形下使用:(1)反垄断;(2)国家紧急状态。Draft Agreement on the TradeRelated Aspects of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Communication from the United States,GATT Doc.MTN.GNG/NG11/70,Fiv.5,1990.但是,在最后达成的TRIPs协议文本中,TRIPs协议专利强制许可制度的适用条件却包括“非商业性公共用途”。

2)2005年12月6日,WTO成员方同意修改TRIPs协议有关条款,并且同意将《8月30日决定》的实质内容作为TRIPs协议修正案(即《TRIPs协议修正案》)的内容纳入到TRIPs协议中,使《8月30日决定》所规定的免除WTO成员方TRIPs协议第31条第f款和第31条第h款义务的条款效力永久化。

3)2003年8月30日,在经过了两年的协商之后,WTO成员方最后通过了一项决定(即《8月30日决定》),同意免除TRIPs协议第31条第f款和第31条第h款所规定的WTO成员方义务,准许具有药品生产能力的WTO成员方通过签署强制许可措施,向那些没有或者缺乏药品生产能力的国家出口药品,以解决这些正在遭受艾滋病、肺结核、疟疾和其它传染病侵袭国家的廉价药品获取性问题。

4)超TRIPs协议是指那些确定了“比TRIPs协议中所确定知识产权保护标准更高标准”的协议,它一般以双边和区域自由贸易协定的形式表现出来。

5)非违反之诉(Non-Violation Complaints)是WTO争端解决机制中最具特色同时争议也颇多的一项制度,其现行法律依据为《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GATT1994)第23条第1款规定:“凡任何一个缔约方认为,它依本协定直接、间接预期的任何利益受到抵消或损伤,或者实现本协定的任何目的受到妨碍,而这是由于:(a)另一缔约方未履行本协定的义务;或(b)另一缔约方采取的任何措施,不论其是否与本协定相冲突;(c)存在任何其他情势,均可提出诉讼。”其中,(b)项即为“非违反之诉”。《建立WTO协定》的附件2:《关于争端解决规则与程序的谅解》(DSU)第26条明确提出了非违反之诉的概念。DSU第26条第1款对提起非违反之诉应该满足的法律条件做出了如下的表述:“如果《关税与贸易总协定》1994第23条第1款第b项规定可以适用于某一协议,那么只要一个争端当事方认为,有个成员方采取的措施,不论其是否违背已有相关协议的规定,其结果使该当事方依该相关协议直接或间接享有的任何利益受到抵消或者损伤,或者该协议任何目的的实现受到妨碍,专家组或者上诉机构就可就此做出裁决或建议”。参见孙连钟、刘秋东:《WTO争端解决机制中非违反之诉适用要件的分析》,available at http://www.mianfeilunwen.com/Jingji/guojimaoyi/38670.html.

WTO制度 篇10

一、金融服务贸易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概念

1. 金融服务贸易释义。

《服务贸易总协定》 (简称GATS) 第一条第二款规定了服务贸易的定义, 结合《服务贸易总协定》框架下的《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中第一条 (a) 5与第五条的相关内容, 金融服务贸易应指由一成员方 (参加世界贸易组织服务贸易谈判的国家和地区) 的金融服务提供者向另一成员方提供的任何金融性质的服务。金融服务包括所有保险和与保险相关的服务以及所有银行和其他金融服务。具体来说, 它包括以下四类形式所提供的金融服务:跨境提供 (Cross一border supply) , 境外消费 (Consumption Abroad) , 商业存在 (commercial Presence) , 及自然人移动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 。

所谓跨境提供 (Cross一border supply) , 也有人称之为过境交付, 即从一成员方境内向其他成员方境内提供金融服务。所谓境外消费 (Consumption Abroad) , 即在一成员方境内向任何其他成员方的消费者提供金融服务, 这是从提供者的角度而言的。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说, 这种服务提供方式指消费者移动到金融服务提供者所在的场所接受服务, 因此这种服务提供方式也被称之为“消费者移动”。所谓商业存在 (commercial Presence) , 即一成员的金融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商业存在提供金融服务。如在外国设立商业银行, 证券公司等在该国之外提供服务。所谓自然人移动 (Movement of Natural person) , 也有人称之为自然人存在 (Presence of Natural person) 即一成员方的服务提供者通过在任何其他成员领土内的自然人存在提供金融服务。

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释义。

对于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概念, 学者们并没有给出确切的定义。而湖南大学的刘辉煌教授认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逐步减少和消除各种金融服务的贸易限制和贸易壁垒, 使金融服务贸易活动逐步纳入自由竞争法则的轨道, 使贸易体制逐步由保护贸易体制向自由贸易体制转变的过程和状态。” (1)

二、WTO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内容

WTO要求的自由化也即是贸易自由化, 世界贸易组织的各项协议以及运行机制和目的都是为了促进贸易的自由化。《建立世界贸易组织协定》前言第三段提到“通过达成互惠互利安排, 实质性削减关税和其它贸易壁垒, 消除国际贸易关系中的歧视待遇, 从而为实现这些目标作贡献。”因此, WTO贸易自由化主要有两方面的内涵, 即是实质性削减贸易壁垒和消除国际贸易中的歧视待遇, WTO主要通过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化原则、非歧视性原则等来实现的。而这些原则和制度在金融服务贸易领域内又有着特殊的内涵。

1. 市场准入原则。

市场准入原则是GATS的基本原则, 其具体内容规定在第十六条, 指缔约方以其承诺中所列举的服务部门及市场准入条件和限制为准, 对其他缔约方开放本国的服务市场。从该条可推出:金融服务贸易市场准入的对象是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者。在GATS中, 市场准入原则是需要缔约国之间经过具体谈判后承担的义务。各缔约国就开放本国金融服务市场对开放的条件、限额和履行义务等在谈判的基础上达成一致意见, 并最终形成承诺清单。缔约国对于市场准入的限制, 除了各缔约国承诺清单明确记载的以外, 仍不得含有下列限制:限制服务提供者的数量、限制服务贸易交易金额、对服务进行数量限制、对特定服务行业雇佣人员数额的限制、对提供服务的法律实体组成类型的限制、对外资份额的限制等。

2. 国民待遇原则。

国民待遇原则又称平等对待原则, 具体指一个国家给予在其境内的外国公民、企业民事权利方面与其国内公民、企业一样享有同等待遇。具体到金融服务贸易领域, 国民待遇原则是指每一缔约方在其承担义务清单所列开放的服务部门中, 给予其他缔约方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不得低于给予本国相同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国民待遇原则与市场准入之间紧密结合在一起, 它们实质上决定着一国的金融服务贸易市场是否要进行自由化和如何实现自由化, 并共同构成了一国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核心内容。当然, 市场准入和国民待遇的区别在于, 进入一国金融服务贸易市场是享受国民待遇的前提条件;而享受与本国相同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待遇又是市场准入的保证和最终目的。

3. 最惠国待遇原则。

最惠国待遇原则是GATS的最基本原则之一。它主要是指:有关服务贸易总协定涵盖的任何措施, 每一缔约方对于给予任何其他缔约方的服务或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应立即和无条件地给予其他任何缔约方同类服务和服务提供者。GATS第一次以国际多边协议的形式将其引入服务贸易领域, 并将无条件的最惠国待遇原则作为其首要原则。在国际金融服务贸易领域, 根据GATS第二条的规定, 最惠国待遇的受惠对象不仅包括金融服务, 还包括金融服务的提供者, GATS的各成员不得在其他成员方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者之间实行差别待遇, 并必须将其给予任何其他国家或地区 (成员方或非成员方) 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立即且无条件地给予所有成员方的相同的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的提供者。服务贸易领域中的最惠国待遇原则具有如下的特点:首先, 平等性, 即任何一个缔约方的身份是双重的, 既有可能是给惠方也有可能是受惠方。其次, 自动性, 它体现在GATS第二条中“立即和无条件”一词上, 当一缔约国给予第三方的优惠大于其他缔约方现在所享有的优惠时, 根据最惠国待遇的这一特性, 其他缔约方就自动地享有了这种优惠。将最惠国待遇原则应用于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当中, 即指每成员方给任何其他国家的金融服务和金融服务提供者的待遇, 应立即无条件地以不低于前述待遇给予其他任何成员方相同的金融服务或金融服务提供者。这就意味着, 一国针对不同的国家, 其设置的金融业准入障碍是同等水平的, 不允许存在针对特定国家设置特别严格的障碍。 (2)

4. 透明度原则。

透明度原则是指世界贸易组织的成员应公布其所制定和实施的与贸易有关的法律、法规、政策和做法以及有关的变化情况, 不公布的不得实施。同时, 还应将这些法律法规、政策和做法以及有关的变化情况通知世界贸易组织。由于金融服务贸易和货物贸易相比, 具有明显的无形性和不易储存性, 因此, 与货物贸易中大量的关税壁垒与数量限制相比, 各国对金融服务贸易的管制都往往通过制定一系列的国内法律法规来进行。通常说来, 关税是相对透明的, 而非关税壁垒性质的国内法规则就带有很大的隐蔽性。因此, 国内法律法规的透明对于国外金融服务提供者而言, 意义特别重大。透明度原则规定于GATS第三条, 根据该条的规定:除非在紧急情况下, 每一缔约方必须将影响服务贸易总协定实施的有关法律、法规、行政命令及所有的其他决定、规则以及习惯做法, 无论是由中央或是地方政府作出的, 还是非政府有权制定规章的机构作出的, 都应最迟在它们生效以前予以公布;任何缔约方也必须公布其签字参加的所有有关影响服务贸易的其他国际协定, 并且应在1996年底之前设立至少一个联系点, 以便为其他国家的政府和个人提供有关法律、规章和管理方面的查询。第三条还有一个附则, 该附则规定了无需公布的机密信息的范围, 即一为阻碍法律的事实或违背公共利益的信息, 二为损害公司企业合法商业利益的机密信息。在透明度原则之下, 各国在金融服务障碍设置方面应尽可能地排除隐蔽性的金融服务贸易壁垒的存在, 尽量采取法制化透明化的做法。用法律、法规和措施等对其公开, 从而使外国金融服务提供者得以对该国金融市场的准入、运营条件、审慎型经营规则等情况有一清晰的了解。

三、WTO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法律框架

WTO金融服务贸易法律制度和框架如下:

1.《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

《关于金融服务的附件》包含了调整金融服务的重要原则, 其重要意义首先在于将金融服务贸易的调整纳入GATs框架, 并对GATs在金融服务领域适用涉及的重要概念、规则作出解释。其次是确定了GATs所调整的金融服务范围, 将银行、证券、保险服务都纳入了多边贸易规则管辖。第三是允许各成员为维护国内金融稳定而采取审慎措施。

2.《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

《关于金融服务承诺的谅解》 (简称“谅解协议”) , 该协议事实上是由参加金融服务贸易谈判的各方同意接受的专门适用于金融服务贸易的一般规则。它包含了比GATs第三部分要求更多的市场开放义务。其实施不得与GATs条款相冲突, 不得损害与乌拉圭回合谈判参加各方以GATs第三部分的方式作出具体承诺的权利, 即各成员方有权选择以GATs第三部分而不是以谅解协议为基础做出具体承诺, 不必承担更高水平的市场开放义务。这说明谅解协议也是解释各方金融服务具体承诺的法律依据。

3.《关于金融服务的第二附件》。

《关于金融服务的第二附件》是不具有一般行为规则性质的技术性规定。实质内容是授予谈判各方在WTO协定生效后第4个月开始的60天内, 修改和撤销列入其减让表的有关金融服务的全部或部分具体承诺, 其目的是阻止一些国家搭便车 (free-rider) 和作出过多最惠国待遇保留。

4.《全球金融服务协议》。

1997年12月13日, 达成的《金融服务协议》, 对金融市场开放提出了具体要求:各缔约方允许外国在国内建立金融服务公司, 并按竞争原则运作;外国公司享受同国内公司同等的进入市场的权利;取消跨境服务的限制;允许外国资本在投资项目中的比例超过50%。同时, 该协议确定了金融服务的范围。

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中的金融监管

1. 金融监管的定义。

所谓金融监管是“金融监督和金融管理的复合称谓”, 是金融主管当局依法利用行政权力对金融机构和金融活动实施规制和约束, 促使其依法稳健运行的一系列行为的总称, 主要包括以下三方面的内容:一是对金融机构设置、撤并和终止的管理, 包括审核金融机构设置的申请, 对金融机构变更、终止的审批等;二是监督检查金融机构的业务活动, 主要检查金融机构是否执行国家的金融法律法规, 是否违反先行金融管理规章制度, 资金来源和运用是否合法, 内部管理制度是否健全等;三是对出现问题机构的处理以及化解风险的措施, 包括对金融违法行为的处罚, 对个别发生信用危机的金融机构的接管与救助等。 (3)

2.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加强了国际监管的必要性。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可以提高金融服务业的服务质量, 增进金融机构的有效性和稳定性, 它有效地改进了国际融资源配置, 是经济全球化下金融服务业发展的重要动力。但无论对哪个国家而言,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都是一柄双刃剑, 因为它在带来金融服务业有效发展的同时又总是与金融风险相伴相随。金融风险是指金融主体在从事金融活动时面临损益的可能性。随着现代社会科学技术日益先进和复杂, 知识专门化程度越来越高, 国际游资和虚拟资本急剧扩张, 加之全球金融业务的自由化程度日益提高, 使金融风险的突发性显得空前的突出。特别是由美国次贷危机所引发全球性经济危机, 更是提供了实证。而各个国家的单独的监管已经力不从心, 所以加强金融国际监管势在必行。

3. 金融国际监管的主体。

由于金融业在国民经济中的特殊地位, 各个国家都认为对金融业的监管是各国主权范围内的事情。同时, 世界贸易组织也把对金融业的监管交给各国政府来处理, 甚至各成员方为采取审慎措施, 可以不履行世界贸易组织的某些义务。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没有能力采取强有力措施监管各国国内的金融业。巴塞尔委员会能够制定出监管的规则, 也没有强制执行的效力。因而, 世界上并没有形成对金融业国际监管的统一主体, 监管的主体仍然是各国政府。笔者认为, 在金融危机肆虐的情况下, 为长远考虑需要建立一个常设机构, 就像世界贸易组织一样, 能够有强有力的保障, 加强对金融业的国际监管。

4. 金融国际监管的原则。

在现有国际体系下, 并没有形成国际监管的原则。笔者从20国际集团为应对经济危机于2008年11月15日在华盛顿发表的共同宣言中, 得到启示, (4) 认为, 金融国际监管应该具有以下几个原则:1、信息国际共享原则。由于金融市场的高度国际化, 各种危机的传播具有前所未有的迅速性。因而, 国际间必须及时通报信息, 已达到及时防范金融风险的目的。 (2) 国际合作原则。国际合作原则要求国家和区域性监管机构在遵循一致性原则基础上制定规章以及其他措施。监管机构将加强他们同金融市场所有层面的协调和合作。 (3) 加强监管与促进市场自由原则。自由市场原则包括法制、尊重私有财产、开放的贸易和投资、竞争市场和受到有效监管并且有效率的金融系统。这些原则对消除全球贫穷, 提高了全球生活标准, 促进经济增长和繁荣是必须的, 因此对金融业的监管不能违反促进市场自由的原则, 造成对金融业的过度管制。

五、结语

美国次贷危机引起的全球金融海啸, 继而引发全球经济危机。究其原因是美国政府对金融业采取了过度自由的政策, 促使金融机构缺乏监管, 过度放贷, 以及大量投机行为的出现所致。而由金融服务自由化导致的金融全球化加快了危机的传播。此时, 各国纷纷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金融业的监管, 这是很有必要的。然而, 各国在救经济过程中, 造成了贸易保护主义的抬头, 造成了对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的阻碍。因此, 我们在加强金融监管的同时, 要促进贸易的合理自由化, 特别是金融贸易的合理自由化, 以达到解决全球贫困, 实现人类共同幸福的目的。

摘要：WTO金融服务贸易和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有着特定的内涵, 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原则包括市场准入原则、国民待遇原则、最惠国待遇原则、透明度原则等。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促进了全球经济繁荣, 同时也带来了巨大风险。在当前经济危机下, 既要加强金融监管又要促进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

关键词：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金融监管

参考文献

[1]刘辉煌.论国际金融服务贸易自由化.湖南商学院学报, 第8卷第2期

[2]崔健.国际金融服务贸易壁垒比较研究——以中国银行业的国际化为中心.武汉大学硕士学位论文

[3]韩汉君, 王振富, 丁忠明.金融监管.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2003